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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與社會治理范文1
關鍵詞： 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 新媒體 運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教學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重要環節，也是增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效性的重要途徑，但是目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教學仍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薄弱環節，急需從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上進行改革與創新。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新媒體已逐漸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主流媒體，新媒體在大學生中也逐漸普及，新媒體技術的發展，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教學改革提供了契機。新媒體運用于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對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大力宣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改變思想政治理論課這一對青年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的教學現狀有重要意義。
一、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依然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的薄弱環節
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教學是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理論教學相對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可以按狹義和廣義劃分，狹義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主要是指各種校外的社會實踐活動，而廣義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既包括狹義的實踐教學活動，又包括校內的實踐活教學活動的。從各個學校的實踐來看，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教學，還是多采用廣義的實踐教學。目前，雖然各大高校努力以各種方式加強實踐教學，但收效甚微，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教學仍有許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受時空的限制大，教學多流為形式。從實踐教學的時間上來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學時一般規定為總學時的一小部分，較少的課時使得一些老師思想上不重視，實踐中實施也沒有保障，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教學時數達不到，有的就將這個學時直接改為理論學時，只進行一些課堂內的實踐活動，時間不充裕就很難開展有效的實踐教學；從空間上看，有實踐教學很多需要到校外，要到社會上去，要有實踐基地，受條件限制，會讓實踐教學難以開展，時空的限制讓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多流于形式。
2.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形式落后，教學觀念滯后。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形式雖然很多，但許多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與新媒體的各種形式讓學生眼花繚亂相比，對學生的吸引力有所減弱。新媒體時代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環境發生了變化，網絡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教學形式。在傳統社會，老師與學生的信息是不對稱的，老師能教學生，更多的是由于老師的經驗、知識，掌握的信息要比學生占有很大的優勢，但在網絡時代，信息更多的是共享的，網絡傳播的即時、快捷，使得學生與老師在信息上幾乎沒有區別，可是部分老師還是依靠傳統教學，教學觀念落后。
3.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中學生的參與度不高。由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是高校的公共課，它的對象是全體在校學生，一些高校都采取合班、大課上課，因此對課堂內的實踐教學學生熱情不高；對于校外社會實踐，受制于條件，大部分高校在進行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時，做不到讓每個學生都參加進來，因此，實踐教學的效果也只能在一部分學生身上體現。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是校內還是校外實踐教學，學生的參與度都不高。另外，由于每個學生的參與熱情是不一樣的，實踐教學也不能考慮到每個學生的個性特點，這也是目前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問題之一。
4.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缺乏有效的評價反饋體系。雖然思想政治理論課提出要有實踐教學，但具體如何實施，如何評價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從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形式來看，不管是校內的還是校外的，多是單向進行的。一些實踐教學活動都是學生看完了視頻，參觀考察結束，社會實踐寫完了報告就算完成了實踐教學活動，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學生的感受如何，實踐教學完成的情況如何都不能及時地反饋與評價，也就達不到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正是因為這樣，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效果也不夠理想。
二、新媒體的特點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改革與創新
新媒體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之后發展起來的新的媒體形態，是利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移動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新媒體相比于傳統媒體而言，傳播速度更快，傳播方式更多，信息量也更大，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利用新媒體技術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教學方式的改革。
1.新媒體具有超時空性，可以克服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受時空限制的問題?；ヂ摼W將全世界連接了起來，改變了傳統媒體受地域限制的特點，將傳播擴大到全世界，一個人可以隨時隨地與他人進行交流，從而打破了時空的界限。一方面，對于大學生而言，大學生的學習方式主要是自己探索、自己探究，學生的課余時間比中學生要充裕得多，新媒體適應了大學生時間碎片化的需要，運用新媒體為實踐教學贏得了時間。另一方面，新媒體可以打破空間的限制，它不僅僅局限在課堂上，課外也可以對學生的產生影響，新媒體讓實踐教學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實踐教學，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新媒體具有多媒體性可以豐富實踐教學的形式。新媒體是信息社會中多學科、多領域交叉的結果，包括圖像、聲音、動畫等多種技術，它是動與靜、時間與空間、視覺與聽覺的結合，新媒體可以調動學生的多種感官，它將傳統媒體的長處集于一身，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來決定接受哪種信息。運用新媒體的多媒體性可以改進和完善傳統的教學形式，提高學生興趣，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3.新媒體既可以做到覆蓋大眾，又可以做到個性化服務，從而提高學生的參與熱情。一方面，與傳統媒體一樣，新媒體可以做到讓每個學生都參與其中，而不像傳統的實踐教學，尤其是一些可能是受條件所限的實踐教學，傳統的教學形式不能每個學生都參與，新媒體的加入可提高學生的參與度，也會讓每個學生都有興趣，從而達到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育人目的。另一方面，新媒體時代，通過網絡可以真正實現個性化服務，利用新媒體，學生可以在網絡中展現自我，張揚個性，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觀點，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有針對性地進行交流，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4.新媒體的交互性與即時性可以及時反饋實踐教學的情況并對實踐教學效果進行有效的評價。在新媒體的多種特性中，交互性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特性。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雖然形式多樣，但是還是依賴傳統媒體，而傳統媒體傳播是“點對面”的單向線性傳播，學生與老師之間沒有互動，對于實踐活動的效果也不能及時反饋，而網絡傳播是交互式傳播，利用新媒體能及時互動，非常便捷。有了新媒體，學生通過互聯網或手機發表自己的見解變得更為便捷，成本也很低廉。利用新媒體，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可以及時把握實踐教學中學生的感受和思想動態，對實踐教學進行及時調整；當實踐教學完成后，還可以與學生交流，而不受課程教學的約束，可以更好地評價實踐教學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新媒體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融合
由于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豐富內涵和新媒體的特點，可以讓各類型的新媒體和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新媒體環境下，將各類型的新媒體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融合，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互聯網新媒體的運用。現在互聯網也是西方敵對勢力進行滲透的工具，互聯網已成為新戰場，因此，互聯網新媒體的運用至關重要。從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來看，一是要充分利用網絡平臺，建立思想政治理論課專題網站，大力宣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主題網站中可以為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開辟專欄，介紹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形式與內容，并展現已經開展的實踐教學活動成果，讓學生直接感受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內容，為他們進一步投入到實踐教學中做好準備。二是利用博客和微博。博客可以簡單、迅速地發表自己的心得，即時、有效地和他人進行交流，特別是當學生進行社會實踐時，學生會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現自己的社會實踐活動，可以及時和大家分享心得，對其他的學生也會起到激勵與啟發的作用，從而強化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效果；也可以由思想政治教育者集體創作某一主題，通過邀請學生加入此博客和微博圈，隨時隨地了解學生的所思所想，更好地為實踐教學服務。三是建立像QQ群這樣的即時通訊工具。因為大學生除了上課相對集中以外，很多時間會比較分散，通過QQ群這樣的即時通訊工具，師生之間的交流就非常便捷，它可以即時向學生實踐教學活動的最新動態，對有不同興趣愛好的學生還可以建立不同的群，開展分類宣傳工作。這樣的即時通訊工具它還可以一對一匿名交流，私密性好，學生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及時掌握學生動態，了解學生思想狀況，對思想政治工作極其有利。
2.手機媒體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中的運用。大學生中擁有手機的比例幾乎為百分之百，把手機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利用的資源刻不容緩。在思想理論課實踐教學中，運用手機新媒體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開通短信群發功能。短信群發具有便捷、快速、準確的優勢，在實踐教學中可以向學生及時傳遞活動通知、活動過程動態和相關知識等，編輯實踐教學專題短信，對增強實踐教學效果，提高學生思想認識非常有效。二是手機短信互動。自從短信互動加入電視娛樂節目后，短信互動參與對大學生的吸引力也超乎尋常，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中比如知識競賽、辯論賽等都可以運用短信互動參與，提高學生的參與熱情，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吸引力。三是手機即時通訊工具的使用。手機體積小、攜帶方便，也便于移動，所以對于即時通訊軟件，大學生更青睞像手機QQ或微信這樣的即時通訊軟件，雖然功能比在電腦上受限制一些，但是基本的功能都具備，所以像這樣的手機即時通訊功能的力量也不可忽視，在實踐教學中利用它也是勢在必行。
3.電視新媒體的運用。電視新媒體中數字電視與IPTV，主要針對家庭用戶，所以受條件所限，它們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中的運用還有待時日，但是對于移動電視與戶外新媒體是可以嘗試運用的。移動電視是一種移動視頻播放，具有被動收視、無意識接受的特點，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來看，社會實踐必然要依靠移動的交通工具，所以可以在這時投放一些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主題宣傳片，效果不言而喻。另外，還可以嘗試利用的戶外新媒體主要是LED電子顯示屏，在高校一般用顯示屏打一些歡迎標語，但是部分時間是閑置的，這可以用來寫上一些有思想政治教育意義的標語，也可以對學生進行潛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總之，隨著時間的推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資利用的新媒體會越來越多，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形式會越來越豐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會越來越好。
參考文獻：
[1]石磊.新媒體概論[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2009.
新媒體與社會治理范文2
關鍵詞：政府 公民 互動共治 媒體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社會利益呈現了多元化和分殊化的趨勢，中國的“強國家―弱社會”、“大政府―小社會”治理模式也越來越顯示出結構性缺陷。探索最合適的治理主體與治理模式是當下公共治理研究的重要命題。政府、公民、市場三者常被認為是公共治理的主體，根據對治理主體的認識不同，形成了四種治理模式理論。分別是：1、基于市場為導向的新公共管理理論；2、基于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新公共服務理論；3、基于政府與公民共同合作的善治理論；4、基于政府、市場、公民三方合作的合作治理理論。
1.“政府―公民”互動共治模式的提出
本文提出的“政府―公民”互動共治模式在當前的學術界并沒有十分確定地提出。但“官民共治”、“互動合作”等類似概念散見于一些學術論文與文章當中?！罢D公民”互動共治模式這個概念是基于善治理論、合作治理理論的基礎上提煉而成的。善治理論、合作治理理論是當前治理理論研究中最為前沿的理論，也被許多學者認為是應當追求的最佳的治理模式。誠然，當公民社會發展成熟，政府與公民的地位對等時，提倡兩者合作的善治治理模式或提倡多方合作的合作治理模式將會實現并發揮其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當前的中國，公民社會發展還在起步階段，政府的力量仍然強大，在這種力量不對等的情況下談善治、談“合作”似乎為時過早。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公民社會確實開始發揮其作用，而政府也有所覺察地進行著職能的改革。近年來，因為公共政策、公共工程、公共事件的分歧，經常出現政府、公民雙方互動博弈，最終改變政策走向的事例。最典型的是，2009年廣州“番禺垃圾焚燒事件”發生。該事件被視為公民理性維權、官民良性互動的標志事例。這表明了政府與公民都在成長與變化，并且在互動博弈中同時地對對方施加壓力與動力，兩者的相互作用力正在共同推動治理模式的變革，雖然未達到大范圍的主動“合作”，但已是“互動”頻繁。 “政府―公民”互動共治模式這一概念表述，更為準確地表達當前中國的治理現狀。同時，構建“政府―公民”互動共治模式也是當前中國治理模式改革的更為可行的短期目標。
2.構建“政府―公民”互動共治模式的意義
2.1契合當前的現實條件
尋找最佳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是關乎人民生存與共處的切身問題。而實踐證明，市場有“市場失靈”，政府有“政府失敗”，公民社會也會有“志愿失效”，單憑一方的力量，無法完全滿足日益復雜的治理要求。當前，中國仍是處于社會轉型期中的發展中國家，無論是政府的治理還是公民社會的發展都存在著不同的問題。如果盲目地追求政府權力的無限擴張，必將導致極權主義出現，損害公民社會的自主性；如果過分追求公民社會絕對控制，與政府對抗對立，也容易導致無政府主義泛濫，造成社會動蕩不安。因此，在現階段，政府和公民社會應建立一種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合作的良性互動關系。構建“政府―公民”互動共治模式，可以實現兩者的優勢互補，也是當前與中國現階段發展特點最為契合的公共治理模式。
2.2達到善治的必經階段
俞可平在《治理和善治引論》中指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如果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終極目標，那么構建“政府―公民”互動共治模式便是實現這一終極目標的必經階段。因為，當前中國政府仍然占有絕對的控制地位，不可能馬上主動放權于公民；而公民社會仍處于初級階段，不可能立即抗衡政府。通往善治的道路，必須一步一步地走。構建“政府―公民”互動共治模式，首先在于使雙方“互動”成為可能，成為常態，成為推動治理變革的動力，這才有機會進一步地達到政府與公民的平等合作的善治目標。
3.構建“政府―公民”互動共治模式的對策
3.1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提升共治能力
構建“政府―公民”互動共治模式的過程中，政府起著關鍵的主導作用。
3.1.1加快有限政府建設。首先是理清政府職能，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把屬于市場規律控制的，交還市場自主抉擇；把社會組織可以管理、可以管好的公共事務交還社會自主供給。第二，加強權力監督。一方面，要加強政府內部的監督權、執法權；另一方面，要完善外部的監督機制，通過社會監督制衡政府權力。第三，明確責任范圍。有限政府有責任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維持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保障公民的自由與產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等。
3.1.2加快法治政府建設。首先，要加強依法行政的觀念與能力。如通過培訓、考核以及建立法治政府目標體系等手段，使公務員隊伍形成自覺遵循法律、法規，嚴格按照程序管理的意識。第二，加強制度建設，加快行政立法。在行政決策中，應該健全公民、政府聯合決策機制，保證決策民主、科學、規范，保障公民意見傳達通暢；在行政審批、行政處罰中，規范程序，保證公開、公平、公正，提高透明度。第三，完善責任制度。政府需要完善在決策、執行、績效等各個環節上的“行政問責制度”，對失職、瀆職行為嚴厲追究責任。
3.1.3加快服務政府建設
首先，轉變行政理念，建立服務型公務員隊伍。政府應該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為出發點，建立服務型公務員隊伍，提高服務的能力和水平。第二，加快電子政務建設。政府可通過官方網絡平臺的建設，及時政務信息，獲取信息傳播主動權；另外，加快日常行政事務的網上辦理服務，提高效率，便民利己；同時，建立政府與民間網絡平臺的互動合作，促進信息公開及民意收集。
3.2培育公民社會，建立合作機制
培育發達的公民社會，是構建“政府―公民”互動共治模式的重要保障。
3.2.1培育現代公民意識。首先，創造公正法治的培育環境。一方面，要加快法制建設，推行普法教育，培育公民法治意識。另一方面，健全民主制度，在治理中遵循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原則。第二，加強公民意識教育及宣傳。在學校教育體系中加入以培育公民的獨立主體意識、權利意識、參與意識為課程目標的公民教育課程。另外，以典型公民形象、行動的宣傳促進公民意識覺醒；通過社區事務的共同參與，培育參與意識；通過公益活動，宣傳公民責任意識。
3.2.2鼓勵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政府可根據政策制定的三個階段鼓勵公民參與。政策咨詢階段，可通過媒體、網絡等渠道進行民意征集和民意傾向性的數據收集，鼓勵公民主動發現、界定最迫切的公共問題，并把這些公共問題上升為公共政策；在公共政策的設計階段，政府可通過網絡調查、聽證會、論壇等方式鼓勵公民提出建議、分析利弊；在公共政策實行階段，鼓勵公民反映政策運行狀況、隨時監督。
3.2.3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機制。首先，政府應放下成見，加快清除不必要的行政管制。第二，下放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供給權，促進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的多樣化。如政府向非政府組織購買公共服務、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分擔社區服務、政府直接授權非政府組織承包某項公共服務等。第三，進一步完善合作保障制度。一方面，通過法律保障非政府組織的合法地位，保障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正常供應；另一方面，加強對非政府組織的扶持機制。政府可通過建立專項資金、成立基金會、引入社會資金、建立稅收優惠制度等方式為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援助；在專業技能、機構運營、內部管理等方面提供培訓服務。
3.3發揮媒體中介作用
構建“政府―公民”互動共治模式的過程中，大眾媒體起著不可忽視的中介作用。
3.3.1主動發揮媒體的傳播作用。首先，主動通過媒體及時信息。在網絡媒體、自媒體發展迅速的現實背景下，許多公共事件的曝光、傳播往往快于官方，這使得政府陷入被動。政府應改變被動境地，主動通過媒體公開相關數據、及時信息，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把握輿論的主導權。第二，借助媒體力量及時了解社情民意，暢通政府公民溝通渠道。政府可利用傳統媒體公共政策討論稿，利用網絡媒體平臺提供公民建言劃策的渠道，利用自媒體反饋的數據了解民意傾向。通過及時掌握社情民意，調整公共政策制定方向，減少決策錯誤。
3.3.2正確認識媒體的監督作用。首先，要認識到媒體實質上是公民對政府監督的途徑和手段。媒體對政府權力運行的曝光正是反映了人民群眾對信息公開、行政監督的渴望。媒體的監督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民的監督。政府對此充分認識，才能持正確的心態面對媒體的追問與揭發。第二，利用媒體監督加快政府職能轉型。政府職能轉型既需要政府內部尋求善治的原動力，也需要外在的推動力。媒體對公共事件的深入報道、分析，對公權力的關注和監督等都有助于促使政府走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與服務政府。
3.3.3保障政府、公民、媒體三方權利。目前，我國雖然在信息公開方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我國在新聞立法方面仍然比較滯后。因此，應該加快新聞立法，健全相關法規。對于公眾，應當保障其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在信息獲取方面與政府地位對等，在參與共治過程中獲得渠道保障和權利保護。對于媒體，應當保障其自由度、獨立性，進一步保障其在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中介功能。對于政府，如果媒體有不實報道、受到名譽或權益侵害時，可以依法管理、規范、懲處相關行為。
注釋：
①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論[J].與現實，1999（5）：39
參考文獻：
[1] 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 范楊林.“國家―市場―公民社會”三維合作治理的危機與破解[J].中國市場， 2011 （14）
新媒體與社會治理范文3
信息傳播主體發生結構性變化
移動互聯網中傳播主體的多元、自主特性，正在使信息傳播面臨結構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之一，便是在信息傳播中的信息由中心節點（傳播者）向目標圈層（收受者）的流動過程中，以往的“熟人型結構”正逐步轉化為“陌生人型結構”以及“混合型結構”。
所謂傳播的“熟人型結構”，指傳播者與接收者之間存在的一定意義上的熟識程度，即雙方對彼此有著較為長期的接觸，地緣上通常較為接近，在傳播心理上，因為對彼此相關信息較為充分的掌握而形成較好的信賴關系?？傮w上看，這種“熟人型”的信息傳播結構，存在于較為傳統的體制內媒體機制中：傳播機構更多是本地的體制內專業傳媒單位；在數量方面較為有限；空間分布上較為均衡；在準入方面，受到較為嚴格的資質門檻限制；在機構從業人員方面，從業人員不僅數量相對有限，而且業務能力須得到相應部門的從業資質認可。
所謂傳播的“陌生人型結構”，是指在互聯網技術的背景下，信息傳播主體間形成的彼此之間（特別是信息接收者對信息傳播者）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的現象。信息傳播者與信息收受者之間出現了愈發明顯的認知“間距”：傳播者的身份不再是既定的機構、有限的數量、知名的品牌，取而代之的是不確定的大多數。
所謂信息傳播的“混合型結構”，是指信息傳播中由于新媒體發展而產生的“熟人型結構”與“陌生人型結構”并存的傳播結構形態。在這種形態中，其一，由于傳統媒體的存在，使得信息傳播中的“熟人型結構”依舊是其主要形態；其二，新媒體傳播中，由傳統媒體借助新媒體渠道而傳播的信息，也維持了“熟人型結構”的特質；其三，一些直接產生于新媒體環境下的知名信息傳播機構與知名個人傳播者，同樣維持了信息傳播的“熟人型結構”；其四，更為海量的并非產生于傳統媒體的微型、非知名內容傳播機構及個人，則生成了廣泛存在于當今互聯網信息傳播中的“陌生人型結構”。
契約缺位凸顯網絡空間治理困境
新媒體條件下網絡空間的結構性變化，潛在的重要影響之一便是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導致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基于委托――為基礎的健全的契約關系的缺位。所謂委托――關系，即指信息接收方作為委托方，信息傳播方作為方，雙方基于顯性或隱性的契約關系，形成為共同促進信息傳播活動所需要的彼此激勵與約束。
在傳統的信息傳播活動中，這種契約關系往往是隱性的。但在新媒體快速發展帶來的媒介變化中，隱性契約關系往往并不具備先在的約束力，因而使得網絡空間的治理困境最終凸顯。
在新媒體發展及其伴隨的社會變化背景中，網絡空間治理需要綜合經濟、聲譽、法律與倫理道德四者為一體的新型治理機制，也即形成基于經濟、聲譽、法律與倫理道德四者為一體的顯性契約機制，通過健全契約關系，來應對網絡空間治理中出現的困境。
其一，從經濟契約的角度看，經濟契約是將信息傳受關系納入市場的機制中，通過傳受雙方規范的市場契約，通過經濟上的激勵與約束措施，以權衡經濟上的成本與收益為途徑，明確雙方在信息傳受過程中的責任與義務。
其二，經濟契約關系能否落實，需要有完善健全的法律契約關系作為保障。法律契約關系不僅要對經濟契約關系提供法律層面上的制度性支持，還要不斷在以下兩點進行完善：第一，對新媒體相關的治理法律進行動態性的修訂；第二，對有關新媒體內容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規，通過新媒體等手段進行有效傳播。
其三，與法律契約關系相聯系，還需要使得從專業主義精神出發的倫理道德契約關系不斷完備。內容監管方與內容消費方在溝通中形成一套既體現監管方的社會導向目標，又兼容信息消費方普遍社會共識的新媒體內容傳播倫理與道德契約框架，是亟需推動的工作。
其四，基于聲譽的契約機制，也是一個重要考量要素。新媒體品牌的自我更新成本極低，導致其對維護品牌的聲譽與價值的相關激勵機制減退。
另外，上述四種契約機制還應在關系論的層面上注重其聯系。四種契約機制需要統一到完整的基于網絡空間的治理機制中，這是機制建設方面的考慮。在機制的執行方面，則需要在內容生產者、內容消費者、內容監管者之間建立溝通反饋的機制，讓網絡空間的信息生產形成“三方共治”的局面。
“差序格局”與治理機制設計調整
新媒體信息傳播與傳統媒體信息傳播的最大不同點之一，便是“差序格局”的存在。在“差序格局”的原典中，其被解釋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社會格局形態，在這種格局中，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
新媒體信息傳播不僅實現了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等傳播形態的融合，更為重要的是實現了傳播中多元傳播主體地位的凸顯。其以類似社會中“差序格局”的方式，以千差萬別的多元組織、個體傳播主體為波心，基于千差萬別的圈層，形成同心圓式的信息次第傳播。以此視角看待網絡空間治理，可以發現，伴隨多元主體的傳播活動，在信息傳播以無數波心為圓點進行發散式傳播的過程中，不僅伴隨處于一圈圈波紋線上的圈層內傳播，還包括因為波紋交叉所造成的不同圈層間的傳播。離波心越遠，代表的關系越稀薄。因而，網絡空間中的劣質信息正是由于這種無數傳播主體波心引起的波紋間的隨機交叉，造成了其傳播路徑的復雜網絡化。
綜上所述，對于網絡空間治理路徑而言，規范的契約機制設計是一種具有操作性的分析視角。只有良好的契約機制，才能基于有效的制度，更加有效地逐步化解網絡空間信息傳播中存在的劣質信息現象。
參考文獻
1.鄭杭生、李強、李路路、林克雷：《社會學概論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2.：《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新媒體與社會治理范文4
關鍵詞：多中心治理；管理模式；實現路徑
一、“多中心治理”管理模式的優勢
（一）時效性。在大數據時代，網絡信息大量飛速生產、碎片化傳播、集中爆發、聚合效應等特征日趨明顯，信息數據的篩選、處理難度越來越大。“多中心治理”架構如同有多個信息獲取平臺，以及快速應對中心，每個中心都能夠分擔一元中心的負擔，在增加信息獲取渠道的同時，減少信息傳導、處理流程，縮短應對時間，提高工作效率。
（二）專業性。網絡信息與航空公司相關較常見的有航班信息、地面保障、機票營銷等，在海量信息中辨別有效信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有效引導信息發展趨勢，需要有相對專業的知識背景作支撐。對行、機務維修、客艙服務、運行控制等領域，專業的業務交流、問題講解更容易引起社會外界的共鳴，也更容易得到輿論的理解和支持。
（三）多樣性。多中心治理的架構能夠豐富公司與社會的接觸面，不論是業務領域、專業技術，還是地域范圍，都可以提供更多能夠滿足不同領域、不同層次、不同群體的資訊需求，它們一方面能夠發揮出輿論宣傳、樹立品牌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夠成為員工建言獻策的新平臺、溝通交流的新途徑，也能為員工舒緩壓力和宣泄情緒增加新的渠道。
二、企業網絡自媒體“多中心治理”的實現路徑
規模越大的企業，尤其是跨區域發展的大型企業，其管理職能細分的越充分，與外界接觸的點和面也更多更細，這導致對企業現代網絡自媒體的管理水平要求越來越高，根據行業的不同、組織結構的不同、企業內部管理流程的不同等情況，“多中心治理”也會有多種模式。
以筆者供職的東方航空公司（以下簡稱“東航”）為例，在新浪微博上，有官方微博@東航官網（粉絲數756萬），也有眾多以個人名義注冊的用戶，分布廣泛，當中不乏有影響力的大V用戶，充分利用這些資源進行“多中心治理”是個不錯的管理嘗試。
（一）以組織機構為分中心建設。以東航上?？偛考案鞣肿庸镜淖匀坏赜騽澐肿鳛榛A，每個地域建立一個官方認證的網絡自媒體，成立相對獨立的項目組進行運營管理。目前，南航在官方媒體基礎上，已經按此模式建立了各分子公司官方認證網絡自媒體。此方案優勢在于組織結構明晰，初期易于操作；劣勢在于僅僅是在規模上實現多中心，功能上依然是一元中心的縮微版或加強版。
（二）以業務模塊為分中心建設。按照航空公司內部各業務模塊或者功能模塊進行分類，每個模塊建立一個官方認證網絡自媒體，成立相對獨立的項目組進行運營管理。比如@東航假期、@東航藍盾、@東航95530 。此方案優勢在于每個自媒體都能夠吸引一類人，在功能性上可以實現專業縱深突破，建立較為牢固的受眾群體；劣勢在于受眾群體容易受限，沒有實行業務一體化管控的業務模塊較難推行。
（三）以特色微博為分中心建設。以公司目前已有的、擁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特色微博作為基礎，不斷創建、培育新的特色微博，各特色微博之間互相支持、呼應、互動，形成東航特色微博矩陣，發揮規模效應。比如@青春東航、@東航凌燕、@東航機務茶社 等。此方案優勢在于基礎好、運營管理經驗豐富，一旦形成規模將會持續發揮影響；劣勢在于覆蓋面有限，建設周期較長，新的特色不易選定。
（四）以混合管理模式建設分中心。以上各種單一模式的分中心建設方案都或多或少有各自的優勢和劣勢，而混合管理模式可以結合各方所長，最大限度的揚長避短。具體說來，可以在統一的公司官網之下，圍繞航空公司運營的三大領域：安全、效益、服務，分別建設分中心，形成各自矩陣，各分中心由各分子公司、生產單位、職能部門聯合管理。各分子公司相應單位、部門可對應加入分中心管理團隊參與管理。如此，一能實現“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全覆蓋管理體系；二能通過分中心之間的協作，集公司之力實現各個點的突破；三能充分利用現有平臺，盤活整體資源；四能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保持公司對整體的控制和影響。
綜上所述，以混合管理模式探索東航網絡自媒體“多中心治理”管理模式比較有現實可行性及相對優越性。
新媒體與社會治理范文5
所謂傳播力,就是媒體傳播力,指:“一個媒體通過各種傳播方式的組合,將信息擴散,導致產生盡可能好的傳播效果的能力。它包括傳播的信息、傳播速度與精度、信息的覆蓋面以及影響效果。”[1]媒體傳播力“就其本質而言,媒體影響受眾思想的能力才是傳播力的真正體現”[2]。從傳播學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也是一種信息傳播活動,這種傳播就是:“教育者有意識、有目的地對受教育者施加影響,通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傳遞、接受與反饋,以達到彼此共享、互動和共識的社會行為、活動和過程。”[3]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傳播而言,其傳播力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傳播者(教師)通過對思想政治理論信息(教育內容)的搜集、篩選和整合,選擇合適的傳播媒介將思想政治理論信息擴散,達到對大學生的思想觀念培育、政治情感養成和正確行為引導的影響能力。
一、把握四個要素是增強傳播力的前提
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傳播作為一種信息傳播活動,它具備一般傳播活動的基本要素。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傳播過程主要由四個要素構成,即傳播內容、傳播關系、傳播媒介和傳播方式。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傳播者而言,要增強傳播力,實現有效傳播,必須分析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傳播過程的四個要素,把握好以下幾點:首先,把握傳播內容的共享性。傳播內容就是思想政治理論信息,要實現思想政治理論信息的師生共享,應從兩方面入手:一是需要傳播者將教材體系轉化為通俗易懂的教學體系,將教材語言轉化為生動活潑的教學語言,實現抽象表達與具體分析相結合;二是傳播者要善于從社會生活中捕獲大學生喜聞樂見的話題,并將這些內容進行提煉、升華,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做到感性材料與理性內容相結合,達到教師易于傳播、學生容易接受的程度。思想政治理論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思辨性和邏輯性特點,而大學生日常生活、學習所接觸的又是圖像化、視覺化、娛樂化的信息內容,只有將兩者相對接,傳、受雙方的信息交流才能處在一種最佳狀態,才有利于實現傳、受雙方對內容的共享。
其次,把握傳播關系的和諧性。傳播關系的和諧,有利于傳播者增強傳播力,提高傳播效果。在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傳播過程中,和諧的傳播關系包括兩種:一是傳、受雙方人際關系的和諧,二是“人—媒”關系的和諧。構造和諧的師生關系,教師要通過“學”來引導。學高為師: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傳播者要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廣博的知識,以“學識”的魅力使學生主動親近,“信其道”方能“親其師”。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傳播者要有高尚的人格,身正為范,通過“德”來示范,以高度的敬業精神和奉獻精神、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心、飽滿的熱情參與到思想政治理論的傳播活動中。教師的示范作用,無疑能引起學生潛意識的追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通過“技”來表達,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傳播需要傳播者通過積極引導、情感示范、內容互動等技巧,調節氣氛,產生認同。“人—媒”關系的和諧則是指傳播者要善于選擇傳播媒介,如把握好多媒體的使用時機,正確處理多媒體和粉筆、黑板、普通教具、語言表達之間的關系,處理好多媒體教學操作時間與適時的課堂講解、板書、交互、反思時間的關系等。[4]通過合適的傳播媒介及其組合熟練進行思想政治理論內容的表達。
其三,把握傳播媒介的現代性。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已經深入到當代大學生的生活,各種傳播媒介通過聲、光、電、圖等形式將信息集束傳播,與此相適應,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教學,也要在充分發揮傳統傳播媒介優勢的基礎上,從大學生的信息接受習慣出發,采用現代化的多媒體教學設備進行傳播?，F代多媒體課件將聲音、圖像、文字、動畫、電影等信息融為一體,實現了抽象概念具體化、邏輯命題情境化、理論闡述形象化,能夠將理論性強的文本語言轉換成符合學生認知結構的各種媒體語言來表達,有效地提高了傳播力。最后,把握傳播方式的多樣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傳播,不是靜態的、平面的傳播,而是動態的、全方位的、立體式的傳播。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論傳播者不僅僅通過課堂教學這一單一的傳播方式,而且還要在新的傳播環境下,充分利用校園網、校園廣播、博客、手機短信、實踐課堂等方式實現多樣化的傳播。
二、對受眾進行正確定位和分析是增強傳播力的關鍵
教育心理學家丁贊說:“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過人的生命、為了人的生命質量提高而進行的社會活動,是以人為本的社會中最體現生命關懷的一種事業。”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是作用于大學生思想、情感的,是做人的工作。要使理論、觀念成為大學生成長的需要,實現教學內容有效的轉化,就要準確分析大學生的特點。
首先,分析當代大學生媒介接觸特點。隨著通訊技術的進步,現代傳播媒介日益豐富,越來越多的媒介進入大學生的生活,在新媒介環境下成長的他們,對媒介具有獨特的適用性和依賴性,視聽交互是他們習以為常的生活和獲取信息的方式。與以前大學生相比,他們更加崇尚媒介的新奇消費、個性消費,媒介接觸模式和標準也在發生著變化,表現為他們接觸媒介的目的是為了獲取信息,進行娛樂消遣和學習知識。對新興媒介敏感,尤其是對網絡較為傾心,從網上獲取信息已經成為大學生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在對媒介的認知理解上,他們對以網絡為代表的新興媒介有較多的了解,但對傳統媒介缺乏足夠的認識。而且他們對媒介傳遞的信息缺乏足夠的判斷和警惕,一般相信媒介傳播的信息。[5]因此,作為傳播者的教師,只有了解當代大學生的信息接觸特點,知曉他們對媒體傳播信息的認識態度,才能對癥下藥,有針對性地進行引導。
其次,分析受眾需求的層次性和差異性。“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6]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傳播要注重分析大學生需要層次性和差異性,找準他們的差異性需求,使思想政治理論的傳播更有針對性。層次性主要表現在低年級與高年級、新生與畢業生、學習困難學生與貧困生等,他們的不同需求存在著層次性。差異性主要表現在男生和女生、文科生與理科生、普通專業類學生與藝術類專業學生的不同。要有針對性地構建思想理論問題體系,通過理論的層層細化,將大的理論難題結合在小的現實熱點、焦點問題上,逐條進行解答來回答學生的疑惑,從而形成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教學的強大的傳播力。這樣才能有針對性地設置傳播議題,合理選擇傳播媒介,有效組合傳播內容,提高傳播的導向性,增強理論的傳播力。#p#分頁標題#e#
最后,要了解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信息的接受特點。當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主要是立足于學生被動地接受信息基礎上的,因此分析當代大學生如何被動地接受信息是我們必須認真研究的方向,這是增強思想政治理論的吸引力、提高傳播力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傳播學中有一個選擇性定律,包括選擇性注意、選擇性理解和選擇性記憶三個層次。在思想政治理論傳播過程中,學生首先對教師傳播的概念、理論、觀點產生選擇性注意,從這些信息中搜集與自己經驗中相符合的內容,如果教師傳遞的信息與其原有的觀點一致,則他們就選擇有意注意,否則就屏蔽這些信息;其次是選擇性理解,就是學生依據自己的價值觀念及思維方式對接觸到的信息做出個人判斷,根據自己的需求,在已接受和理解的信息中選出對自己有價值的信息,做出選擇性記憶。選擇性定律突出地顯示著受眾在傳播活動中所占據的地位,認清大學生這種地位,了解其信息接收機制,就能進一步把握傳播的雙向交流性。[7]
三、合理組合媒介,將信息有效編碼是增強傳播力的核心
編碼就是把搜集到的信息轉換為可以傳遞的符號和信號[8],而將編碼后的信息進行傳遞則要通過一定的載體。思想政治理論傳播活動中,同樣的教學信息,使用不同的載體則傳播效果不同。這就要根據信息的對稱性、相似率等進行信息組合與優化,在傳播中要靈活把握。針對當代大學生的信息接受特點,采用現代多媒體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傳播無疑是非常合適的。首先是沖擊力和感染力。多媒體課件集文字、圖片、聲音、動畫、電影等于一體,信息容量大,含有大量視覺沖擊強的影像,沖擊力和感染力極強。思想政治理論傳播借助多媒體課件,可以實現文本語言的多媒體化。把單一的文字語言轉換成多種媒體語言,把靜態的文本轉換成動態的圖像,把平面的視角變成立體的界面,把無聲的語言轉化為有聲的語言,把單一的畫面轉化為多頻的畫面,使傳播內容更為直觀、清晰、生動、形象,具有逼真性和立體感,從而使傳播內容對學生產生吸引力和感染力。其次是刺激多種感官。多媒體課件圖、文、聲、像并茂,呈現的信息密度大、強度高、對比度鮮明,可以使學生的聽覺和視覺同時接受刺激,引起有意注意和信息量的增加以及信息內容構成的變化,從而加深對傳播內容的理解和記憶,有利于提高教學的吸引力和感染力。[9]其三是化難為易。多媒體課件可以設置問題情境,將抽象問題具體化、情境化,可以使理論變得通俗易懂。需要注意的是,在思想政治理論傳播過程中,要注意到多媒體課件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過多地呈現圖片、動畫、視頻,不利于學生深入思考,把握不好容易導致娛樂化和庸俗化。因此,只有將多媒體輔助教學與傳統教學方式有機結合起來,才是提高傳播力的正確選擇。
四、信息的搜集、篩選和整理是增強傳播力的基礎
在當前信息爆炸的現實背景下,要更好地促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傳播,要更加注意對傳播內容的分析、篩選,內容永遠是提高傳播力的根本。
首先,要明確選擇什么信息。這是進行信息搜集和篩選的第一步,要具有目的性、有效性,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等,這是一個完整的內容體系。[10]所選擇的信息都要符合這一標準。在傳統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中,我們較偏重政治教育,基本圍繞著政治內容進行,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政治教育,而對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內容關注不夠,造成“泛政治化”傾向。
新媒體與社會治理范文6
關鍵詞：報刊企業 社會責任 評價體系 評價模型
對媒體來說，秉持社會責任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2010年10月出席世界媒體峰會開幕式發表重要講話時特別提到“媒體的社會責任”。但理論研究明顯滯后，基本沒有對其社會責任治理和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強調媒體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并不能解決其社會責任缺失的問題，對于媒體來說，相比各種利益的誘惑，研究者和社會的道義呼聲顯得十分蒼白。關鍵在于如何治理，因此，構建科學的中國報刊社會責任治理體系和評價指標體系顯得迫在眉睫。
AHP(AnalyticHierarchyProcess)法是美國著名運籌學家Thomas.L.Saaty教授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一種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決策分析方法。該文運用AHP法確定旅游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中各指標的權重。“問卷調查法”由Maignan，Ferrell（2000）和Maignanetal（1999）提出。本文在研究過程中，訪談約100名知名報刊企業負責人，確定報刊企業評價指標，并通過專家打分法確定各自權重。然后運用層次分析法分析數據，提出報刊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表一），據此提出分析公式及模型。
以上9大體系一級指標，二級指標是密不可分的，其權重各有不同，但他們互相作用，互相制約，所以報刊企業社會責任是包括政治責任、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等內容在內的一個綜合責任體系。利用層次分析法軟件計算出各指標值的權重，并進行一致性檢驗。得出本評價體系各層指標構成的判斷矩陣都有CR
基金項目：國家教育部2011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轉企改制背景下我國報刊社會責任治理及其模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YJA860002）；武漢工業學院2011年度校立科研計劃項目“社會責任視角下我國媒體產業集團治理研究”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