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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理論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1
經濟學中雖然充滿了模型和數學，但還談不上是一門精密的科學。即使經濟學如此不精確，宏觀經濟政策在應對經濟形勢的變化時，依舊可以發揮很大作用。例如，當面對總需求不足時，使用財政貨幣政策進行刺激通常會取得效果；當面對石油漲價等供給沖擊時，使用減稅等供給面措施也能奏效。一個由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組成的簡單宏觀經濟模型，對整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而言，依舊能帶來重要啟示。
美聯儲和歐洲央行在零利率附近層出不窮的數量寬松手段，體現的并不是新的經濟理論，而只是反映了貨幣政策本身能克服流動性陷阱，彰顯了貨幣政策能在需求管理政策中大有作為。即使格林斯潘對金融市場失靈和貨幣政策的失誤進行檢討時，也仍沒有超越已有的經濟學理論，只是重申了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提醒了對不完全的金融市場進行審慎監管的必要，以及貨幣政策要考慮金融市場波動的必要。
目前的世界對宏觀經濟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中國經濟正面臨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雙降局面，這時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需求刺激是一個標準的政策處方?？墒乾F在突然發現，財政刺激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貨幣刺激可能會進一步提高企業的杠桿率，兩者都只會進一步惡化中國經濟，而不是改善中國經濟。該怎么辦？
微觀上，推動企業去杠桿化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措施，但由于企業去杠桿化的時滯效應大，所以短期內的效果不明顯。那么宏觀上減稅會有效嗎？當總需求下降時，用減稅的辦法，確實可以穩定產出增長，但是會加速價格下降，甚至造成通貨緊縮，而通貨緊縮同樣是宏觀政策的敵人。于是宏觀政策捉襟見肘，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觀政策的時滯效應無法消除，也就是說政策不能立竿見影；另一方面宏觀政策的微觀基礎薄弱，容易使同一宏觀政策產生的效力相互抵消，反而降低宏觀政策的效力。
經濟理論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2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 教學內容 改革方案
在本科“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內容中。普遍存在方法過度西化，本土特色不足，理論介紹證明推導過多，實證分析內容偏少等問題。不僅對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造成了影響，且很難實現素質教育這一目的，而對應用型本科和高職院校的學生而言，更達不到與培養目的一致。因此，對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的改革是有必要的，使其擺脫紙上談兵的空想，實現教學內容的本土化。
1 教改的必要性
宏觀經濟學課程要求學生掌握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和分析方法，啟發和引導學生養成專業思維習慣，為進一步學習其他專業知識打下堅實的基礎。但是在現存的教學內容并不能完全滿足這一要求。作為一名教師在講授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的時候，不應只介紹理論模型和講解美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方程、曲線，應該講解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而且必須是以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為主線講解宏觀經學。講授“中國的宏觀經濟學”。
2 教改的可行性
2.1 教學目的允許對教學進行內容改革。經濟學家研究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目的是為了尋求好的經濟政策，以便改進宏觀經濟運行和改善社會福利?？墒菍τ诙鄶倒ど坦芾眍悓I學生而言，他們學習與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并不是為了設計和制定政策，而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宏觀經濟政策，以便更好地認識和了解宏觀經濟環境，以制定合理的企業管理戰略。因此教學中我們可以減少對理論模型的推導、證明和評價。而增加理論模型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分析，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為主。
2.2 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為以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為主線講解宏觀經學創造了條件。宏觀經濟學是對市場經濟經驗的總結，其理論分析的前提也必須是市場經濟國家。而中國經濟改革自20世紀70年代末，經過80年代改革開放的實踐，逐步明確了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市場經濟大發展的10年。市場經濟的發展，意味著在微觀上逐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在市場環境中根據需求規律經營，而在宏觀上將利用宏觀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控。而且，在90年代后期，中國經濟已擺脫了“資源約束型經濟”或“短缺經濟”，步人“需求約束型經濟”。企業必須面向市場經營，企業最關心的是他們的產品是否有銷路。在宏觀經濟方面，總產出取決于居民消費、投資、政府購買與凈出口所組成的總需求，這一切都日益滿足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析的前提和假設，為我們實現宏觀經濟教學內容本土化創造了現實基礎。
3 教改方案的設計
3.1 要實現教學內容本土化，必須積極開展教研活動，制定各種教學文件，規范教學活動，統一所有教師的思想，確保宏觀經濟教學內容本土化在整個教學活動中的“戰略中心”地位。其中，修訂編寫《教學大綱》、《教學規范》、《教材選用申請》和《教學進度表》等文件是整個工作的關鍵環節。這些規范文件將起到提綱掣領的作用，必須在每一環節、每一內容上都突出本土化特色。然后，根據以上教學文件開始編寫和制作教案、選擇案例。
3.2 要實現教學內容本土化，教學內容和體系必須更新。這是整個工作的難點。要專業化的介紹中國的經濟政策，就要涉及到中國政策分析的框架，必須掌握中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因此。在教學中必須做到將現代宏觀經濟理論體系與中國經濟的實證分析相結合，即緊密結合對中國經濟的實證分析來介紹有關宏觀經濟的理論、念，并應用這些理論、概念分析中國經濟的運行和政策趨勢。教學中，可以運用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數據，建立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消費函數、投資函數、貨幣需求函數、通貨膨脹回路、長期增長與技術進步模型、IS-LM曲線等，力爭做到理論研究與對中國經濟實證分析相結合。這些內容既提高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又提高了解決問題的能力。
為了確保教學內容的時效性，針對當代宏觀經濟學發展較快的特征，和中國宏觀經濟熱點更跌的實際情況，需要經常有針對性安排教師就教學過程中出現的某些熱點、重點和難點進行專題發言，如從減息到加息，從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到面臨升值壓力等問題。
3.3 要實現教學內容本土化，教學案例必須本土化。本課程理論性、抽象性和應用性較強。而學生缺乏實踐經驗，為了使學生能更好地運用所學的經濟學原理來分析和解釋現實生活中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教學中除根據課程的教學大綱，系統講授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外，教師應分配一定量課時實施案例教學。案例補充既要求做到同教學理論緊密結合，又要力求做到“本土化”和“時效性”。例如：“奧肯定律在中國”、“從實踐中看中國的貨幣政策”，力求用身邊的事情詮釋宏觀經濟學原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觀察問題、思考問題和研究問題的能力，同時也活躍了課堂氣氛，提高了知識傳遞效率。
3.4 要實現教學內容本土化，教學手段必須現代化。本土化后的宏觀經濟教學內容中，每一章都涉及中國宏觀經濟的實證性分析資料，而該課程的課時有限，因此，課堂教學實施時，主講教師要制作電子教案，利用多媒體教室、校園網、互聯網，完成教學任務和其他教學信息的傳遞。這是保證教學內容的完整性，教學節奏的合理性必要的技術保障。
3.5 要實現教學內容本土化，教學科研必須互動。為了實現教學內容和案例本土化，教師必須對中國宏觀經濟進行較深入的分析研究。只有不斷地跟蹤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態勢，才能確保教學內容和實際相結合。提高學生參與教學的主動性，培養學生獨立探索問題的能力。此外，科研過程又加深了教師對宏觀經濟理論的理解和提高了知識應用能力，促進教學內容本土化研究的深入，豐富了教學內容。
經濟理論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3
美國經濟上半年僅增長1%，日本是負增長，法國是零增長，德國二季度也意外出現負增長。發達經濟體的復蘇去哪了？或許本就沒有復蘇，只是人們賦予了過大的復蘇期望而已。
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七年了，歐元區和英國的經濟水平僅勉強達到2008年初的水平，日本這七年甚至是負增長，美國只增長了6%。
這難道就是我們所說的復蘇？那對復蘇的要求未免也太低了。前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用“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來形容這些年的發達國家經濟顯得更恰如其分。
薩默斯認為，實現美國充分就業所需要的實際利率是負的，零利率邊界使現實中的實際利率無法下降，產出的缺口無法通過傳統的貨幣政策彌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認為歐美可能正在重復日本長期停滯的噩夢。
如果薩默斯和克魯格曼是對的，就意味著目前歐美的宏觀經濟政策不是太寬松了，而是還不夠，即將到來的美聯儲加息也是完全錯誤的，它會摧毀本就脆弱的美國經濟。
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沒能預計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說明傳統主流的宏觀經濟理論肯定出現了某些問題。再沿著這一傳統思路去看發達經濟體的復蘇，出問題的概率也很大。薩默斯和克魯格曼等人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沒有復蘇的后危機時代
一季度，美國經濟已經出現了不好的苗頭，意外出現負增長，實際上已經為2014年定下了艱難的基調。之所以意外，是與就業的較好表現不匹配，打破了華爾街投行過于樂觀的期望。
包括美聯儲官員在內的大多數經濟學家也認為這只是個意外，異常天氣成為了替罪羊，二季度，美國經濟增長反彈至（折年率）4%，讓人們更堅信這一點。即便如此，上半年，美國經濟也只實現了1%的增長，沒什么值得歡欣鼓舞的，要想維持2013年1.9%的增長，三四季度美國平均增長需要達到3%，也不是一項容易完成的任務。
經濟出現負增長，哪怕只是個意外，至少也說明復蘇的基礎很不牢固。按照金融危機前的趨勢，美國潛在增長水平在3%左右，危機過去了六年，美國實際經濟偏離趨勢線越來越遠。
歐元區的情況要糟糕得多，二季度是零增長
歐洲經濟的龍頭德國甚至出現負增長，凈出口對德國經濟環比增長的貢獻是-0.9%，是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差表現。法國已經連續兩個季度零增長，而且失業率仍高達10%。意大利實際上已經再度陷入了衰退。
歐洲央行已經在6月份把基準利率下調到接近零的水平，這或許還遠遠不夠，歐洲通縮風險越來越大，歐洲版的QE正在醞釀。7月歐元區CPI同比增長僅0.4%，遠低于歐洲央行2%的目標。
日本經濟在度過了安倍刺激的蜜月期后，遭受了消費稅提高的重大打擊。二季度GDP環比折年率下滑6.8%，上半年累積是負增長。日本曾經于1997年初也提高過消費稅，在隨后幾個季度里，經濟陷入了衰退。這一次日本經濟能夠幸免嗎？恐怕很難。
G7中唯一的亮點是英國，連續兩個季度實現環比0.8%的較強增長，現在英國提前加息的可能性也在增大。最近兩年房地產市場的火爆給了英國經濟強力的支撐，英國房價已經回到了金融危機前的高點。
總之，上半年發達經濟體離強勁復蘇很遠，可以說表現有些慘淡。
其實，這種低迷的狀況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我們把2008年初作為起點，在過去七年里，歐元區和英國是負增長，日本幾乎是零增長。美國和加拿大相對好一點，分別增長了6%和8%。不過，這樣的增長水平在正常年份只需要兩三年時間就能實現，如今卻用了七年。
不要忘了，這樣的表現還是在各國央行實施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下獲得的。要是沒吃藥，或者少吃藥，發達經濟體的表現會更差。
長期停滯？傳統主流宏觀理論之殤
為什么發達經濟體會變成這樣子？這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后，還從來沒有出現過。
主流宏觀經濟理論告訴我們，當經濟偏離潛在增長水平后，市場的力量會讓它自動恢復到潛在水平附近。宏觀政策的實施只是影響這種恢復的幅度和速度。金融危機前近三十年的美國經濟運行軌跡，有力地支持了主流的宏觀經濟理論。
但金融危機以來的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了，發達經濟體的增長偏離潛在趨勢增長水平越來越遠。
薩默斯在2013年1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個經濟學家論壇上提出了，發達經濟體“長期停滯”的看法。參與發言討論的有當時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現在的美聯儲副主席費舍爾和IMF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
“長期停滯”在日本早已發生，“失去的二十年”讓日本政策制定者束手無策。以前，大家只是把日本當成個意外，如今這種“長期停滯”可能也在歐美等其他發達國家中出現。
在2014年2月的一次演講中，薩默斯更為詳細地闡述了“長期停滯”的觀點。他認為，金融危機使得美國實現充分就業所需的實際利率（full-employment real interest rate FERIR）下降到了負區間，名義利率受到零邊界的束縛，無法降到負的。這就導致現實中的實際利率要比潛在增長水平對應的實際利率水平高，投資無法提升到需要的水平。
克魯格曼極為認同薩默斯的這一看法，他用魏克賽爾的自然實際利率（Wicksellian natural interest rate）和凱恩斯的流動陷阱（liquidity trap）概念闡發出了薩默斯類似的觀點。克魯格曼認為，對應著潛在增長水平的自然實際利率是負的。
大家普遍認為，歐美實施了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應該考慮適時退出。如果薩默斯和克魯格曼是正確的，就意味著，目前歐美的宏觀經濟政策將無法實現充分就業，也意味著，歐美的宏觀經濟政策不是太寬松了，而是還不夠。大家目前正在熱議美聯儲會在何時加息，或許已經為時不遠。沿著薩默斯的思路，加息不僅是錯誤的，而且非常危險。
薩默斯給出了兩方面的建議，一是進一步降低實際利率。在名義利率無法降低的情況下，可以提高通貨膨脹來實現，或者采取QE來減少信用和期限的貼水。這即使可以提高產出水平，也會帶來金融穩定性風險。
二是試圖提高FERIR。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情況，大致的措施包括：提高公共投資，減少私人投資的結構，減少收入不平等。
克魯格曼提出的政策建議更為直接，一個選擇是央行實施更高的通脹目標，使實際利率能變成負的；另一個選擇是采取持續的財政刺激。
經濟理論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4
【關鍵詞】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房地產價格;傳導機制;SVAR
一、問題的提出
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從早期凱恩斯的IS―LM模型到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新經濟增長理論,都對財政促進經濟增長做出了合理地分析。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的長期增長取決于知識、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等為核心的內生變量,而這些內生變量對政府政策是敏感的,特別是財政政策。因此,合適的財政政策在長期經濟增長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財政政策和貨幣傳導機制一直是政策研究的焦點問題,房地產的發展需要國民經濟中許多部門和行業為其提供物質資料,并且房地產品為國民經濟許多部門和行業的發展提供前提和場所,因此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是宏觀經濟政策傳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它包含前后兩個相互聯系的環節,即財政和貨幣政策如何傳導到房地產價格和房地產價格如何將財政政策的信息傳導到實體經濟。
為分析我國的房地產市場在財政和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及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從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數據出發,采用結構式向量自回歸(SVAR)模型,通過建立財政支出、廣義貨幣供應量、房地產價格和工業增加值的聯立方程,考慮財政、貨幣政策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關系,利用SVAR的脈沖響應函數,分析變量間波動的動態影響,從而對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房地產價格傳導機制做了深入的探討。
二、變量選擇與檢驗
(一)變量選擇
考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價格和經濟增長的影響,采用包括財政支出(EX)、廣義貨幣供應量(M2,代表貨幣政策)、GDP(代表經濟增長)和房地產價格(P)的四變量建模。由于GDP只有季度和年度數據可以查找,并且我國季度GDP是采用累計核算,因此這里用工業增加值來代替月度GDP的數值。對比歷史數據,工業增加值與GDP的變動趨勢高度一致,因此用工業增加值(IND)代替GDP是合理的。數據區間是1998年1月到2008年5月,主要來源于亞洲經濟數據庫(CEIC)。
(二)數據預處理
觀察四個數據的曲線圖,發現財政支出、工業增加值、房地產價格這三個數據序列都有明顯的季節性波動,于是先對這三個序列用X-12進行季節調整,為消除異方差,對財政支出(EX)、工業增加值(IND)、房地產價格(P)季節調整后的值取其自然對數,同時對廣義貨幣供應量(M2)也取其自然對數,預處理后得到變量表示為LNEX、LNIND、LNM2和LNP。
(三)平穩性檢驗
用ADF檢驗法和PP檢驗法對所有的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發現所有變量的原序列均不平穩,但其一階差分序列均為平穩序列,表1列出了平穩性檢驗的結果,滯后期根據AIC、BIC準則確定。
表1單位根檢驗結果
(ADF檢驗中包括常數項和趨勢項;***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下通過平穩性檢驗;D表示一階差分)
三、模型構建與識別
向量自回歸(VAR)方法是分析宏觀政策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時的一個普遍應用的工具,VAR模型可以對多個變量間動態關系進行描述,而不需要區分這些變量是內生的或是外生的,并且通過脈沖響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和方差分解可以分析某一變量擾動項的新息(innovation)對模型中所有變量的的沖擊效應。盡管VAR有這么多優點,但它卻只考慮了各個變量與它們的滯后期值的相互關系,而在現實經濟中,很多宏觀經濟變量不僅與本身及其他變量的滯后期值有關,還與其他變量的同期值有關,即忽略了變量間存在的理論關系?；诖?結構式VAR能夠依據現有的經濟理論,考慮變量間的同期關系,從而相比較于無約束的VAR能更精確地去解釋變量間的動態關系,所得到的擾動項就是模型所不能解釋的其他因素的影響。
(一)滯后階數的確定
確定SVAR模型的滯后階數時,依據對數似然函數、AIC和BIC準則綜合判斷,下表是滯后1～10階的對數似然函數值、AIC值和BIC值,最終確定模型最合適的滯后階數為4。
為能夠估計SVAR模型,本文對模型做了部分短期約束,并考慮了貨幣供給因素的影響,在此約束條件下估計財政支出和貨幣供給的變動對房地產價格和經濟增長的中長期影響,得到如下結構式向量自回歸模型(Structural VAR)模型:
政支出上的結構式沖擊,也稱為結構式殘差。?著t的協方差為單位矩陣,即?著t～VMN(0,In)
當B可逆時,上述SVAR模型可以寫成VAR模型的形式,簡化式殘差是結構式殘差的線性組合,是一種復合沖擊。
(二)模型的識別
為了識別沖擊,需要對B矩陣施加4(4-1)/2=6個限制條件。根據四個變量之間的經濟意義,提出如下假設:
(1)當期的工業增加值只受房地產價格的影響,不受貨幣供應量和財政支出的影響。
(2)房地產價格不影響當期的貨幣供應量和財政支出。
(3)工業增加值不會影響當期的房地產價格。
(4)工業增加值不會影響當期的財政支出,但會影響當期的貨幣供應量。
在上述四個假設下,令矩陣B的對角線元素都為1,得到矩陣B的估計如下:
B= 1-88.09 0 0 01 -3.02 -15.480 16.0901-1.46 0052.38 1
四、實證結果分析
得到模型的參數估計滯后,首先對模型進行Johanson協整關系檢驗,其中Trace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的結果都表明四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并且模型中所有根的模都小于1,在單位圓內,于是得到模型是穩定的這一結論。然后對模型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
(一)脈沖響應
貨幣供應量的一個單位脈沖對工業增加值在長期內有一個正向的影響;而財政支出的單位脈沖對工業增加值有微弱的負向影響,這種負向影響幾乎可以忽略;房地產價格的單位脈沖對工業增加值在長期內有顯著地促進作用,這充分說明了房地產業對整體經濟的拉動作用。
(二)方差分解
從圖1的方差分解結果來看,財政支出和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價格和工業增加值有一定得影響作用,但其影響作用不強。
五、結論
第一,從長期來看,房地產價格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強度大于對財政政策的反應強度,并且長期來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持續性較好。
第二,房地產價格對工業增加值有非常好的促進作用,這也充分證明了房地產業是拉動經濟的有力引擎,是帶動經濟發展的支柱型產業。
經濟理論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5
關鍵詞：NAIRU；菲利普斯曲線；通貨膨脹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12－0003－06中圖分類號：F821.5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As a leading indicator to judge the change trend of inflation rate, NAIRU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whe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re made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based on short-term Philips Curve. In economic transmission period in China,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labor force marke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labor force market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rate and inflation rate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logic of short-term Philips curve, so that NAIRU is not suitable to be adopted as a leading indicator to judge the change trend of inflation rate in China.
Key Words: NAIRU； Philips Curve；Inflation
一、引言
NAIRU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非加速型通貨膨脹下的失業率)在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和討論中是一個經常援引并引起關注的概念。這不僅因為實現充分就業是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更為重要的是，宏觀經濟政策決策者、討論者試圖依據NAIRU作為判斷通貨膨脹變化趨勢、制定宏觀政策的先行變量之一。在中國，對NAIRU研究和關注相對較少，主要原因是，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NAIRU相關理論對宏觀經濟決策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包括以下四個部分，第一部分NAIRU理論綜述，包括其由來、含義及影響因素；第二部分是NAIRU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探討；第三部分是中國NAIRU的估計；第四部分是結論。
二、NAIRU理論綜述
（一）NAIRU概念的由來、含義
根據英國的資料，Phillips（1958）得出失業率與名義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呈現替代關系，Samuelson和Solow（1960）用通貨膨脹率替換貨幣工資變動率，使用美國的數據得到了“菲利普斯曲線”，其表明，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率下降；失業率下降, 通貨膨脹率上升。菲利普斯曲線為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依據，其政策含義是，依據“菲利普斯曲線”，宏觀經濟政策以容忍一般物價水平以不變的速度上漲為代價，實現一定的就業率。
依據Wicksell的“自然利息率（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概念，Friedman,Milton(1968)提出了“自然失業率（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假說，認為自然失業率由實體經濟力量中的供給方面決定，預期到的貨幣政策對就業沒有影響，只有未預期到的貨幣政策的變化，影響就業；如果政府希望持續降低失業率在自然失業率水平之下，只有實行非預期的貨幣增長，出現非預期到的通貨膨脹；結果，為維持低的失業率水平，貨幣政策必然導致加速的通貨膨脹；在長期，“菲利普斯曲線”垂直于自然失業率水平。面對美國20世紀60年代后期出現的經濟“滯漲”想象，及貨幣主義者對“菲利普斯曲線”的評判，Modigliani和Papademos(1975)提出了NIRU(noninflationary rate of unemployment)這個概念，其目的是為當時美國的貨幣政策提供一個決策指標。他們定義NIRU為“這樣的一個失業率，只要實際失業率水平高于它，預計通貨膨脹將下降”。關于“菲利普斯曲線”的性狀，有兩種極端的情形：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線”的斜率是負的；在長期，“菲利普斯曲線”垂直于自然失業率。在兩種極端情形之間，受貨幣主義自然失業率的影響，Modigliani和Papademos認為，正如在美國1953至1971年的情況，“菲利普斯曲線”在高失業率水平相對平坦，在低失業率水平接近于垂直。這樣，在“菲利普斯曲線”上，存在一個失業率區間，在這個區間內，通貨膨脹率是相對穩定的，這個區間內的失業率就是NIRU；實際失業率低于這個區間的下界時，隨失業率逐漸減少，通貨膨脹率上升的概率增加；實際失業率高于這個區間上界時，隨失業率升高，通貨膨脹率下降的概率增加（如圖1）。
早期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是相當平坦的，特別是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可以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上升為代價增加就業；而貨幣主義者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是相當陡峭的，擴張性的需求管理政策產生高的通貨膨脹率，但降低失業率的效果不明顯。這樣，無論凱恩斯主義，還是貨幣主義者都認為，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線上存在一個失業率區間，在這個區間，通貨膨脹沒有上升和下降的壓力。這樣，盡管對政府參與經濟的態度不同，NIRU為凱恩斯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所共同接受，后來被Tobin(1980)稱之為NAIRU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非加速型通貨膨脹下的失業率)。顯然，NAIRU是把凱恩斯主義理論和貨幣主義及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論黏合在一起得到的一個概念，依其實施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宏觀經濟政策可以影響失業率水平），但其邏輯來源于“自然失業率”假設（宏觀需求管理的政策有一定限制）。
多數文獻明確界定NAIRU為這樣一個失業率，當經濟中的實際失業率低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有上升的趨勢；當經濟中的失業率高于NAIRU時，通貨膨脹有下降的趨勢；當經濟中的失業率等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不變。不過，依據這樣的定義，NAIRU概念的理論邏輯基礎并非那么明確，文獻中NAIRU的含義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之處。一些文獻沒有區分NAIRU和自然失業率概念，例如，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但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對經濟的影響在長期是中性的，非對稱信息、長期勞動合同和價格黏性等因素導致貨幣在短期是非中性的。由此，涉及NAIRU的文獻中，多數文獻都或明或暗地假定NAIRU是短期的自然失業率，或者直接稱之為the Short-run NAIRU，在涉及自然失業率假設時，更強調自然失業率對應的通貨膨脹率為零，貨幣政策對自然失業率沒有影響。例如，Camarero,Liuis Carrion-I-Silvestre, Tamarit(2005)把NAIRU分為三類，短期、中期和長期，認為短期NAIRU是政策制定者評估通貨膨脹變化趨勢的一個合適指標，而長期NAIRU并不能估計。這是自然失業率和NAIRU概念在不同文獻中存在的細微差異。
（二）影響NAIRU的主要因素
影響NAIRU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Joseph Stiglitz，1997），一是勞動力人口的結構，例如勞動力中性別結構的變化影響NAIRU的高低；二是勞動生產率的變化，例如生產率增長慢時，NAIRU可能出現短暫的增加，而勞動生產率的上升，降低ANIRU水平；三是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的一些變化，勞動力市場競爭程度越高，NAIRU就越低,諸如對勞動力流動限制的一些市場法律法規的變化、職業培訓等因素降低NAIRU；四是勞動力和廠商在決定實際勞動工資時的討價還價能力。影響NAIRU的因素主要和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有關，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影響NAIRU的因素存在很大的差異。
（三）NAIRU在經濟決策中的運用
在宏觀經濟政策討論中，NAIRU之所以得到廣泛的關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經驗研究中可以用來作為評估通貨膨脹率變化方向的參照點，如果失業率高于NAIRU，則預計通貨膨脹率有下降的壓力，如果失業率低于NAIRU，預計通貨膨脹率有上升的壓力；二是在經濟理論中，NAIRU可以用來作為理解通貨膨脹原因的起點；三是在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中可作為一個評判宏觀經濟形勢的指標，特別是對于貨幣政策而言，當失業率低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有上升的壓力，這時不宜采取松的貨幣政策，當失業率高于NAIRU情況下，通貨膨脹有下降的壓力，這時不宜采取緊的貨幣政策。
在宏觀經濟政策中運用NAIRU概念作為先行指標時需要注意一些問題（Marcoa.Espinosa-Vega，Steven Russell,1997）。依據NAIRU概念，當實際失業率低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有上升的趨勢，應實施緊的貨幣政策；當實際失業率高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有下降的趨勢，應實施松的貨幣政策。這個貨幣政策規則暗含的一個假定是，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變化導致的工資率的變化將傳導到一般物價水平，這是一個十分嚴格的假定。在諸如美國、西歐一些國家，勞動力市場相對成熟，工資率的變化影響商品價格，這個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很多情況下是商品價格首先變化，然后才有工資率的調整。在工資率的變化不完全等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以維持幣值穩定為目標的貨幣政策的效果有限。NAIRU理論另外一個暗含的假定是，失業率的變化是貨幣政策變化的結果，或者說是總需求變化的結果，這樣只要調整貨幣政策的方向，就可以調整失業率，可以影響通貨膨脹。然而，影響實際失業率的因素很多，在很多情況下，貨幣政策并不一定能夠影響實際失業率。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利用NAIRU作為宏觀經濟先行指標的局限性。在時間先后上，物價水平的變化和失業率的變化有三種關系：同步，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先于實際失業率的變化，失業率的變化先于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在前兩種情況下，利用NAIRU作為貨幣政策的先行指標效果不是很理想。
三、NAIRU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探討
實現最大限度的就業、維持物價水平穩定是在社會經濟轉型時期中國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如果宏觀經濟政策能夠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當然是最佳的選擇；如果能夠實現帕累托改進，解決一個問題，而不影響另外一個問題，當然也是一個好的結果；如果不能實現帕累托改進，那么需要進行權衡和取舍，這種就業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取舍所面臨的約束在經濟學理論就是菲利普斯曲線。這里考察菲利普斯曲線和NAIRU在中國的適用情況。
回顧經濟理論的發展，無論凱恩斯主義，還是貨幣主義都承認存在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但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是一個單純的經驗關系，其并沒有明確的理論基礎（James K. Galbraith，1997）。這里通過考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之間的關系理解菲利普斯曲線背后的邏輯。影響一般物價水平的因素主要是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影響失業率的因素主要是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由于影響因素不同，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變化趨勢之間的關系存在多種可能。一種情形是，總需求首先增加，引起物價水平上升，供給增加，然后失業率下降。另一種情形是，首先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失業率下降，實際勞動工資率上升，假若工資是企業成本的重要部分，持續工資上漲推動通貨膨脹率上升。這兩種情形下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遵循短期菲利普斯曲線表述的統計關系。在美國、西歐，經濟政策關注的是勞動力資源的利用狀況，NAIRU理論暗含的假定是，就業率的變化影響實際工資，而實際工資是廠商的主要成本，持續工資變化最終將導致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進一步的假定是，就業率和工資率的變化先于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這樣NAIRU可以作為判斷通貨膨脹率變化方向的先行指標。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關系，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并沒有統計上的關系，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線并不存在，這種情形主要存在于轉型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失業率主要受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影響，通貨膨脹率主要受商品市場上供給和需求的影響；當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和商品市場的均衡聯系相對比較弱，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的統計聯系就會相對弱，甚至統計上沒有關系，菲利普斯曲線就不存在。
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時期，（1）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隔，勞動力市場二元結構特征明顯；勞動力在農村的生產率相對于在城市的低，農村存在一定程度的隱性失業。（2）1979年以來,對城鄉勞動力流動的約束逐漸減少,勞動力流動量越來越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城鎮工資率上升的壓力。（3）無論實際工資率的變化，還是名義工資率的變化都沒有完全反映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狀況。例如，國有企業、壟斷部門等的工資形成機制呈現剛性，即使在失業十分嚴峻的情況下，實際工資水平上升趨勢明顯。1985年國有單位職工平均工資是城鎮集體單位職工平均工資的1.25倍①，2006年成為1.7倍；2006年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類型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分別為1993年的6.26倍、5.02倍和4.02倍。（4）經濟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林秀梅，王磊，2007；李駿嫻，薛江，2007；蔡，都陽，高文書，2004）。因此，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城市就業率和一般物價水平聯系較弱，有時關系不大，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聯系較弱，并不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邏輯關系。同時，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沒有證據表明通貨膨脹率的上升是城鎮就業人員工資率上升引起的，更多的情況是，過多的總需求在引起一般物價水平上漲的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城鎮居民就業，降低了城鎮居民失業率。因此，在中國依據NAIRU作為判斷通貨膨脹變化趨勢的先行指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上述結論可通過考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數據得以驗證。1980年至2007年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散點圖（見圖2）、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簡單相關系數（-0.4322）表明,從整體看，中國并沒有完全背離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基本統計關系，即相對于低失業率水平，高失業率水平的通貨膨脹率相對較低。從圖3看，相對于高失業率水平，在低失業率水平，通貨膨脹率增加的幅度高，次數多。同時，在不同時間段，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的變化趨勢也表現出明顯的不同特征。例如，1980年至1984年，在通貨膨脹率逐年下降的同時，失業率也在逐年下降；在1998年至2003年，通貨膨脹率為負值的情況下，城鎮失業率水平呈現上升趨勢。這些都和中國轉型時期勞動力市場的復雜結構吻合。
對中國的菲利普斯曲線研究的文獻眾多（范從來，2000；趙博，雍家勝，2004；曾利飛，徐劍剛，唐國興，2006），但中國經濟處于急劇的轉型過程中，并沒有獲得一個一致的中國菲利普斯曲線，這些都實際上和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有關。因此，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線基礎上的NAIRU在中國不能成為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先行指標。
四、中國NAIRU的估計
（一）NAIRU估計的文獻回顧
由于NAIRU在宏觀經濟政策中的重要性，對NAIRU估計成為NAIRU研究中最重要的內容，多數涉及NAIRU的文獻都是關于NAIRU估計的。已有文獻對NAIRU的估計方法大體可分為三類：依靠勞動力市場結構、勞動生產率等因素估計NAIRU，依據菲利普斯曲線估計NAIRU，完全依據失業率數據估計NAIRU。相對而言，第一類估計方法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廠商和失業者的選擇行為為基礎，建立決定NAIRU的方程，但暗含的假設條件太多，實用性較差，應用這類方法估計NAIRU的文獻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較少，但在分析影響NAIRU變化的因素時都從這個角度出發。本文對第二種和第二種NAIRU估計方法簡單回顧。
早期研究者Modigliani和Papademos（1975）完全從菲利普斯曲線出發，對NAIRU的值進行了估計?；痉匠淌?C++b(-1)+c,其中表示通貨膨脹率，C為常數，UA為實際失業率，(-1)為通貨膨脹率的滯后項，為勞動生產率。估計C、?琢、b、c值后，給定一個能夠容忍的穩定的通貨膨脹率，就可以推導出NAIRU的值。以后的文獻采用了一個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方程，最簡單的方程為，=e-?琢(U-U*)+?淄，其中為實際通貨膨脹率，e為預期的通貨膨脹率,U為實際失業率，U*為NAIRU，?淄為供給方面的沖擊。當預期的通貨膨脹率e等于實際通貨膨脹率，通貨膨脹率將保持不變，則實際失業率U等于非加速型通貨膨脹下的失業率U*。上述菲利普斯曲線不能直接估計，因為e和U*都是未知變量。對預期的通貨膨脹率e有各種假定，最簡單的假定為隨機游走模型為，e等于上期通貨膨脹率，則由=e-?琢(U-U*)+?淄得到P=?琢U*-?琢U+?淄，在關于?淄假定條件下，使用P、U的統計數據，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以估計上式中的常數項和?琢的值，則U*等于估計方程的常數項與估計實際失業率系數?琢之比。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利用這個方法估計的美國1960年至2000年的NAIRU的值為6.1%。上述關于菲利普斯曲線和NAIRU的估計有很多暗含的假定，文獻中從這個角度估計NAIRU的方式，可歸結為一個一般化的菲利普斯曲線方程（Douglas Staiger,James H.Stock,Mark W.Watson,1996；Thomas Laubach,2001）:
?仔t-?仔=?茁(L)(u-)+?啄(L)(?仔-?仔)+?酌(L)X+?著
其中?仔t為通貨膨脹率,?仔為預期通貨膨脹率，u為實際失業率，為NAIRU,X為供給沖擊，?著表示序列不相關的誤差項，其中?茁(L)、?啄(L)、?酌(L)為滯后算子的多項式。上式中預期的通貨膨脹率?仔是一個不可直接觀察和統計的變量，必須對其假定，文獻中的假定有?仔=?滋+?琢?仔，或者?仔=?滋+?琢(L)?仔,還有其他形式。NAIRU也是一個不可直接觀察和統計的變量，對的變化也有多種假定，最簡單的情形是假定恒等于。20世90年代初，美國實際失業率下降后并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率上升的趨勢，由此，從20世紀90年代估計NAIRU的文獻側重于假定NAIRU是變化的。變化方式有多種假定，一些文獻假定是離散的，隨環境的變化在不同時間的值不同；還有一些文獻假定NAIRU依賴于勞動生產率等因素，即=?準′St；更多文獻認為NAIRU隨機的，通常假定ut=+?濁t，其中?濁t~N(0,?姿?滓),并且對所有t、?子的，E?濁t?著?子=0。對于還可以依據具體情形有其他假定，例如，Thomas Laubach（2001）假定=+?滋t-1+?濁t，其中?滋t=?滋t-1+?淄t，?淄t~N(0,?滓)，并估計了七個國家的NAIRU。
估計NAIRU的另外一種常用方式是僅僅依靠實際失業率的時間序列數據本身進行估計，暗含的假定是，實際失業率水平必然趨向于其均衡水平。一般化的方程（Douglas Staiger,James H.Stock,Mark W.Watson,1996）為u-=?茁(L)(u-)+?著，其中關于的選擇仍然如上述的各種假定。Mariam Camarero,Josep Liuis Carrion-I-Silvestre,Cecilio Tamarit（2005）假定=，Tb,i-1≤t≤Tb,i，上式變為u=?滋+?茲iDui,t-1+?茁(L)ut-1+?著t,用最小二乘法估計上式，間接得到NAIRU==+。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從簡單的菲利普斯曲線Ⅱ=Ⅱ-1-?琢(U-U*)+?淄出發,利用通貨膨脹率和實際失業率的數據估計了Ⅱ=?琢U*-?琢U+?淄，其中Ⅱ為一般價格水平，Ⅱ為通貨膨脹率，U、U*分別為實際失業率和NAIRU,然后得到U*+?淄/?琢=U+Ⅱ/?琢，上式右邊為已知數據，上式左邊U*表示一種趨勢變量，?淄/?琢表示供給沖擊，應用HP濾波技術(Hodrick,Prescott,1997)得到NAIRU的值。
（二）對中國NAIRU的初步估計
由于中國轉型時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的關系復雜，估計一個在經濟理論和統計關系兩方面都合理的菲利普斯曲線是一個目前仍沒有完成的工作。例如，王少平、涂正革、李子奈（2001），王少平，張潔（2007）認為預期擴展的菲利普斯曲線對我國尚不具有適用性。多數經濟學家承認，精確估計NAIRU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復雜的估計技術并不一定比簡單的估計技術更有效。例如，Ray C.Fair(2000)認為一些文獻中關于NAIRU的動態設定是不精確的，在低的實際失業率水平，失業率和價格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的。這里從菲利普斯曲線和單純城鎮失業率數據兩個角度對城鎮NAIRU給出初步估計。不過，這兩種估計方式都存在較多的假定。
由于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不適合中國的情況，并且對它的估計在統計上的效果很不理想，這里首先估計簡單的中國菲利普斯曲線?仔t=c+?琢Ut+?淄t，其中,?仔t為以商品零售價格水平變化表示的通貨膨脹率，Ut為失業率，?淄t為其他變量的沖擊。估計結果為?仔t=15.8-3.44Ut，其中，常數項和失業率的t統計量、F統計量都能在5%的臨界水平通過檢驗；修正的R2=0.1555,這表明在統計意義上通貨膨脹率變化可歸因于失業率變化的比例很低；DW統計量為0.8969，在樣本數為28的情況下，接受殘差項存在正一階自相關的假設。一般認為通貨膨脹率受供給、需求和通貨膨脹率慣性等的影響，這里先驗地假定通貨膨脹具有慣性，估計方程?仔t=?琢?仔t(-1)+?茁Ut+?淄t，結果為?仔t=10.37-2.71Ut+0.54?仔t-1，其中，常數項和失業率的t統計量、F統計量在5%的臨界水平通過檢驗；修正的R2=0.4761；DW統計量為1.5748，在樣本數為27的情況下，殘差項不拒絕零自相關的虛假設。對?仔t=10.37-2.71Ut+0.54?仔t-1變形有?仔t=-2.71(Ut-3.83)+0.54?仔t-1。盡管假定失業率變化引起的實際工資率變化導致通貨膨脹率變化的邏輯不符合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邏輯，如果假定中國存在通常的菲利普斯曲線，并且NAIRU不變，在通貨膨脹率為零時可得到1980年至2007年中國的NAIRU為3.83%。從圖1看出，在城鎮登記失業率低于3%時，多數情況下出現了通貨膨脹。
和存在成熟勞動力市場的美國、西歐不同，中國城鎮失業率不僅和經濟中總需求和總供給變化有關，也和經濟轉型過程中對城鄉勞動力流動約束的變化、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等因素有關，由此中國NAIRU是隨時間變化的。不過，影響城鎮失業率變化的這些變量很難量化，這里利用HP濾波估計城鎮失業率中的非周期部分，可作為中國城鎮NAIRU的替代，結果如表1。
五、結論
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中國勞動力市場存在一些摩擦因素，城鄉勞動力市場是二元的，勞動工資率的變化并沒有完全反映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的供求狀況，勞動工資率的變化也不是影響我國通貨膨脹出現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國不存在通常意義上的菲利普斯曲線，NAIRU概念在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決策中作為先行指標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特殊結構，依靠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提高中國的就業率的政策措施效率不高，而提高勞動力市場效率、放松勞動力要素的交易成本、提高勞動者的職業轉換能力等微觀政策對于降低中國失業率將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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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理論與宏觀經濟政策范文6
1 案例教學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的重要作用
1.1 案例教學有助于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與微觀經濟學相比，宏觀經濟學較為年輕，學派多，分歧大，且理論性、政策性更強，其舶來品的特征也使其缺乏現實存在感，因而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是一門老師難教、學生難學的理程.案例教學法引進有助于提高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效果，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案例教學的實踐性特征較好地解決了宏觀經濟學理論性強，抽象難懂的問題.與微觀經濟學相同，宏觀經濟學也是采用抽象分析的方法，是通過大量圖形和數理分析去闡釋相關經濟學原理.然而與微觀經濟學相比，宏觀經濟學中更強調變量的內生性和分析方法的動態性，涉及的模型也更加復雜，目前大多數國內宏觀經濟學教材在內容編排上也更多地運用了數學推理和圖形分析，這使得宏觀經濟學變得更為枯燥難懂，既影響到了學生學習得積極性，也影響到了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效果.案例教學法所具有的實踐性特征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案例教學中的案例大多來源于現實經濟生活實踐，通過案例的閱讀能夠使社會閱歷簡單、實踐經驗有限的學生在課堂上就能接觸到大量現實經濟問題，從而增加其對宏觀經濟理論的感性認識，使得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學生的知識體系中不再是一座空中樓閣.
二是案例教學的真實性特征增強了宏觀經濟學的現實存在感，有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1992 年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之后，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在國內開始逐漸流行并為人們所接受. 作為舶來品，宏觀經濟學是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市場經濟活動規律和經濟政策實踐經驗的抽象和總結.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不長，無論從我國國情還是從市場經濟的完善程度看，都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引入案例教學，尤其是通過引入本土案例，介紹一些發生在學生身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和經濟熱點問題，不僅有助于加深學生對課本基本原理的理解，同時也有助于提高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認同感，使得宏觀經濟學不再是他山之石.
三是案例教學的綜合性特征較好地解決了學生知識的碎片化和條塊分割化問題.宏觀經濟學以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作為分析對象，與微觀經濟學相比，其涉及市場和主體更多、研究的領域更為廣泛、與其他學科的聯系更為緊密，形成了一個獨立而又龐大的理論體系.同時，由于現代宏觀經濟學誕生的時間較短，學派林立，對同一經濟問題不同經濟學派從不同的研究角度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龐大的體系和林立的學派在豐富和發展宏觀經濟學的同時，也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容易迷失方向，產生知識的碎片化和條塊分割化問題.他們往往拘泥于某一學派或某一問題的認識，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無法將不同章節、不同學派、不同經濟問題中的理論融匯貫通，形成一個有機整體.案例教學的內容來源于經濟實踐，具有很強的綜合性.由于現實經濟問題大多錯綜復雜，案例的分析、解決需要學生將所學知識有機聯系起來，綜合加以運用，因而案例教學有助于實現知識的融匯貫通，解決學習過程中知識的碎片化和條塊分割化問題.
1.2 案例教學有助于宏觀經濟學教學目標的實現
由于宏觀經濟學理論性強，自學難度大，因此目前我國各大高校在教學過程中重視發揮教師的主體作用，主要采用傳統講授式教學方法.在教學過程中強調通過教師在課堂上導入新課、講授新課和課后作業練習等方式達到學生掌握知識、記憶知識的目的.然而，講授式教學也有其缺陷：一是講授式教學強調教師的主體地位，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足，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容易演變為知識漫灌的填鴨式教學，出現老師教什么，學生學什么、課堂學得快，課后忘得也快和知識聽得懂，題目不會做等問題，影響教學效果.二是講授式教學的目標主要是強調對知識點的記憶和掌握，而宏觀經濟學是一門與實踐結合很緊密的課程，從教學大綱規定的教學目標看，它不僅要求學生要掌握相關理論、概念和方法，而且還要求啟發學生思維，鍛煉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教學方法是實現教學目標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從當前的教學實際看，有必要對當前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方法進行進一步改進和完善.
案例式教學是一種啟發式、討論式的教學方式，具有學生主體性、突出啟發性、高度互動性和結果多樣性等特點.它強調以學生作為教學工作的主體，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模擬或者重現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一些場景，將學生納入案例情境，通過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產生激烈的思維碰撞和觀點交流，引導學生對問題做出分析、判斷、推理和論證，多層次、多方位、多角度地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答案，進而建立一套適合自己的思維方式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引入案例教學可以彌補講授式教學的不足，既有利于對學生知識點的記憶和掌握，也有利于增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啟發學生思維，提高學生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有利于宏觀經濟學教學目標的實現.
2 當前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中應注意的問題
教學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教學方法只是教學工作中的一個環節.要發揮案例教學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的應有作用，不僅要對案例教學自身進行發展完善，還要注意其與其他教學方法和教學改革工作的協調配合.
2.1 要注意本土案例的開發
要發揮案例教學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的作用，首先必須對案例教學本身不斷進行完善. 案例教學涉及環節眾多，其中精選適合于課堂教學的案例是實施案例教學的基礎和關鍵.基于當前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的開展情況，加大對本土案例資源的開發是一項十分迫切的工作.這是因為，第一，與微觀經濟學相比，宏觀經濟學更強調經濟理論的政策含義，更強調從經濟發展實際出發，尋找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政策建議.然而，目前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國內教材案例缺乏，引進的多恩布什、薩繆爾森和曼昆等人編寫的外文版教材都是以歐美等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經濟實踐為背景，案例內容也多來自發達國家的經濟實踐.國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經常會提出這樣的困惑：這些經濟模型在中國是否適用，實踐中能否運用這些模型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因此，只有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開發本土案例資源，精選學生熟悉的或發生在學生身邊的經濟熱點問題作為教學案例，才有助于激發學生對現實經濟問題的思考，在日常生活中養成用經濟學思維去觀察和思考經濟問題的習慣.第二，微觀經濟學誕生的時間早，可供選擇的經典案例多，如蜜蜂與果園、燈塔的故事和公共地悲劇等.而現代宏觀經濟學產生時間較短，在實際教學中可供使用的經典案例相對較少，因此也需要廣大教師在案例教學中積極進行挖掘.
借鑒西方國家開發經典案例的經驗，我國開發本土教學案例資源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中挖掘. 我國古代雖然沒有形成系統的經濟理論，但卻有著非常豐富的經濟思想，加以梳理、挖掘便可成為很好的宏觀經濟案例素材.例如，我國古代的本末論是關于財富觀和經濟結構的典型案例，富國之學是宏觀經濟政策實踐的典型案例、善者因之(即實行自由放任的方針)和通輕重之權(即實行國家調控的方針)爭論則是我國古代關于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之爭的典型案例.二是從我國傳統文化和習俗中挖掘.如用愚公移山來說明經濟的發展方式、治大國若烹小鮮來說明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實踐、用我國過年的消費習俗和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消費習慣來說明消費理論等.三是從我國的經濟發展實踐，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實踐中提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同時也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也進行了諸多實踐，這也為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如可利用我國上世紀90 年代的軟著陸來說明AD-AS 模型，用民工潮、民工荒和大學生就業來說明勞動力市場相關理論，用人民幣升值、中美貿易關系、一路一帶戰略等來說明相關國際經濟問題.
2.2 要注意與其他教學方法的區別和配合使用
教學方法具有整體性特征，不同的教學方法有各自的優缺點和適用范圍，它們彼此聯系、密切配合、互相補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方法體系.因此在實際教學中，既要注意對不同的教學方法進行區分，明確其作用、優缺點和適用范圍，同時也要注意各種方法之間的協調配合使用.當前，就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而言，尤其要注意做好以下兩點.一是要注意案例教學與舉例教學的區別.由于宏觀經濟學與現實經濟問題結合緊密，因此案例教學法和舉例教學法在當前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被廣泛使用.由于二者之間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因此在教學實踐中很多教師都將二者混為一談，不加區分.其實二者之間無論在教學目的、教學方式、教學流程，還是教學素材的要求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別.首先，二者的教學目的不同.案例教學是一種啟發式、討論式教學，重在啟發學生思維，鍛煉學生的綜合能力，而舉例教學本質上是講授式教學中經常使用的教學輔助手段，其目的是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把握.其次，二者的教學方式不同.案例教學法以學生為主體，教師作為組織者、引導者和協調者，要求學生的高度參與，而舉例教學則仍然是以教師為主體，不需要學生高度參與.再次，二者的教學流程不同.案例教學法的教學流程主要包括吃透理論，精選案例;呈現案例，提出問題;分析案例，做出判斷;討論案例，相互交流和點評總結，深化案例等五個步驟[4]，其重在啟發、討論和總結而非描述.而舉例則只需要把案例呈現給學生，并做適當分析，不需要學生參與分析、討論，也不需要教師進行引導和協調.最后，二者對教學素材的要求不同.案例教學要以案例為中心來開展教學，因此其對選用的案例的要求較為嚴格，要求所選案例要全面、完整、權威、典型和更具開放性，而舉例教學對素材的要求則相對寬松，可以是一句話、一種現象或一個問題，選取例子比較隨意，來源比較廣.不同教學方法有其自身的特點和適用范圍，由于不能很好地對二者進行區分，使得部分教師在教學實踐中經常把二者混為一談，不能按照案例教學的步驟和流程規范進行操作，案例選擇隨意性大，重案例呈現，而輕案例分析、討論和總結，學生的主體作用沒有得到有效發揮，案例教學啟發學生思維和鍛煉學生能力的目的也就無法實現.
二是要注意與講授式教學方法的配合使用.教學方法具有整體性，各種方法只有取長補短、密切配合才能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案例教學如果離開其它方法單獨使用，就無法發揮其應有作用.目前我國各大高校宏觀經濟學的本科教學主要采用傳統講授式教學方法.案例教學雖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傳統講授式教學的不足，但它也需要講授式教學為其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同時其在設施過程中存在的理論深度不足等缺點也需要講授式教學予以彌補.因此，在強調案例教學重要作用的同時，也要注意與其他教學方法的配合使用.基于當前宏觀經濟學教學工作實際，在傳統講授式教學的基礎上，發揮案例教學的輔助作用是一種比較可行的教學方案.
2.3 要注意做好教學配套改革工作
教學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案例教學只是眾多教學工作中的一個環節，案例教學的實施還需要其他教學工作的改革與之相配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