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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1
關鍵詞：稅收收入；生產總值；VAR模型
一、上海市稅收超GDP增長現象的概述
1994年我國進行了稅制改革，此后伴隨著經濟蓬勃發展，我國稅收收入也保持著高速增長，稅收收入彈性從1995年的0.87到達2011年的1.45，17年的彈性均值高達1.25，出現了稅收超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現象。上海作為全國經濟中心，每年納稅數額巨大，從1994年到2011年稅收收入占GDP比重不斷上升，且稅收收入增長率大于生產總值增長率，稅收收入彈性基本大于1，呈現上升趨勢。
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國內學者多將其歸納為制度、經濟、政治等因素。本文將從產業結構視角下，采用VAR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二、文獻綜述
長期以來，我國稅收超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現象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廣泛興趣，并從各自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解釋。陳東等（2013）從稅收征管角度，建立隨機生產前沿模型，認為稅收超長增長的根源主要來自技術進步，且東部沿海地區明顯高于中西部內陸地區。安體富（2002）從經濟、政策、管理和稅款虛收四個方面分析了近幾年來我國稅收的超長增長和減稅問題。烏蘭（2010）認為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促進了稅收的增長，從分稅種角度看，工商業增加值，企業效益等因素也促進了稅收收入的增長。谷寒梅（2008）對稅收增長因素進行分析，并對協調稅收增長和GDP增長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羅春華等（2010）用兩種方法測算了稅收征管因素對稅收超GDP增長的貢獻率，認為符合實際的稅收征管對稅收增長的年均貢獻率應該居于4.1%和4.4%之間。古麗娜爾 （2010）認為稅收超GDP增長的原因有經濟快速增長，產業結構調整，稅收結構優化及稅收征管水平提高。陳修玲（2010）運用因素分析法對稅收增長的經濟因素和宏觀稅負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現階段我國稅收超GDP增長的速度是合理的，但長期下去是有害的。
本文研究上海市稅收超GDP增長現象，不同于國內大部分學者的研究，將在產業結構視角下進行研究。
三、實證檢驗
我國1994年實行了稅制改革，因此本文選取上海市1994年至2011年稅收收入、GDP、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生產總值的數值進行研究。根據2012年上海統計年鑒，上海市GDP每年高速增長，稅收收入也逐年增高，且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來越高。同時，上海市第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均逐年增高，且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較小，并逐年降低，第二產業占GDP比重較大，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逐年增大。因此，在本部分實證檢驗中，首先檢驗上海市生產總值是否為稅收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接著檢驗三大產業中哪幾個產業對稅收收入的變動程度影響較大。
（一）上海市生產總值對稅收收入影響的OLS模型分析
上海市生產總值為上海市第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之和，因此本文選取生產總值作為解釋變量，稅收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分析兩者之間關系。建立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得到如下結果
ln（tax）=-4.40+1.26×ln（gdp）（1）
t=（-26.87） （68.00）
R2=99.66% F=4623.69
其中，tax為上海市稅收收入，gdp為上海市生產總值。從公式（1）中可以看出，在5%顯著性水平下，常數項和上海市生產總值前的系數即稅收收入彈性是顯著的；方程擬合優度高；整體是顯著的。采用序列相關LM檢驗，發現方程不存在序列相關性。再采用White異方差檢驗，發現方程不存在異方差。方程只有一個解釋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根據回歸結果，上海市生產總值對稅收收入影響顯著，稅收收入彈性為1.26，即生產總值增加1%，稅收收入就會增加1.26%，說明稅收收入的確超過生產總值增長。同時，上海市生產總值對稅收收入的解釋程度高達99.66%，因此本文接下來進一步分析三大產業分別對稅收收入的影響程度。
（二）上海市第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對稅收收入影響的VAR模型分析
為進一步研究上海市第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對稅收收入的影響，本文將選取第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及稅收收入數據，建立VAR（2）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記gdp_1、gdp_2、gdp_3分別為上海市第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tax為上海市稅收收入。為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并便于對最后結果進行解釋，對上述變量采取對數形式，分別記為ln（gdp_1）、ln（gdp_2）、ln（gdp_3）、ln（tax）。VAR理論要求模型中每一個變量都是平穩的，下面將采用ADF方法檢驗上述序列的平穩性，具體結果如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10%顯著性水平下，變量ln（gdp_1）平穩，變量ln（gdp_2）平穩，變量ln（gdp_3）二階平穩，變量ln（tax）一階平穩。因此本文將使用ln（gdp_1）、ln（gdp_2）、Δ2ln（gdp_3）、Δln（tax）這四個變量來建立VAR模型。由于稅收主要來自于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因此模型中按照變量重要程度重新排序為：Δln（tax）、Δ2ln（gdp_3）、ln（gdp_2）、ln（gdp_1）。根據滯后長度標準檢驗，本文將建立VAR（2）模型。具體結果如公式（2）：
Δ
ln（tax）
Δ
ln（gdp_3）
ln（
gdp_2）
ln（
gdp_1）=2.57
1.28
1.27
l0.21+-0.53 -0.48 1.08 0.13
-0.14 -1.00 0.55 -0.76
-0.09 0.54 0.71 -2.15
0.145 -0.39 0.47 1.45Δ
ln（tax）
Δ
ln（gdp_3）
ln（
gdp_2）
ln（
gdp_1）+-0.39 -1.30 -0.55 -1.64
-0.10 -0.60 -0.24 -0.10
0.06 0.11 0.58 1.40
l-0.11 -0.68 -0.35 -0.72Δ
ln（tax）
Δ
ln（gdp_3）
ln（
gdp_2）
ln（
gdp_1）+ε1t
ε2t
ε3t
ε4t（2）
經檢驗上述模型中大部分系數的t統計量在10%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再檢驗模型平穩性，采用AR根方法，即如果模型中所有根模的倒數小于1，落于單位圓內，說明模型穩定。單位根圖形檢驗結果如圖1。
從圖1中看出所有單位根都落于單位圓內，說明本文建立的VAR（2）模型平穩，四個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能夠進行下一步分析。接下來將對模型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及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
1.格蘭杰因果檢驗
基于上述VAR（2）模型，對上海市稅收收入、第一產業產值、第二產業產值和第三產業產值波動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結果表明：在10%顯著性水平下，稅收方程中，第三產業產值波動不是稅收變動的Granger原因，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產值波動是稅收變動的Granger原因，三大產業產值波動聯合起來是稅收變動的Granger原因；第三產業方程中，稅收波動不是第三產業產值變動的Granger原因，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產值波動是第三產業產值變動的Granger原因，但三者的聯合波動是其變動的Granger原因；第二產業方程中，稅收、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及三者聯合波動均不是第二產業產值變動的Granger原因；第一產業方程中，稅收及第三產業產值波動都不是第一產業產值變動的Granger原因，第二產業產值及三者的聯合波動是第一產業產值變動的Granger原因。
2. 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在第0期分別給一個正沖擊，變量的波動情況如圖2。
從圖2（a）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給變量Δ2ln（gdp_3）一個正向沖擊后，Δln（tax）在前9期內正向波動，在第4期達到最高點，從第13期開始小幅負向波動，29期后趨于穩定。說明第三產業在前期對稅收收入有促進作用，后期對稅收收入有小幅度阻礙，但總體會促進稅收收入增長。
從圖2（b）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給變量ln（gdp_2）一個正向沖擊后，Δln（tax）在前3期內正向波動，第2期達到最高點，第4期到第5期負向波動，第4期達到最低點，此后一直正負波動，到30期趨向平穩。說明第二產業沖擊對稅收收入的作用是交替進行的。
從圖2（c）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給變量ln（gdp_1）一個正向沖擊后，Δln（tax）在前9期內一直負向波動，在第3期達到最低點，后期有小幅度正向波動，第25期開始趨向平穩。說明第一產業的沖擊對稅收收入并沒有促進作用。
3.方差分解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每一個產業結構沖擊對稅收收入變化的貢獻度，本文接下來將進行方差分解分析，具體結果如下。
結果表明：第二產業對稅收收入的貢獻率最大，約在40%左右，在第15時期達到最大，為45.58%，隨后有減小趨勢；第三產業對稅收收入的貢獻率次之，約為20%，并且貢獻率一直在增大；第一產業對稅收收入的貢獻率最低，一直維持在6%左右。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1994～2011年上海市稅收收入、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時間序列數據建立了VAR（2）模型，從產業結構角度闡明了上海市稅收收入超過生產總值增長的現象，結果發現：上海市稅收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是生產總值的增長，且稅收收入的彈性較大，為1.26，超過1，確實出現了稅收收入超過生產總值增長的現象；來自第三產業的沖擊在前期會給稅收收入帶來同向較大的影響，后期有小幅度負向影響，總體影響為正向影響，來自第二產業的沖擊會給稅收收入帶來正負交替的影響，來自第三產業的沖擊對稅收收入主要帶來負向影響；在對稅收收入的貢獻程度中，第二產業的貢獻程度最大，呈現拋物線狀態，第一產業貢獻度次之，但呈現遞增狀態，第一產業的貢獻度最低，為6%左右。因此，上海市在面對稅收收入超生產總值增長這一現象時，要優化產業結構升級來促進經濟增長，從而使稅收進一步增長。特別是第三產業的技術創新，如金融業可以創新產品種類，同時要保持第二產業穩定增長，實現從粗放型生產向集約型生產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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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烏蘭.產業結構視角下中國稅收超GDP增長問題研究[J].內蒙古大學學報，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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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羅春華，呂普生.稅收征管在稅收超GDP增長中的貢獻――測算方法、分析及展望[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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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2
工業區創建于年6月，是經市區人民政府批準的區級工業區，規劃面積8平方公里，首期開發5平方公里。年9月22日，經國家發展改革委年第66號公告，提升為市市級工業區。工業區位于浦東國際機場與洋山國際深水港之間，與正在興建的臨港綜合產業園隔河相望。區內現有企業30多家，年產值近人民幣12個億。
一、各項指標分析
（一）工業總產值指標分析
年鎮尚未建立工業區時，有7家工業企業位于后來建成的工業區區域內，為了比較的方便，也為了使數據按照同一口徑具有可比性，故將該7家企業的各項指標作為園區比較的基數（下文如無特別說明，都按此種涵義理解）。年，工業區原7家企業工業總產值為17339萬元，年度工業區預計完成總產值150000萬元（年度1-10月份已完成107000萬元，工業區年工業產值比年增加了6倍多。年度全鎮工業產值預計為218900萬元（年度1-10月份已完成15510萬元），比年度的44377萬元，增加了近4倍。工業區產值的增長速度要快于全鎮工業產值的增長速度。各年的具體工業產
園區內和全鎮每年工業產值的增減情況如何，兩者的變動又存在什么關系呢，請看下圖：
圖一：園區和全鎮工業產值增加趨勢圖
由圖可知，園區和全鎮工業產值的同比增加數所走過的軌跡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年建園之初，增加比例小幅上揚，經年、年的大幅增加后，年、年漸趨平緩。但是兩者又有所區別，主要體現在同比增加比例數值的大小上，除年以外，鎮工業產值增加比例都要小于園區該項指標，尤其是年和年兩年，兩者的差距尤為顯著。
下面通過雷達圖示來看看工業區產值占全鎮工業產值的變化情況
圖二：園區內工業產值占全鎮工業產值比例圖
圖中很清晰的顯示了工業區產值占全鎮工業產值的比例逐年提高這一趨勢，從年的39.1%，一直到年的68.5%。單從工業產值該項指標而言，園區經濟在全鎮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甚至可以說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工業企業（規模以上）數量指標分析
企業數量的增減也能反映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程度和趨勢，尤其是較大型企業的數量。我們將年產值在500萬元以上的企業稱為規模以上企業（以下簡稱規上企業），并以此為標準統計了全鎮和工業區年到年的企業數量，如下表：
總體來看，全鎮和工業區內規上企業逐年增加。年相比年，區內增加了18家，增長到原來的5.5倍；全鎮則增加了30家，增長到原來的3.67倍。為了更好了解工業區內和全鎮規上企業數量變化之間的關系，請看下圖：
圖二：工業區內和全鎮規上企業數量變化圖
圖中曲線代表的就是年區內規上工業企業占全鎮規上企業的比例，從年（也就是建園之年）起，該項比例就不斷提高，從21%一直上升到年的61%，年稍有下降，為50%。說明全鎮較大型工業企業有向工業區集中的趨勢。
（三）工業利潤指標分析
對一家企業來說，在其成熟穩定期，利潤指標往往比產值指標更能說明問題，因此對于一個地區的經濟也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一項指標。我們對此也做了一下統計（其中年為計劃數）：
圖三顯示，無論是全鎮工業利潤還是園區內工業利潤，其增長趨勢并不平穩，而是一直處于波動狀態，全鎮在年和園區在年都出現了負增長，分別為-6%和-13%。為了探究其原因，我們調閱了當年相關的資料，發現主要是因為某些較大型企業或受行業不景氣影響、或因剛剛投產和原材料成本上漲等，導致當年的利潤出現微利或較大幅度的虧損。比如年某某化工企業受行業不景氣影響，利潤從年的近500萬下滑到30幾萬；又如某某電子企業年投產，當年產出近1.5個億，卻虧損近700萬。
圖四顯示，園區內工業利潤占全鎮工業利潤的比例有總體下降的趨勢，03年之前，該比例在70%左右徘徊，03年之后，則基本處于50%的水平，這與園區產值占全鎮工業產值逐年增加的趨勢形成鮮明對比。
（四）稅收數指標分析
一個地區財政收入的多少直接影響著該地區公共事業的完善程度和基礎建設的建設力度，最終影響到當地經濟的發展速度，而稅收是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因此很有必要分析一下工業園區在這方面的貢獻。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資料所限，沒法獲取04年以前的相關數據，也沒有按具體稅種對稅收數加以分解，全鎮稅收額也只是一個總數，沒有按產業加以分類。雖然有上述諸多不足之處，但通過我們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能說明某些問題的。
由表可知，年到年，全鎮和園區稅收總額逐年增加，全鎮從6812萬元增長到15000萬元（預計數，1-10月完成10727萬元），園區則從2388萬元增加到4100萬元（預計數，1-10月完成3429萬元）。年均增加的幅度雖然不太一樣，05年全鎮增長幅度大于園區，而06年正好相反，但兩者的比例卻基本保持穩定，在20%-35%之間浮動。
（五）就業人數指標
該項指標比較簡單，又由于資料所限，只能獲取園區04年到06年的統計數據，也就不再展開論述，請看
從圖中可以看出，工業區在解決全鎮人口就業方面也在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二、綜合評價
通過以上的五項指標分析，我們發現工業園區無論是在工業產值、工業利潤、企業數量（規上）還是稅收總額、就業人數等方面都對全鎮產生著重要影響，尤其是工業產值方面，在更是占了全鎮工業產值的近七成之多。但是，通過對數據的統計分析后我們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工業區建區時間短，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因而總體規模不大，龍頭企業缺乏，創稅大戶也較少。工業區年總產值只有12個億，最大的企業年產值只不過4個億，創稅1000多萬，而附近某鎮的工業區年總產值超過30個億，最大一家企業的年產值也超過10個億，創稅過4000萬元，差距是全方位的。
（二）園區企業創利和創稅質量普遍不高。相對于全鎮工業產值的高比例，在利潤和稅收這兩項指標上，園區企業沒能作出應有的貢獻，相對偏低，參看下圖：
圖六：各項比例圖
從圖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從04年開始，園區內工業企業利潤占全鎮工業利潤比例都要低于園區內工業產值占全鎮工業產值比例，而園區稅收占全鎮稅收比例更是低于園區內工業企業利潤占全鎮工業利潤比例
三、對策和建議
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改進：
（一）、積極利用有利政策，加強招商引資的力度，注重引進優質企業。正如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那樣，年9月，工業區提升為市市級工業區，成為僅存的幾個工業區之一。因此，一定要抓住這一有利契機，將招商引資工作作為工業區工作的重點，采取多種方式，如聯姻大企業和國際公司，鼓勵引進相關配套企業，實施“以商招商，以企引企”等，特別是要注重引進那些可以彌補產業空缺、多創利稅、解決就業問題的優質企業。
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3
（一）登記情況：
20__年我市涉外企業正式登記注冊的有217戶。其中：屬于第一產業的“農林牧副漁業”3戶；屬于第二產業的“采礦業”7戶、“制造業”103戶、“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2戶、“建筑業”28戶；屬于第三產業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7戶、“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8戶、“批發和零售業”18戶、“住宿和餐飲業”19戶、“房地產業”5戶、“租賃和商業服務業”3戶、“其他行業”14戶。注冊類型結構為：內資企業9戶、港澳臺投資企業134戶、外商投資企業74戶。
20__年納稅登記戶新增30戶，減少34戶，為213戶。其產業結構：屬于第一產業的“農林牧副漁業”3戶；屬于第二產業的“采礦業”10戶、“制造業”99戶、“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2戶、“建筑業”24戶；屬于第三產業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6戶、“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9戶、“批發和零售業”21戶、“住宿和餐飲業”18戶、“房地產業”8戶、“租賃和商業服務業”3戶、“其他行業”10戶。注冊類型結構為：內資企業11戶、港澳臺投資企業126戶、外商投資企業75戶、外國企業1戶。
以上企業直接納入我分局征管范圍的戶數：20__年70戶，20__年66戶。其他均在各縣市區由當地稅務機關負責稅收征管和入庫。
（二）經濟稅源及入庫稅收收入：
20__年全市涉外企業實現產值36.78億。20__年實現產值32.23億。
20__年元至12月，我分局共計入庫稅費4863.55萬元。其中：純稅收入4403.27萬元（營業稅1715.14萬元、個人所得稅808.55萬元、城市維護建設稅1154.34萬元、房產稅251.89萬元、印花稅191.47萬元、城鎮土地使用稅171.89萬元、土地增值稅0.7萬元、車船使用和牌照稅3.41萬元、城市房地產稅105.88萬元）、教育費附加171.35萬元、文化市場建設費收入10萬元、社會保險基金收入278.92萬元。
20__年元至12月，我分局共計入庫稅費5913.52萬元。其中：純稅收入5290.89萬元（營業稅2900.23萬元、個人所得稅828.77萬元、資源稅0.66萬元、城市維護建設稅703.55萬元、房產稅321.21萬元、印花稅207.26萬元、城鎮土地使用稅182萬元、土地增值稅0.89萬元、車船使用和牌照稅2.5萬元、城市房地產稅143.82萬元）、教育費附加351.39萬元、文化市場建設費收入5萬元、社會保險基金收入266.24萬元。
重點稅源戶提供的稅收：
20__年：新能湖南——發電有限公司2155.99萬元、移動通信——公司691.89萬元、昌盛石化419.36萬元；
20__年：新能湖南——發電有限公司2275.99萬元、移動通信——公司__5.08萬元、中國聯通——公司310.16萬元。
二、——市涉外企業宏觀稅負基本描述：
1.宏觀稅負基本數據：
（見附表）
2.基本數據比較：
從稅收總量比較：
20__年度：全省GDP為5641.92億元，稅收收入154.93億元，稅負2.75；——市GDP為590.31億元，稅收收入10.15億元，稅負1.72；我分局負責征管的涉外企業GDP為21.62億元，稅收收入0.45億元，稅負1.23，略低于省市水平。
20__年度：全省GDP為6473.61億元，稅收收入185.33億元，稅負2.86；全市GDP628.57億元，稅收收入11.32億元，稅負1.8；我分局負責征管的涉外企業GDP為25.81億元，稅收收入0.63億元，稅負1.96，高于全市水平。
從產業結構比較：
20__年度第一產業稅負水平全省為零，全市為零，我分局為0.04。第二產業稅負水平全省為2.66（其中工業1.7建筑業7.47），全市1.51（其中工業1.01建筑業4.7）我分局為1.07（其中工業0.91建筑業8.28）；第三產業稅負水平全省為4.24，全市為2.65，我分局為2.34。
20__年度第一產業稅負水平全省為0.01，全市為0.02，我分局為0.01；第二產業稅負水平全省為2.92（其中工業1.93建筑業8.33），全市2.04（其中工業1.33建筑業7.97），我分局為1.71（其中工業1.10建筑業5.48）；第三產業稅負水平全省為4.17，全市為2.48，我分局為2.87。
三、——市涉外企業宏觀稅負比較分析：
從稅收總量角度對比，我分局稅負20__年低于省市水平，
20__年低于全省水平高于全市水平。分析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由于統計局與商務局均未對涉外企業做過相應的GDP統計，我分局取得的涉外企業GDP數字系——市工商局涉外科在年檢驗資時按各企業上年GDP乘以全市平均增長率（1.19）得出。該數據明顯大于實際數，造成了稅負比例的偏低。同時，工商部門登記在冊的涉外企業戶數和我分局實際征管的戶數存在很大的區別。前面列出的登記數據20__年217戶、20__年213戶，而我局實際歸口征管的為20__年70戶、20__年67戶，其他百余戶均劃歸其所在地各縣市區統一征收管理。我局在進行宏觀稅負分析時,使用70戶左右的稅收收入除以200余戶的GDP總額，客觀上造成分母過大，以致比例降低。從產業結構角度對比：第一產業20__年我分局比例高于省市水平、20__年持平；第二產業20__年和20__年我分局比例均低于省市水平；第三產業20__年略低、20__年略高于全市水平。整體低于省市平均水平。
分析原因主要在第二產業：由于我分局屬于專業分局，納入征管的都是涉外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上存在“稅收歧視”現象，缺乏統一性。內外資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不同，內資企業以照顧性優惠為主，外資企業則以鼓勵性優惠為主，外資企業較內資企業享有更多的稅收優惠。造成這些涉外企業（尤其是負擔著我分局全部稅收收入的75％左右的第二產業）產值增長迅速，但是無論從稅收收入總額還是營業稅各稅目的比重上都無法像內資企業那樣相應地得到高比例增長，宏觀稅負水平自然也就低于省市平均水平。例如我局負責征管的“新能湖南——發電有限公司”20__年產值為__982.40萬元，全年納稅總額為2025.99萬元（企業所得稅未在我局征收），稅負為0.02，20__年產值為115234萬元，全年納稅總額為1970.89（企業所得稅未在我局征收），稅負為0.02，遠遠低于省市水平。
四、從稅負分析角度對提高——市涉外企業稅收質量的對策思考：
（一）盡快與統計局、商務局、工商局共同構建一個指標分析體系，使各項指標趨于精確，是提高稅負分析水平，從而提高稅收征管質量的前提條件。
通過這次宏觀稅負分析發現我市涉外企業各類經濟數據存在未共享、不精確的問題。統計、商務、工商、稅務各自為政，你做你的產值、就業分析，我做我的稅收收入增長分析，沒有實現數據的共享。造成數據采集上的困難和人力物力的浪費。目前統計局頒布的月度指標比較少，單純就稅收尤其是地稅分行業的指標根本就沒有。我們要與統計局溝通，盡可能的從其頒布的指標或內部指標中找到稅收與經濟能夠連接上的統計指標。這是我們首先要做的工作，這項工作也是做得越細越好。
另外，各有關管理部門計算口徑不一致影響了數據的精確性。統計局每個月都公布規模以上企業增加值，而稅務部門在做稅負分析時需要計算全口徑的企業繳納的稅收，所以我們要計算的是全部企業的增加值。在一般情況下，規模以上企業增加值增長速度要高于全口徑增加值的增長，因此我們計算時還要進行換算，這就難以保證計算的準確性。此外，統計局公布的增加值是不變價的形式，而稅收反映的是現價，因此要將不變價換算成現價。這種換算從全國來講有一個方法，即不變價加上物價指數（即全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而對于某個具體地方，其指數又不盡然相同，者就進一步造成了計算上的差距，制約了高水平的稅負分析。所以，盡快地與統計、商務、工商等部門加強協作，構建一個高度信息共享數據準確的分析體系，應是加強稅負分析提高稅收質量的先決條件。
（二）要建立稅收分析檔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分析稅收。
有感于此次稅負分析數據采集的困難，我們建議平時應建立稅收分析檔案，全面記錄、視同臺帳管理，即可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和連續性。而且，當我們在進行稅負分析的時候，應該剔出不具有代表性的特殊情況，把常規情況跟常規情況進行比較，即剔除非即期因素，比如企業所得稅的匯算清繳、查補稅收、清理欠稅、緩交稅款、政策性減免等等。如果不建立檔案，非即期因素會使得本來應該有的函數關系失真。沒有稅收檔案，就很難進行準確的稅收分析。
另外，稅收征管最根本的就是稅源管理，我們搞的宏觀稅收分析只是從宏觀角度判斷稅收是不是收足了，是相對間接的。如果微觀稅源管理好了，宏觀上體現的結果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管理重點應該是在宏觀分析與微觀稅源管理相結合上。
（三）充分利用已有的計算機系統，全面完善稅負分析評估體系
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4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6年我國的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包括國有、集體、股份、外資、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總數一共有五十萬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業有7057家，占總數的1。3％，中型企業有16870家，占總數的3。3％，小型企業有482518家，占總數的95。3％。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同其它所有制類型企業的規模結構相比較，具有明顯的趨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共有86982家，僅占全國工業企業總數的17％，其中大型企業有4946家，占我國全部大型工業企業總數的70％，中型企業有10817家，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數的64％，小型企業有71219家，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數的14％。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比較，具有明顯的規模優勢，構成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主體，是我國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主導力量。
從工業產值方面進行考察，1996年，我國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總產值為27289億元，占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產值的43％，其中國有大型企業的總產值為17282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7。5％，占我國全部大型企業總產值的69％，國有中型企業的總產值為5227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8。3％，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產值的54％，國有小型企業的總產值為4779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6％，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產值的16。7％。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所創造的增加值為8742億元，占我國全部工業企業創造增加值的48％，其中國有大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76％，國有中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57。8％，國有小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17。6％。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為在我國工業產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為明顯地體現在創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職工工資、社會福利、資本積累和上繳利稅等，國有工業企業創造的增加值比重，明顯超過其創造的產值比重，不僅體現了國有企業對全社會的巨大貢獻，而且也體現了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相比之下，我國集體工業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國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30％和28％，股份制經濟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5。2％和％5。2％，外商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19。49％和8。5％，港澳臺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業的創造增加值比重，與產值比重大體持平之外，集體、外商和港澳臺企業的創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顯低于其產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據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對不同所有制類型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進行比較分析。1995年，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大型企業的比重為73％，三資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11％，集體大型企業所占的比重為8。2％，其中鄉鎮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3。3％；國有中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中型企業的比重為66％，三資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7。8％，集體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21％，其中鄉鎮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8。5％；國有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1％和69％，中型企業分別占20％和16％，小型企業分別占18％和14％；三資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27％和32％，中型企業分別占9。6％和8。7％，小型企業分別占63％和58％；集體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2和6。3％，中型企業分別占13。6％和12。7％，小型企業分別占80％和81％；鄉鎮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4。6％和4。8％，中型企業分別占10。4％和9。9％，小型企業分別占85％和85％。從上述數據中可看出，國有企業的生產集中程度和規模經濟水平，遠遠高于其它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體現了國有企業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集體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較低，主要因大批鄉鎮企業的平均生產規模較小，城鎮集體企業的平均規模高于鄉鎮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則介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之間。②
二、“二元”分化趨勢及負面影響
盡管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但是，其規模經濟水平和生產集中程度，同西方工業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差距。英、美等國國實現工業化過程中，一般呈現企業規模大型化和生產集中化的趨勢，但是，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趨向分散化的態勢。這種趨勢的形成有許多的經濟原因，其中包括鄉鎮、私人、三資企業的迅猛增長，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從93年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所占的經濟比重不斷萎縮，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的趨勢加劇，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均面臨嚴重困難，其它各類企業的虧損面也呈擴大趨勢，私人、鄉鎮、三資企業集中進入的產業，多屬于所需投資較少和企業規模較小的領域，特別是生產過剩的輕紡、家電制造行業，從而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負效應，包括企業經營困難和虧損狀況不斷惡化，職工下崗大幅度增長影響社會穩定，銀行債權和政府稅源遭受重大損失，等等。因此，對于企業的規模結構與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及其對社會經濟效益的種種影響，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來龍去脈以及治理對策。
解放前，我國的私人企業的資本積累速度很慢，難以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加速工業化進程。期間，我國利用公有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規模工業企業，大大提高了許多行業的生產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八十年代，我國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政策，鄉鎮、個體和外資企業迅速增長，工業的規模結構開始呈現小型化趨勢。我國大中型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從1971年的51％，逐漸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認為上述趨勢不符合西方工業化的一般規律，應該采取組建大企業集團等措施加以糾正。實際上，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上述規模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我國的工業化過程明顯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工業化早期，私人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小而生產分散，經歷了數百年的漫長工業化歷程，企業規模和生產集中才達到很高的程度。我國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業，有利于利用規模經濟加快工業化的進程，但是，社會資源利用過于集中于少數大企業，不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發展經濟，因此，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八十年代，我國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的同時，各類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仍不斷擴大，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數量也迅速增長，從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96倍，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29倍；化工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26倍，機械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2。34倍，建材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46倍，紡織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結構規模的小型化，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發展造成太大影響，無論從固定資產、銷售收入或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工業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80至1988年間，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了134％，企業平均固定資產規模增長了102％，國有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了172％，企業平均銷售規模增長了133％，國有企業創造的利稅總額增長了95％，企業創造的平均利稅規模增長了69％。八十年代，政府對鄉鎮、三資企業實行了優惠政策，包括“三減兩免”的稅收優惠和定價、投資等方面的自，鄉鎮、三資企業的競爭能力相對較強，其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國有企業，因此，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全面的。國有企業的基數遠遠超過鄉鎮和外資企業，因此增長速度略低于其它類型企業是自然的，正如中國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西方企業，人們往往將其歸于基數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國有企業不僅產值和利稅增長較快，而且虧損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虧損額同利潤額的比例長期低于10％。1991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56％，國有企業職工人均創造的利稅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158％，國有企業職工人均上交利稅費總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220％。由于企業承擔稅收負擔的微小差別，就能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稅負非常不平等的條件下，其銷售收入和實現利潤仍能大幅度增長，技術水平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不僅為職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會保障，而且從未發生過職工下崗和停發工資現象，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保持很低的水平，這說明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很好，僅僅因不平等競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絕不應理解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是因為盡管規模結構出現了“二元”分化，仍然較好協調了各類企業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國的經濟改革采取了漸進方式，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的同時，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計劃調節，因此，國民經濟始終保持了均衡的順利發展，從未出現重大的經濟比例失調現象，從宏觀上保證了各類企業的良好經濟效益。我國堅持了公有制企業的主體地位，政府容易協調國有、集體企業之間的關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預緩解彼此矛盾，國有、集體企業職工的分配比較平等，職工收入增長保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彩電、冰箱等消費品行業雖超高速增長，89年宏觀緊縮之前從未出現過滯銷。八十年代，我國還實行了“有保護的漸進式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時規定外銷比例出讓市場很少，87年三資企業占工業產值的比重不到2％，適度競爭沒有沖擊國內的民族工業企業，反而通過示范效應激發了國有企業的活力。當然，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對國有企業的效益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主要是鄉鎮中小型企業的數量增長過快，僅鄉辦企業就從77年的13萬家，迅猛增長到87年的24萬家，遠遠超過了國有企業數量的增長速度。鄉鎮企業集中進入盈利高的制造行業，導致了這些行業出現了市場過度競爭。例如，87年以前紡織行業的經濟效益很好，86年行業資金利稅率為22％，超過了20。4％的工業平均利稅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為19％，略低于20。5的工業平均資金利稅率，90年代在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的情況下，各地仍在不斷創辦新的紡織企業，盡管許多中小企業利用淘汰的落后設備，仍能利用稅收優惠和地方保護主義生存，最終導致了紡織行業全行業的嚴重虧損。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工業的規模結構的變化趨勢，具有更為明顯的“二元”分化特征。從整體工業來看，企業的規模結構更為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更為趨向分散化。這一時期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變遷，同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變化有密切關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大大加快，個體私營經濟和外商獨資獲得了高速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1991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所占比重為4。8％，1995年迅猛增長到了15％，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比重，也從為91年的不足5％增長為95年的13。2％，國有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則從1991年的56％，下降為1995年的32％，集體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僅從91年的33％增長為95年的35％。1995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為568萬家，占全部工業企業數量的78％，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數量分別占19％和1。2％，但是，國有企業的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32倍，相當于集體企業的12倍，集體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1倍。八十年代，我國的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是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占絕對優勢，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微不足道，從92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迅速下降，而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則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個體私有企業的平均規模大大小于國有企業，從而加劇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④
90年代，隨著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的加劇，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90年代國有企業面臨經營困難的性質，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較大改變。80年代初，由于“”和“洋躍進”造成的困難，國有企業的虧損面曾經高達20％，但是，通過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為9％，88年為10％，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虧損率比較低，即虧損總額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較低，82年虧損率僅為7％，85年為4％，88年為8％。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為891億元，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虧損額僅為81億元。9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以及國有企業所占工業產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許多行業生產過剩和重復建設的狀況加劇，對國有企業的效益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其它各類工業企業也出現了效益滑坡。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665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167億元，下降幅度達到20％，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639億元，，比較上一年上升了157億元，上升幅度達到32％。1996，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總額為412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253億元，下降幅度達到38％，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790億元，比較上一年增加了151億元，上升幅度達到23％，甚至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利潤與虧損相抵凈虧損378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的利稅總額，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額達到137億元。當前國有企業面臨的緊迫問題，已不是80年代的相對活力不足，而是大規模破產的嚴峻生存威脅。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比較1988年下降了64％，虧損總額卻比88年上升了9。7倍，虧損面比88年上升了358％，虧損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業改制，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繼續呈現不斷惡化的跡象。1998年，在國內景氣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進一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預算內國有工業的實現利潤為負112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總額為339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國有工業企業的上繳稅金也首次出現下降，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盡管從國有企業創造的凈產值率和利稅率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三資企業，但是，倘若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狀況持續下去，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不可避免將面臨大規模破產的生存威脅。⑤
為何80年代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沒有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而90年代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卻出現大幅度滑坡呢？關鍵問題是“二元”結構的實質內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現了較大的變化。80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鄉集體工業企業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鄉集體企業仍然屬于公有制企業，能夠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和政府扶植，同時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政策指導，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協調“二元”結構利益矛盾和分工關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紡織工業同鄉鎮紡織工業，出現了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矛盾，后來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較好協調了兩者之間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證了80年代我國紡織工業獲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以經營責任制的創新為主，重新明確界定國有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重點放在調動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職工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業產權改革則通過長期試點逐漸積累經驗，避免因產權關系急劇變遷引起經營秩序混亂。八十年代，我國對外開放非常注意保護民族工業，引進外資大多采取合資、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監督管理數量較少的合資企業，因此，合資企業不僅沒有對民族工業造成沖擊，而且還通過示范效應傳播了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國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結合較好，我國工業企業的“二元”規模結構，沒有影響國民經濟的有比例協調發展，輕紡、冶金、機械、電子等行業均順利發展，國有、集體和中外合資企業均呈現高速增長，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和購買力也不斷提高。92年以來，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中，沒有正確總結80年代改革的成功經驗，出現了忽視市場調節盲目性弊病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投機過熱現象，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消耗和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必然引起企業經濟效益惡化的連鎖反應。80年代初輕紡消費品工業落后的情況下，工業規模的小型化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后來輕紡工業經過高速發展市場接近飽和，需要進行產業調整和加強經濟基礎領域，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以彌補泡沫經濟損失，矯正泡沫經濟過熱造成的嚴重經濟失衡，但是，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難以采取有力措施矯正比例關系失調。從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3倍，外商和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5倍，政府難以對私營和外商企業進行有效監管，也難以協調各類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利益關系，私營、外商企業不愿進入投資大的基礎產業，大量進入80年代末市場接近飽和的加工行業，特別是紡織、輕工、家電等消費品制造行業，大大加劇了重復投資和生產過?，F象，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市場均陷入疲軟，工業規模結構和經濟效益也不斷惡化，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也顯著擴大。許多人認為私營、外資企業的產權明晰而且效率高，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盡管國有企業的效益水平確實比以前顯著惡化，但是，其單位產值創造的增加值和利稅總額，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外資企業，如根據95年工業普查的統計，國有企業單位產值創造的全部稅金，超過集體工業企業150％，超過私營工業企業330％，超過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160％。
九十年代以來，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卻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倘若國有企業因嚴重虧損出現大規模破產，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將極大加劇。如上所述，國有企業構成了我國大中型企業的主體，占全國大中型企業占60％至70％，包括小企業的國有企業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一百多倍，不僅技術裝備和管理水平更為先進，對職工、財政和社會的貢獻也更大。近年來，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辦法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紛紛廉價出售和拍賣困難國有企業，甚至從出售小型企業發展到中型企業，但是，這種辦法并未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反而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加劇，個體私營和港澳臺資企業的規模較小，不愿意進入投資大的基礎工業領域，特別是建設周期長的社會基礎設施，集中進入生產嚴重過剩的加工工業，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具有巨大規模，能夠不惜代價甚至忍受長期虧損，全面爭奪我國關鍵產業的市場控制權，采取先合資后控股的辦法收購國有企業，這樣國有企業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擊，無論是中低檔消費品和高科技產品，國有企業擁有的市場份額都急劇萎縮，加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稅負遠遠低于國有企業，上述因素造成了國有企業效益進一步惡化，反過來加劇了“二元”分化和經濟惡性循環。80年代我國改革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原則，促進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不斷增長，但近年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三個不利于”現象，大批工廠設備閑置和職工紛紛下崗，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社會財產和收入差距出現了顯著擴大。隨著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的“二元”分化，私營、外資企業的比重會進一步上升，私營、外資企業普遍采取各種途徑逃避稅收，大批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根本不交納稅收，政府進行稅收監管的難度大、成本高，從而可能造成政府財政稅收滑坡或增長緩慢，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觸發財政危機的覆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數據，俄羅斯的國有企業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業陷入虧損，有25％的私有化企業實際已經破產，80％以上的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的行為，還有相當多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從來不納稅，97年企業上繳稅收不到財政預算一半，俄政府因稅源萎縮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甚至軍隊發工資也需依靠舉借高利息外債，正成為醞釀一場新的金融風暴的發源地。當前，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面臨的嚴峻形勢，以及即將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經濟負面影響，包括導致產業結構和企業規模結構的惡化，加劇宏觀經濟波動和政府調控困難，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國家稅收減少和銀行貸款壞帳增長，等等。
三、協調“二元”結構關系有效改善經濟效益
近年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業改制、破產兼產、產權重組等等，在推動企業走向市場方面取得了積極效果，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并未緩解，而且效益滑坡趨勢還有繼續惡化的跡象。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戰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關系經濟命脈的大中型企業，同時對數量眾多的小型企業放開經營，實行多種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組、出售、承包等等?！白ゴ蠓判 备母镆呀泴嵤┝硕嗄?，促進了許多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競爭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無論國有大中型企業或小型企業，經濟效益依然持續下降，98年實現利潤甚至出現了大幅度滑坡。許多人認為對國有小企業放開經營，就能像鄉鎮、三資企業一樣具有競爭活力，實際上鄉鎮、三資企業的相對競爭活力，也來自國有企業為保證經濟協調發展所作的貢獻，包括服從了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上繳大量財政稅收和承擔各種社會義務等等，當前我國面臨著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需求萎縮，“二元”結構加劇了比例失調和生產過剩，這種情況下不應簡單強調依靠市場調節，放開經營和推向市場并不能搞活國有企業，反而可能導致企業效益和社會失業進一步惡化。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復雜的分工合作關系，大型企業需要依靠眾多中小企業進行配套生產，國有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遠遠超過其它類型企業，這樣有利于協調利益關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單純抓少數大企業不利于整體上搞活國有企業，倘若國有小企業因銷路不暢而被迫轉產或出售，經濟擴張時期大中型企業會失去合作伙伴，因無法組織配套生產喪失市場或被迫重新建廠。一些地方出現了大中型企業被政府管的“過死”，而小型企業卻過于“放任自流”的傾向。八十年代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一直良好，這說明國有企業的數量多并非是困難原因，政府的適當監督和計劃協調有利于企業經營，關鍵是明確界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協調不同規模國有企業的分工關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隨著市場變化和企業經驗積累逐漸調整，防止政府對企業的“過多干預”或“放任自流”。
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實行股份制改造，廣泛籌集社會資金加快技術改造，促進轉換經營機制和提高經濟效益，特別是擴大了企業利用規模經濟的水平，但是，這種改革形式要求企業具有良好效益，否則難以吸收廣泛來源的社會資金，許多地方紛紛對困難企業進行“包裝上市”，這種辦法欺騙了股民必然影響社會穩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也進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資產負債率，但是，這種改革形式的適用范圍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資一般僅適合效益良好的企業，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顯改善國有企業困難，一些企業甚至還要求退出改革試點。許多國有小型企業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籌集資金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體操作辦法往往很不規范，甚至以剝奪勞動權利來威脅強迫職工入股，有些企業通過籌集資金暫時緩解了經營困難，但是，后來因經營不善或市場疲軟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職工的長期積蓄也因此遭受了損失。近年來各地雖然采取了上述多種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惡化，于是各地紛紛出現了嚴重的“破產逃債”現象，甚至廉價拍賣或直接贈送盈利的國有企業。企業破產雖然有“優勝劣汰”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會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市場疲軟時會引起強烈的反應，加劇社會失業困難和市場需求萎縮，甚至引起連鎖破產風潮和銀行信用危機。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連年出現了進一步滑坡，1996年國有企業的實現利潤為412億元，不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虧損額為790億元，不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1996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分別比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幅度更為令人驚訝，實現利潤本身竟變成了負112億元，比較97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額為399億元，比較97年同期增長了40％，均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困難形勢。實際上，國有企業的困難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來企業經營困難也不限于國有企業，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現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觀經濟和東南亞危機的影響，滬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經營業績都普遍明顯下滑，許多地方的鄉鎮企業也都面臨嚴重的經營困難，但是，由于統計不嚴格和浮夸掩蓋了問題嚴重性，沿海某些地區的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受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市場萎縮的沖擊，甚至出現了60％至80％的大面積虧損，但因擔心債主追債或維護商譽不敢聲張。倘若我們繼續將國有企業困難歸罪于所有制原因，認為放開經營或企業改制就能夠解決問題，很可能因判斷失誤耽誤采取政策措施，及時化解國有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的經營困難，導致企業效益加速惡化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甚至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爆發金融危機的覆轍。
倘若我們未能及時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對策，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繼續持續下去，各地繼續推行“破產逃債”和“廉價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將進一步下降，導致生產過剩和市場萎縮不斷繼續惡化，企業虧損和社會失業的狀況將更趨嚴重，甚至形成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
1）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和市場需求萎縮，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市場均出現生產過剩，全國的產品庫存積壓高達三萬億元，各類企業虧損和職工下崗狀況更趨嚴重，職工下崗人數比上一年增長了40％，許多地方私營、三資企業也大面積虧損。
2）我國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是國有企業，隨著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導致銀行壞帳猛增，貸款總額中大約20％成為了呆賬，銀行為避免壞帳被迫縮小貸款規模，進一步加重了企業資金困難和虧損狀況，一旦銀行因壞帳積累出現了信用危機，廣大人民和各類企業的存款都會遭受損失，股票市場也會因經濟形勢惡化出現崩潰，甚至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之中。
3）我國國有企業單位產值上繳的財政稅收，相當于私營、外資企業的兩、三倍，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長期持續下去，國家財政的比重甚至稅收的絕對規模，都有可能因稅源減少出現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國的工商稅收下降了2％，國有企業效益長期滑坡將會觸發財政危機，政府、軍隊和科教人員將失去工資保證，甚至導致事業單位的大批職工被迫下崗。
4）倘若我們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國有企業，私營、外資企業崛起形成的“二元”規模結構，將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類似于我國解放前和許多不發達國家的情形，私營企業的規模水平遠低于國有企業，更加難以同西方大跨國公司的進行競爭，外國資本控制國內盈利高的正規產業部門，私人資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規產業部門，分散在市場夾縫中小規模生產低檔的產品，社會財富集中于跨國公司和少數富人，兩極分化導致人民貧困和社會購買力低下。社會經濟“二元”分化趨勢發展下去，還會誘發政治多元化和社會動蕩，新興資產階級力量薄弱難以維護國家，西方跨國公司也曾屢屢干涉別國內政，國內外敵對勢力可能趁機制造國家分裂，從而形成對國家和的威脅。
倘若我們不能及時地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制止國有企業紛紛破產或被廉價出售，防止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趨勢，很可能給廣大人民造成巨大社會災難，甚至重演我國解放前和拉美國家的悲劇。我國解放前工業發展緩慢，外國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業行業，民族私營企業規模小難以抵抗外國競爭，許多次在外國競爭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滅，如抗戰勝利后美國向我國大舉傾銷過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營企業有60％破產。拉美國家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過程中，外資企業打垮了民族工業并壟斷了當地市場，西方誘迫推行的非國有化變成了非民族化，外資企業采取不適用技術雇傭人數很少，出現了少量外企高級雇員構成的富裕階層，以及廣大人民構成的社會貧困階層，貧富懸殊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而且嚴重阻礙了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外資控制了當地的主要產業和銀行體系，本國政府甚至喪失了制訂經濟政策的。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嚴重困難形勢，并不僅僅是所有制或微觀經營的原因。93年以來我國出現了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經歷了泡沫經濟、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的緊縮環境。93年盲目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消耗了大量資源，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積壓了數千億元的資金，投機漲價還誤導了大量的盲目重復建設，由于國有企業的資產總值不過數萬億元，流動資產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經濟的損失仿佛“人體失血幾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包括企業嚴重虧損和三角債拖欠危機。美國29年股票泡沫破滅之后，引起了企業破產風潮和社會失業危機，我國由于國有企業以社會責任為重，不輕易廣泛采取解雇、破產的辦法，大大緩解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也為其它類型的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西方國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教訓，治理泡沫經濟的后遺癥一般采取經濟擴張政策，適當降低稅賦、放松銀根和擴大財政開支。我國93年治理整頓取得了很大成績，有效制止了盲目的開發區熱，防止了泡沫經濟繼續膨脹的危害，但是，此后沒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產部門，以補充其泡沫經濟期間的資源損失。我國國有企業以維護社會穩定大局為重，大大延緩和推遲了泡沫經濟的連鎖反應，但是，由于長期實行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緊縮銀行信貸和壓縮基建投資規模，企業銷售不旺、資金周轉困難，提高稅賦消弱了企業的“造血”機制，當前國有企業已無力繼續支撐下去了，被迫大規模破產倒閉和大批解雇職工，各地普遍采取破產逃債和廉價拍賣國企的辦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如銀行和眾多企業因無法收回債務受到重創，必然導致社會市場需求進一步急劇萎縮，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加速惡化，企業收入和社會財產分配向少數私人傾斜，職工工資和國家稅收的份額將會大幅度下降，加重社會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進一步加快經濟惡性循環的過程。倘若上述趨勢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緩的泡沫經濟連鎖反應可能重新出現爆發，社會失業甚至可能出現急劇蔓延的態勢。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因多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強烈沖擊，正處于市場疲軟和失業增加的特殊困難時期。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改革思路進行調整，暫緩推行易于引起宏觀經濟惡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減員增效、破產清算、出售拍賣等等，否則可能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和社會失業增加，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二元”結構分化，甚至形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國有企業改革應該繼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經驗，以直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經營責任制創新為主，產權制度等生產關系的改革則應采取穩妥方式，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需要長期漸進進行，防止急于下放資產處置權加劇國有資產的流失，避免產權結構的過快多元化導致經營秩序混亂，糾正監督松弛造成“權力失控”和“責任虛置”。俄羅斯的產權改革未能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反而造成了嚴重的經營混亂和“責任虛置”問題，98年俄私有化企業的虧損面竟然高達70%，我們應充分吸取俄羅斯企業產權改革失敗的教訓。
我們還應重新辯證地認識市場經濟的利弊，市場經濟有自發調節供求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容易導致經濟比例失調的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和大規模社會失業，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數百年來，一般每隔十年就爆發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我國改革也難以避免市場調節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機造成物資、土地價格猛漲，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占壓資金數千億元，投機漲價還誤導企業進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資。有些經濟學家認為92年出現的“經濟泡沫”問題不大，這種觀點低估了泡沫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失，八十年代國有企業的全部虧損額為五百多億元，而92-93年泡沫經濟兩年中就造成了數千億元的損失，比較國有企業十年的全部虧損還要高出十倍以上，這正是為什么國有企業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來卻陷入嚴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許多善于經營的著名國有和民營企業紛紛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舉投資和兼并擴張。由此可見，我們絕不可以低估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弊端，其造成的損失完全可能遠遠超過計劃經濟的失誤，西方數百年來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就是明證。西方國家因泡沫經濟破滅出現的經濟蕭條，必然導致資源浪費和破壞社會生產力，如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后僅僅一年中，韓國有70％的私人小企業陷入破產，大量閑置的企業售價猛跌為原來的幾分之一。我國93年因泡沫經濟過熱被迫進行調整后，國有企業具有的各種社會穩定功能，大大延緩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但是，倘若我們忽視國有企業的社會穩定功能，強迫其推行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劇社會經濟結構“二元”分化的趨勢，延緩的泡沫經濟后遺癥連鎖反應可能重新爆發，甚至引起企業銀行連鎖破產和社會失業危機。近年來，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如破產兼并、減員增效、出售拍賣等等，但是，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仍不斷惡化，大批企業職工下崗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這說明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市場經濟弊端的嚴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經濟后遺癥的有效宏觀調控對策。
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各種緊迫經濟矛盾，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自發調節，原因是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普遍存在過剩，企業和銀行采取單純追求盈利的行為，將會導致國民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美國29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私有企業面對嚴重的生產過剩，采取了削減工人和工資成本的辦法，商業銀行則縮小信貸規模以避免壞債危機，壟斷資本趁機對中小企業實行破產兼并，結果導致了社會市場需求急劇萎縮，企業開工不足和虧損狀況也更趨嚴重，出現了嚴重的企業銀行連鎖破產風潮，大大加深和延長了經濟衰退。當前，我國需要采取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政策，擴大社會基礎建設增加社會有效需求，矯正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嚴重比例失調，利用大量過剩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以及大量的企業閑置設備和人力資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環保等方面建設，盡快促進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我國貫徹擴大基建投資啟動經濟的戰略，國有大中型企業必須發揮主力軍作用，因為，國有企業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采取有利于矯正經濟失衡的“反周期”行為。無論從工業產值、投資和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機械等國民經濟的關鍵行業，能夠通過廣泛的產業間聯系產生強大輻射作用，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擺脫經濟疲軟的困境。盡管社會基礎建設獲得的投資收益較低，私營、鄉鎮和外商企業一般不愿意進入，但是，政府通過計劃調節和國有企業的積極配合，能夠重新啟動大量閑置的人力、物力資源，幫助矯正國民經濟的嚴重比例失調，通過產業間聯系和乘數效應刺激工業生產，企業開工不足和職工下崗狀況將明顯緩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需求將大幅度增長，不同類型企業的經濟效益都將顯著提高，政府稅收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明顯改善。我國今后設計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應該堅持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注重協調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關系，才能防止國民經濟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擾。關于政府調節和國有企業的作用，我們不應該受西方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西方國際經濟組織從維護壟斷資本利益出發，大肆宣傳“科斯產權理論”以貶低國有企業，誘迫前和發展中國家推行私有化，導致這些國家民族工業陷入了嚴重困境，但是，事實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蕭條中，政府曾對瀕臨破產的私有企業實行國有化，保護了社會生產力并且緩解了經濟蕭條，二戰后西方國家迫于冷戰的壓力，推行了政府干預和國有化的政策，出現了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相對緩解了經濟周期波動和社會貧富差距。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右翼推行的放棄政府干預和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工業衰退和嚴重的社會失業，政府稅收減少和社會保障制度瀕臨瓦解，我們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壟斷媒介的宣傳，追隨壟斷資本誘迫推行的災難性“私有化潮流”。
我國還應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會經濟“二元”分化的趨勢，包括扶植國有、集體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良好協作的關系，加強政府對城鄉集體企業的監督和指導，防止許多行業的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狀況，協調國有、集體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對私營、外資企業采取鼓勵與限制相結合的政策，等等。國有大中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但是，必須有眾多國有中小企業進行配合，否則大中型企業難以集中力量，發展專業化生產和提高規模經濟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發展道路。當前我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加強社會基礎建設，需要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之間密切分工合作，對于國有中小企業不應采取“放任自流”的辦法，必須堅決剎住各地廉價出售國有中小企業的風潮，許多國有中小企業是地方經濟的支柱，采取廉價賣光國有中小企業的錯誤作法，地方政府將失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經濟基礎。對于陷入嚴重困難的國有大中小型企業，也不應簡單采取破產清算或出售拍賣政策，而應提供特殊的破產整頓保護政策，包括減免稅收和暫停支付債務負擔，恢復行之有效的扭虧增盈承包優惠政策，以促使企業恢復經營秩序和償債能力，幫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難的企業，防止政府稅源和銀行債權的重大損失，保護社會生產力和廣大職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業發展經濟的主張，難以搞活國民經濟和解決社會失業，因為，這些企業集中在過度競爭的非關鍵性行業，難以產生啟動國民經濟的廣泛輻射作用，在農村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全部吸納完畢前，不會舍棄自身利益雇傭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
我國的城鎮、農村集體工業企業，不應該將暫時的經營困難歸于公有產權，也不應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應該繼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經驗，繼續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加強職工監督和參與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導并承擔社會義務，促進社區的全面發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鄉鎮集體企業應協調同國有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接受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指導，避免出現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尖銳矛盾，集中力量發展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項目，糾正許多行業的重復建設和過度競爭狀況。我國應該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包括餐飲、服務、小型商業等等，還應鼓勵私營經濟生產拾遺補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進入生產過剩的消費品行業，以免加重國有、集體工業企業的經營困難，還應限制其進入市場潛力大的高盈利行業，以保證國家財政和社會事業的經費來源，以及財政稅收的比重不會下降；特別應嚴格禁止其生產假冒偽劣產品，以及逃避交納稅收或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還應限制其進入容易產生負外部效應的行業，如破壞礦產資源或造成環境污染的行業。我國應對利用外商投資政策進行適當調整，繼承以前“有保護漸進開放”的成功經驗，吸取92年盲目競爭引近外資的教訓。我們應該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糾正引進外資多多益善的慣性思維，辯證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資的利弊得失。我們既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正面效應，如引進資金技術和促進產值增長，也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負面效應，如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程度，相應的稅收、就業和增長潛力等損失?？鐕緸榱吮３旨夹g優勢和高額利潤，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產過程，僅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原件組裝，并且通過轉移價格等各種手段逃避稅收，因此，為我國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和稅收較少，難以通過產業間聯系廣泛地促進經濟增長，一旦通過擠占國內市場沖垮了國有企業，我國將喪失長遠的經濟發展利益，甚至還會觸發社會失業和財政金融的危機。我們應該吸取東南亞過度依賴外資的教訓，正視跨國公司控制國內市場的戰略企圖。我們應該根據不同行業和產品的情況，設計相應的利用外商投資的控制配額限制，利用外資的具體形式和股權比例限制，以及國內銷售和出口的比例額度，既要適度利用引進資金和競爭的正效應，也要限制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例如，對于產品成熟但市場接近飽和的行業，較多限制外商投資的數額和股權比例，保證國內企業充分收回長期投資的效益，防止出現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的狀況；對于擁有廣泛產業聯系的戰略性行業，應該確保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主導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引進外資應以合資形式和國內控股為主，規定重要產品的零部件的國產化水平，適度利用引進競爭的激勵和示范作用，嚴格防止跨國公司沖擊和控制國內市場；對于國內暫時無法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為鼓勵外商投資容許成立獨資企業，但應考慮限制獨資企業的數量和投資額，以為國內企業保留充分的開拓市場空間。
總而言之，我們在鼓勵各種類型所有制企業發展的同時，仍必須堅持公有制企業的主導地位，糾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強調發展私營、外資企業，一方面輕視公有制企業甚至搞私有化的錯誤傾向，正如同志論述我國現階段的改革任務時，強調不能只講“初級階段”而忘記了“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因為，國有、集體企業具有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是貫徹政府制定的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保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實現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注釋：
①數據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
②數據引自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資料。
③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編《統計摘要》1992年。
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5
【關鍵詞】 餐飲業； 營改增； 稅負； 路徑選擇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5）14-0077-04
一、引言
餐飲業是通過即時加工制作、商業銷售和服務性勞動于一體，向消費者專門提供各種酒水、食品，消費場所和設施的食品生產經營行業。國外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餐飲業的流轉稅均征收增值稅。我國從2012年1月1日起的“營改增”試點至今，生活服務業尚未納入“營改增”，餐飲業就包括在內。在“營改增”的進程中，餐飲業征收增值稅其實早有跡可循，國稅〔2011〕62號以及國稅〔2013〕17號公告規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旅店業和飲食業納稅人銷售非現場消費食品應當繳納增值稅，不繳納營業稅，并可以選擇按小規模納稅人繳納增值稅。餐飲行業“營改增”將有效消除重復征稅，解決稅收權限劃分難題，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產業的專業化分工與協作。我國餐飲業的“營改增”是箭在弦上，待時而發。
二、餐飲業“營改增”稅制安排的難點分析
（一）餐飲業“營改增”后的征稅對象與稅目劃分
餐飲業存在的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兼營模式，如賓館；二是獨立經營模式，如餐館、冷飲店等；三是單位內部餐飲服務機構，如職工食堂、學校后勤餐飲服務機構等。餐飲業征收增值稅的征稅對象應該涵蓋上述三種模式中存在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發生的餐飲勞務，主要包括對食物進行烹飪、調制并銷售的服務活動。
稅目，是征稅對象具體劃分的項目，是稅法中規定的應當征稅的具體物品、行業或項目，是征稅對象的具體化，它是適用稅率的重要依據。餐飲業征收增值稅的稅目劃分應考慮將性質相同、積累水平相近的課稅對象歸入同一稅目。在我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餐飲業共劃分為正餐服務業、快餐服務業、飲料及冷飲服務業、其他餐飲服務業四大子行業。通過中國統計年鑒2010至2014年公布的2009―2013年的餐飲業相關財務數據，餐飲業中每一個子行業的主營業務成本率與主營業務利潤率及變化趨勢如圖1。
餐飲業2009―2013年連續5年的主營業務成本率均值為50.72%，主營業務利潤率均值為43.82%。從圖1中可以看出，正餐服務業及其他餐飲服務業的主營業務成本率顯著高于快餐服務業與飲料及冷飲服務業，快餐服務業、飲料及冷飲服務業的主營業務利潤率顯著高于正餐服務業及其他餐飲服務業，不同的餐飲業子行業積累水平存在差異，因此應將他們歸入不同的稅目，即餐飲業可以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來設置稅目，適用不同的稅率。
（二）餐飲業“營改增”后稅負變化及稅率選擇
本文以2010年投入產出表 ① 的數據，按照總產出的銷售收入法來測算“營改增”后餐飲業的稅負變化及稅率選擇。
投入產出表中存在如下數量關系：總產出=總投入?？偖a出在統計中有三種計算方法②，餐飲業屬于典型的服務業，總產出適用銷售收入法，即總產出=銷售收入+存貨增加。根據2007、2010年投入產出表的數據分析發現，餐飲業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存貨增加額均為0，所以餐飲業存在總產出=總投入=銷售收入的數量關系。從增值稅計算的角度，總投入中，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余四個項目無法產生進項稅額，只有中間投入能產生進項稅額，按照前述數量關系，可以利用2010年度投入產出表測算2010年度餐飲業“營改增”后的稅負變化及稅率選擇。稅負也稱為稅收負擔率，是應繳稅費與應稅收入的比率，根據營業稅與增值稅的計算方法（假設不考慮稅收優惠等政策），有如下公式：
稅改前營業稅稅負率=應繳營業稅稅額/應稅收入（含稅）=5% （1）
稅改后增值稅稅負率=應繳增值稅稅額/應稅收入（含稅）=（銷項稅額-進項稅額）/應稅收入（含稅）（2）
稅改前后的稅負變化=稅改后增值稅稅負率-稅改前營業稅稅負率 （3）
要測算2010年度餐飲業“營改增”前后的稅負變化，主要計算上述公式（2）與公式（3）的數值。首先，本文假設除生活服務業之外的行業均已完成“營改增”，生活服務業“營改增”的時間處在其他行業“營改增”之后。具體計算過程如下：
1.計算中間投入總產值項目占總投入（銷售收入）的比重a=62.77%。
2.計算中間投入各項目占中間投入總產值比重，確定增值稅抵扣率，見表1。
3.設2010年餐飲業含稅銷售收入為I（I>0），增值稅稅率為R（R>0），中間投入產值所包含的增值稅稅額能予以抵扣的比率為b（0≤b≤1），根據前步驟的相關比重，計算餐飲業“營改增”后增值稅稅負率如下：
餐飲業稅改后增值稅稅負率=[I*R/（1+R）-I/（1+R）*a*b*15.05%] / I=（R -b*
9.4469%）/（1+R）
4.當b=1（即中間投入產值所包含的增值稅稅額能全部予以抵扣）時，R分別取17%、13%、11%、6%四個稅率值計算餐飲業“營改增”前后的稅負變化。同時，（1）假設餐飲業“營改增”前后的稅負變化為0，解得R=15.21%；（2）假設餐飲業“營改增”后增值稅稅負率為0，解得R=9.4469%。餐飲業“營改增”后增值稅稅負率及稅負變化如表2。
通過表2的計算結果發現，假設中間投入產值所包含的增值稅稅額能全部予以抵扣（即：b=1），當增值稅率等于15.21%時，稅改前后稅負變化為0；當增值稅率大于15.21%時，稅改后稅負率反而增加，稅負變化為正數（如增值稅稅率等于17%時，增值稅稅負率等于6.46%，稅負增加了1.46%）；當增值稅率小于15.21%時，增值稅稅負率相比稅改前降低了，稅負變化為負數。當增值稅稅率等于9.4469%時，增值稅稅負率等于0，相當于沒有稅收負擔；當增值稅稅率小于9.4469%時，增值稅稅負率為負數，不予考慮。所以，當中間投入產值所包含的增值稅稅額能全部予以抵扣時，餐飲業增值稅稅率R的選擇應在[9.4469%，15.21%]的區間內。
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國確定增值稅進項稅額的方法為發票法，即憑發票上注明的稅額作為扣稅的依據。在一般計稅方式下，稅改后增值稅稅負率及稅負變化會受到進項稅額抵扣情況的影響。分別假設餐飲業“營改增”前后的稅負變化與“營改增”后的增值稅稅負率為0，取b={0，20%，40%，60%，80%，100%}時，進行增值稅稅率測算，如表3。
從以上分析看出，在確定的增值稅稅負水平下，R與b之間呈現一次線性關系。
首先，在一般計稅方式下即0
其次，在簡易計稅方式下即b=0時：當05.26%，餐飲企業“營改增”前后的稅負變化將為正數，稅負將上升。
（三）餐飲業“營改增”后的稅收征管難點
1.企業收入的申報額難以查證
餐飲業中大部分經營以現金交易為主，消費人群涉及個人消費、家庭消費、公款消費等多種消費方式，使得發票開具環節成為給納稅人創造違法違規空間最大的一個環節，也是稅務機關依法征稅最難以控管的一個環節。一些餐飲企業將每天大部分的營業收入表面上用電腦打單給消費者，實則留存在磁盤里，電腦上不顯示任何數據；一些餐飲企業會計核算法規制度不健全，使稅務人員無法準確掌握其當期實際經營的真實收入額；加之目前我國的餐飲消費者缺乏索要發票的習慣，導致由于未開票、開假發票等使經營者隱匿其收入的機會大大增加。稅務機關對企業申報的收入額難以查證，將導致增值稅稅款流失。
2.企業原料采購發票難取得
餐飲企業很大一部分原材料，例如新鮮蔬菜、水果等的供應商都是規模小的農產品生產性質的個人、個體工商戶等，這些供應渠道一般難以進行準確的會計核算，改征增值稅后很可能也無法給餐飲企業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這會導致餐飲企業不能足額抵扣進項稅額，仍然存在部分重復征稅。此外，餐飲業由于長期征收營業稅，存在發票管理意識不強，也為增值稅的推行制造了困難。
三、餐飲業“營改增”稅制安排的路徑選擇
（一）低稅率政策的路徑選擇
在我國，餐飲企業整體稅負水平較高，具體包括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企業所得稅、印花稅、房產稅、車船使用稅、教育費附加、衛生費、排污費等，占企業營業額的7%～10%。
但是，從國際征稅經驗看，像美國、中國香港的餐飲業增值稅都是低稅率甚至零稅率，臺灣地區小規模餐飲業納稅人稅率僅為1%，加之餐飲業由于中間投入的特殊性，其投入中所含的增值稅稅額可能無法在稅額計算過程中全額抵扣，因此，餐飲業增值稅的適用稅率不宜過高。據前文分析，不同的餐飲業子行業積累水平存在明顯差異，可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來設置稅目，適用不同的稅率。為了保持增值稅的稅收中性，其稅率檔次不宜太多，具體規定為：
一是一般納稅人適用一般計稅方式，具體稅率為：快餐服務業、飲料及冷飲服務業增值稅稅率為13%；正餐服務業及其他餐飲服務業增值稅稅率為11%。
二是小規模納稅人適用簡易計稅方法，征收率為3%。在使原有的行業稅負有所降低的稅率水平下，能鼓勵餐飲業納稅人規范、健全賬制建設，更有利于行業結構的優化發展以及稅務機關的征收管理。
（二）征管政策的路徑選擇
1.加強對餐飲業稅源的監督與控制
餐飲行業的特點決定了其稅源管理和征收管理的難度，稅務機關可以根據餐飲業類型、規模、核算形式等將餐飲業納稅人劃分為重點稅源、一般稅源和小稅源三種類型，進行分類稅源管理。對于重點稅源類納稅人，積極為其進行會計核算、納稅申報、政策宣傳等方面的納稅服務，較為全面地掌握該類企業的營業收入；對于一般稅源納稅人，加強對稅收的分析、對納稅數據進行定期評估；對于小稅源餐飲企業，重點向該類納稅人進行稅法宣傳，從而實現加強稅源監管、減少稅款流失的目的。
2.規范餐飲業的發票管理
餐飲業“營改增”后，要進一步完善和規范增值稅發票管理制度。一方面，餐飲企業要推廣使用增值稅防偽稅控開票系統，提高防偽技術和嚴謹審核程序，并嚴懲偽造、倒賣、盜竊、虛開專用發票等偷、騙、逃稅等不法行為；充分發揮餐飲業協會等行業組織的監督作用，對餐飲業非法使用發票等不誠信行為與企業資質評級掛鉤；提高對發票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以促進企業依法納稅。另一方面，要加強對餐飲企業財務人員增值稅專用發票使用、管理等各個環節的業務培訓，保證專用發票正確、有效地使用與管理。
針對我國增值稅進項稅額的發票抵扣制度，可以考慮結合采用賬簿法，以賬簿記錄作為進項稅的扣除依據，由單純的發票抵扣制發展為發票抵扣法與實耗扣除法相結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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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和稅收的關系范文6
內容摘要：本文依據北京新產業選擇的5項原則：高新化、生態化、服務化、具有資源稟賦優勢、利于首都經濟可持續發展，挑選北京金融、文化創意、研發產業、商務服務、房地產、信息產業、交通設備制造業、生物制藥、酒店餐飲、節能環保、旅游共計11類產業作為統計標的，選擇行業產值、增加值、利潤總額、就業人口、稅收、產值增長速度、稅收彈性、就業彈性、GDP貢獻率、就業貢獻率共計11個統計指標，以北京市2009年、2010年、2006年統計年鑒數據為統計樣本，進行因子載荷分析，進而求出各產業得分排名，并認為排名靠前的產業為北京市應優先發展的產業。
關鍵詞：北京 新產業選擇 因子分析
目前，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全球氣候變化雙重壓力下，許多世界性城市都在積極推動新一輪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尤其是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振興城市（地區）經濟和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抓住戰略機遇，選擇并發展好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北京擺脫過度依賴土地財政，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新增長點和重要的途徑。本文的創新點在于將因子載荷分析與產業選擇相結合，選取11個統計指標，研究這些指標相關陣的內部依賴關系，將多指標歸納為3個公因子，并利用這3個公因子為不同產業打分，依據分數排名選取北京應優先發展的新興產業。
因子分析的理論綜述
（一）因子分析原理
一般認為因子分析的形成和早期發展是從查爾斯·斯佩爾曼在1904年發表的文章開始。他提出這種方法用來解決智力測驗得分的統計分析。目前因子分析在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都取得成功的應用。因子分析是一種將多變量化簡的多元統計方法，它可以看作是主成份分析的推廣。因子分析的目的是分解原始變量，從中歸納出潛在的“類別”，將相關性較強的變量歸為一類，不同類的變量的相關性則較低。每類變量代表了一個“共同因子”，即一種內在結構（聯系）。因子分析就是尋找這種內在結構（聯系）的方法。
（二）因子分析模型
因子分析模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展開式為：
簡記為：X=A*F+ε且滿足m≤p：Cov(F,ε)=0 ；D(F)=不相關，即F1…Fm不相關，且方差=1。
（三）因子分析相關概念解釋
1.因子載荷。aij稱為因子載荷（實際上是權數）。因子載荷的統計意義就是第i個變量與第j個公共因子的相關系數，即表示變量Xi依賴于Fj的份量（比重），心理學家將它稱為載荷。
2.方差貢獻率。方差貢獻率指的是公因子對于自變量的每一分量所提供的方差總和，它是衡量公因子相對重要程度的指標。通常情況下，將因子載荷矩陣的所有方差貢獻率計算出來并按照大小排序，從而提煉出最具影響力的因子。
因子分析的計算方法及步驟
（一）因子分析的計算方法
1.因子載荷矩陣估計方法。因子載荷矩陣的估計方法主要是主成分法。主成分法指在進行因子分析之前先對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把前幾個主成分作為未旋轉的公因子，但是此種方法得到的特殊因子間并不相互獨立，當變量的共同度較大時，特殊因子所起的作用較小，它們之間的相關性可以忽略。
2.因子旋轉。因子分析的目的不僅是找出主因子，更重要的是知道每個主因子的意義。主因子的意義是根據主因子與可觀測變量Xi的關系來確定的。因此希望主因子Fj對Xi（ =1，2，…，p）的載荷平方和，有的值很大，有的值很?。ㄏ?，1兩極分化），因子載荷矩陣的這種特征稱“因子簡單結構”。但是用上述方法所求出的主因子解，初始因子載荷矩陣并不滿足“簡單結構準則”，各因子的典型代表變量不是很突出，因而容易使因子的意義含糊不清，不便于對因子進行解釋。為此必須對因子載荷矩陣施行旋轉，因子軸方差最大正交旋轉的目的是使因子載荷矩陣成為“簡單結構”的因子載荷矩陣。使得因子載荷的平方和按列向0和1兩極轉化，較大的載荷值只集中在少數X變量上，達到其結構簡化的目的，易于因子命名。經過旋轉后，主因子對Xi的方差貢獻（變量共同度）并不改變，就是使每個變量僅在一個公因子上有較大的載荷，而在其余的公因子上的載荷比較小。因子旋轉的方法很多，常用的為方差最大正交旋轉。
（二）因子分析的操作步驟
因子分析的操作步驟為：第一步：數據標準化；第二步：建立相關系數矩陣；第三步：求解特征根及相應特征向量；第四步：因子旋轉；第五步：計算因子得分。
因子分析的實證檢驗—北京新產業選擇的定量分析
（一）統計指標說明
區位商=（本地區該產業產值/本地區生產總值）/(全國該產業產值/國內生產總值）×100%
產值增長速度=（本年產業產值-上年產業產值）/上年產業產值×100%
稅收彈性=（T/T）/（Y/Y）×100％
就業彈性=(L/L)/(Y/Y)×100%
GDP貢獻率=北京產業增加值增量/北京生產總值增量×100%
稅收貢獻率=稅收增量/一般預算收入增量×100%
就業貢獻率=本產業就業人數增量/本地區就業人數增量×100%
（二）通過因子分析對北京新產業進行得分排名
在世界產業發展呈現新趨勢和北京邁向后工業化階段的背景下，從北京產業發展的現實基礎出發，本文認為，在構建現代產業體系、選擇新產業時，應堅持以下主要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