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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貨幣范文1
為全面貫徹落實區委一屆二次全體（擴大）會議精神，根據文件《關于印發<關于開展“比學趕超、創先爭優”主題活動的實施意見>的通知》要求，決定在平江新城開展“比學趕超、創先爭優”主題活動，以激勵新城全體工作人員比學趕超、真抓實干、創先爭優，以昂揚的斗志和飽滿的精神狀態推進新城各項工作實現新跨越，現制定實施方案如下：
一、指導思想
以科學發展觀、黨的十精神為指導，緊緊圍繞“四區四高地”的奮斗目標，嚴格按照“規劃高起點、設計高標準、建設高效率、項目高品質、管理高水平”的要求，通過學先進、找差距，深剖析、尋根源，樹目標、明措施，充分激發新城全體工作人員干事創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新的起點上加快平江新城開發建設。
二、總體目標
通過開展“比學趕超、創先爭優”活動，最大限度地增強平江新城上下的“創先爭優意識”、“加快發展意識”、“攻堅克難意識”、“主動擔當意識”和“服務群眾意識”等五種意識，激活新城全體工作人員干事創業的激情，營造比學趕超、創先爭優的濃厚氛圍，增強服務發展的本領，樹立服務基層的意識，實現“比學趕超、激發活力、創先爭優、推動發展”的目標。
三、活動階段與主要內容
本次“比學趕超、創先爭優”活動時間為：2014年7月19日——8月中旬。共分四個階段工作內容。
（一）積極動員、選樹標桿（7月19日—7月28日）
召開新城全體干部職工大會，傳達學習區委一屆二次全體（擴大）會議精神，動員全體干部職工積極參與“比學趕超、創先爭優”活動。在此基礎上，在上級的指導下，有針對性地選樹標桿，組織學習先進典型“中國好人”、桃花塢街道工療站站長王良玉立足自身崗位、甘于奉獻的愛崗敬業精神，認真學習昆山迅速崛起，走出了一條“昆山之路”。號召各部門、各工作人員以先進事跡、先進單位為標桿，提升思想境界，進一步激發平江新城全體工作人員干事創業的激情，增強趕超跨越的智慧，提升攻堅克難的能力，全面推動新城工作取得新突破。
（二）尋找差距，排查問題（7月29日—8月7日）
1.對照標桿，通過召開座談會、走訪、發放征求意見表等形式，征求群眾、企業等服務對象的意見和建議。組織黨員領導干部深入企業，走訪了解企業現狀及遇到的困難，為企業解決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困難和問題。
2.各部門召開“比學趕超、創先爭優”主題座談會，新城領導班子掛鉤參加各部門的主題座談會，部門、個人分別深入剖析、排查差距。單位、部門、個人三級均需結合工作實際，對照所定的標桿，提出1-2條主要的符合實際的差距和不足，并根據自身情況，初步擬定下一步相應的措施和整改計劃。
3.黨工委領導班子要結合區委一屆二次全委會精神，確立“比學趕超、創先爭優”主題，在比學標桿的基礎上，召開民主生活會，全面剖析自身工作以及思想、作風等方面的實際情況，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深入查找不足，提出整改措施，明確發展方向，落實具體責任。
（三）高點定位，創新舉措（8月8日—8月14日）
新城黨工委牽頭，各部門在深入查找、認真梳理的基礎上，以趕超標桿為目標，高點定位，對影響本單位、本部門跨越發展的重大問題，逐個進行深入研究，在新城范圍開展大討論活動，通過集思廣益，群策群力的方式，謀劃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和舉措。
（四）深度總結，促進提升（8月15日—8月21日）
根據活動總體安排，各部門結合自身實際，及時總結“比學趕超、創先爭優”活動的開展情況和取得的成效，實事求是地分析存在問題和不足，在此基礎上及時總結，要將活動中的好做法、好經驗提煉、固化為制度，形成有效防范和糾正干部作風、機關效能問題的制度體系和長效機制。年終由新城黨政辦牽頭，督查“比學趕超、創先爭優”活動成果，比對《差距排查與整改承諾書》開展“回頭看”。
四、有關要求
1.加強組織領導。各部門要把開展“比學趕超、創先爭優”主題活動作為推進新城實現跨越發展和全年工作任務的有效抓手，切實加強領導，精心計劃部署，確保把這項活動抓實、抓好。新城黨政辦將加大對各階段活動開展和推進情況的監督檢查力度，重點督查查找的問題準不準、提出的整改措施實不實，確?；顒尤〉脤崒嵲谠诘男Ч?/p>
朝鮮貨幣范文2
[摘 要]近年來的西方中國學研究紛紛致力于以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中國中心論等視角來瓦解從前居統治地位的西方中心視角，目前又流行互動比較的視角，而且偏愛比較晚明前清與同時期歐洲的關系，但比較中總是忽略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和整體性。美國學者霍斯泰特勒的《清朝殖民地事業》一書所作的中西歷史比較研究，即存在這種不足，并且這種狀況在西方學者中具有明顯的普遍性。
The Trap of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Some Notes on Laura Hostetler's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Key Words： comparative research; early modern; Laura Hostetler; QingColonial Enterpris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Western scholarship on China is trying to disintegrate the once dominant Western-centered approach by using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such as post-modernism， post-colonialism and China-centered approach. The intercomparable approach is a new fashion. But when Western scholars are practicing such intercomparisons， they often ignore the continuity and integrity of Chinese history. This paper uses Laura Hostetler's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as an instance to explore these common defects in Western comparative researches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history， and tries to provide some ideas on proper intercomparison.
一
西方的中國學研究一向以其變化多端令國內同行應接不暇，近幾十年來一直在提倡擺脫西方中心視角。伊利諾斯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勞拉·霍斯泰特勒的《清朝殖民地事業：近代早期中國的人種志與地圖》(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cago and London，2001)一書是這股新潮流的又一典型代表，也泄露出西方學界的中西比較研究之重大不足。《清朝殖民地事業》力圖把清代前期表現為近代早期世界中的一個擴張性帝國主義政權，這一觀點通過分析清朝政府如何使用地圖和人種志實現其殖民野心而呈現，尤以對人種志的分析為主，而所謂人種志在這里就是苗圖冊和貴州方志中描述少數民族的那部分。把17—18世紀的清朝描繪成與各歐洲強國處于同樣歷史進程中的政權，并且把原本通常用于19～20世紀歐美國家的殖民主義分析用于一兩百年前的清代中國。此主張與我們多年來的習慣看法相悖，令人好奇心陡然而起，而作者也宣稱她力圖通過此書展現有關歷史編纂學的新設想。
此書在人種史和制圖史領域進行比較研究，但更深層的比較對象是歐洲與一個非歐洲地區的行為。作者自稱本書是想通過一項比較研究來挑戰關于“東方”與“西方”之基本差異的各種成見，和認為“世界”的形成只是歐洲的責任這種成見。之所以選擇近代早期歐洲和清代中國作為比較雙方，只是出于自己的學術背景和研究能力考慮，而無意于標榜這兩個地區比其他地區更重要，作者也希望有更多學者就其他地區的早期近代性問題承擔起同樣的比較研究。就歐洲與中國相比較而言，作者希望提供放開眼光和轉換思路——在世界脈絡下審視中國歷史——后的新啟示，破除長期困擾西方中國學研究的一種成見，即費正清的沖擊——反應模式，而費正清這種模式其實繼承了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等早期西方人的中國觀，把中國刻畫為內部沒有任何變化動力的靜止文明。近幾十年西方的中國學研究固然在激烈拒絕早期關于一個靜止、停滯之中國的推斷，而努力遵循更加中國中心的取向，但中國中心取向的提倡者們，在看待那被描繪為“對西方之反應”的范式時，經常不愿意去揭示涉及中國與西方世界相互作用的話題，亦即缺乏比較與互動的眼光，因此并沒有擺脫費正清那種偏于一隅的缺失。鑒于此，作者提出如果采用一種聚焦歷時態變化或者國內地區差異性的取向，可能會有更大的貢獻。需要一副新的歷史編纂學透鏡，它大到足以既把清朝看做一個有其自身歷史和動力(以及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獨立實體，又能把它看做是更大范圍內早期近代世界的一部分。只有這樣才能看到清朝如何參與近代早期世界歷史甚至幫助其形成，而不僅僅是對之做出反應。作者針對歷史編纂學的宏圖偉志值得稱道，而這項具體研究究竟如何，還需通讀全文后再作評價。
二
支撐起作者比較思路的基點可以概括為：1．“近代早期”可以恰當地描述全球化進程，而不是只用于西方化進程。2．“殖民擴張”在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普遍存在，當今世界諸國都應看做造端于近代早期的“民族國家”，中國也不例外。3．與近代國家擴張進程密切相關的圖像表達技術可同時見于東西方各國，并且技術的相似性和使用這些技術時之政治目的的相似性是由于它們有類似的殖民歷史為根基。
圍繞這幾個基本假設，本書第一章提出，清朝的立國特征或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以滿洲人為最高統治者的多民族共容的帝國，在此過程中面臨的棘手問題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漢人文化的號召力，而又同時保證清晰的滿洲人身份認同。作者認為清朝由于在三個方面維持平衡而取得成功：創造性地運用它與中亞的文化紐帶(宗教信仰和尚武游牧傳統)與北方及西北結盟；鼓勵一種以儒家原則為基礎的關于普遍規則的意識形態；對近代早期的技術保持了解與開放。第三個方面作者是以前清時期耶穌會士服務于宮廷為證據，認為是清廷為了平衡滿洲人身份認同和儒家意識形態而有意采用和雇傭既非滿人的也非漢人的技術和技術人員，因此而專意大力倚重來華傳教士，當時一些流傳到歐洲的耶穌會士報告被她用來證明康熙皇帝對西學的熟悉和開明態度。關于第二個方面，作者極力強調清朝要建立的意識形態圖景是以儒學為基礎但又超越它，主要是把儒家文化觀念與政治觀念中以華夏為中心這一點替換為以清朝統治者為中心，而不論其文化出身。作者以1751年乾隆吩咐制作《皇清職貢圖》為例來證明上述與前朝不同的意識形態目標，她承認職貢圖性質的文本在中國由來已久，但她主張清朝的職貢圖雖對先例有所繼承，其形式和目的卻都與早期的不一樣。形式的不同由編輯方法體現，它以直接經歷為基礎，包括編纂者的直接經歷和他咨詢有直接經歷的人所得，同時皇帝要求在獲取資料時做到保密。目的的不同則在于《皇清職貢圖》背后的理想是描繪以統一的形式為清帝國納貢的所有不同的人，是一張全球性“文化地圖”，旨在描繪并宣揚清朝是文化帝國主義的一個中心，既是捍衛這個由多種文化組成之實體的策略，也是宣揚一個以清朝為中心的世界圖景。由此，作者發現了清朝與同時期歐洲主要政權處于類似的世界擴張進程中，并且采用類似的方法論和表現形式，即直接觀察以獲取知識和圖像表達技巧，這便奠定了作者在“近代早期的世界”這個共同脈絡下審視清朝之發展與行為的基調。她認為是兩個地區處于類似的進程才會喚起類似的反應，而實證知識與圖像表達這兩點也成為全書貫穿始終的將清朝與世界相連接的最直接理由。
隨后作者從繪制地圖的角度證明清朝積極參與近代早期世界的形成，因為她強調制圖學被近代早期的各帝國都當作一個本質性的組成。首先簡介利瑪竇以來耶穌會士在中國繪制地圖的經歷，然后回顧1700年以前歐洲人地圖里的中國，再介紹同在1660年代動議的中國、法國、俄國的全國性測量工作。全國性測繪工作在相近的時期展開，這是她論證中歐間相似性的重要一點，這時期的上述三國在制度、君王能力上均有可比性，全國性測量的目的和采用的技術也類似，都是為了在一個近代早期世界的脈絡下確立疆界以鞏固統治，并都及時使用了新興的天文定位技術。但是在這三國的繪圖計劃中，參加者和方法之間都沒有明顯聯系，而這恰恰說明這幾國的統治者是被一種共同意識所驅使卻并非被某些國際人士的建議所串聯，即日益增長的關于他們的王國作為一個國家在一個有限地球上之位置的意識。作者于此再次提醒人們，不能讓錯誤的東方與西方、文化與歷史的二分法模糊這一重要事實，清朝并非隔絕于早期近代世界，而是涉身其間。
人種志作品也被作者視為表現近代早期擴張性帝國的一個醒目特征，因此接下來就將讀者的視線從圖繪疆土轉移到“圖畫人民”，這也是全篇重點，從第三章到第七章都圍繞被她稱為“人種志”的苗圖冊和貴州方志中關于少數民族的內容進行。第三章有總領后面大半部書的意圖。首先指出人種志作品與歐洲進入近代化階段的關系，接著用這種關系模式分析中國同類作品的發展軌跡，得出在相近的時期里，“人種志”在歐洲與中國都發展成為一個專門的作品體裁。具體而言，近代早期的歐洲人對自己生活環境的理解從重視定性轉變為重視定量，并演變成一種一般性的自然史興趣。而自然史在北歐成為一個知識結構與國家的擴張意識和競爭意識有關，因為為了自己的貿易利益要盡可能了解海外貿易地并防止競爭政權奪取它。人種志與自然史在方法上有相似處，通過調查獲取知識并以分類學組織知識；其產生背景也類似，源于歐洲人在擴大活動范圍的過程中開始關心自身與世界其他部分的聯系，并認為這世界一定可以被理解和控制。作者進而提出，18世紀的中國擁有與歐洲一樣精細的分類架構，并且清廷也與歐洲政府一樣明了地球的“全球”陸質及其自身疆土的相應有限性質，區別歐洲人種志與早期述人作品的幾大特點——直接觀察、獨立證明、對人類和社會系統的新的強調等，也都在清朝表現出來。比如歐洲從希羅多德經馬可波羅到哥倫布的描述外國人的作品，都以充滿神話傳說和夸張言辭為特征，而中國從《山海經》、《史記》列傳到明代《三才圖會》、《咸賓錄》的諸多同類作品，也一樣道聽途說、滿紙荒唐，直到清初《古今圖書集成》才表現出近代意義上的人種志特征。作者此舉是想證明，清朝在與歐洲差不多的時間里出現了“人種志”這一與各政權的擴張趨勢相關的近代學科，因此在繪圖之外又見到清朝與更大范圍的近代早期世界在關注點和技術上有相互聯系，更可以在“近代早期的世界”這個脈絡下看待清朝，也可以考慮將西方有關人種志研究的思路擴展到清朝。這個思路就是人種志對政治和殖民目的的潛在用途。
作者介紹了西方有關這方面研究的幾部里程碑性作品。1973年Talal Asad首先提出19～20世紀的人種學與殖民事業密切相關，但很快有人認為這種思路不應只限于論述西方與第三世界間的關系。1975年Michael Hechter通過分析英格蘭與凱爾特外緣(蘇格蘭高地、威爾士、愛爾蘭)的關系而提出“內部殖民主義”，不僅論證后者如何在經濟上與政治上陷入對英格蘭的依附，還證明了人種學描述在力量不平衡的情況下如何成為約束和限制弱勢地區居民的工具。1987年Bernard Cohn通過研究印度的殖民化過程與當中的人類學實踐(如獲取人口資料)而進一步支持不僅人種學、整個人類學都應屬殖民地研究領域。1992年 Mary Louise Pratt繼承當年Hechter的思路進一步解構“距離”與“殖民”之間的聯系，提出一個歐洲政權對鄰近地區的控制與對遙遠地區的控制歷來不相上下。同年Jonathan Friedman總結性地揭示出19世紀后半葉西方人類學學科中的人種學表達，怎樣成為一種強調西方人身份認同而令其他人沉默的權威工具。
這些研究在兩個方面為本書作者提供啟發，其一是人種志作品與身份認同的關系不應局限于西方背景，人種志身為不平等關系之產物的性質可放之四海，它代表了一種文化上、政治上或軍事上占統治地位的文化試圖去定義其他人民。一向被壓縮在“東方主義”思想中的圖像表達的策略，其實并非單單是西方現代性的一個特征，而是殖民地沖突自身的特征，只要有殖民地關系出現的地方就會有。以測量和直接觀察為基礎的圖像表達技術，并非近代早期歐洲所獨有，而在本質上與對近代早期的定義相聯系。其二，殖民地的含義應當擴大，只要存在因力量不平衡而產生一個地區對另一地區進行剝削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進行同化，就有殖民地問題存在，而不是由距離遠近決定。如此，作者對清朝提出新的認識，清朝中國與其周邊地區的關系，同Hechter所論英格蘭與凱爾特外緣的關系很相似，都表現出地理上的鄰近地區如何被融合進一個帝國，而且發生的時間接近，此過程中對人種學描述的利用也相仿，因此不能因為清朝沒有海外擴張而說它不是殖民政權。這樣就可以從殖民地研究這個視角，來考察圖像表達技術如何在清朝作為政治控制手段被運用，而在接下來的幾章里就是遵循該思路來剖析貴州方志和苗圖冊里的西南殖民事業含義。當然作者在本章里也特意聲明，她既不是想證明清朝的圖像表達技術多么不同于先前的中國，也不是想說以圖像表達為控制手段是清代才有，只是繪圖采用測量法和人種志采用直接觀察法在清朝才變成系統化的近代技術，并且憑借該近代技術把圖像表達規范化和精細化，變成意圖更為鮮明的治術工具。
至此，我們已經鮮明地感覺到，作者將追求實證知識看作“近代化”的根本標準，把以測量為基礎的地圖和以直接觀察為基礎的人種志看做近代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鮮明特征，而且“近代化”與“民族國家形成”在她的敘事中是可以彼此替換的兩個概念。這幾點是她實質上的比較依據，循此，可以將歐洲的殖民地研究輕松嫁接于清朝，前清存在的許多事物都可以被引至“近代早期的世界”這條線索上。后半部書中有關貴州方志和苗圖冊的具體分析都是在這個限制下層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