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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概念范文1
我國東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馬橋文化等,都是這一時期命名的,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蘇秉琦先生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提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理論,對于我國考古學向縱深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對于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研究,無疑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區、系、類型”理論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據“區、系、類型”理論,蘇秉琦先生將我國群星璀璨的考古學文化歸納為六大區,“區、系、類型”中的“區”不僅空間大于考古學文化區,而且“區、系、類型”中“區”的層次也高于考古學文化區。蘇秉琦先生從全新的高度將“考古學文化區”的概念上升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不僅為考古學建立了更加廣闊的時空框架,也為宏觀地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動態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蘇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的同時,還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一體”模式、從“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觀點到“古國、方國、帝國”的理論和“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為國家形成的三種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論,因此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理論實際上已成為通過考古學方法研究和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理論基礎③?？脊艑W理論來源于考古學實踐,考古學理論應對學科研究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蘇秉琦先生基于現有資料對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探索雖具有前瞻性,然這一理論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實踐中也日漸顯現出理論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而出現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確?！皡^、系、類型”理論中出現了考古學文化的“區”、考古學文化的“系”和考古學文化的“類型”,蘇秉琦先生對“區、系、類型”的定義如下:“在準確劃分文化類型的基礎上,在較大的區域內以其文化內涵的異同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這里,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憋@然,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與原有的“考古學文化”、“考古學文化類型”等考古學專業名詞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義不同。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定義,“區、系、類型”中的“區是塊塊”,屬于空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區也同樣屬于空間范疇。在蘇秉琦先生劃分的六大區系中,“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即海岱地區;盡管蘇秉琦先生認為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屬另一個文化系統,實際上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可歸屬海岱地區的一個亞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則包含了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寧鎮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劃分,“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大致相當于“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卻包含著“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陰陽營文化”和“薛家崗文化”的分布區。因此“區、系、類型”的“區”似乎既可等同于一個考古學文化區,又可包含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此外,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或以省命名,如“陜甘晉”“、山東”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長江下游”“、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等?？脊艑W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學的基本標準④,而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中“區”的命名,既無統一的標準,又無規律可尋。“區、系、類型”中的“系是條條”,顯然屬于時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發展演進也同樣屬于時間范疇。根據蘇秉琦先生對大汶口文化發展演進為龍山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發展演進為良渚文化的論述,“區、系、類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發展演進而不包括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文化分期屬于量變,而文化的發展演進則屬于質變,質變是由量變的積累而發生的突變。因此,“區、系、類型”中的“系”與文化分期、文化演進的相互關系的區分,“系”的時間概念與文化分期和文化演進的時間概念的區分,顯然存在著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在同一考古學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圍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異,往往又分為若干類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秦王寨類型”、“大司空村類型”和“西王村類型”等,而龍山文化則有“城子崖類型”和“兩城鎮類型”等。在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中,“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區、系、類型”中的“類型”與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有著不同的概念。
“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與分支也同樣存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綜上所述,“區、系、類型”的“區”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區的“區”“,區、系、類型”的“類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類型”?？脊艑W理論既須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又須符合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一個學科中用同樣文字的專業名詞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著不同的定義,似乎有悖于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同一律。考古學理論應具有普遍性,應適用于不同時期的考古學研究?！翱脊艑W文化的區、系、類型”如僅適用于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區系的劃分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區。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蘇秉琦先生在“區、系、類型”中劃分的六大區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學文化空白區的情況下劃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區與下游地區。因此六大區系的劃分出現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東部和江淮中部地區在當時還是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區,還沒有龍虬莊、侯家寨、凌家灘、雙墩等遺址的發掘,還沒有龍虬莊文化、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據對古史傳說的研究,劃分了華夏、東夷和苗蠻民族集團的空間分布范圍。其中將渤海灣以西到錢塘江以北劃為東夷民族的分布空間⑤(圖一)。而蘇秉琦先生將我國東部沿海劃分為“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顯然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區,顯然強調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屬性而忽略了區系劃分的民族學屬性?！啊脊艑W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內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遺跡和遺物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應該屬于某一特定的社會集團的。由于這個社會集團有著共同的傳統,所以在它的遺跡和遺物上存在著這樣的共同性。
考古學概念范文2
夏文化問題是中國考古學中的重要課題。參加探討的學者之多，數量之多，都是其它考古學研究課題所不及的。然而，在這熱烈的外表背后，我們卻不能不看到，目前的夏文化研究在基本概念和定義上，在理論和方法上，在研究角度和重點上，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問題。由于夏文化定義的不準確，在推斷何者為夏文化時，研究者們所指的對象就不會完全一致，難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周密，在夏文化的討論中，各家的結論都無法使對方折服，認識的分歧自然難以消除；由于研究重點的偏頗，夏文化研究者爭論的中心主要是伊洛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中的夏和商的分界，從而忽略了一些本來應當首先加以討論的基本問題。有見于此，我們有必要對夏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探討，以求得某種程度上認識的一致，以利于今后夏文化問題研究的深入進行。
一、夏文化的概念和定義問題
夏文化的探討，它的概念問題是一個首當其沖的問題。夏文化是一個考古學文化的概念，還是一個人類學文化的概念，這是需要參加夏文化研討的學者首先明確的。多數研究者恐怕會認為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為考古學上的夏文化當然應當是考古學文化的概念。但是，事情并非這樣簡單。在一些夏文化研究者的論文中，他們所說的夏文化，年代不在夏積年的范圍中，地域也在夏王朝統治區域外，文化內涵也不是考古學文化遺存所表現的東西。這些研究者所論的夏文化與多數研究者所論的夏文化，其概念就不是一個。這是夏文化探討需要注意并加以區分的。
夏文化既然是一個需要探索的考古學文化，那么，作為一種考古學文化，它就至少應具有時間、地域和遺存特質這三方面的要素，需要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夏鼐先生將夏文化定義為：“夏文化應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痹摱x包含了時間限度和文化族屬這兩個方面，而對空間范圍和社會性質卻未作說明。鄒衡先生則認為：夏文化的定義必須包括后兩方面的內容。按照鄒先生的意思，夏文化的完整定義應表述為：夏文化是在夏王朝統治時期、夏王朝所處地域內的有一組文獻記載中夏人禮器的青銅文化，在這種文化中應有宗廟、青銅禮器等反映夏王朝國家形態的遺存存在。
夏、鄒二位先生對于夏文化定義的闡述，代表了大多數夏文化研究者對于夏文化的看法。按照這種夏文化的定義，夏文化的起止時間也就是夏王朝的興亡時間，即上限為禹啟建國，下限為夏桀亡國。然而，一種考古學文化的時間界限決不會同一個王朝存在年代完全等同，它不會因一個王朝的建立而突然產生，也不會在舊王朝滅亡和新王朝建立那天突然中止。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產生、發展、繁盛、衰落乃至于滅亡的過程，夏文化如果是以歷史上建立了夏王朝的夏人為主體的文化遺存，它出現的時間就很可能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它的消亡也應當在夏王朝滅亡以后。用夏朝的存在年代來界定夏文化的時間范圍，這顯然是不妥當的。
還需要指出的是，夏文化在目前乃至于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它都只是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一個課題，它還不是一個實際確定了的考古學文化的命名。研究者可以提出證據來推論某種考古學文化可能屬于夏文化，但卻不宜按自己的觀點將該考古學文化命名為夏文化。用傳說時代或原始時代的族名或國名來命名考古學文化，很容易出現錯誤和產生誤解，應當盡量慎重。
二、探索夏文化的步驟和條件問題
夏文化是中國歷史上以夏人為主體的古族的遺存，而夏人遺存的文化特質又無疑是在夏人居統治地位的夏王朝統治時期和夏王朝統治地域內表現得最為突出。因此，探索夏文化應首先探索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這是不言而喻的。在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遺存尚未被確定以前，就試圖尋找夏王朝以前的夏文化遺存，追溯夏文化的源頭，提出所謂“先夏文化”問題，那是缺乏基礎的。至于試圖通過文獻記載的夏遺民和所謂夏禹后裔活動地域的遺存與夏王朝統治區域內的遺存的比較來反證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從末流向上逆推，這在夏文化已經衰落、文化特質不很明顯的情況下，其收效也不會理想的。
我們認為，要從考古遺存中確定夏文化，首先要從辨識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遺存人手；而要確認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則應當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夏王朝存在的年代范圍及地域范圍的基本確定；第二個條件是夏王朝地域范圍內及其相關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及概差絕對年代框架的建立：第三個條件是有若干能與文獻記載的夏人禮制習俗和技藝水平相吻合的遺存發現。關于第一個條件，通過研究者們對歷史文獻材料的收集疏理，夏王朝存在于公元前2loo年至前1550年間的河南省中西部及山西省南部一帶，現在已基本可以肯定，這個條件已經具備。關于第二個條件，通過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從龍山時代至商代早期，在河南省大部和山西省南部，考古學文化的序列已環環緊扣，并有較多的’‘c測年數據可供參考：這個條件也已經滿足。至于第三個條件，目前的情況還不是那么令人滿意，雖然有大型城邑和宮室遺存的發現，但尚缺乏帶有較多歷史信息的遺存(諸如保存較好的大型墓葬、晶級較高的青銅禮器等)。這就使得在夏文化研究時，每每有內證不夠充分的感覺。努力尋找這一方面的材料，使得這一條件逐漸具備，是今后論證夏王朝時期的夏人遺存和最終確定夏文化的重要任務之一。
三、夏文化探索的途徑及方法問題
夏王朝時期夏文化的探索，經過十多年來的研究和爭論，目前探索的對象已主要集中到二里頭文化及其相關遺存上。這是由于二里頭文化在年代、分布地域和社會發展水平上與文獻記載的夏王朝的情況最為接近的緣故。然而，由于考古發現的能證明為夏人文化特征的遺存尚不夠充分，研究的角度和途徑尚比較單一，目前參加夏文化問題討論的諸方誰也拿不出有力的證據和有效的方法來說服對方。從近些年來夏文化研討的情況來看，研究者主要是通過這樣幾個方面來論證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
1，通過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岡文化各自內部及二者之間的文化面貌的發展變化程度的分析，來確定考古遺存的夏、商分界，進而確定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
2．通過考古材料反映的歷史信息，如宮殿和都邑的興廢所反映的社會政治變動，結合歷史文獻中夏商史跡和夏商都邑的情況，來確定夏、商分界，進而推定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
3．根據歷史文獻中夏人遷徙的傳說，通過夏王朝統治區域及所謂夏人遷徙所至地域的相關考古學文化因素的比較，從二者的文化分期與相對年代關系上去推定夏、商分界，進而確定夏王朝時期的夏文化。
考古學概念范文3
關鍵詞：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初探
蘇秉琦先生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以七個綱領式的標題劃分部分，概括地回顧了幾十年來中國考古學在探索中國文明、中華文化起源過程這一重大課題的歷程。在這本書中，蘇秉琦先生歸納總結出中國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的模式和規律，即文明起源的“三種形式”和國家形成發展的“三類型”和“三部曲”。可以說，這是一部既對中國各個地區考古分別進行論述，又整合起來總結中國考古學發展的著作。
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蘇秉琦先生學術體系的核心內容。約一萬年以來中國的六個主要區域大致都經歷了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發展歷程，然后又從古國發展至方國，最后匯入到統一的帝國階段。燕山南北地區的發展過程最早，約在距今8000年開始了由氏族向國家發展的轉折，至距今5000年前進入了古國階段，也就是傳說時代中的黃帝時期，至距今4000年前進入方國階段，而到距今2000年前進入帝國階段。這是中國國家起源與發展過程中最具典型意義，屬于原生型的國家發展模式，又稱為北方型。中原地區大約在距今6000年開始了由氏族向國家發展的轉折，至距今四五千年間，不斷吸收北方、東方、東南方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在治理洪水過程中，進入古國階段，其中在晉南形成了傳說時代中的堯舜時期，這是第一個“中國”概念的產生。至距今4000年前進入方國階段，即夏商周三代。距今2000年前秦統一了六國，進入了帝國時代。這是中國國家起源和發展過程中次生型的模式，又稱中原型。而在秦漢統一帝國解體后，北方草原民族在經歷了古國、方國之后，鮮卑族、契丹族、滿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北朝、遼、清帝國。這是中國國家起源和發展過程中續生型的國家發展模式，又稱北方草原型。古國階段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了基礎。方國階段是夷夏關系互為消長的時期，而最后終于達到了多元一體格局相對穩定的共處關系。最后一個階段——帝國階段則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鞏固下來，并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
在此書中還有一些問題和說法同樣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蘇秉琦先生提出中國歷史研究的“兩個怪圈”概念，第一個“怪圈”是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歷史上，長久以來存在一種“中原文化中心思想”，意即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一直有“華”、“夷”之分。然而在中國歷史上，被稱作“四夷”的各少數民族恰恰是中國文化同外部文化的連接點和橋梁。沒有“四夷”的存在，以及“四夷”與“中原”的交流和融合，中國文化很難展現出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異彩紛呈，所以不能把中國與周邊世界文化分割開來。從舊石器時代起，中國就不是封閉的，也不是孤立的。雖然在歷史上曾有過“閉關鎖國”的時代，但那其實是統治者主觀上的意愿，實際上中國和各民族的交流幾乎從來沒有中斷過。而考古研究也證明，中國文明是多元一體的。另一個“怪圈”是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但是不同地方的歷史發展不是只有一條道路可走，中國的歷史發展有它自己的特點，也有自己的軌跡，傳統歷史研究中把歷史發展過程與馬克思的社會發展規律對號入座，就有“牽強附會”之嫌了。蘇先生認為，這樣的思維模式，是當今歷史學界應當反思，并進行改變的問題之一。
考古學概念范文4
關鍵詞：相對年代，絕對年代，參照點
中圖分類號：K85;N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578(2011)01-0039-04
On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of Archeology
ZHAI Shengli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is not the precision of time but the reference points. The reference point of absolute chronology may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specifically known; however, the reference point of relative chronology must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not known by now.
Keywords: relative chronology，absolute chronology， reference points
考古學是一門關于時間的科學。在整理考古發掘資料時，最基本的環節就是對考古遺物和遺跡的年代加以判定，這就是考古年代學。年代學的研究涉及一對基本概念：“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對于這對看似簡單的概念，學者在理解和使用的過程中卻多有分歧。筆者不揣簡陋，嘗試厘清二者之間的關系。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 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基本含義
對于“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基本含義，學術界還沒有形成整齊劃一的定義。學者們對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爭議，多體現在適用范圍與精確度方面，主要觀點大致分為以下幾種。
一些學者將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研究限制在考古學范疇之內，他們認為相對年代是考古學研究的一項特定內容。有學者認為[1]：相對年代是指各種遺跡和遺物在時間上的先后關系，絕對年代是指遺物和遺跡形成時距今的具體年代。這也是多數考古學家的觀點。
考古學上，人類的歷史遺存按形制分類，形制相近或相同的遺存歸為一類，以某一方面的特征為標準來確定它們的標準型式。然后按照型式差異程度的遞增或遞減序列，排出一個“系列”，這個“系列”便代表該類遺存在時間上的演變過程。各遺存在這個系列中的位置，就表明了它們的相對年代?！跋鄬δ甏钡难芯烤褪峭ㄟ^考察多個考古遺存在演變系列中的位置，來判定其相對早晚關系。
另一些學者則將相對年代的研究推廣至歷史學范疇?！掇o?！氛J為：“在歷史上可以確定的具體年代，稱為絕對年代。不能確定具體年代而僅能比較和推定先后時序者，稱為相對年代?！盵2]持此觀點的學者不再限定相對年代的研究對象，他們認為考古學與歷史學都是關于時間的科學。無論對于考古遺存還是歷史人物、事件，如果只能比較先后序列而不能確定具體的年代，都可以稱為相對年代。
劉華夏先生認為：“絕對年代是以現今或與現今距離可知的定點為起點，用公認的時間單位（如一年、一世紀等）計算的年代。相對年代則不同，其既無起點，亦非用時間單位來計算，僅僅指甲早于乙而已。”[3]劉先生對絕對年代的界定是比較中肯的，但其關于相對年代的看法卻存在問題。遺存之間既然有早晚關系，那么至少是互為時間起點的。
也有學者從時間軸方面對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作出定義。曹書杰先生認為：“絕對年代是將歷史事件置于時間軸上（例如公元前1975年）或時間區內（例如12 000~10 000年）的紀年法，年代可以直接測定并用阿拉伯數字表示。所謂相對年代紀年法，就是把一段時間、事件或對象安插到已經確定好的時序之內的紀年法。”[4]這種說法較為形象，但其對于相對年代的界定卻較為模糊。
以上幾種觀點都有合理之處，然而又都存在不足。筆者認為二者的概念可以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形式。從狹義方面：相對年代是指一系列考古遺物和遺跡的相對早晚關系；絕對年代是指某一個或某一系列考古遺物和遺跡距今的年代數據。從廣義方面：相對年代是指歷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遺存之間的相對早晚關系；絕對年代是指歷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遺存之間距今的年代數據。
二 兩者之間的關系
在相關論述中，不少學者都曾涉及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關系問題。學者們多將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的區別理解為時間精確度的差異。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不妥之處。
1.二者的命名與時間精確度無關
為了說明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的聯系和區別，有學者曾經提出“具體年代”“精確年代”等概念。有人認為絕對年代就是具體年代，相對年代就是大致年代。曹書杰先生將歷史年代分為絕對年代、具體年代、概括年代、穩定年代、約定年代等幾種類型。他認為絕對年代是指那些已精確到某一具體年份的月和日的時間結論，而且是確定不疑的，也可稱為精確年代[5]。
馬承源先生提出青銅器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的區別在于時間幅度的不同。馬先生認為：“絕對年代是青銅器鑄造的年代，或非常接近于鑄造的年代。相對年代是指用一定的時間幅度彼此對比而借以決定的期限。”[6]馬先生所謂的絕對年代是指青銅器鑄作于某一時間點，而相對年代則是指對比研究以后所能確定的時間段或時間區。二者精確度有所區別。
林先生曾說：“考古發掘中的層位，只能用以判斷遺物的相對早晚關系，對遺物的具體年代則只能提供大致的估計?！彼^“相對早晚關系”無疑是指相對年代，那么“具體年代”應該是指遺物的絕對年代[7]。彭裕商先生則認為：“根據確切年代或其他有關內容的銘文資料和考古學地層關系，就可以知道某個型式的器物的絕對或大致的年代?！盵8]此處的“絕對的年代”相當于確切年代，而“大致的年代”應該指相對年代。
以上專家所論雖不無道理，卻有不妥之處。例如：“高盧人攻占羅馬是在羊河戰役后19年，留克特拉戰役前16年，與斯巴達人批準同波斯國王簽定的安達爾西達斯和約同年。”這些年代是通過幾個重大歷史事件的相互對比系聯而得出的，顯然屬于相對年代，然而它們都是非常具體的數據。人類舊石器時代開始于三百萬年前，雖然三百萬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數據，但仍然屬于絕對年代。所以筆者認為絕對年代與相對年代的本質區別并不在于二者精確度的高低。
2.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所選參照點不同
相對年代之“相對”，在于必須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考古遺存或歷史事件相互比較才能得出其先后關系。而絕對年代之“絕對”應指某遺存或事件可以與今天的紀年系統產生關聯，進而能表明它與今天的時間距離。正如李雅書先生所論，人類歷史上最古老最直接的紀年方法只能是相對紀年：即把要記的事件同前后已知的著名事件聯系起來，用它們之間的距離來標明該事件發生的時間。例如：“特洛伊陷落后六十年，彼阿提亞人定住于現在的彼阿提亞。再過二十年，多利亞人和赫丘利的子孫們占領了伯羅奔尼撒半島?！盵9]這里用著名的特洛伊戰爭為紀年起點，顯然是一種相對紀年。
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經使用的紀年方法主要有帝王紀年、干支紀年、年號紀年、大事紀年等幾種形式。帝王紀年以某一位帝王即位時間為起點，干支紀年以天干、地支組合為周期循環運轉計算，年號紀年以某一帝王的年號為紀年起點，而大事紀年則以過去某著名事件為起點計算年數。這些紀年起點都是主觀選擇的結果，先民們將后來的事件與主觀選擇的起點相聯系，所得即為相對年代?，F在通行的西方公元紀年，以耶穌誕生為紀年起點，從科學上并無道理可言。其實公元紀年與其他紀年方式一樣也都屬于相對紀年，那么可以說，包括公元紀年在內的一切年代都可以被稱為相對年代。
另一方面，一切被使用的紀年在當時人看來肯定都屬于絕對紀年。因為被當時人選作參照點的事件或者時間在他們看來肯定是明確無疑的，這是該事件或者時間被當做參照點的前提。今天也是如此，公元元年即耶穌誕生的時間，這一點必須是公認的。假如由于歷史的變遷，今天的人已經無法了解某種紀年的使用情況，歷史上的絕對紀年就會變成今天的相對紀年?？脊艑W與歷史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進行年代學的研究。首先要了解歷史遺存或者事件的相對年代，然后將相對年代轉變為與今天相關聯的絕對年代。
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都是將遺存或歷史事件置于歷史發展的時間軸之上，其區別在于參照點的不同。絕對年代以當下或其他能夠與當下產生關聯的時間為參照點，目的在于了解某一遺存或事件與當下的時間關系。而相對年代則可以用當下以外的未知時間為參照點，將數個遺存或事件聯系起來，以標明它們的先后關系。每一個記錄下來的年代，只有明確它們在今天的紀年體系中所占的位置，這個年代才有意義。也就是必須把相對年代換算成今天通用的紀年體系的年代，相對年代才能起到紀年的作用。這樣，這個相對年代即變成了絕對年代。作為判定絕對年代的紀元，“公元”顯然并非唯一可能的起點。公元起點是約定俗成的，因此最終推斷出來的絕對年代可能有好幾種表示方式[10]。
在進行考古學斷代時，考古學家經常將遺存與某一王世年代進行擬合。彭裕商先生認為：“指出銅器的絕對年代，即將某器具體歸入某王世。”[11]而杜勇、沈長云兩位先生則認為，彝銘記事內容所在的王世即西周金文的相對年代[12]。
以上專家的兩種說法都是有道理的，將遺存與王世擬合后的年代既可稱為相對年代又可稱為絕對年代。例如漢武帝元鼎三年，當我們對漢武帝或漢代一無所知時，它只表明該年比元鼎元年晚了三年，其實是一個相對年代。只有當我們弄清楚該年代與公元紀年的對應關系，或者漢武帝在位的大致年代，這個相對年代才能被稱為絕對年代。當然，僅知道漢代在中國古代史上的大致位置，也足以將元鼎三年稱為絕對年代，時間精確度的高低并非決定因素。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都是相對而言的，二者之間并沒有十分嚴格的界限。它們都是將歷史遺存或事件置于時間軸上，其區別在于所選參照點的不同。絕對年代的參照點是當下已知的某個時間點或時間段，相對年代的參照點則可以是當下未知的某個時間點或時間段。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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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概念范文5
北京聯合大學韓建業教授便是這樣一位孜孜不倦地剝開歷史迷霧的考古學家。甘于寂寞、甘于付出的他，用豐碩精深的研究成果樹立了嚴謹治學的學者形象。他以他的經歷向社會宣告：考古不是挖寶，而在于求真求是、考古為今。
綜合梳理史前文化譜系、論證文化上的“早期中國”
韓建業鐘情于文化譜系研究，因為這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他的研究始于中原江漢，后擴展到北方乃至全國。重點在新石器時代，兼及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2000年出版的《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一書，對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進行了系統深入研究，先后獲得“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論文獎、北京市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等獎勵。
2007年出版的《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一書，基本確定了新疆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的年代分期框架和譜系。恩師嚴文明評價其“為以后進一步深入研究史前新疆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是第一部研究漢代以前新疆歷史的考古學著作”。該書也獲得2007年“全國文博考古十佳圖書”?！侗本┫惹乜脊拧芬粫瑒t首次對北京地區先秦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聚落形態，經濟形態，人地關系等進行了綜合研究。
如今，韓建業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早期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研究”，他發表的《廟底溝時代與“早期中國”》等論文，提出文化上“早期中國”的概念，認為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廟底溝時代，中國大部地區文化由于彼此交融聯系而形成的以中原為核心的相對的文化統一體，是為最早的“早期中國”或者“早期中國文化圈”。
鑒古察今。韓建業以扎實而嚴謹的考古研究，勾勒出了數千年以來早期中國歷史的輪廓。
揭示北方地區人地關系
2004年，韓建業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他綜合考察了中國西北地區全新世環境演變過程，全面梳理了該地區先秦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聚落形態和經濟形態狀況，并深入探討了西北地區先秦時期自然環境和文化發展的辯證關系，還從資源利用、經濟方式、應對極端氣候事件的策略等方面提出一些對策性的建議。鑒定專家認為，這項成果是“迄今為止有關先秦時期我國西北地區自然環境和文化發展最全面、最深入的綜合性研究著作”。項目成果不但被國家社科辦鑒定為優秀，同名專著還獲得了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
此外，韓建業還有另外一項收獲。《先秦時期長城沿線陶器遺存的北界線及相關問題》一文提出，先秦時期中國長城地帶存在一條“陶器北界線”，界線南側主要分布著以農業一半農業經濟為主的定居人群，界線以北分布著以游獵一游牧經濟為主的游動性人群。主要因為受氣候變化的影響，陶器北界線在不同時期南北擺動，界線兩側人群間在文化和血緣上不斷發生交流。
撿拾歷史的碎片，復原出一幅生動的人地關系圖景，這正是考古學的魅力所在。
重繪中西交流的“彩陶之路”
如今，韓建業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史前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子課題“史前時期中國西北地區與中西亞地區的文化交流”的研究。其中，已發表的《論二里頭青銅文明的興起》一文論證了二里頭青銅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的基礎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間接影響而興起，其環境背景則與距今4000年左右的氣候干冷事件有關。《“彩陶之路”與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一文明確提出，早在距今5000年前就形成以彩陶為代表的早期中國文化自東向西拓展傳播的“彩陶之路”，是為“絲綢之路”的前身，對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過重要影響?！?000年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一文則具體對馬家窯文化南漸青藏高原并最終導致克什米爾地區布爾扎霍姆文化形成的過程進行了揭示。
探索聚落形態，提出“北方模式”
聚落形態的研究也是韓建業關注的一個重點領域。他的《略論中國銅石并用時代社會發展的一般趨勢和不同模式》一文認為，銅石并用時代中國大部地區社會普遍發生明顯變革，表現為父系家庭和家族組織的凸現、家族公社群的普遍出現和戰爭的頻繁發生：同時，逐漸形成三種具有一定地方性特點的社會發展方式，即社會分化嚴重的“東方模式”、社會分化有限的“北方模式”和介于二者之間的“中原模式”。三種模式共存是中國早期文明的重要特點之一。
《中國古代屈肢葬譜系疏理》將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一直到中古時期的屈肢葬分為南方、北方、西方三大傳統和若干支系，并且提出這三大傳統正好對應整個歐亞大陸的三大屈肢葬傳統?！吨袊惹囟词夷棺V系初探》將中國銅石并用時代至秦代的洞室墓分為北方、西方和秦三大傳統和若干支系，并討論了各不同傳統屈肢葬和洞室墓的聯系。
這些研究為中國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思路。
寧靜淡泊，做真學問
韓建業長期以來還一直關注著一塊頗受爭議、但自己卻最為感興趣的領域――五帝時代的古史研究。2006年，他出版了論文集《五帝時代――以華夏為核心的古史體系的考古學觀察》，雖為興趣使然，而非什么重大項目成果，但韓建業坦言這是他最喜愛的一本書。
該書重點討論了禹征三苗、唐伐西夏與稷放丹朱、涿鹿之戰這幾個重大歷史事件在考古學上的反映，進一步探討了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階段、先商文化的淵源、三大集團交互關系等問題，最后還對以華夏為核心的五帝時代的古史體系從考古學上進行了一次較為系統的觀察，為進一步研究中國早期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學不為有所求，而始于興趣所在，也只有這樣的境界，方能成就真正的學問。
考古學概念范文6
關鍵詞：闡釋性呈現；考古電視新聞報道；價值解析
作者簡介：張殿元，男，新聞學博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副研究員（上海 200433）
中圖分類號：G22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3）04-0073-05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繼承和創新的基礎之上的，只有將前人的經驗、智慧、知識加以記錄、積累、保存并傳給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發展和創造。我們的先祖們曾經創造了璀璨的文明，它對于今天和未來中國的發展而言，意義重大。但正像培根所說，“知識的力量不僅取決于其本身價值的大小，更取決于它是否被傳播及傳播的深度和廣度”。
在考古知識的多種傳播途徑中，電視媒體成為最受公眾歡迎、接收考古知識和信息最多的渠道。近年來，文物考古方面的新聞報道頗為引人關注，2000年至今，就有十多場考古類電視新聞直播和數百項考古新聞報道。然而在越來越熱的考古報道背后，考古工作者對電視媒介的認識和電視工作者對考古項目的了解都還非常不足，一些好的考古項目苦于找不到出口，沒有好的宣傳和普及。一些被重點宣傳的考古項目，因受到報道者對考古項目了解的局限，沒有做到最充分的解讀和表達。如何借助電視媒體報道考古項目、傳播考古知識，不僅是考古工作者也是電視新聞人迫切需要的，更是受眾所期待的。
早在20世紀60年代西方就已提出“公眾考古學”這一概念，旨在將考古學大眾化，使大眾理解、支持、參與考古和遺產保護活動，并做出了相應的嘗試，比如建街邊博物館，文物修復透明化，創辦一些很有影響力的期刊等。我國在這方面起步較晚，尚處于萌芽階段，雖然也有如《故宮》、《中國博物館》等精品，但更多的是像《鑒寶》這樣的節目，娛樂性尚可，但嚴重缺乏內涵。如何借助電視這樣一個獨特的視角，在廣播電視藝術學、傳播學和考古學的架構中，思考考古學大眾化的問題，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普及和提高：電視新聞報道對考古大眾化的價值呈現
電視出現之前人們對考古的了解主要通過對紙質媒體的閱讀以及民間的口耳傳播獲得的，這種信息的傳達由于受到人們文化素養和媒介自身的局限，在考古大眾化的過程中影響僅限于少部分人當中。電視的出現是傳媒史上的重大事件，多種傳播符號的聚合讓最大多數人卷入到了電視傳播構成的世界里，即便是像考古這樣并非所有人都感興趣的節目也在電視的放大效應下不斷走進千家萬戶。經過多年的節目設計，特別是隨著人們對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包括考古節目在內的文化類傳媒產品成了各電視機構開發的熱點。
當下電視對考古學及考古活動的傳播從題材上看包括三種類型，一類是傳播國家有關考古方面的重大研究項目，如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在這些科學研究項目中考古發掘工作最為引人注目，因為觀眾對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非常關心，這讓考古類節目在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中央電視臺第10套節目多次播放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片子，收視率很高；第二類是新聞媒體如中央電視臺和省市級電視臺，經常播發各地考古發掘的收獲，甚至搞考古工地現場直播。如北京老山漢墓的發掘，河南林州東周墓的發掘，湖北棗陽戰國墓的發掘，江蘇泗陽漢墓的發掘，還有水下考古的報道等等；第三類是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發掘的報道。大的諸如長江三峽工地、黃河小浪底水庫工地、鐵路和高速公路建設，小的如老城區改造等。由于這些工程建設過程中的古物發現和發掘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有的就發生在現實生活里，因此在民間的影響也非常大。
近年來出現的比較多的有關考古發現的新聞報道和相關的專題節目，在不斷增強人們對中華古老文明的關注度的同時，也對民眾的文物保護意識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特別是與基本建設相關的考古發掘的報道，文物單位直接同基建部門、老百姓打交道，利用考古發掘現場講解文物知識和公民的行為規范，進行文物保護宣傳，取得社會的理解和支持。此外，電視機構的大量考古信息的傳播，也直接影響了老百姓對文物的價值判斷，并提高了文物保護的意識，強化了文物是國家民族公共財產的心理，改變了處理文物的態度，最后讓大家共同行動起來保護歷史文物。文物保護宣傳抑或電視新聞的考古報道，專業性強，而我們面對的主要宣傳對象是基層的百姓，知識鴻溝以及興趣上的障礙很明顯。電視媒體應該通過什么樣的傳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影響人、教育人，如何將文物保護的宣傳民生化，在貼近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上下功夫，是電視媒體在進行考古報道的時候需要考慮的問題。
二、好看和時效：電視新聞報道與考古大眾化的價值錯位
考古報道熱產生的客觀效果是積極的，但考古學和電視新聞報道的特點，也決定了電視新聞報道和考古工作之間存在一些較難處理的問題：電視首先要好看，考古的判斷關鍵是價值，好看的未必有價值，而有價值的常常又不好看；新聞傳播要求快，再重大的考古項目錯過了宣傳的時機就不再是新聞；考古研究要求嚴謹，新發現之初，往往不希望新聞報道，因為在大多數考古學者的意識中，考古是個相對封閉的過程，完成這個過程需要學者潛心去努力，只有盡可能摒棄雜念，才會從考古第一手的資料中讀懂或者接受比較完整的古代信息，更何況輕易下結論有出錯的風險。具體而言，目前中國電視考古報道中存在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電視作為一種理解模式無法深入解析考古活動
考古學被認為是一門典型的實證科學，它的誕生是以實證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對關于遠古神話、傳說的想象和思辨加以匡正的結果。相對于考古挖掘的器物而言，對考古器物的解析更重要。對考古發現的理解模式是多元的，相對的，可選擇的，但并非沒有優劣高下之分。好的理解模式能夠把更多的考古證據聯系在一起，更深入、更廣泛地解釋人的社會活動過程?？脊艑W理論的進步不僅表現在證據的積累，更重要的是選擇合適的理解模式，把盡可能多的已知證據聯系起來，對已知的和未知的過去事件，提出更有說服力、覆蓋范圍更為普遍的解釋。
理解模式有許多種，如考古學、新考古學和后過程考古學等等，新聞傳媒既可以再現這些理解模式，同時也是對考古的一種新的理解模式，但這種理解模式容易重蹈“鏡像論”的誤區。電視對考古的報道嚴格遵循真實性的原則，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現考古活動的全過程，這種記錄性質的報道體現出來的文化進化的主要證據，是考古器物及其制作工藝技術的改良和進步，但這些證據充其量只是證明了物質文化的進步，在社會組織、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價值信仰體系等“觀念文化”的層面，史前時代是否比以后的時代更簡單、更低級、更落后，對這一問題的答案取決于解釋文化遺物的更科學的理解模式，而不是文化遺物本身。
考古報道的復雜性體現在通過器物思考史前人們的思維方式，而史前人的思維并不是簡單地對包括器物在內的物質世界的反映，這是其一；其二是史學家對考古發現的思考，也是結合了自己的史學理論能動化地解釋眼前的器物及其所代表的那個年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電視在報道考古發現的時候，往往找個別的專家和學者就自己的研究來向大眾講解發掘的器物所代表的古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有一定的片面性；其三，不管有多少機位，電視對考古挖掘的再現都是有選擇的，這種用鏡頭對考古事件所做的選擇性報道，無法還原考古事件的本來面目，演播室的專家更無法依次來完整解析古人的思想觀念等深層的內容。
（二）考古電視新聞報道無法反映“過程考古學”的實質
面對考古發掘出來的遺物，即使我們知道了它們的文化特征和類型，也常有“見物不見人”的感慨，要真正做到“透物見人”，就必須借助考古學以外的學科的知識，賦予考古遺物一定的社會歷史意義，這樣它們就不再只是物質文化的載體，而且與上古史記載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宗教等事件相對應，重現史前各部落集團的生活和歷史。而電視的考古新聞報道多半都是以少于2分鐘的短消息的形式出現的，記者將復雜的考古活動用10幾個鏡頭記錄并報道出來，觀眾只是通過這些鏡頭了解了一個簡單的新聞事件，那些硬邦邦的器物所代表的也只是一段已經“死去”的歷史，有關那段歷史的豐富意義無法在大眾的眼中呈現。
“新考古學”強調研究人類活動的過程，也被稱為“過程考古學”。它通過考察各地、各種族活動的自然和社會過程，做出跨文化的概括。對考古證據的科學解釋更加重視文化遺物的社會意義，一件文化器物不是孤零零的客觀存在物，而是特定社會模式中的人的生活的一個片段，社會模式把一個個片段聯系在一起，使它們重現過去人類活動的過程，使文化遺物所攜帶的信息得到完全的解讀。而串聯起一個個片段的社會模式無法從簡單的一次考古活動中概括出來，需要一個超越時空的宏觀觀照，但考古新聞報道并不是基于考古學的原則生產出來的，它不會考慮不同時間和地點的考古發現的內在聯系，這種零碎的考古新聞報道事實上割斷了作為“過程的”考古學。
（三）考古電視新聞報道容易淪為利益集團的工具
在普通大眾的眼里，考古挖掘的報道不過是一個新聞事件而已，但在當地政府的眼里，考古挖掘特別是可能與歷史名人扯上關系的考古挖掘就成了一件關涉到旅游和財政收入的大事件。這樣的考古新聞報道事實上就成了一個巨大的權力場，相關的政府部門、有關的專家學者、科研機構、社會輿論都牽涉其中，進行有關歷史名人歸屬的大辯論。新聞媒體本來是這一事件的旁觀者和記錄者，應該有自己對這一事件的價值判斷，但是當事件本身成為一個社會議論的熱點話題時，媒體也會不分青紅皂白大肆進行報道炒作，以提高媒體的收視率，賺取廣告收益，這時候的電視機構也便成了博弈的一方了。媒體的主動介入讓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出來發聲，以至于事件越鬧越大，作為事件的推波助瀾的媒體最終讓自己站在了事件的風口浪尖上，成為被利益集團利用的工具。2009年關于曹操墓的考古挖掘的新聞報道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2009年12月27日，中央電視臺《午間新聞聯播》報道了河南安陽地區考古挖掘的“疑似曹操墓”。但當晚《新聞聯播》與第二天CCTV-4的跟蹤報道稱，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開新聞會，專家宣布在河南安陽發現的西高穴墓地，其墓主人已經確認為曹操。毗鄰安陽的河北邯鄲，人所共知是曹操鄴城所在，曹魏文化源遠流長.卻眼見著曹操墓現身河南，頗有些不平靜，除了質疑河南方面外，也宣稱曹操墓可能在邯鄲一帶。而曹操老家、安徽亳州據說也不排除開挖疑似曹操墓的曹氏宗族墓群的可能。嚴肅的考古成果，不期引來大討論，掀起大波瀾，著實讓河南方面有些手忙腳亂。尤其糟糕的是，河南越強調此次考古的專業、科學和審慎，其遭遇的網絡阻擊就越強烈。2009年最后一天，河南方面組織文物專家集中答疑釋惑，試圖將口水仗平息在2009年。然而，事件的走向已不可控，網民乃至社會公眾的疑問，并沒有因為專家措辭簡練的幾條意見而消失。后來，國內某著名高校擬啟動現代DNA基因調查技術，專辟科研課題，尋曹氏后人比對遺傳信息，參與遺骨甄別，尋求新的信息支撐。在這場旋風中，一些利益集團包括少數專家學者不失時機地利用先驗的“學養”信息優勢，利用手中控制的不對稱信息資源很“內行”地炒作自我，操弄話語權，成為眼球經濟時代的名利雙收者[1]。
此種情況下，受眾與電視傳媒或許反被輿論所牽引，成為睜眼瞎，不知不覺中為人作嫁而提供免費論壇和廣告。事實上，面臨復雜的事件，電視媒體只是秉持客觀、公正的新聞報道原則還不夠，有時還需多一份審慎的保留，要關注事態的發展變化，使新聞報道更具可操作性、調控性和糾偏性，把握輿論導向的主導權。否則，盲目搶位，向受眾兜售本質上并不客觀的新聞，必然損耗媒體的公信力。
三、闡釋和責任：電視新聞報道對考古大眾化的價值回歸
20世紀60年代以來，公眾考古學開始成為考古學中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它的出現既是適應考古學大眾化趨勢的一個必然結果，同時也反映了公眾對傳統文化的關注，對民族歷史文化的熱愛。進入21世紀，公眾考古學的發展更加迅猛，隨著現代傳媒技術的日益強大，我國考古學的大眾傳播近年來也呈現出不斷升溫的趨勢?，F代傳媒在促進考古學大眾化的過程中雖然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著一些弊端，比如或多或少帶有金錢化、庸俗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誤導大眾，使大眾對考古學的認識與獵奇、探險等聯系起來，而沒有真正認識到考古學的社會作用等等。雖然有CCTV的“探索”、“走進科學”、“國寶檔案”等專業考古欄目的設置，在大眾中享有較高的收視率，但作為普及范圍最大的電視傳媒領域，仍缺乏精品，大多數考古類的節目多流于形式而失去了節目的真正價值。要將公眾考古學的理論與中國的現實相結合仍需一段時間，但中國考古學家已開始憑著與生俱來的社會責任感邁出了公眾考古學社會實踐的步伐，相關科普類讀物相繼面世，考古學家也開始與傳媒合作，而時下考古電視報道的策略應該考慮的問題是：
（一）超越電視考古報道的技術邏輯，解釋比描述更重要
我們可以通過發掘文化遺物，來認識人類過去的歷史。在史前時代這段漫長的歲月里，人類活動遺留在地下或洞穴里的器具或痕跡是我們現在唯一可知的證據?？脊艑W在創立時的主要任務是尋找這些證據，重現史前時代的事件。通過考古證據的積累，可以對越來越大的范圍和越來越長的時間中的原始文化做出越來越普遍的判斷。隨著技術的進步，考古挖掘和考古發現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少，現代的考古技術和儀器，讓被發掘的遺物的數量不斷增長。
但是，考古學的目標是對過去的事實和事件做出解釋，而不單純是對過去的描述。作為一門歷史科學，考古學的研究不應限于對古代遺跡、遺物的描述和分類，也不應限于鑒定遺跡、遺物的年代和判明它們的用途與制造方法?？脊艑W研究的最終目標在于闡明存在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考古學家要論證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要探求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差異點和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原始文化的要素，如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儀式活動、社會層次和價值系統等，需要通過對原始社會中的人的意識和行為模式的考察，才能被認識或理解?？脊艑W發掘的文化遺物所攜帶的信息主要與物質文化相關，但這些無生命的物件不足以揭示原始人群的意識和行為模式。
電視在進行考古報道的時候，全方位記錄的現場感是任何其他媒體都無法比擬的，但與紙質媒體相比，影像無法進行思辨和邏輯演繹，電視代表的是肯定文化，而紙媒代表的否定文化。當我們要對考古的過程做全面描述的時候，電視的優點就可以發揮作用了，但我們要對考古發現做進一步解釋的時候，電視的缺點就表現出來了。因此，我們要盡可能利用電視節目制作積累的經驗和提供的平臺，盡可能超越電視的技術限制，通過專家解讀和電視深度報道的形式對考古發現做更精細深入的闡釋。
（二）避免零散報道造成的歷史隔斷，利用考古新聞宣揚中華民族文化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多樣性和統一性的融合，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自上古時代起，就生活著眾多不同的部落，在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經過這些部落之間的征戰、聯姻、合作，慢慢形成了今天中華民族的完整格局。電視考古報道特別是那些篇幅較長的考古電視直播報道，應該在具體的某一地區的考古報道中，利用專家的講解將這一地區的文化和其他地區的關聯講清楚，讓廣大的電視觀眾科學地了解中華民族的形成歷史，不要讓觀眾看了這些報道后，產生“非我族類，與我無關”的想法。
能夠了解中華民族形成史的考古理論包括“上古三大集團”理論和“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學者徐旭生在分析先秦時期傳說的史料基礎上，得出結論：“我國古代的部落分野，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集團……。這三個集團相遇以后，開始互相爭斗，此后又和平共處，終結完全同化，才漸漸形成將來的漢族”[2]（P3-4）。蘇秉琦根據中國各區域發現的史前遺址的器物的整理、分類和概括，把中國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址分為六個區系：以燕山北為中心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陜西、晉南和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太湖地區為中心的東南部，以洞庭湖地區和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陽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六大區系中的三個屬于歐亞大陸文化圈，三個屬于環太平洋文化圈[3]（P120，69）。這兩個理論的結論是等值的，兩者相互對應，相互參證。“上古三大集團”的理論使我們見到了不同類型文化遺物的屬主，他們是一些部落集團。仰韶文化是華夏集團的創造，山東的大汶口文化屬于東夷集團，而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苗蠻集團的勢力范圍，龍山文化和后來的中原龍山是混合華夏和東夷文化的文化類型。考古學家嚴文明說，這六個文化區的關系好似“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五個文化區都緊鄰和圍繞著中原文化區，很像一個巨大的花朵，五個文化區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各文化區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有不同程度的聯系，中原文化區更起著聯系各個文化區的核心作用?！c古史傳說中各個部落集團經常遷移、相互交往乃至發生戰爭的記述是相呼應的?！盵4]（P258）
對考古發掘的器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模式，如果是專家學者私下的個人研究，很難分出這些模式的高下優劣。但是，當這些考古的研究通過電視媒體被放大到觀眾面前時，就不一樣了。如果我們把傳媒呈現看成是精英考古學和大眾考古學區別的話，那大眾考古學理解模式的好壞就應該在通俗之外秉承文化傳承和能否發揮教育功能的標準，前面的兩大理論就是符合這種標準的理解模式。目前中國的電視考古報道還缺少這樣的大局觀，在以后的節目策劃特別是直播節目找嘉賓學者時，應該遵循這樣的選擇標準。
（三）強化電視考古報道節目的文本意識，新聞生產要對歷史負責
新聞人都知道一個常識，即今天的新聞將是50年后的歷史，因此，新聞人應該具有一定的歷史使命感，當新聞對現實的記錄涉及考古之類的歷史命題時，這種使命感就更強烈了。
我們知道，對于考古學而言，實物本身并不是經驗，它們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能成為經驗證據。文字證據與實物證據對于我們的經驗有著同等重要性。但是，文字證據與實物證據這兩種經驗都不是獨立于命題的，在此意義上，兩者又都是“文本”。當今的“解釋考古學”認為，考古發現的遺物和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文本”。文本只有在一定的“語境”中才有意義，文本的語境是過去、現在和將來相互融合的“視域”。從“視域融合”的觀點看，史前的遺物不僅是那時候人的思想活動的產物，而且反映了他們對社會、環境或“生活世界”的理解，他們的理解既是對過去的解釋，也被他們之后的人們所解釋。理解活動代代相傳，每一時代的解釋都不能離開相傳至今的過去的解釋，現在進行的解釋也向未來開放。
在這個意義上，新聞報道的考古也是一種可供考古研究的文本。一方面，電視考古報道對考古挖掘過程進行全方位記錄，強烈的現場感真實完整地呈現古人的生活場景，這些影像資料就是將來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文本。特別是那些超大型的古跡，無法挖掘出來在博物館保存，研究者不便于經常光顧考古現場，電視記錄的影像就成了重要的研究文本；另一方面，考古現場直播中專家的講解和電視人查閱大量資料編輯制作的節目都是對考古發現的一種理解，這種對器物和歷史的解讀也必將被后人所再次或多次解讀。同樣是文本，前者是對古人生活的記錄，要對歷史負責；后者是今人對古人的理解，這種理解是對未來開放的，要對后人負責。
參考文獻：
[1] 張君安，汪開海.論新聞傳播中的信息不對稱——曹墓考古引發眾聲喧嘩的啟示[J].新聞前哨，2010，（4）.
[2] 徐旭生.中國上古史的傳說時代[M].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