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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供需原理范文1
關鍵詞：報酬遞增；供需曲線；局部正反饋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2-0021-03
報酬遞減假說長期占據了經濟學主流思想的地位，但報酬遞增問題的研究始終未引起經濟學家的高度關注。第一個完整地闡述報酬遞增原理的經濟學家是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斯密在其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中，以制針工廠為例分析了專業化分工帶來的報酬遞增現象。自從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以效用遞減和報酬遞減規律為基礎構筑了均衡為核心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后，斯密的報酬遞增思想相當長時間被忽視了。直到1928年阿林?楊格在其經典論文《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中重新發現斯密定理后，報酬遞增問題的研究才逐步成為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熱點課題，相關學術文獻覆蓋了經濟學基礎理論、新增長理論、新貿易理論、新產業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新制度經濟學等廣泛的學科門類和分支，名副其實地成為當代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前沿陣地。
縱觀報酬遞增研究的學術文獻，我們發現：第一，雖然報酬遞增在現實經濟中的存在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但它始終無法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報酬遞增的假說和主流經濟學的均衡理念之間存在著邏輯上明顯和尖銳的矛盾；第二，對報酬遞增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給方的分析，重點探討生產過程中的成本遞減、內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經濟、技術進步和技術外溢、企業組織、產業集聚等等，忽視了對需求方的關注，導致供需雙方報酬遞增研究的不對稱和不和諧；第三，如果將報酬遞增思想從供需雙方的研究中貫徹到底并推向供需的結合即市場的研究，主流經濟學的均衡思想將面臨嚴峻的挑戰，以布萊恩?阿瑟為代表的正反饋學說就可能獲得比較堅實的經濟學分析基礎。
本文將在綜合供給方報酬遞增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點對需求方報酬遞增問題展開分析，提出供需曲線倒置原理的大膽猜想，并以此為基礎模仿局部均衡分析的方法，提出局部正反饋機理，促進主流經濟學、報酬遞增與布萊恩?阿瑟正反饋理論研究的對接和融合。
一、供給方的報酬遞增和供給曲線的下傾
根據楊小凱的概括，供給方報酬遞增的研究包括兩個方面：專業化經濟和分工經濟。專業化分工的思想是斯密定理的核心，專業化與分工既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楊小凱1999)。
專業化是指單個生產者的生產過程中“邊干邊學”導致熟練程度增加、專業化技能提高、生產效率上升的趨勢。斯密在《國富論》中首次對此作了精辟詳盡的論述，遺憾的是，在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之后的相當長時間里，斯密關于專業化經濟的思想在主流經濟中缺乏應有的重視，生產理論和供給理論關注的重點是生產的短期決策分析，即要素組合和資源配置問題，邊際成本曲線首先是短期的邊際成本曲線，呈現出邊際成本遞增報酬遞減的規律。這一假定確保了均衡思想的邏輯嚴謹性，但卻與現實經濟越來越遠。生產和供給理論的這種靜態特征導致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一直處于外生變量的地位。哈羅德一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是靜態的，缺乏解釋現實中經濟動態長期變化的說服力。1962年，阿羅發表了著名的《邊干邊學的經濟含義》一文，在飛機制造師懷特的經驗曲線(學習曲線)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邊干邊學的理論。這一理論很好地揭示了專業化與報酬遞增的基本機理。在阿羅邊干邊學理論的基礎上，盧卡斯和羅默進一步提出了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式和內生技術變化模式，為新增長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在經濟學的地位奠定了基礎。舒爾茨1986年發表的《為實現收益遞增進行的專業化人力資本投資》無疑是關于專業化導致報酬遞增理論研究的階段性綜合。
與專業化經濟相比，分工導致報酬遞增的思想在經濟學說史上走過了很長的彎路。自從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提出報酬遞增的源泉是規模經濟(包括內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經濟)后，經濟學家的注意力一直將報酬遞增和規模經濟捆綁在一起(楊小凱1999)，事實上報酬遞增的另一個源泉即分工經濟應該是指多個生產者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相互作用體現在企業的組織、市場的形成、制度的構建和產業的集聚，分工就是組織，就是制度，就是生產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它會導致交易成本的降低、生產成本的遞減、總體生產和供給的效率提高和報酬的遞增。因此，從分工經濟角度，報酬遞增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企業組織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市場結構理論和制度經濟學四個領域，這也就是為什么在報酬遞減和均衡思想占核心地位的主流經濟學中上述四大理論分支相當長時間被視為另類的原因所在。
綜上所述，專業化經濟和分工經濟的理論發展已經為供給方的報酬遞增理論提供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分析框架。事實上，專業化經濟揭示了生產的長期成本遞減、報酬遞增現象；分工經濟則闡明了生產者的集合導致社會成本遞減、報酬遞增的規律。前者是一個時間分析坐標，后者則是空間分析坐標，也就是說如果引入報酬遞增的相關假定，主流經濟學的生產和供給理論將從短期分析轉向長期分析、個體分析轉向群體分析。現代經濟學關于企業組織、產業集聚、市場結構和制度的分析都可以納入一個合適的理論框架，與傳統的報酬遞減為核心的生產供給理論相比，這一分析框架擁有更廣闊的分析空間和更強的現實說服力。
二、需求方的報酬遞增和需求曲線的上揚
在消費過程中，消費者消費某一商品獲得的邊際效用呈遞減趨勢，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應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證明了需求定理：即隨著消費數量的增加，消費者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價格PD)下降；隨著消費數量下降，需求價格上升，即商品數量與需求價格成反向關系。這一需求定理反映在幾何圖形上，需求曲線呈向右下方傾斜的特征。
究竟會不會出現向右上方傾斜的需求曲線呢?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異口同聲地持否定態度，張五常教授就曾在《經濟解釋》連載中，圍繞需求定理反復論證，強調不可能存在向上傾斜的需求曲線。究其原因，顯然是因為邊際效用遞減的假設僅僅關注了單個消費者短期內連續消費某種商品的效用規律。如果考察消費者的長期消費過程，考察消費者群體消費的現象，效用遞減、效用遞增和效用不變都是可能出現的現象。我們發現，早在30年前，加里．貝克爾就開始系統地研究個人的長期消費現象和消費者的相互作用問題。貝克爾引入了消費人力資本的概念(包括個人資本和社會資
本)，采用廣義消費論的分析框架，闡述了個人長期消費過程中的效用遞增現象(成癮型規律)和社會相互作用導致效用遞增的現象。如果采用貝克爾的成癮性理論和社會相互作用理論，需求曲線倒置不僅不會成為無稽之談，而且是對主流經濟學消費者行為理論的補充和發展。
人們通常認為，偏好會隨著某些上癮商品的消費而發生變化。譬如，長時間的吸煙、喝酒、注射海洛因通常會增加個人對這些商品的欲望，并促使人們不斷增加消費量。馬歇爾在討論人們對“美妙”音樂的偏好時，就已經提到這一點。貝克爾和斯蒂格勒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在保留“個人的行為是為了獲得最大效用”這一假設的同時，貝克爾將內生性偏好納入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方法中并加以擴充。這一擴充首先是通過引入個人資本存量的概念來實現的。如果用表示個人資本，則擴展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成：
U＝U(Xt，Yt，Zt，Pt)
上式中，X、Y、Z分別表示不同的商品。
貝克爾認為，效用函數本身是獨立于時間之外的，但如果現在的選擇會影響將來的個人資本水平，那么，僅僅由所消費的商品和服務本身所決定的次效用函數是不穩定的，因為它會隨著Pt的變化而變化。顯然，傳統需求理論的偏好穩定性假設受到了個人資本存量的沖擊。
效用函數中引入個人資本后，邊際效用可能遞減，也可能遞增。隨著消費者對某一種產品的消費量的增加，他愿意支付的需求價格可能增加，需求曲線可能向右上方傾斜。個人長期消費效用遞增和需求曲線倒置的深層次原因在于消費者的學習效應，即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用中學”，積累消費的人力資本。個人人力資本在長期的消費過程中的學習效應與“干中學”導致長期邊際成本下降的規律是相似的。
在需求曲線被杰文斯、瓦爾拉斯、馬歇爾等人系統闡述之前，經濟學家也曾討論過包括社會名望、好名聲、仁慈等需求的基本決定因素(Bentham，1789；Marshell，1964)。但是，隨著需求理論嚴密性的加強，這些變量逐漸在主流經濟學家的視野中消失。消費者被假定生活在魯賓遜世界里，消費效用完全由個體的偏好和商品的特性決定，而與其他消費者的存在無關。加里．貝克爾提出了消費的社會相互作用理論。他把影響人們選擇的社會力量用社會資本S來表示，并把效用函數擴展成： U=U(Xt，Yt，Zt，St)，
上式中，X、Y、Z分別表示不同的商品。
社會資本對消費效用影響的典型模式即所謂的網絡效應。網絡效應表明，隨著某種產品的消費量的增加，其對個人的效用會隨之增加，消費者的需求價格也相應增加。比較形象的表述方式是梅特卡夫法則(Metcalfe’s Law)。該法則論述的是計算機網絡的價值和網絡中計算機的數量兩者間的關系。它指出，網絡的價值以其節點數量的平方速度增長，即V=n2(V表示網絡的總價值，n表示網絡的節點數量)。
當我們在效用函數中考慮到的社會資本的存在時，主流經濟學的將個人消費簡單相加得出市場需求曲線的方法就不再可行。引入貝克爾的消費社會資本概念，考慮消費者的社會相互作用，社會群體消費的效用規律就不同于單個個體的消費規律的簡單相加(需求曲線疊加)。當社會相互作用正效應時，邊際效用隨社會消費量的增加而遞增(正網絡效應，“梅特卡夫法則”)；當社會相互作用負效應時，邊際效用隨社會消費量的減少而遞減；當社會相互作用不存在時，邊際效用不隨社會消費量的變化而變化，社會需求曲線是個人需求曲線的簡單疊加，傳統主流經濟學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需求定理成立。
到這里，我們就推出了，當個人資本或社會資本在消費過程中起作用時，需求方就可能出現報酬遞增現象，隨著個人長期或社會群體消費量的增加，消費者愿意支付的需求價格將上升，需求曲線就出現了上揚。
三、正反饋現象的形成機理
圖1是人們熟知的局部均衡分析圖。采用馬歇爾的分析了供給曲線倒置的可能性，但是，即使需求曲線不出現倒置，僅僅供給曲線倒置就會嚴重破壞市場分析對稱性的形式美，并且觸動均衡的核心。這一點薩繆爾森很早以前就曾探討過。在著名的《經濟分析基礎》里，薩繆爾森就指出，如果出現供給曲線倒置，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的傾斜方向同向，就可能不相交或相交。如果不相交，均衡就不存在；如果相交，就可能出現兩種情況，即薩繆爾森稱為穩定的均衡和不穩定的均衡。其實，我們認為薩繆爾森所說的不穩定均衡就是反均衡，即正反饋。
一旦局部正反饋猜想成立，許多經濟理論困惑將豁然開朗，經濟理論研究的視野和空間將大大拓展，現實中許多新的經濟現象將求得合理的解釋。我們在深入研究中發現，免費贈送與創業投資、知識產權與技術壟斷、網絡經濟和高科技經濟、企業制度的創新原理、納斯達克暴漲暴跌的機理、微軟反壟斷案的爭論等等都與是否承認存在正反饋經濟世界有密切關系。局部正反饋原理從形式上看是與局部均衡原理相對立的，但事實上，正反饋與均衡是互相補充的兩套原理。思路(而非瓦爾拉斯的分析思路)，E為均衡點，即當Q=OE時，PD=PS，市場出清。如果市場出現偏離E的情況(擾動)，就會有一種自發的力量使市場回復到E的狀態。因此，E點就是均衡點。從系統控制理論角度看，E點就是負反饋(Nega-tive Feedback)點，市場為負反饋系統。
與局部均衡圖(圖1)相反，如果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出現倒置(見圖2)，F點就不是均衡點了，而是均衡的對立面即反均衡點。根據系統控制理論的說法，F點就是正反饋(Pos-itive Feedback)點。盡管在F點，當Q=QF時，PD=PS，市場出清；但是如果市場出現偏離F的情況(擾動)，市場的自發力量將會導致越來越遠離F點。具體來說，當Q=Q1時，PD＜PS，即需求價格小于供給價格，市場交易無法達成，Q1無法實現，出現過剩；當Q=Q2時，PD＞PS，即需求價格大于供給價格，市場交易能夠迅速達成，Q2能夠實現并出現短缺。
經濟學供需原理范文2
關鍵詞：土地價格；供需關系；實證分析
作為我國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之一，房地產業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政府財政收入有著巨大的貢獻。與此同時房價的過快上漲也引起了廣泛關注，關于房價的合理性和房地產泡沫等問題的爭辯不斷，其中一個焦點話題就是關于地價和房價之間的關系。本文利用經濟學中供需關系的理論分析了地價的產生機制以及房價是如何影響地價的，然后運用計量經濟統計分析方法，對合肥市房價與地價之間相關性進行了具體的實證分析。
一、土地的供給曲線
土地供給通常分為自然供給和經濟供給。土地自然供給指地球所能提供給人類社會利用的各類土地資源的數量，包括已利用的土地資源和未來可利用的土地資源。又稱為土地的物理供給或實質供給。我們這里所討論的土地都是城市的土地即國家所有的部分，房地產所開發利用的土地大部分都來源于城市用地。實際上城市土地所有者是在土地供給所帶來的收入與自用土地之間進行選擇。這個效用函數可以寫為：U=U（Y，q），式中，Y，q分別為土地收入和自用土地數量。對于城市用地來說，除了道路，公共事業等基礎設施這些自用土地外絕大部分還是用于出租土地所獲得的收入。研究土地價格這個問題時，可以忽略保留自用的土地數量，而假定城市土地對土地所有者來說只有一種用途，就是出租以獲得收入，這樣土地所有者的效用函數可以簡化為：U=U（Y），從上面的函數我們可以看出，城市土地所有者的效用只與出租土地的收入有關，收入越高，效用越大。在競爭性的土地市場上，土地的價格由市場決定，即地租對于土地所有者來說是既定的，這樣出租的土地越多，土地所有者的效用也越高，土地所有者會把他擁有的土地全部出租出去，以獲取最大的收入，而不論土地的價格高低如何。由于城市土地的數量是一定的，我們把這個數量定為Q，故它將供給量Q的土地――無論土地價格R為多少。因此，土地供給將在Q位置上垂直。同樣的結論我們也可以根據薩繆爾森的理論，土地的特性就是它的總供給是由非經濟力量決定的，具有固定性和無彈性的特征。因此他認為土地的供給曲線是一條與橫軸垂直的線，如圖1所示。
二、土地的需求曲線
根據經濟學的原理，價格是由需求和供給共同決定的，需求函數是表示一種商品的需求數量和影響該需求數量的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根據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需求函數可以用下式表示：Q=f（p）。式中P為商品價格，Q為商品的需求量。根據函數，我們可以畫出商品的需求曲線。實際上，需求曲線可以是直線型的，也可以是曲線型的。為了簡化分析過程，在不影響結論的前提下，我們使用線性需求函數。線性需求函數的通常形式為：Q=a-b.p。式中，a、b為常數，且a，b>0該函數所對應的需求曲線為一條直線，如圖2所示。
三、土地的價格決定
根據西方經濟學原理，土地的價格為土地供給和土地需求共同決定，如圖3所示，圖中土地需求曲線D與土地供給曲線S交點即是土地的價格R0。
從圖3我們可以看出，土地供給曲線是垂直的時候，它與土地需求曲線的交點所決定的土地價格是由土地需求曲線決定的，而與土地的供給曲線無關。我們可以這樣思考，如圖4初始時土地供應量固定不變為Q，對土地的需求曲線為D′，從而地價為0，現在由于經濟的發展使土地有了多方面的用處，最大的用處莫過于提供房地產資源了。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對于房地產的需求與日俱增，從而房價開始上漲，房地產需求數量上升和價格的上漲在圖中的表現就是土地的需求曲線便開始向右移動，隨著需求曲線向右引動我們清晰的發現地價開始出現，這個價格并隨著需求曲線右移會不斷上漲，最后最達到一個平衡的價格R1，此時的R1價格就是需求水平所需要的一個價格。
結論：通過圖4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土地產生價格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有限性，供給是一定的，是沒有彈性的。而土地產生價格的直接原因就是土地需求曲線的右移。土地需求曲線右移是因為土地產品的需求（主要是房地產的需求）提高，且隨著房地產價格的上漲而不斷上漲。
四、房價與地價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樣本數據來源說明和處理
文章選取合肥市房屋銷售價格指數（hp）和土地交易價格指數（lp）作為檢驗房價與地價關系的兩個指標，數據源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重點行業數據庫。樣本空間為合肥市2001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共30個季度數據。為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兩個變量均取自然對數（lnhp、lnlp）。
（二）房價和地價關系的計量分析
本文運用Eviews6.0軟件首先分析了合肥市房屋銷售價格指數和土地交易價格指數的時間序列特征，然后采用協整檢驗考察房價和地價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為進一步探討房價與地價之間的因果關系，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并依此對房價與地價之間的相關性作出簡要說明。
1.平穩性檢驗（ADF檢驗）。由于使用非平穩時間序列建立回歸模型將會產生虛假回歸問題，因此，在進行時間序列分析時，必須首先進行平穩性檢驗。通過差分的方法，我們可以使非平穩的時間序列轉為平穩。本文對lnhp、lnlp及其一階差分進行了ADF檢驗，經過多次重復回歸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經濟學供需原理范文3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西方經濟學成為我國經濟管理類專業的核心課程，尤其在經濟學學士學位和管理學學士學位的教學計劃中，正在成為重要的專業基礎課。在我國長期依靠計劃配置資源的環境中，講授依靠市場配置資源的西方經濟學，通常會面臨著方法論上的困難。在西方經濟學知識體系中，李嘉圖開創了以數學方法為邏輯基礎的數理分析范式，大幅提升了經濟學的嚴謹性。然而，由于過于依賴數學模型，李嘉圖在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往往脫離豐富多彩的經濟實踐，在完全抽象的條件下完成經濟學研究。這一研究思路被熊彼特稱為“李嘉圖惡習”，其重要缺陷在于難以反映經濟實踐的復雜性，在主觀假定條件下進行數學推導，有時甚至會得出謬誤的結論。這一不足也被稱為“抽象的方法論”（薩繆爾森），以及“黑板經濟學”（科斯）。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李嘉圖惡習”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導致西方經濟學通常在充斥著數學推導和證明的過程中完成，在研究生的教學中更為明顯。本文將結合中國高校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實踐，提出如何正確對待“李嘉圖惡習”，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西方經濟學教學改進思路。
二、“李嘉圖惡習”在教學活動中的表現
馬克思認為，當一門科學能夠成功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真正完善的地步。“李嘉圖惡習”的產生，有其實踐規律和學科規律。一方面，現代經濟實踐日趨復雜，另一方面，數學學科的快速發展及其自身固有的邏輯性使得經濟學研究更加依賴數學。這一趨勢導致經濟學教材中經濟模型更傾向采用精細復雜、邏輯完善的數學語言進行表達，使得教材完全“數學化”。以高鴻業主編的西方經濟學為例，微觀經濟學中的供需均衡、彈性概念、邊際效用等不僅具有非常嚴格的概念假設，還具有動態連續變化特征，只有采用嚴格的數學語言才能表達清楚。在宏觀經濟學中，均衡的概念得到進一步延伸，比如均衡產出、IS-LM分析、AD-AS模型等，不僅分析了傳統的產品市場，還將貨幣市場聯系起來，通過多種函數變化，研究二者的均衡動態過程。在對增長的研究中，從新古典模型到內生增長模型，教材均采用數學語言進行了精確的描述，并基于生產函數對經濟增長進行核算。客觀地講，數學語言不僅大幅度推進了西方經濟學的嚴謹性，還建立了不同變量之間的系統方程，為研究多個變量的動態關系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分析框架。然而，在教學過程中，也對教師和學生帶來了許多困難。第一是數學語言過于繁多，容易誘發教師和學生的抵制情緒。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具有很強的思辯性和哲學性，王亞南等名家的翻譯也使得這些名著具有很強的可讀性。而現代經濟學的數學化，使得經濟學從人們印象中的“哲學思辨”特征轉化為“理科優化”特征，較為直接的后果是導致一些不擅長數學的同學產生厭學和畏難情緒，大大影響了教學效果。在課堂訪談中，一些同學直言西方經濟學涵蓋內容太多，而且數學篇幅太大，難以理解，如果數學不夠好，學習起來非常吃力。第二是文字語言和數學語言的銜接存在不足。我國西方經濟學教材主要由西方經濟學教材翻譯而來，翻譯者通常會按照自己的邏輯對原有內容進行重新加工。這會導致經濟教材對原有內容的表述邏輯發生改變，如果不增加一些旁白性的解釋內容，會使得教材內容出現跳躍性，影響閱讀者的理解難度。在一些經濟模型中，會直接使用數學語言進行描述，中間缺乏文字語言的過渡，無形中增加了理解的難度。第三是西方經濟中包含的內容很多，存在一定的重復。西方經濟學是諸多著名經濟學家智慧的結晶，現行教材中包含的內容也非常豐富，為教學活動提供了許多選擇。然而，許多內容在理論框架上有所差異，但是在數學分析模型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均衡的概念，既可以在單一的產品市場或貨幣市場進行分析，也可以在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整體均衡之間進行分析。同樣，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到消費者領域和生產者領域，如消費著均衡、生產者均衡等。
三、改善“李嘉圖惡習”的對策
1、教材的選擇
目前，高校使用較多的教材是高鴻業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具有較精深的經濟學分析功底，注重數學模型推導，尤其適用于研究性教學要求。在教學過程中，如果僅僅依靠該教材，則會缺乏對背景和經濟實踐的延伸解釋，學生學懂學透的難度會比較大。在國外優秀教材中，比如麥克•帕金、曼昆等主編的經濟學教材，都非常注重文字的推理和圖形的結合，還輔之以耳熟能詳的彩色圖片作為注解，使得蘊藏其中的經濟學原理淺顯易懂，更富于親切感。教材選擇上應該更加多樣化，呈現更多內容和視角。
2、教學方法的改進
西方經濟學教學普遍采用教師授課的教學模式，學生是被動的接受者，課堂氛圍較為沉悶。對于西方經濟學中的主要模型，可以采用Workshop等方法，激發同學們的學習主動性，提高同學們學習經濟學的熱情。此外，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案例來理解經濟模型，而現有教材相對缺乏，選擇恰當的案例是準確理解經濟學模型的重要途徑。
3、教學內容的優化
經濟學供需原理范文4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需錯配；；政治經濟學
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行的改革。[1]2015年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要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其目標就是面對我國新常態下供需錯配的復雜經濟狀況，推動產需匹配拉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是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指向標，引導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且也具有極大的理論意義，是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需求
1、解決供需錯配問題的需要
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著中高速增長，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但是在物質生產和財富積累迅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和困難。（1）產能過剩。市場經濟在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價值規律的作用下調解市場供求。由于長期的利潤和GDP驅動，中國政府主要通過拉動需求刺激生產，鋼鐵、煤炭企業不斷增加產能擴大供給。但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不完善，加上市場調節功能自身的弊端，導致供求不平衡。行業自律機制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風行也加劇了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我國目前仍有大量貧困人口，支付能力有限，購買力不足。因而，我國應從供給和需求雙面發力，雙輪驅動推動經濟增長，加強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彌補市場缺陷，并在經濟領域進行一次徹底的結構性改革，解決制度性矛盾。（2）有效供給不足。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科技含量高、具有自主產權、能夠滿足消費者高端需求的物質產品明顯不足。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海外購買高檔消費品成為消費常態。據統計，2015年中國游客海外消費約1.2萬億元，買走全球46%的奢侈品。同時，因為國內產品的品質安全問題，國外高質量、性價比較高的一般消費品也深受中國消費者喜愛。在我國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同時，產業結構卻沒有做出相應的調整，有效供給不能適應和滿足需求結構變化后的市場需求，影響著消費結構升級。因此，一場針對經濟結構的制度性改革勢在必行。
2、新常態下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
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2016年GDP比上年同期增長6.7%，而2011—2015年的同比增速分別為10%、7.6%、7.6%、7.5%、7%?？梢姡洕鲩L速度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也面臨著優化升級的問題，經濟發展驅動之前主要依靠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而創新能力不足。[3]這都預示著中國經濟已步入新常態，過去一貫堅持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已不能適應當前現狀。借此機會，改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增強創新能力，通過深層次改革，實現經濟的可續性發展，這是“十三五”甚至更長一段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也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3、調整改革措施的需要
長期以來，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據指導性地位。該理論認為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比如2008年中央4萬億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短期內帶動了經濟增長，但隨著國際經濟不景氣，跨國公司的投資主要轉向國內，對傳統產業再工業化，新興經濟體如雨后春筍般相繼出現，以及國內經濟體暴露出來的弊端，需求側改革效果逐漸弱化。[4]從現在的數據看來，需求側改革的預期效果也未完全達成，例如城鄉之間的差距仍然在加大，197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2.9。1978—2001年，城鄉收入差距之比處在“2”時代，但在2002—2013年這一比率進入“3”時代，2009年城鄉居民的絕對差異達到12022元，這一年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無論從絕對值還是增幅都高于農民收入增長水平，都處于歷史最高值。[5]各方面、各地區的發展極不平衡，需求管理的刺激模式已無法延續，必須轉向供給側管理。供給側改革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進行的。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基于我國經濟發展態勢做出的長期安排和重要抉擇，也是政治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具體運用與實踐，是馬克思理論成果在中國的又一次偉大嘗試與探索。
1、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原理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依據
不斷調整并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匹配關系，釋放生產活力，是“供給側改革”的本質含義。供給側改革的根本途徑顧名思義在于改革，即變革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因而，供給側改革必須遵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原理。生產力理論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揭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規律，也是正確指導我國改革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問題。生產力是人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產物質資料的能力，生產關系則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的全過程中，即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中所發生和結成的各種經濟關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能動的反作用。當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時，就會拉動生產力的發展，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時，就會成為經濟發展的掣肘。[6]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盡快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富國強民，黨和政府始終把經濟建設放在第一位。根據國內生產總值GDP=C+I+G+（X-M）這一公式可以看出，居民消費水平C、企業投資I和出口總額X是衡量GDP增長的三大指標，一直以來我國也通過不斷擴大內需，刺激消費，引進外資，擴大出口等手段拉動經濟增長。但伴隨著我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的新常態，結構性矛盾突出，國內“三駕馬車”乏力，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增長速度的變化、結構的優化與方式的轉化是當前經濟改革必須考慮的因素。顯然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生產力，必須在制度層面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因此，在中央財經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注重供給一方，引導企業順應經濟發展規律和注意需求結構的變化，提供有效供給，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鋪平道路。
2、馬克思社會生產總供求平衡理論是供給側改革的方向盤
社會再生產的核心問題就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而社會總產品的實現需要解決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問題。社會生產總過程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生產是起點，只有產品被生產出來才能有下面的環節，也即生產決定消費，但消費也對生產具有反作用。[6]社會生產總過程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只有當生產出來的產品被消費了，這一生產過程才算完結，再生產才能繼續進行，這就要求生產出來的產品要滿足消費的需求。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一直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為供給與需求的矛盾。馬克思總供求平衡理論表明社會總產品的供給與需求之間不僅要在總量上保持一致，更需要在結構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平衡關系。[2]因此，Ⅰ（v+m）=Ⅱc是社會總資本簡單再生產的最基本的條件，簡單再生產不能順利進行，社會總產品也就難以實現，也就導致社會供給與需求相脫節。產能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導致的供求錯位問題反映出社會總產品的生產在結構上失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明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發展方向和著力點，注重從供給側入手，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化解過剩產能，利用價值規律調節社會產品兩大部類的生產，優化有效供給。
3、市場失靈理論是供給側改革的發動機
馬克思并沒有直接提出市場失靈理論，而是從其經濟危機理論中間接得出的。在市場經濟中，無限制的獲取剩余價值是生產的唯一目的，在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的作用下，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相分離，生產與消費脫節，導致市場“失靈”。需要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強力干預經濟運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因此，調整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激發市場的活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適時發揮政府在宏觀調控、方向引導、彌補市場失靈方面的作用是實現經濟平衡穩定發展的保證。供給側改革不等于供給主義，不是不干預經濟政策，而是通過調整生產結構，提高產品質量，增強供給結構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更好地滿足市場的需求，達到供需平衡對接。供給側不是和需求側相對立的，而是緊密相連、相輔相成的：一方面，供給一方的生產要始終以需求方為著眼點，以達到供求平衡；另一方面，持續創造新的需求以拉動生產的發展。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透視
1、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任務取得一定成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三去一降一補”。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一去產能，以鋼鐵煤炭產業為重點，2016年比上年下降9.4%，超額完成年度目標任務；二去庫存，11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成品存貨增速同比放緩4.1個百分點，年底商品房待售面積比上年末減少2314萬平方米；三去杠桿，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及成本均有所下降，11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6.1%，同比下降0.6個百分點；四降成本，1—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占比85.76%，同比降低0.14%；五補短板，短板領域投資加快，辦了一批既能解決當前需要又有長遠規劃的大事。[7]以上數據顯示，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各方面達到了預期目標，對我國整體經濟的發展趨勢也有較大的影響。
2、經濟增長有了穩中向好的趨勢
2015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68.9萬億元，增長速度在四個季度中分別為7%、7%、6.9%、6.8%，而之前一直保持在7%以上，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逐步放緩，并有一定的下行趨勢。在2015年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被提出并實施。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4.4萬億元，各個季度增長速度分別為6.7%，6.7%、6.7%，6.8%，[8]表明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勢頭有所控制，進入了探底區間。2017年第一季度增長速度為6.9%，GDP連續兩個季度增速加快，經濟呈現升溫傾向，有了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的趨勢。以上改革成果說明我國的改革方向整體來說是正確的，抓住了經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了針對性的解決措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基于我國經濟的現實需求并結合深厚的理論基礎而作出的重大抉擇，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當前實際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也是對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針。
參考文獻
[1]李佐軍：供給側改革理論淵源與實踐依據[N].上海證券報，2016-03-19.
[2]劉向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J].嶺南學刊，2016（2）.
[3]韓艷紅：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J].教學與研究，2016（10）.
[4]李良燕：供給側改革理論淵源與路徑分析[J].中國財政，2016，11（712）.
[5]張志明、蔡之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路徑選擇[J].經濟問題探索，2016（8）.
[6]基本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經濟學供需原理范文5
如果需求增加，但供給幾乎無限，隨之增長，則網絡廣告的價格維持在原有水平，CPM穩定
但網絡廣告我們都知道，因為展示位置，定向等原因，網絡廣告的每個展示未必都被用戶看到，有些時候，廣告主花了大錢買的廣告可能效果并不好。原因是因為我們采用的是展示量作為網絡廣告的衡量貨幣，而展示量卻未必等于廣告被目標受眾所看到。
另外網絡廣告的低點擊率一直遭受弊病，但網絡廣告展示的成本低卻備受廣告主追捧，直郵廣告主更是將不少預算移到網絡廣告領域。
為了解決目前網絡廣告展示指標的不足，確實提高廣告展示的質量，comscore認為三個影響廣告展示質量的因素有：
1、人口統計學符合程度
2、品牌安全性
經濟學供需原理范文6
中國電力體制正迎來自2002年“2+5改革”之后制度創新的又一次重大的戰略期。倘若當前電力市場配置本身潛藏著重大的理論模糊性，建立在相應主張之上的體制創新就會陷入更低效和高代價的制度替代中，從而在趕超美國經濟總量和力爭于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穩步增長的“惡性化腫瘤”。
“雙壟斷”模式
10年前，中國電力體制的分業改革，為中國煤電體制作為基礎性電力供給體制開創了邁向市場化的制度探索，其經濟學原理系一種“雙壟斷”的制度安排。
“雙壟斷”的市場安排首先體現為：火力發電企業只能將各自的電力產出售賣給享有買方壟斷地位的“國網”?。ò澳戏诫娋W”）；其次體現為“國網”又作為享有賣方壟斷地位的供給者將其所獲得的電力轉售給需求側。因此，10年前的改革實際上賦予了“國網”既享有買方壟斷權，又享有賣方壟斷權的“雙壟斷”市場地位。這便是中國現行電力體制的基本事實和制度框架選擇（至于地方網、自用網、農網、新能源網、微電網和直購電等另行討論）。
“雙壟斷”模式意味著，壟斷者享有單獨制定買入或賣出價格的市場優勢地位，撕裂了發電生產企業和電力使用者之間的供需議價的可能性。
電價是由雙壟斷者的“國網”或主管它的國家行政部門來決定的。那么，“國網”或其行政主管部門又是根據怎樣的原則來定價？是追逐企業利益最大化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無疑，只有首先回答好這個問題，才能徹底把握中國現行電力體制的真正結癥。否則，隨便拿缺失理論清晰性的“市場”概念來幻想般地對“雙壟斷體制”進行虛無替代，就是緣木求魚，更加不負責任的。
眾所周知，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表明，即便是完全自由競爭型的市場配置也并非必然比企業內部的管理配置一定來得更優。孰者更優的問題因此是需要進行“交易成本”比較和分析的。否則，市場中是不應該存在“企業組織”現象的。
故電力價格到底該由市場配置還是該由政府管理配置的議題——到底該由“完全自由競爭型市場”來配置、還是該由“雙壟斷型市場”來配置的議題，不存在不加分析的先驗解。相反，印度私有化其電力產業所帶來的大停電和逐利以及投資激勵機制不足等弊端，已成為必須認真對待的有力證據，足以對簡單化的“電力市場配置論”敲響警鐘。
毋庸置疑，電力作為一種商品，是極為特殊的。因為，對集中發電網絡供電的電力體系而言，由兩個發電中心輻射的輸變配電網絡所交集的需求側，只能獲得雙寡頭或多寡頭競爭的好處，而不可能獲得發電廠數量無限假定下的完全自由競爭好處。相比之下，電力的價格若采用分業式雙壟斷體制由政府管理來決定，則所有需求側——無論是否處于不同輸變配網絡的交集中，都將可以享受到遠比雙寡頭或多寡頭競爭下所能獲得到的更多好處。只要政府管理不是以逐利壟斷者私利，而是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供給者身份出現。
有鑒于此，深藏于中國現行電力體制中的“雙壟斷”安排，只要不朝著追逐私利最大化的私有化方向演進，而是朝著不斷完善其“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定位和責任方向邁進，其正當性和合理性就將無須、也無法被替代。
“善寡頭”下的共贏機制
假定如此，雙壟斷體制下的電價聯動機制就不僅限于“煤電聯動機制”，而必須涵蓋包括“煤電聯動”在內的“全成本鏈電價聯動機制”和“電力公共品利潤聯動機制”。無疑，只要對“全成本鏈電價聯動機制”和“電力公共品利潤聯動機制”進行公開化的指數設計，中國電力體制的雙壟斷安排就是一種“善寡頭市場”的制度創新。
當然，中國雙壟斷型電力體制將會遭遇的最大挑戰主要來自于，如果說不再維持煤炭價格的雙軌制，而是將其并軌為單一的市場價格，那么，它還能夠是一個可以維系其穩定的有效體制嗎？亦或，維系其可持續的代價是以“煤價雙軌制”、“煤運雙軌制”和“煤產雙軌制”等價格機制扭曲或錯配為代價的嗎？或者說，在以市場機制為社會資源最佳效率配置所主導的制度約束下，中國雙壟斷型電力體制的整體社會代價是什么呢？
為此，我們的新主張是，中國雙壟斷電力體制的可持續性，根本無需以“煤價雙軌制”、“煤運雙軌制”和“煤產雙軌制”等價格扭曲安排為代價來獲得。因為，煤價并軌、煤運并軌和煤產并軌的市場化治理，都可以借由“市場制度”本身的治理來獲得有效的應對。因為，現實中的“市場制度”從來都既不是凱恩斯之前的古典完全自由競爭型市場，同時也不是凱恩斯理論改造之后的“有效需求可改進的供需均衡市場”。因為，兩者都系建立在“多邊均衡”被假定完全等效“雙邊均衡”的理論基礎上。一旦認知到兩者之間的不同，煤價上下波動的不穩定根源就會在理論上呈現出原理性的解釋，從而為根除或限制其提供制度層面上的治理可能和應對選擇。
由于沒能界定出“雙邊均衡”和“多邊均衡”之間的理論差別，主流經濟學假定完全自由競爭必然會導致均衡價格的出現。但是，對于這一論斷，疑慮始終是存在的。事實上，正恰是對市場功能到底能否真的導致均衡價格的出現和有效促進社會整體普遍繁榮的疑慮，或什么樣的市場安排方可為之的疑慮，才導致諸多雙軌制在中國開放改革中的探索和實踐。
所以，只有對“市場機制”本身進行更加全面的認知——超越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意義上的認知，才能對市場機制到底導致均衡還是導致波動作出準確的判斷和應對。
如何剔除煤價并軌之后，將會必然出現的“人為波動”或“流動資本逐利波動”的煤價不穩定效應呢？
為此，簡單明了的答案就是，煤價并軌的市場化治理必須伴隨能有效治理市場波動的“共贏市場穩定基金”的同步設立。唯有如此，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則，不是相反、就是弄巧成拙。一言以蔽之，只有設立由發電側和煤炭企業為主要基金發起人、意在穩定市場波動而非逐利的“共贏市場穩定基金”，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一樣的“治理型基金”，煤價并軌連同煤運并軌和煤產并軌方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