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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和稅收的關系范文1
關鍵詞：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論；新凱恩斯主義；體制轉換模型
中圖分類號：F810.2；F82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5-0005-10
作為凱恩斯主義總量調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備選工具，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研究長期假定，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當局控制，用以實現彼此矛盾的增長、就業和物價等宏觀經濟目標。實踐中，財政貨幣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則：出現以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為基本特征的經濟衰退時，政府應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現以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為特征的通貨膨脹時，政府應減少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數量，減少有效需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銀行獨立性程度越來越高，財政與貨幣當局權力劃分趨勢愈加明顯的政策實踐，凸顯聯合考慮財政貨幣政策并進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渠道及運行機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財政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指導財政和貨幣政策設計，并進而形成對宏觀經濟總量調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綜述
與依據財政和貨幣政策當局擴張或緊縮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積極”、“消極”財政貨幣政策的傳統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從財政貨幣政策當局相互影響制約的政策行為角度，重新界定財政貨幣政策類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類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為基礎的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方面。簡單地說，當財政和貨幣兩個政策當局中的一個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標而不被另一個政策當局政策行為約束時，其行為是積極的，而被約束政策當局行為則是消極的。在財政貨幣政策規則語境中，貨幣政策是積極（消極）的，當貨幣政策工具（通常為名義利率）對真實通貨膨脹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或稱泰勒相關系數）大于（小于）1，也即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多于（小于）一對一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積極）的，當財政政策工具（通常為總付稅率）對實際真實政府債務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大于（小于）穩態真實利率時。易言之，稅收對債務的反應超過真實利率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的，稅收不充分地對債務反應用以確保真實利率支付時，財政政策是積極的。
（一）突出積極貨幣政策和消極財政政策組合的泰勒規則
泰勒規則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迅猛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獲得作為宏觀經濟學標準推斷的常識性結論。概括而言，名義利率多于一對一地隨通貨膨脹上漲的泰勒規則有助于經濟穩定[2]，在大量常見模型中產生良好經濟績效；通貨膨脹率高且易變可能是由于中央銀行沒有遵守泰勒規則，從而價格水平不確定并受約束于自我實現預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規則文獻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積極貨幣和消極財政政策假定財政赤字（和/或稅收）針對真實政府債務變化強力反應，或更苛刻，政府預算在所有時間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稱其為“李嘉圖主義”財政政策體制。組合，假定簡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規則并研究貨幣和財政規則交互作用[4]，其對應的是歐洲貨幣聯盟諸國傾向于彼此脫節的財政貨幣政策實踐。根據Leeper[1]論述，貨幣和財政政策制定的聯合設計問題可被簡化為兩個遞歸解決的獨立問題：首先，與財政方面隔離開來，貨幣政策參數單獨決定局部均衡確定性條件，理由是貨幣當局僅應關心通貨膨脹穩定性，貨幣當局越獨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穩定通貨膨脹。其次，在確定貨幣均衡動態學的基礎上，財政政策是‘消極的’，使政府債務動態學以穩定方式演變。
政府不違背預算償付能力約束的李嘉圖等價假設下，泰勒規則理論和實證文獻都集中于與財政政策相隔絕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唯一渠道是總付稅（lump-sum tax）變化，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影響是傳統的貨幣主義和李嘉圖主義。由此，貨幣政策規則獲得廣泛深入研究，財政政策規則研究相對滯后：與貨幣政策泰勒規則相比，財政政策規則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實證結論，甚至不存在廣泛認同的簡單財政政策規則識別。原因在于：只有少數國家能獲得財政政策指標的可靠季度數據；宏觀經濟數據難以識別未預期的財政政策；自動穩定器的存在使相機抉擇財政政策反應的識別非常復雜[5]。明顯不對稱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規則分析，使得泰勒規則文獻框架中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組合的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研究
與泰勒規則文獻相反，價格水平財政理論[1，6]遵循一般均衡價格水平由以確保政府清償力為目標的財政和貨幣當局的政策行為組合決定的理論邏輯，探究積極財政政策規則下實現債務動態學確定性均衡所引發的一般均衡價格水平變化及決定。將確保政府跨期償付能力作為實現價格穩定性的前提意味著，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壓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擔更高政府債務償還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預算約束與私人部門最優化條件結合，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關鍵就是處處成立動態均衡條件通常又被稱為政府跨期預算約束。Buiter（2002）認為，就所有正向價格序列而言，政府應選擇滿足約束的政策變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則將合并的貨幣和財政當局視為選擇與均衡條件一致的政策變量序列。：全部名義政府債務（高能貨幣加未指數化債務）的真實價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均衡動態條件影響均衡價格水平過程時，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廣泛存在于包括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動態模型，無論政府以本幣標值出售債務，如絕大多數OECD國家，還是發行真實債務，如指數化通貨膨脹或以外幣標值的國家。
引入收入稅和彈性勞動供給，Leeper等[7]在總付稅稟賦經濟和比例收入稅生產經濟模型中強調稅收的供給方面的效應，通過Slutsky-Hicks分解將稅收變化全部效應計算為替代效應、財富效應和資產再評價效應，前兩者是常見的，而第三種效應發生在稅收變化通過改變均衡價格水平并因而改變私人行為人持有發行在外名義政府債務真實價值時，給出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微觀經濟視角。通過發行名義政府債務為稅收削減融資如何影響通貨膨脹和價格水平，則取決于與均衡一致的當前和未來貨幣和財政政策如何對稅收削減反應的假設。扭曲性勞動收入稅情況下，稅率和政府預算間的跨期聯系產生對確定財化的經濟影響至關重要的兩條拉弗曲線：一是拉弗強調的常見高稅率抑制效應；一是財政理論獨有的，長期稅收增長總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時價格水平下降。稅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價格水平并且再評價效應可正可負，取決于經濟處于拉弗曲線的位置。若稅率足夠高，較高稅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并提高價格水平。因此，稅收長期增加提高還是降低價格水平取決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現值。
二、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邏輯矛盾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者共同的邏輯矛盾在于，遵循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于特定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具有有限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慮財政和貨幣政策體制轉換。
（一）特定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帶來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對應積極貨幣/消極財政以及消極貨幣/積極財政兩個政策組合，有力捕捉財政貨幣政策運行的兩種常見形態，但各國財政貨幣政策實踐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組合對應的時期。因此，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僅是財政貨幣政策實踐的片面和局部刻畫，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組合的原因則是為滿足理性預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消極，則可能存在自我實現太陽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確定；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積極，則財政貨幣當局都不確保滿足政府預算約束，或因為違背債務橫截條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為債務產出比率無限上漲而不存在靜態均衡[1，8]。
（二）以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為基礎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都建立在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礎上。其中，最重要同時也影響最大的是與李嘉圖等價有關的理性消費者、無限期界和總付稅假設，故僅存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規則對應的政策組合主要考慮經濟的總量需求擾動，而未考慮稅收和債務政策的經濟供給方面擾動。為正規考慮政府債務、扭曲稅和資本積累等宏觀經濟變量的供給方面的宏觀經濟影響，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新進展，為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進研究方法和擴展影響因素，提供便利條件和基礎，并應體現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理論和實證研究中。
（三）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點是假定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這暗含著行為人總是預期當前財政貨幣政策體制持久不變，即使發生變化也完全是意外。長期以來，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屢受挑戰。繼盧卡斯批判最早論證應根據體制轉換考慮政策變化后，Cooley等[9]也認為把政策行為和決策視為政策當局一勞永逸選擇的結果存在邏輯不一致性：若政策當局預期到體制正在發生變化，則體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體制變動的歷史，則私人行為人將為這些體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為人預期及其決策規則中。Hamilton[10]開創的馬爾科夫體制轉換模型方法解決了建模經濟體制結構性變化的技術難題，在過去的20多年里被廣泛應用并產生深遠影響?；谪斦泿耪唧w制不斷發生變化的大量實證證據[3，11]，必須存在明確為體制變化建模的理論?？梢灶A期，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嘗試引入體制轉換方法，將加深對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理解，并足以產生對現有研究構成挑戰的新結論。
三、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論方法及其實證研究
（一）財政貨幣當局博弈論方法的代表性觀點
財政和稅收的關系范文2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公共部門的存在是以“市場失靈”為前提條件的。通常認為，市場在這些方面是無力的:不完全競爭的存在;外部經濟;不公平的分配;宏觀經濟效率低下，等等。因此，公共部門必須介入，其目的在于: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矯正不公平的分配格局;通過稅收、支出等來影響物價、就業以促進經濟的增長。這正是市場經濟賦予政府財政的職能。
政府財政的職能決定了政府的活動范圍:(1)通過稅收和支出，提供私人無法提供的“公共產品”，使資源在私人鄒門和公共部門之間合理配置，糾正由于“外部經濟”和“私人生產成本遞減”而造成的資源配置不當，(2)通過稅收和支出，使收入分配更公平合理;(3)利用政府預算來維持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促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市場經濟制度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成果，這個成果不僅屬于資本主義，也屬于社會主義。作為市場經濟，它既可以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搭配，也可以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搭配。我國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所以，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有市場經濟的共性，也有其特性，因而夕政府財政的活動范圍也就不同。
如果說“市場失靈”是公共部力介入市場的前提的話，那么，在我國，由于市場機制正在發育過程中，其市場“失靈”的領域和程度相比之下就會更大一些，因而公共部門的范圍也就比資本主義國家大一些。更何況在我國:(1)全民所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國家被賦予了更多的管理經濟的職能;(2)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生產力水平低，經濟增長的任務遠比其它任務更為重要。所以，除了西方國家政府財政活動的一般范圍以外，我國政府財政投資將在社會總投資中保持有一定的數量。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資金的短缺，由于企業、個人行為在市場機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缺乏規范性，因而，通過政府儲蓄進行投資就顯得非常重要。
在政府選擇的投資領域中，首先是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一定數量的資金和勞動力，而且也·需要發達的交通、電力、通訊和商業服務等。很多國家的經驗表明，沒有較好的基礎設施環境，經濟增長就會受到一定的限制。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項目的經濟收益率證實，財政投資在GDP中所占份額上升到某一點時，農業和工業項目中的生產率就會明顯提高。據統計，財政投資在GDP中的份額上升到10%時，經濟收益率會提高6%以上。國家財政投資有助于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統一市場和傳搖信息，最終使企業的生產能力得到提高。其次，我國政府直接經營和控制的行業，不僅包括了西方國家直接經營的郵電、通訊、公路、鐵道，而且還包括原材料、電力、化工和一些新興產業，這對改善我國的產業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二、功能財政黨政行政
在財政思想史上，“功能財政”是相對于強調預算收支平衡的“健全財政”而言的?！敖∪斦笔墙⒃凇笆袌鼋洕詣诱{節論”基礎上的一種財政思想和財政制度，而“功能財政”則是在否定這一理論的前提下，強調財政調節并服務于經濟的一種思想和制度。從極端的意義上來說，“功能財政，，就是徹底取消“財政平衡”這一概念，但實際上，它不過是強調了財政和，經濟的關系，即所謂的財政經濟學。
“功能財政”的思想通常表達為“經濟決定財政，財政反作用于經濟”，這是對財政和經濟關系的本質一認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根據價格所提供的信號自由選擇進入的行業和部門，政府的作用不是去限制他們的選擇，而是幫助或協助他們作出最佳選擇，同時嚴格遵守市場規則?？梢?，政府只是在必要的時候，才對經濟進行千預和凋節。當然，調節經濟必然會造成政府開支的增大，由此可能出現財政赤字。這時，政府就面臨著一種選擇，要么放棄財政收支平衡，要么放棄對經濟的必要調節。前者著眼于財政收支本身的平衡，而后者則著眼于宏觀經濟的平衡。
維持財政收支平衡，一方面保持了政府節儉的美德，另一方面防止了財政赤字對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但代價卻可能是宏觀經濟的失衡。按調節經濟的需要增加政府開支，可以實現宏觀經濟的平衡，但由此而產生的財政赤字可能又會反過來破壞宏觀經濟的平衡。由此可見，如何認識財政赤字是作出這種選擇的關鍵。實際上，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需要考查三個條件:(1)私人部門的儲蓄和投資之間是否存在盈余?有多少盈余?來自國外的儲蓄有多少?(2)商品市場上的供求狀況。(3)是否還有閑置的資源?在這些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即財政赤字是審慎的情況卞，木能為了財政的平衡而放棄宏觀經濟的平衡。所謂財政經濟學的思想，不過是這么一種思想，即財政只不過是政府的一種手段，而最終的目的是在于保持整個宏觀經濟的平衡。財政政策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存在的。
三、對財政調節手段的再認識建筑類
財政政策的實施要借助財政調節的諸手段，如稅收、支出、補貼、申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關系的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等。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是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其它各手段都是向接通過價格來調節的，只有處理好和價格手段的關系，才不致降低市場機制的效率。在此夕我們僅就稅收、支出和補貼三種財政手段作以下分析。
(一)稅收
市場經濟以價格為核心，人們在對生產、消費、儲蓄、投資等作出選擇時，都是以價格信號為依據的。如果政府的征收改變了商品的價格，那么，就會改變經濟主體的選擇。如果市場機制是有效率的，政府征稅應以保持中性為原則。在歷史上，人頭稅是一種不影響價格機制的稅，但在現代國家的稅收中，主要是所得稅和商品稅，因此，，純粹不影響經濟的中性稅是不存在的。那么，政府征稅時怎樣才能盡可能地不影響市場價格，保持市場機制的高效率呢?答案是，政府稅收應盡可能地減少額外負擔，并堅持稅負公平的原則。對生產者來說，完全競爭和沒有外部影響的市場是生產高效率的必需條件。不完全競爭的消除當然不是稅收所能辦到的，然而，減少納稅帶來的不利影響和征稅成本，保持稅收的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卻可以盡可能地減少企業生產的外部影響(不公平的競爭環境)。此外，稅收還可以通過替代效應對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產生影響。政府對某種商品課稅，改變了商品的相對價格，自然就影響了消費者的選擇。消費改變后，通過價格傳遞既會使經濟效率提高，也會使經濟效率低下。
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中，流轉稅是以直接參與企業利潤分配的方法來調節企業生產的，它不同西方國家直接作用于價格的商品課稅。首先，我國流轉稅調節經濟的作用不是通過價格信一號傳遞的。其次，我國的產品稅、增值稅和營業稅互不交叉，各種商品的稅收負擔難以橫向比較，這樣會影響到商品相對價格的合理性。再次，所得稅按經濟性質不同分設不同種類的辦法，不能保證企業有一個公平的外部環境。最后，稅收制度缺乏規范性和穩定性，不利于企業長期投資決策的作出。
(二)支出
稅收決定了資源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的配置比例，支出決定著政府支配的資源在公共部門內部的配置比例。在這里，我們主要討論一下財政投資的原則，以及“準公共產品”的定價間題。
1.財政投資的原則
由于我國財政支出中投資占有相當大比重(1991年為726.33億元，占支出總額3793.87億元的19.14%)，所以必須要加強對投資支出的管理。政府部門投資與非政府部門投資有著不同的作用和目的，因而投資的方向和安排投資的原則也就不同。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投資也需要注意投資的經濟效益(尤其要防止以社會效益為借口而犧牲經濟效益)，私人投資考慮的因素，如邊際投資效率和利率的比較，，投資對產出的影響等，在政府投資中也必須適當考慮。在對生產性投資作出安排時，應采用“成本一一效益”分析法，詳細論證，選出最佳方案。
2.“準公共產品”的定價
政府提供的“準公共產品”如教育、公共交通以及其他公用事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價格應該盡可能考慮其成本的大小。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少政府補貼和不必要的開支，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消費者的盲目消費，適當的收費和免費提供相結合，將會使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
財政和稅收的關系范文3
1994年，我國全面推行了以“分稅制”為核心的財政體制改革，進一步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加大宏觀財政政策調控力度；與此同時，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配矛盾漸漸浮出水面，地方財政為籌措預算外資金，積極“創收”，非稅收入再次成為政府除稅收之外的重要的財政收入，非稅收入使用和管理已成為財政監督管理不可逾越的溝坎，亟待研究加以解決。
一、當前我國非稅收入的現實問題
（一）非稅收入膨脹式增長，超越gdp和稅收增長速度，地方財政收入稅費結構變化明顯。長期以來，我國財政領域一個突出矛盾是，一方面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另一方面一些規費等形式的預算外資金還本文由收集整理在大量地收取，也就是說，政府不僅在收取以稅收為重要形式的規范性財政收入，而且預算外“收費”。
從另一角度看，近年來，在全國經濟增長放緩和房地產調控政策背景下，全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究其根源，一個重要因素是地方財政非稅收入地位轉變，由原來的“拾遺補缺”轉變為“半壁江山”，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二財政。近幾年，由于一些地方“土地財政”突飛猛進，這些地方政府財政中非稅收入占比已高達50-60%。
（二）非稅資金管理難度增大，財政監管職能被肢解，部分非稅收入游離于監管之外。非稅收入的執行主體是行政事業單位或者是相關的主管部門，由于票據使用缺乏統一標準，一些涉及非稅收入部門一直是使用上級主管部門的印制票據收取非稅收入，財政部門盡管在程序上進行了審核，但仍沒有能力對它的后續工作和使用情況實施監督；一些地區和部門由于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收入執行機制，無法做到令行禁止，導致一些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現象時有發生；此外，非稅收入大部分款項即使被納入到預算管理的范疇內，對于非稅收入審核、使用和管理也僅僅只是走馬觀花，流于形式，致使財政部門缺乏有效的監督控制，最終導致對非稅收入的管理缺乏剛性的約束監督力。
（三）二次分配缺乏科學規范的統一標準，分配體制不合理將使政府財力資源的配置能力和效率降低，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
由于收費形成的經濟來源基本上歸地方政府、部門、和單位支配，缺乏統一規范的分配標準，導致二次分配的不合理。一些盲目投資，重復建設，鋪張浪費甚至社會腐敗現象滋長泛濫，社會資源不僅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調整，造成地方資源的無序浪費，非稅資金長期游離于國庫之外，將嚴重削弱國家宏觀調控能力，與中央財政和稅制改革思路背道而馳，干擾了正常的經濟運行秩序，對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帶來了消極作用，直接影響我國財政收入的根基。
（四）政出多門，收費主體多元化，來源渠道復雜，執收環節多，收入來源不穩定。與國家稅收強制性、固定性和無償性等相比，非稅收入呈現于稅收收入的不同之處，首先非稅收入由于征收項目的選擇性，明顯具有零散性的特點；二是非稅收入由各職能部門分別征收，征收標準和征收環節各不相同，帶有明顯的行業性特點；三是征管方式存在不同的執行主體，其復雜性、多元性的特點較為突出；四是征收的方式渠道復雜，有主管部門（單位）代收自繳，有的是由銀行代收，還有由財政機關征收；五是來源渠道不穩定，具有不確定性。特別是某些臨時性和罰款項目, 突擊性和集中性特點明顯，導致這些非稅收入時高時低。
（五）法制不健全，監督缺乏約束力，未形成規范、完整和系統的法律法規。從法制化進程上看，非稅收入增長過快，管理艱難與執行混亂，一個深層次原因就是經濟轉型過程中法律、法規和改革制度沒有最終形成。非稅收入征管的一系列內容，包括立項、定標、征收、監管、票據管理和資金使用環節仍尋找不到能夠覆蓋全國范圍的統一、規范、系統和具可操作的法律法規，使非稅收入征管做到無章可循；同時，非稅收入征管和使用隨意性較大，缺乏健全的法制監督，使得非稅收入管理難以規范，對違規行為難以有效約束。
二、非稅收入現實問題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全國財政收入結構比重中，稅收收入增幅回落，但是非稅收入占比增長，必然導致費大于稅的現象出現，稅收與非稅收收入此種此消彼長現象，極有可能導致企業負擔變相增加，影響結構性減稅政策總體效果；同時，非稅收入征繳具有不穩定和不確定性，持續在高位運行極有可能引發財政風險。
實踐證明，地方財政非稅收入諸多問題，勢必導致一系列消極因素，進而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一）侵犯稅基。稅收與非稅收入比例失衡呆滯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體系中所占的地位下降。非稅收入大部分成為地方財政（或部門）的利益，必然會分散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二）降低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導致各種社會腐敗現象，增加了機構改革的難度。由于非稅收入基本上歸地方政府、部門和單位支配，不僅助長了重復投資、重復建設和盲目基建，而且權利過于集中，為腐敗現象提供了溫床，損壞了政府形象，敗壞了社會風氣。（三）制約了經濟主體的發展速度，加重了企業負擔，影響了正常的生產經濟秩序。稅費高低直接影響經濟增長速度，過多過濫的收費使企業不堪重負，加重了企業做大做強的成本。（四）削弱了納稅人的納稅意識。從廣義上講，稅與費都是政府通過行使行政強制權無償征收。收費的隨意性和廣泛性，破壞稅法的嚴肅性，降低了納稅人對稅法的遵從度。（五）大部分收入在支出上游離于財政監督，無疑是肢解了財政管理職能，造成新的社會分配不公。
三、加強地方財政非稅收入征管的對策選擇
改革非稅收入，應當從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深化非稅收入改革，規范非稅征管要素，推進征管體系建設，依托信息化手段支撐以及加快法制化管理進程等方向入手，遵循標本兼治的綜合對策。
（一）完善和推進徹底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從理順分配關系入手，從源頭起正本清源，還原稅收和規費之本來面目；按照權利與義務相當的原則，確立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和非稅收入體系，賦予地方政府適當的稅政管理權，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稅體系，消除地方財政過度依賴非稅收入理念；同時，改革和深化投融資體制，適度開放政府融資和舉債，推行資產證券化等，為政府培養后備財源支撐，阻斷政府利用新增收費項目籌資的思路。
（二）尋求非稅收入改革突破口，積極推動“費改稅”，這將涉及到部門、單位利益的重新調整。首先，對一些征繳相對穩定兼具稅收性質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費項目，推進“費改稅”改革試點，包括試點開征“社會保障稅”、“燃油稅”、“資源稅”和“遺產稅”等新稅種，拓寬地方政府財源渠道；其次，對于那些“費改稅”條件不成熟的，允許繼續保留收費項目，但必須納入預算資金統一管理。
（三）劃分經濟利益主體管理權限、明確收費范圍，理順分配渠道和分配關系。非稅收入實質仍然屬于財政性資金，非稅收入與稅收相比，有其自身特征，如征繳依據、服務范圍和對象，收入使用方向、形成過程、分配方式都與稅收有所不同等。因此，應當科學統一確定范圍，內容，標準、費率，尤其是要細化征收標準，減少彈性空間，公開征收信息，禁止擅自提高收取標準、任意擴大收取范圍，使征收各環節運行在陽光下，駛入規范化的公共財政運行軌道。
（四） 建立統一、規范和完善的非稅收入征收管理體系。
健全完善的非稅收入征收管理體系，包括一系列綜合管理內容，例如，實行“收支兩條線”，建全完整有效的征收管理辦法，統一審批管理權限，加強集中管理；建立目錄管理制度，推行收費目錄管理和收費公告制度，樹立民主預算理念，接受社會各界監督；統一票據管理制度，強化源頭管理，充分發揮收費票據的源頭控管作用；設置財政專戶，嚴防“小金庫”和“賬外賬”等現象滋生；推廣和實施非稅收入第三方監管，實行銀行代收制度，實現收繳單位與現金徹底脫離；統一預算編審制度，量入為出，合理安排使用費款，保證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發展的資金需要等等。
財政和稅收的關系范文4
關鍵詞：營改增；地方財政收入；影響；企業發展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3.081
0 引言
在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包括建筑行業推行“營改增”稅務制度，不僅提高了企業的管理水平，同時也規范了市場公平競爭的局面，促進了我國稅收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毫無疑問，“營改增”對企業的發展客觀上具有重要的意義。隨著各地區越來越多的企業單位響應該項政策制定了稅務統籌的方案體系之后，企業稅負得到“松綁”，設備技術實現升級改造，生產經營走向轉型創新的道路。地方政府在看到這一深刻變化的同時，也需要認清在此背景下該項政策給地方財政帶來的挑戰和考驗影響，從而以積極的姿態采取有力的措施去應對。
1 營改增與企業發展的關系
營改增，簡言之就是改變對產品和服務征收稅的方式，將原本的營業稅統一變成增值稅，并且對部分企業采取降低稅率的措施。營改增作為一項稅收改革政策是在我國社會經濟進入較快發展的背景下開展的。一改過去“道道征收、全額征稅”的特點，去除了傳統營業稅重復繳稅等弊端。順應了時代的發展要求，客觀上為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和企業的結構升級起了助推的作用。
營改增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對企業帶來的影響和作用方面。第一，促進企業產業鏈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營改增的實質是一種減稅措施，對我國協調發展三種結構產業的作用巨大。改善了眾多企業的投資經營環境，企業也為了更好地運用這項制度的優惠而紛紛采取調整的措施，從而實現合法合理避稅，降低整體運營成本，優化技術設備，調整產業鏈，實現長遠發展。第二，緩解企業稅負壓力和資金緊張問題，提高企業的市場活力。由于很多中小型企業資金實力有限，在嚴峻的市場形勢下舉步維艱，尤其是融資和資金流動方面。營改增無疑提供了更為公平合理的稅收法則，企業也增強了自身的“抗擊打能力”，有了更流暢的資金流動的機會。
2 營改增企業發展對財政的影響
國家財政包括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其中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力軍，各地區實施營改增政策的企業面臨著機遇和挑戰，它們的發展對地方財政收入產生深刻的影響。
2.1 不利影響的方面
首先，財政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而地方作為財政部門分支，可以通過對地方財政的管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往的稅制，將營業稅與增值稅的繳稅對象區分開來，即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是營業稅，且由地稅局執行，對第三產業進行征收。增值稅也能實現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共享。然而營改增實施以后，營業稅面臨著全部或者大規模的喪失，地方的稅收減少。對于企業發展的策略調整上說，由于企業納稅人可以進行進項稅抵扣，因此企業會通過改革組織機構的方式，減少所納稅費。原來需要交納增值稅的企業也會通過采取運費抵扣的措施來減少需要交納的稅。同樣給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帶來了減少的影響。據相關數據資料調查顯示，由地方政府征收的城建稅等地方附加稅也會減少。例如上海試點在實施營改增改革中，300億元左右的營業稅收入受到影響，占據稅收入的28%；其次，營改增企業在尋求新的發展空間的過程中，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幫助，而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和經濟狀況不盡相同，在財政承擔能力相對薄弱的地區，為了促進地方企業發展給予企業財政補貼無疑會加重財政的負擔。并且欠發達地區的經濟水平不佳，實行營改增稅制改革后想通過服務行業企業的發展拉動稅收收入的增長也比較困難。
2.2 有利影響的方面
盡管營改增企業發展給地方財政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沖擊，但是也不能忽視從長遠角度看給財政帶來的有利影響，并以此為契機，采取措施進行應對。
第一，營改增之后，企業的外部市場發展環境更加的公平透明，企業的分工協作不再受到束縛，地方的二、三產業進一步得到融合，企業的上下游企業也獲得繁榮，這樣一方面各類投資和生產要素向現代服務業聚集，另一方面地方財政的波動性變得縮小，其他稅種的稅收穩定性得到保障，有利于增加稅源涵養；第二，營改增之后，地方政府的新稅種開發空間增大。如房產稅、社保、水利、環境等方面新稅種的培育等，為地方財政收入的持續穩定發展奠定基石。
3 加強落實營改增的改進建議和應對策略
為了更好地落實和貫徹營改增改革策略，充分發揮政策的優勢，減少不利影響，促進本地區經濟的良性發展。政府財政部門可以從以下方面采取措施進行應對。
3.1 從宏觀上關注國家政策，認真研究營改增規定
營改增不管對于企業還是政府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是結構性減稅的關鍵舉措。因此各級地方政府應主動關注國家宏觀政策的變化，并在分析區域經濟特點的同時，在認真研究營改增體系改革具體細則和熟悉了解相關制度的基礎上，制定出切合實際的執行條例。因此就這需要相關部門積極開展關于稅務制度學習活動，廣泛收集企業單位意見，向上級反映運行的狀況，并制定出合理科學的補貼政策，幫助企業排憂解難，促進穩定發展。
3.2 從地方的財力水平出發，加強完善財稅體系
各級地方政府應該通過合法渠道申請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份額，爭取合理協調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處理好事權、財權、財力三大要素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借此機會調整增值稅的共享比例；與此同時，由于考慮到地方稅的特殊性，地方財政體系應該要將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在內的共享稅當作體系內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升政府財力水平和稅收征管水平，對納稅人和納稅行為進行嚴格的監管，來彌補營改增帶來的財政收入縮減。
3.3 積極發展地方經濟，發展區域優勢產業
政府應該充分發揮調配地方資源的職能優勢，結合區域經濟特色，一方面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強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充分利用“營改增”帶來的政策機遇，培育新興產業和高端制造業，如城市農業、生態文化旅游、電子商務等行業。促進地方經濟的多元化發展，從而擴大征稅范圍，拉動財政收入的增長。
3.4 盡量實現國稅地稅的聯合辦稅，規范發票的開具
所謂聯合辦稅指的是在國稅辦理的服務窗口或者平臺同時辦理各地區的地稅征收業務，這樣能保證地方稅費的及時保量征收到位，規范開具各項增值稅的發票。但是要注意前提是，遵循一定的法律法規，并且制定完善的機制，確保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營改增是我國稅務制度的一項重要政策，不僅能夠避免重復征稅的可能，而且有利于發展服務業，激活市場。當然，營改增的稅收改革制度在目前的推廣階段屬于一把“雙刃劍”，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干擾。既對各地區的企業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同樣地也給我國的財政和稅收帶來沖擊和挑戰。因此這就要求我國相關部門根據所在區域的經濟發展特點和狀況，制定合理科學的管理制度，以趨利避害。此外，不同企業也應該根據不同的稅率，結合企業的實際，加大企業的結構調整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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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和稅收的關系范文5
關鍵詞：財政稅收體制 改革創新 認識 探究
一、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的認知
我國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國就開始對財政稅收做改革，隨著多年以來的改革深化，逐步地搞活社會主義經濟，讓地方的財力和財權得到擴大，讓企業的稅收負擔得到減輕，其達到了是我國在財政稅收體制在改革上的最初要求。財稅體制在為社會主義市場的經濟發展上，構建了經濟體制的新框架，并完善了這一財稅體制的新框架。我國在財稅體制改革的要求就此達到基本，其中優化財政體制上預算和支出的完成，稅收體制的轉型完成，以及稅收體制在管理體制上的分稅制完成，都達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財稅收制改革上的基本任務和基本要求。
我國經濟在二十世紀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在穩定的發展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上，不僅臨了矛盾凸顯期的持續，重要戰略期上也是持續的，經濟社會的改革發展任務變得繁重而艱巨。目前矛盾和問題仍然是存在的，財政稅收體制上的改革正在進行。現行在某些發展要求上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比如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要求，在科學觀發展的實施要求上也是存在差距的。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和創新需要更深入的加強完善，不僅需要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階段體制上存在的弊端進行分析，也需要對其深化提出相應的財稅體制改革上的對策，而且需通過多方面的探索和討論，并理清這一問題的思路，找到能解決問題的方針。作為我國的企事業單位，更需以單位本身所有的實際情況做好工作。
二、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創新的深入探討和研究
財稅體制的改革難度隨著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快速化逐漸加大，改革進程中的不斷深入化也加大了其改革難度。財政稅收體制不僅關系到社會經濟發展，也關系到經濟體制改革，其重要任務是能快速并穩定的推進改革，也需為我國事業型單位的發展體制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和支持。財稅體制改革在社會主義經濟市場的體制改革上也作為了重要的突破口。
我國目前的所實行的是財政體制，是以政府體制為基礎所建立的財政體制，各級政府在職能上的基本準則是由政府體制所制定并實施的，不同級別的政府在財力上的分配決定也是由政府體制所制定并實施。中央政府在確定財政收支的結構上，確定財政收支的模式上進行了決策，在如何安排財政的預算也是由中央政府進行決策的確定。財政預算是在地方各級政府的分級管理下實施的，并且是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實行的財政稅收體制。相對于中央來說地方各級政府的責任和權力則是財政活動上的管理，為此中央進行了授權，中央集權并為此進行了統一的決策。在財政體制改革上，我國一直遵循了統一的模式。并在我國所實行的分稅分級財政體制為致使優化產業的結構上構建了新的框架，即為分稅制改革，這一框架逐步形成也多我國資源上的配置起到了優化的作用，并且在經濟發展的加速上起到了促進的作用。對中央和地方各級而言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兩者間關系的梳理，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以及我國總體的財政實力，都得到了顯著的提高。并實現了在財政收入上所建立的穩定增長體制的應有效果。
現行的財政稅收體制在我國發展社會經濟上的改革和創新是其重要任務，當前在對面對其產生的實際和現況的問題，需做到從各個方面綜合起來明確的進行分析。在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不斷深入中，財政稅收體制上所存在并且暴露出的問題也逐漸明顯。在其管理體制下，相關工作人員對財政稅收的管理和控制上很難起到效果。其中產生的諸多弊端和問題，是由于管理人員在行政和業務的管理體制下發生雙重影響。這就是我國在現行體制上還未達到健全的體現，也是在控制財稅管理上有所困難的體現，其所現有的主要問題還體現在民主管理和監督監管上的不完整。
現在我國在社會主義的建設更加全面和快速的發展社會經濟上，都處一個重要的時期，在我國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上，財稅體制的改革創新起到完善的重要作用。在財政稅收制度的建立上，改革創新的要求就是可持續發展的協調能夠做到全面化，而在財政管理制度的建立上，改革創新的要求則是與事權相匹配。其建立是基于政府部門的改革預算和采購上的不斷深化，這是其基本要求。 社會主義完善并發展的這個重要時期，我國在財稅體制改革創新上需更加的堅定不移，在新形式下可借鑒外部經驗并采取其有益的部分為所用，這樣才能做到我國在新環境下基本國情的立足。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發展和協調的要求上，需建立新的財政稅收體制，現行的已經不適應其要求，改革創新勢在必行并為此提出了以下對策。在財政體制的建立上需考慮我國現階段的需要，包括符合基本國情，滿足市場經濟體制的匹配和健全。在中央集權對財政管理上的決策上，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管理體制應遵循原則，財權要與事權相匹配。在劃分地方政府的財權責任上需合理，減少地方政府的財權壓力并賦予必要的權利，嚴格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去進行體制改革。地方各級政府財政收入體制的規范也是其中一項決策，權利的讓是改革的開始，健全的財政體制和建立是對發展我國經濟的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各級政府間的均等化服務和財政權的完善也是其中重要決策之一，取消不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專項資金，建立并擴大財政轉移制度的實際應用。
三、結語
從目前我們過基本國情來看，在協調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適應上，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創新是極為重要的，在面臨新形式的經濟環境下，改革創新在不斷的深化以做到現行所存在一系列問題的消除和解決。不僅需要對管理體制進行不斷的完善，在體制機制的建立上也需更加健全，更需在面對財政管理上出現各種問題時得到解決。以此我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才能得到推動。
參考文獻：
[1]湯啟亮.我國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創新的探究[J].現代經濟信息，2010；24
財政和稅收的關系范文6
財政是國家或政府為了實現其職能，主要利用價值形式，參與市場經濟中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再分配過程中所形成的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活動及其產生的分配關系。
二、著名專家的觀點與依據
（一）國內專家觀點―鄧子基的觀點
財政指的是國家（政府）的收支活動或分配行為。它是經濟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經濟運行指的是社會中的無數個人、家庭、單位、團體和組織，他們之間圍繞經濟利益及相關的其他各種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影響、交互作用的錯綜復雜的運行過程。在經濟學中，通常對經濟系統進行簡化處理，以便描述經濟運行過程的概貌。
（二）國外專家觀點
西方經濟學所研究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財政的代表人物也很多，主要任務及其貢獻包括：
（1）亞當?斯密的觀點。亞當.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認識到資本和勞動的對立，把地租、利潤、租稅、公債等作為勞動價值的轉化形態。他還探討了財政和經濟的內在聯系，系統地闡發了財政理論，從而創立了財政學。
（2）大衛?李嘉圖的觀點。李嘉圖也對資產階級古典派經濟學和財政租稅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資產階級所要求于國家的，只是為資本獲得利潤和積累提供有利的外部條件。因此，古典學派對于國家干涉經濟持否定態度。他們主張盡力減少國家干預，節減政府支出，減輕租稅課征，還對財政經濟領域中的封建特權和壟斷作了抨擊，從理論上為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開辟了道路。
三、融合的標準與范圍
“價值分配論”認為隨著商品交換及其內在矛盾的發展，當貨幣充作支付手段的職能擴展到商品流通之外，才產生價值分配，而財政是國家對價值的分配?！皣屹Y金運動論”認為國家資金的形成、分配、使用、周轉等一系列的分配過程，即國家對一系列的資金分配過程就是財政。這兩種觀點，都把財政的起源及相應的財政概念描述定格在貨幣關系的范圍，在貨幣關系以外是不會產生和存在財政的。
“剩余產品分配論”強調剩余產品是財政關系產生的物質基礎，隨著剩余產品的出現而發生的社會職能組織占有剩余產品的過程，也就是財政關系的萌芽和發展的過程，因此認為在原始社會已經產生財政關系，財政先于國家的產生而產生，先于國家的存在而存在。應當說，財政分配的主要對象是剩余產品，
“社會共同（公共）需要論”主張財政是為了滿足社會共同（公共）需要而表現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分配活動，強調財政是為滿足社會共同（公共）需要而形成的社會集中化的分配關系，這一分配關系在原始社會已經形成。這種觀點承認財政在國家產生以后同國家活動有關，但認為財政不是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財政的出現要比國家產生早得多。從否定財政的產生同國家有著本質聯系這一點看，“社會共同（公共）需要論”同“剩余產品分配論”的觀點是一致的。
四、你自己的理論觀點與依據――有何新的理論建樹
上述關于財政問題上的不同觀點，可以看作“國家分配論”中的又一種看法?！皣曳峙湔摗敝鲝堌斦前殡S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從古至今的財政就是國家財政。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各種觀點，主要有“價值分配論”、“國家資金運動論”、“剩余產品分配論”和“社會共同需要論”等。這些觀點的共同之處，是將財政囿于分配來考慮問題。據以上理由，我贊成國家分配論―財政的本質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的關系，財政的產生和發展以國家的產生與發展為標志，財政分配關系的性質與其所代表的國家一樣，受制于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
五、有待創新與發展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經濟學的“純粹化”和財政學的技術化傾向的背景下，葛德雪與熊彼特強調了財政研究應該集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綜合性學科為一體，應該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宏觀分析范式，即從社會學視角下看財政。
葛德雪：“缺少財政社會學理論和公共財政學沒有社會學基礎是現在整個社會科學最為重大的缺陷。只有社會學能夠說明我們的社會條件是如何決定公共需要的，并指出那些直接或間接地滿足公共需求的方式，以及社會模式及其演化是如何最終決定公共支出與公共收入之間的相互關系的?！?/p>
熊彼特在稅務國家的危機中寫道：“在有些歷史時期，由財政需要和國家政策產生的對經濟發展、所有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的所有方面的直接影響實際上可以解釋各種事件的一切主要特征。對大多數歷史時期，它都提供了這樣強大的解釋力，只在極少數的歷史時期它才顯得無能為力?！?/p>
六、解決這些難題需要哪些那些必備的條件――提出自己的看法與建議
（一）改變古老的財政收入制度
上述分析說明非稅收型收入的財政貢獻是以擴大貧富差距和損害市場經濟秩序為代價的。而且，從社會福利評價的一般標準來看，這些制度對擴大貧富差距的推動作用遠大于其財政貢獻，維持這些落后的收入制度實在是得不償失，急需改變。當然，這種轉變會很艱難，涉及深層次的問題，但卻是中國要緩解貧富差距擴大速度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概括來說，則是實現由利潤型制度和租金型制度向稅收型制度轉變。
（二）阻止存量財富的直接轉移
存量財富轉移對貧富差距的影響直接而巨大，會增加被財富被轉出者的社會失范感、相對剝奪感和角色緊張感，是“社會沖突與混亂的根源”，急需遏制。尤其是農地征用和城市房屋拆遷，在目前的土地財政和城市化的浪潮的推動下，極易導致引致移民財產損失和絕對收入下降問題。阻止存量財富的直接轉移的最有效方法是提高引致移民的資源保有能力，防止地方官員濫用征地權力，將保有財產能力作為其公民基本能力的組成部分而受到法律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