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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1
一、問題的提出
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體系，其主體內容來源于經濟學理論發展史的兩次革命（第二次和第三次）。其中“邊際革命”（第）產生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凱恩斯革命”（第三次革命）產生了凱恩斯主義理論體系。二戰后，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學派對這兩大理論體系進行了綜合，將主要研究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歸納為《微觀經濟學》；將主要研究總體經濟運行的凱恩斯主義理論歸納為《宏觀經濟學》，由此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這一理論體系引入國內后，為了與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相區分，我國理論界稱之為《西方經濟學》。在我國大學本科高等教育階段，《西方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的學習，可以讓學生理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掌握經濟分析的基本邏輯、思維范式。當前，《微觀經濟學》已成為經管類專業本科生的經濟基礎課，甚至成為很多其他專業本科生的人文素質教育課程。但由于《微觀經濟學》是一個內容繁多、結構復雜的系統性理論體系，對邏輯推演和數理分析能力有一定的要求。該課程教學中，普遍感覺教師教得辛苦、學生學得吃力。對這樣一門體系嚴密、邏輯關聯性強的基礎理論性課程，教師通過框架式教學，引導學生從整體上把握整個理論體系，掌握各部分理論之間的邏輯關系，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和經濟學分析的基本思路，為學生在專業課程的學習上打下更加扎實的基礎。
二、《微觀經濟學》理論體系與結構
《微觀經濟學》研究稀缺性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涉及的概念、理論繁多。國內本科教學中該課程課時安排一般在48~72課時之間，教師在教學內容安排上普遍感覺課時不夠，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課時，不降低課程教學質量，教師需要提綱挈領的把握課程的核心內容，教學的重點應該在主要理論框架的搭建，而不是一味地追究某些具體理論問題的細節。從課程的理論體系和結構的整體來看，《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兩個市場上的兩個主體”，內容包含“七大主要理論”。
1.兩個市場上的兩個主體?！段⒂^經濟學》研究市場經濟制度下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以微觀主體行為分析為出發點。經濟運用涉及兩類市場：產品（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市場交易雙方是相同的兩個微觀主體：消費者和企業。在產品（商品）市場上，企業生產并銷售產品（商品）是產品（商品）市場的供給方；消費者購買并消費產品（商品）是產品（商品）市場的需求方。在要素市場上，消費者擁有并銷售原始生產要素（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才能四類），是要素市場的供給方；企業購買并使用要素進行生產是要素市場的需求方。
2.七大主要理論?！段⒂^經濟學》內容豐富，包含眾多的經濟學理論，但如果圍繞“微觀主體理及其結果”這一邏輯主線，本課程主要包含以下七大主要理論：供求均衡理論、消費者均衡理論、生產者均衡理論、市場均衡理論、要素市場供給理論、要素市場需求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其中，消費者均衡理論主要分析消費者在產品市場上的消費行為；生產者均衡理論和市場均衡理論主要分析企業在產品市場的供給行為；要素市場供給理論主要分析消費者在要素市場的供給行為；要求市場需求理論主要分析企業在要素市場的需求行為；一般均衡理論探討所有市場同時均衡的可能性和條件；市場均衡理論闡述了消費者和企業理性選擇下供給規律和需求規律的相互均衡。這七大理論基于“經濟人假設”，分析微觀主體（消費者和企業）理性選擇及其后果，從而得出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
三、《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與內容
通觀《微觀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其核心問題是分析如何實現稀缺資源的最優配置。對應“兩個市場上的兩個主體”這一研究對象，資源配置問題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消費者通過將既定收入在產品市場上進行最優配置以實現效用最大化；二是生產者基于成本收益決定要素的最優使用量（即決定產量）以實現效用最大化；三是消費者將擁有的既定原始生產要素在要素供給和保留自用兩種用途上進行最優配置以實現效用最大化；四是生產者通過將既定成本在要素市場上進行最優配置以實現利潤最大化。這四方面的資源配置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即《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均衡分析法，主要內容包括均衡的決定和均衡的變動。以消費者均衡理論為例，消費者均衡理論的主要內容是消費者均衡的決定分析及消費者均衡的變動分析。消費者均衡理論通過構建一個簡化模型來分析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假定收入既定，消費者將全部收入分配于兩種商品的消費上，以獲得效用最大化。這部分分析存在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兩種理論。
1.消費者均衡的決定。消費者均衡的決定是指如何得到給消費者帶來最大效用水平的最優商品消費組合。（1）基數效用論假定效用水平可以具體衡量，可以構建相關效用函數，通過求解預算約束條件下的效用函數最大值，并可得到消費者效用最大化條件。結論為消費者均衡條件是兩種商品的邊際效用與價格之比相等，即消費者花費在每種商品上的最后一單位貨幣帶來的效用水平必須相等。（2）序數效用論認為效用水平不能具體衡量，只能相互比較高低，因此不能構建相關效用函數。運用無差異曲線和預算線兩個分析工具，得到消費者均衡條件為兩種商品的邊際替代率與其價格之比相等，即兩種商品按照效用水平的交換比例與按照價格水平的交換比例必須相等。無論是基數效用還是序數效用論，消費者均衡的決定關注的是達到均衡的條件，以及均衡條件下的均衡狀態。對于均衡取得的過程，以及非均衡狀態的特征并不關注。兩種理論下消費者均衡決定都是采取了靜態均衡分析方法。
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2
一、經濟均衡概念的基本特征與研究方法
平衡現象、概念和分析方法，常見于自然科學（尤其是力學），而經濟學在研究人受利益驅動力的作用下的各種行為及結果時借鑒和引入了平衡分析法（此方法也為分析非平衡問題提供了一個基準點和參照系），由此發展成為經濟分析的基本方法，將其集中、系統地用于分析經濟利益關系問題所形成的一般均衡體系是現代經濟學大廈的理論基石和主體構架，對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劃時代的重要作用，在相當長時期內占據統治地位。與人類社會和科技進步的階段相應，在經濟學發展史上，可以說一般均衡標志著經濟學進入到牛頓力學時代；然而異軍突起的對策論（博弈論），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分析方法（雖然其思想源遠流長），相比較而言，其更多地得益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因為人類的知識體系是一個有機整體，人們對自然界和自身的認識程度，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溝通、相互滲透、共同發展，這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規律和必然趨勢。所以，從考察和揭示自然界規律的科學方法中得到某些啟示，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各類經濟均衡的內在聯系。
1.經濟均衡的基本含義和實質。
利益均衡問題是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由生產方式和經濟活動內容所決定，以及觀察問題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有不同的結論及表現形式?？梢哉f對這一核心問題研究結論的表現形態、演進和變化，構成了經濟學發展史的一條主線。經濟均衡分析是通過研究在給定的經濟環境（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等）中，各種經濟要素在諸多利益主體（力源或利源）的驅動下的平衡或均等分布結果和流動特征，來達到分析和揭示經濟規律之目的。無論這類社會經濟現象以何種形式表現，均衡分析的實質就是要研究經濟利益的協調過程和分布狀況。一般均衡主要研究在市場供求相等（所謂市場結清）條件下利益在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分配結果，是通過各類要素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及更加細分的市場）的均衡具體地表現出來。在理論分析中，雖然表面上經濟均衡考慮的是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然而，無論研究哪些經濟現象，從何種角度和用什么方法，只要一談到均衡，都不可回避其核心問題——利益的分配和協調。由此可見，各類均衡必然有某種內在的聯系或一致性。但是，它們的表現形式又有較大差異，具體的分歧反映在研究對象、假定前提、分析方法、主要結論及應用等方面。由于不同的均衡結論實質上只是代表了部分社會階層的利益，或者說這樣的理論只是為某些人服務的，而根本不可能說是從各方面的利益出發實現全社會的最優，所以從不同立場和角度研究均衡問題，所得出的有關利益分配的政策建議、實施措施等都必然代表不同的利益階層。這就有助于認清均衡分析的方法、結論和它的前提條件之間的關系。
2.對策均衡概念體系。
人們對一般均衡已不陌生，而本文所說的對策均衡是指用對策論方法建立起來的經濟均衡概念、理論體系及在實踐中的應用。類似于一般均衡理論，對策均衡也是研究利益均衡問題的一種手段和方法，現今已發展成為經濟對策論這樣一門相對完整的理論學科。對策均衡概念的創立、精煉和完善及其對策模型解的存在、性質與應用研究是現代對策論的主要內容。諸如非合作對策的納什均衡，完全信息動態對策的子對策完美均衡，不完全信息對策的貝葉斯均衡，合作對策中的夏普利值等均衡解概念，該理論主線清晰、內在聯系緊密、表述嚴謹科學，是對現實問題具有更強解釋力的新的觀念和方法，其正在以當今主流經濟學的姿態主導和預示著未來經濟學的發展和實踐。
3.對策均衡的現實性。
雖然對策論的理論和應用目前正處于急需進一步大發展之時，但與一般均衡相比，對策均衡有關競爭問題的描述更貼近現實，對當今市場經濟的競爭本質揭示得更加深刻。在一般均衡分析里對微觀主體所作的行為假定中，以個體消費者為例，是以個人在收入預算的約束下尋求效用最大化為行為基礎，分析研究各類要素市場的均衡。然而，現實經濟生活中，每一消費者使自己的收入（可假定為勞動報酬）最大化也是一種市場競爭行為，這種競爭行為不僅與自己的消費效用最大化行為，還必然是與其他人的經濟行為交互發生、互相影響和制約，與此同時實現交互作用下的多市場（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等）均衡。若給定收入預算約束，就相當于限制了競爭，此時再分析商品市場上的競爭無疑是在不允許有競爭的條件下研究競爭，如此將收入最大化與消費效用最大化的分離，將個人行為孤立化、封閉化，使理論陷入了循環論證的邏輯誤區（即在假定收入均衡，同時也就等于假定了消費效用均衡的前提條件下再來分析研究消費效用最大化）。這種錯誤表面上看可能是由于分析工具和方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但絕不能排除更深層的原因。推而廣之，微觀主體的投入端（類比為消費者的消費）與產出端（勞動收入）之間的均衡關系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對策論的誕生，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對策論對微觀主體的觀察，超越了馬歇爾的單一屬主體的假定，并且用策略選擇方式將微觀主體的各類行為統一起來，重點研究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多市場均衡同步實現（多市場均衡的一致性）。所以，在研究許多現實經濟問題時，運用對策論這一現代化分析的工具，能使經濟學向科學化的目標邁進一大步。
二、經濟均衡的內在聯系及一致性研究
1.一般均衡的成立前提和假定條件。
毋庸置疑，任何一種理論的結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定條件之上的，并與某些隱含的前提相應。為了從更深層次上分析經濟均衡成立的潛在設定，有必要根據系統科學的開放性原理和經濟學的性質將經濟環境區分為廣義和狹義的經濟環境（前者包括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基本制度、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等），然后分別在不同情況下研究經濟均衡的實現條件。一般均衡所要求的前提是：相對長期穩定的自由競爭環境和有效的市場運行機制、人的行為動機是完全自利的且具有穩定的偏好序。實質上只能是一部分人才能滿足這些條件，只是對那些資源稟賦充足、要素占有富裕者而言的。試想，如果自己食不果腹、衣不遮體、難以維持生計時，決不可能會有剩余產品在市場上自由交換，更不會有穩定的偏好序，再有效的市場機制對他們來講也無關緊要。進而，相對貧困者、資產占有低于平均水平者不可能真正按自己的偏好選擇交換。所以，對以大多數人的經濟行為研究對象來說，對一些非常態經濟（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動蕩變化、非理的存在、世界普遍性的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等）和一些非經濟因素（自然災害、瘟疫、戰爭等）的沖擊和影響下，一般均衡在理論上就不成立，在實際中更是一座海市蜃樓。從本質意義上講，一定的初始稟賦在市場上的交換結果絕不全是市場行為的作用，而主要是一種制度約束。市場行為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和外化形式，是意識形態、社會經濟基本制度共同作用的結果，絕不能將其誤認為市場能有多么神奇的功能。市場起作用也只是在制度內在地規定了各種要素的相對地位（交換率和變化范圍）之后的次一層級上所發揮的作用。如在一個經濟系統內，必須先規定了資本與勞動的主次地位、“合理合法”的交換方式和價格，明確了雇主雇員關系這一大框架之后，然后才會實現所謂勞動力市場上的一般均衡。
2.價值函數與均衡一致性研究。
由于價值取向是決定人的行為的重要因素，其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等關系密切。于是，我們在廣義經濟環境中探討經濟均衡問題時，用對策論中的支付函數的方式定義價值函數：不同的價值函數代表著局中人所選擇的不同價值取向，如局中人是追求總體利益最大，還是個人利益最大或是相對收益最大，價值取向決定了行為目標和方式的選擇，決定了策略路徑和可能達到何種均衡（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能很容易地找到具有這些價值觀念的各類代表人物）。用這些來描述和反映社會中各類不同的行為主體所可能具有的價值取向，然后運用價值函數可進一步證明（可借助形式化的數學符號，通過嚴格的演繹推理和邏輯論證得到）：只有在價值取向相同，即微觀利益主體的行為動機相同的條件下，而且是只有在價值取向為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實現一般均衡，但不能與最優對策均衡等價。對策論擅長和重點研究在相互影響情況下的行為特征，從更深層次和向更廣范圍拓展得出結論：當局部利益最大化與全局利益最大化的雙重目標相一致時，最優對策均衡才能與一般均衡同時實現（由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可知，此時即為帕累托最優）。由此結論可知，市場競爭的一般均衡僅是價值函數為個人利益最大化時的一種特例。上述的分析和結論的引申含義是：不同均衡體系的建立以及它們之間是否一致（根源），從根本上依賴于價值體系如何確立，策略行為的選擇（第二層面上）首先是服從于價值取向（基礎層面）的選擇，而策略選擇又是價值選擇的具體體現。這可使我們對各種經濟理論體系有更深入的認識。
3.對策均衡對一般均衡的超越和發展。
進一步研究經濟均衡之間的聯系和區別可以看出，對策均衡通過更加直接有效地研究人的行為方式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從根本上解決利益均衡的實質問題；而一般均衡則主要是通過研究人對物質資源的配置，掩蓋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僅此而言，就可以看出前者比后者更深入、更接近問題的本質，突破了傳統經濟學（僅把勞動力與其他的生產要素同等看待）的分析框架。對策均衡對一般均衡的發展，可主要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人的主體地位的確立和歸位。從經濟理性人到對策局中人，經濟對策論強調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對策均衡體系中對行為主體的認識和描述與一般均衡論有本質區別，這從根本上撼動了長期在經濟學中占統治地位的人格物化、資本化的思想；（2）由結果論到過程論。從注重資源配置結果到更加重視利益主體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行為（策略）選擇；（3）共同均衡。只有在利他中才能真正利己，也只有在使他人充分受益中才能使個體利益最大化，因而，均衡的實現必然是相關利益主體共同努力的結果，對策均衡體系的核心在于刻劃了這種共同受益的“雙贏”局勢；（4）不斷學習進步的行為主體。修正完全理性人假定，特別強調非理性的行為主體是在不斷學習過程中逐步達到理性的，這使得經濟學更加鮮活生動、更貼近現實。
經濟均衡的演進，必然會帶來經濟學的根本性的、全面的變革，這一轉折對我們來說，真是天賜良機。歷史的發展無情地使經濟學面臨著一次嚴峻的世紀選擇，其究竟會以什么樣的姿態跨入21世紀呢？從一般均衡到對策均衡，從個體獨立的完全理性到相互依賴的相關理性，是經濟理論正在完成的又一次超越和升華。
三、主要結論及對中國經濟理論建設和改革實踐的啟示
1.基本結論
（1）對策均衡發展了一般均衡理論，后者僅是前者的特例。就經濟意義而言，將局中人的支付直接看作是效用，再加上市場結清等條件，當每一個個體實現效用最大化時，他就不會自愿地、也不可能僅靠單方改變策略（生產和消費的品種和數量）來增進自身收益；從技術方法角度來看，一般均衡是一種常和對策（本質上是零和對策，在靜態經濟中利益增量為零，市場交換的結果只是利益誰多誰少的分配調整問題）。個體效用最大化目標的實現，一方面取決于自身行為，另一方面受制于社會（表現為對他人策略變化的判斷和反應）。于是，將行為動機改進為個體目標與社會目標相容或有機統一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所需要的是對策均衡分析方法。所謂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物競天擇，偉業天成”正是這個道理，其中的“天”，就是社會關系、發展目標和整體力量，而不僅僅由個人行為所定。
（2）對策均衡解對初始條件的依賴性。從自然科學中得到啟發，在解同一類系統的方程（組）時，若給出不同的初始條件，就可得到不同的特解。經濟系統中各類均衡模型的求解及性質研究必然是與一定的經濟環境相應，不考慮相應初始條件的一般均衡解不會有什么普遍意義。而經濟系統的初始條件是該系統所處的廣義環境，包括一些非經濟要素在內，如：歷史（路徑依賴）、文化、意識形態和社會經濟基本制度等，如此才會有符合不同國家實際經濟狀況的具體特解。用經濟均衡的術語來說，均衡價格不僅僅是市場要素的數量和結構的函數，若在更大的經濟系統內看，從更深層的含義上來講，市場價格（實質上是資源配置方式）從根本上是取決于經濟環境的初始條件，即各種經濟環境、制度約束和各國經濟的具體情況。而通過市場交換所實現的均衡與非均衡和相應的一般均衡理論體系的分析方法僅僅是多種市場類型中的部分表象和提供的一種研究技術（可供其他類型的市場經濟借鑒，而不是作為唯一的市場經濟理論范式來限制其他類型的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正是由于對策論更注重對經濟行為的研究，而人的行為又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揮作用的，所以，經濟均衡的解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廣義經濟環境中給定的前提條件。于是，可理出這樣一條邏輯關系鏈：初始條件——行為特征——對策均衡，從中可清晰地看出均衡對經濟環境初始狀態的依賴性。
（3）行為動機的新概括和理性發展的新階段。對策論對利益主體的行為動機的描述作了較大的修正和改進。對策均衡強調策略相互作用下所實現的均衡，蘊意為個人利益與集體（社會利益）利益有機統一時才能真正地實現效用最大化和資源的最優配置，使經濟學對理性人的假定和研究從有限理性階段進入相互依賴理性的階段，有利于從微觀機制入手研究宏觀經濟的運行和調控，這將會對我國的經濟理論發展和實踐產生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2.若干啟示
下面用本文的分析方法和結論，研究我國經濟理論發展和改革實踐中的一些基本問題。
（1）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給予的經濟學解釋。用經濟理論和經濟學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特色，就是本文中所提到的中國經濟環境的各種初始條件，即包括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經濟基本制度等因素在內的廣義經濟環境。一旦將經濟學的討論置于廣義環境內，制度安排等成為均衡實現的先決條件時，也就可以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賦予新的含義，認清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經濟運行層面的均衡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就可以找到堅持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的理論依據。而且，只要明確勞動要素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主要作用并通過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確使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不發生改變，這就是現代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新界定）。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要求或決定著一定的政治制度與之相適應，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只有與不平等的政治制度相結合才能發揮最大效率。再者，從行為動機的方面來看，社會主義需要的是個人利益最大化與全社會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而一味強調個人私利的個體效用最大化，是導致兩極分化的社會意識形態、思想根源和價值（倫理）觀念，也是造成經濟實踐中許許多多兩難決策的根源（如囚徒困境模型揭示的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不一致時的必然結果）。因為某種要素（如資本）富有者一端片面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這一目標與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目標并非總是一致，這兩類目標一旦相互偏離，并且偏離的程度較大時，必然導致兩極分化的程度加大，這顯然不是發展社會主義的目的。
（2）用對策均衡所強調的相關理性（策略相互依賴）的觀點看待我國微觀基礎的基本特征，由于微觀主體行為動機、策略選擇及均衡性質等都發生了一些根本變化，如凸類效用函數的存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弱化、個人預算約束失效、資源利用效率低下、有效供給不足、低效用水平下的市場均衡（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許多特征正好相反）等，在這種情況下制定宏觀調控政策，與一些所謂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和理論都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所以，中國的經濟理論和應用必須是針對中國的經濟環境和具體情況而言，只能借鑒和引入現代經濟學的合理內核——科學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決不可不考慮前提就照搬已有結論當作指揮棒來指導中國的經濟改革，否則將會貽害無窮。
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3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 價格理論 邊際效用論 價格制度
一、馬克思的價值學說
(1)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決定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有兩種含義:第一種是指平均勞動時間，它決定商品的價值量;第二種含義是指社會總勞動分配上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它實現商品的價值量。對于價值構成，馬克思把商品價值分為三個組成部分:代表生產上消費掉的轉移到產品中去的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C);補償可變資本的價值部分(V);剩余價值的部分(M)。商品的價值(W)=C+V+M。對于價值規律，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的規律;既包括價值交換的關系，又包括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關系?？偟恼f來，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
(2)馬克思價值轉形理論。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以現實價格波動為中心。在簡單商品生產情況下，價格是直接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價格不再直接圍繞價值上下波動，而是直接圍繞轉形價值上下波動。價值轉形有三個層次:首先是價值由于產業資本的參與分配轉化為生產價格。資本不創造價值，但資本仍然參與價格的形成。所費資本(C+V)轉化為成本價格(K)，又由于等量資本要求獲得等量利潤，因此，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利潤又轉化為平均利潤(P)。這樣，就轉化為生產價格=K+P。其次價值由于商業資本的參與轉化為完全的生產價格。商業資本是有一部分產業資本形成的。商業資本不具有生產剩余價值的職能，但具有實現剩余價值的職能。因而也屬于職能資本，從而也要求取得平均利潤。由于商業資本的介入，商品的價格就由產業部門的生產價格加商業利潤加純粹流通費用構成，這就完成形態的生產價格轉變。最后價值通過土地所有權的參與再轉化為壟斷價格。土地由于所有權的存在使它具有包括絕對地租、級差地租和壟斷地租三種形式的地租。商品的價值就轉化為成本價格+產業利潤+商業利潤+絕對地租+級差地租+壟斷地租，最終形成壟斷價格。
二、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
(1)邊際效用價值論。這種理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于邊際效用，該理論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一些奧地利經濟學家提出來的，所以，又稱奧地利學派，主要代表有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等。以后以杰文斯和瓦爾拉為代表的數理經濟學派與以克拉克為代表的美國學派都從不同的角度發展了邊際效用價值理論，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大都是以邊際效用價值理論作為分析經濟問題的基礎。
(2)均衡價值論。均衡價值論又稱均衡價格論，它認為商品的價格決定于供給價格相交之點。供給價格受生產費用決定，需求價格受消費者的邊際效用決定。均衡價格論是當代西方價格理論的一個重要學派，其中主要以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局部均衡價格論為代表，一直到后來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的一般均衡價格論，還有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等提出的動態均衡價格。
(3)“創新”價值論。這種觀點通過引入新產品、新技術、采用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市場、引用新的原材料、實現企業的新組合等。自動創造新的價值。因此，“創新”價值論又稱自動化價值論。這種理論是由美籍奧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來的。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1942年)等書中宣稱邊際效用價值論要優勝于勞動價值論，而他的“創新”價值論則最為科學。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當代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之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和當代西方經濟學對價值問題都作了詳細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二者也具有共同之處，但從本質和總體上看，二者的區別是極為深刻的。
(1)關于價值的本質和決定。馬克思經濟學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內在基礎的分析，抽象出價值并把價值和交換價值明確區分開來。馬克思通過對商品二因素的深入分析，發現了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價值是體現生產者的一種神會關系。
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則把交換價值、價值同價格融為一體。如作為當代西方經濟學基礎的均衡價格論，取消了價值作為商品本質特征的地位，把供求關系對價格的影響歸納為價值決定，并采取價格決定價格循環論證的方法，把價值體現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歸結為市場買賣雙方之間的供求關系。另外西方經濟學家特別強調知識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知識可以提高勞動的復雜程度，從而創造更多的價值。
(2)關于商品價格的形成。在價格形成上，馬克思經濟學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共同特點在于都是從個別商品價格與一般商品價格兩個方面分析其決定和變化的，二者都認為商品的供求關系會影響個別商品的價格，而紙幣發行過多則會導致一般價格水平的上升，即出現通貨膨脹。但西方經濟學更進一步地對需求和供給對于價格變動的伸縮性(彈性)作了更為具體的量的分析，提出了計算彈性大小的公式，進而分析了決定一種商品彈性大小的因素。
區別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1)在決定商品價格的基礎上，馬克思堅持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商品價值是商品價格的基礎，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則把商品的邊際效用或商品的生產費用作為價格基礎，進而又以供求的均衡價格作為決定價格的基礎。(2)在對待供求均衡的經濟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供求均衡只具有分析方法上的理論意義，對于分析商品價值決定則毫無實際經濟意義，而且從長期的平均來看，供求總是一致的。當代西方經濟學把供求均衡作為決定商品價值(他們稱為均衡價格)的基本條件，供求不均衡則被視為價格偏離均衡價格。(3)在決定供求變化的因素上，馬克思特別強調了收入在不同階級之間的分配和商品的價值變化對于供求的調節作用;而當代西方經濟學是從供求的變化和生產費用的變化來說明商品本身價格的變化。
四、結論
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盡管不排斥供求對價值、價格的作用，但是沒有過多的去研究供給和需求是如何參與價值、價格的決定;而西方經濟學著重研究供給和需求決定的價格理論，研究供給、需求價格機制的作用如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對于我們正確認識價格與供求關系，更有實際意義。
參考文獻
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4
(1)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決定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有兩種含義:第一種是指平均勞動時間,它決定商品的價值量;第二種含義是指社會總勞動分配上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它實現商品的價值量。對于價值構成,馬克思把商品價值分為三個組成部分:代表生產上消費掉的轉移到產品中去的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C);補償可變資本的價值部分(V);剩余價值的部分(M)。商品的價值(W)=C+V+M。對于價值規律,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的規律;既包括價值交換的關系,又包括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關系?？偟恼f來,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
(2)馬克思價值轉形理論。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以現實價格波動為中心。在簡單商品生產情況下,價格是直接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價格不再直接圍繞價值上下波動,而是直接圍繞轉形價值上下波動。價值轉形有三個層次:首先是價值由于產業資本的參與分配轉化為生產價格。資本不創造價值,但資本仍然參與價格的形成。所費資本(C+V)轉化為成本價格(K),又由于等量資本要求獲得等量利潤,因此,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利潤又轉化為平均利潤(P)。這樣,就轉化為生產價格=K+P。其次價值由于商業資本的參與轉化為完全的生產價格。商業資本是有一部分產業資本形成的。商業資本不具有生產剩余價值的職能,但具有實現剩余價值的職能。因而也屬于職能資本,從而也要求取得平均利潤。由于商業資本的介入,商品的價格就由產業部門的生產價格加商業利潤加純粹流通費用構成,這就完成形態的生產價格轉變。最后價值通過土地所有權的參與再轉化為壟斷價格。土地由于所有權的存在使它具有包括絕對地租、級差地租和壟斷地租三種形式的地租。商品的價值就轉化為成本價格+產業利潤+商業利潤+絕對地租+級差地租+壟斷地租,最終形成壟斷價格。
二、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
(1)邊際效用價值論。這種理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于邊際效用,該理論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一些奧地利經濟學家提出來的,所以,又稱奧地利學派,主要代表有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等。以后以杰文斯和瓦爾拉為代表的數理經濟學派與以克拉克為代表的美國學派都從不同的角度發展了邊際效用價值理論,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大都是以邊際效用價值理論作為分析經濟問題的基礎。
(2)均衡價值論。均衡價值論又稱均衡價格論,它認為商品的價格決定于供給價格相交之點。供給價格受生產費用決定,需求價格受消費者的邊際效用決定。均衡價格論是當代西方價格理論的一個重要學派,其中主要以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局部均衡價格論為代表,一直到后來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的一般均衡價格論,還有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等提出的動態均衡價格。
(3)“創新”價值論。這種觀點通過引入新產品、新技術、采用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市場、引用新的原材料、實現企業的新組合等。自動創造新的價值。因此,“創新”價值論又稱自動化價值論。這種理論是由美籍奧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來的。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1942年)等書中宣稱邊際效用價值論要優勝于勞動價值論,而他的“創新”價值論則最為科學。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當代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之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和當代西方經濟學對價值問題都作了詳細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二者也具有共同之處,但從本質和總體上看,二者的區別是極為深刻的。
(1)關于價值的本質和決定。馬克思經濟學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內在基礎的分析,抽象出價值并把價值和交換價值明確區分開來。馬克思通過對商品二因素的深入分析,發現了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價值是體現生產者的一種神會關系。
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則把交換價值、價值同價格融為一體。如作為當代西方經濟學基礎的均衡價格論,取消了價值作為商品本質特征的地位,把供求關系對價格的影響歸納為價值決定,并采取價格決定價格循環論證的方法,把價值體現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歸結為市場買賣雙方之間的供求關系。另外西方經濟學家特別強調知識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知識可以提高勞動的復雜程度,從而創造更多的價值。
(2)關于商品價格的形成。在價格形成上,馬克思經濟學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共同特點在于都是從個別商品價格與一般商品價格兩個方面分析其決定和變化的,二者都認為商品的供求關系會影響個別商品的價格,而紙幣發行過多則會導致一般價格水平的上升,即出現通貨膨脹。但西方經濟學更進一步地對需求和供給對于價格變動的伸縮性(彈性)作了更為具體的量的分析,提出了計算彈性大小的公式,進而分析了決定一種商品彈性大小的因素。
區別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1)在決定商品價格的基礎上,馬克思堅持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商品價值是商品價格的基礎,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則把商品的邊際效用或商品的生產費用作為價格基礎,進而又以供求的均衡價格作為決定價格的基礎。(2)在對待供求均衡的經濟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供求均衡只具有分析方法上的理論意義,對于分析商品價值決定則毫無實際經濟意義,而且從長期的平均來看,供求總是一致的。當代西方經濟學把供求均衡作為決定商品價值(他們稱為均衡價格)的基本條件,供求不均衡則被視為價格偏離均衡價格。(3)在決定供求變化的因素上,馬克思特別強調了收入在不同階級之間的分配和商品的價值變化對于供求的調節作用;而當代西方經濟學是從供求的變化和生產費用的變化來說明商品本身價格的變化。
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5
隨著理論體系的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新古典體系不斷拓展其理論的解釋領域將原先許多主要由演化經濟學考察的經濟現象也納入其理論分析框架中。例如，新古典的產業組織理論嘗試解釋“技術創新、企業規模和市場結構的關系”(多納德。海和德里克。莫瑞斯，2001);新制度經濟學嘗試解釋制度變遷問題(諾斯等，1994);新増長理論通過建立內生増長模型，嘗試解釋技術進步和經濟増長的關系(巴羅和薩拉伊馬丁，2000)。而這些原先都屬于演化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此外，新古典經濟學還論述了其理論與演化經濟學在經濟行為預測上的一致性，認為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行為能夠從自然選擇過程中推導出來，演化模型得出的結果與新古典模型是相同的，兩者是可兼容的，并且宣稱是新古典演化主義(Friedman,1953)。這些理論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
但是，新古典經濟學對上述領域的解釋還是存在明顯的不足。產業組織理論主要研究市場結構對企業各種行為和績效的影響，并沒有真正關注技術創新所引致的產業組織演變和經濟結構變革。這種靜態的均衡分析遠離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安東內利，2006)。新制度經濟學則將制度變遷視為從一種均衡向另一種均衡的瞬時移動，并不考察制度失衡后個體間的互動和協調過程(諾斯等，1994)。新増長理論也將經濟増長視為移動均衡的過程，它假設企業知道所有可供選擇的技術機會集合及其自身生產函數所處的位置，技術進步是源自企業有意識和明確的R&)投資決策，經濟增長并不涉及任何知識增長過程(納爾遜，2004)同樣地，并不是所有的演化模型都能得出與新古典模型相同的結果，演化模型必須滿足以下四個主要條件才能確保所有生存者的行為是利潤最大化:多樣性(variety)行為連續性、利潤引起的增長和有限的路徑依賴
可見，在許多領域中，新古典經濟學并不能完全取代演化經濟學的解釋。而且，隨著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興起，新古典的理性選擇范式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有限理性”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經濟學家。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以Nelson和Winter(1982)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義掀起了演化經濟學復興的浪潮。在過去的20年里，演化經濟學發展速度更加迅猛。通過對Econlit數據庫中經濟學文獻的統計，Silva和Teixeira(2⑴6)發現，在過去50年有關演化的經濟學文獻中，90%的文章是1990年以后發表。因此，經濟學中有關演化主題的研究日益增多。一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出現了演化轉向，演化經濟學可能再次成為主流經濟與此同時，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也在發生變化，從原先一般均衡理論的均衡分析轉向博弈論的納什均衡分析，進而又拓展為演化博弈的趨向均衡分析
其中，演化博弈的發展和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復興幾乎處于相同時期—些學者將演化博弈視為新古典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交流和結合，認為演化博弈能夠調和均衡理論和演化理論的范式沖突，也體現了主流經濟學對演化經濟學的吸收和接納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演化博弈的發展可能促使演化經濟學成為主流在一項有關演化經濟學現狀和未來的問卷調查中發現，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演化博弈是演化經濟學未來最有發展前景的理論之一。
但是，從理論發展脈絡上看，演化博弈和現代演化經濟學卻是獨立發展起來的，而且各自的分析方法也存在明顯的差異當然，獨立發展并不意味著毫無聯系。但現代經濟學卻很少深入研究這兩種理論的關聯。這可能是因為大多數博弈論者并不熟悉演化理論，反之，演化論者也不熟悉博弈論。很多學者僅僅憑借學術直覺，要么認為演化博弈是傳統博弈論的拓展，屬于新古典體系，它與演化經濟學本身并沒有聯系;要么認為演化博弈能夠為演化經濟學提供合適的數理模型，是演化經濟學的重要進展，甚至能夠促使演化經濟學再次成為主流。就演化博弈對于演化經濟學的作用而言，前者判斷過于悲觀，后者判斷則過于樂觀。那么，演化博弈和演化經濟學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演化博弈是否能夠推動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并且成為演化經濟學今后重點研究的領域之一?或者它更像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種喬裝，與先前的新古典演化主義一樣，盡管其模型中包含演化過程，實質卻是為了證明進而重復新古典經濟學的結論?顯然，正確理解演化博弈在演化經濟學中的作用和局限，對于理清演化博弈和演化經濟學未來發展方向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二、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結構及其發展
普遍認為，演化博弈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大致經歷三個階段:首先，當博弈論在經濟學中廣泛運用時，生物學家從中得到啟示，嘗試運用博弈論中策略互動思想，建構各種生物競爭演化模型，包括動物競爭、性別分配以及植物的成長和發展等這個階段實際上是博弈論在生物學中的運用;接著，生物學家根據生物演化的自身規律，對傳統博弈論進行改造，包括將傳統博弈論中支付函數轉化為生物適應度函數引入突變機制將傳統的納什均衡精煉為演化穩定均衡，1973)以及引入選擇機制建構復制者動態。這個階段是演化博弈正式形成階段;隨后，鑒于演化博弈對傳統博弈的拓展(例如，放松理性假設、精煉納什均衡以及考察動態調整過程)，經濟學家又反過來借鑒生物學家的思想，將演化博弈運用到經濟學中，這又進一步推動演化博弈的發展，包括從演化穩定均衡發展到隨機穩定均衡,從確定性的復制者動態模型發展為隨機的個體學習動態模型等
實際上，演化博弈的思想較早還可以追溯到約翰。納什對均衡概念的闡釋。納什在其博士論文中指出，均衡概念存在兩種解釋方式:一種是理性主義的解釋，另一種就是“大規模行動的解釋”。前一種是經典博弈論的解釋方式，后一種實際上是演化博弈的解釋方式。納什認為均衡的實現并不一定要假設參與者對博弈結構擁有全部知識，以及個體擁有復雜的推理能力，只要假設參與者在決策時都能夠從具有相對優勢的各種純策略中積累相關經驗信息(例如，學習收益高的策略)，經過一段時間的策略調整，也能達到均衡狀態。因此，演化博弈的思想早就存在于納什的博弈理論中。在一些學者看來，演化博弈是博弈論的另一種思考視角，它屬于博弈論的研究范疇(Schmidt,2004)。事實上，演化博弈的發展主要也是由眾多優秀的博弈論學者推動的。
但是，納什也不是最早提出演化博弈思想的學者。盡管很難考證納什的“大規模行動”是否受到生物學家的影響，但卻可以在更早的許多生態模型和生物種群模型中清晰地發現演化博弈思想。例如，Logistic増長模型、Lokta和Volteira的捕食與被捕食(predatoiipiey)模型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的各種生物互動模型等。Vincent和Brown(2005)指出，只要建立各種演化策略同適應度和種群増長率的關系，上述這些種群動態模型都可以被轉化為演化博弈模型。他們進一步指出，演化博弈的核心思想早就存在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中，可以將其稱為達爾文主義博弈(Darwiniangame)因此，演化博弈的興起既受到博弈論的影響，也受到生物演化的影響。它不應該僅僅屬于博弈論的研究范疇，還應該屬于演化理論的研究范疇。
(一)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結構
1.博弈框架
與經典博弈一樣，演化博弈首先必須存在一個博弈框架。這個博弈框架主要指博弈的結構和規則。演化博弈總是在特定的博弈結構和規則下進行的。而特定的技術和制度條件決定了特定的博弈結構和規則。這也意味著演化博弈是在特定技術和制度條件下進行。但是，與經典博弈不同的是，演化博弈認為參與者并不擁有博弈結構和規則的全部知識，相反，參與者的知識是相當有限的。而且，參與者通常是通過某種傳遞機制而非理性選擇獲得策略。盡管博弈的次數可能是無窮的，但是，在每次博弈中，參與者通常都是從大群體中隨機選擇出來，參與者之間缺乏了解再次博弈的概率也較低。因此，參與者不會像重復博弈那樣嘗試通過聲譽機制來影響對方未來的行動(Friedman,1998)
2.適應度函數(fitnessfunction)
演化博弈必須將經典博弈中的支付函數轉化為適應度函數。適應度是生物演化理論的核心概念，它用來描述基因的繁殖能力。在演化博弈模型中，某種策略的適應度可以被簡單理解為采用該策略人數在每期博弈后的増長率。適應度函數則可以被視為策略與適應度的映射關系。在生物演化領域，適應度函數的定義是比較精確和確定的。但是，在社會經濟演化領域中，適應度函數的定義則相對模糊和不確定。某種策略的適應度不僅僅取決于它在博弈中獲取的支付，還可能取決于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人們對該策略的各種主觀道德評價，以及個體對該策略的學習能力和個體間的社會互動模式。但是，為了簡化分析，許多演化博弈模型都直接將個體的博弈支付等同于適應度。由于參與者是隨機挑選的，某個純策略的適應度取決于該策略的期望收益，后者又依賴于策略的頻率分布。因此，適應度函數是頻率依賴(frequencydependence)。此外，適應度函數有時還依賴于群體規模(人數)。
3.演化過程:選擇機制和變異機制
演化博弈有別于傳統博弈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著重考察了群體規模和策略頻率的演化過程。演化博弈的演化過程主要包含兩個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Weibull，1995)。類似于傳統達爾文主義，演化博弈也不深入考察遺傳機制，通常簡單假定遺傳是通過無性生殖傳遞的，后代擁有與祖先相同的策略。由于將適應度視為個體生產后代的數量，復制過程(或遺傳過程)實際上與選擇過程是同一個過程。這種復制與選擇相互重合的過程也充分體現在復制者動態模型中。而且，盡管演化博弈也強調變異機制的重要性，但是，它的變異機制是相當有限的，主要指在既定策略空間中個體策略的隨機變動，并不包含新策略的產生。普遍認為，在演化博弈中，變異機制主要是為了檢驗演化均衡的穩定性。因此，演化博弈對演化過程的建模主要依賴于選擇機制。復制者動態是一種典型的基于選擇機制的確定性和非線性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此模型上加入策略的隨機變動，就構成了一個包含選擇機制和變異機制的綜合演化博弈模型，通常也被稱為復制者一變異者模型(Nowak，2006)。
經濟學均衡理論范文6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外部經濟；均衡“陷阱論”；楊格定理；產業關聯；鎖定效應；多重均衡；比較優勢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3）05-0029-08
一、引言
雖然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邏輯性以及具體表現等基本問題仍存在較大爭議，但是不可否認，“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為近年來國內最重要的經濟學熱點主題之一。越來越多的知名學者參與到“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討論甚至爭論之中，密集地發表了數量眾多、層次較高的論著。這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經濟學界對于當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同時，這些討論已經將“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從現象判斷、經驗分析和戰略推演推進至理論研討層面。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成為研究進一步深化的關鍵結點。
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就是在經濟學基礎理論中探尋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依據和模型基礎，依托基礎理論的框架和模型將現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時深化人們對于經濟學相關理論的認識。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討論的問題和思想，已經突破了現有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范圍和解釋力，那么就有必要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進行相應的發展和完善，當前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進經濟學相關框架和模型的理論價值。因此，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是研究的必然趨勢，學者們也在這一方面進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們發現，就現有文獻而言，當前學者們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經濟學基礎，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處。如果能夠進行更為深入的探尋，將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個更為可觀的理論圖景。通過初步研究，我們發現“中等收入陷阱”還存在一些更具理論深度的經濟學基礎問題尚未引起學界的廣泛重視。
二、問題的提出：現有成果評析及“再發現”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識和理論思考
雖然明確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詞，最早出現于2007年世界銀行在北京的報告《東亞的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觀點卻出現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開始，國內關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討論[1]，可視為當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時任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在兩會期間概括了“拉美現象”。他認為“人均GDP達到1 000美元以上，邁上重要歷史臺階，但是要警惕‘拉美現象’”，即“登上這個臺階以后，經濟在一段時間內停滯不前，社會矛盾突出，甚至加劇兩極分化和社會震蕩”[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銀行所劃定的“中等收入國家”的界定標準②，馬凱的概括已經是與“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較清晰的表述了。當然，據此認為在世界銀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經獲得全面系統的研究，甚至認為世界銀行“炒冷飯”也是不恰當的。首先，由于關注的焦點集中于“拉美現象”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國內關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討論，未能挺進至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研究領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視為“參照性案例”和“個案現象”，并未引發學者們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其次，世界銀行將在此之前國際上已經廣泛討論的現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這個新背景就是世界銀行關于東亞經濟發展現狀的基本判斷和預見：2006年，東亞地區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一旦越南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實現），那么東亞地區將有超過95%的國家成為中等收入國家。東亞地區的未來將主要取決于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和表現”?；谶@一背景，如果東亞諸國也在“中等收入階段”陷入經濟增長停滯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圍而言，中等收入階段可能遭遇經濟增長困境的現象就不再是“拉美個案”，而是全球多數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問題。在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演變為一個需要認真審視的東亞問題，以及需要深入討論的可能具有普遍意義的階段性問題和理論性問題。
另一方面，隨著東亞諸國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全球范圍內的主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也將逐步從“低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起步問題，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僅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也會引發深入的理論思考：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困難和麻煩，不僅僅出現在經濟的低收入階段和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問題集中在“低收入階段”，解決了低收入階段的資本積累問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就會“一帆風順”，這一觀點，并不是經濟學家明確堅持的觀點，但是至少可以視為發展經濟學和經濟階段論學者習慣的“話外音”。在此我們可以簡單試舉兩例。在羅斯托的《經濟成長的階段》中將經濟發展分為六個階段：“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創造前提的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民眾的高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雖然羅斯托也認為從“‘起飛’階段到”到“向‘成熟’推進階段”大約需要 60年左右的時間，但是關于“起飛”的比喻還是容易將人們引入“起飛”前艱難積累與“起飛”后騰空躍進的聯想。因此，提到羅斯托的“階段論”，困難集中在“起飛”之前，起飛之后會順利實現增長的觀念，幾乎成為“題中應有之意”。如果這一觀念在羅斯托的表述中尚屬“聯想”范疇，那么，發展經濟學代表人物劉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確：“經濟發展理論的中心問題是去理解一個由原先的儲蓄和投資占不到國民收入4%或5%的社會本身變為一個自愿儲蓄增加到國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經濟的過程。它之所以成為中心問題，是因為經濟發展的中心事實是迅速的資本積累（包括用資本的知識和技術）”[3]。劉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讓人們認為，只要解決了收入和資本積累問題，或者只要度過了最為艱難的積累階段，有了收入和資本，經濟增長就不會再出現什么大的問題。另一方面，像“貧困的惡性循環”“低收入陷阱”等理論，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討論經濟增長的困難，在解決了低收入階段的生計問題和資本積累問題之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困難則很少被提及。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銀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警示世界多數發展中國家可能在度過“低收入階段”的困難之后，將遇到的新的困難，既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也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其實，也已經有學者開始討論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后的歐洲所出現的“高福利病”或“歐洲病”[4]。
將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引入不同收入階段都可能出現的階段性的困難，消除傳統上“有了收入和資本積累就會一帆風順”的習慣認識，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發的理論思考。
（二）階段論和陷阱論：傳統提法，仍需明確方法論源頭和基本模型
雖然部分學者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對于發展經濟學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說法并非無源之水，它只是發展經濟學習慣稱謂的自然延續?！爸械仁杖搿睒俗R了一個經濟發展階段，對于經濟發展水平劃分不同的階段，是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傳統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則是發展經濟學描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困境的習慣稱謂。
除了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論，亞當·斯密的經濟社會階段劃分論、李斯特的經濟階段論、錢納里的工業化進程階段論、霍夫曼工業化階段論、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階段論等，都是經濟發展理論的習慣劃分方法。世界銀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國家”到“高等收入國家”的階段劃分，是這一傳統的延續和規范化。隨著“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開，日本學者大野健一就從產業升級的階段劃分入手，闡述了“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重視國際直接投資（FDI）的作用，以人力資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釋“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彥對于東亞經濟發展“五階段”的重新劃分[6]，也被用于闡釋東亞諸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停滯和困境也是發展經濟學的習慣做法。例如馬爾薩斯人口模型所強調的經濟增長困境，在發展經濟學中通常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或“馬爾薩斯人口陷阱”；納克斯“貧困的惡性循環”也被稱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爾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區的“一個便士的資本主義”，也將落后的停滯狀態視為一種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狀態”。Mark·Elvin針對中國經濟史的“李約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說[7]，姚洋通過動態均衡模型證明了中國土地投資回報高于工業回報的“均衡狀態”導致中國錯過了科技革命[8]。
綜上所述，國內外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探尋還是卓有成效的。就現階段形成的基本共識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階段所面臨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停滯現象，將這種可能的困境描述為“陷阱”也只是發展經濟學的學術習慣使然。發展經濟學的常見的“階段論”和“陷阱論”，可視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
但是，把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努力停留在這個層面上，還存在明顯的不足。在理論上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是什么方法論工具和經濟學思想，能夠為“階段劃分”提供一個堅實的方法論源頭？換言之，“階段論”的經濟學基礎又是什么呢？我們所看到的發展經濟學“階段論”，通常是學者依據其關注的經濟問題，從某個視角結合歷史經驗所做的“階段性分割”，將這種劃分與“階段性出現的經濟發展困境”相聯系，明確相應的劃分標準，并將這些劃分標準納入經濟學基礎理論進行解釋，進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這一切都需要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源頭，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論”劃分，同樣需要一個與之匹配的方法論源頭。
第二，既然經濟增長的困難不僅出現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構建一個能夠兼容不同階段的周期性困難的經濟學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礎上討論“中等收入階段”所面臨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僅停在某個收入水平上的“個別分析”，一個既能區別不同收入階段的“階段性特征”，又能將不同階段的“均衡”納入統一分析框架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探尋的最終目標。
（三）比較優勢論：應納入開放條件下的重要理論支撐
通過比較優勢，或“動態比較優勢”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另一個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認為經濟增長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現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國家具有人力資源和技術等比較優勢，能夠保障經濟的高速增長，低收入國家則具有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可以支撐高速的規模擴張，但是中等收入國家的比較優勢則相對不足[9]。在國內，張其仔通過動態比較優勢的“H-K”模型指出了我國“比較優勢斷檔風險”[10]，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撐。蔡昉也認為基于比較優勢和動態比較優勢的研究“暗示了一個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論解釋”[11]。
然而，以“比較優勢缺失”來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在邏輯上一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是相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而言的，其意義在于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如果說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易中的狀態和地位，能夠左右這個國家經濟增長，那么，這種“外在于”國家經濟增長“內在規律”的因素，是如何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顯然，從“外在因素”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兩者之間還存在一個有待添補的邏輯環節：為什么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依賴對外開放和比較優勢？對外貿易和國際市場等“外在因素”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也說明，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經濟學基礎方面，“比較優勢論”只能充當開放條件下的一個必要的理論支撐，是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理論相關模型在開放條件下需要納入和統一到“內在規律”分析框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不能獨立充當“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
（四）“再發現”的方向：源頭、模型和開放性
綜上所述，要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進行“再發現”，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個方向。第一，一個能夠解釋經濟發展階段性差別和階段性特征的基礎性的方法論源頭。第二，一個基于上述方法論源頭能夠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統一的，同時又能標明階段性差異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論源頭和規范的模型最好能夠就“比較優勢”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機理進行較為清晰的解釋。顯然，這三個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較大的難度，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難以深入下去的癥結所在。
三、方法論源頭：金融外部經濟
比較發展經濟學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和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經濟周期理論可以發現：“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論劃分，其關鍵在于“結構重要”命題以及產業關聯機制。將“結構約束”和“經濟效率”相統一的金融外部經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的方法論源頭。
（一）結構重要：從階段論與周期論的比較研究開始
“發展階段”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如果關注點集中于不同發展階段的“階段性特征”，以及相鄰發展階段之間的過渡等問題，那么，僅僅關注“波動規律”的“經濟周期”理論分析工具，是明顯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經濟周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中被抽象掉的“結構性差異”則顯得非常重要。本部分從“階段論”和“周期論”的差別開始進行討論，將闡明由于抽象掉了結構性差異，“經濟周期理論”對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長期規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關鍵的內容。過度依賴“經濟周期理論”，忽略結構性問題，可能是經濟學基礎理論在“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上解釋力不足的重要緣由。這為我們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論源頭確定一條較為清晰的理論指向。
我們的分析可以從這樣一個“總產出”公式開始：
Y=A·F（L，K），
其中Y表示產出量，A表示技術水平，L和K分別表示勞動和資本數量。
這一公式是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所普遍采用的“生產函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產出規模”，被抽象為一個統一的加總的指標“Y”。相應的，經濟增長理論所討論的“經濟總量”和“經濟規?！钡脑鲩L和波動，也是這個“總產出”的增長和波動。這種處理方式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的基本共識。很明顯，這種處理已經將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歷史現實卻表明，結構比例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結構比例的變化，不僅是存在的，而且是顯著的，這一差別一直被視為比“人均收入”更為重要的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關鍵指標”④?？梢哉f“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抽象掉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內容之一，也導致經濟學基礎模型難以有效地標識不同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差異。
當然，任何一個理論都沒有必要囊括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所有特征?！敖洕鲩L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也完全可以做出類似的辯解。但是，當我們關心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困難”時，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作為解釋對象時，這種“抽象”將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同時被“抽象”掉的正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關鍵動力”或“關鍵困難”：產業之間的結構約束和供求關聯機制。
當學者只關注一個抽象的“總產出規模”時，其假定的不僅僅是“對不同產業的結構比例不再關注”，還包括“生產出的東西都能夠找到相應的交易對象進行交換”?；仡櫼幌聞P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總量分析不難發現，“國內生產總值”即“總產出”在市場上可能遭遇的銷售困難，只來自于總支出和總需求方面，只有支出總量和需求總量的不足，才構成這些“總產出規?！痹谑袌錾系匿N售困難。換言之，“只要貨幣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間的市場交換將不會出問題。因此，以此為基礎的分析框架，必然將經濟周期波動、就業不足、物價波動和經濟政策的關注點集中于“貨幣總量”等指標上。
如果我們將各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納入視野，我們將發現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并不是所有的產品都能夠在市場上順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對象。這就是產業之間的“供求關聯”。任何一個產業的產品，都需要與其他產業部門相交換。在一定時期內，或者說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各產業之間彼此的“供求關聯”是相對穩定的。因此，某一個產業規模的擴充，必然要求其他產業規模的相應擴充，否則，“單獨擴充”其規模的產業，將由于“交易對象”的不足，而面臨更高的生產成本（上游產業生產的原料和中間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銷售價格（購買其產品的部門生產的“交易物”不足）。我們可以將這種“關鍵困難”表述為：任何產業部門的擴張，都依賴于那些與之相關聯的產業部門的“協同擴張”，否則“單獨的擴張”將受到懲罰。相應地，這一機制也會形成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當與某一產業相關聯的多數部門或者主要部門已經實現了擴張，那么，這一產業的擴張將是“自然的”“順暢的”，甚至是“強制的”。這一原理意味著，從“經濟結構”視角對經濟總量波動、就業量變動和經濟政策等基本問題，提供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根本性解釋，這是“宏觀經濟學”和“貨幣經濟學”長期忽略的一個根本性解釋。
其實，在經濟學中，這種“結構因素”和“關聯機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確的。經濟增長問題，在經濟學中被視為“擴大再生產”問題。擴大再生產的實現，不僅僅是總體產出的問題，不同產業之間的結構和關聯問題，必須被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馬克思關于這一問題的著名論斷：
“當我們從單個資本的角度來考察資本的價值生產和產品價值時，商品產品的實物形式，對于分析是完全無關的，例如，不論它是機器，是谷物，還是鏡子都行?！f到資本的再生產，我們只要假定，代表資本價值的那部分商品產品，會在流通領域內找到機會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要素，從而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資本的形式。同樣，我們只要假定，工人和資本家會在市場上找到他們用工資和剩余價值購買的商品。但是，當我們考察社會總資本及其產品價值時，這種僅僅從形式上來說明的方法，就不夠用了。產品價值的一部分再轉化為資本，另一部分進入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這在表現出總資本執行職能的結果的產品價值本身內形成一個運動。這個運動不僅是價值補償，而且是物質補償，因而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式的制約?！盵12]
因此“社會總產品”不再被視為一個整體的C+V+M，而是區別為兩個不同部類的I（C+V+M）和II（C+V+M），無論是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兩個部類之間在結構和比例上都要服從相應的等式要求：簡單再生產條件下I（V+M）=IIC，擴大再生產條件下I（V+V+M/X）=II（C+C）。違反這些比例結構將會形成“價值革命”，導致經濟危機。在馬克思那里，這種“結構約束”是引發危機、阻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在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中，貨幣和總需求政策問題，才是導致經濟波動的關鍵因素。
總之，抽象掉了各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不僅難以有效地標識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而且忽略掉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動力”或“關鍵困難”。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困難”，經濟結構顯得尤為重要，一個能夠兼容結構性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方法論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論源頭。
（二）金融外部經濟：結構與效率相統一的方法論源頭
雖然在古典經濟學和經濟學中包含了可以處理結構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大量有價值的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慮到“中等收入陷阱”與發展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之間的特殊的關系。我們還是從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脈絡中明確“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論源頭。
金融外部經濟就是這個能夠兼容結構性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方法論源頭。實際上，金融外部經濟也一直充當著發展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1943年，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產業部門之間的交互依賴。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統論述了“技術外部經濟”和“金融外部經濟”概念，并將羅丹的研究視為對金融外部經濟的應用。自此，金融外部經濟成為討論不同產業、不同區域結構性依賴的關鍵方法論基礎。西托夫斯基也被視為金融外部經濟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實，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經濟概念，是經濟學家維納于1931年提出的。
我們認為，金融外部經濟是操作結構性差異、產業關聯機制的關鍵的方法論源頭。要闡明金融外部經濟的方法論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點，對金融外部經濟進行剖析。
1931年，作為對經濟學界20世紀20年代“成本大爭論”的總結，經濟學家維納在《經濟學》期刊發表了著名論文《成本曲線和供給曲線》，系統闡述了現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常見成本曲線，同時也在分析中明確提出了“金融外部經濟”（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經濟可以表述為，由于對服務和物質產品整個產業的購買量增長所導致的服務和物質產品價格的下降。產業A的金融外部經濟可能是其他產業B的內部經濟或外部經濟，如果產業A購買了更多的服務或物質產品，它們的價格將下降，因為產業B可以用更低的單位產品生產出這些產品”⑤。這是金融外部經濟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從這個表述中不難看出，金融外部經濟實際上是外部經濟的報酬遞增機制在產業關聯領域的延伸和應用，是報酬遞增機制與關聯機制的結合體。
產業關聯是各產業產出規模之間的交互依賴。而報酬遞增機制則是規模與效率之間的密切關聯，是指生產規模越大，生產的平均成本越低。導致這一機制的原因包括：規模擴大為更為專業化的分工提供條件，促進了技術進步和勞動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產規模提高了對固定資本的利用效率，使單位產品分攤的固定成本減少，等等。所謂金融外部經濟就是指一個部門的生產效率受到與之存在供求關聯的部門的生產規模的影響。因此，金融外部經濟將“產業關聯機制”所描述的“規模聯系”和“結構依賴”，推進至“效率聯系”和“技術聯動”。在金融外部經濟的視角下，由于各產業規模之間的必然聯系，各產業以規模擴張為基礎的效率提升和技術進步，相互關聯、相輔相成。
這一原理最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基礎“楊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經濟的表述更為貼近本文所關注的“結構因素”“產業關聯”“技術進步”等內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廣泛分布于高級發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領域，因此本文選擇“金融外部經濟”來指代這一原理。關于這種依賴和關聯機制，克魯格曼將其表述為：“這種循環關系意味著一國可能會經歷自我強化的工業化（或者無法實現工業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
金融外部經濟只是描述了各產業之間相互關聯的“結構依賴”和“效率依賴”。那么，如何將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發展障礙”呢？
實際上，發展經濟學的“平衡增長”理論，例如“大推進”理論、“貧困的惡性循環”等理論，都是從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經濟”的思想，同時也是對“發展障礙”問題的模型化解析。但是，這種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說并不完全符合經濟學模型所要求的嚴謹的學術規范。由赫希曼發起的對“平衡增長”理論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這一理論的失敗。其實，赫希曼的“產業關聯”機制、“關聯效用”和“主導產業”等理論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經濟基本思想的另一個表達方式而已?；谙嗤暮诵乃枷?，卻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時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夠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觀點。這也是金融外部經濟理論在后來需要被重新發現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經濟
20世紀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經濟為基礎的“大推進”理論等“超發展理論”重新被相起關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對“大推進”理論的模型化?？唆敻衤鼘⑦@種模型化的成果稱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較為簡化的數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們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經濟的核心思想，提供一個更為簡潔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彈性供給假定。將我們討論的范圍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門的城鎮工業化部門，除了這些部門之外，還存在一些能夠為這些部門提供彈性要素供給的低效率地區或低效率部門。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經濟”為前提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只要一國經濟仍存在城鄉差異、區域差異，存在一部分部門為另一部分部門提供具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我們的分析就可以進行。由于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發展中國家往往無法實現完全的市場化，部門之間和區域之間的效率差異普遍存在，且整體經濟增長的表現主要依賴于效率較高的工業化部門，所以，這一假定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關研究還是可以接受的。在歐盟，其勞動力、資本流動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實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國家，這樣的彈性要素供給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產業關聯機制。國民經濟存在眾多部門，一個部門能夠獲得的“回報”取決于這個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交換”。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門產業規模都相應提高后，這個部門所獲得到的回報，即收益才能相應提升。
第三，存在規模報酬遞增機制和離散的技術分布。隨著規模的提高，每一個產業在不同的生產規模上單位要素的產出效率提高，促進企業采用新技術，即更高的生產規模意味著高技術水平的人均產出會提高。但是，技術是離散分布的。同時，更高的技術也意味著單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們可以假設，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會高于技術所取得的產出的增長幅度，即只有在經濟方面“合算的”⑧技術才會被采納。
如圖1所示，生產規模從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別為FA、FB和FC，其中生產規模越大，技術水平越高，例如生產規模的要素使用量達到FB時，可以采用更高的技術，從而QB/FB>QA/FA，同樣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術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價格，單位要素價格計為W，其成本計為C。
由于存在“要素彈性供給假定”，我們可以將分析限定在各產業部門的規模持續擴大的規模擴張式的“經濟增長”背景之下。在這一背景下，依據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似乎經濟增長會“一帆風順”地進行下去：各產業的生產規模越大，單位要素的產出越高，同時產出規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報酬的提高幅度，工業化部門會持續擴張下去，其效率水平會越來越高，人均收入也會越來越高。但是，由于存在“產業關聯機制”，模型的結果將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產業間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關聯機制，一個產業部門在相互關聯的市場交易關系中能夠“換得”的產品，取決于其他產業的生產規模，這些在交易中所換得的產品，就是這個部門的“實際收入”。這個“實際收入”并非取決于這個產業自己的生產規模，而是取決于那些與之交換的各部門的產出規模。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企業采用“新技術”后“要素成本”的上漲幅度低于生產規模的上漲幅度，但是，如果其他產業部門的生產規模未出現擴張，那么，產業的“實際收入”將不會增長，因此，擴大生產規模、采用新的生產技術，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產業的生產規模都相應擴張到新的水平上，新技術才是合算的。所以，經濟系統并不會自然的持續擴張，絕大多數產業的規模被確定在某一個水平上時，各產業最優選擇的均衡點，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產規模和更高的技術，而是保持在原有技術水平上。
因此，隨著各產業部門生產規模由小到大，經濟系統“均衡機制”的結果不是生產規模的持續擴大，而是會存在多個離散的均衡點，越大的生產規模，對應著更高的均衡點、更先進的技術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從一個均衡點到另一個均衡點，必須所有產業部門的生產規模都相應擴張，才是“合算”的，任何一個產業部門單獨擴張，將會因為“實際收入”增長滯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長而變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產規模才是符合“均衡機制”要求的最優選擇。相對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點”而言，較低水平上的均衡點，就是發展經濟學中所說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相統一的“陷阱論”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時，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布賴恩在“路徑依賴”的基礎上，系統論證了經濟系統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布賴恩的分析也是以“報酬遞增”機制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論和研究思路的差異，布賴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視為“演化經濟學”等理論的代表。在這里，我們可以借用布賴恩的術語，對于經濟系統交易出現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提出一個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釋。
任何一個均衡點，都可以通過“成本—收益”機制促使經濟系統向均衡點移動。如果A、B、C三點分別代表低、中、高三種收入水平。以B點為例，當經濟系統從低于B點的收入水平接近B點時，各產業之間以QB為基礎的交易關系逐步形成“均衡機制”。這時，各產業所面臨的市場交易規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產業規模的擴大形成“正向激勵”，各產業的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會受到均衡機制的“吸引”進入B點。這種情況下“均衡機制”的動態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現為經濟系統“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動，形成良性循環，構成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自我強化”機制。但是，一旦經濟系統進入B點，各產業部門以QB為交易量的市場供求關聯最終形成，當經濟系統試圖繼續擴大生產、改進技術、提高收入時，以B點為中心的“均衡機制”同樣會發揮其“吸力”，在某些產業部門擴大生產時，需要面臨其他產業部門較小的生產規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導致收入增長滯后于成本上漲，甚至收入無法增長。產業規模擴張面臨“均衡機制”的“懲罰”。這種情況下，同樣是市場“均衡機制”的動態作用形成的“吸力”，卻表現為經濟系統難以實現“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鎖定效應”。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動態機制可以表述為：經濟系統“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動態過程，隨著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術水平由低到高，經濟系統將在經過不同的“均衡點”時，交替出現“自我強化”的良性互動和“鎖定效應”的惡性循環。這是對中長期經濟周期，尤其是伴隨著技術進步的經濟周期的另一個“結構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進入均衡狀態的經濟系統所面臨的“鎖定效應”，就是各種“陷阱說”的經濟學基礎。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為階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論支撐
上述分析還未在模型中引入階段性的“結構性差異”。實際上，技術變革本身，就具有明顯的“結構性差異”特征，不同的技術水平，往往對應著生產部門之間不同的分工關系，不同的中間產品鏈條和產業間不同比例結構的差別。
最為典型的“結構性差異”模型莫過于馬克思的“再生產圖式模型”，在這一模型中，技術進步被處理為“資本有機構成”即C/V的提高，而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對應著生產資料生產部門，即第一部類在總產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雖然“產業關聯”可以將這種“結構性差異”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結構差異”的引入本身，也會形成對經濟發展障礙的另一個有力的解釋——由于產業之間從一個均衡點到另一個均衡點，經濟系統需要適應產業之間“結構比例”的變化，那么，調整的困難還將進一步增加：各產業之間的交換數量需要發生相應的調整，調整的過程中必然需要部分產業承擔收益與成本變動，某些產業可能會因此而受益，另一些產業則會因此而受損。“新結構”的形成，會比原有的結構約束面臨更多的風險和困難。當然，這一要素的引入也說明技術進步與結構調整具有統一性。
五、對策悖論與開放條件：“比較優勢重要”的模型解釋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經濟系統進入某一個均衡點，固守于“均衡點”就是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結果，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對策往往會陷入“左右為難”的“對策悖論”。但是如果將封閉條件下的“均衡狀態”推廣到開放條件下，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均衡機制”所形成的“鎖定效應”將獲得緩解。這也部分地解釋了“比較優勢重要”命題。
（一）“鎖定效應”下的對策悖論
“鎖定效應”下的對策悖論就是“市場”與“計劃”之間的悖論，換言之，就是政府干預與否的悖論。按照“大推進”理論的邏輯，各產業在結構約束下的發展，需要產業規模“協同擴張”。然而市場機制則很難實現“有計劃的協同”，完全依托自發的市場均衡機制，其作用將不是“推進”，而是“鎖定”。因此，政府干預下的投資和“推進政策”成為發展經濟學重要的政策主張。然而政府的推進并非是單獨對某一個產業領域的支持，而是對各產業協同擴張的“大推進”，即對整體國民經濟的系統干預。實踐證明，這種干預在推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往往會形成對市場價格機制的破壞。除一系列“尋租”和“腐敗”問題外，更為嚴重的負面因素在于市場機制的運行規則可能因為政府的過度參與而受到損壞，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活力”下降。基于市場機制進行政府干預，利用“稅收杠桿”等手段，通過市場機制施加政府的影響，也許是最佳選擇。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預，又防止市場損害市場活力，其“分寸”是很難把握的。通常，這種“最佳選擇”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理想狀態”。
（二）對外開放克服“對策悖論”
對外開放是克服上述“鎖定效應”，更具可操作性的對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對于“獨自擴張”部門進行懲罰的，正是封閉的經濟系統中產業之間的關聯機制。實際上，要克服這種“鎖定效應”，除了要求各產業部門在生產規模上實施“協同擴張”的“平衡增長”外，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暫時地突破這種“關聯機制”的約束。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發展國際貿易，引進外資，就是突破這種“關聯機制”的有效選擇。
在開放條件下，具有出口潛力的部門的“獨自擴張”將不再受到“關聯機制”的約束和“鎖定效應”的限制。生產規模擴大后，可以將更多的產品銷往國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國內市場各部門所提供的“交易規?！钡南拗?。同時，“出口部門”生產規模的擴大還會通過“關聯機制”的作用，帶動其他相關部門的擴張，從而拉動經濟系統逐步脫離“均衡點”。當然，這種“開放政策”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一國需要具備能夠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而且這種比較優勢，需要在一國在脫離“均衡點”之前持續存在，或者不同“比較優勢”之間的銜接不會出現“斷檔”。否則，如果“比較優勢”在經濟系統進入到下一階段的“自我強化”之前就被耗盡，或者其力度嚴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國經濟在脫離“均衡點”的過程中，面臨重新回歸“均衡點”的“鎖定效應”，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出現“倒退”。另外，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分工也要受到國際市場風險的影響。全球范圍內的系統性風險將導致一國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增長的根本規律依然根植于一國經濟自身的條件，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所提供的僅是部分產業部門生產規模的“調整”，使國民經濟的“結構約束”出現一定范圍的“伸縮性”。但是最終的經濟發展動力必須源于國民經濟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市場活力。因此，過渡依賴國際市場，放棄合理的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建”和“回歸”，無異于放棄了經濟發展的獨立性，最終會因“比較優勢”的耗盡或國際市場的動蕩而遭遇打擊。
六、結論與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論價值和未來圖景
綜上所述，我們可這樣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將經濟發展劃分為不同階段，將某一階段上的經濟發展困境描述為“陷阱”是經濟發展理論的習慣用法?！爸械仁杖胂葳濉笔前l展經濟學各類“陷阱論”在“中等收入階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標識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結構性差異”并兼容不同經濟發展階段“陷阱”因素的統一的經濟學模型。將理論源頭回溯到各類“陷阱論”的方法論基礎，即“金融外部經濟”，同時將重振金融外部經濟的高級發展經濟學“多重均衡”模型應用于解釋經濟系統周期性出現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將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較為規范的基礎模型。在這方面，經濟學所表現出的潛力和方法論優勢也值得關注。另外，這種分析也揭示了另一個重要的理論發展圖景：以政治經濟學再生產圖式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結構論”，是解釋經濟增長、就業和相關經濟政策等宏觀經濟學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現象的理論基礎[16]。構建以“結構論”為基礎的動態的經濟周期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可以將長期分離的宏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等理論實現有效的綜合，對于各類經濟發展問題提供堅實的基礎理論模型，是一個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釋：
①也有觀點認為《東亞經濟半年報2006》已經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見明確的原文獻支撐。2006年11月份的《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經濟報告》中的確涉及了東亞的“中等收入”問題，但是報告也指出，其觀點引自吉爾和卡拉斯的《東亞的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報告。
②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間還存在較小幅度的差異，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發展經濟學：從貧困到富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轉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經驗與針對性》，《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12期。
④受購買力平價等因素的影響，“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結構”等相對性指標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這種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釋議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與貨幣有關的，引涉貨幣的。從維納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斷，金融外部經濟所討論的實際上是涉及到貨幣對商品和勞務購買的，產業間的供求關聯。因此金融外部經濟在有些場合也被譯為“貨幣外部經濟”，筆者認為也可譯為“供求外部經濟”或“購銷外部經濟”。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這里使用“金融外部經濟”而不是“楊格定理”，概括這一原理，主要考慮到“金融外部經濟”與主流經濟學的關聯更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結構”和“產業關聯”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經濟”為主題的模型化努力相對較多。
⑦赫希曼認為，羅森斯坦和納克斯的關鍵思想是“平均的增長”，赫希曼通過“關聯機制”論證了“非平均增長”，其實羅森斯坦和納克斯以及其先驅楊格的論述中，關聯機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長”的關鍵因素。
⑧至少在“生產效果”上是合算的，當然，更多的產品能否獲得與之相匹配的回報，還要看市場交易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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