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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范文1
作者簡介：何俊(1973－)，男，浙江嘉興人，經濟學博士，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世界經濟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2－0057－03 收稿日期：2006－12－25
一、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
2005年中國(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區和臺灣省，下同)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部分)凈額(以下簡稱流量)122．6億美元，同比增長123％，其中：新增股本投資38億美元，當期利潤再投資32億美元，其他投資52．6億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以下簡稱存量)572億美元。以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全球的流量、存量為基期進行測算，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
事實上，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首次超過100億美元。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占到當年流量的一半；境內投資主體對境外企業的貸款形成的其他投資在直接投資中占43％；以投資控股為主的商務服務業投資占當年流量的四成；地方的投資流量較上年增長一倍多。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規模繼續放大，投資分布的國家(地區)更為廣泛；從存量的構成上看，利潤再投資所占比重最大；從行業分布情況看，商務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占到投資存量的一半；我國在亞洲、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存量占到九成；中央企業的投資存量占81．8％，地方的投資規模及所占比重均有所增加。
此外，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特點突出，表現為投資主體多元化格局：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超過國有企業躍居投資主體首位，國有企業占境內投資主體的比重由上年的35％降至29％，而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為32％，比上年增加了4個百分點。從境內投資主體的行業分布看，制造業占到投資主體總數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服裝、鞋、帽制造業，紡織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醫藥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等。截至2005年底，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63個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572億美元。從境外企業的分布情況看，亞洲、歐洲地區投資覆蓋率分別達到93％和85％。從境外企業的行業分布情況看，制造業占境外企業總數的34．7％，批發和零售業占17．5％、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17．5％，建筑業占7．6％(人民網，2005)。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
導致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出現快速增長的動因是什么呢?本文認為，這與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加劇相關。
20世紀末的最后10多年，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愈發明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新的動因，這與傳統的跨國公司FDI動因有著很大的不同，是對傳統跨國公司FDI理論的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跨國公司及其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普遍關注。他們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提出了許多觀點各異的跨國公司FDI理論。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海默(1960)的壟斷優勢理論、弗農的產品周期理論、尼克博克的寡占反應理論、巴克萊的內部化理論、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等。這些跨國公司FDI理論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是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特別是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包括我國在內的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到對外直接投資的行列中，并且呈現出迅速增長之勢：1981～1985年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僅占世界FDI總額的2．2％，但到了1993年，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到了7．2％，其絕對數量的增長更可觀，在1981～1985年期間平均每年只有10億美元，而到1993年已高達140億美元。2005年，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更是達到了創紀錄的1200億美元(unctad．org網，2006)。上述傳統FDI理論對于大批涌現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特別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的動因無法解釋。本文認為，傳統理論所依據的環境背景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類社會經濟狀況。而這種狀況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幾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表現在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加劇。伴隨著這種變化，企業戰略環境也相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巨變必然對現有的跨國公司FDI理論提出眾多挑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是為了獲取技術和融入全球供應鏈。
1．獲取技術。對外直接投資的傳統理論認為，企業只有具備了壟斷優勢，才具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我國大多數企業不具有壟斷優勢，在技術上往往處于劣勢，屬于技術后進國。我國企業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主要動因就是為了獲取技術，加速技術累積的速度和動態效果，從而獲取壟斷優勢。
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依賴于這樣一些條件：某技術先進國擁有生產x所必需的先進技術(或管理技能)T，這是因為技術先進國具有產生T的R&D環境；某技術后進國擁有生產X所需要的某種重要要素L。假設：(1)技術或管理技能T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技術先進國向技術后進國許可并由技術后進國組合T、L進行生產的方式被排除；(2)技術先進國企業到技術后進國從事FDI的可能，因跨國成本高(含跨越“國界”成本和技術內部轉移成本)和害怕引出潛在競爭者，而被排除；(3)技術后進國為得到T，可到技術先進國從事獲取技術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即在當地雇傭工程師、收集信息、設計和開發技術或管理技能T1。
上文證明了技術后進國(多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是現實的，強調了技術后進國是可以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有所作為的，而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外來直接投資。事實上，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實踐中也完全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迅猛增長的現實情況，特別是對當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具有特別重要的指導意義。由于在技術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國企業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不利地位：
國外跨國公司成為技術標準的制定者，而國內企業被迫成為技術標準接受者。因此，與世界級的大公司相比，我國企業最為突出的缺陷正是缺乏核心技術，大部分企業仍處于技術模仿階段，不能自主開發出引導市場需求、領先于同行業的核心技術和核心產品。而出于保持與增強壟斷優勢的需要，跨國公司無論在技術轉讓還是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對關鍵技術都十分敏感，避免技術擴散，增強競爭對手能力。因此，我國企業也很難通過技術引進或引進外資的方式吸收國外先進技術。正因如此，我國企業要想獲取技術這一產業競爭中最為關鍵的戰略要素，在強調“自主創新”的同時，也應當積極主動利用“走出去”獲取技術，即開展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最大化地利用發達國家技術集聚地的外溢效應，并將海外研發機構的研究成果在國內迅速轉化、投入生產，使“新型工業化”道路盡快實現“研發在外、應用在內”的格局。我國企業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在發達國家并購高新技術企業、跨國公司的研發部門，或者與當地擁有先進技術的高技術企業合資設立新技術開發公司，雇傭當地工程師、科研人員、管理人員和熟練工人，利用當地的先進設備，可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國外“硅谷”技術集聚所產生的外溢效應；同時，海外研發機構更能將大量技術信息及時、準確、直接地傳遞到國內公司總部，有助于我國企業及時了解世界前沿技術動態，調整企業技術研發方向。以獲取技術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提升我國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同時，更能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增長，從而形成良性互動，加速我國經濟的發展。
實際上，我國企業實施以獲取技術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至今已有十余年歷史。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企業開始逐步到發達國家設立研發型企業，成為中國以技術獲取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先驅者。以上海復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例，1991年2月，該公司與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IDO)合資成立上海中和軟件有限公司，同時在東京成立研發公司――中和軟件株式會社東京支社；1994年3月復華實業全額投資成立美國環球控制系統有限公司，致力于開發與生產UPS產品并將先進技術轉移到國內，加速國內產品的更新換代。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大量以獲取技術為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家電、IT等行業。家電行業方面，1998年格蘭仕集團投資1億元進行自主技術開發，并在美國建立研發機構。1999年3月，格蘭仕北美分公司成立，同時成立美國微波爐研究所。隨后，格蘭仕向市場推出了自主開發的上百種新型微波爐。格蘭仕集團在技術開發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使其微波爐產品在擁有無可比擬的規模經濟優勢的同時，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技術含量和一流品質；康佳集團1998年3月開始研究開發高清晰度數字電視，7月在美國硅谷正式成立由康佳美國分公司控股的康盛實驗室，只用短短8個月時間就在其美國硅谷實驗室里成功研制出第一臺高清晰度數字電視，其性能與國際大公司的產品相比毫不遜色；2000年，長虹與世界知名跨國公司組建九大聯合實驗室(長虹一微軟聯合實驗室)；IT行業方面：2002年，首信集團在美國新澤西州投資組建的Mobicom公司，作為首信集團的海外研發機構，以跟蹤世界最新數字技術和移動通信終端技術；華為集團不僅與摩托羅拉、IBM、英特爾、ALTERA、SUN等世界一流企業成立聯合實驗室，廣泛開展技術與市場方面的合作，而且還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海外設立了美國硅谷研究所、美國達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羅斯研究所等5個研究所。2001年華為印度研究所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得CMM四級國際認證的軟件研究開發機構；聯想集團則已建成全球化研發網絡，這一網絡以香港為軸心，橫跨北京、深圳、美國硅谷。其中，美國硅谷是技術情報站，及時監控和反饋世界計算機市場的最新技術動態和商業動態。香港承擔主板等新產品的開發和中試；深圳直接為香港中心服務，其主要職責是降低人員開支；北京研發中心承擔質量評測、整機開發、漢字系統開發等功能。在這一國際化研發體系支撐下，聯想在中國以至世界計算機行業確立了強者地位，
2．融入全球供應鏈。傳統跨國公司FDI理論認為，企業的跨國發展與國內市場發展相比，面臨著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企業跨國經營的必要條件是具備某種競爭者所沒有的優勢，這是傳統跨國公司FDI理論分析的出發點。其實，這里有一個隱含的前提條件，即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非全球化的條件下，絕大多數的企業在各自的國內市場里可以生存與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并非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在非全球化時期里，對外直接投資只是企業成長的一種特殊形式。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必須做好全球競爭的準備，成為全球供應鏈中的一環是中國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事實上，全球供應鏈的概念是隨著跨國公司全球化業務拓展而產生的，是研究如何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供應鏈優化的問題。以在華跨國公司為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其全球供應鏈延伸到中國，在中國建立新的大規模生產基地、設立新的合資公司及銷售網絡，以期降低其運營成本、更貼近消費者，并提高市場份額。舉例來說，進軍中國市場較早的摩托羅拉和愛立信公司，在把整機帶入中國的同時，也發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既有國有企業，也有國外知名企業在華投資建立的合資企業。2000年摩托羅拉在華采購金額達到了5億元人民幣，2004年達到120億元。摩托羅拉產品在中國采購的零部件比例高達65％，有700家供應商。同樣，愛立信公司在中國也有24個辦事處、9家合資企業和4家獨資企業。中國已經成為愛立信全球四大供貨基地之一，設在南京和北京的兩家合資公司生產的產品不僅提供給中國市場，也提供給亞洲乃至全球其他客戶?？鐕镜某霈F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標志之一?？鐕驹谌蚍秶鷥冗M行生產、采購和銷售，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國公司的供應鏈延伸至全球每個角落。在此背景下，中國企業不能等待觀望，而要積極參與，爭取盡早融入到全球供應鏈的環節中去，這是經濟全球化對中國企業提出的客觀要求，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使中國企業盡快融入全球供應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制造的商品隨處可見，但這些貼著中國制造標簽的商品大多是通過中間商賣到國外的，利潤的大部分都被中間商占去了，中國企業只能掙些微薄的利潤。隨著近年來中國商品競爭力的大幅提高，中國企業要更好的生存和發展就必須直接把商品賣給國外消費者，而融入全球供應鏈是必然的選擇。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都要在全球范圍進行原料采購、產品生產和銷售，這就形成了一條穩定的國際供應鏈。這些跨國公司每年的采購額十分可觀，而且一旦選定供應商就輕易不會變動?？蛻舨环€定、訂單不穩定一直是中國許多企業面臨的難題，這些企業不得不按照中間商的指令進行生產，企業成了中間商的“打工仔”。如果能夠進入全球供應鏈，就相當于獲得了穩定的銷售渠道，就可以擺脫中間商的控制。中國企業在設備、技術、人力資源、經濟環境等指標上都相當不錯，完全有條件進入全球供應鏈。隨著中國企業的不斷壯大，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成為跨國公司，中國企業不僅能成為全球供應鏈中的一環，而且還能成為新一代的全球供應鏈的“鏈主”，而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使中國企業盡快融入全球供應鏈之中?？傊?，融入全球供應鏈是中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又一主要動因。
事實上，一些發展壯大了的中國企業為了積極融入全球供應鏈已經開始實施“走出去”戰略。他們制定了國際化戰略，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開拓全球市場。在實踐中，我國的寶鋼公司在打造全球供應鏈方面頗為成功。寶鋼生產鋼鐵所需的原材料，絕大部分必須依靠進口。這一點使寶鋼較早地考慮了原材料的供應問題，在采購上采取戰略供應鏈方式以及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最近幾年，寶鋼相繼與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亞哈默斯利公司等合資辦礦，確保了資源的長期穩定供給，并與多家世界知名船東簽訂長期運輸協議，確保了原料資源的穩定供應，保障了運輸能力。2004年，寶鋼決定對外直接投資80億美元在巴西建設一個鋼鐵廠，產品主要為當地汽車工業服務。這一計劃吸引了巴西淡水河谷礦業公司、法國鋼鐵集團阿賽洛的參與，是迄今我國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之一(柯兆發，2005)。寶鋼此舉不但進一步鞏固了與國際礦業巨頭和鋼鐵巨頭的戰略聯盟，也直接嵌入了美資巨頭主導的全球汽車供應鏈條之中。隨著中國企業的不斷壯大，以融入全球供應鏈為主要動因的對外直接投資會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所采用。
可見，在全球化背景下獲取技術和融入全球供應鏈已經成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我國企業要善于利用當前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尋找合適的切入點，物色良好的合作伙伴，更為大膽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獲取先進技術，盡早融入全球供應鏈之中，使中國不僅成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國家之一，也必將成為全球FDI來源大國之一。
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范文2
近20年來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呈高速增長態勢。然而，進入2001年以后，由于新經濟泡沫在美國的破滅，美國經濟出現持續的衰退，并影響到西歐和日本，尤其是在“9·11”事件后，美國經濟不僅復興無望，反而雪上加霜，全球性經濟衰退也進一步加劇，外國直接投資也由此出現了大幅下降的局面。根據聯合國2001年9月18日發表的《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預計全年投資將下跌到7600億美元，跌幅近1/3.
在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出現的最大特點就是，發達國家和地區不僅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主角。自外國直接投資產生伊始，發達國家和地區就是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角。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發展中國家在外國直接投資發展中地位一度有所提高，1993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占全球的比重在達到了16.1%，對外直接投資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在1994年達到了39.9%.然而，20世紀90年代后期，這一趨勢卻又急轉直下，發達國家重新占據主導地位。
統計數字表明，1995 - 200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自3058億美元增加到10463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由2034億美元增加到10052億美元，分別增加了242.2%和336.3%，都超過了同期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的速度。結果，發達國家占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就明顯提高了，其中，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由86.1%提高到了91.0%，對外直接投資流入由61.4%提高到了79.1%.相比之下，同期發展中國家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就明顯下降了，其中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由13.8%下降到了8.6% （1998年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曾下降為4.8%），對外直接投資流入由34.2%下降到了18.9% （1996年曾回升為38.4%）。
外國直接投資發展的另一個特點是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投資非?；钴S。1995 - 1999年，美國和西歐的相互投資由840億美元增加到2863億美元，增加了240.8%.其中，美國對歐盟的投資由488億美元增加到582億美元，歐盟對美國的投資由351億美元增加到2281億美元，分別增加了19.3%和549.9%.由于美國和歐盟間相互投資的迅速增加，其相互投資占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按對內直接投資額計），就由1995年的25.3%提高到了1999年的33.1%.另外，歐盟各國間的相互投資也非?；钴S，1999年達到了3180億歐元， 2000年又達到了4360億歐元，約相當于1995年630億歐元的6.9倍，占歐盟對內直接投資的60%以上。
二、中國面臨的新課題
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表明了經濟全球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不僅意味著世界已從過去的貿易市場一體化發展到金融一體化、市場一體化和生產一體化階段，世界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資源配置方式和經濟增長方式也隨之急劇變化，傳統上的“國界”對經濟分割和屏蔽作用不斷弱化，整個人類的生產效率獲得了提高。
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新特點表明了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是資本流動的目的所在。資本追求利潤的本質決定了資本必然在最大范圍內流動，尋求增值的最大化。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加強市場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的競爭帶來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國際并購、重組愈發活躍，迭起。國際直接投資之所以出現向發達國家和地區傾斜的趨勢，其根本原因在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具有成熟的技術優勢、廣闊的市場優勢和完善的投資環境優勢等，資本流向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有效地分散和化解風險，并取得最大的經濟利益。
改革開放20多年，我國對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很快，2002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500億美元，但對外直接投資相對緩慢。經濟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以及中國加入WTO為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準備了契機，也提出了挑戰。
1、伴隨經濟金融全球化而來的是對經濟金融管制的不斷放松
貿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金融業務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等，以及信息技術的革命將把我國置于更加廣闊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國必須參與到日益深化的國際分工與合作之中去。換句話說，經濟金融的全球化為中國積極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提出了客觀壓力。與此同時，經濟金融的全球化又意味著全球性經濟金融風險的大大增強。不僅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態勢和經濟結構調整會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與結構調整也會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沖擊和影響。這無疑使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因素極大地增加。
2、中國加入WTO要求中國必須積極主動地“走出去”
中國已經加入WT0，根據中國與WTO各成員國達成的一系列的協議，中國必須按照世貿組織體制的要求修改規則、開放市場，允許其他成員的商品、資金、技術進入，展開競爭，優勝劣汰。
也就是說，中國市場將成為世界市場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不僅將大大改善我國企業的外部環境，市場開放也使國內市場面臨更激烈的競爭。我國企業不出國門，就將同國外產品和企業短兵相接。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即便是采取關稅保護的產業，外國競爭企業同樣可以用到中國投資設廠的辦法繞過這些壁壘。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中，沒有什么市場面對外國競爭者是絕對安全的。因此，中國加入WTO標志著中國企業的全球競爭時代已經到來。
經濟全球化時代要求企業經營者具有全球眼光，實現經營思想和經營理念的徹底轉，積極主動地“走出去”，利用兩種資源（自然資源和技術資源），開拓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在國際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那么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發展的新特點要求我們認真思考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目的、“走出去”的方式、“走出去”的戰略等等。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對策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起步于1979年，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中型生產企業、中央和地方的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及綜合經營類企業、甚至民營企業也加入對外投資的行列。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01年9月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包括貿易與非貿易企業累計為6513家，協議投資額117.95億美元，中方協議投資額79.03億美元。在經濟金融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下，我們應該因應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新變化，采取各種措施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1、我們應該明確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在于獲取經濟利益這一觀念
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就是要“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通過在國際市場范圍內有效地配置資源，從而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僅僅要獲取微觀經濟利益，還必須兼顧宏觀經濟利益。一方面，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服從和服務于中國的國家經濟安全。不僅要著眼于當前的投資利潤，還要著眼于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安全，抓住機遇，更多地投資海外，開發和利用國外資源，尤其是要注意石油、銅礦、鐵礦、森林、橡膠等中國十分缺乏但卻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物資的儲備；另一方面，“走出去”要符合國家的產業發展需要。中國有一些行業，近幾年通過技術引進和技術開發，形成了大量有較高技術水平的生產能力，但由于國內生產能力總量大大超過需求。
2、我們應該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從而培育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經濟主體
跨國企業是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微觀經濟主休。這主體健全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所能獲得的經濟利益的水平。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數仍然是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一方面，“定指標”、“下計劃”式的發展思路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雖然經過多年的改革，許多企業的機制已經發生轉變，但“預算軟約束”問題然存在，爭投資、爭項目、輕效益、輕風險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對于那些體制不順、機制不活、管理松懈、國有資產監管不到位、缺乏內在發展動力的企業來說，進行境外投資，很有可能成為國有資產流失和損失的新渠道。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微觀因素即企業自身的特點是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只有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實現轉機建制，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企業才會有長期不懈的“走出去”的內在激勵和自我約束機制。在目前的條件下，可以鼓勵民營企業積極走出去，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范文3
1 后危機時代世界投資概述
經濟危機來襲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7-2009年的衰退期，第二階段為2010-2012年的緩慢恢復期（見圖1）。2007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為2.1萬億美元，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2008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急劇下降15%，滑落至1.77萬億美元。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拖累，其影響對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加劇，最終2009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跌入低谷，大幅降落至1.1萬億美元。隨后由于各國相繼推出經濟刺激政策，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開始緩慢復蘇，201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小幅回升5%，達到1.3萬億美元；但仍比危機前的均值低15%左右，比2007年時的最高值減少近37%。2011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增長了16%，達到1.53萬億美元，首次超過2005-2007年危機前的水平。由于全球經濟的脆弱性跟政策的不穩定性，2012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下降18%，降至1.35萬億美元。如圖1所示。
2008年：在經濟危機陰影的籠罩下，外國直接投資有所倒退
2008年全球FDI流入量也縮水為1.77萬億美元，比2007年下降了14.5%。2008年全球跨國并購交易額比2007年的1.69萬億美元減少了29.1%，為1.21萬億美元。受本次危機的直接影響，2008年全球跨國并購交易額比2007年下降了35%。這也是造成全球FDI流量下降的又一重要原因。
2009年：低碳經濟投資的興起
2009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1.1萬億美元，較2008年下降43%。其中，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連續第二年大幅下降，降幅達48%。2009年，全球FDI流入量和流出量分別下降了37%和43%?？鐕痉矫?，它們開始在全球積極開展低碳投資。聯合國毛發組織估計，2009年僅流入三個主要低碳行業（可再生能源領域、循環再利用領域和與環保技術有關的產品制造領域）的低碳FDI就達到了900億美元，占到全球FDI流入量的10%左右?？鐕吞纪顿Y已經形成了相當的規模，隨著世界經濟系向低碳經濟轉變，其潛力將不可限量。
2010年：全球直接投資復蘇勢頭增強，但前景不容樂觀
201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小幅回升5%，達到1.24萬億美元；但仍比危機前的均值低15%左右，比2007年時的最高值減少近37%。新興經濟體成為直接投資的新力量。然而，危機后的商業環境仍然具有許多不確定性。全球經濟治理的不可預測性、可能蔓延的債務危機，一些發達國家財政和金融部門的失衡，以及通貨膨脹上升和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過熱的跡象等危險因素，都有可能影響直接投資的恢復。
2011年：全球對外投資增勢放緩，各國投資政策呈現雙向調整趨勢
2011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直接外資）流入量仍然增長了16%，首次超過2005-2007年危機前的水平，達到了1.53萬億美元。其中流入發達國家的直接外資增長了21%，達到7480億美元。在發展中國家，直接外資增長了11%，創紀錄地達到6840億美元。轉型經濟體的直接外資增長25%，達920億美元。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分別占全球直接外資總量的45%和6%。2011年財富基金累計直接外資達1250億美元，其中約四分之一是在發展中國家。財富基金顯示出巨大的發展潛力。
2012年：復蘇勢頭瓦解，經濟不確定性加劇
2012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18%，為1.35萬億美元。2012年發展中國家吸收的對外直接投資首次超過發達國家，達到了7030億美元占全球FDI流入量的52%。二者相差1420億美元。2012年流入發達經濟體的FDI下降了32%，為5610億美元。歐洲和北美地區的FDI流入量均有所減少，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不例外。僅歐盟減少的流入量就相當于全球下跌總量的三分之二。不過，流入日本的FDI從連續兩年的負流量轉為正值。
2 地區發展趨勢
2.1 2007-2009年：衰退期各地區投資發展趨勢
1）非洲。盡管全球遭遇金融和經濟危機，但是2008年非洲的直接外資流入量高達880億美元，再創歷史紀錄。這使該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達到5110億美元。除北非外，2008年非洲所有次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均有所上升。雖然南部非洲吸引了近三分之一的投資流入量，但是西非國家的投資流入量增幅最大（63%）。
2009年流向非洲的直接外資量降至590億美元。比2008年下降了19%，整個非洲的外向投資收縮了一半，降至50億美元。2009年南部非洲的流出量擴大到16億美元，這靠的是南非投資的拉動，北非仍然是該區域對外投資的最大來源，占總額的50%以上。
2）亞洲。2008年，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繼續強勁增長（增長17%），達到3000億美元的新高。其中南亞增長49%、東亞增長24%、東南亞下降14%，三個地區的投資流入量分別為510億美元、1870億美元和600億美元。2008年，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外向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了7%，達到1860億美元。2008年，西亞的對外直接投資減少30%，為340億美元，投資減幅最大的國家是沙特阿拉伯（從130億美元降至10億美元）和卡塔爾（從53億美元降至24億美元）。
2009年，對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直接外資流量經歷了自2001年來最大的下滑，該區域流入量下跌近17%，降至2330億美元。流出該區域的投資總量下降8%，降至1530億美元，跨界并購減少44%。
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2008年上升了13%，達1440億美元。各次區域的增長分布不均：南美洲增長了29%，中美洲和加勒比的投資流入降低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對外直接投資2008年上升了22%，達630億美元。
2009年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直接外資跌至1170億美元，比2008年的水平下降了36%。雖然巴西的內向投資收縮了42%，受影響程度超過整個區域，但該國仍然是最大的直接外資接受國。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流出的直接外資從1991-2000年間的年均150億美元躍至2003-2009年間的年均480億美元。
4）東南歐和獨聯體。2008年，東南歐和獨聯體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連續第八年增長，達到114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但該區域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仍然分布不均，三個國家（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占該區域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總量的84%。
在連續8年增長之后，2009年流入東南歐和獨聯體的直接外資量銳減至699億美元，比2008年下降了43%。2009年，流入這兩個分區域的直接外資量都出現下降，但東南歐流入量的下降幅度不及獨聯體。
2.2 2010-2011年：恢復期各地區投資發展趨勢
1）非洲。2010年，非洲直接外資流入量下降了9%，為550億美元，在全球直接外資流入總量中的份額由2009年的5.1%降至2010年的4.4%。
2011年非洲的直接外資總量降至427億美元。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流入量從2010年的290億美元恢復至2011年的370億美元，堪比2008年的峰值水平。流向南非的直接外資反彈，使復蘇更加強勁。
2）亞洲。2010年，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流入量總體上升了24%，達到3000億美元。然而，三個次區域的變化趨勢大相徑庭：東盟的流入量翻了一番以上；東亞的流入量增長了17%；南亞的直接外資流入量減少了四分之一。2010年，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直接外資流出量增長了20%，升至約2320億美元。
2011年該區域直接外資總流入量達3360億美元，占全球流入量的22%。東南亞流入量為1170億美元，增長26%，增速依然領先于東亞，不過東亞在流入量上仍占主導，為2190億美元，增長9%。東亞的直接外資流出量下滑9%，降至1800億美元，而東南亞的直接外資流出量則增長36%，達600億美元。
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01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區域的直接外資流入量上升了13%。南美漲幅最大，達到56%，巴西的表現尤為突出。201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區域的直接外資流出量上升了6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011年的直接外資流入量增長了16%，達2170億美元，主要是流向南美的資金量（增長34%）增加驅動的。該區域的直接外資流出量就起伏不定。2009年下降44%，隨后2010增長121%，而在2011年又下降17%。
4）東南歐和獨聯體。2010年轉型期經濟體的直接外資流入量出現小幅下滑。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的流入量略微增長了0.4%。外國投資者繼續青睞本地快速增長的消費市場，尤其是俄羅斯聯邦，其直接外資流入量上升了13%，達到410億美元。
2011年在東南歐的轉型經濟體、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和格魯吉亞，直接外資經過兩年的停滯之后有所恢復，達920億美元，主要是由跨境并購交易推動的。
3 中國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的發展情況
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產業升級，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構也發生了相應變化。由于中國東部地區生產成本上升，一些投資和生產活動從中國沿海地區遷往內陸，中、西部地區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在全國總量中的份額有所上升（從2008年的12%增長到2012年的17%）。另一方面，一些外資公司特別是服裝、鞋類等勞動密集型低端制造業，開始將生產基地遷往東南亞低收入國家。與此同時，流入高科技產業和高端制造業（如先進電子元器件生產）的外國投資快速增長。外資研發中心總數在過去五年翻了一番，在2012年底達到約1800家。中國吸收外資的質量和結構不斷改善。
隨著中國吸引外資的水平和質量不斷提高，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廣度和深度也不斷提升。中國企業成為諸多行業全球價值鏈的重要一環。中國成為通過吸引外資在全球值鏈中不斷升級，進而創造更多國內增值的成功范例之一。
但總體來看，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仍較多地集中于全球價值鏈低端和低附加值的環節，換言之，中國仍處于“微笑曲線”的中部和底部。為更有效地參與全球價值鏈競爭，中國一方面應進一步提升吸引外資的質量和水平，將外資更多地引入高端制造業以及知識、技能含量較高的服務業。另一方面，中國應積極調整原有的“走出去”模式，確立以建立中國自己的全球價值鏈為核心的對外投資戰略。這一戰略要求通過集群式投資，而非以往點式的、分散的對外投資，推動中國制造企業通過投資、貿易以及非股權模式（如合同生產等），將產業鏈延伸到海外，建立自己的區域和全球產業鏈，在全球范圍內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各地的資源。實施這個戰略的目的是建立自己的全球價值鏈和全球生產體系，由參與全球價值鏈向建立自己的區域及全球價值鏈轉變，進而提高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優勢，并推動國內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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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范文4
1、我國商品出口所受到的限制要求發展對外直接投資
近年我國商品的山口在世界市場經常受到反傾銷、技術努壁壘以及綠色壁壘等等貿易利非貿易性壁壘的限制，嚴重阻礙了山口的進――步增長。據外經貿部統計，從1979年起，我國的糖精遭到當時的歐共體立案反傾銷，到2002年9月30日，全球共有33個國家發起了對我國的反傾銷利保障措施案件，共54l起，其中反傾銷案件500起，保障措施案件4l起。共涉及山口額達160.5億美元。反傾銷案件之多位居全球之首。技術性貿易壁壘也嚴重影響了我國出口的發展，抽樣凋查表明，2002年，我國有71％的山口企業、39％的出口產品受到技術壁壘的限制。加入WTO后，綠色壁壘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比加入世貿組織前更為嚴重。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利地區對中國的出口商品制定了更加嚴格的技術標準。
面對這樣的山口形勢，再想通過擴人山口米拉動經濟增長，搶占國外市場是困難重重，舉步維艱廠。而國防際直接投資就可以克服這些限制利弊端。
2、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緩解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壓力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特別是外貿出口的增加以及我國一直以米吸引國外投資的開放
政策，使得我國的國際收支呈現山經常項目利資本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局面。資料顯示，我國國家外匯儲備1980年末為13億美元，而截止到2003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己突破4000億達到4032億美元，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由此可以看出，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局面就已經初見端倪，并有不斷擴人的趨勢，尤其是近兩年，資本金融賬戶利經常賬尸的順差人幅增加，尤其是資本金融賬戶。而過多的雙順差，不僅給人民幣帶來升值的壓力從而不利于金融的穩定，也給山口增加了困難，同時大量的外匯儲備也增加了外匯風險利資金的閑置成本，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再加上人民幣升值預期卜人量的國際游資涌入國內，增加了外匯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及國際收支的進一步順差。因此我國應該盡快加人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這不僅是優化我國經濟結構的需要，也是平衡國際收支，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需要。
3、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良策
經濟全球化是人勢所趨，是每一個國家不得不重視的問題，我國也是如此。就如上海財經人學的學者程恩富、朱富強在他們的論文《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對策思路》中所說的那樣，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一種確確實實的趨勢，雖然依據“馬太效應”，它更有利于領先的國家，但全球化進程對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實際上是一個博弈的過程。人家都不加入而聯合起來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規則，固然可以得到更多的益處。但是如果一部分加入，另一部分不加入的話，則加入者可以得到更人的好處，而不加入者將受到更人的損火。既然我們無力讓人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加入，我們就應該主動及早加入，因為受損最大的將是“局外人”。
要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不僅需要我們在經濟體制、規則以及經濟制度安排上盡快與國際接軌，還要求我們積極的走山去，盡快的提高競爭力，這就需要我們擴人山口，加人國際交流，而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很好地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方式。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充分利用國際的資源和技術等優勢，不僅能夠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利先進管理經驗，利川奸全球化給我們提供的便利，還有利于開拓國外的市場，提高本國的資本收益率。所以，現階段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也是迎接經濟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4、對外直接投資是增強我國企業競爭力，搏市入世挑戰的需要
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范文5
關鍵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市場因素 資源因素 “第三國效應”
引言
經濟全球化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涉外經濟活動，改變了其空間格局：一方面，跨國公司通過對華投資重塑了中國國內的產業地理格局；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促使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其區位選擇受到全球市場、資源和戰略資產的影響。目前，關于跨國公司在中國境內投資行為及其影響的研究較為全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以下簡稱OFDI）的關注較少。但21世紀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方興未艾，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878億美元，首次成為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之一（本文中有關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存量數據均來源于2003-2012年各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不再重復標注），其投資范圍已經擴展至全球179個國家和地區。因此，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及其影響因素十分必要，有助于全面理解經濟全球化對國家涉外經濟活動的影響，為中國更好地參與國際合作分工、促進經濟發展提供政策建議。
中國作為一個新興世界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其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和資源導向特征。但是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相關研究表明，市場因素是OFDI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本文試圖探究是什么因素在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市場因素或者資源因素是否占主導地位？市場因素和資源因素在不同區域內是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不同影響？本文基于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在鄧寧國際折衷理論的框架下，探究資源因素和市場因素對于OFDI空間區位選擇的影響，并且探究不同區域內，影響OFDI空間區位選擇的因素是否存在差異。本文放松了對外投資行為發生在兩國之間的假定，考慮了“第三國效應”導致的空間依賴性，并且考慮了貿易與投資行為之間的互補或替代關系，控制了貿易因素的影響。通過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動因分析，一方面可以明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在實證上加深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解，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戰略，確定發展方向時提供一定的參考；另一方面可以在理論上豐富“第三國效應”帶來的FDI行為空間依賴性的相關研究。
文獻回顧
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一直是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課題。海默（1976）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強調企業通過具備某種壟斷優勢彌補與當地企業競爭的劣勢；而拉格曼等（1987）提出跨國投資的根本原因是通過市場內部化來克服自由貿易壁壘和知識分散風險。尼克伯格（1969）通過研究美國跨國公司國際投資行為認為防御性國際直接投資是寡頭壟斷競爭的直接結果。鄧寧（1980）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系統回答這三個問題。鄧寧認為，當企業擁有所有權優勢并可以通過內部化優勢獲得更大利益時，企業會在全球范圍內比較各國的投資條件，若國外投資更有利可圖，跨國投資才會發生。這些區位優勢包括東道國的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市場潛力、貿易壁壘、技術水平、集聚經濟以及友好的外資政策等。本文在鄧寧的理論框架下試圖探究市場因素和資源因素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同時，本文認為，由于不同地區的區位優勢存在很大不同，影響母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也存在差異。目前，鮮有研究關注不同區域內，不同因素對FDI區位選擇影響的空間差異。
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按照動機分為四種類型，Markusen（1984）提出了“水平型”FDI，通過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強調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追求更大的市場份額。Markusen的理論提出，“水平型”FDI追求的目標市場一般具有很強的貿易壁壘，或者是很低的生產成本，并且目標市場越大，越容易吸引FDI。Helpman（1984）通過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垂直型”FDI，認為FDI的區位選擇影響因素主要是東道國的勞動要素成本，在東道國生產產品并運回母國，因此東道國一般為出口導向型，并且不受到東道國市場規模的影響。隨后，FDI行為中關于“第三國效應”的研究逐漸展開。FDI行為不僅取決于東道國和投資國的特征，還存在“第三國效應”。Ekholm 等（2003）和 Yeaple（2003）提出“出口平臺型”FDI，認為跨國公司的FDI行為不僅關注東道國的市場，并且希望將在東道國生產的產品出口到第三個國家。而Baltagi等（2007）提出了的“復合垂直型”FDI認為跨國公司將自己的垂直產品鏈分散在多個國家進行生產，并將最終產品運回國內以實現最低成本。后兩種FDI類型涉及到多個東道國之間FDI行為的空間依賴性。由于FDI類型不同，“第三國效應”如何影響投資國的投資行為是復雜的。目前為止在實證方面考慮“第三國效應”的文獻較少。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中，除了傳統FDI理論視角關注的市場與成本兩大因素外，一直有學者試圖用國際貿易理論解釋外商直接投資行為。其中最著名的是Mundell（1957）提出的貿易與投資的替代模型，認為貿易和投資是相互替代的關系。Kojima（1978）提出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提出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是互補的關系。投資國通過將本國的邊際產業投資到其他國家，本國開發新技術和比較優勢，使得兩國之間的比較優勢差距擴大，從而促進對外貿易。 Pfaffermayr （1994）、 Lipsey和Ramstetter等（2003）分別實證研究了FDI與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關系。不同類型的FDI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也有所不同。對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數據分析表明“出口平臺”的不同會導致互補效應和替代效應的交互出現。因此，本文在考慮市場因素和資源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時，將貿易因素作為主要的控制變量，控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與出口貿易之間的互補性或是替代性，從而更真實的反映市場因素與資源因素如何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數據與方法
由于第三國效應的存在，設立模型時不僅要考慮中國和東道國之間的相互影響，并且要考慮第三國對于兩國的影響，因此，設立如下模型：
FDI=α1+α2Host Variables+α3 *Surrounding Potential
其中，FDI表示中國對東道國的投資額，Host Variables 表示東道國對中國對外投資的影響因素。Surrounding potential 則用于度量第三國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影響，稱為“第三國潛力”，其計算方式如下：
Surrounding Potential=W*Surrounding GDP
其中，Surrounding GDP為周圍鄰域國家或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W為空間權重矩陣，采用距離衰減的方法計算，表示如下：
其中，dij表示雙邊距離。
本文選取2010年中國對全球直接投資額作為因變量，自變量分為市場因素、資源因素和控制變量。市場因素主要選取的變量有：東道國人均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反映市場規模，人均居民最終消費支出越高，說明消費能力越強，市場規模越大，則越能吸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東道國人均GDP增長率，增長率越高，市場發展越快，市場潛力越大，越能吸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第三國市場潛力，由東道國周圍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地理加權而成，反映第三國的市場潛力，預計第三國市場潛力可以通過第三國效應對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正向影響。資源因素主要考慮勞動力資源和能源，勞動力資源選取東道國勞動力數量代表勞動力資源稟賦；東道國能源產量（千噸石油當量）則反映了東道國的能源稟賦，能源產量越高，則東道國的能源資源越豐富（見表1）。
考慮到上文所說的貿易與直接投資的替代效應，本文在控制變量中主要考慮貿易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選取東道國燃料出口額和東道國的進出口總額數據作為控制變量考察貿易對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并且通過將貿易變量與市場變量和資源變量分別交叉，考察控制貿易效應時，市場因素和資源因素對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來自于《2010年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本文剔除數據嚴重缺失和一些海島地區，共采用176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作為樣本數據。表2反映了自變量數據的統計特征。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
首先，本文考察了資源與市場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影響。本文先分別考察市場和資源的單獨影響力。隨后本文在模型中考察了“第三國效應”，驗證了貿易的替代效應，并且考察所有相關變量對于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通過回歸模型（1）和模型（3）發現，市場因素是吸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 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都會影響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為。本文中，反映市場規模的東道國人均居民最終消費支出本身不顯著，但是市場規模和貿易額的交叉項顯著，說明人均居民消費水平的上升會導致對商品的需求量增大，但是這種增大，可能會使得FDI到東道國的投資增多，但是也可能使得東道國的貿易額增大。研究結果還表明，貿易的替代效應是存在的，在貿易水平一定的情況下，人均居民消費水平的上升才會對FDI有吸引作用。而市場潛力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正向影響，東道國的GDP增長速度越快，則表明東道國是新興市場，其市場潛力越大，則越能吸引中國到東道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第三國效應并不存在”，相反，鄰國市場潛力對本國的FDI投資呈現顯著的負作用，說明鄰國與東道國市場之間存在競爭關系。即鄰國雖然具有較大的市場潛力，但是鄰國與東道國之間存在更大的貿易壁壘。中國在選擇對外投資區位時，會選擇相對市場潛力最大的一個市場，因此鄰國與東道國之間是競爭而非合作的關系。
在回歸模型（2）中，勞動力數量對于FDI的吸引為正，但是能源產量并不顯著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但是在模型（4）中，東道國燃料貿易進出口總額與能源產量的交叉項卻顯著為正。因此，勞動力資源對吸引FDI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勞動力資源越豐富的東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吸引力越強。國家能源產量和FDI的關系受到貿易的替代效應影響。能源產量越高，既可能吸引投資國到東道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獲取能源，也可能直接進行大規模的能源進出口貿易。能源進出口貿易的增加會削弱東道國對FDI的吸引力。因此，在控制了貿易水平的情況下，能源產量高的國家更加能吸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資源因素是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回歸模型（5）中，控制了貿易因素后市場規模依然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鄰國的市場潛力依然會與東道國爭奪FDI資源，阻礙東道國吸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而資源因素則全部不顯著，說明在全球尺度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時，對市場因素的考量要多于資源因素。市場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力更強，資源放在相對次要的位置。這說明之前國際社會認為中國主要進行戰略投資，以獲取資源為主的投資方式是夸大了資源因素對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力。實際上，市場仍然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額決策的主導因素。
結論
本文主要研究市場和資源如何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研究結果表明，在全球尺度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同時受到市場因素和資源因素的主導作用，其中市場的吸引力更強。市場規模越大、市場潛力越強，越能吸引中國對外投資?！暗谌龂蹦壳安淮嬖?，相反，鄰國和東道國的市場之間存在競爭關系，會阻礙東道國吸引外資。勞動力資源和能源資源稟賦越高，對FDI的吸引力越大。市場規模和能源資源稟賦在不同區域內對東道國吸引外資都存在顯著影響力，但是都受到貿易因素“替代效應”的影響。因此市場規模較大、能源資源稟賦較高的地區并非一定存在高額的外商直接投資，而有可能通過貿易往來與他國進行聯系。
未來，中國政府將繼續大力推行“走出去”的發展戰略，中國企業應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優質的市場和資源，同時發展全球貿易和跨國投資。同時，在選擇投資國家時要更多的考慮東道國的區域特征，考慮區域內第三國的影響，實現對外投資的戰略性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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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范文6
關鍵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存在問題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量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量成階段性變化，不同發展階段對外投資數量差距較大。1984年之前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不超過1億美元，存量僅有2.71億美元但到2012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到了到了878億美元，存量到達了近5319億美元，可以說是幾何性增長。
數據資料來源：UNCTAD。
從圖1我們可以看出2002年-201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連續10年增，從2002年的299億美元猛增到2012年的5319億美元，增加率為1679%。特別近些年來存量增速維持在25%以上的高水平，相信中國的增長勢頭會保持下去。
數據資料來源：UNCTAD。
從圖2可以看出盡管中國2008年-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增長率因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有所下降，但很快就穩定下來，并在2012年達到了18%。較之全球直接投資流量的負增長，中國去逆勢上揚，并在流量總額上實現了四年增，2012年更是到達了878億美元，首次躋身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行列。
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分析
改革開放初期國有企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不管是從企業數量還是從投資額占比來看國有企業都占優，但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企業跨國經營主體日趨多元化，國有企業在所有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數量占比不斷減少，而民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不斷發展壯大，特別是有限責任公司最為活躍，積極參加對外直接投資，以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構成數據為例，有限責任公司數量占總數的57.7%（見圖3）。
數據來源：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企業類型占比來看，國有企業占比仍高于50%，在非金融類投資中比如自然資源行業的投資，國有企業仍處于主導地位。但是有限責任公司等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比連續5年增，這也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向著多元化發展。
數據來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分析
2008年以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綠地投資為主，在海外建立貿易公司、貿易代表處的方式。這種方式能過很好的控制當地的子公司或公司但是投資成本很高。隨著中國海外投資的不斷成熟發展，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并購金額較上年增長了379.4%，約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54%。2008年中國跨境并購數量占全球并購數量的1%，2011年則是2.5%，在2012年達到了歷史之最，中國企業共實施對外投資并購項目457個，實際交易總額為434億美元，跨國并購這種對外直接投資方式能使得中國企業更快的進入當地市場，有效降低進入新行業的壁壘，大幅度降低企業發展的風險和成本，充分利用經驗曲線效應，獲得科學技術上的競爭優勢，同時一方面并購他國公司可能會背負該公司沉重的債務，對該公司的治理上可能會更難，經常會發生管理上的文化沖突。
4.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情況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集中在第三產業，2012年以來在流向第三產業的存量和流量占比均高于60%，其次是第二產業約占30%，最后是第三產業。同時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七大行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和建筑業，行業聚集度高，以2012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重點行業的存量占比、流量占比為例，這一年投資在這七大行業的存量之和占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92.37%，投資在這七大行業的流量之和占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總流量的89.19%，見表2。
數據來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1.投資存量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
盡管近年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范圍內有著驚艷的表現，發展速度很快，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起步比較晚，存量規模還相對較小，以2012年的數據為例，2012年年末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美國的10.2%、英國的29.4%、德國的34.4%、法國的35.5%、和日本的50.4%，占全世界比例也不超過8%，很難算的上對外直接投資強國。
2.投資結構不合理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結構不合理主要體現以下兩個方面：
（1）投資區域結構方面，投資區域相對集中，2013年中國對亞洲的直接投資占對外直接投資額的70.1%，對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占對外直接投資額的13.3%，對發達國家的投資相對較小，對外直接投資區域過度集中會造成企業過度集中，各企業間競爭加劇，重復投資，資源利用率下降；不利于中國企業在全世界生產布局、合理分配價值鏈的各個環節。
（2）在對外投資產業結構上，中國企業投資偏重于原材料和能源等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利潤率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缺少對信息技術和技術服務等技術密集型、高新技術產業、高層次服務業的投資，結構失衡較為嚴重。
3.政府政策和法律體系不夠完善，管理不合理
隨著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地發展，政府也在不斷地政府逐步加強政策與法制管理的建設，積極與他國簽訂了雙邊或多邊協定，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完備的專門的針對有關海外投資的法律，這不利于給中國的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創造安全的法律環境。另一方中國對外投資管理缺乏統一高效的管理機構，導致了審批程序繁瑣復雜，一個企業項目往往要經過層層審批，效率較低。
4.缺乏高素質有豐富經驗的專業人才
對外直接投資要求跨國經營人才精通一門外語，掌握國際貿易相關學科知識，各國法律條款，以及他國風土人情，能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但是很多中國企業缺乏高素質的跨國經營人才，盲目對外直接投資，造成企業在海外經營時限于管做出錯誤的決策，企業大量虧損。
參考文獻：
[1]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
[2]張德敬.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問題及對策[J].企業家天地，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