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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1
靠發育勞動力市場增加就業
目前，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唯一可能出路是加快勞動力市場的發育。
隨著50年代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格局確定下來，一系列相關的制度安排把資本和勞動力的配置，按照地域、產業、所有制等分類人為地畫地為牢，計劃之外的生產要素流動成為不合法的現象。其中把城鄉人口和勞動力分隔開的戶籍制度，以及與其配套的城市勞動就業制度、基本消費品供應的票證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體制等，嚴重地阻礙了勞動力這種生產要素在部門間、地域間和所有制之間的流動。
在80年代改革以前，我國不存在勞動力市場。原因有兩個方面：首先，城鄉之間勞動力配置的分割，即統購統銷政策、制度和戶籍制度這一傳統體制的三套馬車，把城鄉勞動力人為地分割開，城鄉之間的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幾乎從不發生。在這期間，中國的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化的速度雖然較快，但沒有以相應的速度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第二個原因是城市就業的剛性特征。為了保持社會穩定，城市居民的就業在傳統體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勞動部門或人事部門按照整體經濟計劃和資源配置優先順序安排就業和崗位。一旦這種就業被安置妥當，一個職工幾乎就不再有機會改變就業單位，也沒有被解雇和失業之慮。因此，尋求就業者并不面對一個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只需要具有城市戶口，就會自然而然的得到就業安置。
為此，改革以前的城市就業機制有兩個特點：第一，就業者面對的機會是均等的，就業的過程大同小異，因而勞動力配置在城市內部是一個一元化的過程；第二，這種就業機會是絕對排他性的，即只要一個人沒有本地的戶口，無論其人力資本如何，無論企業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計劃安排之內，雇傭關系就不會發生。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城鄉勞動力市場應該說有所發育。農村實行家庭承包制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經歷了離土不離鄉的階段之后，開始大規模地向城市部門轉移。由于戶籍制度尚未徹底改革，這些勞動力形成了一種流動人口。據估計，這種流動中的勞動力的人數大約在7000萬左右。經過了大約20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增長、結構變化以及城鄉勞動力市場發育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具體來說產生了三種效果。
第一，居住在農村的勞動力不再局限于從事農業勞動，而其就業已經廣泛地分布在城鄉各種行業中。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超過20%的農村勞動力已經轉移出農業，在工業、建筑業和第三產業等部門就業，其中超過一半轉移到本鄉以外。按照這個比例，目前農村勞動力的行業和地域分布大致是：農村勞動力總數約5億人，大約1億人轉移到非農產業，其中約7000萬人轉移到本鄉以外包括城鎮地區的非農產業就業。雖然根據我國經濟結構轉變的要求，這種農村勞動力轉移仍然是不充分的，但與改革以前的情況相比，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第二，城市職工現在不僅不再享受傳統就業體制的"鐵飯碗"，而且面臨著與外地勞動力的競爭。國有企業勞動制度的第一輪改革開始于1987年。當時針對的是固定工的雇用政策改革，第一次動搖了存在了幾十年的終身雇用制度，即"鐵飯碗"。同時，從80年代后期開始，農村勞動力中的一部分轉移到城市，參與了城市就業機會的競爭。雖然這些外地勞動力大多從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潛在的工作競爭畢竟已經出現，勞動力市場開始發揮其職能。
第三，國有經濟不再是勞動者就業的唯一渠道，國有經濟吸納勞動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需求越來越大，吸收了大量城市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者和農村轉移勞動力。而隨著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趨于下降，其就業比重也相應下降。例如，在1978~2000年期間，國有企業雇用勞動力比重從占城市全部就業的78.4%下降到38.1%；城市集體經濟就業比重從21.6%下降到7.0%；其他城鎮非國有經濟的就業比重則從無到有，2000年達到54.9%。正是在國有經濟和傳統集體經濟就業比重下降這個背景之下，城鄉勞動力市場開始形成。
政府還要發揮積極作用
當前，要想真正發揮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功能，必須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解決失業問題，歸根結底需要依靠社會總需求的擴大，而農村市場的開拓，對于啟動總需求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目前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的7成左右，而其實現的社會零售商品總額卻不到一半。原因沒有別的，只因為農民收入水平提高緩慢，導致農民這一龐大消費群體的需求嚴重不足。而且，農民收入中相當大一部分來自于外出打工收入，一旦這個收入來源被斷流，我們不難預期我國的消費總需求的進一步萎縮。
第二，解決失業問題，還要靠勞動力市場本身的調節功能。我們需要問一問，在城市存在失業現象的情況下，為什么外地勞動力反而比本地職工更具有競爭力？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外地勞動力愿意接受相對低的工資，而符合雇主降低勞動成本的意愿?？咳藶榈谋Ｗo，無異于提高了勞動力價格。如果與增加勞動相比，提高企業的資本構成更為合算，誰又能阻擋得住企業家這樣做？結果是事與愿違，勞動力市場上的總需求反而因就業保護而降低了。
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2
關鍵詞：中國 經濟增長 通貨膨脹 貨幣需求 變動
一、我國經濟增長的現狀及我國貨幣數量的主要特征
近幾年來，我國經融市場采取了宏觀調控的形式，使得中國的經濟呈現平穩增長的趨勢。國家相關部門對經濟增長進行了調查分析，調查發現我國在1991年到2008年這十幾年間，全國的經濟增長速率達到了10.3%，這個數字顯示了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之快，并且一直保持平穩、高速發展的趨勢。與此同時，我國的年通貨膨脹率在不斷下降，這就意味著我國的物價在逐漸趨向于穩定，商品的價值沒有持續上漲，公民的消費水平的相對合理。2008年以后，國家的經濟增長速率雖達不到10.3%，但一直處于持續增長的狀態，國家經濟的增長速率逐漸降低，國家經濟一直保持平穩增長的狀態。我國的經濟增長和貨幣需求量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聯系，二者之間相互影響并相互制約著。我國貨幣數量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幾點：
1.貨幣增長率偏高，并且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2.貨幣流動性呈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的開放和居民收入的增加，造成貨幣需求上升，同時，大部分居民通過定期存款形式增加收入，可供居民投資的金融資產數量少。
3.貨幣化指標快速上升，居民的投資消費過程中很少使用貨幣進行交易。
二、我國經濟增長引起的貨幣需求變動
我國經濟的增長對我國貨幣的需求量具有很大的影響，近幾年來，我國經濟一直處于持續增長的狀態，長期的經濟增長不僅會使得貨幣的需求量增大，而且會引起物價上漲，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給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一定的壓力。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經濟增長和貨幣需求之間具有非常密切的聯系，為了有效實現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提高其增長速率，必須嚴格控制好貨幣需求量的增長速度，以免因為經濟增長造成貨幣增長過剩，同時還要對物價上漲的幅度進行調控，避免因物價上漲造成的經濟發展紊亂。
為有效控制好因國家經濟增長引起的貨幣需求變動過大的問題，國家和政府部門應該對市場經濟實行嚴格的宏觀調控，在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合理的控制好經濟的增長的速度，有效防止由于控制不合理造成的經濟過冷或過熱現象的產生，合理的經濟增速必須保持在一定的范圍內?？v觀我國經濟發展的歷程，我們可以知道，國家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會造成國家貨幣需求量日益增大，于是會出現貨幣化現象。長期以來國家貨幣化水平的高低成為衡量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最主要的標志之一，貨幣需求量的變動成為衡量貨幣化水平的準則，金融體系和貨幣的作用范圍是由貨幣化程度來決定的，貨幣化程度越高，表明國家的貨幣流通的地域面積越廣，其作用范圍也與強大，貨幣在國家經融市場上所具有的推動力、滲透力和調節功能也越強大。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農業的不斷發展，國家的經濟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的貨幣需求量也在增大，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的提升成為中國金融業發展最顯著的成果之一，對國家的金融市場的發展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將其同國際金融水平相比，中國經濟增長造成的貨幣需求量增大的程度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甚至超過發達國家，這對中國經濟的增長也具有很大的影響。
對國家金融體制進行分析可以知道，國家經濟貨幣化測度指標反映的僅僅是貨幣廣化信息，即貨幣的流通覆蓋面積，并不代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貨幣的流通數量或需求量，無法對貨幣的需求量進行詳細的深度的描述。貨幣在當今社會作為一種非常普遍的流通手段，在一定時期內，其需求量主要有商品價格和貨幣流通速度來決定，即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是決定我國貨幣需求量的主要因素。根據經濟學知識可知，我國的貨幣需求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名義貨幣需求量，另一種是實際貨幣需求量，前者是按照當前的物價來計量的，后者則是根據實際的商品和相關的勞務來計量的，實際的貨幣需求量就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中國近幾年經濟水平的提高不僅包括國民經濟的增長，還包括由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組成的經濟結構的有效革新，在經濟流通的過程中，我國的護臂需求量也會增加，貨幣的需求量直接由流通中的商品數量來決定。在國家產業生產的過程中，貨幣對我國的物價、投資、儲藏、國民收入都具有很大的影響，此時，貨幣具有儲藏和交易的作用，國家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國家經濟的增長，同時增加了國家的貨幣需求量。在我國經濟增長的同時，公民的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商品的需求量也在大大增加，在商品的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必將導致物價上漲情況的發生，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最終導致消費者個人的貨幣需求量增加，從而間接導致全國貨幣需求量的變動。
參考文獻：
[1]范愛軍，周京.山東省FDI與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J].科技信息.2009（03）
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3
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內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技術內生化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長一段時期，國際貿易理論對于技術和技術進步的處理遠落后于現實世界經濟的發展。隨著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推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擴散在決定世界貿易模式的變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令人吃驚的是，很少有人把技術進步引入到國際貿易理論中去(克魯格曼，1990)。國際貿易理論對于技術因素的忽略或不恰當處理不僅導致正統理論對于貿易利益的解釋偏于狹隘，即使對于正統理論本身也產生了不少的爭議與誤讀。因此，系統梳理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發展過程中角色演變的軌跡，是正確認識和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趨勢的重要前提。一定意義上講，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恰恰是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內生化的過程。由此，筆者將系統分析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發展中角色演變的過程，將貿易理論應用于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
二、古典貿易理論中的技術
國際貿易理論作為經濟學最古老的研究領域之一，它從一開始就把貿易問題與增長問題研究相結合，從技術差異的角度回答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分析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對一國財富創造的影響，這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研究的基點，也代表著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起點。古典貿易理論對于貿易動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較成本理論來概括，雖然眾多古典經濟學家對其完善與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斯密和李嘉圖是該理論的主要構建者。
多數古典經濟學家都意識到對外貿易對國內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他們中的許多人還考察了技術變化對比較優勢模式、貿易條件、貿易量變動的影響，并論及貿易對增長的影響。Bloomfield(1978)認為Torrens等人較早就注意到技術在國際間傳播的事實，Mill甚至明確分析了技術變化的貿易條件效應，Longfield等人則指出了技術變化導致比較優勢變化的情況，甚至技術差距理論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經濟學家討論了一般技術變化的不同側面，對于貿易與增長關系的論述零散地分布在他們著作的不同角落，雖然這些不同的觀點很少系統地發展起來并結合進古典貿易理論的主體，但是古典經濟學家對于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興趣要比一般貿易理論家認為的要高得多。
古典經濟學家對于技術的理解與現代經濟學有著巨大的差異，技術的內涵相對較為狹窄，一般是與勞動者的具體的技能或者機器的性能相聯系，技術進步主要表現為通過勞動者技藝的改善或機器的改良促進勞動者生產率的提高。雖然多數古典經濟學家都注意并論及了技術在貿易發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貿易理論在發展進程中對于技術進步的處理上卻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這主要發生在李嘉圖和斯密之間。在斯密看來，勞動分工是技術進步的主要內容，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動因在于勞動分工的發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進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能力的增加，技術進步成為內生于勞動分工的副產品。狹隘的國內市場會限制分工的發展，阻礙財富生產的增加，對外貿易會通過擴大市場促進分工的發展，導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會對一國比較成本和貿易模式產生正向影響。因此在斯密的貿易理論模型中，技術進步內生于分工的發展，并且成為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機制。李嘉圖在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解釋國際貿易動因的比較優勢成本理論，但卻未對斯密的分工理論給予重視，而把產生比較優勢的基礎歸于自然條件與外生的技術差異。雖然李嘉圖也注意到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問題，并且多次提到技術進步對于一國貿易模式變動的影響，但是技術在李嘉圖模型中純粹被視作一個外生變量對待。雖然穆勒在對李嘉圖比較成本模型進行形式化表述的過程中，重新注意到對外貿易通過市場擴大效應對于深化分工進而對技術進步的影響，但是穆勒之后的貿易理論家越來越傾向于資源給定情況下的靜態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對比較成本理論進行了標準的教科書式闡釋之后，技術因素徹底被當作比較優勢理論模型中的外生變量看待，雖然國際貿易靜態的資源配置效應的分析仍然能夠推出自由貿易政策的結論，但是比較成本理論南此受到缺少動態分析的批評。
古典貿易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期，但是對于技術本身仍缺少一個嚴格的界定，技術因素在經濟發展或者說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沒有獨立出來進行系統的分析，這使古典貿易理論家在貿易動因的分析中，缺乏對技術的系統論述，導致技術在比較成本理論的標準化表述中，蛻變為純粹的外生變量，但是古典經濟學家對于技術在貿易與經濟發展中作用的認識，是經濟學和貿易理論發展過程中不容忽視的事實。
三、技術在新古典貿易理論中的迷失
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并未嚴格遵循技術研究的路徑向前推進，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貿易模型產生，由此開創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古典發展階段。H-O模型對國際貿易動因的分析放棄了古典貿易理論中技術差異因素的考慮，而以國家間生產方式即技術相同為基礎，研究生產要素稟賦差異對一國生產和貿易模式的影響。新古典貿易理論學家把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國家要素稟賦構成與國際貿易模式的關系上，并關注自由貿易在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效應的功能。H-O模型的4個核心理論以一般均衡分析為基礎，它在把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一般化的同時，從理論上論證了國家間以要素稟賦為基礎進行專業化分工和自由貿易，會使資源的配置實現單個國家和整個世界范圍的最優化，這為自由貿易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但是H-0模型對于國際貿易利益的分析僅限于貿易的靜態水平效應，而古典經濟學側重于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傳統在新古典理論中完全消失了，貿易可能提供的動態潛能被邊際主義所忽略，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對貿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所以連Kemp本人也認為他們的研究忽略了貿易對于技術知識狀態和積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時期，貿易理論和增長理論是經濟學兩個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時期，貿易和增長成為兩個彼此獨立的研究領域，新古典貿易
理論忽略貿易增長效應的研究，貿易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很長時期內退出了國際貿易理論家的視野，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學者們的研究興趣。而Baldwin(1984)通過對一些實證研究的綜合分析發現，發達國家得自貿易自由化的靜態損益是相當小的，而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動態收益則相對要大得多，H-0模型對于貿易利益的分析僅限于國際貿易的靜態水平效應則明顯過于狹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異作為比較優勢的來源，忽略了國家間技術差異可能產生的影響。如果考慮技術差異的影響，H-O模型中要素稟賦導致的比較優勢可能會發生逆轉，自由貿易所引起的要素價格均等化也會消失。新古典貿易理論對于貿易動因和貿易影響的研究沒有遵循古典貿易理論技術研究的思路向前推進，在邊際主義和一般均衡理論思想的影響下，它忽略技術在解釋貿易模式和貿易效應中的作用，以生產要素稟賦差異作為研究國際貿易的動因，貿易利益的研究徹底蛻變到資源配置水平效應的分析，貿易通過技術對于經濟增長影響的機制也由此中斷，經濟增長似乎成為資源最優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結果，但實質上這是把經濟增長問題排除在貿易理論研究的范疇之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H-O模型對于貿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術因素的影響，導致技術因素在貿易理論研究中的迷失，這代表著從早期李嘉圖傳統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術在貿易理論發展中的回歸
要素稟賦理論在誕生后的30多年內主導了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成為解釋國際貿易模式的基礎性理論，但是不斷涌現的國際經濟新現象使貿易理論家逐漸意識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紀中期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誕生及對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深入使貿易理論家無法對經濟增長的事實視而不見，經濟增長的貿易條件效應開始引起學者的興趣，技術重新回歸至貿易理論模型研究當中，外生的技術進步在決定和影響貿易模型及其變動中的作用受到重視。
二戰后，國際貿易中新產品種類不斷增加，發達國家之間制造業產品在國際貿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術在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傳遞異常迅速，并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產生了重要影響；以拉美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民族經濟的獨立，擺脫舊的分工貿易體系的束縛，質疑自由貿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試行進口替代貿易發展戰略，這使貿易理論家必須正視貿易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H-O模型對此解釋乏力，因此，技術因素重新回歸至貿易理論家的研究視野，作為重要變量以加強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
20世紀中期經濟增長理論在經濟學中開始復興，這使貿易理論的發展更加關注經濟增長問題，貿易理論家對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當時貿易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中居于主導地位的要素稟賦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的影響，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單向地考察了經濟增長的貿易條件效應及對貿易國的福利影響，而沒有研究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以及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新古典增長理論對于外生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貢獻的開創性研究雖然使貿易理論開始關注技術因素對貿易模式和效應變動的影響，但這也僅限于外生技術進步對貿易條件變動的考察，著眼于對貿易國外生經濟增長的比較靜態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卻不能對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做出解釋，也無法直接用技術的變動對現實的國際貿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說明。隨著國際市場上新產品種類的不斷增加，技術的革新變化顯然比技術差異更加重要，構成了除要素稟賦之外國際貿易的重要基礎，這誘使貿易理論家開始從單純的技術變化探究國際貿易的動因和貿易模式的變化，從而產生了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從技術創新和技術國際傳播的角度解釋了新產品貿易的產生以及國際貿易模式的動態變動，并對要素稟賦相似發達國家間貿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論說明。新產品在從開發到生產再到銷售的過程中，各環節投入的性質各不相同，其相對重要性隨時間的推移不斷變化，各個國家在特定投入環節上的相對優勢差異顯著，因此在產品發展的各個階段，各國的貿易模式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通過把技術創新、技術傳播引入到貿易理論研究的視域，實現了對國際貿易模式的動態分析，并為技術在貿易理論中的內生化發展奠定了基礎。雖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識到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內生性，卻把技術進步的原因歸于外生的國家間市場特征的差異，因而沒有把技術進步內生到貿易理論中來，但將技術引進貿易模型本身就是一個創新(克魯格曼，1990)。
技術進入貿易模型表明貿易理論的發展更加關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現實，雖然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處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視作一種外生現象，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也還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對技術進步的關注至少標志著貿易理論的發展在朝著正確的方向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術在新貿易理論中的內生化
技術和技術進步對于貿易模式和貿易利益的影響雖然自斯密以來就開始進入貿易理論家的視野，但卻遲遲沒有被結合到正統的貿易理論模型當中，主要由理論和技術兩方面的原因造成。從理論發展來看。以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為核心的傳統貿易理論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排除了技術進步分析的可能，因為完全競爭的企業同質分析，意味著單個企業的技術創新會在所有企業間迅速無成本擴散，成為所有企業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現實的企業創新要通過市場壟斷彌補前期技術開發的投資成本，這會產生動態規模經濟，導致不完全競爭，因此傳統貿易理論框架內技術變動與一般均衡的靜態配置效應分析無法兼容。從技術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壟斷競爭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貿易理論領域缺少一個處理遞增收益和產品差異的有效分析工具，雖然張伯倫依賴于語言文字說明和幾何推理的壟斷競爭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則性框架，但未對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引入產生實質性影響。因此，技術在貿易理論模型中內生化的突破性進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貿易理論基礎之上的。
20世紀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貿易理論的興起，開始突破傳統貿易理論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以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為基礎研究國際貿易的動因和影響，這為技術進步引起的報酬遞增提供了一個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內生技術進步成為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理，這使貿易理論與現實經濟分析的結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國家間動態貿易模式及福利變動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論基礎。Krugman等人的新貿易理論對貿易動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靜態規模經濟之上的，沒有研究動態規模經濟
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因此對貿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體現為靜態貿易利益，沒有考察國際貿易的動態經濟增長效應。Krugman(1979)較早意識到新貿易理論的這一不足，因此開始嘗試把技術引進到貿易理論模型中研究動態規模經濟的貿易效應，以此作為對新貿易理論的重要補充。
Krugman利用新貿易理論的技術，在產品周期理論和技術差距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了技術創新對于國際貿易的動態影響以及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通過對這兩個模型的擴展，貿易理論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術引入到貿易模型當中，但是在這兩個擴展的模型中，技術創新和技術傳播都是外生的，這雖然可以考察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的貿易效應，但是無法對它們產生的原因做出解釋。新增長理論對內生技術創新和國際貿易的關注對克魯格曼產生了重要啟示，使其認識到把內生技術創新引入到新貿易理論模型的重要性，從而促使其構建了一個把技術和貿易的分析與新貿易理論相聯系的簡單內生技術創新模型(克魯格曼，1990)。在這個模型中，企業為獲得壟斷利潤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相似國家間即使不存在靜態規模經濟，技術創新所產生的動態遞增收益和技術外部性，也會使開放經濟獲得高于封閉情況下的經濟增長，這在貿易理論中首次把貿易通過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相聯系。
20世紀80年代后期內生增長理論研究的突破性進展極大地拓展了國際貿易研究的領域，推動了貿易理論的快速發展，內生增長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在發展中的融合成為經濟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趨勢(Grossman et al，1991)，國際貿易理論研究開始超越靜態貿易利益的解釋范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成為重要的研究內容。技術是貿易和增長相聯系的重要紐帶，是解釋動態貿易模式發展的理論切入點，技術進步內生化不僅成為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成為新貿易理論研究開放條件下增長問題的一個重要支點。開放條件下的內生創新理論在把貿易和經濟增長相聯系的過程中實現了對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的內生化分析，逐漸發展成為新貿易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內生創新理論把技術創新(包括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和技術擴散(模仿)視作理性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經濟活動的結果，技術發達國家以產品創新或過程創新為目的，投入一定的資源進行研究和開發，技術落后國家根據自身的優勢對先發國家的產品和技術進行模仿，兩種類型國家分別獲得在不同產品上的比較優勢，內生技術能力的差別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基礎，國家間貿易模式在技術創新和技術模仿的過程中將發生動態的變化。內生創新理論對國際貿易中技術創新和技術傳播的內生分析，為后發國家通過研發補貼等政策提升本國技術進步速度提供了很強的理論支持。
進入21世紀，貿易理論的發展進一步向前推進，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是貿易理論發展的最新成果，它不僅使行業的生產率在貿易模型中實現了內生，而且為企業角度研究創新、增長和貿易模式的決定與變動提供了一個微觀理論基礎，成為研究眾多現實國際經濟現象的重要框架，使貿易理論的發展更加貼近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Melitz(2003)生產率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如同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揭開了企業層面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的序曲，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新階段。Melitz模型分析了國際貿易對行業內不同生產率企業間資源配置效應的影響，整個行業的生產率內生于個體企業的出口經濟活動。貿易開放度的增加或貿易成本的下降會使產業內高生產率企業進入出口市場，使低生產率企業退出出口市場，同時，產業內資源由低生產率企業流向高生產率企業，高生產率企業的市場份額和利潤增加，即使單個企業生產率不變，整個產業的生產率增長效應也會帶來整體經濟的福利增加。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發展為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具有很強包容性的微觀基礎框架，使得行業的平均生產率在貿易模型中實現了內生，為企業異質性條件下貿易品種類、產品創新、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等問題研究提供了一個有效分析模型。
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4
關鍵詞：技術進步；經濟增長；貢獻率
中圖分類號：F22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碼：1003-2738（2012）06-0163-01
前言：狹義上的技術進步具體表現為對舊設備的改造和采用新設備改進舊工藝，采用新工藝使用新的原材料和能源，對原有產品進行改進研究開發新產品，提高工人的勞動技能等。從廣義上講，技術進步是指技術所涵蓋的各種形式知識的積累與改進。經濟增長是指一國經濟總量與能力的增加和擴張，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近些年來，新疆在西部大開發戰略等國家宏觀政策的調控下，充分利用自然、勞動等資源優勢，較快實現了經濟起步和增長。本文從定量角度對資本、勞動、技術進步對新疆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進行分析。
一、理論結構
（一）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由美國數學家Charles Cobb和經濟學家Paul Douglas提出，假定技術進步為Hicks中性，并以一個固定指數比率增長，那么在兩種投入要素下，用于估算的C-D生產函數形式為:Yt=A0eλtKtaLtβeu，其中A0表示初始技術水平，λ表示技術進步比率，K為資本要素投入量，L為勞動要素投入量，α為資本產出彈性，β為勞動產出彈性，α，β均為待估參數。假定規模報酬不變，即α+β=1，則有0≤α≤1，0≤β≤1。對上式進行轉換得:Ln(Yt/Lt)=LnA0+λt+aLn(Kt/Lt)+u根據表1的數據，應用最小二乘方法估計出上式中α、β值。
（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目前經濟增長要素分析中最常用的仍然是索羅模型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他模型。1957年由Solow提出用總量生產函數度量技術進步的總量增長方程，認為產出量的增長是由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增長的共同貢獻的結果。
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反映在一定時期內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用下式定義:λ=y-αk-βl (1) 其中:α為資本產出彈性，β為勞動產出彈性；y為產出增長率，k為資本投入增長率，l為勞動投入增長率；λ為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是指剔除由于增加資本投入、增加勞動投入因素之外的其余因素部分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
二、技術進步對新疆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測算
（一）數據的收集與整理。
本文涉及的數據主要有總產出、資本存量和勞動力數量。本文使用國內生產總值(Y)代表總產出；資本(K)投入是指當年資本的總存量，本文用歷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來代替；勞動(L)投入是指在生產過程中實際投入的勞動量，要考慮勞動人數、勞動時間、勞動質量等因素，但由于數據缺乏，本文采用歷年年末從業人員數量來代替。
（二）參數估計和檢驗。
將上表數據進行整理，運行Eviews6.0軟件包，輸入C-D生產函數線性轉化模型，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計結果為: Ln(Y/L) = 1.355 + 0.224 + 0.653Ln(K/L)
從而可得：K/L較高，R2 =0.98，呈高度正相關，模型的擬合效果很好；F值和DW值較大，在5%的置信區間內，模型的各項檢驗均獲通過，參數估計是顯著的；資本產出彈性α=0.653，勞動產出彈性β=1-0.653=0.347，在其他要素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存量、勞動投入每增長1個百分之一，將分別帶來新疆經濟增長0.653、0.347個百分點。資本的產出彈性要比勞動的產出彈性高，說明新疆經濟增長對資本投入增長的敏感度要遠高于對勞動增長的敏感度。
（三）技術進步貢獻率計算。
由表1數據可計算出2001-2010年間新疆國內生產總值、年投資完成額、年末從業人員平均增長速度為:y=15.02%，k=19.2%，l=2.79%。將α和β的值帶入(1)式得新疆經濟平均技術進步率為:γ=1.51%，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 EA=γ/y×100%=10.03%，資本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EK=aK/y×100%=83.49%，勞動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El=βl/y×100%=6.48%。
三、結論分析
(1)α值較高，達到0.653，這說明資本投入是該區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
(2)β值為0.347低于資本的產出彈性，這是由于新疆勞動力資源較豐富，但勞動力素質普遍不高，影響經濟的增長。
(3)GDP的增長速度為15.02%，平均技術進步率(γ值)為1.51%，而資本投入平均年增長率為19.2%，勞動投入平均年增長率為2.79%，說明該區技術發展水平較低。
(4)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0.03%，而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83.49%和6.48%，說明近些年來新疆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大量資本投入實現的。
四、政策建議
一方面，要提倡以創新為核心的技術進步，繼續加大研究與開發的投入。2010年新疆GDP為5437.47億元，R&D經費投入總額約為26.7億元，R&D經費投入強度為0.49%，遠低于內地等經濟發達地區。新疆不僅需要引入先進技術，投入大量資金和勞動力，還需要通過創新培育核心競爭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新疆應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人力資本的素質。近年來新疆在科技人員的投入方面還是有所進步的，但仍然遠遠落后于發達地區，為加快新疆經濟的增長必須加強對科教的投入，提高全區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有助于新疆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杜江.計量經濟學及其應用[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0.3.
[2]張明祥，郭民生.技術進步對河南省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實證分析[J].經濟理論研究.
[3]李曉寧. 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效率研究：1978-2010[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2年4月第29卷第7期.
[4]蔡玲玲，羅燕婷.技術進步對安徽省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實證分析[J].安徽科技交流與探討.2006，(1).
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5
以計算機技術、信息通信技術和網絡技術為代表的現代電子信息技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由信息技術推動的電子信息產業已經發展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導和重要推動力量，并成為21世紀信息社會的重要物質基礎。[1]電子信息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以其滲透力和帶動性強，發展速度快以及增長潛力大等特點，在全球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科技創新中，對國民經濟和社會進步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明確該產業發展的內涵并系統歸納總結產業發展的推動理論，對支撐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要素進行組織，從而為電子信息產業發展指明動力機制以促進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問題就顯得尤為必要。
2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及其衡量指標
2.1相關概念界定
產業是在社會分工的基礎產生的，是指在產品和勞務的生產和經營上具有某些相同特征（使用相同原材料、相同工藝技術或生產相同用途產品等）的企業或單位及其活動的集合[2]。主要是從技術特性、產品特征和具有一定產業規模的角度來界定[3]。電子信息產業作為信息產業的一部分，是由原來的第二、三產業中有關電子信息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信及服務業等部分組成。電子信息產業是電子信息技術與設備制造以及利用電子信息技術與設備進行加工處理、傳遞與服務的企業或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的集合體[4]。
2.2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衡量指標
電子信息產業發展是一個需要在時間域和空間域內進行比較的量，既要反映產業數量指標變化，又要反映產業結構變化。衡量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指標內容主要從產業運行狀況和投入產出對比兩方面來反映和體現。指標形式既要有定量指標，又要有定性指標；既要有絕對指標，又要有相對指標；既要有時期指標，又要有時點指標；既要有靜態指標，又要有動態指標，既要有單項指標，也要有綜合指標。
3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支撐理論（“技術-產業發展”理論）
關于產業發展問題的專門研究很少，長期以來的研究都把產業發展問題和經濟增長問題聯系在一起。亞當•斯密指出經濟增長的動力在于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梢钥闯?，這些都是生產函數的自變量，是從供給角度進行研究的。隨著以“需求決定論”為支撐點的凱恩斯理論的創建，才從研究資源的有效配置轉向經濟增長本身。以哈羅德-多馬模型為開端，需求變動對經濟的影響開始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3]。
3.1“技術-產業發展”理論
熊彼特研究了科學技術對生產發展的促進作用，發展了前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捷夫的大循環理論。他認為科學技術形成的創新———生產手段的新結合是一種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其作用機制是技術革新波動引發投資波動，進而引起經濟增長周期波動。休謨克拉在闡述科學技術與經濟的關系時，明確地認為是由于經濟發展的需求才促進科學技術發展，即“需求拉動”理論；而門施在闡述科學技術和經濟的關系時，則明確指出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才推動經濟的繁榮，即“技術推動”理論。把科學技術和經濟的關系移植到技術和產業這一系統當中去，上述理論也是適用的。對電子信息產業來說，主要方面還是技術主導并支撐著產業的形成和發展[5]。產業發展是一個從低級向高級演進，具有內在邏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過程。發展經濟學研究表明，產業發展是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動而向前發展的。產業結構變動意味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從而帶動經濟增長。特別是以技術創新為顯著特征的技術進步的不斷發展而引發的信息革命及其掀起的世界范圍內的信息化浪潮大大推動和促進了產業的發展和變革。
3.2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機制與途徑
經濟機制是指經濟機體內部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規律實現形式、運作方式所起的作用[3]。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必須以市場為基礎，輔以政府調控和管理。因為市場機制能夠通過價格、供求和競爭的作用，把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產業中去。電子信息產業是電子信息企業的集合。因此，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首先應以產業內部企業的發展為基礎，以企業的發展推動產業的發展。同時，產業發展需要進行合理的產業組織并構建相關的政策支持和相關產業支撐系統等。
4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要素組織
任何關于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理論都自然提及研究對象發展所需的基本要素和要素關系，通過強化核心要素以及合理進行要素組織構建產業發展的內在驅動力，最終目的和落腳點是推動和促進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
4.1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基本要素
依托產業發展理論及通過調查歸納、提煉出來的產業發展的基本要素有：人、技術（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創新、產品/服務、基礎設施、產業現有基礎（產業發展的初值、原有產業結構對產業發展的慣性）、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制約、相關產業支持、市場（需求）、外部競爭環境（分工中所處的地位）以及制度層面支持（戰略指導思想、產業組織、政策支撐和制度特征和制度演進軌跡等）。其中，核心要素是技術因素。
4.2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要素組織（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理論模型）
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要素組織是如何把影響產業發展的各種要素進行有機結合，確定它們之間在數量上是否匹配、在結構上能否適應以促進產業發展的過程。
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6
土地財政是指以地方政府為主體、高度依賴其行政區內土地資源所進行的財政收入（土地租、稅、費及抵押融資）與支出活動及利益分配關系，其中土地出讓金是土地財政的主體[1，2]。土地財政自形成以來已介入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環節，尤其是對城鎮化發展及經濟增長起到重要的支撐與推動作用，與此同時也產生了諸多弊端。國內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土地財政的形成動因、正負功效及改革轉型等方面，取得了大量具有重要價值的學術成果。
一、土地財政形成驅動因素
1.分稅財政體制是直接經濟驅動因素。國家1994年推行以分稅制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財政分權，目的在于提高中央財政在國家財政總收入中的比例，但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公共支出卻逐層發包下放，形成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為彌補財力缺口，地方政府作為土地一級市場壟斷供給者，普遍采用土地收儲和批租的預算外融資策略支撐公共建設[3]。王根賢、唐鵬認為分稅制改革后土地出讓金及房地產業、建筑業的營業稅是地方政府可以獨享的，并成為地方政府解決財政資金不足的“有效”策略，且地方政府存在推高土地出讓收入和房價的經濟激勵[4，5]。郭貫成認為財政分權造成地方財政赤字擴大化，驅動地方政府通過預算外的土地性收入實現財政增收，并且采用省際面板數據驗證了財政分權、地方財政赤字對土地財政的驅動作用[6]。
2.政績考核體系及晉升激勵是政治驅動因素。李勇剛研究證實政治晉升激勵是導致土地財政規模持續擴大和經濟增長的制度性因素，土地財政作為連結地方官員晉升與經濟增長的中間變量，強化了官員晉升行為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7]。唐鵬闡述為中央政府設立“GDP 標桿”與開展晉升競標賽成功激發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由此各級政府表現為“競爭性政府”，而土地財政為地方政府參與競爭提供關鍵的支撐力量[8]。
3.土（農）地產權及征收補償流轉制度是保障因素。陳國富指出“土地產權、征地、補償、批租”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農地征收中存在財政幻覺，助長擴大“征地、批租”規模動力[9]。郭貫成指出城鄉二元土地市場結構缺陷、土地行政管理體制弊端、金融體制支持缺陷是土地財政所依賴的制度缺口[10]。胡小杰認為“土（農）地產權及征收補償流轉”制度為地方政府獲得土地財政收入在法理上提供有力支持[11]。陳多長認為現行土地制度結構下，只要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操作土地出讓，土地財政就不會自動徹底地消失，且土地財政依賴將會長期存在[12]。
4.經濟發展背景及土地“委托――”關系是社會驅動因素。王劍鋒認為土地財政內生于趕超型體制下的財政膨脹壓力，雖然在不同條件下的具體模式出現了變化，但其擴張屬性及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13]。邵學峰認為財政分權體制下“央地”政府“委托――”激勵相容缺失，委托方約束有余而激勵不足，方無法做到“節流”而選擇土地財源[14]。
簡要評述：已有研究關于土地財政形成國家制度層面動因及實證研究已經非常全面、細致;與此同時，土地財政形成的動因還包括：（1）土地財政是隨著中國城鎮化、工業化的不斷推進而實現的，以上因素切實加速了土地財政形成與規模的壯大;（2）中央與地方政府 “委托-”之間的博弈關系及信息不對稱，加之轉型期國家致力于經濟發展，致使地方政府行為具有顯著“經濟人競爭”特點;（3）不同轄區地方政府資本競爭與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會顯著增強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模式的倚重，也是土地財政形成的動因;（4）地方政府預算外資金與非預算資金征收和使用權限的管理上缺少可依據的法律制度性因素。同時，缺少約束地方政府土地儲備抵押融資法律法規。在此基礎上，土地財政形成動因系統構成及其相互間的作用機制同樣需進一步深入研究，包括理論與實證研究分析。
二、土地財政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一）負向影響
土地財政作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一種工具，可謂利弊互見，應該說對其負向影響評判遠多于正向影響，因此，“土地財政”一詞更具貶義色彩，負向影響包括城市無序擴張、被征地農民利益受損、房價高企、潛藏財政金融風險等等，現有研究也多集中于此。
1.對于城市化（工業化）與生態環境方面。易毅認為城市化依賴土地財政籌措資金，類似于工業化在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中完成原始資本積累[15]，耕地大量被城市建設占用[16]，侵占被征地農民利益，加大城鄉居民貧富差距[17，18]。崔軍認為土地財政對空間城鎮化的推動作用遠大于對人口城鎮化推動作用，對城鎮人口密度有顯著負向影響，是導致城鎮化扭曲的不可忽視的因素[19]。鄧博文研究發現土地財政有效促進工商企業規模擴張中的數量效應，但是缺少或沒有質量效應，土地財政還制約著工商企業技術效應的發揮[20]。李斌采用2000―2011年省際面板數據，計量證實土地財政規模擴張直接加劇了環境污染;低水平環境規制會刺激土地財政規模擴張而加劇污染效應[21]。
2.對于公共品供給與經濟增長質量方面。王根賢認為在土地出讓收入、房價經濟激勵與現行的財政分權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對于保障房建設產生抵觸博弈[4]。田傳浩以286個地級市面板數據證實：土地財政顯著增加了經濟性公共品（城市基礎設施）供給，卻對非經濟性公共品（醫療、教育、住房）供給不顯著，甚至顯著降低部分公共品增速[22]。李勇剛分析出土地財政降低了經濟增長績效，而官員晉升激勵通過土地財政的傳導作用，抑制了經濟增長績效的提高[23]。蔣震認為地方政府以（出售）土地性資產的收入來補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及招商引資，扭曲了房地產投資和實體投資的收益結構，不利于增強實體投資市場活力[24]。
3.未來可能產生的負效應及社會風險。王玉波提出受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影響及土地資源（耕地）瓶頸約束，“后土地財政時期”已經開始，地方政府無法繼續依靠土地性收入維持地方支出[25]。張平研究認為“后土地財政時期”地方債務風險進一步向中央財政轉移[26]。王玉波認為在路徑依賴作用下，地方政府可能會以土地違法、風險與破壞行為方式獲取財政增收，威脅生態環境與資源承載力及糧食安全[27]。
簡要評述：無論是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還是城市化進程中，已有研究對土地財政已經產生的負向影響梳理與總結得非常全面。土地財政融資及不可持續屬性的負向影響還有：（1）與土地出讓收入相伴相生的是地方政府債務收入，二者對于扭曲城鎮化發展、降低經濟增長質量、推高房地產價格共同起作用，但是關于與土地出讓收入相關聯的地方債務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負向影響還很少見;（2）進入“后土地財政時期”，由此對于高成本的新型城鎮化所需資源與資金負向影響的研究還比較缺少;（3）國家致力于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不動產登記與稅收、系列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勢必影響到地方政府、房地產企業及利益部門（個人）收益，由此引發的負向影響的研究還比較缺少。
（二）正向影響
土地財政作為地方政府在我國經濟發展特定制度背景下的一種行為模式，其選擇有現實的合理性。土地財政正向影響研究主要是土地財政對于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貢獻。已有研究對于土地財政與城市化、經濟增長連接框架及各環節是認同的，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對于推動城市化進程方面。劉玉萍認為快速城市化對土地財政依賴具有正向的拉動作用[28]，形成以“土地資本化”為主要原動力的城市化發展[29]。余麗生、唐在富認為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的資本化來擴大財政空間，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財政資源與財政調控能力[30]，且地方政府壟斷城鎮土地市場，為其低成本擴張提供條件[31]。關于土地財政推動城市化運作方式，呂煒、晁恒闡述為地方政府通過土地抵押融資獲取巨額資金，支撐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推動城市化發展[32，33]。所以，土地財政是中國城市化啟動的關鍵制度，對于城市化原始資本積累起到重要作用[17]。
2.對于推動經濟增長方面。葛楊采用經濟數據回歸證實，土地出讓收入每增加1%，對地方經濟增長就有0173%的推動作用，且還在擴大[34]。劉立峰認為土地財政是地方政府融資體系的重要引擎，拓展了地方政府融資制度和政策空間[35]。夏方舟研究證實土地財政通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但以廉價土地為招商引資條件并未取得預期經濟效益，而是土地相關稅收對經濟高質量增長具有重要影響并對產業升級具有顯著作用[36]。由此，劉明慧進一步指出短期內土地財政收益，特別是土地出讓收入對地方政府財力仍具有很強的支撐作用[37]。
簡要評述：已有研究認識到土地財政加速城市化進程、推動經濟增長的正向功效，并且城市化發展與經濟增長對于土地財政也同樣有拉動的功效。土地財政與二者之間連接環節與架構關系的理論都是認同的，同時也從實證方面進行了驗證。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所需土地不可能完全來源于農地，所需資金也不可能完全來源于第二三產業與城鎮居民。因此，土地（耕地）資源瓶頸約束與國家宏觀政策影響，未來時期的新型城鎮化如何發揮土地財政正向歷史功效、尋找替代耕地成為土地財政新原料供給的研究還比較缺少。
三、土地財政區域差異
中國幅員遼闊，經濟社會發展、土地資源稟賦及土地財政情況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38]。朱道林研究發現財產性土地財政貢獻度演變趨勢西部高、東部低，稅收性土地財政貢獻度則相反[39]。鄒秀清研究發現全國東、中、西部區域，土地財政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雖然呈現出不同的曲線形態，但三大區域的土地財政指標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都呈上揚之勢[40]。李郇研究指出不同區域土地財政收入差異源于地方土地融資水平，由此進一步導致經濟發展水平差異[41]。李勇剛研究證實晉升激勵效應和土地財政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對中西部區域影響大于東部[42];在公共品供給方面，土地財政增加了東部區域公共品供給，卻減少了中西部區域公共品供給[43]。
龍開勝研究證實土地出讓金對中、西部區域土地違法產生顯著正向作用，土地稅對土地違法產生顯著負向作用;東部區域土地出讓金和土地稅對土地違法的作用不顯著[44]。劉瓊研究證實全國及東部、西部區域土地出讓金增長會顯著推動城市土地擴張，目前5種土地稅均未遏制，建議率先在東部區域開征物業稅[45]。王猛研究證實東部區域土地財政與房價波動間的雙向促進作用顯著強于中、西部區域，東部區域土地財政對城鄉消費差距影響弱于中、西部區域[46]。王喬研究證實全國東、中、西部“招拍掛”方式出讓土地都追求出讓收入和價格的雙增漲;“協議”方式出讓土地引資壓低價格現象出現在中部區域，東、西部城市并沒有采用類似策略[47]。
以上研究將全國土地財政情況分為了東部、中部、西部3個區域。吳冠岑把31?。ㄊ校┩恋刎斦幠＞垲悶?個區域，指出大部分區域較依賴土地財政，個別城市化發展較快和城市化剛起步區域對土地財政依賴水平較低[48]。王玉波采用1999―2010年土地財政總規模及其對地方財政貢獻率數據，將全國土地財政劃分為5個區域，并得出經濟社會發展與土地財政總規模呈現出趨同的地域規律[49]，進一步論述“后土地財政時期”不同地域可能出現的負效應，并提出有效過渡對策方案[27]。
簡要評述：以上關于土地財政區域差異的研究成果對于土地財政繼續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為制定差別化的土地財政轉型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與方法依據?，F有關于土地財政差異的研究多是以31?。ㄊ校檠芯繂卧澐譃闁|、中、西部3大區域。土地財政不只是31省（市）之間存在差異，即使是同一省份中的不同地市間也存在較大差異，一般體現在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與普通地市之間的差異，目前以全國288個地市土地財政為單元的研究還比較缺少，在此基礎上構建轉型政策方案的研究更是罕見。
四、土地財政改革轉型
關于土地財政改革與轉型的措施，主要包括建立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50]、構建以“民生服務”為“標尺”的考核體系[51]、關注經濟增長質量[6]、建立與城市國有土地產權平等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52]、改革征地補償能容及標準[53]、建立規范化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54]、監管與約束地方政府融資行為[55]。目前，多數學者認為保有環節的房地產稅是推動土地財政轉型有效措施[56，57]，夏方舟建議以提高土地稅收收入地位為基本出發點，推動土地財政與產業結構聯合互促[36]。王劍鋒建議將主要稅基逐漸從生產環節向收入、消費及財產形成環節轉移，增強稅收制度的“消費性”特征[13]。
簡要評述：已有關于土地財政改革與轉型措施，從國家制度層面來看，已經是非常全面，且具有重要的應用與學術價值?，F有研究認識到土地財政短期內不可能完全摒棄，制定的轉型政策注重化解地方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多數研究建議征收保有環節的房地產稅是重要舉措。已有研究認識到現行土地財政模式的不可持續性，而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土地財政還需發揮一定正向歷史功效，如何尋找不同區域替代耕地的新供給源繼續推行新型土地財政模式運行的研究還非常少見。
五、國外土地財稅研究經驗借鑒與啟示
土地私有特別是市場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土地交易的主體與范圍是私人經濟主體之間，因此，沒有“土地財政”稱謂，與之相似的是“土地財稅”，即土地相關的收入主要來源于土地稅收。國外城市化進程中大都經歷了利用土地資源獲得財政收入的階段，所不同的是土地相關的保有與流轉環節稅收在財政收入中均占主導地位。相關研究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美國政府主要依靠土地稅收調解市場和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并促進土地的節約集約利用。Miceli論述美國土地稅收屬于地方政府，目的是為地方城市化進程中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籌集資金，是地方政府持續的財稅來源;同時，國家法律要求政府征收私人土地財產必須按市場價格進行補償[58]。
土地保有稅（即房地產稅等）是政府公共財政主要收入來源，且能夠有效引導與控制房地產市場健康、有序發展。Wheaton對財產稅與土地價格關系的研究均表明財產稅降低了土地及不動產價格[59]。Osullivan則立足于需求引致的視角下分析地價與房價的相互關系，得出房價的高企是由地價上漲引發的[60]。Kim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土地的異質性和價格的溢出是房價居高不下的幕后推手[61]。Banzhaf認為土地財稅政策對土地利用具有很強的影響力，被視為控制城市蔓延與無序擴張、提升城市土地利用集約度的重要手段[62]。Coulson研究發現很多不動產持有者都存在一定投機心理，因而土地稅增加了不動產持有者成本，減少不動產持有數量，間接遏制了城市蔓延[63]。
政府都有獲取更多財稅收入的內在激勵，并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Green R K研究認為土地利用規劃通過限制城市土地的供給，從而提高了城市土地價格[64]。Mathur認為通過土地整理獲得的土地增值收益歸為地方政府所有，可以籌集城市化進程中各種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從而優化城市投資環境、提升土地資產價值[65]。然后，土地價格的提高意味著不動產價格的提升，隨之而來的是稅收的增加。
在土地流轉方面國內外政府職能是完全不同的。Lichtenberg 和 Ding認為隨著城市化水平提升，地方政府預算內收入和城市土地價值在增長，但前者更為顯著，地方政府在農地轉用時傾向于以土地吸引投資，發展城市經濟并帶來政績收益[66]。Jensen認為土地產權私有制國家，土地流轉是所有者與使用者之間自由交易，政府的職能則是通過完善的法律和稅收制度來保障市場機制順利運行[67]。Jude Wallace從政府行政角度和法制法規角度講述了如何建立并規范土地市場及進行動態監管[68]。
經營性土地供給制度缺陷也部分推高了地價，提升了城市化成本。H Sait通過對美國和日本房地產市場的比較，認為日本土地供給緊缺致使地價飆漲（1950-1990年），推動了日本房價上漲，是日本出現泡沫經濟重要原因之一[69]。Wang et al對中國城市住房供給彈性研究均表明，土地市場雖然是壟斷，但如果對供給有清晰的預計，那么房地產價格就會呈現經濟學上的均衡，相反，往往就會推高市場對價格的預期[70]。
國外土地財稅研究與管理實踐經驗借鑒：（1） 通過對存量土地房屋征收保有環節的物業稅、房產稅，形成一套成熟的土地房屋財稅制度，創造持續的政府稅收財政來源;（2）注重采用財稅手段對土地房產市場調控，土地流轉各環節稅負比較均衡（我國土地稅負流轉環節重、保有環節輕）;（3）物業稅、房產稅能夠有效調節房地產市場，抑制投機、投資行為，并且能夠有效抑制城市蔓延，提高土地資源使用效率;（4）在持續財稅收入激勵下，地方政府通過有效公共政策（土地規劃）優化城市投資環境，提升土地資產價值;（5）在土地流轉方面，政府職能是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規來保障市場機制運行，而非“經濟人”角色;（6）明晰供地計劃，使城市化進程中經營性土地價格處于供給與需求均衡點上。
六、土地財政研究結論與展望
（一）土地財政研究結論
1.成因方面。在現有土地財政形成制度動因與社會發展背景的基礎上，城鎮化快速發展、“央地”政府之間“委托――”關系及信息不對稱、地方政府“經濟人”及競爭行為、地方政府財政預算外資金管理和土地融資缺少法律規制也是土地財政形成的動因。
2.負效應方面。土地財政引發地方債務，二者共同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負影響;土地財政不可持續及國家深化改革政策，將影響新型城鎮化所需“地”與“錢”及地方政府利益。
3.正效應及改革轉型。新型城鎮化還需發揮土地財政正向歷史功效，國家致力于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那么，農村建設用地將替代耕地、成為土地財政的新供給源。
4.區域差異方面。土地財政的區域差異不只是全國東、中、西部及各省（市）之間，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與普通地市之間也存在較大差異。
5.國外經驗借鑒方面。保有環節的房產稅供給持續財政來源、財稅手段能有效調節房地產市場并抑制城市蔓延、土地流轉中政府公共服務只能和科學有效的公共政策能夠使土地供需平衡并使土地資產快速升值。
（二）土地財政研究展望
為使土地財政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繼續發揮正向功效，研究展望與方向如下：
1.以城鎮化、工業化經社會背景為切入點，系統分析土地財政與形成驅動因素（國家財政分權、政績考核體系及地方政府橫向競爭、土地產權“央地”政府“委托――”關系、土地征收補償制度）間的相互影響關系及作用機理，并進一步實證分析其間的定量關系。
2.土地（出讓金）財政實質是一次性出售土地未來若干年收益，即該收益是融資，從土地財政融資本質出發，構建替代融資機制政策方案是新的研究方向。土地財政與土地金融（融資）以及二者的耦合是我國一種特殊的經濟現象，有效規避其風險也是新課題。
3.新型城鎮化還需土地財政發揮正向功效，在農村建設用地閑置低效利用與隱形入市（小產權房）及國家致力于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政策背景下，土地財政必然驅動農村建設用地入市，因此，二者作用機理及興利除弊的調控政策也將成為新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