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漢語語言論文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漢語語言論文范文1
一研究漢語語法學史，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作為語言學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的問題。綜觀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意見是不一致的，概括起來有四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這門學問，甚至連語法學的觀念也沒有，語法學是19世紀末從西方引進的，1898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出版后，中國才開始有漢語語法學。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語法學著作，可是這并不等于說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自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的語法研究有自身的特點，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學中的重要內容，那么就該承認虛詞的研究具有語法學的性質。
第四種意見認為：作為描寫和研究不同語言的語法學，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當以元代盧以緯《語助》問世為標志。
不難看出，第一種意見認為漢語語法學是1898年誕生的，誕生的標志是《馬氏文通》的問世；在《馬氏文通》問世之前，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純粹是從西方引進的。很明顯，這種意見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語法學存在的事實，即使是《馬氏文通》問世以后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也不是中國自己的東西。因此，我們認為這種意見不但與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不符，而且于邏輯事理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關于漢語語法學史的史實，后面將有說明。這里著重分析一下這種意見的自相矛盾之處。首先，既然以《馬氏文通》為代表的語法學是從西方引進的，那么它就沒有資格稱為漢語語法學，只能叫做中國的西方語法學。語言學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引進包括語法學在內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必須在本民族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也就是說，西方語法學絕不可能在本民族語法學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馬氏文通》問世后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那么就不能不承認《馬氏文通》問世前或問世時就存在漢語語法學或漢語語法學的萌芽這樣的事實，可是，持第一種意見的學者卻斷然否定了這樣的事實。這就是第一種意見不能自圓其說的癥結所在。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就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從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而且語法學的誕生不以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語法學著作為標志。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立足于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來觀察問題的。持這種意見的學者不但承認《馬氏文通》問世前有語法學的萌芽，而且承認有語法學的存在。更為可貴的是沒有用西方語法學的相當成熟了的范本去評判漢語語法學的事實，也沒有把相當成熟了的漢語語法學的著作《馬氏文通》作為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這種意見的不足之處是沒有明確肯定漢語語法學是何時誕生，是以什么作為誕生標志的。也就是說，沒有在漢語語法學的萌芽和漢語語法學的誕生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
第三種意見也是立足于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上來觀察問題的，但比第二種意見又進了一步。這種意見肯定了漢語語法研究是同漢語語法的基本特點相適應的。漢語語法是缺乏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的，語序和虛詞是十分重要的語法手段，因此，漢語語法研究自然就把重點放在句法特別是虛詞方面。這樣，虛詞的研究當然就成了漢語語法學的重要內容。就這點而言，漢語語法學與西方語法學有顯著區別。持這種意見的學者，理所當然地就肯定元代盧以緯的《語助》是中國第一部研究文言虛詞的語法專著。但不足的是也沒有明確指出漢語語法學是何時誕生，是以什么作為誕生標志的。
第四種意見從各民族語言的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認為漢語語法學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這種特色是由漢語語法的民族特色決定的。因此，持這種意見的學者把《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劃分為兩個階段，以元代盧以緯的《語助》問世作為前后兩個階段的分界點，并明確提出《語助》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也就是說，《語助》是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符合漢語語法學史實的。我們認為，判斷中國古代有沒有語法學，首先必須有一個最基本的觀察問題的出發點，其次還要有足以構成該學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條件。
我們認為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應該從漢語語法學的實際出發，而漢語語法學的實際又確實是同漢語語法的特點密切相關的。呂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說過：漢語的詞是沒有形態變化的，所以漢語的語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結構和虛字的用法兩部分，不過這兩部分不能完全分開，因為有些虛字是和句子結構有關系的。①我們認為呂、朱兩位先生的看法講出了漢語語法學的特色，勾勒出了漢語語法學的框架，是同印歐語法學有顯著區別的。我們還認為語法學科的成立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即語言結構規律本身；第二，這種研究應該是獨立的系統的，而不是順帶的零星片斷的；第三，這種研究要有為一定目的服務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著作作為標志，并且對當時和后世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如果用這些條件來衡量《語助》，應該說《語助》標志著中國古代語法學科的誕生，或者說《語助》已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盡管它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觀察《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我們就會發現先秦至唐宋時代的漢語語法研究的確還屬零星片斷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盧以緯的體現漢語語法特點的系統的虛詞專著《語助》。這部著作收66組虛詞或跟虛詞有關的短語，共136個詞條，其中單音節詞68個，復合詞和短語68個。它有著獨特的研究路子，即從語氣角度對虛詞進行分類和綜合分析，重視虛詞與實詞在語法功能上的區別，有針對性地區別虛詞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詞和短語的區別，通過虛詞的語法作用來分析句型句式等。②應該說，《語助》已不再是文字學、訓詁學的附庸，而是開創了獨立地對以虛詞為重要內容的漢語語法進行綜合研究的局面，構建了體現漢語語法特點的漢語語法學的初步框架，并且對后世的《虛字說》（袁仁林）、《助字辨略》（劉淇）、《經傳釋詞》（王引之）乃至《馬氏文通》等語法著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語助》的問世應該是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
二在漢語語法學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問題，是根據什么標準去評價漢語語法學現象。如果運用的標準不同，那么對同一語法學現象就會有不同的評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如果運用的標準是不科學的，那么在評價某一或某些語法學現象時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相反，如果運用的標準是科學的，那么就會正確評價各種語法學現象，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結論。
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應該說都是根據一定標準去評價史實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對中國古代或《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語法學這一具體問題，學者們之所以有不同意見，就是因為從不同標準出發觀察問題的結果。概括起來，學者們用來評價漢語語法學現象的標準大致有三個：一個是“因西文已有之規矩”的以西律中的標準；一個是用現代語法學觀點衡量古代語法學現象的以今律古的標準；一個是從漢語語法學史實出發，堅持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觀點的實事求是的標準。我們贊成第三個標準。
有的學者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或者說《馬氏文通》問世前沒有語法學。他們為什么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這是因為在他們的頭腦里早就裝著一個語法學范本，這個范本就是西方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了的源于希臘和拉丁語法學的18世紀的傳統語法學體系。他們認為，在中國跟西方語法學范本最接近的語法著作是《馬氏文通》。于是，《馬氏文通》就成了中國有語法學的標志，在此之前中國當然就沒有語法學了。
不可否認，世界上各種語言的語法是有共性的，語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現在都存在著詞有一定的類別和語句有一定的構造規則上。但是，這種共性又表現在具體語言的語法的個性之上。換句話說，各種具體語言的語法既有共同之處，又有這樣或那樣的差別。漢語和印歐語都存在著詞的類別問題和語句構造問題。但是，漢語在詞類問題上，實詞和虛詞相比，虛詞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語句構造問題上，短語和句子的構造規則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歐語在詞類問題上，實詞和虛詞相比，實詞由于有形態變化，因而在語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語句構造問題上，短語和句子的構造規則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國古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是以虛詞和句讀為重點的，而印歐語的語法研究是以實詞的形態變化和主謂二分的句子構造為重點的。持以西律中標準的學者，沒有把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統一起來去看問題，而是以西方語法學的特殊性否定了漢語語法學的特殊性。這怎么能得出正確結論呢？
另外一些學者也斷言中國古代或《馬氏文通》問世前沒有語法學，是用以今律古的標準衡量中國古代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結果。其實，漢語語法學跟西方語法學一樣，都經歷了由萌芽、初創再到成熟的過程，都不是短時間內形成的。在這些學者中，有的并沒有全盤否定《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但是卻認為統統是漢語語法學萌芽，只有《馬氏文通》才是漢語語法學的初創的標志。
我們認為這種看法也沒有正確反映漢語語法學的實際。不錯，馬建忠在評價自己的著作時曾說：“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④馬建忠所說的“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是借鑒西方語法學的意思；“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與漢語語法進行比較的意思，并不是全盤照搬西方語法學。馬氏在序言里對我國古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是給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對《學記》中的“離經辨志”說，對劉勰《文心雕龍·章句》中關于字、句、章、篇的論述以及關于虛詞的分類說等，都推崇備至。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馬氏不可能對《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及漢語語法學發展史作出準確全面科學的評價。但是，這也足以說明《馬氏文通》不是純粹的舶來品，而是在漢語語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礎上，借鑒西方語法學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當成熟的古漢語語法著作，已經不是什么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經相當成熟了的古漢語語法著作《馬氏文通》當作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是不妥當的。
持以西律中標準的學者心目中的西方語法學本身，實際上是經歷了由萌芽、初創再到比較成熟的發展過程的。西方語法學的萌芽，大約始于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一般認為古希臘柏拉圖的對話錄《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語法學萌芽的代表作，它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語言起源和語言結構問題的。西方語法學的初創，當推被美國學者布龍菲爾德譽為“人類智慧的豐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經》。這部語法書大約形成于公元前4世紀，它是一部梵語語法書，用3996條經句概述了梵語的語音結構、詞語的構成及變化規則。值得注意的是，初創的西方語法學是包括語音學內容的，并不是純粹的語法學。同時，所謂語法學的內容也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亞里斯塔克的學生特拉克斯對他的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統的整理，他自己也發現了一些語法范疇，明確了名詞、動詞、分詞、冠詞、代詞、前置詞、副詞、連接詞等詞類的定義，因而被西方學者贊譽為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語法體系。其實，用我們今天的標準衡量，特拉克斯的語法體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沒有句法內容的。西方語法學的成熟，一般認為是以在18世紀形成的傳統語法學為標志的，它把語法學分為詞法和句法兩大部分，它的某些術語、概念、規則和理論一直在西方一些國家的語法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無論持以西律中還是持以今律古標準的學者，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都是用18世紀以來形成的相當成熟的西方語法學的范本來衡量《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結果。
當然，各民族語言學中的語法學的萌芽、初創再到成熟，在時間上不會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語法學的萌芽至初創只經歷了大約一兩個世紀的時間，而從初創到成熟大約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時間。漢語語法學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紀，即戰國時代齊人公羊高口說流傳的《公羊傳》。可是漢語語法學從萌芽到初創的時間卻比西方語法學長得多，大約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語助》的問世，才標志著漢語語法學初創的開始。從初創到成熟大約又經歷了五百年的時間，漢語語法學走向成熟的標志就是1898年《馬氏文通》的問世。這里所說的語法學的初創，是語法學已經初具規模，已經獨立形成學科的意思。初創階段的語法學，應該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語言的語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質，但在一些方面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不完善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樣觀察和分析中外各種語言的語法學現象才比較客觀，才是對語法學史實的尊重。
以往，一些學者一提到《馬氏文通》就說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說它只能算是漢語語法學初創的標志。這樣評價《馬氏文通》實際上也是一種以今律古的表現。我們認為應該給《馬氏文通》以正確的評價，這涉及到正確把握漢語語法學發展脈絡的問題。我們很贊成王海先生的意見：“《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疇外，大多表現在個別問題上，如：個別詞類中小類的設立，個別句子成分的確定，個別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創新，則表現在整個體系上?！段耐ā敷w系既有宏觀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觀的深入開掘；既有普遍規律的闡述，又有專書特點的揭示，是一個相當完備、相當精深的古漢語語法體系?！雹菀虼?，我們認為把《馬氏文通》看作漢語語法學步入成熟階段的標志比較合適。這點可以從它問世以后的深遠影響得到證明。拿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語法論著跟它相比，無論是內容的廣度還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遜色。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還可以從它那里學到許多東西。
總起來看，研究漢語語法學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應該尊重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用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去分析評價語法學現象，從中理出作為漢語言學一個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從萌芽、初創再到成熟的發展脈絡，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三研究漢語語法學史的學者都很關注元代盧以緯的《語助》，但是對它的評價卻是有分歧的。一種意見認為，《語助》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專著，是漢語語法學萌芽階段的語法著作。另一種意見認為，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的重要內容，那么就應該承認作為研究虛詞的我國的第一部專著《語助》具有語法學的性質。再一種意見認為《語助》不但是我國第一部虛詞專著，而且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因為它體現了漢語語法學的基本特色。
很明顯，前兩種意見都承認《語助》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專著，這種研究已不同于過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從大量文獻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門別類進行綜合研究。這兩種意見的不同之處是承認不承認《語助》的語法學性質。所謂語法學性質，就是語法學的根本屬性；有語法學性質，就是具有語法學的根本屬性。語法學的根本屬性是研究并說明客觀存在的語言結構規律，包括語法單位的確定，語法意義和語法形式的分類，語法結構框架的構建等。第三種意見比第二種意見又進一步，敏銳地從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看到了《語助》是體現了漢語語法特點并初步構建了漢語語法學框架的價值。正如何容所說：“考察一種語言有多少種性質不同的表意單位，和它們怎樣配合變化以表示出很繁復的意思，而予以系統的說明，這是文法學的任務?！雹蕖墩Z助》抓住了漢語語法的作為語言結構中的重要環節虛詞這個內容，特別重視運用比較的研究方法，從虛詞角度切入并進而觸及到句子內部或句際間的語義結構關系以及詞類等問題。⑦因此，《語助》不但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具有語法學性質的專著，而且也應該說它是一部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第三種意見說《語助》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是符合實際的。
前面已經說過，要正確評價語言學發展史上的種種問題，絕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現代的觀點和模式去套歷史事實。學術界一般認為兩漢時期的《爾雅》、《方言》、《說文解字》和《釋名》等分別是中國古代訓詁學、方言學、文字學和語源學的奠基之作。這樣的評價，無疑是正確的，是唯物地歷史地辯證地觀察問題的結果。如果我們用當代的訓詁學、方言學、文字學和語源學著作去比附的話，那么《爾雅》等著作是相當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會發生懷疑它們究竟是不是某學科的奠基作的錯覺。對待《語助》也是一樣，也不能用現代的觀點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們說《語助》是我國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還因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語法著作，而是有著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的。早在《語助》問世前，歷代學者就對虛詞和句讀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說虛詞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在漢代及其以前還是零星片斷的，是在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里所開展的順帶的研究。比如，漢代《爾雅》這部訓詁學著作的“釋詁、釋訓、釋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虛詞為研究對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實詞?！对娊洝返拿鄠鳌⑧嵭{，許慎的《說文解字》里就用過“詞”、“辭”、“語辭”或“語助”等術語指代虛詞。它們所研究的虛詞，大多相當于今天的助詞，有些則是副詞。虛詞的研究發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現了專論，開始從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中獨立出來，并逐步走上較為系統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就以在句中所處的位置為標準，把虛詞劃分為“發端”、“答刂句”和“送末”三個類別：“至于‘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雹嗵拼谠獎t在《復杜溫夫書》中以在句中的作用為標準，把虛詞分為“疑詞”、“決詞”兩類：“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詞也；‘矣’、‘耳’、‘焉’、‘也’者，決詞也?！雹崴未奶撛~研究在以往的基礎上發展到以所有的詞為研究對象，并明確采用“實字”（相當于名詞）、“虛字”（相當于名詞以外的詞）這樣的語法術語，把漢語詞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大類。除了區分“實字”和“虛字”外，宋代學者還區分了“動字”（相當于動詞）和“靜字”（主要指名詞，也包括形容詞在內），“死字”（指實字，也指靜字）和“活字”（等于動字）等。
再說句（句子）讀（主要指短語和分句）等語法單位的研究。為了讀懂古代經書，早在漢代就產生了句讀之學的萌芽。漢代王充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雹?王充雖然沒有給字、句、章、篇冠以語法單位的字樣，但是他卻實實在在地確立了這幾種單位，而且論述了它們之間的聯系。劉勰則進而論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軫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雹?劉勰從漢語的最小單位“字”談起，一步步闡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組合過程，并且特別強調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聯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達意的?？傊?，他是從語言形式和語義內容統一的角度論述語法單位的。再后來，學者們又把句法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句和讀上。對句讀給予明確解釋的是唐代天臺沙門湛然，他說：“凡經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之以便誦詠，謂之‘讀’?！雹?所謂語絕，也就是表達了一個完整意思；所謂語未絕，也就是還沒有表達一個完整意思。湛然的話，我們可理解為是在給句和讀下了明確的定義。到了元代，程端禮繼承并發揮了王充、劉勰和湛然等關于篇、章、句、字的理論觀點。他說：“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雹?盡管程端禮對漢語的四種結構單位還缺乏深刻的認識，但是他畢竟明確勾勒出了四種結構單位法則從大到小的層層制約的關系。
《語助》正是在這種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下問世的。在它問世之前虛詞的研究實際上已支撐起了漢語詞法學的框架，句讀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撐起了漢語句法學的框架?！墩Z助》則從系統論述常用虛詞入手形成了漢語語法學的雛形。
我們說《語助》是從系統論述常用虛詞入手形成漢語語法學雛形的。有兩層含義：一是它把以往漢語句法研究成果運用于虛詞的闡釋之中了，即把對虛詞的闡釋放在句法單位的句或讀當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漢語詞法特別是虛詞的研究成果繼承并更加系統起來了。比如，在解釋“也、矣、焉”時說“是句意結絕處”。①4在解釋“初、始、先是”時說“文字中著一‘初’字于句首自為一讀”。在解釋“而”時說“是句中轉折，帶此聲以成文見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轉說下意。句末有‘而’字，卻是詠歌之助聲，與‘兮’字相類”。又如，在解釋“者”時說“有‘者’前‘也’后，‘者’舉其說于前，‘也’釋其意于后以應之”，很明顯這是在聯系”……者……也”句式講述“者”、“也”的前后呼應關系。這雖然是在解釋虛詞，但是顯然是在運用以往關于句讀的研究成果。盧以緯對句和讀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虛詞放在句和讀的語境中去解釋的?！墩Z助》對虛詞的論述不但是系統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語助》的作者把他所認定的文言“語助”（大體相當我們今天所說的虛詞）按語義內容和語法功能兩個標準劃分了類別。按語義內容作者把“語助”分成66組，有的組只有一個詞，如“而”、“毋”、“惡”、“哉”等，有的組竟有9個詞語，如“何則、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礎上，作者又按語法功能對大多數“語助”標明了類別，有用術語“××之辭”標明的，有用術語“××聲”標明的。這是盧以緯的創造，至少盧以緯的分類意識是更加自覺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辭”（如“乎”、“已矣乎”），“自問之辭”（如“何則、何者”），“發語之辭”（如“粵”、“殆”），“嗟嘆之辭”（如“嗚呼、吁”；“噫、噫嘻”），“繼事之辭”（如“乃”），“禁止之辭”（如“毋”），“非然之辭”（如“豈”），“詠歌之助聲”（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聲”（如“止、忌、居、諸、且、思、斯”），“句絕之余聲”（如句末的“夫”、“歟”、“邪”），“語余聲（如“耳”）等。另外，作者對少數“語助”則是直接用語法功能的描寫來暗示其類別的，其中對某些連詞就是這樣處理的。如“雖然：承上文義，固是如此，又別發一段論文”；又如“然則、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還有用跟俗語相比較的方法暗示其類別的。如“未嘗：俗語‘未曾’之意”，暗示其屬于用來否定動作或性狀的副詞。盧以緯除了把“語助”按語義內容和語法功能分為若干類別外，還對某些“語助”的用法進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為發語之端。有在句中者，與‘乎’相近。有在句末者，為句絕之余聲”。對虛詞用法辨析得如此細致入微，而且這種辨析跟句法的聯系又是如此緊密，都是大大超過歷代學者的。
《語助》不但對虛詞本身的研究達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對虛詞和實詞作了比較嚴格的區分。比如，在解釋“庸、顧、殆”時說，“‘庸’訓常，訓用，‘顧’訓回視，然非語助，而有似語助者?！薄按?，危也，也以‘殆’為發語辭者?！薄奥曤S語發，意不加重，且不訓本字義，此等字多有之，亦語助之類也?！边@是作者在利用前人關于實字和虛字的研究成果解釋實詞和虛詞集于一身的三個詞條。不難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標準是科學的，所謂“訓××”的用法就是實詞，“不訓本字義”的用法就是虛詞，而且透露出許多虛詞是從實詞虛化而來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沒有使用現成的“實字”和“虛字”這樣的術語，而是用“語助”這個術語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虛詞，用“非語助”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實詞。“語助”這個術語雖然在西晉杜預和唐宋時代孔穎達、陳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的虛詞，盧以緯還是第一個人。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是一種突破，反映了作者對實字和虛字的新的認識，為后人把動詞從虛字中分化出來奠定了基矗
《語助》的問世除了有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外，還有廣闊深厚的社會背景。元代是我國歷史上由蒙古貴族居統治地位的封建制國家，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由于蒙古貴族統治者缺少濃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識，“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觀上有利于各民族語言文化的交流，出現了我國歷史上少有的多種語言文化交相輝映的局面。元代還是我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極盛時期，中外人士頻繁接觸與交流，因此在當時實行了蒙古語、漢語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語等語言并行并用的語言文字政策。柳詒徵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據至元詔書，則蒙古字未興之先，已以漢楷與畏吾兒字并用。蒙古字既頒之后，各國之字，仍副之而行，則蒙古未代宋之時，固亦通用漢文?！雹?這就是說，在元代至元以后，實行的是多語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語為官方第一語言，漢語文和波斯語文等也是通用語文。
與此同時，元代統治者出于鞏固統治地位的需要，還在中央設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賢院等機構，在其中都各置譯史之職，把漢文的經史典籍翻譯成蒙古文，便成了這些機構的一項經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據《元史·百官志》記載，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職責是譯寫一切文字，頒降璽書，以蒙古新字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還在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創設了各路提舉學校官，大力興辦各級各類學校；同時在京師則設立蒙古國子學，選蒙、漢、色目百官子弟入學，用蒙古語、漢語、波斯語等語言作為教學語言。
這種特殊的社會情況，給語言研究，特別是漢語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形成了元代漢語研究的鮮明特點，即非常重視現實課題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韻學和語法學是成績卓著的兩個部門。元代的音韻研究一反以往沿襲《切韻》和《廣韻》的脫離實際語音的傳統方法，而是以當時活的漢語語音為研究對象，描寫并反映了當時漢語北方話的實際語音系統，編寫成具有改革意識的《中原音韻》。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國古代語言學史上的一部優秀著作。漢語、蒙古語和波斯語分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和印歐語系，它們之間差別很大而密切接觸，這就給語法研究提出了許多現實課題。其中不僅學習漢文典籍要突破虛詞這個難關，即使是漢語與蒙古語、波斯語對譯，也必須突破虛詞這個難關。在這種情況下，語法研究必然要解脫文字學、訓詁學的束縛，走以語法本身為研究對象的獨立的發展道路。這樣，盧以緯《語助》的問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無獨有偶，《語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諸于世的，這也許不光是時間的巧合，而且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長孺在泰定元年給《語助》作序時所說的：“‘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昔人是言，為用字，不當律令發，惜概而弗詳。予友盧子允武以文誨人，患來學者抱猶彼苦，爰摭諸語助字釋而詳說之。見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謂，成人之意厚矣?！雹?胡序對以往學者研究虛詞的狀況是不大滿意的，批評他們是“概而弗詳”；對以文誨人的盧允武則大加贊賞，對虛詞的研究做到了“釋而詳說之”，并且能使讀者眼界開闊，心領神會。胡長孺在序中還說到：造句為文不用虛詞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語直遂，巽與婉曲，闔癖變化，賓主抑揚，個中奧妙無窮”，這些都跟使用一兩個起關鍵作用的虛詞有關。胡序把虛詞在漢語語法中的重要作用講得非常透辟，對《語助》一書給予了高度評價。
《語助》的問世標志著漢語語法學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為這門學科的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矗它對明清兩代的漢語語法研究，特別是《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響。從元泰定元年問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許多次，其中目前能見到的有元代由胡長孺作序的《奚囊廣要叢書》本，明代萬歷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煥作序的《格致叢書》本（更名為《新刻助語辭》，并刪掉了胡長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釋助語辭補義》等。這部書還流傳到日本，“自寬永年間以《新刻助語辭》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為從幕府時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約250年間助字研究的核心，成為日本漢語語法這門學科的原動力。
漢語語言論文范文2
關鍵詞：漢語言文學；語言應用；意境
1 導言
漢語言文化是我國眾多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漢民族文化、古代詩歌文化，以及世界華文文化等等。漢語言文學中語言的獨特用法，以及語言營造出來的意境，能夠將讀者充分的帶入到文章當中，這也就使得漢語言文學受到了全世界更多學者的學習和研究，為了我國的語言更具有特色，更富有哲理，這就需要我們繼續努力研究漢語言文學，更加深入的進行分析，分析漢語言文學中語言實際的應用方式，以及如何營造出更引人注意的意境。
2 語言應用與意境分析的作用
2.1培養學生文學作品的欣賞能力
如果不了解漢語言的應用方法和意境，就無法安心閱讀，也不能完全理解文學作品中極盡深刻而優美的語言。例如，在欣賞海子的詩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最后四句包含作者所有的寄托：“愿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終成眷屬，愿你在塵世獲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焙唵蔚恼Z言樸素明朗卻又雋永清新，作者對世界充滿希望，充滿感恩，善良虔誠的祈禱，愿每一個人在塵世間都可以獲得幸福，而自己卻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僅僅依靠語言根本無法理解全詩的深刻內涵，必須深入體會詩歌描繪的意境，才能在眼前出現一幅美麗的畫面，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詩歌。所以在學習漢語言文學的過程中，文學鑒賞能力會逐漸得到提高，欣賞者的審美觀也會更加準確和健康。
2.2語言應用與意境分析有助于增強學生的文筆書寫能力
漢語言文學的目標不僅包括對語言的應用及意境的分析，也包括學生文字書寫能力的培養。學生具備一定的文筆能力，才能更加的施展語言功底。因此，我們必須客觀看待漢語言文學在語言應用意境分析方面的作用。畢竟，文字也是語言表達的一種形式，能口述，也能用筆來書寫，才是真正懂得語言應用的人，才是真正能夠領會語言意境的人。比如，如果將“沏茶”的過程用文章表達出來，并加以立意的提升，聯想到人經歷風雨，人生才會更加精彩，必然會通過文字語言感染更多的人。
3 漢語言文學專業在語言應用及意境分析方面的特點
3.1漢語言文學專業具有主體的特定性
漢語文學專業培養和造就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需要，具有較好語言、文學素養和應用能力的專門人才，學生樂于進行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可見漢語言文學的魅力所在。理所當然，語言的應用及意境的分析自然被得到重視，因為這是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的重中之重。
3.2漢語言文學專業具有明確的目的性
漢語言文學專業通過其所涵蓋的內容增強學生的語言知識，從流程的與人交流溝通，進行理性的思維，對文學作品進行有效的鑒賞品讀。具備了這些綜合能力，學生對漢語言的應用及語境的拿捏會更加準確到位，從而使自身的語文能力得到較為明顯的增強。
4 提升語言應用與意境分析能力的策略
4.1增加必要的背誦內容
背誦是提高語言綜合運用能力的最佳途徑，無論中國人學習外國語言還是外國人學習漢語，增加背誦量必然會提高語言的運用水平。我國具有五千年的歷史文明，從古到今流傳下來很多經典名篇，學生如果可以對這些經典文學進行背誦，不僅可以弘揚中國優秀的文化歷史，還能增加漢語言的理解和應用。最終，通過深刻記憶，學生可以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經據典，增加文章的亮點，提高文章的層次，使文章更具有靈性。
4.2掌握語言規律
由于我國的人口較多，地域分布廣泛，少數民族以及各個地方的方言都獨具特色，在眾多語言中，普通話是最通用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區都在使用普通話，因為由于不同地區的人對語言的掌握程度不同，南方人很難分清卷舌，會不自覺的將一些讀音弄混，然而北方人的卷舌的敏感度比較低，所以，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對于北方人來說也很不容易。在學習漢語言文學時，就是為了在實際應用語言的過程中，分析出語言的規律，正確的運用語言，進而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逐漸總結出一些語言規律。
4.3意境源于生活，并不斷創新
我國的詩文中，一般是通過一些詩句或是一些詞語來營造意境，不同的作者由于想要表達的感情不同，就會采取不同的方法來營造意境，這往往是因人而異的。而已經往往源于生活，是詩人通過日常的生活進行觀察，運用普通的事物來營造詩歌的氛圍，通過自己的感悟，來提升詩歌的美感，創造出一定的藝術境界。而營造意境，不僅能夠使詩歌的美感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還會使詩歌中描繪的實物更加真實，甚至會具有更大的感染力，使詩中所要表達的感情更加真切，使讀者猶如身臨其境一般。
宋代大詩人蘇軾在《題西林壁》這首詩中描寫道：“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边@首詩就是意境的典型例子，作者通過不同的角度對廬山進行了詳細的描寫與真切的刻畫，為讀者營造了一個全新的意境，這樣不僅是整首詩獨具特色，更加吸引讀者，同時還呈現出了很高的哲學道理，使讀者在欣賞詩歌的同時，還能夠將詩歌中的道理運用到實際的生活當中，讀者在品讀詩文的同時，也會擁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漢語言文學就是這樣，能夠充分的運用生活中的一些小細節，來映射出深刻的大道理，運用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素材來為文章營造意境，又能夠在營造意境的同時，實現突破，收獲驚喜。
5 結論
漢語言文學專業有其自身的特點，其在語言應用及意境分析方面有著方面嚴格的要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應當在老師的帶動下，發展主觀積極性，努力探求更為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從而更加方便快捷的體會語言應用與意境分析的力量。
參考文獻：
[1]馬冰.關于漢語言文學的語言意境研究[J].青年文學家，2015，02：144.
漢語語言論文范文3
【關鍵詞】漢字；識字；節；節重復數
一、問題提出
2001年9月，《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以下簡稱《語文課程標準》)和按其編寫的實驗教材開始進入課改實驗區。與以往不同，該標準通過免設“內容標準”，增設“教材編寫建議”，為教材的選編提供了更加靈活的操作空間，但同時也給教師處理教材時把握新課程的理念增加了難度。
在小學一年級識字教學中，教師們遇到的困難之一來自“多認少寫”“識寫分開”的原則。按照規定，義務教育第一學段(1—2年級)的認字數量由原來的1250個增加到1600～1800個?！薄啊斑@些漢字要求學生“認識”，即：在本課認識，放到其他語言環境中也認識，不抄，不默，不考?！墩Z文課程標準》作出這一規定，意在減輕學生的負擔，防止“識”與“寫”的相互牽制，以利盡早、盡快、盡多地認字，并為學生及早進入閱讀做準備。然而，教師在進行識字教學時常常違背了新課程的初衷。許多老師反映，在“學會”要求之外，每課仍提出10來個漢字要求學生“認識”，任務過重。為此，他們采取了一些對策，概括起來不外有二：其一，不斷強化訓練。這種方法的結果是造成師生負擔進一步加重。其二，寄希望于后面課文對漢字的重復，在應用中掌握漢字。在我看來，這種做法更加切合新課程的理念。但是，這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嗎?這種看似把教學任務后移的做法，很難讓人信服。有鑒于此，本研究對小學一年級第一冊語文教材中的漢字分布和識字效果進行了對比研究，希望能為教師們走出識字教學的困境提供一點幫助。
二、研究方法
(一)關于教材分析的說明
1．根據被試學校使用教材的版本，選擇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進行漢字分布統計。該冊教科書由課程教材研究所小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編著，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2001年初審通過，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本冊教材要求“認識”400個漢字。
2．節：為便于統計和說明，將教材中相對完整的每一獨立部分稱為“節”。在本冊教材中能夠獨立成“節”的板塊包括：“拼音”“復習”“識字”“語文園地”“課文”五個板塊。全書共計5l節。
3．在本冊教材中，對漢字提出“認識”要求，往往不在該字首次出現的節。鑒于這一差異，筆者選取兩個維度考察教材中漢字的分布特點，進而研究這些特點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以對漢字提出“認識”要求的節為起點，考察之前、之后是否重復。據重復的方式，將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劃分為四類：前后都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僅后面有重復，前后都沒有重復。
（2）以對漢字提出“認識”要求的節為起點，考察節前、節后該漢字分別重復出現在多少節，并計算該漢字在全書出現的節數。
(二)關于識字量測試的說明
1．寧波市海曙小學在使用本套教材后，于2004年1月，對一年級四個平行班的188位學生進行了識字量測試。四個班級人數分別為：46、46、48、48。
2，以2500個常用漢字字表為測試試卷，請學生勾選其中能“認識”的漢字，然后統計出教材中提出過“認識”要求，而學生未予勾選的字數。據此，得到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中，每一個漢字在188名學生中的總誤識人數，以此作為衡量該漢字識字效果的指標。400個漢字的測試結果中，有效數據386組。
(三)關于數據處理的說明
1．選用SPSSl2．0作為統計分析工具
2．從兩個維度考察漢字的重復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分別考察前后都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僅后面有重復、前后都沒有重復與誤識人數的關系，據此說明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2）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出現節數；分別考察節前重復節數、節后重復節數、全書重復節數與誤識人數的關系，據此說明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三、結果分析
(一)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在教材中的分布情況
本冊教材要求學生“認識”的400個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不同，其中：167個字前后都有重復；40個字僅前面有重復；152個字僅后面有重復；41個字前后都沒有重復。上述結果中，值得注意的是，教材中有41個漢字，在學習的前后都沒有出現過；同時還有40個漢字在學習以后就沒有在教材中重復出現過，這對學生識字是非常不利的。
2．四種重復方式的識字效果比較
上圖顯示：漢字的不同重復方式，在四個班誤識人數的平均數上存在極大的反差。其中，“前后都有重復”和“僅后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總數，明顯低于其他兩種重復方式。意味著以這兩種方式重復的漢字，比其他漢字的識字效果更好。具體來說：“前后都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21．3；“僅后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24．5；“僅前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49．?；“前后都沒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49．2。
3．節后有無重復的識字效果比較
表1對四種不同的重復方式，進行了兩兩間的差異顯著性檢驗。表中顯示，不存在顯著性差異的配對組包括：“前后都有重復”一“僅后面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一“前后都沒有重復”；存在顯著性差異的組包括：“前后都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前后都有重復”一“前后都沒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一“僅后面有重復”、“僅后面有重復”一“前后都沒有重復”。
據此，可以判斷，造成四個班誤識人數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的主要因素是提出“認識”的節以后是否有重復。把數據按照“節后有無重復”重新分組，并檢驗兩組在誤識人數上的差異。
表3數據顯示，節后有重復與節后無重復的兩組，在誤識總數上，存在極其顯著差異。說明，在提出“認識”要求以后的教材中，繼續重復出現該漢字，對提高識字效果有著重要意義。
(二)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出現節數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從三個角度考察重復節數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上表顯示，三個不同角度得到的重復節數與四個班的誤識人數之間，相關程度不盡相同。其中，提出要求的“節后重復節數”與四個班的誤識人數之間存在極其顯著負相關，而“節前重復節數”與誤識人數之間的相關性則很弱，沒有達到顯著水平，所以，可以認為“全書重復節數”與誤識總數的相關主要是由于節后重復節數的影響。
2．節后重復的節數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注：標注“*”表示所對比的兩項均值在0.05水平上有顯著性差異。
上述散點圖顯示，所考察的386個漢字根據四個班的總誤識人數與節后重復節數確定的分布情況，即根據這兩個因素確定某個漢字在圖中的位置。隨著節后重復節數的增加，點分布越來越靠近橫向坐標軸。通過局部加權回歸(Lowess)繪制擬合線，我們可以觀察到隨著單字在節后重復節數的增加，總的誤識人數有明顯地下降趨勢。也就是說，隨著節后重復數的逐漸增加，識字效果越來越好。
3．分段考察節后重復節數對識字效果的影響
通過觀察圖2曲線的下降趨勢，我們將漢字在節后的重復分為三類情況：全書出現0—2節、全書出現3—6節、全書出現7節以上。同時，將最后一組細分為“7—14”和“15節以上”兩組，以檢驗這一組內的差異。
檢驗結果顯示，節后重復。一2節與其他三組在誤識總數上，分別達到了極其顯著的差異水平。節后重復3—6節的組與節后重復?節以上的組，在誤識總數上，也存在顯著水平的差異。而節后重復7節以上，細分的兩組之間并沒有顯著水平的差異。這樣圖2中的擬合線上，可以概略地分出三段。我們由此可以選擇2和6作為漢字重復節數的兩個重要的拐點。節后重復由。節增加到2節，可以使識字效果得到極其顯著的改善；節后重復由2節增加到6節，可以進一步提升識字效果。此后繼續增加漢字的重復節數，對于識字效果沒有顯著的影響。
四、結論與討論
(一)本冊教材體現了以重復應用促進識字的思想，但是在漢字重復上存在缺陷
本冊教材在字的使用上體現出不斷重復的特點。全書要求“學會”的400漢字，平均重復5．9節。如果對照上述研究結果，應該說這種重復量是比較理想的，十分接近6節的拐點。然而，由于不同漢字的重復情況有較大的差異，造成節后重復數量和重復方式上的缺陷：
在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中，重復不足的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同時也有部分漢字重復次數過多，占用了大量的課本空間。從節后重復節數來看，少于6節的有317個，少于2節的有162個，節后沒有重復的有81個(這81個字也是從重復方式角度看沒有節后重復的字)。這部分漢字由于重復方式上的缺陷以及節后重復數的不足，使識字效果難以保證。
(二)識字過后的復習鞏固對提高識字效果有顯著作用
通過上述結果分析，我們看到漢字在學習之前是否出現，對于識字效果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對于識字效果至關重要的，是作出“認識”要求以后的重復情況。所以，教師在進行識字教學時，就應該有意識地加強識字后的重復。
具體來說，教師可以針對自己授課所選用的教材，細化漢字復現的具體指標，例如：漢字復現的節數、漢字的重復方式等。做到各個漢字在全書的分布特點了然于胸，使自己的教學更加有針對性，更加有利于學生學習。在不加重學生學業負擔的基礎上，通過適當的節后重復，實現新課程標準提出的識字要求。同時，學生在不斷重復應用中認識漢字，能夠更好地保持對母語學習的興趣。
(三)有針對性地補充材料，使學生在課上有機會復習所學的漢字
本研究涉及的班級，人均漢字誤識率是3．7％。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教師在教學中常常自覺地補充一些學習材料，增加學生識字過后重復接觸所學漢字的機會。補充的童謠、童話等對提高識字效果有積極意義。但是，在沒有數據驗證的情況下，這類補充往往追求面面俱到，沒有針對生字的具體情況。一些重復不夠的漢字雖得到了強化，但那些已經有大量重復的漢字也在其列。結果常常是400個漢字的整體學習效果得到了提高，這種提高實際上是以師生學習負擔的大幅度增加為代價的，而部分漢字在教材中分布的缺陷還是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筆者認為，應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對幾類存在重復缺陷的漢字，在教學中予以強化。通過自覺地補充兒歌等材料，保證每個漢字都在學習過后，得到2節以上的應用，如有可能爭取達到6次。同時，鑒于部分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過分頻繁，教師可以將自己的識字教學重點偏向重復不足的部分。以此，有望減輕目前識字教學中師生的負擔。
漢語語言論文范文4
[關鍵詞]制度德育；內涵；特征
Abstract:Thestudyoftheconnotationof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hasimportanttheoreticalsignificance.Takingsomenewtheoriesofmoraleducationasthebackground,thepaperstudiestheconnotationof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Thenitpointsoutthat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hasfourcharacteristics:participation,institutionjustice,fairprocessandcriticalfunction.
Keywords:themoraleducationofinstitutions;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
制度德育是我國青年學者杜時忠教授提出的新德育理念。從新的德育理念到新的德育理論，有必要對其基本問題進行提煉，比如對其內涵與特征進行追問。由于篇幅限制，杜教授對制度德育內涵只做了概括性的論述，本文試圖對制度德育內涵進行較為詳盡的分析討論。
一、制度德育定義簡析
欲討論制度德育的內涵，就必需對其定義進行探討。目前德育理論中存在比較多的定義混淆，根據著名分析派教育哲學家謝弗勒在《教育的語言》一書中對三種類型的定義的劃分與分析謝弗勒認為定義有三種類型：規范型定義、描述型定義與綱領型定義，具體說來：規范型定義是指對某個概念或詞語下定義時，將它規定在特定的討論領域或特定的討論形式中，并以特定的方式作出特定的解釋；描述型定義是指用已有的含義和既定的用法適當地描述被界說的對象或使用該術語的方法；綱領型定義是指它的提出者為了使用某一概念發揮特定的功能而制定的一種實踐綱領，它明確地或隱含地告訴我們事物應該怎樣。規范型定義和描述型定義反映的是現存的實踐狀況，但是它們有時候反映的是歪曲了的現實或錯誤的實際狀況。而綱領型定義反映了現存實際狀況的不滿，反映了一種改革的要求。綱領型定義是反思規范型定義和描述型定義為基礎的，往往包含“是”和“應當”兩種成分。制度德育概念提出本身是對當前德育現狀的批判，反映德育的應然狀態，體現德育的理想。因此，筆者使用的是制度德育的綱領型定義。
杜時忠教授提出：“制度德育是通過道德的制度來培養道德的個人?！盵1](P11-13)具體分析這個定義，它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作為手段的“道德的制度”與作為目的的“道德的個人”。在此，我們可以對目的與手段的關系進行思辨。從辨證的觀點來看，目的是相對于手段而言，手段也是相對于目的而言。脫離手段，言說孤立的目的，或是強調手段而輕視目的，其思維方式都是違反辯證法的。因此，當我們強調“通過道德的制度來培養道德的個人”時，同時應該看到，離開了道德的個人，道德的制度也建立不起來。正是因為道德的個人的努力才使道德的制度得以建立。但是，我們強調用道德的制度培養道德個人，是針對當下道德建設之中有忽視制度建設的傾向而言。更深一層說，當下我國的德育困境的根在于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而道德淪喪的根又在于制度不完善。
為了進一步把握杜時忠教授提出的制度德育的內涵，那么就不能不追問何謂“道德的制度”，何謂“道德的個人”。杜教授對此沒有作進一步闡釋。筆者認為“道德的制度”即正義的制度，合乎制度倫理的制度，蘊涵并保證自由、民主的制度，能夠切實保障人權的制度?！暗赖碌膫€人”即具有主體性道德人格的個體。這種個體具有獨立、理性、自為、自由的道德人格。他們是具有特立獨行、清醒從容、有所執著、敢于擔待特征的個體。從公民道德教育的角度看，“道德的個人”即公民?！肮袷抢硇缘赝ㄟ^自己的言行而為公共生活造福的自由而平等的個人。自由、平等和充分介入社會合作是公民的特征”[2]。
需要進一步指出，當我們說通過道德的制度培養道德的個人，并沒有否定道德的制度與道德的國家、道德的社會、道德的政府的聯系。相反，我們在關注個體道德的發展的同時，始終對國家倫理、社會倫理、政府倫理予以深深關切。因為這些始終是培植個體道德的土壤。離開了土壤的改造，個體道德的“胚芽”不能生長，個體道德的“種子”永遠長不成參天大樹。對此，張奚若先生早在1935年就指出“要有健全的國家須先有健全的國民”、“國家就是人民的返照”。[3]也就是說，有怎樣的人民便有怎樣的國家，有怎樣的人民便只能有怎樣的國家?；叵胛覈嗣裨诤偷葰v史悲劇中的狂熱，筆者就更能理解劉曉東教授強調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的深刻意義。
二、制度德育與相關概念的辨析
1．制度德育與希望德育等新德育理論的關系
隨著我國德育理論研究不斷深入，最近國內出版了較多以《XX德育論》命名的德育理論著作。筆者認為只有將制度德育理論置于這樣一個理論背景之中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制度德育的合法性，進而尋求德育理論共同體對制度德育的認同。朱小蔓教授在其主編的《當代德育理論新叢書》的序言中寫道：“這套叢書是社會轉型時期中國道德教育基本理論研究的重要成果。本叢書主要以建構和闡發新的道德教育理念為基本內容?！边@套叢書由《道德體驗論》、《希望德育論》、《生命德育論》、《幸福教育論》、《德性教師論》、《品格教育論》、《情感德育論》組成。這些德育理論著作或多或少都對自己的核心概念作了說明。筆者選取道德體驗教育、希望德育等概念作為制度德育的平行概念思考它們之間的關系。
劉驚鐸博士在《道德體驗論》中對道德體驗教育作了如下說明：“道德體驗教育并不追求某種實體性存在，它既不與現行的學校－課堂教育相對，也不是五育之外的單獨一育，而是作為教育意識、教育思想滲透于整個學校教育之中，旨在強調道德教育要深入到學校、家庭、社區、大社會生活和自然之境中，向生活世界、自然之境和體驗者的心靈世界全面開放，引起人的生命感動，誘發人的道德體驗?！盵4]劉驚鐸博士對道德體驗教育的說明對理解制度德育是有啟示的，制度德育同樣不追求實體性的存在，而是作為一種教育意識、教育思想影響著教育實踐。薛曉陽博士在《希望德育論》中對希望德育也作了說明，他指出：“本書在反復思考和謹慎研究之后提出希望德育的概念，然而，雖然提出這一概念，但并不以建構希望德育的理論體系為宗旨。本書并未提出所謂的希望德育目的、內容、方法等體系性話語。本書對這一概念的定位是：一方面，謹慎地使用這個概念，只把它限制在作為一種倫理價值或道德哲學的范圍內使用。希望德育是一個價值性概念，而不是一個結構性概念，在這一概念中不包含理論的體系和具體的知識邏輯，主要是關于德育價值的哲學澄清。文中任何時候所討論的希望問題，都不是獨立于道德教育之外的只屬于希望德育自身的問題，而是屬于整個道德教育問題?！盵5]薛曉陽博士對希望德育概念的說明，對我們理解制度德育也是富有啟發性的。首先，在探討制度德育的過程中，不宜將制度德育作為一個結構性概念理解，應該盡量少用體系性話語。要將制度德育更多地作為一種價值性概念去把握，凸顯一種新的德育價值。其次，制度德育問題總是與整個道德教育問題聯系在一起。用聯系的觀點看待這種關系，既能拓寬制度德育的理論視野，又能將道德教育問題開拓得更為深入。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當前這些論著中提出的新的德育理論都沒有按照經典種屬定義方法對新的德育概念作出定義，而是做一些理論上的說明和闡釋。這種做法并非否定種屬定義方法，而是看到這種經典邏輯定義程序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可用。其應用范圍僅僅限于那些特征性概念、分類性概念等。因此，我們不必過分拘泥于種屬定義方式。
那么，希望德育、體驗德育、生命德育、制度德育等德育理論在德育理論體系中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筆者認為，可以借鑒音樂學的術語“復調”來解釋這種關系。復調音樂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曲調以對位法的法則結合在一起的多聲部音樂。主要特點在于各聲部都有獨立性；有別于主調音樂（主調音樂雖也是多聲部音樂，卻僅以一個聲部為主，其它聲部只是陪襯作用）[6]。在我看來，如果把德育理論體系比作復調音樂，那么制度德育和希望德育、生命德育等各種新的德育理論就像復調音樂中的各個聲部，都具有獨立性。隨著制度德育、希望德育研究的深入，整個德育理論體系的復調音樂就會更和諧、更美妙。
2．制度德育與德育制度的聯系與區別
制度德育是相對于希望德育、生命德育的獨立的德育理論，而德育制度是指有關學校德育的規范體系。有學者將學校德育制度界定為“觀念形態的規范體系，僅僅包括正式的、理性化的、系統化的、行諸文字的行為規范，如學生守則、學生日常行為規范、學習制度（考勤制度、課堂常規、考試制度、圖書館規則）、生活管理制度（作息制度、宿舍規則、食堂規則、衛生清潔制度等）、學生禮貌常規和品德評價制度等”[1](P11－13）。這樣看來，德育制度是正式的規范體系，是規范德育的準則。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將德育制度與制度德育區分開來。
當我們看到制度德育與德育制度的區別時，應該進一步思考二者之間的聯系。筆者認為，德育制度是實施制度德育的中介，離開了德育制度的制度德育，只能是水上花、鏡中月。但是，當我們看到德育制度對實施制度德育的價值時，又不能把目光只停留在對德育制度的關注上，而忽視社會體制、教育制度對制度德育的影響。
三、制度德育的特征
制度德育在我國的德育理論中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探索，沒有先例可援，因此，本文論述的制度德育特征，一方面是受經典教育理論的啟示，另一方面是筆者教育實踐經驗的歸納。具體說來：
1．制度德育是重視參與性的德育
制度德育主張讓學生參與制訂學校德育制度，讓學生來選擇學校德育制度；主張以學生為主體對其生活有關制度進行合理性論證。所謂參與，從內涵來說，指的是，“每個公民都有權利、義務或責任和能力參加社會的經濟、社群、政治和文化各領域的事務及其決策與管理工作”。從外延來說，“參與是大眾參與、民主參與和直接參與的統一”[7](P109)。
把政治學中的民主參與觀念引入制度德育是富有價值的。從宏觀上說，制度德育引導學生以社會成員的身份直接地、民主地、主動積極地參與到社會各個領域的生活、活動及其變革過程中，從而接受社會生活的全面影響與全面教育，獲得主體性道德素質的全面、整體發展。從中觀上說，在制度德育中，教師積極組織學生開展各項活動，引導每個學生參與，以主體身份民主地、直接地參與班級、學校和社會各領域的決策與管理工作，既主動接受班級、學校和社會變革的影響，又通過自身的變化促進班級、學校和社會的發展。從微觀層面來說，制度德育在具體德育活動中，使每個學生都意識到自己是權利和義務的主體，從而直接地、民主地、主動地參與德育活動。
制度德育是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培養公民民主參與素質的有效途徑，同時有助于公民道德素質的全面發展。制度德育正是在學生積極主動的參與中，發展他們的行為能力，促進他們對民主制度的認同。因而，著名教育家杜威強調，“要使教育過程成為真正師生共同參與的過程，成為真正合作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師生雙方都是作為平等者和學習者來參與的”[8]?！霸谶@種共同參加的活動中，教師也是一個學習的人，學生雖自己不知道，其實也是一個教師，師生愈不分彼此愈好”[9](P44)。這樣，“我們學校不再是脫離生活，專為學習功課的場所，而是有關雛形的社會團體，在這個團體里，學習和生長是現在共同參與的副產品”，“一切能發展有效的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的教育”[9](P375-377)。道德心理學家科爾伯格也指出，“從教育上看，促進成熟的道德推理這一目的就是發展一種對公正的意識，而這最終意味著創造公正的學校，在其中，學生是完全參與學校事務的。因此，除了促使學生公開參與課堂道德討論之外，有必要考慮學校的整體氣氛”[7](P137)。
反觀我國傳統和現行的學校班干部制度，從小學低年級起，大多是在教師的絕對控制下，指定、推薦和“選舉”出各級學生干部；在大多數小學高年級和中學的班級里，甚至在大學的班級里，班干部大多數是從小學低年級就開始當“干部”。與此相反，班級里大部分學生從小學低年級開始就一直是“群眾”。這種傳統的班干部制度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在本質上由領導做主，缺乏學生的民主參與；二是只有少數學生有機會擔任班干部。這種制度的消極后果表現在：第一，缺乏學生的民主參與，大部分學生的民利被有意或無意地剝奪了，大部分學生民主參與的主動性、積極性與創造性被壓抑。第二，大部分學生缺乏以主體的身份參與班級、學校事務管理的機會，從而缺乏主動參與意識與能力。這樣最終影響了個體道德的發展。
正是基于現實德育中的問題，制度德育重視德育過程中學生的參與性。制度德育建議通過建構班干部推薦、選舉、輪流三軌并行的制度來改造現行不合理的班干部產生制度。在新班干部產生制度中，貫徹大眾參與、民主參與和直接參與三個原則[7](P308-312)。
2．制度德育是重視制度正義的德育
制度德育是以制度正義為前提條件的，離開了制度正義，制度德育便沒有可能。因此，實施制度德育必然要重視制度正義。正確把握制度正義，首先要認識正義的內涵。在西方思想史中，正義的內涵有個演變的過程。梭羅認為正義就是給每個人應得的；柏拉圖認為正義就在于各得其所，各取其份；亞里士多德認為正義在于比例平等；羅爾斯認為正義在于“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自由與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平等的分配”[10]。這樣看來，正義的核心是給人應得的。思想家們對“應得”的不同理解導致他們對正義的認識不同。筆者認為正義的著眼點在于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正義意味著權利與義務的對等。因此，如果把制度理解為通過權利與義務來規范主體行為和調整主體間關系的規則體系，那么制度正義意味著個體的基本自由權利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個體的權利和義務得到統一制度正義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制度本身的正義；二是指把正義的價值轉化為制度的要求。第一層含義強調制度本身的正義，要求用正義的標準評價現存的和將存的制度。如果制度不正義，就要變革不正義的制度。如果制度正義，就要維護制度正義，并促進制度正義的發展。第二層含義指正義的制度化，強調把正義的價值轉化為具體的制度，將正義作為一種制度加以定型。這樣，制度正義從實質上和形式上達到統一。從動態的角度看，已有的制度會向不正義轉化，但又在正義的標尺下趨于正義，因此，制度正義的兩層含義是相互貫通的。
制度是人們交往的社會規則。正義的制度不僅有效地規范人的行為，而且深刻影響人的價值取向。從道德心理學上看，著名心理學家皮亞杰曾揭示，個體責任感形成有兩個前提條件：外部命令和對發令者的敬重。制度正義能夠有效地提供這兩個前提條件，因而有助于個體責任感的發展，進而有助于個體正義感的形成。從倫理學上看，倫理學家羅爾斯在思考社會成員正義感形成時認為，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是社會成員正義感形成的前提。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必然是尊重制度倫理的社會。制度正義意味著為個體道德發展提供正義的制度環境。在正義的制度環境中，個體成員能夠從社會生活經驗、自身利益的切身感受來體會制度的公正性和權威性，進而產生對制度倫理的認同感，經過感悟、陶冶，對制度及其存在的意義系統產生自豪感與熱愛。因此，“公正的社會結構是個體美德的前提，在基本公正的社會制度體系中，社會成員更可能是成為善的”[11]。進一步說，正是由公正的社會結構構成的正義的制度環境，滋潤著個體道德的發展。
3．制度德育是重視正當程序的德育
制度德育以制度正義為前提，正當程序是制度正義的應有之義，因此，制度德育必須重視正當程序。正當程序是保障人權的根本原則，因此，在德育管理中重視正當程序，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尊重人權的德育。正當程序的核心思想是以程序制約權力，要求國家機關在處理公民權益時必須遵循正當、合法的程序，以防止國家權力的恣意和專斷。這對德育管理的啟示是，要防止德育管理過程教育者的恣意和專斷，造成德育暴力。
正當程序包括兩個基本原則：一是避免偏見原則，要求案件的裁判者不得對案件持有偏見或與案件有任何利益關系，裁判者必須在案件中保持中立；二是聽證原則，要求所有其利益可能受到裁判影響的利害關系人，都有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提供證據和進行辯護的權利，而裁判者也有義務平等地傾聽各方的意見，并且告知其有關的程序和交涉權利[12]。制度德育尊重正當程序，因而在德育管理中必須遵循正當程序。正當程序既保障學生的權利，也使學生在正當程序環境中得到民主的鍛煉和熏陶。
正當程序一般可以分為程序性正當程序與實質性正當程序。程序性正當程序要求，任何其權益受到判決結果影響的當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陳述自己意見并獲得庭審的權利[13]。程序性正當程序主要包括：（1）告知適用規則；（2）送達書面通知，說明提出的具體指控；（3）及時送達通知并給予足夠時間以準備辯護；（4）舉行公正的聽證；（5）對聽證過程進行記錄；（6）告知上訴權。實質性正當程序要求，在對權利進行法律程序的規范和限制時，除非對所有人都一樣，這項權利將不受任何限制。主要包括：（1）適用規則不得不當，不得模糊；（2）不得依據非書面的規則進行懲戒；（3）決定應有實質性論據得出的結論予以支持；（4）重要證人的身份應予公開；（5）應受控方要求，應舉行公開或私下的聽證?？傊?，在德育管理過程中,只有重視正當程序,才能真正落實制度德育。離開了正當程序，制度德育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4．制度德育是凸顯德育批判功能的德育
制度德育主張通過道德的制度培養道德的個人。面對現實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制度德育正視不合理的制度，并在對不合理制度批判的基礎上展開制度德育過程。它“通過對制度合理性的詰問，培養現代人的公民意識，塑造現代人的公共精神”[14]。與此同時，制度德育反思以往德育理論對德育批判功能的忽視，進而強調德育對現實的批判作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很長時期以來，我們的德育理論不敢批評社會，總是把社會提出的要求當作天經地義來接受。不僅不敢批評，而且總是為這些要求辯護。德育墮落成現實制度的附庸品，根本不能起到點化人性、提升德性的作用。德育完全淪為為升學考試保駕護航的境地[15]。明乎此，我們更能體會制度德育強調德育批判功能的現實針對性。
制度德育將德育批判功能與學生的道德理性批判力培養結合在一起，因為，學生只有具有良好的道德判斷力、理性批判力，才能實現德育的批判功能。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現實生活中存在較多的不道德制度。不道德的制度可能迫使，甚至促使人們做出不道德的行為。因此，學生只有具有一定的制度批判意識和制度批判能力，才能作出理性的抉擇。然而，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識和制度批判能力，總是有賴于制度德育過程中對學生道德判斷力、道德選擇力和理性批判力的培養。
具體在學校制度德育過程中，教師可以創設有關學校制度的討論活動，引導學生對學校制度進行制度倫理評價，評判學校制度的合理性。在討論過程中，學生是主體，教師扮演引導者的角色——激發學生的道德思維，發展學生的道德觀念、道德推理與判斷選擇能力，從而使學生在比較、判斷、選擇中形成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識和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良好的制度批判意識和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制度德育過程中逐漸實現。
[參考文獻]
[1]杜時忠.制度德性與制度德育[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2,(1)．
[2]金生鈜.規訓與教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124．
[3]夏中義.大學人文讀本：人與國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254．
[4]劉驚鐸.道德體驗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278．
[5]薛曉陽.希望德育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3．
[6]繆天瑞.音樂百科辭典[Z].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211．
[7]魏賢超.德育課程論[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4.
[8]約翰·杜威.杜威教育論著選[M]．趙祥麟，王承緒編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432．
[9]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44．
[10]廖申白.論西方主流正義概念的嬗變與綜合[J].倫理學研究，2002，(2):55－62．
[11]高兆明.制度公正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117．
[12]楊海坤.關于聽證制度若干問題的討論[J].江蘇社會科學，1998，(1):74－82．
[13]尹力，黃傳慧.我們離“正當”程序有多遠？[J].清華教育研究，2006，(2):109－115．
漢語語言論文范文5
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結構是非自主的。人類基本的認知能力和來源于經驗的認知模型在語言中有廣泛的體現，因此，語言結構為研究基本的認知現象提供了重要線索，人類的認知規律也會影響語言結構的選擇。
圖形與背景是認知語言學中的重要概念，這兩個術語最早來自完形心理學中的形基知覺。圖形指某一認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點部分；背景即為突出圖形起襯托作用的部分。這一理論表明，當我們觀察外部世界時，都會形成一個認知場，這個認知場就是由圖形和背景兩部分構成。在認知語言學分析中，圖形與背景是認知運作和語義結構重要的和基本的特性。圖形就是所要描寫的對象，背景是其所處的環境。對圖形的選擇決定于注意的焦點、移動方向、觀察的方位等。圖形和背景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位置關系，對象的所處位置、顏色對比、動靜對比（易于移動的物體傾向于成為圖形，但是在大量移動的物體中靜止的物體又傾向于成為圖形）、大小對比等都是區分背景與圖形的因素，在一個認知場中，得到突顯的部分是圖形，沒有得到突顯的部分是背景，圖形與背景相比總是更容易識別，更容易引起注意，也更容易記憶，并且更容易建立起一定的意義來。①例如，“在的右邊?！焙汀霸诘淖筮??！边@兩句話雖然說的是同一個意思，但前一句中的“”是作為圖形出現的，因而受到重視，“”是作為背景出現的，在人們的感覺中被忽視了；第二句正好相反，充任圖形的是“”，充任背景的是“”。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同一對象會因為充任圖形而得到突顯，若充任背景則被忽視。
從圖形－背景論分析存現句
一、存現句的內涵
存現句作為漢語中一種特殊而重要的句式，傳統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種基本觀點：
從句意角度：呂叔湘最早從句義入手，指出“這一類有無句單純表示事物的存在，也可稱為存在句?！雹趶堨o認為存現句是表示主語有什么，在何處。或者只是敘述出現了什么，消失了什么的無主句。③
從句式結構角度：認為這種句子是由“處所詞＋動詞（著）＋（數量詞）名詞”三部分構成。④
同時從句意和句型入手：以宋玉柱為代表，認為它是表示什么地方存在著什么東西或人的句子。⑤邢福義在《現代漢語》里說“存現句是表明人或事物的存在、出現或消失的句子”。⑥
我們從各家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的落腳點顯然是句子的語法結構，都是從句型、句義來下定義的。
二、圖形－背景論分析存現句
運用圖形－背景理論從人類認識事物的認知模式角度來描述存現句存在的合理性。存現句相對于相關的同義句式，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句末呈現焦點
在語言研究中，圖形－背景是一種認知結構或認知模型，圖形是所要描述的對象，認知上較突顯，背景是其環境，認知上不太突顯。就句法結構而言，在一個簡單的主謂賓句子里，主語是圖形在語言中的現實化，賓語是背景在語言中的現實化，謂詞是聯系的中間環節。圖形－背景理論為主謂順序的合理性提供了認知上的理論支持。轉、主于句末，方所詞語（時間詞語）位于句首的作用
存現句相對于相關的同義句式，結構上的特殊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能給人提供不同的意象和感覺。存現句中的主體名詞相對于相關的同義句式，它的位置在句末。
煙塵滾滾的場地上狂怒地蹦跳著一只斗牛?！恢欢放？衽乇奶跓焿m滾滾的場地上。
這組句子中，后一句式中主語的位置突出了“斗?！睂Α氨奶?，“兩條漢子”對“立”的支配作用，前一句式中“斗?！焙汀皟蓷l漢子”都是處于賓語的位置，就無法突出這種作用，但是卻強化了“斗?！北奶鴷r和“兩條漢子”立著時的狀態。
方所詞語（時間詞語）在一般主謂句中位于動詞之前或句末，存現句中的方所詞語（時間詞語）則必須放在句首，用圖形－背景理論來解釋，它就是充當了一個大的背景，位于句首更能起到展示大背景的作用，并能夠使讀者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這個背景上，然后再過渡到圖形。
河堤上扔著我的鐮刀和草筐?！业溺牭逗筒菘鹪诤拥躺先又?/p>
試比較例的前后兩個句式，后一句式中讀者的注意力焦點是由已知物“鐮刀和草筐”開始，然后擴展到環境“河堤”上，我們對環境認知的整體性以及關注的強度就會受到影響，前一句式則在我們認知尚處于空白狀態時將一個環境“河堤”充塞到我們的視野中，從而保證只有在這個較為穩定的環境被確立為整個認知的背景時，對“扔著鐮刀和草筐”這個對象的接受和理解才能順利進行。另外，句首的方所詞語（時間詞語）之后直接與動詞性詞語相接，沒有名詞性成分干擾對方所詞語、時間詞語的理解，更保證了對背景的心理注意。
在實際言語交際中，這兩種句式都是人們經常用到的，說話者究竟用哪一種，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據個人的主觀意圖而定，不過，在這里我們強調的是，當我們說某部分是圖形，另一部分是背景時，并不意味著背景不重要，只是說它不是焦點。但沒有背景是不行的，一方面，沒有背景句子不能滿足完形特征，另一方面，沒有背景
圖形也得不到烘托。
結語
總之，認知語言學在分析句法時告訴我們，語言結構是基于人們對世界的經驗，對語言的運用與我們怎樣感知周圍的事物和情景有密切關系。認知語言學對句法的分析不是試圖說明句法之間的轉換關系，也不是論證句法如何與客觀事物相對應，而是試圖闡明人們觀察和認識事物的方式決定語言的形式。存現句的作用就在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認知上的框架，它首先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背景，然后將一個對象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引入，作為輪廓鮮明的圖形放置在背景下。作為一種特殊的句式，存現句通過主移到句末，成為句末焦點，句末圖形，從而引起讀者對其進一步的關注。運用圖形－背景理論分析，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任何一種語言形式，不管它表面上看來特殊與否，在本質上都遵循了人類的認知規律，都反映了人類的認知結構和認知過程。
參考文獻：
[1]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
[2]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3]張靜主編．現代漢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4]雷濤．存在句的范圍、構成和分類[J]．北京：中國語文．1993．
[5]宋玉柱．語法論稿[M]．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
[6]邢福義主編．現代漢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漢語語言論文范文6
人教版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第一冊漢語拼音部分共13課。編排了情景圖、短語、句子和兒歌，認識70個常用字。顯而易見，教材采用了多種方式體現出語文學科的綜合性、整體性。于是，我把漢語拼音部分視為一個多元化的整體，將學拼音看圖識字、看圖說話、閱讀短語和兒歌等多個知識點互相滲透，分層次有機整合，千方百計調動學生的興趣，力圖取得最佳學習效果。
一、聲母發音與課文插圖的整合
新教材漢語拼音部分有幾十幅富有啟發性的插圖，或示意字母發音、或表明字母形體，還有一些是為提高拼讀能力而安排的。教學中要充分利用直觀形象幫助學生學習抽象的拼音字母。聲母的本音雖然都是“標準的音”，但因為聽不清，學生學習還是不方便。新教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給這些聲母配上了不同的韻母，使聲母也能發出響亮的音。這種呼讀音，雖然能發出響亮的音，方便學生的學習，但還是難以啟動學生自學、自悟、自會。教材又配上了能夠表聲母音的插圖，幫助學生練習發音。如學習g這個聲母時，從圖導入：從遠處飛來了什么？學生看書上的插圖，可能回答：“白鴿”“三只鴿子”。教師繼續引導：誰能編一句兒歌記住“g”，學生回答“鴿子鴿子ggg”“三只鴿子ggg”。接著讓學生發出正確的讀音：如“鴿”（ge），然后告訴學生把ge讀得輕些、短些，這樣的發音就比較接近本音，也有別于音節ge音了。用這種方法可以教b、p、m、f、k、h、j、q、X、Z、C、S、Zh、Ch、Sh、y、W，配合這些字母的插圖都能引出聲母相應的字音來。有幾個聲母如d、t、n、l的插圖不是取音，而是取形，可以采用其他方法直接練習聲母的讀音。
二、拼讀音節與生活經驗的整合
六歲的孩子入學前已會說很多話了。從拼音角度來講，他們已經會發很多音節的音了，但是他們并不知道和理解為什么要分解音節。如看見一叢草，他們認識是草（cao），卻不會將草（cao）分出聲母C，韻母ao。更不會有意識地將聲母和韻母連成音節進行四聲拼讀，因此字音（音節）的拼讀成了孩子們拼音入門的學習難點。根據新教材增加了許多與學生生活緊密聯系的音節的編排特點，教師可以調用孩子已有的生活經驗，直接切入音節，拼讀難點。如漢語拼音第5課三拼音節：gua、guo、hua、huo、kuo，可以先制作課件從電腦中依次出示一個西瓜、一口鍋、一朵花、一堆火和由小擴大的圓等圖片，先請孩子們認一認在生活中早已熟悉的事物，說一說它們的名稱（實際上已調用他們原有的“語音儲備”），然后引導學生：想一想，它們（指這些事物）是怎么拼出來的？當學生理解有困難時，再用課件分別展示出聲母和相拼的韻母以及聲調，對應擺放在圖片下面。最后啟發學生：這些聲、韻母合在一起加上別的聲調就成了別的字音了，你們想認識它們嗎？再以此分別推出以上五個音節的四聲，讓學生讀一讀，結合生活實際說一說（說出雙音節詞或一句話即可）。這種由易到難、由淺入深的擴展活動無一不是根據學生的生活經驗進行的。
學生初步學習了拼音方法，還要經過大量的“耳聽口練”才能把知識轉化為能力，力爭做到看到音節便能準確、熟練地讀出來。教師要充分利用新教材拼音部分出現的209個音節。為了增加學生拼讀興趣和效果，我從學生最熟悉的口語入手；從學生日常生活用品入手；從學生使用的學習文具入手；從學生最樂于做的事情入手。每日一句，出示在黑板上方，為學生營造喜聞樂見的拼音音節氛圍，使他們愛學樂學，既提高拼音能力又發展了口語交際能力。
三、認識漢字與觀察情景圖的整合
新教材拼音部分的內容在聲母、韻母、音節、識字、兒歌、看圖口語交際等方面進行了巧妙的組合，體現了“以學生為本”觀念，也突出了各知識點的科學性。特別是與學習內容緊密聯系的情景圖，給師生帶來了更大的創造性學習的空間。教師應站在學生認知水平的角度上，認真審視每一幅情景圖，想辦法激活它們對學生的吸引力。讓學生借助情景，利用漢語拼音讀準字音，會認漢字。
1．看懂留意，練習拼讀。有的情景圖內容簡單，物體的名稱和音節對應出現。如第7課，媽媽擦玻璃、爸爸拖地、我做賀卡。可以讓學生自己看圖、練讀音節、認漢字。有的圖內容復雜，學生看了圖還不能導出音節的讀音，如第11課的情景圖，教師作為引導者要帶著學生仔細觀察，啟發思維，講清留意后，引出diéffējī和漢字“疊飛機”。
2．抓住畫面特征，記住字形。有的情景圖中的事物具有表形的特點，但圖上的物體真正表形的往往只在畫面的某一處。教學時應讓學生先整體后部分觀察畫面，突出最形象的表形部位，啟發學生想像，如第4課的情景圖，一只小兔奔跑時的腿形，多像“兔”字下面的兩筆。
3．充分利用圖加深記憶。剛學會拼音字母的學生，拼讀音節是有一定難度的，在教學生看圖讀音節識字時，首先引導學生看圖，看懂圖意很容易就拼出音節了。學生在認讀時，遇到認不出說不上的漢字，教師可以憑借描述圖意，幫助學生復現畫面內容，喚起表象，使學生憶起見面字的讀音和字形，如第8課情景圖，“太陽剛剛升起，可以換成什么詞來說？”學生思考后回答“日出”，這樣字的形和音的問題迎刃而解。把看圖、拼音、識字整合在一起，有益于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也益于調動群體學習過程中的互動作用，是提高識字效率的重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