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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職稱論文范文1
治安承包在中國推行了近十年，涉及的區域范圍由農村逐漸擴展到了城市，但由于各地的實際情況有所差異，使得其模式、內容和具體操作也有所不同。從實踐來看，在承包內容上，治安承包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一是治安防范承包；二是治安管理承包。實行治安防范承包的省市比較多，如自1999年以來，泰安市委、市政府以“治安防范職業化承包責任制”形式解決了城鄉不少治安問題。此后，治安承包的內容逐步擴大到一部分治安管理權，如寧波余姚市牟山鎮從2005年就開始推行治安承包責任制，將治安巡邏以及村內的私房出租管理、暫住人口登記等管理權一并承包。各地的治安承包行為對于承包的范圍沒有一個規范的統一規定，造成了公共治安承包中治安防范和管理行為的類型與幅度不統一。
(一)治安防范承包
治安防范是社會治安群防群治的方式之一，也是全體公民的一項責任和義務。這一責任和義務，既可以要求全體公民在沒有經濟利益的前提下為社會公共治安安全盡義務，也可以將其與經濟利益掛鉤，承包于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治安防范承包具有合法性。治安防范承包中的承包內容雖然一般屬于私權范疇的事項，如糾紛調節、對違法犯罪人員的舉報權和制止權、對違法犯罪分子的正當防衛權、檢舉權和扭送權、治安巡邏等，但其中的治安巡邏卻具有雙重屬性：既屬于公安機關的公權力，又屬于私權的范疇。治安巡邏是指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為了維護社會治安而依法組織實施的一種巡查警戒活動；在我國進行治安巡邏工作的既有專門巡警隊伍，又有由各種民警、武警和派出所抽調的警力等組成相對固定的警察隊伍，還包括由民警組織和帶領的群眾性治安聯防組織。由此看來，治安巡邏雖屬公權力的內容，但實踐中承包的事項僅限于群眾性治安聯防組織所實施的事項(又稱為治安巡防)，為一般管理權范疇，對于屬于警察權范疇的強制措施和執法活動并沒有納入承包范圍。因此，對于治安防范承包內容的范圍界定應從兩個方面出發：一是治安巡邏；二是治安巡邏之外的治安防范內容；對后者進行承包是沒有任何爭議的；對于前者中的治安巡防(即群眾性治安巡邏)進行承包并沒有牽扯到警察權的市場化，也不違法。因此，在此基礎上的治安防范承包就能作為社會治安防范群防群治的一項新舉措，其存在也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二)治安管理承包
治安管理是公安機關的行政職能，是指公安機關依照國家法律和法規，依靠群眾，運用行政手段，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障社會生活正常進行的行政管理活動。具體的治安管理職權有治安管理命令權、治安處理決定權、治安強制權、治安處罰權、治安調解權、治安獎勵權等。治安管理是國家警察機關的權限，涉及公權力?！吨伟补芾硖幜P法》第七條規定，國務院公安部門負責全國的治安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關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治安管理工作。也就是說，治安管理是一項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執法活動，是具有執法性質的公權。根據法治原則，任何一項行政權力的取得與讓渡都必須有法律的授權，這就使治安管理承包內容的合法性受到了極大的質疑。但筆者認為：首先，法律本身就具有滯后性的特點，現行的法律雖沒有給予治安管理承包以合法的地位，但這并不能說明治安管理承包從本質上就是錯誤的；其次，法治原則的依法行政并不僅僅是指恪守現行的法律、法規的現成文本規定，還應包括這些法律所體現的立法精神與法律原則。治安管理權中的一些具體權利如戶籍管理、暫住人口的登記和發證、房屋出租管理以及治安調解權雖屬公權力，但不屬于國家強制管理權，是具有業務性的管理權。將其承包并沒有改變公權力的性質，只是對該權力進行必要的社會授權調整，并沒有造成“公法向私法的逃遁”。執法權依然掌握在公安機關手中，治安承包人只是通過行使這一部分非強制性的管理權來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的輔助力量和補充，以便更充分地發揮行政權的靈活性優勢以及廣泛的社會資源參與熱情，進而實現公共管理的多元共治。
二、承包協議性質的困境：民事合同VS行政合同
對于公共治安承包的協議性質，理論界并沒有作很明確的界定。大部分學者將公共治安承包協議籠統定義為行政合同，殊不知根據承包內容的不同，其協議的性質也應作不同的詮釋。
(一)民事合同
從上面看來，治安防范承包的承包內容除了治安巡防具有雙重屬性外，其他的都屬于私權領域。而對于治安巡防以外的治安防范內容承包合同應看作民事合同。所謂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不含治安巡防內容的治安防范承包協議是雙方當事人基于平等、自愿、等價、有償的民法基本原則而達成的一種合同；內容屬于私法領域的內容，不涉及公權力，主要包括雙方的民事權利、義務和獎懲；發包方與承包方都屬于平等主體；合同也是基于雙方合意而簽訂的；因此，此類合同當屬民事合同。
(二)行政合同
行政合同又稱為行政契約，是指行政機關與相對人雙方的意思一致，所締結發生行政法上法律關系的合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防范中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一方當事人是行政主體——公安機關、公安派出所等；從合同內容來看，承包人和發包方的權利、義務都圍繞著“公權力”(如登記出租房、外來人口登記、治安巡防等)而存在，而這些權利和義務具有行政屬性，要受行政法原則的約束，不能隨意免除和放棄；簽訂該種合同的目的是為了執行公務、實現特定的國家行政管理目標；合同是以雙方意思表示一致為前提；合同中行政主體享有行政優益權，主要表現為簽訂合同的選擇權，如寧波泗門鎮治安承包的承包人三分之一是黨員，一半是退伍軍人。這就是派出所運用簽訂合同選擇權，通過招標的形式，選擇特定簽約對象的結果。這充分說明治安管理承包合同與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在本質上屬于(準)行政合同。
三、承包簽約主體的困境：公安機關VS民間主體
在公共治安承包的實踐操作中，公安局、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員會、物業公司等均可在不同的條件下作為對外簽訂主體。至于在何種條件下和何種合同中，誰能作為發包方，成為對外簽訂主體卻沒有統一的標準和要求。如浙江嘉興的嘉善縣出現了由警署將治安防范承包給民警個人，再由民警挑選保安人員進行防范的模式。治安防范承包分為治安巡防承包以及之外的治安防范承包，二者由其內容性質不同，導致對外簽訂主體必有差異。因此，隨意地確定發包方可能會引發合法性質疑。
(一)祛除治安巡防中治安防范承包合同的簽訂主體困境。這類合同的內容屬于私法領域的內容(如糾紛調節、對違法犯罪人員的舉報權和制止權、對違法犯罪分子的正當防衛權、檢舉權和扭送權等)，合同性質屬于民事合同，其發包方既可以是村民委員會、物業公司、社區等民間組織，也可以是公安行政機關及其派出所機構。因此，此類合同的簽訂主體一般不存在多少爭議。
(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與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簽訂主體困境。行政委托是指基于管理上的需要，某一行政主體委托另一行政主體或其他組織及個人，以委托人的名義代行其職權或者其他事務，其行為效果歸屬于委托人的法律制度。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8條第1款明確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委托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實施行政處罰。因此，當承包方為個人的時候，這類承包是否屬于行政委托關系呢?《國家賠償法》第7條第4款明確提出，受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權力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委托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此款已將個人行使公權力納入可能情形之一，承認個人也能作為行政主體。筆者贊同陳新民教授的學術觀點，即行政任務的委托可以依法律或其他法規，甚至經由行政合同來委托及授予執行權限。由此看來，治安管理承包與治安巡防承包實質上屬于一種行政委托關系。另外，又由于此類合同屬于行政合同，簽訂主體的一方必須為行政主體，因此，公安局以發包方的身份出現，直接參與此類承包合同的簽訂沒有任何異議。但是，問題在于公安派出所是否也能以自己的名義成為發包方?在行政委托關系中，委托方必須是行政主體，非行政主體不能成為行政委托法律關系中的委托方當事人。根據行政法學的行政主體理論，公安派出所作為公安局的派出機構，只要有法律法規的授權，或者權力機關對其作了某種專門行政授權，且當其行使這種職權時，公安派出所就可以成為行政主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公安部關于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以及《租賃房屋治安管理規定》等，公安派出所享有法律、法規設定的關于暫住人口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方面的行政職權，因此，公安派出所可以憑行政主體身份對外簽訂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
以上對公共治安承包合同的對外簽訂主體進行了標準定性，但筆者認為，不含治安巡防內容的治安防范合同的簽訂可以不讓公安機關直接參與，而是由公安機關以外的民間組織或個人與承包方自行簽訂，公安機關只是在受邀請的情況下，以承包合同的居間者面目出現，負責業務指導和監督合同履行，這樣有助于減少眾人對該合同性質的誤解，體現該類承包合同的民事性及主體地位的平等性。而治安巡防承包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的簽訂則必須由公安機關直接以發包方的身份，直接參與合同的簽訂，以保證行政合同訂立的合法性與合同履行的公正性。
四、承包合同當事人角色定位的困境：發包方VS承包方
(一)公安機關(發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公共治安承包是應公共治安需求多樣性與提供單一性的矛盾而應運而生的，是一種公共治安的多元主體提供方式。雖然這一新嘗試以契約的方式提高了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但同時也引發了公安機關的角色定位問題。
有人認為在公共治安承包中，公安機關是在向社會轉嫁和轉移自己的法定義務，與市場經濟要求政府當好“守夜人”、管理好公共事務的趨勢是相悖的。治安承包是滿足那些安全需要較高的組織或個人而展開的，是公安機關提供必要的、基本的安全服務以外的一種補充形式。當前，行政權力正逐漸向服務行政、給付行政轉變，從某種角度上來看，治安防范和治安管理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給付公共產品的服務行政。法律并不禁止公安機關根據民法規定通過與特定公民、法人簽訂治安承包合同的方式來履行職責。但不管是治安防范承包，還是治安管理承包，公安機關都不得以治安承包合同存在為由而拒絕履行治安管理職責或為治安管理失職進行辯解。如果實行承包后，公安機關將不再向這些地區提供安全防范和管理服務，這就有可能在公共治安承包者的承包失敗以后，使那些本想獲得較高安全需要的組織或個人的合法權益遭到更大損害的風險?！度嗣窬旆ā返?條規定，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行為是公安機關和人民警察的職責。因此，公安機關不應該在該區域的治安防范任務被承包以后而成為“甩手掌柜”，而應當是給這塊承包區域加上雙保險，確保發包人享受到高于一般區域的公共治安服務。
當承包人履行合同侵犯了其他公民或組織的權利而使社會治安出現了問題時，公安機關是否仍須按公法承擔相應責任也成為了角色定位的困境問題。公共治安承包的合同分兩種：一種是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另一種是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后者屬于行政委托關系。根據《國家賠償法》第7條的規定，受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權力時，若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并造成損害的，委托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這就說明在后一種承包合同中，公安機關仍須按公法承擔責任，因為《國家賠償法》等法律對公安機關的約束不可能因為公安機關自身與特定公民、法人之間簽訂的一紙合同而被解除。但前一種合同(即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屬于民事合同，這類合同中的公安機關勿須按公法承擔責任。當其作為此類合同的發包方時，負有履行合同的附隨義務，若因其附隨義務的缺失而導致承包人侵犯了其他公民的權利時，公安機關應承擔民事責任；當其只作為此類承包合同的居間者出現時，公安機關只承擔監督者的責任。
(二)治安承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至于治安承包方同樣也存在著相應的角色定位困境。首先，承包方在合同中代表誰工作，應對誰負責，這是一個困境。在治安管理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中，公安機關與承包方之間是一種行政委托關系，此時，承包方是代表公安機關來工作，并對其負責；在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中，不管公安機關是否作為合同的對外簽訂主體，承包主作為民事主體不存在代表誰工作，但他卻應對合同另一方，即“發包方”負責。其次，如果這些承包人在履行合同時出現了傷亡現象，由誰來承擔責任以及是否算公傷也值得斟酌。筆者認為，在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合同中出現的傷亡可以算工傷，而不能算公傷。公傷是指在國家法律范圍內，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因執行公務造成的傷害。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的規定：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即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此時責任應由公安機關來承擔。而在民事合同性質的治安承包合同中，承包人出現的傷亡不能算作工傷，責任應由自己承擔。第三，承包方在巡防時要完成承包任務難免會對有嫌疑的人進行盤查或檢查，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警察法》規定，公安機關的人民警察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經出示相應證件，可以當場盤問、檢查。也就是說，盤查屬于警察刑事權的一部分，承包方無權行使?！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读⒎ǚā返?條第5款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如果隨意盤查過往車輛及人員，顯然是侵害了被管理者的合法權益，有悖于《憲法》在內諸多法律的規定。因此，如何確定承包人角色的法律定位直接決定治安承包是否合法。第四，承包方進行巡防的場所沒有進行明確界定。若其將巡防的場所擴大至公路時，則牽涉到上路執法權的執法主體資格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條規定，國務院公安部門負責全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道路安全管理工作。由此看出，上路執法權只屬于極少數的特定行政執法機關，民間組織或個人都不具有。而深圳市福田區首批160名民防隊員于2003年3月25日開始上路巡邏。這種巡邏主體和巡邏行為是否合法，不禁引人深思。
五、承包經費來源的困境：財政資金VS社會資金
對公共治安進行承包，其初衷之一就是為了解決政府財政拮據的問題。根據筆者對公共治安承包具體實踐事例的總結和概括，其經費來源共有以下四種形式：1．村民或居民自己出錢；2．完全由財政部門劃撥；3．完全由企業出資；4．由居民或村民出一部分，由財政部門出一部分；5．由居民或村民出一部分，由企業出一部分。雖然各地采取多種方法來提供承包經費，但主要目的卻是相同的，即“治安承包，百姓掏腰包”，也就是所謂的“羊毛出在羊身上”，這就相當于把政府的財政緊張轉嫁給了公民，讓公民來承擔這一部分差額。所以，一直有人質疑治安承包經費來源的不妥，即既然公民已經通過交稅方式為政府提供的公共治安這種公共產品付了費，如果再另外交費，就交了雙份費用。治安承包這一模式沿襲了新公共管理的“顧客導向”，將“公民”看作了顧客，采取了“使用者付費”的方式，忽視了“公民”模式的權利訴求，加重了“顧客”模式的利潤色彩，導致經濟上的貧窮者和政治上的貧弱者得到更低劣的服務，甚至得不到服務。此外，治安承包還有一個“誰主管，誰負責，誰出錢，誰受益和花錢保平安”的理念，即是說如果在某個區域中，有些居民沒有出錢，而有些居民出了錢，那么沒出錢的居民是不是就不能享受到治安承包服務或者享受的程度不一樣?再或者外地的人到了這個區域，是不是也要交錢才能完全保障自己的安全?這就有悖于公共服務分享的無差別性及安全平等性，有一種變相歧視的嫌疑。所有這些問題引起了眾多學者對公共治安承包公平性的拷問。同時，根據《立法法》第8條第6款的規定，對非國有財產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實踐中，公共治安承包十分混亂的經費來源形式導致有些經費來源并非是村民或居民自愿繳納，而是帶有強制、半強制的性質，有些甚至違法。因此，筆者認為，對于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其經費只能由財政撥款，不能憑借“誰受益，誰出資”的規則向公眾收??；對于不含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其經費來源應依發包方不同而定：一是若公安機關為對外簽訂主體，則由公安機關承擔主要經費，村民或居民承擔小部分經費；二是若發包方為公安機關以外的組織或個人，則可按其區域性進行劃分，由受益者自籌經費，政府根據需要和可能只適當地提供補貼，而純商業區域的治安承包可完全由店鋪自籌經費；在一般的居民小區(非富人小區)，則由居民自籌經費，政府只針對特殊情況的困難群體(如貧困戶、殘疾人等)進行補貼。
公共治安承包是社會治安嚴峻現實的召喚，是公共管理社會化、市場化的催生成果，是人們在社會轉型期中使社會的治安矛盾通過對傳統體制的揚棄和對市場體制的借鑒而得以在內部暫時解決的一種現象。作為一種新的嘗試，它與其他的新生事物一樣帶有自身的缺陷和問題。這種大眾爭議的社會現象究竟是離經叛道的行為，還是銳意革新的創舉，就迫切需要我們用理性審視的“法眼”對其所面臨的法律困境進行考量和解析，進一步尋求到公共治安承包的發展之道和完善之策，唯其如此，才能使公共治安承包制度與實踐擺脫名不正言不順的尷尬處境，邁向法治化的康莊正途。
報紙職稱論文范文2
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相對于其他的一些建筑工程來說具備著其自身獨特的特點，首先，其工程規模一般來說比起其他的一些工程都大，工程的時間也長，整個工程掌控起來就比較的麻煩，另外，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對于具體的技術操作要求更為嚴格，容不得一絲的馬虎，因此，對于整個工程的質量控制就比較的困難，但是因為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的特殊性，其后期使用過程中的安全性必須得到嚴格的保障，所以，做好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的質量保障工作是極為關鍵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要想做好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的質量保障工作卻并不容易，基于其規模大、耗時長的特點，能夠影響到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質量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所以我們進行控制的話就極不容易，很容易因為自身的一點疏忽造成整個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的失敗，所以，我們更應該重視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的質量保障工作，努力把質量保障工作做好。
二、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的質量保障措施
做好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的質量保障工作并不容易，需要我們考慮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因此，我們也必須從各方面入手綜合把握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的質量保障工作，只有如此才能切實做好質量保障工作，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管理到合同，再到經濟措施等三方面針對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進行必要的質量管理。
(1)做好相應的管理工作。
管理在任何一個工程項目施工中都必不可少，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因為其規模大的特點更是應該加強管理工作，為質量保障工作打好基礎，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細節做好管理工作:
1、方案的制定。
任何一個工程在施工前都必須做好相應的方案制定工作，這是確保工程順利進行的前提，同樣也是確保工程質量的前提，在制定相應的工程方案時，我們需要考慮的內容有很多，施工人員、施工設備、環境因素、技術措施、成本價格等都需要我們事先進行考慮，然后綜合各個要素制定出最為合理的建設方案，進而指導后期工程的順利進行。
2、做好細化管理。
當前細化管理在各行各業中都有所涉及，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把細化管理運用到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中來，正是因為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規模大，設計內容多，所以我們才難以進行整體的管理，而細化管理恰恰解決了這一問題，細化管理把整個的工程細分為很多小的項目，然后再針對這些細節進行管理就容易多了，當然在細化管理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參考建設圖紙，嚴格按照圖紙規定的來進行管理和審核。
3、嚴格施工技術。
具體來說和施工質量聯系最為密切的還是施工技術，因此，我們就必須確保在施工中施工技術的準確性，再進一步就是說再選擇施工團隊時要確保該施工團隊具備施工的能力，能夠準確無誤的進行施工，避免素質低下的施工人員進行施工，另外，在具體的施工中我們也應該做好具體的監控工作。
4、保障施工設備。
設備也是施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施工中我們會用到各種各樣的施工設備，這些施工設備的狀態也決定了工程質量的優劣，因此，我們也需要確保這些施工設備一直保持良好的工作狀態。
5、確保施工人員素質。
施工人員的素質不僅僅包括其專業素質，其本身的素養對于整個工程來說也是意義重大的，一個高素質的施工人員能夠盡職盡責的完成本身的工作，而素質有待提高的施工人員則很可能因為松懈造成不必要的質量問題。
(2)做好相關合同的簽訂和保管。
合同在建筑工程施工中是至關重要的，在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施工中我們會和各種各樣的施工團隊和合作方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很多情況下無法解決都是因為沒有相關合同作為依據，可見合同對于工程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合同對于工程的質量保障工作也是極為重要的，在施工前簽訂必要的質量保障合同，一旦發現施工中存在和合同不相符的工程項目，就可以以合同為依據責令施工方進行整改，確保工程的質量，另外，在一些材料的選購和器械的租賃上也應該簽訂必要的合同來進行管理，這樣不僅方便我們對于整個工程的掌控，還能夠確保材料的質量和器械的正常工作。
(3)經濟手段的合理利用。
一個工程項目的順利進行離不開資金的支持，對于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這樣的大型工程來說更是離不開資金，并且還需要充足的資金來支持整個工程項目的運行，比如我們在材料的購買時如果沒有資金的話就難以買到合格的材料，甚至可能存在以次充好的現象，最終影響到工程的質量;此外，對于工程施工現場中的工人來說更是需要我們確保具備足夠的資金來發放工資，一旦沒有工資的話也就無法確保施工人員的順利施工。
三、結語
報紙職稱論文范文3
工程保險是指對建筑安裝工程及其人員和設施、設備因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造成財產損失、人身傷害以及第三者責任進行賠償的保險。它起源于19世紀的英國，是隨工業革命應運而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歐洲大規模重建中得以迅速發展。工程保險體系與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減少了工程風險的不確定性，保障工程項目的財務穩定性，并通過保險公司的介入提供專業風險管理服務而消除一直困擾工程建設的工程質量、工期保證、支付信用等諸多問題，對規范和約束建筑市場主體行為，自覺維護建筑市場秩序，按市場經濟規律、規則辦事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初在利用世界銀行貸款和“三資”建設項目中，工程保險作為工程建設項目管理的國際慣例之一被引入中國，工程保險在中國得以認同和發展。當前，隨著我國正式加入WTO，我國經濟正處于高速發展和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時期，每年用于基本建設投資總規模達4萬億元之巨，引進外資也在數百億元之多。其面臨的風險是巨大的，大力發展工程保險已成為當務之急。但是由于工程建設具有投資大、工期長、參與方多、質量要求高、不確定性強的特點，且工程保險本身又涉及國家政策法規和承保的保險公司，這就要求工程保險品種的建立必然要兼顧建設程序和不同利益主體。因此，為滿足不同的參與方在不同階段的不同利益需求，設計花色品種齊全、系統、全面、科學的工程保險險種，至關重要。
一、國外工程保險通常的險種設置
工程保險主要分為強制性保險和自愿性保險。
（一）強制性保險
這是按照國家的有關法律規定，工程項目當事人必須投保的險種。主要險種有：
1.建筑工程一切險。這是對工程項目提供全面保障的險種。它既對施工期間的工程本身、施工機械、建筑設備所遭受的損失予以保險，也對因施工給第三者造成的人身、財產傷害承擔賠償責任（第三者責任險是建筑工程一切險的附加險）。被保險人包括業主、承包商、分包商、咨詢工程師以及貸款的銀行等。如果被保險人不止一家，則各家接受賠償的權利以不超過對保險標的的可保利益為限。
這一險種主要適用于房屋工程和公共工程。其承保范圍包括自然災害、意外事故以及人為過失。被保險人因違章建造或故意破壞、設計錯誤、戰爭原因所造成的損失，以及保單中規定應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的免賠額等除外。保險期自工程開工或首批投保項目的材料、設備運至工程現場之日起生效，到工程竣工驗收合格或保單開列的終止日期結束。
2.安裝工程一切險。此險種適用于以安裝工程為主體的工程項目（土建部分不足總價20％的，按安裝工程一切險投保；超過50％的，按建筑工程一切險投保；在20％~50％之間的，按附帶安裝工程險的建筑工程一切險投保），亦附第三者責任險。其保險期自工程開工或首批投保項目所用材料運至工程現場之日起生效，到安裝完畢通過驗收或保單開列的終止日期結束。
建筑工程一切險和安裝工程一切鹼，實質上都是對業主的財產進行保險，保險費均計人工程成本，最終由業主承擔。
3.雇主責任險和人身意外傷害險。雇主責任險，是雇主為其雇員辦理的保險，以保障雇員在受雇期間因工作而遭受意外，導致傷亡或患有職業病后，將獲得醫療費用、傷亡賠償、工傷假期工資、康復費用以及必要的訴訟費用等。多數國家雇主責任險的特點是：傷害損失由雇主負擔，而不以雇主是否有過失為前提；賠付金額不基于實際損失，而是依據實際需要；對飭殘死亡的賠付以年金形式代替一次性撫恤金；法律強制雇主對雇員可能遭受的傷害投保，不因雇主破產或停業而受影響。
人身意外傷害險與雇主責任險的保險標的相同，但兩者之間又有區別：雇主責任險由雇主為雇員投保，保費由雇主承擔；人身意外傷害險的投保人可以是雇主，也可以是雇員本人。
4.十年責任險和兩年責任險。此險種均屬于工程質量保險，主要是針對工程建成后使用周期長、承包商流動性大的特點而設立，為合理使用年限內工程本身及其他有關人身財產提供保障。
5.職業責任險。在國外，建筑師、結構工程師、咨詢工程師等專業人士均要購買職業責任險（亦稱專業責任保險、職業賠償保險或業務過失責任保險），對因他們的失誤或疏忽而給業主或承包商造成的損失，將由保險公司負責賠償。如美國，凡需要承擔職業責任的有關人員，如不參加保險，就不允許開業。
職業責任保險可分普通職業責任保險和個人職業責任保險。前者由單位投保，以在投保單位工作的個人為保障對象；后者由個人投保，以保障投保人自己的職業責任風險。
6.機動車輛險。該險的標的，除了機動車本身外，還包括第三者責任險。承包商必須為事故發生率高的運輸車輛進行保險。
（二）自愿性保險。
自愿保險與強制保險相對應，是指投保人根據自己的需要自愿參加的保險。在自愿保險中，賠付范圍以及保險條件等均由投保人與保險人之間根據訂立的保險合同加以確定。它的主要險種有：國際貨物運輸險，境內貨物運輸險，政治風險保險，匯率風臉保險，等等。本文不再詳述。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國際上工程保險的險種設置科學、系統、規范、完整，而且保險程序明確，責任清晰；業已發展和形成了一套較為系統、全面、完整的工程保險體制與體系。
二、國內工程保險險種設置現狀及存在問題
目前，我國正在施行的工程保險的險種主要有：建筑工程一切險、安裝工程一切險以及建筑職工意外傷害險三個險種。從工程保險險種設置本身來看，還存在以下具體問題：
1.保險險種設置空缺斷檔。工程保險依附于工程本身，工程是分階段按順序進行的，客觀上要求工程保險必須要依據工程本身分段的特點進行設置。由于現階段只是在工程施工階段設置了三個險種，其他階段均未設置相應的保險險種，而且保險條款尚不很完備，因此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2.保險責任不清，易產生糾紛。保險組織關系較為復雜，有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投保人付保費，保險人負責賠付損失，受益人獲賠償。工程項目由于主體眾多，當前險種單一，每一險種內涉及的被保險人過多、合同條款過于籠統，當災害發生時，就會產生責任難以界定、當事人相互推諉扯皮現象，給索賠及賠付工作帶來不應有的復雜與繁瑣，因而影響投保人對工程保險的認可和信任，最終影響投保率。
3.投保金額、保險費、保險費率難以厘定。由于險種設計不盡合理，使設置指標過于籠統、龐大、復雜，搜集記錄、總結經驗與統計數據難以獲得和進行分析，與之對應的模型、公式無法確定、定型、定量，從而使保險費率與實際應該發生值偏差，結果會影響投保人和保險人投保、承保的積極性。
三、根據國情，設計具有我國工程保險特色的險種
現行的工程保險險種設置基本上屬于引進國外成熟的保險險種，在實踐中的確起到了一定的積極示范作用。但從長遠角度著眼，工程保險險種設置既要參照國外已有的先進成熟的經驗，又要符合我國現階段工程建設領域改革發展的現實，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工程保險險種設置體系?，F階段要縮小每一設置險種的參與人數，明確險種具體內容，縮短保期來應對目前的現實，以期避免損失、減少事故的發生。同時，加快人才的培養和市場的培育，加強法制和配套建設，盡快與國際工程保險市場接軌，使整個工程保險事業健康、快速發展。
（一）應遵循的原則。
設立工程險種，筆者認為首先要遵循以下幾條原則：
1.工程保險險種的設計應堅持系統、全面的觀點，按工程的特點分階段設險。工程項目從決策立項、勘察、設計、招標、簽訂合同、施工、竣工投產全過程具有明顯的分階段性，且每一階段都有自己的主要工作內容和重點，各階段既相互區別又密不可分有機地構成一個工程項目的整體。在項目整個運作過程中，各參與主體也是分階段按合同區間分段介入的，因此，在設置工程保險險種時應注意這一特點。
2.工程保險險種設計應針對其特殊性，易于責權區分界定，便于賠付與索賠的具體操作。工程保險承保的風險具有特殊性表現在：（1）工程保險既承保被保險人財產損失的風險，也承保被保險人責任風險；（2）承保的風險標的中大部分處于裸風險中，對于抵御風險的能力大大低于普通財產保險的標的；（3）工程在施工過程中始終處于工程保險險種的設置充分考慮這一特殊性，使每一個險種所包含的內容都應十分明確具體，合同條款都應清晰明了，責任易于區分，權利簡單明了。且工程施工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各種風險因素錯綜復雜，使風險程度加大。
當風險發生后，處理索賠和賠付時不扯皮，按事先的約定處理好賠付工作，真正發揮了工程保險的積極作用。這樣，投保方得到了相應補償，使工程得以順利進行；保險人也因賠付的順利得當，而獲得良好的信譽。
3.工程保險險種的設計要考慮便于保險指標體系的設置和數學模型的建立，便于保險額、保費的科學統計、測算和厘定。工程保險金額的計算及保險費率的厘定一直是困擾工程保險發展的瓶頸問題。保額過大，保費過高，加大工程成本和投保者的經濟負擔，影響投保積極性；相反，如果保額和保費太低，保險公司無利可圖，必然會影響保險人從事風險業務管理積極性，被保險人的利益也無法得到保障，也就更談不到土程保險的健康發展。所以，根據工程項目所處的地區環境特點、投融資渠道、材料價格供應、工程的類型、業主及承包商的信譽、承保年限及工程風險等因素，合理確定工程保險的指標體系，建立科學又切合實際的數學模型，得出適當的保險金額和保險費率，以期獲得雙贏效果。
4.工程保險險種的設置應力求每一險種所涉及的當事人少，保期易于劃分。工程建設過程中涉及主體較多，均可能對工程項目擁有保險的可保利益，成為被保險人。工程保險的保險期限一般是根據工期確定的，往往是幾年，甚至十幾年。保限的起止點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保險單的規定和工程的具體情況確定的。工程保險的保險金額在保險期限內是隨著工程建設的進度增長的。所以，在險種設置過程中一定要兼顧這一實際，力求每一險種涉及人少，保期劃分清楚。
（二）我國現階段工程保險險種設置。
按照建設部、財政部、國家計委、中國保監會的《關于在我國建立工程風險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見》中“開發險種、分類實施、積極穩妥地推行工程保險制度”的要求和以上險種設置的原則，筆者考慮目前我國工程保險險種應在工程決策階段設置：工程咨詢決策險；工程設計階段設置：工程勘察、設計責任險；工程招標階段設置：招標保證險；工程施工階段設置：建筑工程保險，安裝工程保險，施工人員人身意外傷害險，監理人員執業責任險；在工程竣工投產階段設置：工程質量保修責任險。以上工程保險的險種設計均為強制性保險險種。這樣設置險種，使工程全過程都置身于保險之中，確保各參與方均有自己投保的險種，并責權明確，簡便易行，充分保障各階段各方的權益，真正起到工程保險的作用。
1.決策責任險。該險種屬于職業責任險，用以保證前期工作的科學性。保險的目的在于加強咨詢單位自身的內部約束力，并依靠保險公司相應的風險管理來進行外部制約。
這一險種的投保人是工程咨詢單位，被保險人是工程咨詢單位和工程業主。保險范圍應是：由于咨詢單位自身原因，造成業主決策失誤而給項目帶來損失，應予以相應賠償。但因工程咨詢單位是以從業人員的智能和技術為業主提供技術服務的，一般資產資金較少無力賠付，必須借助保險予以保證。其保險期限通常為項目的建設期；保險金額應為項目投資估算金額；保險費率也可通過經驗數據來確定。另外由于雇主責任造成的風險可以免賠或反賠，以維護咨詢者的聲譽。
2.勘察、設計責任險。該險種屬于職業責任險。工程勘察設計是工程質量的根本，雖然在工程實施前，勘察結果、設計方案或圖紙都應交付業主審核批準，但由于業主不具備審核能力，常常任憑勘察、設計師“解釋和說明”作出有關決定。如果勘察有誤，設計出現錯誤，輕則返工修復，重則可能導致工程毀損。雖然勘察、設計師要為其錯誤承擔法律和民事責任，但這不能完全抵消業主遭受的損失。，特別是勘察地質情況不實，設計師對基礎設計資料掌握不準，作出的施工方案設計無法實施，到施工時臨時修改，從而導致工程延誤，給業主造成重大損失。
這一險種的投保人是工程勘察、設計人（單位），被保險人是工程勘察、設計單位，工程業主。保險范圍應是由于勘察、設計人員由于疏忽或過失而引發的工程質量事故給業主和工程造成損失或費用，應予賠償；但因工程勘察、設計單位財力有限，要通過保險來轉嫁風險。其保險期限與保險金額可參照決策責任險的辦法。
3.投標保證險。招標人一般要求投標人在投標的同時，提供銀行擔?；蛲稑吮ＷC險保單。保證投標人中標后履行簽訂合同義務，否則，由銀行或保險公司賠償招標人因此受到的經濟損失。其保險金額、費率可由招標人自定或按慣例執行。
4.建筑工程保險（附第三者責任險）。它是針對工程項目施工階段，即對工程項目本身、施工機具或工地設備所遭受的損失或意外予以賠償，也對因施工而給第三者造成的物資損失或人員傷亡承擔賠償責任。
它與現行的“建筑工程一切險”相比較有所不同：從被保險人來看，它不包括監理工程師及與工程有密切關系的單位或個人（如貸款銀行或投資人）的投保內容；從保險內容和保險范圍來看，比建筑工程一切險要小。它的好處是使保險責任內容更具體、更明確，保險費模型與費率的量化定型更容易。
（1）投保人與被保險人。建筑工程保險多數由承包商負責投保，如果承包因故未辦理或拒絕辦理投保，業主可代為其投保，費用由承包商承擔。如果有分包工程，總包商未曾就分包部分購買保險的話，分包商應辦理其承包部分的保險。
被保險人主要包括：業主或工程所有人，總承包商，分包商。
（2）責任范圍。工程實體本身即實施的全部工程（全部存放于工地的為施工所必須的材料），包括安裝工程的建筑項目，如果建筑部分占主導地位（材料設備價格或安裝費用低于整個工程造價的50％，應投保建筑工程險，反之，應投保安裝工程險）；施工用設施和設備；施工機具；場地清理費；第三者責任險；工地內現有的建筑物；由被保險人看管或監護的停放與工地的財產等。
（3）保險期限。建筑工程保險自工程開工之日或開工之前、工程用料卸放于工地之日開始生效，兩者以先發生者為準。保險終止日應為工程竣工驗收之日或者保單上列出的終止日，同樣，兩者也以先發生者為準。
（4）保險金額。建筑工程保險金額按照不同的保險標的確定：合同標的工程的保險金額，包括建筑所需材料設備費、施工費、運雜費、保險費、稅款等；施工機具和設備及臨時工程；場地清理費；第三者責任的投保金等。
5.安裝工程保險（附第三者責任險）。它屬于技術險種，主要適用于安裝工程的各種機器、設備、儲油罐、鋼結構、起重機、吊車以及飲食機械工程因素的各種建造工程。
（1）投保人與被保險人。投保人應該是承包商，業主只是在承包商未投保的情況下代其投保，費用由承包商承擔。
被保險人：業主或工程所有人、制造商或供應商、待安裝構件的買主。
（2）責任范圍。凡屬安裝工程合同內要求安裝的機器、設備、裝置、材料以及相應的臨時設施；承包商為安裝工程所使用的機器設備；在安裝工程項目內的土木建筑工程，不超過總價20％（如廠房、倉庫、宿舍等），按安裝工程保險投保，介于20％和50％之間，按建筑險投保，超過50％，則買建筑工程保險；場地清理費；業主或承包商在工地上的其他財產。
（3）保險期限。安裝工程保險在保單列明前提下，自投保工程動工日或第一批被保險項目被卸到施工地點時，保險責任即行開始。
（4）保險金額。安裝工程保險的保險金額包括物質損失和第三者責任的大部分。如果投保的安裝工程包括土建部分，其保額應為安裝完成時的總價值（包括運費、安裝費、關稅等），若不包括土建部分，則設備購貨合同價和安裝合同價加各種費用之和為保額；安裝建筑用機器、設備、裝置應按安裝價值確定保額。第三者責任的賠償限額按危險程度由保險雙方商定。通常對物質標的的部分的保額先按安裝工程完工時的估定總價值暫定，到工程完工時再根據最后建成價格調整。
保險應當自批準開工之日起至合同竣工之日止，因故推延工期的，必須辦理保險順延手續。
6.工程監理責任險。它屬于職業責任險，是為工程監理單位因工作失誤或者疏忽而設立的保險。對于投保單位，因其工作失誤或者疏忽而給業主或者承包商等造成的損失，將由保險公司負責賠償。目的是要通過研究制定科學合理的職業責任保險條款，促進工程監理單位加強內部管理，開展培訓和工程風險咨詢，加強職業道德建設，努力提高服務水平。
職業責任險可分為年保和單項工程投保。年保是指對投保單位在保險期限內所有完成監理的工程，在一年內的保險期內，因監理原因發生的損失負責賠償；單項工程投保是指對所投保的單項工程在規定年限內因監理原因發生的損失負責賠償。監理的投保方式可按年保，也可按單項工程投保。
7.建筑職工意外傷害保險。這是《建筑法》明確規定的一種強制保險，承包商必須為從事危險建筑安裝作業的職工辦理意外傷害保險所支付的保險費。其法定的投保人是承包商，也可以由承包商委托該項目經理部代辦。被保險人應當是施工現場上的作業人員及其管理人員。保險期限應當自批準開工之日起至合同竣工之日止。因故推遲工期的，必須辦理保險順延手續。實行建筑職工意外傷害保險，應當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和獎優罰劣的原則，根據企業的安全事故頻率實行固定費率和浮動費率，并將意外傷害保險同建筑安全生產管理有機結合起來，最大限度地減少傷亡事故的發生。保險金額以被保險人的估計，在本保險有效期限內職工的工資、加班費、獎金及其他津貼的總數。意外傷害保險費應列入直接工程費的現場管理費中，計入工程成本。
報紙職稱論文范文4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遺產保護；文化傳承
中華歷經了五千年的發展，中華兒女創造了深厚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為了讓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更好地保護和傳承，我國人民應該團結起來，共同展開保護行動。開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對于保護中華民族文化，傳承中華民族命脈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
“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概念是由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在《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列》中首次提出的，而真正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做出定義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3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提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蔽覈鴩鴦赵侯C布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間。”
二、 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的重要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傳統文化的寶貴記憶，是人類的精神家園，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具有獨特的意義，因此它值得我們珍惜、呵護。首先，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幾千年來勞動和智慧的結晶；其次，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世界文化多樣性的具體體現；再次，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證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最后，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促進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情感聯系，是民族交流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
三、 如何有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并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并發揚下去呢？
（一）建立健全法制法規，加強執法力度。政府可以通過知識產權這一渠道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納入到法律的保護范圍內，不斷完善當前法律法規，健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立法者可以根據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知識產權屬性的基本結構特征，將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法規不斷完善和規范。明確劃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主體、客體及內容，并將它們法律化和規范化，這樣才方便對它們的管理和開發。對即將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要嚴格要求申請程序，并將之規范化、法定化，明確擁有主體的權利和義務。對于某些特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可以通過強制性手段進行保護。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使用權，包括法定許可制度、一般許可制度、特殊許可制度三類，并且對使用者應當承擔的相應的義務做出明確規定，例如：免費使用，不經許可但可通過付費使用，經許可且需付費使用。國家可以通過立法來確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保護期限。對于故意破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行為要給予嚴厲的懲罰，更嚴重者要動用刑法制裁。只制定法律法規而不實行是遠遠不夠的，執法者要行動起來，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斷增強執法機關的執法力度和執法水平。各級行政部門應當各盡其職，熟悉相關法律法規，積極展開保護行動，讓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行政部門的保護圈內得到很好的傳承和發揚。重要的是，執法人員在工作中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二）不斷增強權利人知識產權意識。權利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主導力量，權利人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首先，權利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現有基礎上，設計出更加長遠的保護和發展方案，不斷完善知識產權的生產化、經營化和商業化，最大限度的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和合法權益。其次，權利人不斷提高自身的知識產權意識和維權能力，為更好地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不斷學習相關法律法規知識，同時要學會先進的管理知識和管理手段，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合理的、科學的管理。最后，權利人要及時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進行登記，屬于商業機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加強技術防范。
（三）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積極行動。盡管現在國家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進行歸屬人管理，但是廣大人民群眾也同樣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和保護者。廣大人民群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搶救產生極大的影響力，沒有人民群眾的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不能得到最好的保護。政府要通過宣傳、教育等途徑來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識，讓全民參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行動中，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世界各種人民世代相承的，是群眾生活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非物質文化遺產根植于民族土壤中，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因此，它不能脫離生產生活而獨立存在，它存在于特定的民族群體生活中，所以，應當以群眾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命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在保護和維護人類的文明，守候人類的精神家園。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任務迫在眉睫，它可以激發民族文化創造力，提升國家的軟實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祖宗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勞動和智慧的結晶，它們是不可再生資源，是人類文明的魁寶。因此，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利用，對于發揚中華民族文化，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大力發展民族文化，發展旅游事業，增進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義。（作者單位：河南省柘城縣文化館）
參考文獻：
［1］ 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EB/OL］.h-ttp: //trave.省略 /20051205/n240880319.shtm.l 2010-04-01/2010-08
報紙職稱論文范文5
關鍵詞:城鎮養老保險;部分積累制;現收現付制;基金制
社會養老保險不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具有豐富經濟內涵和廣泛社會影響的政策問題。一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選擇，應該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收入分配結構、要素市場發育程度、稅費征管體制、人口結構等現實條件相適應。因此，根據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來制定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內容。
近年來，在多方論證的基礎上，我國初步建立起了一個部分積累制的城鎮養老保險體系。然而，現行養老保險體系的實際運行卻不盡如人意，其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值得引起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對當前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存在問題及其根源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認為我國應當更加務實地對現行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
一、改革歷史的簡單回顧
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國家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和《國家工作人員退休條例》，其保障對象是城鎮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主要特征是由國家規定基本統一的養老待遇，由各類單位和企業支付養老費用。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由國家統負盈虧，因此這實際上是一種享受對象經限定的由國家統一管理并保證養老金發放的養老體系。
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要求國有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這樣，養老包袱的輕重就嚴重地影響到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養老基金由企業統籌向社會統籌方向發展勢在必然。1991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的開始。這實際上是一種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體系。
1995年《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確定了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簡稱“統賬結合”）的模式，強調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統一模式。該模式要求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從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過渡。事實上，我國采納了世界銀行倡導的“三支柱”模式，即強制性的現收現付制作為第一支柱，強制性的個人賬戶作為第二支柱，自愿的補充養老保險作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繳費工資的13％由企業在稅前支付，它將保證繳費15年以上的職工在退休時獲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個人和企業共同負擔，按繳費工資的11％繳納，當職工退休時每月可得到個人賬戶基金積累額的1/120。作為第一支柱的統籌賬戶和第二支柱的個人賬戶，可合計提供58.5％的目標替代率。①
概括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從企業統籌走向社會統籌；二是從單一的現收現付制走向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相結合的統賬結合模式；三是擴大了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將非國有企業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四是適當調整了繳費率和養老金的替代率，糾正了養老保險體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順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問題，疏通勞動力流動障礙；應對人口結構不利變動對現收現付制的挑戰，削減養老保險制度的代際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
盡管已有的研究從理論上論證了多支柱模式的優越性，以及通過模擬研究②論證了我國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制轉型的現實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現行養老保險體系在運作過程中還是出現了許多預期之外的問題。
1.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巨大，部分積累制名存實亡
由于現行的部分積累制是在現收現付以及沒有任何基金積累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就要求當前工作的一代不僅要承擔上一代的養老責任，還要為自己積累養老金，由此帶來了巨大的轉型成本。
對于改革之時已經離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間經歷制度轉換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參加工作的“新人”來說，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老人老辦法，中人中辦法，新人新辦法”③進行區別對待。即已經離退休的“老人”的養老金待遇保持不變，他們的養老金用每年收繳的社會統籌基金支付；對于“中人”,新制度規定將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他們所享受的養老金待遇與他們在改革之后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的差額也由社會統籌基金支付。這樣，“老人”和“中人”的養老金來源就成為一筆“歷史債務”（即轉型成本），如國務院體改辦2000年測算的結果為67145億元（何平，2001）。[3]
現行部分積累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養老保險費的實繳數額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統籌賬戶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因此個人賬戶的基金幾乎全部被挪用來支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從而形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即個人賬戶只是一個名義賬戶。在名義賬戶下，資金的回報率是由政府規定的，而不是實際的投資回報率。這樣，從根本上看，現行養老保險體系仍然是現收現付制。
2.繳費率相當高，企業和工薪階層負擔沉重
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率（平均養老保險費與平均工資的比率）目前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從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遠遠高于世界平均繳費水平（為10%），甚至高于國際警界線（20%）。根據對OECD24個國家社會保障繳費率的統計，只有丹麥（24.55%）、意大利（29.64%）、荷蘭（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個國家的社會保障稅高于中國（孫祁祥，2001）。[4]
盡管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工資基數的方式向職工轉嫁部分社會保險費（轉嫁能否順利實現取決于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彈性），但過高的繳費率無疑將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并形成繳費企業與未繳費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而在現行制度下，企業職工除了須繳納“四金”（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失業保險金）以外，還須繳納不菲的個人所得稅。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再分配功能的資金來源和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實際上大部分來源于工薪階層。這種狀況對于培育中產階級，改善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是不利的。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高繳費率主要緣于提供了過高的社會福利，即所謂的“福利病”（同工資一樣，社會福利水平具有很強的剛性），我國的高繳費率則主要在于龐大的轉型成本——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覆蓋面、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過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理論界熱衷于探討的老齡化問題，事實上并非造成高繳費率的重要因素，而這恰恰更增加了人們對于老齡化將帶來的高贍養率的擔憂。
3.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擴大覆蓋面舉步維艱
當前企業拖欠、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情況非常嚴重，近幾年來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繳率呈逐年下降趨勢。1992年至1998年，收繳率分別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龔秀全、黃勝開，2002）。[5]截至1998年底，企業共欠繳養老保險費302億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億元，相當于當年養老金發放金額的20％。而且，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進展也乏善可陳。1999年，國務院了《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加速把非公有企業職工和外來勞動力包括到養老保險社會統籌中來。但直到2005年底，養老保險參與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間（見表1）。覆蓋面未能順利擴大，直接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到1997年底，93.9％的國有企業職工參加了養老保險，而城鎮集體企業職工的參與率為53.8％，其他所有制企業只有32.0％，事實上造成了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二是養老保險體系的負擔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從1993年到2005年，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參保職工人數上升了78.8％，而參保離退休人員則上升了168.2%，負擔率提高了50個百分點。
在現實中，企業逃避繳費的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但過高的繳費率、有效征管體制的缺失，則大大增強了企業逃避繳費的動機。從我國的國情來看，逃稅漏稅現象本來就非常普遍，更何況是以“費”的形式進行征集的養老保險基金。
從職工個人方面來看，由于當前的工薪階層不僅成為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而且現收現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和過低的投資回報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積極性，難以有效形成職工對企業繳費的監督機制。
地方政府（縣或地、市級政府）在統一養老保險制度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養老保險體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區至今仍然是實際的管理者，養老保險的省級統籌將使它們失去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顯然，在它們擁有對養老基金控制權的時候，它們有積極性向企業收取養老保險費；而在它們喪失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之后，它們的積極性將相應降低。此外，在省級統籌的運作中，省內地區之間的交叉補貼也會對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產生嚴重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盈余被拿去與其他縣（或市）分享，這個縣（或市）將不會有實現盈余的積極性；反之，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來自統籌基金的補貼，這個縣（或市）也不會設法去消減赤字。
4.其他存在的問題
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在運行中出現的其他問題還有很多，如社?；鹞茨塬@得令人滿意的收益率、省級統籌進展緩慢等。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年報為例，其歷年的投資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儲蓄利率。而自1997年國務院要求養老保險實現省級統籌以來至2000年底，真正實現省級統籌的只有5個省，17個省通過省級調劑金進行上繳下撥，8個省還沒有建立省級調劑金或者雖然名義上建立了但沒有運作（趙耀輝、徐建國，2003）。[6]過低的投資回報率大大打擊了職工對于養老保險體系的信心，甚至使個人賬戶的繳費異化為某種稅負（由于資金回報率低于其機會成本）；省級統籌難以實施，則不利于調節省內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養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風險和腐敗行為。
綜上所述，個人賬戶空賬、繳費率過高、拖欠及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是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中可以看出，它們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拮據表現為個人賬戶空賬，并產生了提高繳費率的要求；過高的繳費率又大大增強了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動機；而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行為，反過來又影響了養老保險費的順利征收，并使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難以實施；最終導致個人賬戶空賬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從而使整個養老保險體系的運作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在實踐中遭遇的嚴峻形勢所折射出的現行制度設計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過于執著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財務平衡。面對巨大轉型成本的現實，政府沒有必要拘泥于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而失信于民。事實上，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社會保障稅并不是社會保障資金的惟一來源。除少數國家(如德國)的社會保障稅能夠完全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只占社會保障支出的較大比重，個別國家（如加拿大）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占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從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資金來源（如國有資產的變現所得、稅收收入、國債籌資等）用以支付轉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養老金的替代率偏高?，F行制度設計中養老金的目標替代率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從實施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各地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過80％，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見表4）；部分地區如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東、河南等省（自治區）的養老金替代率均超過了100％，甚至出現了一些在崗還不如退休的情況。從人均產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現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養老金領取條件過于寬松。主要表現在對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政策把握和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達到減員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國27個產業部門相繼制定了1800多個特殊工種名錄，規定特殊工種職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隨著現代化科技的應用，繼續沿用這個20年前制定的標準并不完全合適。不僅如此，為了順利實現減員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還有意放松了對提前退休審批的管理，從而導致一大批產業職工提前退休，過早地加入領取養老金的隊伍。從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來看，新制度中繳費滿15年、舊制度中工齡滿10年即可領取養老金這一政策標準，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中也是相當低的。
第四，對制度實施方案的操作難度缺乏充分的估計?，F行制度設計不僅建立起了一個擁有較高目標替代率的部分積累制養老體系框架，而且還指望由當前工作的一代承擔起巨大的轉型成本，但對于企業和職工能否承受由此帶來的高繳費率以及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卻似乎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部分積累制的強制性個人賬戶客觀上也加重了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事實上并不是一種比原有的現收現付制更優的選擇。
由此可見，過于簡單、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設計，是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現行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暴露出政策設計者過于迷信理論模型的論證而缺少對現實國情的深入了解；忽視對我國政府和企業之間，以及政府上、下級之間博弈行為的考察。
三、反思與相關政策建議
如上所述，即使經過貌似嚴格的理論論證和數據模擬，一個制度的設計如果缺少了現實的可操作性，它也難免會在實施中遭到失敗。這是值得我國理論界深刻反思的?？偟膩砜矗^去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從純粹理論的層面對現收現付和基金制進行比較，或探討人口老齡化來臨的福利效應及應對措施；而在運用數學模型和數據模擬方法進行論證的過程中則多少顯得有些一廂情愿，對于從假設條件引出的結論與現實的差距缺乏客觀的分析，表現出熱衷于理論探討而疏于關注現實國情的傾向。
在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較中，學者們較傾向于認為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具有擠出效應，減少了資本的形成，從而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Feldstein，1974）；[8]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并認為從現收現付制逐步向基金制過渡乃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的擠出效應以及這種擠出效應有多大，在國內外學術界尚未得到嚴格的論證。而且，國民儲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過剩經濟的條件下，降低儲蓄率、擴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的動態無效率問題（袁志剛、宋錚，2000）。[9]對于現收現付制另一個常見的質疑是，它難以在一個不利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中得以維系。但從根本上看，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兩種養老保險體系只不過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當前的產出。在現收現付制下，退休一代憑借過去繳納養老保險費獲得分享來自當前工作一代的轉移支付的權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憑借資本所有權證獲得分享當前工作一代提供的產出的權利。兩者的物質基礎是完全一致的?？梢姡洕鲩L和充分就業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靈丹妙藥（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齡化問題上，基金制與現收現付制的區別只不過是基金制將問題拋給社會，而現收現付制則由政府承擔起責任而已。
實際上，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在實踐中各有利弊。現收現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導致企業和職工逃避繳費，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基金制則缺乏再分配功能，難以抵御通貨膨脹等缺陷，使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水平無法得到保證。從這一點來看，基金制已基本喪失了“社會保障”的功能。
老齡化趨勢對養老保險體系的考驗也是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從實際運行的情況來看，造成我國養老保險體系負擔率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齡化問題，而是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職工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下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來臨等問題。這些問題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構成的壓力，顯然遠大于老齡化問題；而老齡化問題只不過是使入不敷出的養老保險體系)上加霜罷了。
在有關養老保險的理論探討中，學者們大多借助于代際交疊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來進行分析，如對現收現付制與國民儲蓄關系的論證、人口結構變動的福利效應分析、繳費率和統籌比例的參數設定，等等。[11-12]但是，代際交疊模型的論證依賴于退休一代不留遺產的強假設，而這與現實情況是明顯不符的。在現實中，人們有種種理由在死亡時留下遺產，例如：（1）遺產動機是普遍存在的；（2）人們無法準確知道自己何時會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殘值一般會成為遺產等。在養老保險體系設計的數據模擬研究過程中，學者們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往往在模型中設定有利于自己結論的假設條件和參數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學者往往過分強調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認為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理所當然地將高于真實工資的增長率。事實上，在古典經濟模型的理想狀態下，兩者應該是一致的；而從我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時間內，真實工資的增長率高于五年期國債的實際利率（袁志剛、封進，2004)[14]，從而基金制是比現收現付制更好的制度選擇；而支持現收現付制的學者則忽視了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隱含了養老保險費能夠順利收取的假設。
綜上所述，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設計者不應無主見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國外的經驗，而應更多地對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存在意義是什么、中國的現實國情適合什么樣的制度安排，以及設計方案能否得到順利實施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認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糾正由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所導致的市場失靈；二是社會養老保險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財富在不同的收入階層和代際之間再分配；三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幫助人們克服短視行為，即所謂的“家長主義”。但從市場失靈和家長主義的觀點來看，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顯然不如醫療保險充分；特別是對于基金制來說，除了具有家長主義的含義之外，政府幾乎再沒有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而事實上這種家長主義的強制儲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沒有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情況下，人們也可能會為自己的養老積極儲蓄）。相比較而言，現收現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適合作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方式。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經濟發展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且貧富兩極分化相當嚴重，缺乏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在這種經濟條件下，面對顯而易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一個較低水平、廣泛覆蓋的養老保險體系，對于我國來說可能是更加合適的選擇。較低水平的養老金可以降低當前工作一代的負擔，有利于養老保險費的收??；而養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程度。從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首要目標理應是保障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們希望在退休以后過得更寬裕一些，他們有責任在工作時期為自己進行更多的儲蓄。
根據以上的分析，政策設計者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更為務實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業和職工的負擔。政府應更多地考慮通過減持國有股、發行國債或稅收來支付轉型成本。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應向社會保障、教育、國防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項目傾斜，逐步縮減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項目、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財政扶持、民間力量完全可以實現的投資項目，等等）。對于工薪階層的負擔，可以考慮以個人所得稅作為社會保險費的來源而取消社會保險費，或者取消個人所得稅而保留社會保險費。另外，可以考慮取消養老保險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即取消部分積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積金，⑤以進一步降低職工的負擔。
第二，建立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養老金的給付可以考慮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標替代率進行設計。養老金發放水平可參考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設定（如以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乘以一定的系數）。對于部分養老金待遇過高的“老人”和“中人”，考慮到養老金待遇的剛性，可以保持其原來的養老金發放水平不變；但如將來出現通貨膨脹，則不對養老金待遇進行調整，直到與其設定的養老金發放水平相當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權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種提前退休的標準并嚴格其審批管理；適當提高領取養老金所需的繳費年限標準。對于因下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慮將這部分人納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業保險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基礎上，鼓勵企業年金的發展以及個人為養老儲蓄。為此，必須為企業年金和個人年金提供稅收優惠政策。例如，企業購買企業年金可在稅前列支，個人購買養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繳個人所得稅（這些政策已為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所采用）。這樣不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負擔，杜絕地方政府挪用養老金和腐敗行為的發生，而且有利于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成熟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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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這個目標替代率的計算方法是：假設預期壽命為70歲，實際工資增長率等于名義利率，職工按繳費工資的11％向養老保險體系交費35年，這樣退休時個人賬戶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統籌賬戶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計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擬顯示，在2000年到2010年間，每年的轉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將下降到0.3％。轉型成本的補償可以通過稅收進行融資，這樣，支付第一支柱相當于工資20％的養老金所需交納的費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辦法”是指對已退休者繼續實行以前的退休金發放標準，退休金替代率為60％~90％，退休金計算基數為退休時的工資額；離休者離休費為離休時工資的100％?！靶氯诵罗k法”是指1997年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以后參加工作的職工，他們的退休金相當于當年職工平均工資的20％，有35年工齡的職工，目標替代率為58.5％左右?！爸腥酥修k法”是指中人的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個人賬戶上積累的個人賬戶養老金，以及將統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計算的“過渡養老金”三部分組成[月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120過渡養老金，過渡養老金=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1.0%-1.4%）×視為繳費的年限]。
④現收現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從工作一代對退休一代的轉移支付、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從短壽者向長壽者的轉移支付，以及從男性向女性的轉移支付。
⑤我國現行的住房公積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們顯然會為了購買住房而自覺地儲蓄。所以，這種強制性儲蓄幾乎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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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職稱論文范文6
關鍵詞：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改革
進行城鎮醫療保險改革，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為廣大城鎮職工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是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的重要任務，我國政府已明確提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目標，雖然改革已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從目前看仍有相當差距。
一、城鎮醫療保險取得的成效
1998年，中國開始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工作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具體表現在：醫療服務領域的供給能力全面提高；醫療服務機構的數量有了明顯的增長，技術裝備水平全面改善，醫務人員的業務素質迅速提高；建立了合理的醫療保險基金籌措機制和醫療費用制約機制,保障了職工的基本醫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促進了醫療機構改革；在城鎮中成功地建立起統籌醫療保險的基本框架，在農村中試行合作醫療模式。此外，通過所有制結構上的變動、管理體制方面的變革以及多層次的競爭，明顯地提高了醫療服務機構及有關人員的積極性，內部運轉效率有了普遍提高。衛生部在此基礎上于2008年進行新醫改試點，安徽、云南、江蘇等地有望成為首批新醫改方案試點地。
各地醫療改革取得的具體成果有：
1.各地市響應衛生部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提出“限制興建豪華醫療場所”的號召，選擇了一部分綜合公立醫院建立平價醫院或濟困病房，實行預算式全額管理，收入上繳，支出由政府核撥。自2005年下半年起，全國各地就雨后春筍般地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平價醫院”。2005年12月21日，北京首家“平價”醫院——上地醫院在海淀區樹村西街正式開診；新疆烏魯木齊市推出濟困醫院，烏市計劃在現有12家濟困醫院的基礎上，再增加12家，全疆縣以上醫院設10%的扶貧病房；長沙市第六醫院決定在其分院——長沙市公共衛生救治中心推出平價病房。
2.在城鎮醫療改革中，以城鎮醫療衛生結構與功能轉變為核心，充分挖掘、整合和利用現有資源，最大限度地改造現有醫療機構，使其為社區衛生服務。以肅州為例，肅州每年由區財政劃撥資金10萬元用于社區衛生服務，增強了醫療機構參與社區衛生服務的積極性。在農村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上，該區按照"控制總量、調整存量、優化增量、提高質量"的總體要求，在重點加強中心衛生院所和邊遠地區衛生院所建設，提高農村醫療水平，方便農村群眾就醫的同時，積極引導增量資源和存量資源向預防保健、村組及城市社區衛生薄弱環節轉移，使醫療資源得到優化組合。肅州先后制定出臺了《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動態管理辦法（試行）》等8個配套文件和社區衛生基本職責、基本工作制度17項，推行了統一標志、統一管理、統一健康檔案、統一微機管理的“四統一制度”，有力地促進了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健康有序的發展。目前，該區已建成兩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12個社區衛生服務站，社區居民檢查費用較以前降低了30％，藥價降低了10％。
3.各地市推出了具有特色的收費機制。以鎮江為例，鎮江市第二人民醫院2007年4月起在全省推出外科系統單病種限價收費，到目前為止限價病種已擴展到外科系統70個常見病、多發病，一年多來已有582名患者受益，共為病人節省費用36萬元。單病種限價受惠的不僅僅是患者，醫院也從中受益。與去年同期相比，50個單病種的工作同比增長12%，均費同比降低19%，其中一些常見病種的工作量增幅和均費降幅尤其明顯，基本實現社會滿意、患者實惠、醫院得益的三贏局面。
二、城鎮醫療保險改革仍存在的不足
1.改革中過分重視經濟增長，包括醫療衛生事業在內的社會事業發展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改革開放開始以后，傳統的醫療衛生體制特別是醫療保障體制在相當長時間內都沒有形成明確的體制調整和事業發展思路，而是被動地修修補補、維持局面。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逐步提上議事日程后，在改革的目標設定上存在明顯的偏差。更多地是服從于其他體制改革的需要，將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視為一種工具性政策，忽視了其服務于保護公眾基本健康權利目標的重要性。
2.對醫療衛生事業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認識，簡單將醫療服務機構視同于一般企業，政府放棄自己的責任，企圖通過鼓勵創收來實現醫療服務機構的自負盈虧，這就偏離了醫療衛生服務于社會的大目標。鼓勵醫療衛生機構追求經濟目標，必然損害社會和患者的利益。在醫療費用籌集與分配方面，忽視疾病風險與個人經濟能力之間的矛盾，忽視風險分擔與社會共濟，也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基本規律和要求。此外，政府將醫藥生產流通企業視同一般的生產企業，放棄了必要的監督和規制，也是一個明顯的失誤。
3.自費比例太大。中國人看病的費用大部分要自己支付，看個感冒要花幾百元，動個手術要一次性拿出幾千元甚至上萬元，這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筆很大的支出。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看病，不但窮人叫貴，連生活較為富裕的人也叫貴的主要原因。自費比重太大時，使得醫院有條件利用信息不對稱和自己的壟斷地位來收取高額費用。
三、解決我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問題的對策和方案
1.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
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不可能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醫療保障模式，必須設計多層次多樣化的保障模式來適合不同人群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需求，這是發展中國醫療保障體系的必然之路。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包括：第一層次：基本醫療保險。第二層次：補充醫療保險。第三層次：商業醫療保險。在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中，監督和管理要在政府統一領導下進行。在社會保險和政府保險模式下，政府要有一套嚴格的監管標準，包括保險覆蓋人群、保險待遇、基金管理機構的準入、基金操作規范等。對于非強制性保險，政府可以不直接干預保險計劃的運行，但必須對其進行引導和監管。政府應主要是通過稅收政策、市場準入制度、產品審核等手段對非強制性保險進行引導和監管。
2.建立新機制保證醫療衛生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方式多樣化、資金來源多渠道、項目建設市場化，鼓勵社會資金進入醫療領域，不但可增加醫療資源供給，更重要的是加快醫療領域競爭機制的建立，有利于打破公立醫療機構一統天下的壟斷格局。
3.恢復醫院的公益性。應該調整公立醫療機構投入政策，公立非營利醫療機構是保證群眾基本醫療需求的主體，應由政府承擔責任，同時，實行醫療機構的收入上繳，其建設發展及運行費用由政府核定撥付，并實行嚴格的價格管理。建立“公立醫院管理制度”，強化公立醫院的公共服務職能，糾正片面追求經濟收益的傾向，實行“政事分開”和“管辦分開”以及“醫藥分開”?！罢路珠_”和“管辦分開”意在強化政府對醫療機構的監管，“醫藥分開”的實質是改變醫院“以藥補醫”的狀況，逐步取消藥品加成政策，政府財政對醫院給予相應經費補貼，并實行藥品收支兩條線管理，切斷藥品收入與醫院的經濟聯系。
4.加強城鎮醫療保險的宣傳和監督。治理認識偏差，讓廣大職工從被保護的救濟對象轉變為積極的社會保障參與者，使“基本保障人人有責、量入為出逐步積累、效益優先維護公平、社會服務公眾監督”等醫保理念深入人心。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必須動用社會輿論以及行政監察手段進行有效的監督。對于長期抵制醫保工作、拒繳醫保費用的單位和個人，應當追究其責任、給予必要的行政處分。建立一套科學的醫療保障評價系統，對參保情況、基金的收繳、管理和使用、醫療機構的服務和醫藥市場公平性、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醫療保險基金的使用效率、健康改善與醫療保障的關系確定一套全面科學的評價指標。
筆者通過分析我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解決策略。認為必須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使醫療衛生投資主體多元化，恢復醫院的公益性，建立全民的基層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加強醫療保險的宣傳和監督，才能積極穩妥地解決我國城鎮職工醫療改革中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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