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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趨勢論文范文1
【論文摘要】在國際服務貿易不斷增強的大趨勢下，中國服務貿易不論從總量和結構方面都居于弱勢地位，本文在基于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現狀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加快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對策。1、優化調整產業結構，努力提升中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2、推進新興服務貿易出口，優化服務貿易結構；3、積極培育國內服務外包市場。
一、世界服務貿易發展趨勢
1、服務業的跨國轉移促進了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
服務業跨國轉移是當前經濟全球化新的顯著特征。促進服務業跨國轉移的動因主要有：一是生產的國際化帶動了服務的國際化?？鐕驹谌蚍秶鷥冉M織生產活動，也需要獲得全球化的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服務，一些發達國家的生產業也出現了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浪潮。二是以IT為主導的高新技術在世界服務業中的應用，取得重大突破，從而為服務業國際分工的全面深化打下基礎。
2、世界服務貿易結構調整加快，新興服務貿易快速增長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服務貿易的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服務貿易結構日益向知識技術密集型方向轉變。全球信息技術革命的不斷發展，增強了服務活動及其過程的可貿易性，通訊、計算機和信息服務、會計、咨詢等新興服務行業不斷擴張。世界服務貿易將逐漸由以自然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為基礎的傳統服務貿易，轉向以知識技術密集型為基礎的現代服務貿易。
3、服務外包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20世紀90年代以來，離岸服務外包得到快速發展，服務發包市場仍是傳統的美國、歐洲和日本，但接包市場除了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和印度等被視為發展最為成熟的離岸ITO與BPO接包市場之外，中國、菲律賓、墨西哥以及中東歐地區逐漸參與進來，成為強有力的競爭者。服務外包離岸外移及與其相伴的服務貿易全球化，已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之一，并將對全球經濟版圖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分析
1、服務貿易總量分析
在國際服務貿易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服務貿易也得到了蓬勃發展。從規模來看，中國的服務貿易總額從1982年的44億美元增長到2006年的1917億美元，24年間增幅超過43倍，占全球服務貿易的比重從0．6%增長到3．6%。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6的第8位。從服務貿易增長率看，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年增長率一直保持著領先的增長趨勢，不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2006年中國服務出口年增長率達24％，遠高于美國的10％，英國的11％，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國際服務貿易發展水平仍有較大差距。所占GDP的比重相當低。據世界銀行統計，發達國家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而我國2006年僅為39%。
2、服務貿易結構分析
服務貿易出口結構分析。根據1997－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分項目情況統計數據，旅游、運輸、其他商業服務一直是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的三大主要部門。旅游服務出口比重一直居于首位。其他商業服務出口從1997－2005年一直占服務出口比重的第二位，但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從1997年的31．3％下降到2006年的21．5％，2006年位居第三位。運輸服務2006年比重達23％，躍居第二位。此外，咨詢業呈現出較快的增長趨勢，2006年占比達8．6％。其他服務部門出口比重較低。
服務貿易進口結構分析。根據1997－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口分項目情況統計數據，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為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的三大主要部門，其中運輸服務進口表現為先降后升的趨勢，2003年躍居第一位，成為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第一大部門，2006年占比達34．3％。旅游服務表現為先升后降的趨勢，自1997年29．3％升至2000年36．6％的高位，又降至2006年的24．2％，為第二大服務進口部門。其他商業服務所占比重在10．7％—21．3％之間波動。值得注意的是保險、咨詢、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呈現出較快的增長趨勢，2006年它們所占比重分別達8．8％、8．4％、6．6％。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無論出口還是進口，中國服務貿易都以傳統的旅游、運輸等行業作為支撐，其主要屬于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資本密集型服務如航空、通訊、建筑以及技術、知識密集型服務如金融、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部門對中國服務貿易的貢獻微弱，中國的服務貿易仍以傳統的落后方式增長。第二，中國傳統服務部門如運輸部門的比較優勢在逐步減弱。逆差額呈現逐年擴大的趨勢，隨著貨物貿易的迅猛發展，運輸服務需求量不斷增加，中國運輸部門尤其是航空運輸在質量和價格方面與歐美一些大運輸公司相比還有較大差距。第三，現代服務產品的需求迅速擴大，而中國在這些行業的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無法滿足日益擴大的需求，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不僅是應對國際服務業對中國服務業沖擊的需要，也是滿足中國服務業發展的需要。
三、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對策
1、優化調整產業結構，努力提升中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服務貿易總體水平落后，服務貿易結構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約因素就是中國第三產業規模和比重較小，服務業發展水平較低，服務部門、種類和設施尚不健全。為此，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穩步推進消費需求結構升級，提高服務消費比重。培育生產者服務市場，大力發展服務外包。加強產業鏈的連鎖作用，加大相關產業的協調與支持力度，完善交通、文教、能源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推動技術和服務創新，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努力提升中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超級秘書網
2、推進新興服務貿易出口，優化服務貿易結構
按照積極推進新興服務貿易出口與擴大傳統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出口相結合的原則，重點擴大工程承包、設計咨詢、技術轉讓、金融保險、國際運輸、教育培訓、信息技術、民族文化等服務貿易出口；充分利用外資，利用外資企業在新型服務貿易部門的示范、人員培訓和產業前后向關聯等途徑實現的技術外溢效應，提高我國服務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手段，優化服務貿易結構。
3、積極培育國內服務外包市場
一是要積極穩妥地開放服務市場，放寬對服務貿易領域市場準入的限制，為跨國企業來我國開展服務外包業務創造條件。二是制定鼓勵承接服務外包的專門政策措施，進行外包企業認定，仿照給予高新技術企業的支持政策，為外包企業提供低息信貸，減免企業開展離岸外包的所得稅和營業稅，對用于提供外包所需的進口設備可以免征關稅及進口環節增值稅。三是積極推進服務外包商務環境建設。
【參考文獻】
發展趨勢論文范文2
論文關鍵詞:質量成本質量管理分析與優化實證研究
論文摘要:利用質量成本理論及其分析核算方法，對恩鴻化工有限公司質量成本進行分析與核算，確定最佳質量成本，做出最佳質量成本決策，并提出相應的措施，使企業在提高產品質量的同時，有效地降低產品質量成本，提高企業的效益，實現在質量、成本和效益二者之間取得最佳效果的目標
引言
進入21世紀后，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已經山規模效益型經濟}句質量效益型經濟轉變。在市場競爭日益復雜的情況，企業要立于市場，就必須兩手抓一手抓顧客，提高客戶滿意度，培養忠誠的顧客群一手抓產品，即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產品成木，使企業產品的價格在競爭中有較大的空間和較大的利潤。這己成為企業持續發展的核心。
質量成木是經營成木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全而質量管理活動的經濟性表現，是衡量質量體系有效性的一個重要因素。現代質量管理的一個重要原則是以最佳質量成木生產出滿足用戶要求和符合質量標準的產品。對質量成木進行統計、核算、分析和控制，小僅可以找到控制和降低成木的途徑，促進經濟效益的提高;同時還可以監督和指異質量管理活動，從質量成木角度尋求提高產品質量的途徑;有利于促使企業領異重視產品質量，拓寬成木管理方法，推行質量管理工作。因此，質量成木的研究是把企業產品質量與成木有機結合起來，使技術與經濟融為一體，是加強質量管理的基木工具。
關于質量成木分析方法，國內外有許多側卜究成果，如朱蘭博士在1951年首次提出了最適合質量的論點1956年費根堡姆提出PAF方法L;J即把質量成木分為預防成木、鑒定成木和損失成木;1974年DanielLundran將質量成木[(}線分為改善區、無差異區和完美區二大部分;Ross在1977年提出過程成木方法，于1989年山Marsch在質量成木測量中開始使用`}’S’;Cooper}IIKaplan在1988年提出作業成木法(Activity-BasedCosting)"’6’。隨著市場競爭的激烈化和顧客需求的日趨多樣化，側l一究全而質量管}}.(TQM)h的質量成木控制成為了新時期企業而臨的挑戰。
我國在1978年引進全而質量管理的同時，也引進了質量成木的概念，1984年中國質量管理協會成立了質量經濟分析側卜究會，開始側卜究有計劃推行質量成木工作，自那時來，質量成木得到了各有關部和各類企業的重視，有些企業已把質量成木作為提高產品質量，改進質量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的重要手段之一。
木文根據市場競爭和顧客需求的發展趨勢，運用質量成木分析、優化與控制方法，進行全而質量管理(TQM)h企業質量成木控制的實證研究。
1質量成本及其構成質量成木的涵義
從廣義上講，質量成木即是一種成木，又是貨幣化的質量。筆者認為，質量成木是企業開展全而質量管理而逐步形成的一種新的成木概念，它是與產品質量管理活動有關的勞動耗費，是為了保證和提高產品質量的目的而支出的一切費用，以及未達到目的而造成的一切損失之和。
1.2質量成木的構成及其相互關系
質量成木一般山預防成木、鑒定成木、損失成木(包括內部損失和外部損失)等構成。質量成木的項目之陽J存在著一定的規律和相互關系，
1.3質量成木與生產成木的聯系與區別
從成木會計的角度來講，質量成木實際上是企業生產成木的有機組成部分。質量成木管理是一種管理會計形式，它是從客觀上進行成木分析，提出質量管理和產品質量存在的問題，從經濟分析的角度來促進質量改進活動。生產成木是指企業為了生產和銷售一定品種和數量的產品(勞務)而發生的各種生產費用的總和，是產品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
質量成木和生產成木是密小可分的。質量成木和生產成木的數據來源相同，都是依靠原始憑證和憑證匯總表。它們的職能目標相同，都是從小同的角度反映已經發生的費用或損失，為企業有關方而提供參謀咨詢服務。同時，質量成木最終要結轉到生產成木中，變成生產成木的一部分。皿然在生產成木最低點上的產量小一定是質量成木最優。但最優質量成木一定在生產成木最低點附近擺動，有時還能夠影響生產成木的走勢。
它們之間也有區別。首先，報表的用途小一致。其次，報表的內容小一樣，山于用途小同，決定了報表格式和內容小一致。一方而，質量成木的核算偏重于提高產品質量和降低可控制成木，特別是降低預防和檢驗費用，而生產成木則要求全而真實地反映生產全過程的耗費和變動。另一方而，質量成木的核算程序和方法尚無統一定式。在會計業務處理上國家還沒有明確規定，于較新的業務領域，而生產成木的核算已形成完善的制度體系和規范。
2質量成本分析與優化的實證研究
恩鴻公司始建于2001年，經過7年滾動發展，目前公司已成為集科側卜、生產、銷售和服務為一體的精細化工企業。公司現有固定資產300萬，占地而積130畝，主要產品為聯苯一氯節、聯苯一氯節酉旨化物等有機物中間體，以及亞磷酸等副產品。2006年產值800萬，銷售收入750萬，利習150萬。
2.1恩鴻公司的質量成木分析
通過分析，公司在質量成木方而存在的問題主要是
(1)公司的預防成木和內部損失成木相對較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總質量成木。
(2)公司兩個生產車間生產能力彼此之間銜接小夠，配合小到位。
(3)質量成木核算方而存在問題。主要表現在:公司沒有明確規定質量成木的開支范圍;公司部分費用界限劃分小清楚;企業管理者對待質量成木核算的態度以及內部損失成木的核算等方而。
2.2公司質量成木的優化措施
(1)加強公司質量成木分析
根據企業自身銷售水平及性質，結合公司在2006年度發生的質量成木，分別計算預防成木率、鑒定成木率、內部損失成木率、外部損失成木率，如表1所示，l{將計算結果與制造性企業一般水平相比較。
與制造性企業一般水平相比，該公司的鑒定成木相對而言較低，山于預防成木與鑒定成木成非線性的反比關系，企業的預防成木顯然較高，所以企業在預防成木方而要查找原因l{加以分析，以加強預防成木的控制。企業內部質量成木損失率為26.73%，高于20%，而外部質量成木損失率為12.67%，處于很合理的范圍內，如果在外部損失成木較穩定的情況卜，能進一步降低內部質量損失成木，比如將返工、停工費用以及產品降級成木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圍內，則公司的總質量成木會大大降低。
2006年公司總質量成木比20O5年降低了6.1萬元，見表2，主要是山于預防成木比上年降低了7.8萬元，所以一般而言，企業在鑒定成木較平穩的情況卜，加強預防成木的控制，有利于公司小良品數量的減少，從而降低內部損失成木，這有利于總質量成木的降低。該公司質量成木還小在計劃的滿意范圍內，這主要是因為該公司在預防成木方而沒有做到較好的分析與核算，沒有得到全方而的控制，預防成木還較高，甚至沒有達到計劃值。但這小是說預防成木越低越好，因為這樣相反地會異致鑒定成木的上升。預防成木卜降2.12%，會異致鑒定成木上升0.63%,質量損失成木也上升1.51%,最終總質量成木卜降3.03%，山此可以看出，質量成木四大項目成木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某單一成木的升降小會直接異致總質量成木的升降。對于2006年，公司就可以依據前年與去年的比較分析結果制定出合理的、預期可能達成目標的計劃質量成木。
(2)改進生產工藝，確定最合適質量成木
生產的初品需甲苯或甲醇做溶劑提純，使用小同數量的溶劑與初品的數量和質量直接有關，通過小同配比尋找最佳的溶劑使用比率，找到最合適的質量成木點。結果測算，生產工藝改進前后質量成木可降低24%，從而為公司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3)開展全而質量成木管理
全而質量成木管理要求企業從系統的觀點出發，在充分滿足顧客要求的前提卜全而控制產品質量形成的各個環節、各個階段的一種有效工作體系，其操作步驟可以用以h六點來表述(DAPCDI):定義(Define)、分析(Analyze)、計劃(Plan)、執行(Do),檢查(Check)及改進(Inprove)
此外，公司積極開展}p9000認證，有效、穩定地提高產品品質，降低質量成木。一方而對于企業內部來說，可按照經過嚴格審核的國際標準化的質量體系進行管理，極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和產品合格率，迅速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另一方而對于企業外部來說，可以使顧客確信企業是能夠穩定地生產合格產品乃至優秀產品的企業，從而放心地與企業訂立長期供銷合同，擴大了企業的市場占有率。
(4)積極采取精益成木管理
把精益管理思想與成木管理思想相結合，形成了全新的成木管理理念—精益成木管理。它以客戶價值增值為JI句，從采購、設計、生產和服務上全方位控制企業供應鏈成木，以達到企業供應鏈成木最優，從而使企業獲得較強的競爭優勢。利用精益思想來進行質量成木的控制與管理，小僅有利于降低企業的日常運營成木，更有助于加強公司每位成員的節約意識，樹立企業內部的節約文化，消除低效率行為，減少小必要的浪費，使每一分錢的投入都獲得最大的回報，消除質量風險成木、減低內部損失與外部損失，即細節決定成木。
(5)借鑒6Q管理理念，提高質量管理水平
6Q質量管理是采用科學的方法，從用戶的角度考慮質量問題，在經營的全過程追求“無缺陷勺貢量，以大大降低企業經營領域的成木，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公司開展6a管理時，可以組建一個核心團隊，對現有過程進行過程定義(Define)、測量(Measure)、分析(Analyze)、改進(Inprove),控制，消除過程缺陷和無價值作業，從而提高質量和服務、降低成木、縮短運轉周期，達到客戶完全滿意，增強企業競爭力。具體地可以按如卜六個過程進行①選擇質量成木存在問題的變量(列出問題);②對問題進行分析(收集數據、做分析ICI、分析數據、分析成因);③提出影響問題的因素(靈敏度分析、比率分析);④對影響因素進行跟蹤(小良品生產工序、質量成木核算方法);⑤驗{進行改善;⑥過程控制(過程控制側卜究、控制計劃)。
3結束語
質量成木是企業總成木一個組成部分，質量成木的高低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總成木水平。
第一、企業應正確運用質量成木這一工具，有效地改進產品質量，降低產品壽命周期成木。
第一、應小斷完善和規范企業質量成木的內容，建立規范化的質量成木指標體系。
發展趨勢論文范文3
目前，數控技術正在發生根本性變革，由專用型封閉式開環控制模式向通用型開放式實時動態全閉環控制模式發展。在集成化基礎上，數控系統實現了超薄型、超小型化；在智能化基礎上，綜合了計算機、多媒體、模糊控制、神經網絡等多學科技術，數控系統實現了高速、高精、高效控制，加工過程中可以自動修正、調節與補償各項參數，實現了在線診斷和智能化故障處理；在網絡化基礎上，CAD/CAM與數控系統集成為一體，機床聯網，實現了中央集中控制的群控加工。長期以來，我國的數控系統為傳統的封閉式體系結構，CNC只能作為非智能的機床運動控制器。加工過程變量根據經驗以固定參數形式事先設定，加工程序在實際加工前用手工方式或通過CAD/CAM及自動編程系統進行編制。CAD/CAM和CNC之間沒有反饋控制環節，整個制造過程中CNC只是一個封閉式的開環執行機構。在復雜環境以及多變條件下，加工過程中的刀具組合、工件材料、主軸轉速、進給速率、刀具軌跡、切削深度、步長、加工余量等加工參數，無法在現場環境下根據外部干擾和隨機因素實時動態調整，更無法通過反饋控制環節隨機修正CAD/CAM中的設定量，因而影響CNC的工作效率和產品加工質量。由此可見，傳統CNC系統的這種固定程序控制模式和封閉式體系結構，限制了CNC向多變量智能化控制發展，已不適應日益復雜的制造過程，因此，對數控技術實行變革勢在必行。
二、數控技術發展趨勢
（一）性能發展方向
（1）高速高精高效化。速度、精度和效率是機械制造技術的關鍵性能指標。由于采用了高速CPU芯片、RISC芯片、多CPU控制系統以及帶高分辨率絕對式檢測元件的交流數字伺服系統，同時采取了改善機床動態、靜態特性等有效措施，機床的高速高精高效化已大大提高。（2）柔性化。包含兩方面：數控系統本身的柔性，數控系統采用模塊化設計，功能覆蓋面大，可裁剪性強，便于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群控系統的柔性，同一群控系統能依據不同生產流程的要求，使物料流和信息流自動進行動態調整，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群控系統的效能。（3）工藝復合性和多軸化。以減少工序、輔助時間為主要目的的一種復合加工，正朝著多軸、多系列控制功能方向發展。數控機床的工藝復合化是指工件在一臺機床上一次裝夾后，通過自動換刀、旋轉主軸頭或轉臺等各種措施，完成多工序、多表面的復合加工。數控技術軸，西門子880系統控制軸數可達24軸。（4）實時智能化。而人工智能則試圖用計算模型實現人類的各種智能行為
（二）功能發展方向
（1）用戶界面圖形化。用戶界面是數控系統與使用者之間的對話接口。由于不同用戶對界面的要求不同，因而開發用戶界面的工作量極大，用戶界面成為計算機軟件研制中最困難的部分之一。圖形用戶界面極大地方便了非專業用戶的使用，人們可以通過窗口和菜單進行操作，便于藍圖編程和快速編程、三維彩色立體動態圖形顯示、圖形模擬、圖形動態跟蹤和仿真、不同方向的視圖和局部顯示比例縮放功能的實現。（2）科學計算可視化。科學計算可視化可用于高效處理數據和解釋數據，使信息交流不再局限于用文字和語言表達，而可以直接使用圖形、圖像、動畫等可視信息?？梢暬夹g與虛擬環境技術相結合，進一步拓寬了應用領域，如無圖紙設計、虛擬樣機技術等，這對縮短產品設計周期、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產品成本具有重要意義。（3）多媒體技術應用。多媒體技術集計算機、聲像和通信技術于一體，使計算機具有綜合處理聲音、文字、圖像和視頻信息的能力。在數控技術領域，應用多媒體技術可以做到信息處理綜合化、智能化，在實時監控系統和生產現場設備的故障診斷、生產過程參數監測等方面有著重大的應用價值。
（三）體系結構的發展
（1）集成化。采用高度集成化CPU、RISC芯片和大規?？删幊碳呻娐稦PGA、EPLD、CPLD以及專用集成電路ASIC芯片，可提高數控系統的集成度和軟硬件運行速度。應用FPD平板顯示技術，可提高顯示器性能。平板顯示器具有科技含量高、重量輕、體積小、功耗低、便于攜帶等優點，可實現超大尺寸顯示，成為和CRT抗衡的新興顯示技術，是21世紀顯示技術的主流。應用先進封裝和互連技術，將半導體和表面安裝技術融為一體。通過提高集成電路密度、減少互連長度和數量來降低產品價格，改進性能，減小組件尺寸，提高系統的可*性。（2）模塊化。硬件模塊化易于實現數控系統的集成化和標準化。根據不同的功能需求，將基本模塊，如CPU、存儲器、位置伺服、PLC、輸入輸出接口、通訊等模塊，作成標準的系列化產品，通過積木方式進行功能裁剪和模塊數量的增減，構成不同檔次的數控系統。（3）網絡化。機床聯網可進行遠程控制和無人化操作。通過機床聯網，可在任何一臺機床上對其它機床進行編程、設定、操作、運行，不同機床的畫面可同時顯示在每一臺機床的屏幕上。（4）通用型開放式閉環控制模式。由于制造過程是一個具有多變量控制和加工工藝綜合作用的復雜過程，包含諸如加工尺寸、形狀、振動、噪聲、溫度和熱變形等各種變化因素，因此，要實現加工過程的多目標優化，必須采用多變量的閉環控制，在實時加工過程中動態調整加工過程變量。加工過程中采用開放式通用型實時動態全閉環控制模式，易于將計算機實時智能技術、網絡技術、多媒體技術、CAD/CAM、伺服控制、自適應控制、動態數據管理及動態刀具補償、動態仿真等高新技術融于一體，構成嚴密的制造過程閉環控制體系，從而實現集成化、智能化、網絡化。
三、智能化新一代PCNC數控系統
當前開發研究適應于復雜制造過程的、具有閉環控制體系結構的、智能化新一代PCNC數控系統已成為可能。智能化新一代PCNC數控系統將計算機智能技術、網絡技術、CAD/CAM、伺服控制、自適應控制、動態數據管理及動態刀具補償、動態仿真等高新技術融于一體，形成嚴密的制造過程閉環控制體系。
職稱中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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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趨勢論文范文4
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當前跨國公司投資已經成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500強的跨國公司中已有約400家在華投資了2000多個項目。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家先后施行了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外商投資電信、民航、銀行、保險、以及外商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造、上市公司公司國有股、法人股向外商轉讓、QFII等多項法規，進一步增強了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信心。
國際聞名跨國公司紛紛加快在中國的投資步伐，跨國公司新投資和增資項目大量增多，去年1-11月，經國家計委（或報經國務院）審批的大中型外商投資項目38個，總投資逾120億美元。一批由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重化工、能源、汽車、電子等資金、技術密集型大項目相繼簽約和開工建設，銀行、保險、商業流通等服務貿易領域的投資日趨活躍，新來華投資的跨國公司不斷增加，我國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呈現良性發展勢頭。
一、新的趨勢和特點
相比入世前后，跨國公司在華的投資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主要集中以下三個方面：
（一）投資結構進一步優化
1、在外商投資最集中的加工制造業中，資金技術密集型項目明顯增加。
如電子通信制造業，2001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70.9億美元，占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達15.1%，比1997年提高了9.2個百分點，2002年1-10月，這一比重進一步上升到17.1%.該行業國際前10位的跨國公司中，已有8家在華投資設立了130多個合資或獨資企業，這些企業的產品已經在國際國內市場上占據了相當的份額。
汽車行業中，上海大眾、南京依維柯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增資，寶馬、現代設立了新的合資項目，豐田、日產分別與一汽、二汽簽署了全面的合資合作協議，本田計劃在廣州合資建立出口轎車基地。
石油及石化行業中，西氣東輸、上海聯合異氰酸酯、福建煉油乙烯一體化等，均為聞名跨國公司投資的數十億美元的特大型項目。
這些資金技術密集型的大項目彌補了我國產業鏈中的空白，并吸引了大量國內外企業為其配套，形成產業聚集的區域，極大地增加了我國制造業的技術水平、產品附加值和國際競爭能力。
2、隨著入世后我國擴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服務業利用外資發展迅速。
2002年1-9月，我國服務業吸收外資合同額161億美元，同比增長36%；實際外資金額95億美元，同比增長49%，約占我國同期實際利用外資的1/4.部分地區外商投資服務業的勢頭更加強勁，上海1-10月服務業吸收外資合同金額增長了97%.表明入世后境外投資者，非凡是跨國公司對我國服務業的投資日益活躍，服務業吸收外商投資的巨大潛力初步顯現。
2002年以來，金融、商業領域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取得了積極進展，其中，商業分銷領域，新批外商投資商業企業17家，其中連鎖企業16家，原有外商投資商業企業新設分店7家；銀行領域，至9月底國內已設立外資銀行分行147家，其中45家獲準開展人民幣業務，最近美國新僑投資參股深發展銀行超過18%的股份；保險領域，繼去年11月英國標準人壽等3家外國保險公司獲準進入中國后，在華外資保險公司已達34家，設立的營業性機構約50家，近期匯豐集團出資6億美元參股平安保險10%的股份；證券領域，德國安聯公司己獲批準，率先在北京組建了合資證券治理公司。
服務貿易領域一直是跨國公司投資的目標，一些跨國公司已預備多年，隨著服務貿易領域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將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進入該領域，也是今后跨國公司投資的熱點之一?？鐕就顿Y服務業，對我國服務業的發展起到積極促進作用，并可以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二）跨國公司更加注重本地化經營
經濟全球化和激烈的國際競爭，促進了國際產業轉移，跨國公司為提高全球競爭力和開拓中國市場，紛紛來華投資，而中國的綜合優勢使眾多跨國公司增強了“扎根”中國的信心，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推行全面的本地化經營策略。他們不僅利用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在中國生產其產品，而且將全球經營網絡中幾個核心部分都向中國進行轉移，在生產、研發、治理、采購、品牌各個方面都加強了本地化的進程。
1、跨國公司將生產制造中心向中國轉移的速度加快。
雖然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大幅降低了進口關稅，但是，從降低成本、增強國際競爭力和確保市場份額等長期戰略考慮，跨國公司仍紛紛將制造業的生產重心向我國轉移，將中國作為跨國公司重要的制造基地。
如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Bp公司等都已經開始實施幾十億美元的大規模投資計劃，在華建立一體化的生產基地。這也為中國由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2、在轉移制造業的基礎上，跨國公司加快了研發本土化的戰略調整，在華設立研究開發中心。
目前我國外商投資設立的研發中心已近400家。摩托羅拉公司在華已有18家研發中心，去年9月又公布，將在未來5年增加10億美元研發資金，并在北京建立全球研發基地。愛立信公司在已有6個研發中心基礎上，去年5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研發總院。這些研發活動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簡單的技術開發，而更關注于如何在中國特定的環境下面向全球進行最有優勢的生產活動，將進一步提升中國在跨國公司全球經營中的地位。
3、隨著跨國公司投資規模的擴大和投資水平的提升，原先分散投資、分散治理的模式已不適應其發展戰略的需要，跨國公司客觀要求將運營治理中心轉移到中國。
目前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投資性公司已有約220家，大部分承擔著統籌治理在華業務的職能，其中世界500強公司設立的投資性公司已超過120家，有很多將逐步向中國甚至亞洲地區的總部過渡。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和上海兩地設立的跨國公司地區性總部已達28家，近期即將設立的還有4家。
4、為了增強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力，降低采購成本，許多跨國公司開始在華設立全球采購中心。
將中國質優價廉的商品和原材料、零部件同跨國公司強大的全球銷售網絡相結合，既擴大了中國的出口，也為跨國公司實現全球配置資源，不斷發展壯大提供了動力。如沃爾瑪公司，以深圳為基地，開始在全國布點，2001年在中國直接和間接采購的金額達103億美元；GE公司明確表示，中國生產能力強的領域他們不預備投資建新廠，而將進行大規模的采購，2001年GE的醫療部門在華采購達3億美元，聯合利華也公布將在上海建立全球采購中心，未來5年內采購原材料和商品超過5億美元。
跨國公司在品牌、人才等方面也加大了本地化的力度，將“中國化”作為實現全球化的一項重要戰略，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中國經濟的外部空間，同時也給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宏觀治理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挑戰。
（三）投資的方式更加多樣化
入世后，跨國公司加快進入中國的同時，投資方式逐步突破了傳統的“三資”模式，呈現出更加多樣化的新局面。
1、外商獨資方式發展迅速
外商獨資方式目前已經成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并呈上升趨勢。2002年1-10月新批外商獨資企業18049家，占新批外商投資企業總數的65.3%，同比提高了6.3個百分點。新批外商獨資項目合同外資金額為512.7億美元，比重達68.4%，比2001年同期上升7.5個百分點。反映出我國的投資環境不斷完善，外商對華投資信心進一步增強。
2、跨國并購已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跨國公司對中國企業的并購同樣懷有巨大的愛好。但跨國并購投資在我國發展比較緩慢。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數據，1991-2001年年平均金額只有12億多美元，占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平均比重僅為3.4%.對此，我國政府明確提出鼓勵跨國公司采取并購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造，國家有關部門也在職權范圍內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使跨國并購在中國逐漸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2002年以來，跨國公司采取并購方式的投資項目明顯增多，如法國通用水務公司收購上海浦東水廠和管網項目。
此外，BOT方式、經營權轉讓、項目融資、境外上市、外資收購國有金融資產治理公司處置的不良資產、中外合資的產業投資基金、引進“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積極成果。使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逐漸向多渠道、多方式轉變，有利于更多更好地利用跨國公司投資。
二、抓住機遇，積極吸引跨國公司來華投資
跨國公司擁有資金、技術、治理、人才和全球營銷網絡等巨大優勢。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對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升級、加快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都將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21世紀前20年翻兩番的宏偉目標，快速增長的投資需求和日益擴大的巨大市場，為跨國公司提供了廣闊的投資空間，我國面臨利用跨國公司投資的良好機遇。抓住機遇，大力吸引并積極引導跨國公司投資，是今后我國利用外資工作的重要任務。
（一）積極營造有利于跨國公司投資的良好軟硬環境
適應投資者結構改變、產業結構升級和生產經營方式變革等新情況，努力改進投資環境非凡是投資軟環境，將成為中國提高利用外資質量的要害因素。跨國公司更加重視受資國的法律環境、市場環境、人才、融資、物流、零部件等配套環境，對我國投資環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改善投資環境已取得了積極的成效。比如，在減少審批環節、簡化程序、提高辦事效率方面，鼓勵類不需要國家綜合平衡的外商投資項目，由地方政府自行審批，在西部地區，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和西部地區的優勢產業項目，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合并一道審批；國務院第一批取消的行政審批項目中，涉及外資的就有16個部門的35項等。但目前的投資環境還不能完全適應跨國公司投資的新形勢。
必須全面繼續改善和優化投資環境。要努力建立穩定、透明、可預見的法制環境，誠信、規范、統一的市場環境，物流通暢、中介服務體系健全、便于配套生產的企業發展環境，有利于人才聚集和可持續發展的人文和自然環境，加快解決外資企業發展中碰到的突出矛盾，使投資環境再上一個新臺階。進一步增強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的綜合競爭力。
（二）積極吸引和引導跨國公司投資，提高利用外資質量
按照國家產業政策的要求，鼓勵跨國公司投資現代農業，促進農業產業化；鼓勵跨國公司投資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鼓勵在華設立生產基地和制造中心；鼓勵跨國公司和戰略投資者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
要按照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的地域、數量和時間表，積極擴大商業、外貿、銀行、保險、旅游、會計、審計、律師等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使之成為我國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新的增長點，并促進投資環境的進一步改善。
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采購中心、研發中心和地區性總部。適當放寬中西部地區吸收外商投資的條件，積極引導跨國公司參與中國的西部開發。抓緊修訂《中西部地區吸收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鼓勵跨國公司投資西部地區的優勢產業，加快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的步伐。
（三）多方式吸收跨國公司投資
發展趨勢論文范文5
一、銀行監管法制體系日趨完善和龐大
傳統上的銀行監管法制主要表現為確立監管主體的法律地位、監管的具體權責及被監管銀行的義務、責任等內容的中央銀行法，如美國1913年《聯邦儲備法》、英國1946年《英格蘭銀行法》。隨著銀行業務的日益豐富及相關風險的增加，各國越來越重視對銀行的一些特定業務或行為監督的法制系統化。如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就推出了建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實行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野的1933年《銀行法》，禁止持股公司跨越州界控制子公司非銀行業務的1956年《銀行持股公司法》等，到六十年代以后則相繼出臺了1966年《銀行合并法》、1968年《消費信貸法》、1970年《銀行持股公司修正法》、1978年《金融機構管理和利息控制法》、1982年《加恩·圣杰曼存款機構法》、1991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促進法》、1991年《加強對外資銀行監管法》、1994年《里格一尼爾銀行跨州經營與跨州設立分行效率法》，此外，還有聯儲制定的大量規章。同樣英國的監管法制在20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有1971年《國民儲蓄銀行法》、1974年《消費者信貸法》、1985年《委托儲蓄銀行法》、1986年《金融服務業法》、1987年《銀行法》、1993年《洗錢規則》、1994年《交易法》等。銀行監管法制體系的完善和龐大既是銀行業自身不斷豐富、創新的必然，也是國家追求社會安全的反映。隨著銀行向社會生活各角落進一步拓展及有關風險相應滋生和增加，銀行監管法制也必然作出反應，因此銀行監管法制體系將更加龐大化。
二、監管法制中具體的監管機制呈多元化發展
監管機制多元化首先突出地表現為國家專門監督機制、銀行內控機制及自律機制的并舉。眾所周知，傳統上的監管法制比較偏重國家專門監督機制——中央銀行(或財政部等)的專門監督，該機制有較多優點：一是代表國家行使監督權，具有權威性和有效性，二是作為常設性的法定機制易于維護監督的恒常性和穩定性，三是專門化的監督機制往往更利于突出技術和人才方面的優勢。正因為如此，各國的監管法制都為這一專門性的國家監督機制賦予了極為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銀行的自主性及業務的復雜化、多樣化、內部工作人員的道德風險等因素的存在及法定監管主體的力量、能力等的局限，使得專門的國家監管機制并不能保證監督的真正有效實現，各國日益重視內部監督機制、自律監督機制的法制化。如美國對商業銀行內部監控機制的法定要求也可在1978年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制定的《統一鑒別法》中得到體現，該文件規定了對商業銀行的檢查主要包括資本充足度、資產質量、管理水平、盈利水平和流動性等5個方面。其中管理水平的內容和指標要求正是商業銀行內部控制機制的具體反映，這些內容和指標有：1)董事會的組成及各董事的管理、決策水平；2)部門管理者的領導能力、經驗及技巧、業務開拓能力、與員工的關系等；3)銀行職員的業務素質、組織狀況及培訓工作情況；4)銀行內部的風險控制系統是否完善；5)銀行的金融服務創新能力、吸引客戶、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等。
正由于銀行內部控制機制極為重要，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1997年9月通過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為“內部控制”設了專項，提出兩個原則。原則14指出：“銀行監管者必須確定銀行是否具備與其業務性質及規模相適應的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這應包括對授權和職責分配的明確安排；將銀行承諾、付款和資產與負債帳務處理方面的職能分離，對上述程序的交叉核對3資產保護3完善、獨立的內部或外部審計，以及檢查上述控制措施和有關法律規章遵守情況的職能。”原則15指出：“銀行監管者必須確定銀行具有完善的政策、做法和程序，其中包括嚴格的‘了解你的顧客’的政策，以促進金融部門形成較高的職業道德與專業標準，并防止銀行有意或無意地被罪犯所利用”。這兩項原則不僅把內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及其落實之監督職能賦予各國法定監管主體，而且對具體的內部控制制度的構造作了要求。
同樣，銀行同業的自律機制也日漸納入監管法制體系中。法國1984年《銀行法》便強制要求所有信貸機構都應從屬于某一專業團體或隸屬于法國信貸機構協會的中央組織機構。該法所確立的同業組織的中央機構有大眾銀行同業公會、國家信貸互助聯盟、中央城鄉互助信貸聯盟，這些成員機構依法配合國家銀行監管機關實現監督管理職能，并可依法律、規章對其成員機構在經營管理方面的行政、技術及財務進行監督，并可給予相應的紀律處分。香港則以1981年《銀行公會法案》確立了銀行同業組織——銀行公會的法定地位，并要求所有持牌銀行均須加入。法案在構筑公會的組織結構時，明確了銀行公會的職能，即1)在與港府財政司協商后制定會員銀行存款利率協議，并負責監督執行；2)在取得財政司同意后，制定有關銀行業務的規章，如銀行可以支付的最高利率、銀行收取的擔保最低收費等等；3)調查、處理會員銀行的違章事件和會員銀行的投訴、糾紛；4)幫助會員解決業務問題；5)幫助對外聯系、負責提供咨詢和處理有關法律事務等。很顯然，法定而系統的同業組織的自律機制有助于補充權威性監督主體監督之不足，尤其是有助于保障銀行紀律和道德標準的維護。當然，也有一些國家，如美國、日本尚未對同業組織自律機制給予法制上的重視。
三、不同國家監督法制的趨同化
銀行監管法制的趨同化是指各國在監管模式及具體制度上相互影響、相互協調而日趨接近。由于經濟、社會文化及法制傳統的差異，銀行監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區風格，在世界上影響較大的有兩類：一是英國模式以非制度化著稱，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即屬此類；二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美國模式則法網周密、機構林立、監管嚴厲，日本、歐洲大陸國家多屬此類。傳統上的英格蘭銀行在履行監管職責時形成了“非正式監管”的風格，不以嚴格的法律、規章為依據，而往往借助“道義勸說”、“君子協定”等來達到目的。而美國的銀行監管不僅有大量的法規為依據，而且聯邦儲備委員會所制定的管理條例甚為詳盡，這些條例按26個字母次序偏號排列，其內容極為廣泛而詳細。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兩種模式的趨同因素增加。英國1979年《銀行法》以制度化的文件確立了英格蘭銀行監管權的合法性，1987年《銀行法》則進一步賦予英格蘭銀行以廣泛的權力，諸如獲取信息、履行調查、要求對第三者披露信息等方面的權力均得到拓展。英國監管模式向美國模式靠攏，在一定程度上是來自歐盟內歐陸國家監管法制的影響。與此相應，美國也在反思自己傳統模式的不足，正如美國學者艾倫·加特指出：“嚴格管制的長期趨勢直到20世紀70年代晚期才結束。猛烈上升、變化劇烈的市場利率再加上通訊、數據處理方面的主要的技術革新，使許多管制對吸收存款機構產生了有害的影響，使它們處在了不利于競爭的位置。實際上，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是一個放松管制的時代，甚至還有進一步放松管制的議論，商業銀行尋求地域上的全面放松管制以及更多的保險和投資銀行的特權?！?980年《對存款機構放寬管制與貨幣控制法》及1982年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機構法》肯定了不同金融機構業務交叉的合法性，走上了放松監督之路。同時，在監管的方式方法上也有靈活化的趨向。
不同國家在銀行監管風格及具體制度上的趨同化，一方面源于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發展，這種發展使得銀行業的競爭已不限于國內，而是拓展到國際層面。不同的監管制度下銀行參與國際競爭的成本是不一樣的，為更有利于國內銀行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國內監管法制必然作出優化選擇，學習和借鑒他國的相關制度。銀行監督法制的趨同化的另一重要動因則是與金融市場國際化相伴生的金融風險國際化所造成的不同國家必須對金融監管法制作出有利于國際金融秩序穩定和安全的選擇。
四、銀行監管法制的國際化
在傳統上，銀行監管法制對于特定國家而言本是其范圍的問題，其制度選擇與安排應由國家自己決定。但是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銀行業務國際化、銀行機構國際化、管理國際化；使得銀行風險全球化，規避特定國家監督容易化，因此銀行監管法制也必然走向國際化。國際化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其一，巴塞爾銀行監督委員會及其制定的文件影響拓展。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自1975年成立以來，通過了一些有廣泛影響的關于銀行國際監管的文件，如1975年《對銀行國外機構的監管》，1992年資本——資產標準比率和過渡期實施安排等，1997年9月，推出了《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1999年2月，巴塞爾委員會、證監會國際組織和國際保險監管協會聯合公布了《多元化金融集團監管的最終文件》，1999年6月3日關于修改1988年《巴塞爾協議》的征求意見稿出臺，即《新資本協議》，雖然這些文件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這些規則的廣泛影響則反映了國際社會對銀行監管法制國際化理想的追求，況且這些規則也因其長期而廣泛的影響可能發展為國際習慣法。
其二，區域范圍的國際化。歐盟范圍內的銀行監管法制一體化最具成效。早在1977年12月歐共體便通過了《關于協調有關從事信貸機構業務的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的理事會指令》，到80年代則相繼推出：《關于對信貸機構進行統一監管的指令》(1983年)、《關于信貸機構自有資金的理事會指令》(1989年)、《關于信貸機構清償比率的理事會指令》(1989年)，九十年代則有《洗錢指令》(1991年)、《聯合監督指令》(1992年)、《投資服務指令》(1993年)、《信貸機構的集中風險指令》(1993年)、《資本充足指令》(1993年)、《存款保證體制指令》(1994年)、《謹慎監管指令》(1995)等。從指令的名稱便可看出，歐盟范圍的監管法制國際化已較為深入。北美范圍內的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也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對金融服務貿易規則、設立資格、跨境服務、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透明度、爭議的解決等問題作出了規定，這些規定雖不象歐盟范圍內的統一化協調之努力，但是在協調東道國監管特權與保證市場準入的自由上邁出了一步。
其三，全球性的監管法制國際化發展——1994年《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及FSA協議有關銀行監管的規制的影響。由于WTO是一個擁有成員極為廣泛的國際性組織，其委員文件——GATS是具備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條約。該文件在五個方面合納了銀行監管問題，即市場準入、國民待遇、透明度、最惠國待遇和發展中國家特殊待遇，其中最關鍵的是最高國待遇、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當然在這些內容的具體規制上，因各國現有法制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太大，以致無法作出統一的要求。世貿組織(WTO)又于1997年12月13日鑒署了專門針對金融服務的協議——《金融服務協議》(FSA)0FSA協議將GATS擴展到金融服務方面，它在一個全面的最惠國待遇基礎上把全球的銀行保險、證券和金融信息貿易的95％以上都納入了WTO的管理和爭端解決體制之內。眾所周知，WTO的法律體系在成員廣泛性基礎上所構筑的法律機制之協調、統一及爭端解決機制之先進性都將有力地推動銀行監管法制國際化的進程，特別是有助于具有強制效力的統一的監管國際規則之形成和發展。
其四，雙邊協作所產生的有關銀行監管法制的協定也在增多。1995年2月13日美國和日本所達成的《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關于金融服務的有關措施》就是其中較為成功的例子，該協定把跨國金融交易的諸多監管問題作了協調，這也是美國下決心打開日本金融市場及日本迫于壓力作出讓步的產物。
誠然，銀行監管法制國際化的序幕已拉開，由于這種國際化更多的是減少、消除國內法制對外國銀行進入國內市場的限制或者推行較為嚴格和規范的銀行監管標準，以致國際化進程極易受到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抵制或反對，因此對銀行監管法制國際化不能持過于樂觀的態度。但是，這一趨向卻給各國，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銀行監管法制的變革帶來了沖擊。
五、革新傳統監管手段和突破傳統方法受到關注
綜觀各國銀行監管法制的發展歷程，監管手段經歷了由簡單向復雜化的發展歷程。諸如市場準入監管、稽核檢查、行政處罰、調查統計、信息披露、審慎法規和要求的制定與實施等方法在各國傳統的銀行監管法制中得到了較為普遍的反映，這些傳統監管手段也由簡至繁、由粗到細地發展，如謹慎要求中的資本充足度標準在上個世紀的美國，是按商業銀行所在地的人口來規定銀行應持有的資本量；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幾十年是采用資本／存款來確定(該比率不得低于10％)330年代大蕭條之后以資本／總資產來確定，二戰期間以資本／風險資產來確定；由于過去比率過于簡單和籠統，至20世紀50年代美聯儲依風險不同把商業銀行資產分為6類，分別規定不同的資本／資產比的權數，最后將各類資產應保持的資本數量相加；在60、70、80年代還采用過綜合分析法和資本分兩級計算的方法等；進入90年代，開始接受《巴塞爾協議》方法的影響。
在傳統監管手段進行革新的同時，一些新手段滋生或傳統上末被廣泛重視的手段得到推廣。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追求金融自由化使得銀行業務大量交叉滲透，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金融衍生工具令人目不暇接。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性和復雜性加大了金融監管的難度。針對金融衍生工具內外風險，1993年7月，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任主席沃爾克主持的一個研究機構提出了監管衍生工具的四項原則31993年7月美國G一30集團了“關于衍生工具內容風險管理的措施建議”；1994年7月27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和國際證券業協會組織聯合頒布了對金融衍生工具風險的監管規定31994年12月香港金融管理局了有關金融衍生工具風險管理的建議等。這些針對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督措施與傳統銀行監管手段相較而言的突出之處在于強調對直接參與交易的交易員及交易主體的管理層賦予各項具體義務，同時極為關注交易記帳、信息體系的監管。
存款保險制度則是一種發展較早而較晚才得到普遍關注的監管手段。早在20世紀30年代，存款保險制度就在美國誕生。1933年《聯邦存款保險法》確立了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制度的基本特征，雖然該手段在穩定美國銀行制度起了積極作用，但一直至20世紀70年代以前尚未得到其他國家的足夠關注。到1971年日本公布了《存款保險法》、1976年聯邦德國建立起“存款保險基金”，英國則在1979年《銀行法》確立了“存款保護委員會和董事”的法律地位。迄今為止，許多國家已將存款保險制度納入了銀行監管法制體系中。
此外，還在市場退出、危機處理等方面推陳出新。
六、追求效率的法制價值取向促成了放松監管之趨勢
銀行監管法制在價值取向上雖仍然以安全為立足點，但是效率優先所促成的放松管制則是基本趨勢。眾所周知安全是法律的基本價值取向。銀行監管法制所追求的安全之價值目標，既涵納了銀行自身的經濟安全，及相關交易主體(諸如銀行的儲戶，以銀行為中介的結算客戶等)的經濟安全，也包括這些特定個體和個體集合而成的社會群體所整合而成的社會整體的經濟安全。銀行監管法制的安全價值需求根源于銀行及銀行業務所內蘊的諸種風險。各國銀行監管法制中的市場準入、信息披露、市場退出、稽核檢查、審慎要求等制度都旨在降低和防范銀行風險。但是過多地顧及安全需求勢必增大銀行及其交易的成本，從而使銀行及其交易效率受到侵蝕。因為銀行及其交易的效率要實現最大化需以降低交易成本、節省交易時間為基礎，而對銀行的監管則必然蘊含銀行交易成本的提高，諸如資本充足度的要求、法定準備金比率的設計等，銀行將不得不為這些準備作出時間和資金上的安排，增大了銀行交易的成本。從自由與效率的聯結機制來看，監管法制的嚴格化導致銀行的自由受到約束，況且監管法制的實施過程還可能因監督主體對其權力的運用之不當而干擾銀行交易的實現，這就使監管法制限制自由進而影響銀行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
正因為嚴格監管的法制會妨礙銀行及其交易的效率之實現，在當代銀行監管法制中不少國家開始重視放松監管。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銀行監管法制走上放松監管的道路。1980年《存款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取消了對存款利率的限制、取消或修改了對某些貸款利率的限制、擴大存款機構的資金來源和擴大儲蓄與貸款協會的資金使用業務范圍。1982年《加恩圣杰曼吸收存款機構法》給儲蓄和貸款機構及儲蓄釵行與銀行相似的業務范圍，0該法對于取消金融管制，促進存款機構業務多樣化，加強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86年8月，之Q條例》對銀行存款的利率限制被完全廢除。1991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在收購及合并監管上允許所有儲蓄機構與國民銀行之間在銀行合并條例范圍內相互收購或合并3允許所有投保機構在某些情況下兼并或與其他保險基金的成員合并。1994年《里格一尼爾銀行跨州經營與跨州設立分行效率法》解除了《麥克法登法》和1976年《道格拉斯修正案》中有關銀行經營地域范圍的限制，允許銀行在全國范圍內經營業務和設立分支行，而不管州法令如何。
日本也于70年代中期開始逐步取消對金融系統的管制。自1979年逐步取消利率管制，1994年又取消了剩余的對非定期存款的利率限制。在金融機構職能劃分上，70年代的商業銀行已將業務延展到其他領域。1993年推出的《金融系統改革條例》允許成立綜合性銀行，銀行可以擁有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信托銀行作為其分支機構。1996年下半年開始推行“大爆炸”式的監督法規之解除及市場開放計劃。日本政府擬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漸廢除對金融交易及提供的金融產品種類的限制，如1998年不再禁止金融控股公司，到2001年時銀行可以出售共同基金類產品及保險單等。
在新興市場國家，雖然一方面在努力完善尚不健全的銀行監管法制，另一方面也在放寬不適當的過
發展趨勢論文范文6
【摘要題】服務貿易
【關鍵詞】全球化/服務貿易/中國經濟
一、全球化進程中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
經濟全球化首先表現為貿易與市場的全球化。各國的商品不僅在本國，而且在國外與本國及其他國家的競爭者進行競爭。這種競爭最初是在有形商品之間展開的，隨著經濟與貿易的不斷發展，進而在無形商品之間展開。貿易的全球化首先是貨物貿易的全球化，然后才是服務貿易的全球化。在全球化過程中，服務貿易的發展有其不同于貨物貿易的獨特趨勢。
（一）服務貿易發展的加速化趨勢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于各國政府逐步放寬了對服務貿易的限制，國際服務貿易得到了迅速發展。1970年，國際服務貿易的出口額僅為710億美元，而1999年則高達13400億美元，29年間增長了17.8倍，年平均增長率為10.7%，不僅高于同期世界GDP的平均增長率，而且高于同期世界商品貿易出口額的年平均增長率。服務貿易的增長不但快，而且還有不斷加速的趨勢。服務貿易在整個國際貿易中的比例，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約為20%，但在90年代則上升到25%左右。從各國國內的情況來看，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不斷上升。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世界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比重就一直在60%以上。1996年，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全世界平均為63.5%，其中，發達國家已經達到79%，中等收入國家為53%，低收入國家則達到37%。所有這三類國家服務業所占的份額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都增長了5～10個百分點（高文書，2002）。
（二）服務貿易發展的高科技化趨勢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不斷推進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國際服務貿易也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呈現出知識化和高科技化特征。目前，國際高科技領域發展最快的是以計算機、通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IT)產業，而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中心及發展的方向則是軟性化的服務。如果我們考察服務業的分類目錄，就會發現服務業是高新科技產業化的主要領域。在服務業的各子目錄中，很多產業都是目前技術水平發展變化最快的行業。由于世界服務貿易以高新技術為載體，服務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在過去十年中，許多新興服務行業從制造業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服務經營行業，其中技術、信息、知識密集型服務行業發展最快。其他如金融、運輸、管理咨詢等服務行業，由于運用了先進的技術手段，也很快在全世界范圍內擴大。高新科技的發展，不僅使得世界服務業的發展不斷地高科技化，而且也使很多傳統的產業和傳統的服務都被高科技手段所武裝，金融的電子化、商務活動的電子化、電信業務的數字化都體現了世界服務貿易的高科技化趨勢。
（三）服務貿易發展的非平衡化趨勢
世界服務貿易在迅速發展的同時，其不平衡性也不斷加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地區間的非平衡性發展。服務貿易的發展是和經濟發展的水平緊密聯系的，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世界服務貿易的發展也呈現出明顯的地區性不平衡。世界服務貿易一直是以發達國家為中心而發展的，歐盟是世界上服務貿易額最大的地區，該地區服務貿易的發展專業化強，與經濟的擬和程度高，而且一直是服務貿易的凈出口地區，其服務貿易的進出口額占世界的比例一直在40%以上。亞洲地區僅次于歐盟，服務貿易額占世界總額的比例位居第二，占世界服務貿易總額的比例在20%左右。而且，由于中國、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及中國香港的服務貿易的迅速發展，亞洲地區的比例還在不斷上升。但是，由于亞洲地區除日本外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服務貿易的總體發展水平不高，服務貿易中進口大于出口，是服務貿易的凈進口地區。北美地區則恰恰相反，由于該地區國家少，雖然服務貿易總量不如亞洲，但由于美國和加拿大都是發達國家，經濟與貿易發展水平比較高，因此該地區是服務貿易的凈進口地區。
從世界服務貿易進出口額的國家排序來看，位居世界服務貿易前列的國家大多是發達國家。在世界服務貿易額最大的前10名國家和地區中，只有我國的香港特區位列其中。1997年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進口額排在前20位的國家和地區中，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僅有中國香港（分別列9、13位）、韓國（分別列14、9位）、新加坡（分別列12、18位）、中國（分別列16、14位）和中國臺灣（分別列19、12位）。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服務貿易進口國和出口國，1996年美國服務貿易額占世界服務貿易總額的17.6%（見表1）。
1990年、1995年和1996年，發達國家的服務貿易額分別為6586.73億美元、9056.51億美元和9351.28億美元，分別占世界服務貿易額的70.1%、72.0%和70.3%。與此形成明顯對照的是，1990年、1995年和1996年，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額分別為2062.47億美元、3503.33億美元和3944.02億美元，僅占同期世界服務貿易額的29.9%、28%和29.7%，可見，發展中國家占據的份額還相當小。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的不平衡，不僅體現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上，還體現在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存在大量逆差，而發達國家則有大量的順差上（見表2）。由于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的發展遠遠跟不上本國市場對服務貿易產品的需求，因而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與此相反，發達國家則長期保持服務貿易的順差。作為世界服務貿易超級大國的美國，雖然每年都有巨額的外貿赤字，但在服務貿易上卻有大量順差，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務貿易順差國。1996年美國商品貿易有1892.5億美元的逆差，但服務貿易卻有819.1億美元的順差2.部門間的非平衡性發展。服務貿易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僅體現在總量方面，而且體現在結構方面（見表3）。從世界服務貿易的結構比例來看，世界服務貿易的進出口額中，運輸服務和旅游服務所占的比重一直在60%左右，而電訊、建筑、保險、金融等其他服務所占的比重一般都低于10%（除了其他商業服務之外）。
數據來源：WTO秘書處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收支平衡表統計推算。
（四）服務貿易結構的優化趨勢
二戰以后，由于第三次產業革命，電訊、金融以及各種信息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得以迅速崛起并快速進入服務貿易領域，從而使得世界服務貿易的結構不斷發生變化。原有的運輸、旅游及其他服務中，運輸服務比重下降，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信息服務業在新的科技浪潮的推動下，增長速度很快，在世界服務貿易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1970年，在世界服務貿易的構成中，國際運輸服務占38.5%，國際旅游占28.2%，其他服務占30.8%。經過20多年的發展，這種結構已經發生變化。截止1996年，國際運輸服務比重由38.5%下降到27.3%，國際旅游的比重由28.2%上升至31.9%，其他服務的比重由30.8%上升至40.8%（見表4）。1996年，全球運輸業增長率為2%，旅游業增長率為6%，而金融服務、電信服務業的增長率則達到7%，增長速度方面的差異正體現了世界服務貿易的結構優化趨勢。
（五）服務貿易壁壘的隱蔽化趨勢
由于服務貿易的特殊性，關稅保護方式并不適用于對服務貿易的保護。但是，由于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要求，各成員國必須加快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進程。于是，為了保護本國的服務業，各國紛紛采取非關稅壁壘措施。M.J.Trebilcock和R.Howse(1995)把各國所采用的服務貿易壁壘分為四類：1.直接明顯的歧視性壁壘，即直接針對服務業的明顯的貿易壁壘，如電視和廣播中對國內內容的管制、外國人建立和擁有金融機構的限制等；2.間接但明顯的歧視性壁壘，指不是專門針對服務業但明顯歧視外國人或要素在國際間流動的貿易壁壘，如對移民以工作為目的的暫時入境的限制、向國外付款和支付的限制等；3.直接但明顯中性的貿易壁壘，即對國內外單位和個人都限制的服務業管制，如電路和電信的管制等；4.間接但明顯中性的壁壘，指并非針對服務業，也并非針對外國人的壁壘，如國內標準、職業服務中的許可證、文憑或憑證規定等。在《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簽署之后，上述第一種與自由化趨勢明顯相背的壁壘已經被限制或者被要求逐步取消，使用的余地不大。第二種壁壘也由于其明顯的歧視性，其作用也受到限制。因此，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主要在第三、第四種不太明顯的方式上下功夫，比如制定一些不利于外國競爭者的行業標準；政府在安排服務支出的時候，優先考慮本國企業；對本國服務出口實行隱蔽性補貼、減免稅等，這些做法都體現了服務貿易壁壘的隱蔽化趨勢。
二、我國服務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服務業發展滯后，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較低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不重視發展第三產業，導致服務業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我國服務業的發展不僅落后于其他產業，而且落后于其他國家。從1990～1998年，以當年價格計算，我國服務業的增加值增長幅度很小，1990年服務業的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31.3%，而八年之后的1998年這一比例也只是32%。如果以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則服務業的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在此期間不僅未升，反而有所下降，1990年為31.3%，1998年為28.3%。
我國服務業的發展與其他國家相比也明顯落后。1998年，我國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32%，美國則是70%，中國不足美國的一半。1993年，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的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是38%、51%和65%，即使和低收入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的比重也明顯偏低，甚至達不到低收入國家1970年33%的水平。（注：黃勝強，《國際服務貿易多邊規則利弊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如果和平均收入與中國相近或者比中國更低的國家相比，中國的服務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也是比較低的。1998年，按購買力評價匯率計算，中國的人均GDP為3320美元，服務業的比重是32%，而人均GDP和我國相近的國家的情況分別是：約旦，服務業比例為50%；牙買加，服務業比例為58%；摩洛哥，服務業比例為54%；菲律賓，服務業比例為52%；印度，服務業比例為45%。（注：華而誠，《論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戰略性地位》，《經濟研究》2001年第12期。）
（二）服務業出口有限，與我國的經濟及貿易地位不相符
衡量一個國家服務貿易的國際地位有兩個指標：一是各國服務貿易出口額的世界排序；二是一國服務貿易出口在世界市場上的占有份額。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數據，1995年服務出口額居世界前三位的國家分別是美國、法國和德國，出口額分別為1895億美元、960億美元和805億美元。中國居第16位，出口額僅為184億美元，不及美國的1/10。1999年，我國服務貿易出口額排名從1995年的第16位上升到第14位，但與主要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從各國服務貿易額占世界服務貿易總額的比例來看，歐盟是世界上服務貿易出口最多的地區。2000年，歐盟的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總出口額的50%左右，其次是北美，占20%左右。從單個國家來看，美國是服務貿易的超級大國，其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總出口的比重達18%，之后依次是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分別占7.6%、5.9%、5.7%和4.8%。我國作為世界貿易的大國，進出口總額在世界排名第7位，但我國的服務貿易出口額卻僅排在第14位。2000年，我國服務貿易的出口額為266億美元，僅占世界服務貿易總出口額的2%（見表5），這與我國的貿易大國地位不相符合。
另外，從各國服務貿易出口額占本國總出口額的比重來看，大部分發達國家均在20%以上，其中西班牙和奧地利分別達到33.1%和34.5%。我國的服務貿易出口額僅占出口總額的12%，可見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滯后于一般商品貿易。
（三）服務業結構不合理
我國服務貿易不僅發展相對滯后，而且結構也欠合理。從表6可以看出，在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的行業結構中，所占份額最大的前三項依次是旅游、其他商業服務和運輸。這樣的結構，表面上與國際服務貿易的出口結構是一致的，但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中旅游所占的比例過大，1997年、1998年分別占到49.12%和52.38%。1996年，世界旅游服務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總出口的比例為31.9%，可見我國服務貿易出口過分依賴旅游業的出口。與旅游業相反的是，我國運輸服務業的出口比例又遠遠低于世界水平。1997年和1998年，我國運輸服務業的出口僅占服務貿易總出口額的12.08%和10.04%，1996年這一數據的世界水平是27.3%，是我國的兩倍多。另外，由于我國旅游及運輸業之和已經占服務貿易總出口的60%以上，其他服務貿易出口所占的比例相對比較低，如保險服務、金融服務、計算機與信息服務、專利服務等的出口比重與世界相比明顯偏低。從服務貿易進口的行業結構看，運輸和旅游依然占總進口份額的60%以上，其各自所占份額大致相當，分別為30%多一點。從進出口總體行業結構對比中可以看出，我國出口依然以勞動密集型出口為主，進口以知識、技術、資本密集型為主。在出口方面，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貿易發展較快，在出口份額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但與其在進口份額中所占比例相比，仍然偏低，處于比較劣勢狀態（見表6）。
（四）服務業缺乏比較優勢，競爭力不強
比較優勢指數(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CAI)，也稱凈出口比率(netexportratio,NER)，是行業結構國際競爭力分析的一種工具，總體上能夠反映出計算對象的比較優勢狀況。其計算公式為：NXij=(Xij-Mij)/(Xij+Mij)，其中，NXij為比較優勢指數，Xij為i國家第j種商品的出口，Mij為i國家第j種商品的進口。比較優勢指數取值范圍為[-1,1]，當其值接近0時，說明比較優勢接均水平；大于0時，說明比較優勢大，且越接近1越大，競爭力也越強；反之，則說明比較優勢小，競爭力也小。如果NXij=-1，意味該國第j種商品只有進口而沒有出口；如果NXij=1，意味該國第j種商品只有出口而沒有進口。
康承東(2001)根據比較優勢指數計算公式計算了我國1997年和1998年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指數。從比較優勢指數分析來看，1997年和1998年我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指數分別為-0.1043和-0.0928，均呈現出負數狀態，表明這兩年中，我國對外服務貿易在整體上處于比較劣勢，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較弱。從行業上看，兩年中比較優勢指數均大于零的只有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而一向被認為屬于勞動密集型的運輸和建筑服務的比較優勢指數也呈負數狀態。
三、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思路
（一）應該增強政府在支持和保護服務貿易發展中的作用
在這方面，美國的經驗值得借鑒。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政府就已經認識到，美國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已從商品領域轉向服務領域，擴展服務出口對美國實現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的宏觀經濟目標極為重要。而當時，美國服務出口面臨各國設置的重重壁壘。于是，美國政府開始了旨在促使外國開放服務市場，為其服務出口提供動力和保障的一系列努力。在對內政策方面，美國政府主要通過宣傳、立法、設立專門機構等手段，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服務貿易法律、法規體系和管理機制，為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迅速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1974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對外貿易法》首次提出，國際貿易既包括商品貿易，也包括服務貿易。該法案第301條款授權總統對阻礙美國商務擴張的外國進行報復。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貿易與關稅法》，1988年又通過了《綜合貿易與競爭法》，這兩個法案都把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并列作為擴大出口的兩項內容，同樣適用301條款和超級301條款。1994年，“烏拉圭回合”結束不久，美國政府就制定了新的對外貿易法案——《烏拉圭回合協定法》，不僅重申了以前法案的規定，而且對外國政府的“不公平”、“不合理”貿易措施作了擴大解釋，將外國政府對美國產品和服務進入其市場的機會產生“限制性影響”的措施也包括在內。該法案還規定，美國貿易代表在鑒別外國政府措施的限制性影響時，應考慮美國產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地位和出口潛力，并在有關調查及制裁情況的半年報告中，說明這一程序使美國產品和服務出口機會增加的程度。除了上述綜合性法案外，美國政府還制定了十分廣泛的行業性法律法規，如1978年的《國際銀行法》、1984年的《航運法》、1995年的《金融服務公平交易法》、1996年《電訊法案》等。
美國的所有有關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法律、法規都體現了保護本國市場、限制外國競爭者的目的，它們為美國政府在國際服務貿易領域所采取的各種行動尋求法律基礎。在對外行為方面，美國憑借其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實力對別國施壓，以達到自己的要求。在多邊關系領域，美國始終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熱心推動者，致力于建立一個類似于GATT的全球性規則?！斗召Q易總協定》的簽署，與美國在這方面傾心推動是分不開的。在區域關系方面，美國積極與加拿大、墨西哥進行自由貿易談判，先后簽訂了《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把實現區域內服務的自由流動作為重要內容，并由此為其服務出口帶來了切實利益。在雙邊關系領域，美國在1975～1988年間，曾11次援引貿易法301條款處理雙邊服務貿易爭端，涉及航空運輸、海上運輸、廣告、廣播、電影發行、建筑與工程、保險等部門，如迫使日本、韓國等國開放保險市場、建筑市場等。為了促進和擴大服務出口，美國政府其他許多部門，如商務部、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財政部、運輸部、國務院、旅游管理局、進出口銀行、國際開發署等，與服務業企業密切合作，為其提供有關市場、外國經貿法規等信息和咨詢服務，并牽線搭橋，幫助企業與外商接觸，積極開拓市場。
綜上所述，美國政府對其服務貿易的干預是廣泛而深入的。美國的經驗說明，在服務貿易發展過程中，尤其在服務貿易發展的初期，政府行為的有效介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起到保護新生、促進成長、形成優勢的重要作用（程大中，2000）。要發展我國的服務貿易，政府必須擔負起相應的重要責任。
（二）加快服務業對內開放的步伐
加快服務業的對內開放，意味著打破原有的封閉狀況，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進入和退出。長期以來，我國服務業部門如電信、銀行、保險等，具有很強的壟斷性，這不僅破壞了正常的公平競爭秩序，而且導致服務業創新不足、效率低下和競爭力缺乏。這些行業也是我國加入WTO談判中，主要締約方要求我國開放呼聲最高的部門。在這種條件下，服務業的大幅度開放和外資的大規模進入勢必對國內服務業造成嚴重沖擊。因此，在服務業全面對外開放的同時，必須實行對內開放，降低國內市場的壟斷程度，適當放寬對內資企業的審批標準，允許國內有條件企業投資這些行業，通過充分的國內競爭來鼓勵創新，提高國內企業的效率和國際競爭力，為我國服務業的進一步對外開放創造條件。
（三）加強服務貿易立法，建立系統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
在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中國香港、新加坡和韓國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發展服務貿易和開放服務市場方面都有一套嚴格的法律規定。因此，我國應加強有關服務業的立法工作，按照GATS的有關規定，制定統一的《服務業外商投資法》。當外資服務業對國內服務業造成重大損害或有損害威脅時，能按照法規及時采取相關的保護手段，如服務進口保障、國際收支平衡的例外等。另外，對于我們已經承諾開放的服務領域的現行立法，應該按照GATS的規定進行全面的審核和修改。對那些已經承諾開放但尚未立法的服務領域，應按開放的程度、開放的時間進程等做出統籌安排，避免出現立法上的無序現象。超級秘書網
（四）積極進行服務產品結構的調整
加入WTO，開放我國的服務市場，有利于我國融入世界經濟與市場體系，參與新一輪世界范圍內產業結構的調整。服務業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日臻成熟，正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結構調整和優化。我國應積極參與世界性的服務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國內產業結構，促進我國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五）健全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加強國家對服務貿易的宏觀管理
由于服務貿易涉及的行業廣泛，而且服務業企業的經營活動需要良好的城市基礎設施和比較完善的產業體系，所以發展服務貿易不是單獨的行業、部門和企業所能辦到的。我國應迅速建立一個權威性的服務貿易宏觀管理和對外開放協調機構，從戰略角度制定出中、近期的服務貿易對外開放的戰略和策略。這個機構的主要職責是：制定全國服務出口的政策、法規和戰略；負責與國外進行多邊或雙邊服務貿易談判；監督國家給予服務出口企業的優惠政策的執行情況；統計和掌握國際、國內服務貿易的基本數據和市場狀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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