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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教育論文范文1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2]韓煉.面向全球化的中國新聞教育改革[J].現代傳播,2004(2).
博士教育論文范文2
［關鍵詞］反洗錢 完全信息動態博弈 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
一、反洗錢的定義與相關研究結果
反洗錢是指政府動用立法、司法力量，調動有關的組織和商業機構對可能的洗錢者予以識別，對有關款項予以處置，對相關機構和人士予以處罰，從而達到阻止犯罪活動的一個系統行為。從經濟學的角度，政府為了防止犯罪所得及收益合法化從而采取了包括預防、懲治等一系列具有正外部效應的行為，當事人(參與者)包括：洗錢者(犯罪者)、協助洗錢者、銀行等金融機構、監管者、司法機關、立法機關等。換而言之，反洗錢是一個有社會經濟職能的行為。
洗錢犯罪與金融機構密切相關，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既是洗錢的突破口，又是反洗錢的第一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rpervision(1988)認為，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可能無意間被利用為犯罪資金的轉移或存儲中介。Blum，Jack A.，Michael Levi，R. Thomas Naylor and Phil williams(1998)全面研究了金融中心和保密原則的影響，認為雖從全球來看，現有的金融體系對于合法的商業活動者，或是試圖清洗和隱藏犯罪所得的人，都是一個適意的天堂。
二、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條件下，洗錢者與商業銀行的博弈
假設市場上存在一家銀行，一個洗錢者想進入該銀行洗錢，銀行知道洗錢是違法的。在這個博弈中，洗錢者有兩種戰略可以選擇：進入、不進入；銀行也有兩種戰略：默許、斗爭。假定洗錢者進入之前銀行的利潤為400，進入之后得利潤30；進入后洗錢者得利潤70，進入的成本為10，則各種戰略組合下的博弈樹如圖1所示：
此博弈的各方收益如表1所示：
洗錢者進入時，銀行選擇默許得430單位的利潤，選擇斗爭時只能得到400的利潤，因此，銀行的最優戰略是默許。在銀行默許的條件下，洗錢者能得到70單位的利潤，大于其不進入時的利潤，因此洗錢者選擇進入。此博弈的納什均衡為（進入，默許）和（不進入，斗爭）。
這是一種完全信息博弈，而在實際中，洗錢者對自身進行粉飾，使得銀行無法準確判斷出其行為的性質；而銀行在洗錢的過程中也承擔著極大的風險，這體現在銀行協助反洗錢時的成本上。下面將分析不完全信息條件下，洗錢者與商業銀行的動態博弈。
三、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條件下，洗錢者與商業銀行的博弈
由圖2可以看出，在不完全信息狀態下，如果銀行協助反洗錢是高成本的，給定洗錢者進入，則銀行的最優選擇是默許，此時洗錢者的最優選擇是進入；如果協助反洗錢是低成本的，給定洗錢者進入，銀行的最優選擇是斗爭，此時洗錢者的最優選擇是不進入。
銀行協助反洗錢的成本高低會影響到各博弈方的選擇，但因為這是個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洗錢者并不知道銀行協助反洗錢究竟是高成本還是低成本，所有洗錢者的最優選擇是依賴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認為銀行是高成本或低成本的。假定洗錢者認為銀行是高成本的概率為r，低成本的概率是1-r，那么洗錢者選擇進入的期望利潤是：
洗錢者選擇不進入的期望利潤為0。因此，當E(R) 0，即 1/8時，洗錢者選擇進入（當r=1/8時，洗錢者在進入與不進入之間是無差異的，我們假定其選擇進入）；當當E(R) 0，即 1/8時，洗錢者選擇不進入。
四、監管者與商業銀行的多重博弈
監管機構、商業銀行與洗錢者是一個多重的、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即精煉貝葉斯均衡中的信號傳遞模型。洗錢與反洗錢問題是一個典型的外部性問題，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預。由上面的推理可知，在一定程度上，洗錢對局部銀行個體會帶來存款增加等好處，而反洗錢則可能帶來成本增加，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于是，商業銀行與監管機構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相互調整其行為，從而達到系統的均衡。
因為監管機構的檢查概率和商業銀行的努力程度是可變參數，影響其變化的因素主要有利潤和責任分攤，因此，可以把監管機構的檢查概率和商業銀行的努力程度都歸納為謹慎程度，建立一個兩人的博弈默許，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知，如果雙方都不夠謹慎，則每人承擔51元的損失；如果一方適度謹慎而另一方不夠謹慎，則前者承擔6個單位的損失，后者承擔101個單位的損失；如果雙方都適度謹慎，則商業銀行和監管部門分別承擔5和3個單位的成本。由此可得，只有商業銀行和監管機構都保持適度謹慎時，社會成本總額最小。
五、小結
從上文的推論我們可以看出：
第一，反洗錢的外部性特征，決定了其應為以政府為主導的博弈。
第二，反洗錢的博弈基于參與者對成本收益的考慮，這種成本和收益不僅是指私人的成本和收益，還應考慮社會總成本與總收益。
第三，若監管部門在對商業銀行的監管過程中保持適度謹慎，則可使商業銀行協助反洗錢的成本降到最低，此時商業銀行在與洗錢者的博弈過程中，最優選擇斗爭，迫使洗錢者放棄洗錢活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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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魯政：金融機構反洗錢最前線[J].法人，2008(4)
博士教育論文范文3
一、微時代圖像傳播方式的改變
微時代信息傳播方式和傳播速度的不斷遞進，改變著人的閱讀和受教育的方式，在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圖像閱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人的閱讀方式。微時代的圖像傳播被稱為是扁平化、瞬時性、迷你的、流動的傳播。微時代圖像傳播不同于書報、現場展示為特征的印刷傳媒時代，而是憑借數字媒體技術，展現海量的圖像信息、廣泛的覆蓋面、便利的應用方式、平等的互動性等特征，圖像傳播成為信息源的主要載體。人們還在探討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關系，圖像傳播以不可抑制的速度快速的發展，“微時代”只能說是媒體發展的當前現狀，從數字電視、數字光盤、網絡博客、微信等圖像傳播的方式改變，既是建立在小巧便捷的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更是人類對文化消費的強烈需求。以前我們要欣賞圖像可能需要花大量的時間與精力，而現在一臺電腦、一部手機通過圖像的接收和發送技術改變了時間與空間的界限，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時空的跨越，人們可以即時感受最新的圖像信息，圖像的傳播和接收不受時空限制。微時代圖像傳播方式的改變既帶來了無限的前景，但同樣使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首先是對圖像真實性與價值的質疑，由于圖像的源頭來自不同領域的圖片掃描與轉發，圖像修改與失真使圖像喪失了原本的精神氣質及蘊含的社會價值，圖像可能更多的成為了一種公共現象挪喻的佐料。瓦爾特•本雅明曾說：“在人群中的人身上，沉靜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躁動，因此一旦他脫離了他所屬的環境，游手好閑的人身上所具有的東西——沉靜，必然會是他身上所消失”。圖像由于傳播方式的改變使藝術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也在悄然改變，這也許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問題。
二、微時代美術教育生態的嬗變
微時代由于圖像傳播中信息量大、大眾化、交互性、參與性等各種特征，對高校學生產生廣泛的影響，促使了高校美術教育生態的改變。從各種文獻資料反映，高校美術教育一直以博物館、美術館、學校課堂教育等形式存在，但微時代的到來，人們恍然發現，微傳播對美術教育方式的改變已悄然發生。處在微時代中，圖像的傳播帶給我們以往無可比擬的知識容量、知識結構、文化視野等，但我們疑問的是藝術直觀的感受力是否因此減弱？的確微時代圖像傳播使“人人成為藝術家”成了現實中的烏托邦，藝術作品與大眾文化聯姻為無路可走的當代藝術創造了另一途徑，同時也給沉悶的高校美術教育重新注入了活力。當我們每天在不斷刷屏，在微信中感受微展覽、微拍賣等各種信息時，我們該如何面對紛繁復雜的教育環境。以往海量的信息需要，通過課堂講授、練習等傳統方式經過長時間的磨煉才能獲得，而現在，則可能在幾秒鐘就可以閱讀到。英國著名評論家諾伯特•林頓描述：“人與自然的聯系以及自身更深層本性的聯系也許已經喪失，永不可復?！眻D像信息的海量增長和圖像信息污染并存的，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與多元文化的沖擊并在，古典與媚俗、當代與前衛泥沙俱下，這些構成了微時代高校美術教育生態的重要特征，這些特征必將帶來社會核心價值觀傳播方式的改變。而在現實中，由于傳統教育方式的慣性影響，對于新出現的事物形態未能及時研究與跟進，造成了教育明顯落后于現狀的特點。并且如此龐大的信息量直接塞給學生，他們根本來不及消化，也導致了“什么都懂，又什么也不明白”的效果。因此，微時代的這些特征要求我們及時改變高校的美術教育模式。目前，由于微時代圖像傳播是當前存在的一種綜合性的社會文化現象，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缺少詳實的文獻資料，國內外對此的研究明顯落后于社會現狀的發展，對于新媒體時代文化生態對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影響方面的研究，僅僅局限于形態的描述，對于如何應對微時代圖像傳播對高校美術教育生態嬗變的研究，缺少基本的理論支撐。研究圖像傳播方式的改變與信息污染并存，研究主流意識形態在美術教育中的積極因素，研究多元文化是美術教育生態中核心的價值觀等，這對“后微時代”的文化藝術教育的走向與發展具有深刻的意義，也可謂是當代高校美術教育研究的前沿方向。綜上所述，隨著消費文化和傳播媒介新技術的不斷更新，圖像傳播方式改變的同時，既為高校美術教育帶來了活力，又促進了美術教育受眾面的擴展，但由于我們美術教育客觀原因，在微時代造成很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美學困境，對于紛繁復雜的視覺圖像不知如何進行審美分辨及價值批判，審美的困惑性及焦慮感困擾著高校學生，這既對圖像傳播產生了抑制和消極性，也對高校美術教育利用網絡平臺更新教育形態帶來了不利。我們應客觀分析當前圖像傳播的特點，充分利用網絡傳播的優勢，及時跟進美術教育的方式，對新出現的教育生態有一個明確的應對方法。
作者：牟九意
博士教育論文范文4
一、促進優秀文學作品的傳播
對于我國傳統文化而言，優秀的文學作品也是其表現形式之一。我國古代的文人賢士寫下了很多膾炙人口的文章，這些文章中蘊藏著無限的瑰寶，包含著豐富的傳統文化內容。在高中語文教學的過程中，通過這些優秀的作品能夠進行傳統文化的傳播。在高中語文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可以通過這些優秀作品來對學生進行引導，同時讓學生能夠了解其中蘊含的傳統文化，培養學生的文化精神，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與此同時，高中生在進行語文學習的過程中，能夠受到文化的熏陶，同時也能夠對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有所了解。這樣學習就能夠與傳統文化的傳承結合在一起。通過高中語文教學的形式，學生能夠對相關的文學作品有所了解，并且在課堂之外也能夠對感興趣的文學作品進行特意的閱讀和學習。這樣就能夠使我國優秀的文學作品得到傳播，并讓高中生學習到更多的知識。如高中課本中有《劉姥姥進大觀園》的片段，在課堂之外，學生能夠有意識的對其進行詳細的了解，從而能夠讓更多的學生了解到《紅樓夢》，并進行認真的學習。
二、促進對名人英雄的了解
名人英雄也屬于我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歷史上的眾多名人英雄促進了我國社會的不斷地發展，并逐漸地形成我國了傳統文化。名人英雄對傳統文化的形成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他們的出現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并最終有了我國今日的發展。無論是古代的名人英雄還是近代的名人英雄，他們的出現都是不可磨滅的，并帶給我們無限的啟示。古代孟子、孔子等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思想和言論逐漸的形成了儒家文化。他們提出了德治和仁政的思想，并被人民奉為經典。后來隨著朝代不斷地更新，但是儒家文化依然影響著后人。另外，儒家總結提出的愛國主義思想在高中語文教材中也會有所體現。如《燭之武退秦師》、《離騷》、《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等文章中都涉及到了愛國主義。這種情懷是值得當代學生所學習的。在學習愛國主義情懷的過程中，就不得不提到一些愛國英雄，如岳飛和屈原。他們都對祖國有著深深的熱愛之情。但是他們的故事卻讓人感到惋惜。通過對高中語文教材的學習，高中生能夠對這些名人英雄的事跡有更加詳細的了解，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學習到他們的精神，這樣才不能夠使他們的精神被磨滅，而是能夠使之得到傳承。
三、促進對文化典故的傳承
高中語文教學對促進文化典故的傳承也有著很重要的促進作用。在高中語文課上，教師除了對課本內容進行講解外，也有很多的機會讓學生更多的接觸文化知識。通過舉辦古詩詞書寫活動能夠讓學生對古詩詞進行更好的記憶。另外，還可以舉辦一些文化典故成語活動。如角色扮演等。這樣學生能夠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對成語典故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從而能夠了解更多的典故文化。如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等。教師在開展活動的過程中，可以將這些內容作為最基礎的素材，讓學生能夠靈活的運用這些成語，并了解其背后的含義，視野得到了開闊，同時也達到了傳播傳統文化知識的效果。文化典故也是傳統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內容，對文化典故的了解可以促使高中生了解更多的與之相關的傳統高文化知識。因而，高中語文的教學可以讓學生對傳統文化有更加深入的認識，同時也有助于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并糾正現在生活中學生的一些不正確的行為習慣。達到傳統文化傳承的真正的目的。
四、促進對傳統節日了解
傳統節日是我國傳統文化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我國眾多傳統節日都是從古至今流傳下來的，都有其獨特的意義。春節、清明節、重陽節、中秋節和端午節是至今我們也一直在過的節日。這些節日都有其特有的意義。清明節是紀念先人的日子、端午節是紀念屈原的日子、重陽節是愛護老人的日子、中秋節是一家團圓的日子，春節是百家齊樂慶祝新年的日子。這些節日都有著相關的歷史文化意義。如端午節是屈原投江逝世的日子，這位愛國主義詩人得到了眾多人們的欽佩，人們為了不讓魚兒咬屈原的身體，向江里投入了很多的粽子，之后為了紀念他，在每年的這一天都會吃粽子來表達對他的哀思。每一個節日都有著相對應的文化故事。在高中語文教學中，一般都會涉及到相關的文化故事。關于重陽節，有詩人寫道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句子。在高中語文的學習中，學生能夠通過對詩篇和人物的學習來對我國的一些傳統的節日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和詳細的了解。通過這種形式高中生對傳統節日就會有一些別樣的情感，在過節日的時候會多一分珍視。所懷的態度也會發生一定的改變。這會讓他們對傳統節日更加的重視，并將傳統節日的含義傳承下去，讓更多的人對傳統節日加以重視。
博士教育論文范文5
關鍵詞：博弈論 大學英語 教學互動 文化導入
根據大學外語教學改革的要求，民辦高校英語教學要符合民辦高校自身的特色，以面向社會滿足市場需求，培養高端技能性人才，跟上全球化的步伐為目標。要讓學生學有所得，學有所用。但在我們重視各式英語教學方法的研究以達到使用目的的同時，不能忽視英語教學中文化內容的導入。否則會導致學生既無法像在傳統教學方法中那樣學習掌握牢固的語法結構知識，又無法充分吸收語言的文化內容，不能真正地認識英美文化的本質，最終難以達到語言實際運用能力提高的目的，因此從博弈論的思維和策略分析方式研究目前民辦高校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內容具有現實意義。
1.淺談博弈論
博弈論是由美國數學家摩根斯頓和范紐曼在二十世紀初創立的，約翰？納什等人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博弈論是專門研究眾多理性個體間的相互沖突、相互合作的一種理論，這一理論不僅有著非常強大的詮釋理論的能力，而且有著跨學科的生命力。博弈論在各個領域都得到了滲透和擴張，語言博弈論就是該理論在語言文字領域的發展所產生的。哲學家、邏輯學家辛提卡在二十世紀90年代提出了“語言博弈”，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語言學博弈論。“語言博弈”的提出引發了眾多學者從博弈論的角度出發來探索英語教學以及課程設置上的一些問題。
2.博弈論與大學英語教學活動中的文化導入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要學會重視英語教學中文化內容的擴充。而在文化導入的過程中如果善用博弈游戲規則，依靠理性的思維和雙贏的策略在均衡中求發展，就是提升語言運用能力的捷徑。博弈是一種日?，F象，適用于生活學習中的各個領域，也可用于民辦高校大學英語教學。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就是博弈的主要參與人，文化導入的過程是師生之間的互動博弈過程。
3.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文化缺失
3.1跨文化教學內容上的欠缺
許多學生通過之前的英語學習能夠背出或者說出簡單的英語交際用語，卻不能在實際語言環境中使用，這實際上是因為缺乏跨文化交際的內容或者沒有語境意識。很多情況下民辦高校大學生只能生搬硬套，無法進行有效的語言交流溝通。目前的大學生對于英語國家的人日常交流的普及性文化知識所知甚少，知識面比較窄，民辦高校的大學生更是如此。
3.2文化教學內容缺失原因淺析
有些教育者認為民辦高校大學英語教學改革要以實用為準則，課堂上就應只教授專業英語中的專業詞匯，專業文章，而且認為這些跟文化、文學等毫無關系，因此民辦高校大學英語教學課堂上應舍去文化類不必要的知識。通常在實際教學過程中，部分教師也沒有意識到培養學生文化意識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自己的教學目的是讓學生識記專業詞匯，翻譯專業篇章，完成教學任務，在教學中只涉及專業、行業知識，而不會涉及文化方面的內容。這種教學方式影響到了學生，使學生在平時的學習中忽略文化差異，造成了學生文化意識的淡薄。
4.文化導入在策略上的優勢
博弈是以游戲的方式在規則中探求利益。英語學習需激發好奇心， 如能在教學過程以博弈游戲的緊張感和幽默性的方式進行語言文化內容的導入，教師和學生的所得收益將頗豐。
4.1文化導入活動中所存在的師生之間合作博弈
博弈論又譯為對策論，就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教師和學生作為博弈主體，在文化導入過程中形成雙向互動博弈。民辦高校教師要想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必須積極通過教材和各種渠道充分挖掘文化信息，充分備課，同時提高自身素質和文化修養，充分理解教學改革的本意，注重內涵，力求擺脫應試教育，真正提高教學質量。博弈中的另一主體學生作為理性參與人，在接收到積極文化內容的同時理性水平提高，文化素養提升，變被動為主動地參與教學和討論。教學過程隨著文化導入漸入合作型良性博弈狀態。
4.2文化導入方式
教師應把學生看作博弈主體而非被動學習者，通過分析學生的信息特征掌握學生學習過程中的文化缺失問題，通過擴大信息量，學生有意識地吸取和拓展相關信息。比如豐富教學的中英文化對比內容，使其熟識中國文化和英語國家文化異同，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在教學中，教師可以多追溯詞語起源，讓學生把詞匯具體形象化，同時也理解其實英語單詞不是單調的死記硬背。告訴學生單詞也有文化、有歷史、有故事，讓學生進一步了解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和。
博弈論的“游戲”性就是在假設條件和規范中主動思考獲取所得，如英語教學過程中的情境設置和角色扮演。教學中要為學生營造語言文化的交際氛圍。教師可以簡單地把英語的自我介紹作為引入，鼓勵學生自由發言，進入一個英語交流環境，以朋友的方式進行交流，學生沒有尷尬感也會很積極地投入，打破沉默，在自然的對話交流中學習，教師可在旁傾聽，稍作提示或修正。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會積極主動地參與課堂教學，了解和體驗跨文化差異，接觸不同社會文化背景，這就培養了他們的獨立性、創造性和團隊合作精神。
5. 結語
大學英語教學過程中要注重用積極的方式導入文化內容，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從博弈論中可透析教學智慧和策略。為了在探索中不斷發展，在傳授語言知識的同時讓學生通過類似博弈游戲這種較有趣的方式自然進入反復練習和操作的過程，并及時糾正錯誤，在語言學習和掌握過程中不斷完善提高。而這種把博弈論和文化導入同時引進到英語教學中的方法再民辦高校英語教學中尤為重要，而且起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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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教育論文范文6
中國語文獨立設科教育110周年之際，由上海師范大學李杏保教授領銜主編的《國文國語教育論典》（以下簡稱《論典》）隆重面世。是年，恰巧又恭逢上海師范大學60周年校慶，作為一名長期與李教授共事的語文教育研究工作者，我有幸見證如此盛事，不免往事歷歷，心潮澎湃。
李杏保先生1961年畢業于上海師范學院，有18年中學語文教學的實踐經驗。從教伊始，他就常常光顧舊書店，搜羅夏D尊、葉圣陶、朱自清、羅常培、胡懷琛、朱光潛等語文教育前輩的著作。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于1962年就已搜集到時人并不熟知的王森然的著作《中學國文教學概要》（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始知其為劉志丹、謝子長的老師，同志則為中國王森然學術研究會的第一任會長），并傾心研讀這部論著，萌生了語文教育理論研究的誠意。
1978年，他支教返滬，調入上海師范學院分院。在撰寫《試論陶行知教育思想》論文時，無意中接觸到大量民國時期的語文教育論文。不久，又在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搜集到了大量民國時期的上千種教科書。于是，醞釀既久而一氣揮就了《編纂〈中國新語文教育大系〉構想》。1984年，他與陳必祥等好友撰著了《語文教育發展史》；1986年，易名《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語文傳統教育名家張志公樂為之題簽），在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實際上，這些已經吹響了我國語文教育史研究的集結號，同時，也擘畫了語文課程與教學論專業課程體系建設的宏偉藍圖。
在隨后的15年，杏保先生等在語文教育史的教育和研究方面篳路藍縷地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犖犖大者，有著作《20世紀前期中國語文教育論集》（曾獲1992年第六屆全國圖書金鑰匙優勝獎）、《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1999年被中國新聞出版署、中國版協教育圖書研究委員會授予第一屆全國教育優秀圖書獎二等獎）、《語文學科教育參考資料類編》、《20世紀后期中國語文教育論集》等。杏保先生在壯年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在當時的語文學科教育界，都可列為翹楚。今年，他年屆古稀晉五，依然壯心不已，應語文出版社之誠邀，“新編”了《國文國語教育論典》，實在令人稱道。
《論典》的另外兩位主編方有林、徐林祥先生在語文教育史研究方面亦用力甚劬。方有林在上海師大雖然師從于我，但是在專業深造方面向李教授請益尤多。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呂叔湘語文教育思想研究》已正式出版，并獲得學術界好評。徐林祥教授，是語文教育史研究專家顧黃初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語文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主持籌建并于2004年3月開通了中國語文教育網（http：//）。他的《歷史追問：語文教育發展篇》，堪為語文教育史研究領域的佳作。
30多年前，上海師范學院（分院）建立的“民國教育資料庫”，在孕育《20世紀前期中國語文教育論集》《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方面功不可沒。近年來，上海師范大學十分注重近代教育資料的搜集和開發，校圖書館在合并了原上海師院分院（現為上海師大奉賢校區）后，進一步建成了具有師范教育特色的“教師教育資源庫”，包括“中小學教材資源庫”“民國教育期刊電子資源庫”等，為語文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為扎實的史料支撐。這些，將為《論典》的再度開發和完善，提供必要的條件。
語文出版社為語文教育事業做了一件大好事。復興中華國文國語教育夢，是中華語文教育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中華民族夢”“中華文化復興夢”的必要條件?！墩摰洹愤@部典范文獻，將久遠地迸射中華近現代語文教育的燦爛光輝。
為了更好地發揮《論典》的典范作用，倡議圍繞《論典》的出版，語文出版社還可以聯合相關出版社、語文類學術期刊，引導定期開展全國性的《論典》研讀活動，團結和吸引有志于語文教育史研究的同道，不斷拓展和深化語文教育史的學科研究，不斷涌現高質量的學術論文，或結集出版，或在相關雜志上刊載，或在網絡上發表……假以時日，語文教育史研究的史料將更為豐富，研究力量將不斷涌現和集聚，語文課程與教學論將不斷注入凝重的文化歷史積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