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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范文1
一、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回瞻
1.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中關于制度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沒有抽象的生產，也沒有離開制度（馬克思的提法是生產關系，實質上就是制度）的生產力及其發展。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組織和運行的。先進的生產關系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落后的生產關系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一個持續一定時間跨度的相對穩定的生產關系（制度框架）為生產力提供了一個相應發展的制度“空間”，這對許多經濟學家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和發展關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啟示。
2.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流派的論述
（1）模型派
他們認為：社會經濟的增長或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配置、疊加和質變的結果。他們將各種增長要素作為自變量，把經濟增長（通常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為因變量，確定函數關系，建立各種經濟增長模型，解釋經濟現象。最著名的有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爾多、羅賓遜、帕西內蒂等人倡導的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這些經濟增長模型實質上只是說明了長期經濟增長與短期、中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力求使得產出決定的總需求的增長要與生產產品的總生產能力匹配，逐漸強調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忽視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結構派
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和發展既是一國經濟量（總量與均量）和能力的增長與擴張過程，也是一國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主要有劉易斯等的“二元結構論”；納克斯的“貧困循環論”；由“投資不可分性”而產生的羅丹的“大推進論”；錢納里等人主張的“發展型式”理論；以及“兩缺口理論”，以及“平衡與不平衡增長”的理論等等。在這一流派中，已經隱含著制度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尤為明顯。因此，有人甚至將劉易斯劃為新制。
（3）階段派
代表人物是羅斯托，他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即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準備條件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不難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來越明顯。
（4）因素派或起源派
這一流派中，丹尼森將經濟增長的因素劃分成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細分為八個方面，（有人歸納為7個）即：使用的勞動者的數量及結構；工作小時；使用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資本存量的規模；知識的狀態；分配到無效使用中的勞動的比重；市場規模；短期需求壓力的格局和強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為什么增長率不同：戰后幾個西方的經驗》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習慣稱為丹尼森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引發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各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通過模型進行計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將這些因素的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二個問題：將應該計算的因素計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謂“剩余溢出”，那么，這些“余值”應該歸入到哪個因素？
而庫茲涅茨強調需求結構的高改變率對現代經濟增長中生產結構的高轉換率影響巨大。它會引起創造新產品的技術高新與發明，促進新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最終促進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速度。
（5）新增長理論派
主要有羅默的“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式”；盧卡斯的“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式”；鮑依德的“動態聯合體資本增長模式”；阿溫楊的“創新與有限度的邊干邊學模式”等等。這些理論不僅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長理論確認了制度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并總結出了一套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場上的大的扭曲等。
（6）勞動分工演進派
楊小凱為代表的這一學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先天不足，即，將社會的產業結構或分工狀態當作固定不變的因素，然后研究資源在其中的最優配置，然后構建了分工演進模式解釋經濟增長。他們認為，當人們經驗不多時，生產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費用，人們只有選擇自給自足。通過實踐學習，生產率提高，能夠付得起交易費用，因而，人們開始選擇高一級的分工與專業化水平。而這種通過專業化學習會加速學習速度，從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費用。這個正反饋（良性循環）將使勞動分工自發地演進。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產力正是因為專業化造成了某種信息不對稱，賣者對于自己生產的產品知之甚多，而作為買者卻知之甚少。
楊小凱等人的分工演進理論模式給我們有兩點啟示：
啟示一：促進分工與交易以及知識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極為重要。
啟示二：一國的制度創新，應當朝促進分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發展。
（7）“反增長”或“零增長”派
以米多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人類經濟增長和發展付出的代價太大，因此主張反增長或增長價值懷疑論；米多斯將人口增長、糧食供給、資本投資、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連接成為一個“反饋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為了避免世界末日來臨，就必須使主要的經濟增長因素實現“零增長”，因此，該理論被稱為“增長極限論”或“零增長論”。
二、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論點
1.諾斯的觀點
（1）制度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與經濟發展有創造性貢獻的是諾斯。他關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的核心論點簡明扼要，即，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是制度因素，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財產關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據是，在傳統經濟學中，市場的運作被假定為完備的信息、明確界定的產權條件和零成本的運行過程。人們在市場交易的過程被過濾為單純的價格機制的操作，就連為達成交易而搜尋信息的費用也不存在了。在這一模式分析邏輯下，其它一些協調組織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制度”和“組織”被看成無足輕重。如果用傳統經濟學分析方法無法解釋1600年到1850年海洋運輸業在技術上并無多大進步的情況下，生產率卻有較大幅度提高的現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視。制度的功效在于通過一系列的規則來界定交易主體間的相互關系，減少環境中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使交易活動中的潛在收益成為現實。
諾斯指出：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確定生產、交換與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會、法律規則，制度安排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方式的規則，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規則，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用以約束個人的行為?！币簿褪钦f，制度不同于體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訂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框架約束著人們的選擇集。既然這些規則不僅造就了引導和確定經濟活動的激勵系統，而且決定了社會福利與收入分配的基礎，那么，制度結構在靜態上就決定了一個經濟實體及其知識技術出路的增長率。諾斯認為：許多經濟學家將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和知識進展等等歸入經濟增長的原因，其實就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變遷。制度變遷是從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過程。在各種因素使潛在的外部利潤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無法實現時，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認為，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發生。進而，諾斯對制度的供給與需求進行了分析，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相一致時，達到制度均衡。這種制度均衡的實現條件是制度供給者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即mr＝mc。據此，諾斯提出了構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標準或原則是使得新機制（制度）下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
國家并非“中立”的，國家決定產權結構，而經濟增長有賴于明確的產權，但在技術和現有的組織制約下，產權的創新、裁定和行使代價都極為昂貴，因此國家作為一種低成本的提權保護與強制力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以維護經濟增長和發展，并最終對造成經濟的增長、發展、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3）意識形態理論
意識形態的特征有三個：
第一，意識形態是節約機制，通過它，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環境，減少了“試錯”成本。
第二，意識形態會通常與個人觀察世界時對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倫理評價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有時會在相互對立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中作出選擇。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評價等。
第三，當人們原有的觀念或經驗與意識形態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試圖其意識形態，來發展一套更加適合其觀念或經驗的新的理性選擇。
因此，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安排和經濟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國際經濟增長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維持經濟增長和提高經濟效率兩大難題，而問題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尋租。
（2）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首先，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劃而擴展了人類的選擇，即經濟發展的目標。其次，制度“矯正價格”的努力成效，即對經濟發展的基本的和長期貢獻。再次，盡管技術創新會推動經濟發展，但在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依賴于促進創新、界定產權和契約關系或分擔外在風險的各種制度安排。
（3）從制度的供給與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創新需求產生于經濟中無效率的增多、技術變化、市場特征以及確立個人與集團維護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給依賴于立法秩序、制度設計成本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確立以立法秩序為核心的制度環境，塑造市場力量以驅動創新。
（4）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根本問題是缺乏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穩定的道德、產權的界定、人力資本的供給、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擔風險的法規等。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如何使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制訂一套公開、透明的規則體系，防止尋租、以權謀私和欺詐行為，為市場經濟運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才是實現市場經濟順利轉型并高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三、簡單的評述及問題
1.諾斯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框架，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應用現代產權理論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對經濟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2.新制度經濟學派方法的應用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許多原來對制度不以為然的經濟學家廣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分析方法，普遍認為，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只關注資本積累、技術引進、資金籌集、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的改善等等純經濟方面的因素，而更加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上。
3.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研究的范圍內，大大擴大了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視野，而研究對象也由以前的以資本主義發展中小國家或地區為主轉向發展中的大國。
4.幾個應當深入研討的問題
（1）在許多人看來，制度仍然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將制度因素進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怎樣才能加快制度變遷的步伐，促進經濟的發展。
（3）在信息化時代，信息的獲取已經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基石之一的交易費用的地位是否會動搖。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許多觀點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接受，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上述這些問題仍然困擾著新制度經濟學派及其追隨者，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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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范文2
【關鍵詞】經濟增長；旅游業發展；城鄉收入差距；海南
引言
隨著海南經濟增長和旅游業的發展，海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也變得日趨嚴重。從城鄉收入指標來看，差距越來越大：1989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1.96倍，以后各年差距總體趨勢漸漸擴大，到201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2.95倍。雖然在接下來的兩年，相對數有所減少，但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數繼續增大，按照1978年不變價格，城鄉收入差距從1989年的262元增加到2012年的2333元，14年內增長了8.9倍。從城鄉消費指標來看，其差距也越來越大：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是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的2.2倍，以后各年消費差距幾乎穩步加大，到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是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的3倍。收入指標和消費指標都是衡量居民福利水平最為重要的指標。從居民儲蓄水平來看，1987年城鎮居民個人平均儲蓄是農村居民個人平均儲蓄的14.4倍，到1995年，城鎮居民個人平均儲蓄是農村居民個人平均儲蓄的26倍，到2009年，城鎮居民個人平均儲蓄是農村居民個人平均儲蓄的12.4倍。在1995年之前，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收入太低，農民將增加的收入（相對城市居民而言）更多地用于消費而無力用于儲蓄；1995年之后，儲蓄差異的相對數逐漸減少，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居民對未來的預期具有更多的不穩定性。二元經濟結構的日趨嚴重，不僅僅影響社會的公平，也會導致效率的損失，甚至有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因此，解決海南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縮小城鄉差距已經成為擺在政府與經濟學者、社會學者面前的日益凸顯的重大課題。
1.文獻概述
最早將二元結構概念運用于分析人類社會經濟現象的是荷蘭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J.H.伯克在1953年出版的《二元社會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1954年劉易斯在他的《無限勞動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中首次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經濟二元結構的理論模型。該模型由一個弱小的現代部門和一個強大的傳統部門組成。由于兩部門工資差異，誘使農業剩余勞動力日益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當剩余勞動力消失，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也提高了，與工業達到一致時，經濟中的二元結構也就消失了。劉易斯的追隨者拉尼斯、費景漢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改進，但從實質來說，這些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描述的是一種資本主義國家所走過的從農業向工業轉化、用傳統工業化帶動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道路。我國學者對我國特殊歷史條件下二元結構的成因進行了深入剖析，最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跳出農業看農業”，用大中城市帶動廣大的農村 。如林毅夫教授認為，把農民轉移到有競爭力的產業就可以解決二元結構問題。中外學者提出的這些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的各種模型幾乎都是描述了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用工業現代化帶動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道路，雖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應用于我國實踐的過程中，缺陷非常明顯。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最為核心的問題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歸根結底是收入分配問題。1955年，美國經濟學家、統計學家Simon Kuznets根據經濟增長早期階段的普魯士（1854-1875年）和處于經濟發展后期階段的美國、英國和德國薩克森地區（1880-1950年）收入差距的統計資料，在他的論文《經濟發展與收入不平等》中提出了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關系的“倒U假說”，認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迅速擴大，爾后是短暫穩定，然后在增長的后期逐漸縮小”。之后中外不少學者企圖驗證這一假說或者研究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也有一些學者研究旅游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中間的關系（劉長生，2008-10）、旅游業發展和收入分配的關系（趙磊，2011-12）。由于使用的數據不同，條件不同，使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結論千差萬別。本文想利用一系列模型來分析海南旅游業發展、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為解決海南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2.模型的構建與基本分析
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三農問題上，而三農問題的核心就是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收入水平低。經濟增長和旅游業發展在各群體之間的利益分配是不相同的，就算是在同一群體的成員之間，其利益分配也會不盡相同。由于分配的不同，導致收入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增長的速度不一樣，從而對收入差距產生影響。因此，分析經濟增長、旅游業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
2.1 分析方法、指標選取與數據說明
在分析方法方面，利用經典的OLS法和VAR模型。1980年C.A.Sims提出了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由此推動了對經濟系統動態分析的廣泛應用，是當今世界上的主流模型之一。從模型賴以建立的數據來看，經典回歸模型建立在穩定數據變量基礎上，對于非穩定變量使用經典回歸模型，可能會出現虛假回歸等諸多問題。1981年Granger提出協整的思想，以適用于非平穩變量組成的關系式中長期均衡參數估計的技術。如果變量之間有著長期的穩定關系，即它們之間是協整的（cointegration），則是可以使用經典回歸模型方法建立回歸模型的。因此，可以通過對海南經濟增長、旅游業發展和城鄉收入差距的相關模型分析，找出他們的內在規律，并提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路徑，以解決海南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在反映經濟增長方面最重要的指標之一是地區生產總值的變化，因此，可以選擇海南地區生產總值（海南GDP）作為經濟增長指標，用G表示，單位為億元。旅游收入是綜合反映旅游業發展的指標，這一指標最具有代表性，用TI表示，單位為億元。收入差距可以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絕對數表示，也可以用相對數表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絕對數=（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單位為元，用IG表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對數=（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用IT表示；兩者在反映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上各有利弊。為了消除價格因素對于時間序列分析的影響，所有的價值指標都用零售商品價格指數（按1978年價格）進行平減。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對有些指標數據經過價格指數平減后，再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并分別在前面加ln表示。上角標-1～-5分別表示滯后1～5期。指標數據除了2012年來源于海南省統計局官方網站外，其余數據均來源于各年度《海南省統計年鑒》，數據取值范圍為1987～2012年。
2.2 海南Kuznets的倒U假說的驗證
Kuznets的倒U假說描述的是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當經濟發展開始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收入的增加，社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加深；當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時，國民人居收入不公平程度逐漸縮小，使得整個Kuznets曲線呈現出倒”U”型的狀態。也就是說，在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人均收入分配狀況呈現出由不斷惡化到逐漸平等的狀態。考慮到海南的情況，我們采用海南GDP來衡量經濟規模，用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數來表示社會分配的不平等，用最小二乘法可得下列方程：
（1）
t=3.4551 25.9996 -7.4501
R2=0.9957，Adjusted R2=0.9954，F=2685.454，T=26，DW=1.8397
這一結果非常好的擬合了Kuznets的倒U假說在海南經濟社會的存在。將方程兩邊對時間求導，并令導數等于0，可得GDP=857億元。也就是說，當海南地區生產總值大約達到857億元時，海南的城鄉收入差距才會開始減少。2012年海南按1978年不變價格的地區生產總值為493億元，離開拐點值857元還有很長一段距離，所以海南社會的城鄉差距的絕對數還會繼續擴大。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僅是一個社會公平問題，也是一個影響社會經濟效率、甚至有可能導致社會安全與穩定的問題政治問題。因此，我們必須采取措施減少城鄉收入差距。由于宏觀經濟變量通常都是非平穩的，為了進一步研究收入差距、經濟總量和旅游收入之間的關系，我們需要對變量進行系列檢驗。
2.3 序列的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和Granger非因果關系檢驗
由于取了自然對數后，會改變變量的性質，所以，在取了自然對數的關系分析中，各變量的含義就是指該變量的增長率。為了表述方便，在文字表達時，不改變對變量的表述。在建立VAR模型的過程中發現，如果使用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數，會使得模型單位根至少有一個會大于1，即模型不收斂。為了能夠正確建立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政策的時效性，模型選用城鄉收入差距的相對數，即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倍數來表示城鄉收入差距。為了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首先需要對時間序列做單位根檢驗。用（C，T，L）表示檢驗方程含常數項、趨勢項和滯后項情況，C或T為0表示不含截距或時間趨勢，L表示滯后期，表示一階逐期差分，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法對各序列進行檢驗結果如表l所示。一階差分lnIT、lnG、lnTI都是平穩序列，即lnIT、lnG、lnTI都是1階單整序列I（1）。有些自身非平穩的時間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是平穩的，這說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上述的二階單整序列I（1）經過1階差分，變量是平穩的，也就是說其一階差分的時間序列的某種線形組合可能是平穩的，因此，這些變量之間可能存在著協整關系。如果這兩個時間序列存在協整關系，則說明他們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下面采用Johansen的極大似然法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結果表明，lnIT、lnG、lnTI沒有協整方程的原假設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被拒絕，而至多1個協整方程的原假設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被接受，結合上文平穩性檢驗結果可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變量lnIT、lnG、lnTI之間存在一種長期均衡關系，這種長期均衡關系能保證變量的任何短期偏離都會因為協整而回到長期均衡狀態上來。
2.4 海南經濟增長、旅游業發展與收入差距的VAR模型
基于上面分析，我們可以建立關于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旅游收入的VAR模型。首先需要確定滯后期P。當滯后期為5時，SC最小，AIC也最小，所以確定滯后期為5，建立VAR（5）模型，其中，lnIT方程如下：
lnG、lnTI不是lnIT的granger原因均被拒絕，且lnG、lnTI同時不是lnIT的granger原因也被拒絕，即lnG、lnTI都是lnIT的granger原因，且兩者同時也是lnIT的granger原因。
為了驗證模型的穩定性，我們對方程做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圖1所示。從檢驗結果可知，根的模的倒數都小于1，都在單位圓內，所以該模型是穩定的。
為了考查政策時滯問題，可以引入廣義沖響應函數。廣義脈沖響應函數是Pesaran和Shin在1998年構建的不依賴于VAR模型中變量次序的正交的殘差矩陣。圖2所描述的是海南收入差距對各內生變量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函數，滯后期為15。收入差距對自身一個標準差新息沖擊的響應在第1期非常微弱，到第2-3期迅速衰減，并達到最低點，然后迅速增長，到第6期達到級高點。一個周期大約為4年，其波幅呈緩慢衰減的趨勢。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一個負向標準差新息的沖擊的響應，開始時的就迅速衰減到極低點，然后迅速增加，到第4期時達到最大點。一個周期大約也為4年，且其波幅也是呈緩慢衰減的趨勢。收入差距對旅游收入一個標準差新息的沖擊的響應，開始時略有衰減后，便迅速衰減。到第4期達到極低點，然后迅速上升。一個周期大約也為4年，其波幅也是呈緩慢衰減的趨勢。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差距對各內生變量的響應的周期性都非常強，且基本上都為4年，其波幅都是呈緩慢衰減的趨勢。
3.模型的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元經濟結構的核心問題就是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也就是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問題。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海南社會正處于Kuznets的倒U假說中的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分配不斷惡化的階段。收入差距對各內生變量的響應的都非常強烈，且其周期性非常強，其周期基本上都為4年，而且其波幅都是呈緩慢衰減的趨勢。因此，城鄉收入差距對自身以及經濟增長、旅游業發展的沖擊從長期說來都不會有明顯效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表示城鄉收入差距的指標是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倍數來衡量的，因此，就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數而言，會隨著經濟增長和旅游業發展而不斷擴大。在國際旅游島建設的背景下，海南旅游業已處于經濟增長的核心地位，可是，旅游業的發展必須以其它產業的發展為基礎，必須有農民的參與，然而，農村居民卻沒有從經濟增長和旅游業發展中得到應有的好處。因此，要充分發揮政府部門在收入分配中的調節功能，立足于海南的實際情況，采取措施，正確處理好各種關系，妥善處理好收入分配問題、縮小城鄉差距，合理引導農民積極參與到旅游業開發與建設中來，讓農村居民在經濟增長和旅游業發展中切實得到真正的實惠。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進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和旅游業發展，才能打造完美的國際旅游島形象，才能緩解甚至解決海南二元經濟結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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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范文3
【關鍵詞】自然環境；污染；治理；經濟發展；關系
自然環境的急劇惡化、自然能源的極度匱乏早已擺在人類的面前，然而直到近幾年，我們才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逐漸有了環保意識?！跋劝l展經濟、后治理環境”的觀念早已過時，盡管它實現了經濟的飛速增長，但許多發達國家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且環境代價是不可逆的，人們的生存質量乃至整個國家的長遠、可持續性發展都將面對自然環境的嚴峻考驗。大量的實證經驗和教訓終于讓我們警醒――保護自然、治理環境刻不容緩，這關系到社會、國家的經濟發展乃至全球人類的繁衍生息。
一、解析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宏觀關系
“經濟”與“環境”看似相互矛盾，實則彼此促進、互相影響。如何客觀認識、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成為新時期下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改善環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只有從理論上清晰、深刻地理解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才能在實踐中正確采取有效的措施來治理環境，促進環境與經濟和諧發展。
（一）環境資源是經濟增長的前提
共有兩大類環境資源：一類是人工改造資源，即前人留下的財富，是人們的勞動成果，通?？闪炕?，比如某個城市、鄉鎮或區域的存量資產；另一個類是自然資源，如氣候、水、土地、礦藏等，它們盡管不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但卻為我們的生存、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實現經濟增長所需的原料、能源等都屬于自然資源。如今，全球范圍內幾乎所有國家都將自然資源當作國民財富來統計，自然資源的豐富與否，往往決定了這個國家的資產狀況與國民經濟水平。作為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自然資源總量位居全球首列，但人均占有量卻很低，比如：我國的森林資源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9、淡水資源為1/4、45類礦產資源占1/2、耕地資源占1/5，但卻只占美國人均的1/10。
由于自然資源的匱乏，為了保證經濟增長，很多國家只能依靠從國外進口各類用于工業生產的資源，如鐵礦石、石油和木材等。從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來看，我國對自然資源的需求量是巨大的，隨著環境的日趨惡化，能夠用于社會生產的資源日益稀缺，比如土地資源的貧瘠，適合人民居住和農耕生產的土地非常少，開采礦石的成本非常高，但礦石質量卻不高，某些地區頻繁發生洪澇、沙塵暴、干旱等自然災害，給人們的生活、工作以及城市的經濟增長帶來嚴重影響。如果盲目追求經濟利潤，當自然環境遭到破壞后，為了滿足生產需求，企業、社會乃至國家仍要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用來治理環境，這種做法無疑是本末倒置，等于變相提高了生產成本。
（二）經濟增長讓自然環境不堪重負
自人類生產開始那天起，對物質、經濟、財富的追求從未停止過，正因如此，社會經濟、國家資產、人民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提高。然而，任何事情都過猶不及，大規模、頻繁的經濟活動，直接給自然環境帶來了不可逆轉的破壞。其一：大量廢棄廢物的排放嚴重超標，我國許多城市一年內大部分時間都處于霧霾天氣，嚴重的環境污染，對人們的身體健康帶來極大傷害；其二：自然資源被大量消耗，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尤其缺乏，正面臨枯竭的危險，以至于影響到可再生資源的再生能力，并且短時間內不可能恢復。日趨惡化的農業生態環境、持續變暖的氣候、開采過度的森林、嚴重的水土流水及水資源的污染……這些都是社會經濟飛速發展所給自然環境帶來的惡果，當人們最基本的生存環境受到威脅，那么所有的物質、財富也將變得毫無價值。當然，經濟的增長離不開能源，只要生活在繼續、社會在發展，就一定會消耗資源，如何節約自然資源，杜絕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才是發人深省的問題。中國煤炭資源相對豐富，過度的煤炭開采早已嚴重破壞了國內的森林資源、土地資源，尤其是對氣候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大量有毒有害的氣體過度排放，使得人人自危，在嚴重的霧霾天只能停止一切工作與社會活動。如今，世界各國都在關注溫室氣體排放，每個國家、公民都有義務保護自然環境，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對中國這樣一個煤炭生產大國而言，必然將承擔起更大的責任，社會各界、各大企業單位在環境保護領域，也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三）經濟增長是實現長期環境保護的物質基礎
如果治理環境必須要停止一切社會生產活動，阻礙國民經濟的發展，那么，這在本質上與“先發展、后治理”的觀念并無不同，都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如果顧此失彼，只能陷入惡性循環，最終既無法實現經濟增長，也無法很好地治理環境。一個國家若想長期、持續性發展，必須要平衡好“經濟”與“環境”二者的發展關系，讓經濟服務于環境的治理，讓良好的自然環境促進社會經濟的增長，這才是國家在發展中的良性循環。2020年，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將比現在降低40%～45%，這也是中國政府對全世界的鄭重承諾。為盡快達成該目標，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國家、政府部門、各企業單位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包括新能源的研發、排污設備的更新與升級等。如果沒有強大的經濟作為后盾，那么也就無法達到治理環境的目的，只有在物質基礎的保障下，人們的環保意識才會提高，我們國家才會有實力來保護自然資源，為人們創造健康舒適的生活環境。
（四）經濟增長與自然環境的統一發展
正如前文所述，“經濟”與“環境”有矛盾、對立的一面，也有彼此促進、統一發展的一面。根據馬斯洛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類只有先滿足了基本的物質條件，才會產生非物質的需求，比如綠色生態、自然環境等，在這些非物質需求的趨勢下，環境的治理才會有所成效，同時，經濟也為保護生態環境、治理污染提供了允檔淖式鴰礎。而環境則給社會經濟的快速增長創造了有利條件，只有在豐富的環境資源的支持下，人類才能更好地從事生產活動，才能創造更多的財富。所以，“經濟”與“環境”就像天枰的兩端，只有將二者放在同樣的高度，讓它們保持平衡，人類發展才能實現經濟增長與保護環境的雙贏局面，事實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政府已經指明了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探索一條環境、經濟、資源、人口高度統一、協調發展的光明道路。
在國家、政府、社會、各行各業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如今的經濟生產總值已僅次于美國，但是人均占有量卻非常低，可見經濟發展失衡，貧富差距懸殊，尤其是偏遠地區的人民，世代都掙扎在溫飽線上，甚至很多貧困人口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所以，許多偏遠山村、貧困地區并沒有用于治理環境的資金，人們也沒有保護環境的意識。立足于我國國情現狀，必須要將發展經濟作為基本目標，從而解決貧困地區人們的溫飽問題，然而仍有很多地區為了經濟增長至環境保護于不顧，飲鳩止渴般地超標排放溫室氣體、過度砍伐森林，嚴重破壞生態平衡。庫茲涅茨環境曲線顯示，全球各個國家在工業化生產的騰飛階段，均會給自然環境造成一定破壞，但是當經濟增長到了一定水平，對環境的保護會起到促進作用。盡管中國的經濟發展并不平衡，卻也已然達到了治理環境污染的條件，簡言之，投入部分資金用于保護環境的同時，又能夠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
二、在發展經濟中保護環境的有效措施
值得反復強調的是：“經濟”與“環境”二者雖然存在矛盾，但絕不是二選其一、非此即彼的關系。以專業的眼光來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非不可兼得，以我國的國力和經濟水平來看，完全有能力治理環境問題，并且通過環境治理來帶動經濟增長，最終實現經濟與環境和諧、長期的發展。
（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綠色GDP”為目標
1、改變GDP的核算體系
在GDP核算中加入社會生產活動所造成的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如果存在污染問題，那么則扣除這部分的GDP，避免經濟主體行為被現存GDP所誤導，只有企業在生產活動中減少污染源，才能節約治污資金，如此核算GDP才能體現出社會生產的最終價值。“綠色GDP”的宗旨是促進“經濟”與“環境”二者的和諧發展，扣除用于生產過程的環境成本，從而客觀、真實地反映出企業生產所付出的代價、所取得的成果。哪個地區的生態環境好、自然資源豐富，哪個地區的發展前景就越廣闊。今后的社會競爭，一定是有關生命與科學的競爭，這也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內涵――實現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共同發展。
2、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意識
樹立“保護生態、教育為本”的先進理念，面向全社會各行各業、各階層普及環保知識，將中國民族勤儉節約、尊重生命、關愛大自然的優秀傳統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觀念相互結合，通過報紙雜志、電視廣播、網絡平臺等渠道大力宣傳科學知識，在社會大眾當中達成生態環保、節能減耗、了解國情、珍惜自然資源、造福后代的一致共識；鼓勵以生態為主發展工業農業及服務產業；重視生態文化、生態居住環境的建設；提倡健康、節儉、環保的生活方式，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徹底摒棄一味追求物質享受的高消費行為。
3、提高“經濟”、“環境”和諧發展的理念
自然環境、生態資源是開展一切社會生產活動的前提，在經濟開發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該地區環境資源是否有足夠的承受能力，全面了解地區內的人口密度、開發項目的發展潛力，明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相關標準，樹立起“自然環境就是生產力”的開發意識，從思想上認識到保護生態、節約資源就等于發展生產力，通過治理環境來促進社會生產，通過推進生態平衡來維持社會的和諧發展，最終讓所有的生產經濟活動都遵循自然規律有條不紊地展開，繼而達到社會、經濟、環境各方面效益的綜合提高。
（二）在政績考核中引入環保指標
1、落實環境保護責任制
建立起與生態發展、社會發展規律相符合的經濟體制，將GDP的增長與否納入政府部門、國家干部的政績考核中，包括是否嚴格執行環保法、本地區的環境質量改善指標等。
2、綜合評估建設項目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影響
所有工程項目的建設、改建和擴建，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評價后再實施。工程建設項目在施工中應嚴遵“環境影響評價”與“三個同時”制度――防治環境污染與工程項目同時規劃、同時施工、同時投入使用，尤其是規模大、工期長的建設項目，必須百分百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尤其要提倡有助于保護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特色產業。
3、大力推進“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決策
適當提高生產活動中的環保資金投入，實現保護環境與社會生產的同步進行，做好環境監督與管理，讓自然環境能夠對社會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構建起科技、社會、經濟、文化高度統一的發展框架，盡一切努力維持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
（三）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上百年的工業革命，自然資源幾乎被消耗殆盡，為了求得長期、可持續性的社會發展，人們必須找到“新”資源的創造途徑，比如眾所周知的“廢物利用”。以往的經濟活動是一個從利用資源到生產產品，再到排放污染的單向過程，而“循環經濟”是一個 “利用資源―生產產品―再生資源”的循環過程，最終解決了“經濟”與“環境”相互矛盾、對立的一面。
1、通過循環經濟促進GDP的增長
改革經濟增長的核算模式，通過“綠色核算”模式來控制社會生產，徹底摒棄傳統老套的工業化道路，建立起嶄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循環經濟體系。因為我國的人均資源占有量非常少，“先發展、后治理”的環境改善模式并不適用于中國國情，我國的資源不足以支撐高耗能、高污染的社會發展模式，充分整合利用自然資源、促進循環經濟才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發展策略，比如長江城市群當中，很多企業都在想方設法地提高工業用水的循環利用率，以此節約水資源，減輕水污染。
2、推動產業的生態化發展
各大企業、工業園應制定有助于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與措施，在貸款、稅收、土地使用的優惠政策中引入經濟激勵措施，以此提高社會各界開展循環經濟的積極性，同r制定出相關工作的實施步驟，逐步研究、探索、完善綠色經濟核算模式以及評價機制。站在企業內部循環角度實行清潔生產、鼓勵生態工藝；站在各企業間的循環角度，加強建設生態工業鏈園區；站在整個社會循環角度，大力支持資產回收產業、積極發展綠色消費市場，改善產業結構。比如皖江循環經濟園區便采用了“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用最少的廢氣排放量、自然資源消耗量來獲得最高的經濟效益，真正實現了社會、環境、經濟的和諧統一。
3、從小事做起，改變消費觀
循環經濟不僅是國家、社會、大型企業的事情，它與我們每個人都有密切關系?！把h”二字的意義是：消費活動在滿足個人需要的同時，又不會破壞自然環境，一邊消耗資源，一邊回收和利用資源。比如：生活中產生出的垃圾，其實就是一種放錯地方的資源。促進循環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大動力，是企業在“廢物利用”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經濟利潤，就像安徽馬鋼集團，采用的工業生產能源是燃油、電能等，而不是煤炭。企業將除塵灰當作燃燒原料，通過高爐煤氣的余熱來發電，再把鋼渣、高爐水渣當成生產原料銷售給其它企業，每年就能創造出七千萬左右的效益。除此之外，安徽馬鋼集團還回收了工業廢水，每年節約九百萬左右的水費，有機污染物的排放減少了四千五百噸以上。
（四）運用科技手段保護自然環境
重點研究環境保護領域的疑難問題，利用現有的科學技術手段來改善生態環境，讓環境保護成為社會經濟增長點，加快環保的產業化進程，充分發揮出現代科技對環境所起到的作用，整合各方科技手段，攻克環境保護的技術難題。國家與政府對擁有知識產權的環保技術、設施、裝備應加大扶持力度，嚴格監督、管理市場運作情況，積極引進國外先進的環保技術，加大國內環保資金的投入。生產環保設備的企業應全面樹立自主創新意識，努力提升品牌知名度，提高核心環保技術、設備的市場占有率，利用現代化科技加快環保技術體系的創新與建設，力爭盡快攻克燃煤電廠脫硫脫硝、污水深度處理、汽車尾氣凈化、潔凈煤等技術難關，在環境保護中提倡應用高新科技，尤其是對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學技術，更應加大保護力度、提高宣傳推廣力度，以此調動企業在研發、創新環保技術方面的積極性，積極開展環保技術示范活動，推廣研究成果，全面提升環保企業的科技創新水平。
結束語
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同樣重要，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為促進的關系，而不是非此即彼、“魚和熊掌”的關系。如今，我國正向著“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大步邁進，而且已經提前步入信息科技發展的新時期，在這關鍵階段，我們既要保持經濟增長水平，又要做好自然環境的治理工作，客觀看待經增長與環境發展的關系，積極建設綠色生態，實現綠色經濟，以此滿足人類生存與社會發展所需。
參考文獻：
[1]敦劍，馮霄，何暢等.煤制天然氣酚氨廢水汽提過程經濟和環境多目標優化[J].化工學報，2013，64（12）：4313-4318.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范文4
直接金融（股市）發展與經濟增長
對于股市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本上有以下兩種觀點：很多人都認為在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正相關的關系,而在實際中，尤其是中國的股市跌宕貌似與中國GDP的增長沒有多少明顯或是規律的關系。所以，存在著另一種觀點，一些人認為股票市場在風險分散和流動性方面的優勢，使其替代產品的需求減少———人們的儲蓄動機下降,從而股票市場發展會產生不利于儲蓄率的現象，進一步影響到經濟的增長。以上兩種觀點中,雖然說第一種觀點具有絕對性的優勢,但是實際上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確沒有什么關系,所以，筆者認為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沒有規律可循而且是非常有限的。第一，我國的股市相對于其他金融發達的國家而言，起步較晚，各種市場機制和管理制度都還不成熟;第二,由于第一條我國股市歷史客觀上的落后，造成我國監管指揮當局決策行為常常比較滯后和失誤率較高,政府在各個股市板塊股票上市資格標準的制定上沒有經驗可參考，政策時松時緊、缺乏連貫性和依據性是導致我國股市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不規律的一項重要因素;第三,在影響股票交易量和股市價格的各種因素中，經濟因素是一種主導因素,但是其他非直接、非金融因素同樣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人們的心理預期、重大新聞事件、國內外政治因素、戰爭或是流言等等），尤其是在我國，非經濟因素起到的作用更是顯而易見的；第四,中國股市的異態，不僅是國民對股市理解不正確，“股民大于股東”的情況造成股市投機者心理跌宕。股市的另一參與主體，很多獲準上市的公司將從股市籌措來的資金并沒有用在生產項目或企業規模的擴大投資上,而是用于公司內部消費或再次流入股市進行風險性投資。另外,股市融資本身就是長期融資，上市公司利用發行股票把從股票市場上籌措來的資金投向的項目應該大多是長期投資的項目，其利潤的獲取大都是緩慢的、漸進的、長期的，首期獲利很可能在1年以后,因此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就不可能在短時期內顯示出來。
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
首先，貨幣政策的目標之一便是經濟增長。政府一般對計劃期的實際GNP增長幅度定出指標，用百分比表示，中央銀行即以此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用以達到特定或維持政策目標———比如，抑制通脹、實現完全就業或經濟增長。指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用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信用量的方針和措施的總稱，包括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和外匯政策。貨幣政策一般分為：積極型（擴張型）和消極型（緊縮型）。在經濟蕭條時，中央銀行采取措施降低利率，由此引起貨幣供給增加，刺激投資和凈出口，增加總需求，稱為擴張性貨幣政策。因此，當總需求與經濟的生產能力相比很低時使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最合適。反之，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率太高時，中央銀行采取一系列措施減少貨幣供給，以提高利率、抑制投資和消費，使總產出減少或放慢增長速度，使物價水平控制在合理水平，稱為緊縮性貨幣政策。因此，在通貨膨脹較嚴重時（如當今的歐洲各國）采用消極的貨幣政策較合適。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早已形成,牽一發而動全身。在我國，中央銀行作為政府的銀行、銀行的銀行、發行的銀行、管理的銀行，其貨幣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著本國經濟的發展，其重要的地位決定了它在經濟的發展中關鍵性的作用。綜上所述，金融發展確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而本質上看來，金融發展要以經濟的繁榮發展為基礎和前提。所以，倘若我們將重點放在利率市場化、證券保險改革創新等金融深化、自由化的政策以提高經濟增長，這將是本末倒置的一種方向。相反，我們應該重點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技術進步、深化制度創新等，從根本問題上促進經濟增長，比如在歐債問題的影響下，我們更多的要審視自己的經濟結構和外匯制度，而不是單純的關注金融制度和貨幣政策?；蛘哒f，在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種階段下，我們應該樹立科學的發展觀，不能單純通過金融擴張的手段來實現經濟增長的規模，而應更多地注重金融發展的內在質量。首先，我國股市發展的規模和層次尚有不足。隨著股票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吸引儲蓄越來越多，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將不斷顯現，貢獻程度也越來越高。希望通過發展股票市場促進經濟增長,必須提高股票市場效率,只有配置效率高、運行良好的股票市場才有可能促進經濟發展。其次，我國銀行業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要強于股市，正確處理好落實穩健貨幣政策與支持地方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關系；提高貫徹執行穩健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提高貫徹執行穩健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增加中小企業有效資金需求；加強與政府部門的溝通和配合、發揮信貸資金的杠桿作用、擴大貨幣政策效應；推動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加強宏觀政策實施效應的評估和反饋、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最后，加強中央銀行的各項職能，正確及時實施貨幣政策。這樣，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本文作者：肖渤海工作單位：濱州市濱城區財政局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范文5
關鍵詞：經濟增長；產業發展；勞動就業
基金項目：河南省政府決策研究招標課題(B498)；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09-ZX-208)；鄭州輕工業學院博士科研基金項目。
作者簡介：劉瀑(1977-)，女，河南洛陽人，經濟學博士，鄭州輕工業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產業經濟學、勞動就業問題研究。
中圖分類號：F12；F127.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0)01-0025-05 收稿日期：2009-11-29
一、經濟增長、產業發展與勞動就業的耦合機理
經濟增長的核心是一個結構變遷、不斷升級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結構轉換過程，并且主要依賴于產業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不斷更替，實際上也就是產業的發展過程。因此，產業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前提和基礎，并形成勞動就業的物質基礎和架構實體?？梢哉f，產業是連接經濟增長和勞動就業的橋梁。
(一).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統一于經濟運行申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講，一國的經濟發展絕不是單純經濟的增長，不是簡單的總量擴張，雖然沒有增長的經濟發展是不可能的，但只有經濟增長而無質的根本變化，同樣對發展的意義不大。這種質的變化主要是指產業的發展。產業的發展正是以效率提高為基礎，是勞動和資本從生產效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效率較高的部門轉換，變資源損失為資源收益，進而引起傳統產業結構向更高的產業結構效率轉變，經濟總量就會由于資源重新配置而出現張力不等的擴展，這恰是經濟發展之根本。正如熊彼特(1961)所說：“發展主要在于通過現存資源的不同使用方式從事新事業，而不考慮那些資源是否增長?！敝l展經濟學家羅斯托也認為近代經濟增長本質上是一個部門的過程。增長的序列不再僅僅是總量的運動，它成了在一連串的部門中的繼起并依次關聯于主導部門的序列。錢納里等人的實證研究進一步揭示了產業結構演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認為經濟增長是生產結構轉變的一個方面。在要素邊際生產率不均等的非均衡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和資本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部門轉移，能夠加速經濟增長。麥迪森在更長的時間序列與范圍內，同樣證明了結構變化是增長的一個重要的獨立源泉。因此，伴隨著一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其產業的配比關系必定會發生劇烈變動；反過來，這種產業發展帶來的變動又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累積性的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累積性、雙向循環式的作用機制(胡曉鵬，2003)。
(二)產業發展與勞動就業的作用與反作用關系
1、產業發展決定勞動就業
諸多的經濟理論，如多馬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奧肯定律以及學者們對我國經濟的實證分析都充分表明了經濟增長是擴大就業的前提條件，沒有經濟的快速增長，實現擴大有效就業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產業又是經濟增長的主體，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現代經濟增長本質上是產業的發展，只有通過產業的發展，勞動力資源才能與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結合，轉化為一種現實的生產要素，實現勞動者的就業。因此，產業發展是勞動就業發展的物質基礎，它通過產業規模、產業結構和產業的提升決定著勞動就業的發展。
2、勞動就業影響產業發展
產業的發展與一個國家的勞動力資源狀況有密切的關系。各次產業要進行生產并取得產出，就必須有一定的投入。正是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生產要素在質、量方面的增加和有機結合，推動了產業發展：一方面，勞動力的豐裕程度影響著一國不同要素密集程度的產業發展狀況；另一方面，勞動力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著產業結構的演進速度和高級化程度。同時，勞動就業者的消費需求引導產業發展。馬克思說：“需要的形成是由于在人類社會中生產著對象，因而，也就生產著需要本身?！比藗冋峭ㄟ^勞動就業不斷地把自然力合并為自身本質的力量，既擴大社會生產，又滿足自身的需要，在新的基礎上創造一個發展了的自我。這個循環發展的過程，形成了人的需要的多樣性，也就形成了與此相適應的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
二、河南省經濟增長、產業發展與勞動就業的耦合分析
(一)指標和數據的選取
本文選取以1978年為基期的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調整的真實國內生產總值(y)作為衡量河南省經濟增長的指標，以全社會的就業人員數(L)作為衡量河南省就業的指標。但用什么指標能夠較全面地衡量產業在河南省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呢?在國內基本上使用兩個指標：一個是產出結構，另一個是就業結構，且幾乎都是以某一次產業的產值結構和就業結構作為衡量指標。如陳平(2000)、朱慧明等(2003)、陳華(2005)和王兵等(2006)用的是第一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數占社會就業總人數的比重；紀玉山等(2006)采用的是第三產業的產值占GDP比重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本文認為，第一產業的產出和就業比重越小，或是第三產業的產出和就業比重越大，雖然能夠從一定程度上說明產業結構轉換的速度越迅速，產業發展的程度就越高，但是以某個具體產業來衡量整體產業演進還是有些欠缺。因此，本文選擇以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總變化值(X1)及其就業結構總變化值(X2)作為衡量產業發展的指標。
測度產業結構變動的指標一般有結構變動值指標和Moore結構變化值兩種。周振華(1991)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效應》一書中就用結構變動值指標來測算中國產業結構變化狀況，劉志彪(2002)、凌文昌等(2004)和周毅等(2006)都選用Moore結構變化值來測量中國產業產值結構的變化。通過比較，結構變動值指標可以刻畫出一個系統結構相對于初始狀態的總變化，但僅將各產業份額變動的絕對值簡單相加，并不反映某個具體產業變動的情況，也不分辨結構演變中各產業此消彼長的方向變化，因此本文舍棄這一指標的使用。Moore結構變化值不僅考慮到兩個年份間同一產業的產值比例的變化程度，而且體現出三次產業產值比例的平均變化程度，更細致、靈敏地揭示了產業發展的過程及其程度，故本文用它來衡量河南的產業發展狀況(表1)。
Moore結構變化值計算公式
其中：M+i表示Moore結構變化值；Wi。表示t期第i部門所占比重，W2表示t期第i部門所占比重。整個系統可
分為n個部門，如將每一個部門當作空間的一個向量，那么.這n個部門就可表示為空間的n維向量。當某一個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發生變化時，它與其他向量的夾角就會發生變化。把所有的夾角變化累計起來，就可得到整個系統中各部門的結構變化情況。我們定義矢量之間變化的總夾角為θ，則有
cosθ＝M+i，即θ＝arccosM+i
兩個n維空間向量wt和w的夾角θ可以看作時間區間[t1，t2]內結構變動值。θ越大，表明結構變化的速率也越大，其最大值為90度。
由于對數據取自然對數能夠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異方差現象，并可通過回歸分析估計變量間的彈性關系，回歸結果具有很好的經濟解釋力，所以，在此分別對國內生產總值(Y)、產出結構總變化值(X1)、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總變化值(X2)和就業人員數(L)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并且分別用LY、LX1、LX2和LL表示自然對數的國內生產總值、產出結構總變化值、就業結構總變化值和就業人員數。
(二)河南省經濟增長、產業發展與勞動就業間的格蘭杰因果檢驗
1、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
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的前提是各時間序列變量是平穩的或者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首先基于上述數據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序列是否平穩的通常做法是單位根檢驗中的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檢驗。本文運用AIC標準來判斷檢驗式的動態調整滯后階數，用麥金農(MacKinnon)臨界值來判斷是否具有單位根，結果如表2所示。對時間序列水平值的檢驗結果顯示4個變量的ADF值均大于5％顯著性水平的臨界值，因此接受原假設，即都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的。繼續檢驗它們的一階差分，結果顯示4個變量一階差分的ADF值均小于5％限制性水平的臨界值，即拒絕原假設，各序列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所以4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2、VAR模型的建立
時間序列LY、LX1、LX2和LL經檢驗是一階單整序列，雖然它們自身非平穩，但其某種線性組合卻可能是平穩的。這樣的線性組合反映了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稱為協整(Cointegration)關系。
本文使用Johansen(1995)基于完全信息極大似然估計建立的似然比(LR)檢驗上述4個變量的協整關系。由于Johansen協整檢驗是一種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檢驗方法，所以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必須先確定VAR模型結構。本文采用對數似然值和AIC與SC信息量來決定滯后階數。經過多次實驗以及運用上述判斷準則的檢驗后確定，滯后階數p取2時最好，且在此情況下，各方程的擬合優度也最好。利用EViews5.0軟件，得出VAR(2)模型參數估計值、各方程檢驗、整體檢驗結果(表3)。通過輸出結果可看出，4個回歸函數的調整擬合優度R2分別是0.993875、0.8781350、0.969743和O.995269，說明這4個回歸函數擬合得很好。
進一步運用AR根的圖表來檢驗VAR(2)模型滯后結構的穩定性。根據Lutkpohl(1991)，如果被估計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數小于1，即位于單位圓內，則其是穩定的；如果模型不穩定，模型結果將不是有效的。從單位根圖1看出，所有單位根落在單位圓內，表明所設定的VAR(2)模型是穩定的。
3、Johansen協整檢驗
運用Johansen和Juselius于1990年提出的用極大似然估計來檢驗多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即Johansen檢驗。以表3的結果為基礎，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檢驗設定形式采用VAR模型和協整方程(CE)都僅有截距項，不含線性趨勢。另外，協整檢驗的VAR模型是基于誤差糾正的VAR設定，即被解釋向量是一階差分形式。由于無約束VAR模型的最優滯后期為2，因此協整檢驗的VAR模型滯后期確定為1。
根據表4的檢驗結果，似然比跡檢驗結果和似然比最大特征值檢驗結果均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均拒絕沒有協整方程的假設，即變量LY、LX1、LX2和LL之間存在一種長期的均衡關系。
4、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結果表明河南就業、GDP、產出結構和就業結構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驗證。在此采用恩格爾(Eng!e)和格蘭杰(Granger)提出的因果關系檢驗對此進行分析。
根據協整檢驗的結果和無約束VAR的滯后階數，對LJ、LY、LJG、LCG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檢驗設定形式的滯后階數為2。
根據格蘭杰理論，從表5得出：(1)GDP的變化可引起就業量的變化，而就業量的變化不能引起GDP的變化。這說明河南經濟增長引起了就業增長(盡管這種增長可能是不同步的)。(2)就業量的變化不能引起產出的變化，而產出結構的變化可引起就業量的變化。這說明河南產業結構的調整引起了就業的增長。(3)就業量的變化不對就業結構的變化產生影響，而就業結構的變化對就業量的變化有影響。這說明河南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轉移引起就業總數的增加，也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結論(2)，即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利于就業總數的增加。(4)GDP的變化可引起產出結構的變化，而產出結構的變化也可引起GDP的變化。兩者的互動影響說明河南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明顯的增長效應，通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增長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是可行的。(5)GDP的變化可引起就業結構的變化，而就業結構的變化不能引起GDP的變化。這說明河南經濟增長有助于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轉移，但我國勞動力過剩和戶籍制度限制勞動力流動的現實，使轉移速度緩慢；同時河南第一、第二產業的勞動力轉移主要表現為第三產業勞動力的增加與社會失業人數的增多，所以在Granger因果分析中就業結構的變化對產出增長沒有什么解釋力。(6)產出結構的變化不能引起就業結構的變化，就業結構的變化也不會引起產出結構的變化。這說明河南產出結構的變化與就業結構變化的非同步性。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勾勒出河南經濟增長、產業發展與就業之間的互動關系(圖2)。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范文6
內容摘要：本文運用1982-2009年我國經濟和金融發展的數據，實證檢驗了金融深化和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拉動，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尤其明顯。銀行信貸、經濟貨幣化程度、金融深化程度和非壽險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顯著，但是壽險業的發展顯著推動了經濟增長，盡管這種推動作用很微弱。
關鍵詞：壽險業 非壽險業 金融深化 經濟增長
研究背景
自Adam Smith以來，經濟學界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作了大量的研究。Adam Smith較早地意識到銀行活動可以使本無所用的資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資本大部分生利，因而增加一國的產出。但是，真正系統地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始于Goldsmith。在其1969年出版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中，Goldsmith首次給出了金融發展的定義，并建立了衡量一國金融結構的指標，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相關關系。之后，McKinnon和Shaw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深化了Goldsmith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Levine等人為代表的濟學家利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開創了內生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內生金融發展理論認為，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等市場摩擦因素導致了經濟對金融系統的內在需求，而金融發展則通過提高儲蓄率、儲蓄投資轉化率和資本配置效率等渠道，促進經濟增長。然而，無論是早期古典金融學者對金融發展問題的關注，還是內生金融發展理論的分析驗證都將注意力集中在了銀行和股票市場上，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鮮有討論，這一現象頗耐人尋味。
銀行、保險和證券業并列為金融業三大支柱產業，然而一直以來，保險業的地位始終不及銀行及證券業。這或許是由于保險業起步較晚，1720年才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保險公司，遠落后于銀行業及證券業的發展。所以盡管自20世紀以來，保險業發展迅速，保險資產在金融業資產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但是從絕對數值上來講，保險業的資產規模仍顯著弱于銀行與證券業。而任何社會科學的研究都離不開其所處的經濟、制度背景，因此，學術界對于保險業的相對忽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也應看到，伴隨其迅猛發展，保險在金融業中的地位不斷提升，2009年全球保費收入超過4萬億美元，保險業資產總額達22.6萬億美元，占金融資產約12%。因此，我們在對金融發展理論的分析中不應繼續忽視保險業的作用。
文獻綜述
經濟學者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相關關系的分析與檢驗，以及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作用機制的探討。Goldsmith（1969）最早定量考察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各個國家不同歷史時期金融發展與經濟水平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隨后，King和Levine（1993）、Levine和Zervos（1998）、Beck、Levine和Loyaza（2000）均證實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相關關系，但這些研究未能確定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Patrick（1966）指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存在兩種可能：“需求追隨”和“供給領先”。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供給領先”型金融居于主導地位，而隨著經濟的發展“需求追隨”型金融將居于主導地位。但是，Demetriades和Hussein（1996）、Esso（2009）的分析表明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受到每個國家不同的經濟制度、法律、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關系模式。Bencivenga和Smith（1991）、Greenwood和Smith（1997）、Beck、Levine和Loayza（1999）、Rioja和Valev（2004）則分別從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流動性風險等角度分析了金融發展通過提高儲蓄投資轉化率和資本邊際生產率、優化資源配置效率、促進技術進步或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影響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國內學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更多的學者并不認同這一觀點。韓廷春（2001）、伍海華和馬正兵（2003）、樊勝和王曉黎（2003）、楊飛虎（2007）、袁云峰和曹旭華（2007）的研究均發現我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程度的負向影響，金融發展未能有效發揮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本邊際生產率、促進技術進步的作用。
已有的研究中，由于使用的計量方法、選取的指標和數據來源不同，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未得出令人信服的一致結論。此外，令人遺憾的是，以上的研究均未將保險市場納入到金融發展的理論框架中。盡管Webb，Grace和Skipper（2002）、Min和Yung（2008）、Adams等（2009）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但是對保險發展理論的研究不足仍是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因此，本文將保險市場納入金融發展的框架中，探討保險發展、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模型和數據
本文的研究采用Webb等（2002）修正的Solow模型。規模報酬不變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
Y(t)=A(t)K(t)αL(t)1-α（1）
其中Y(t)、K(t)和L(t)分別是t時期的產出、資本和勞動力，滿足dY/dK>0，dY/dL>0，d 2Y/dK 2
Z(t)=Z(0)exp(Bankt+Lipt+Nlipt)（2）
Y(t) =Z(t) A(t) K(t)αL(t)1-α（3）
方程3兩邊同除以L(t)，得到人均產出方程，各變量取自然對數并對時間求導；（4）
其中，為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為人均資本存量增長率（FAI），、和分表代表銀行、壽險和非壽險市場的活動水平，Xit為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εit為隨機擾動項。我們用銀行信貸占GDP比重（BANK）、壽險深度（LIP）和非壽險深度（NLIP）分別作為銀行、保險活動水平的指標。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為出口占GDP的比重（EXPORT）和居民消費水平變化率（CL）。此外，我們還分別考察了Mckinnon（1973）所提出的經濟貨幣化指標（M2/GDP）和Goldsmith（1973）所提出的金融深化指標（金融相關率）對經濟的影響。實證檢驗采用我國1982-2009年間的宏觀經濟數據，數據來源于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M1和M2的數據來自BVD宏觀經濟數據庫，保險深度的數據來源于Sigma數據庫。
實證結論與分析
首先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對不平穩的序列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后各序列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平穩。運用OLS進行回歸，并對殘差序列進行LM序列相關檢驗、ARCH LM檢驗和White異方差檢驗。結果表明，殘差序列不存在自相關和異方差，J-B檢驗的結果顯示殘差序列服從正態分布。表1為方程4的回歸結果?？梢钥闯觯司Y本存量、出口和居民消費水平的變化均顯著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證實了投資、出口與消費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的作用。其中，居民消費水平的變化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尤為顯著。壽險業的發展對經濟的增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影響程度較小，回歸系數僅為0.02。非壽險業對經濟的影響程度也比較小，且不顯著。銀行信貸占GDP比重、經濟貨幣化指標和金融深化指標均對經濟呈現出微弱且不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我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并沒有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
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認為，金融中介在信息收集與處理上占有優勢，通過對企業的調查，可以引導資金投向生產效率高的企業部門，從而促進資本邊際生產率的提高；同時，通過監督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結構，促進企業生產效率提高，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銀行信貸規模擴張迅速，但是銀行信貸與GDP的比重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并沒有出現顯著增長，尤其近年來還呈現下降趨勢，信貸擴張未能趕上經濟增長的速度。這一方面是由于貨幣政策的“逆周期”操作，即在GDP增長率較高的年份，執行相對較緊的貨幣政策，通過緊縮銀根，限制新增貸款發放來為經濟降溫。另一方面，國有銀行改革以來，為了保障資產質量，普遍出現了“惜貸”現象，大量資金沉淀在銀行系統內部，造成了經濟資源的浪費。此外，我國銀行體制不健全，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國有銀行壟斷，經營效率相對低下，利率市場化進程緩慢，信用非價格性分配現象嚴重，大部分銀行貸款流向效率相對低下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則面臨融資約束。因此，銀行信貸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顯著。
M2/GDP指標的應用最早見于Mckinnon（1973）對金融深化理論的開拓性研究。其后，國內外的研究普遍將其作為測度金融深化程度的指標。但是，M2/GDP實際衡量的是在全部經濟交易中，以貨幣為媒介進行交易的比重，即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貨幣化程度不斷加深，M2/GDP的比值遠遠超過歐美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但是M2/GDP比值的快速增長主要依靠居民儲蓄存款的迅速增加來支撐。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資產單一，市場結構失衡。居民可選擇的金融產品少，只能以儲蓄的形式存放于銀行；另一方面，居民儲蓄存款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的增長。因此，M2/GDP盡管在數值上不斷創出新高，但是偏離了經濟增長，對經濟的影響甚微。此外，由于我國金融市場上銀行占據統治地位，股票和債券市場的分額很低，因此金融相關率對經濟的影響也不明顯。
盡管金融深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壽險業的發展顯著地推動了經濟增長。通過平滑居民生命期內的收入，并在一些未曾預料到的、不確定的支出發生時提供經濟補償，壽險為居民生活提供了保障。假設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以貨幣的形式持有，另一部分用于消費、儲蓄或者投資。壽險產品的提供會降低預防性動機的持幣需求，貨幣持有量降低會導致用于消費、儲蓄或者投資的資金增加，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此外，壽險產品的期限一般較長，因此會有大量資金沉淀在壽險公司，這些資金由保險公司直接投向生產效率較高的企業或項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銀行壟斷的低效率，提高投資轉化率。保險資金進入股票市場，則可以發揮機構投資者在信息與技術上的優勢，改善資金配置的效率，機構投資者比重的提高也有利于整體市場效率的提升。而某些壽險產品的合理設計還可以起到刺激人力資本投入的效用，從而提高資本邊際生產率。因此，壽險業的發展對經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由于壽險業的絕對規模仍然是非常小的，所以這種影響也是很微弱的。
相對比壽險產品的保障功能，非壽險產品更多地表現為風險管理功能。從理論上講，非壽險業的發展也可以通過促進產品創新推動技術進步、加強防災減損降低社會生產總成本、便利商品貿易等方面促進經濟增長。但是目前我國產險業務中80%左右為車險業務，企財險、責任險等險種占的比重非常低，因此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也就無從談起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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