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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煤干燥范文1
關鍵詞：干燥后 褐煤 無粘結劑成型
The influence of dryed lignite compositions to its binderless molding
ZU Ji-bing
(Inner Mongolia DaTang International Xilinhot Lignit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O.,LTD, Inner Mongolia Xilinhot 026000,China)
Abstract: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fluence lignite binderless molding, among them the composition of ash and moisture’s effect is obviou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ing mechanism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show that: the binderless molding is better when SiO2 in the range of 42%～64% ,Al2O3 in of 17% ～ 22% and moisture fell to natural moisture.
Key words: dryed lignite binderless molding
褐煤是一種變質程度較低的煤種，水分含量大，容易風化粉碎，不易化學加工。作為工業和民用燃料直接使用，不僅燃燒效率低，而且浪費巨大，污染嚴重。
目前工業上有很多提高褐煤利用率的工藝，其中通過干燥方法提高褐煤附加值的工藝應用較多。經各種干燥工藝處理后的褐煤大多呈粉狀，有效地提高了褐煤附加值，但仍不能實現長途運輸。干燥后的粉煤經成型機成型后，不僅具有塊煤的價值，而且遏制了褐煤的自燃，便于長途運輸，大幅度減少了粉塵污染，有明顯的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
褐煤無粘結劑成型性是指在不加粘結劑情況下粉狀褐煤壓制成塊的性質，取決于褐煤的成分和性質，同時也與成型工藝條件有關。無粘結劑高壓熱壓成型與有粘結劑成型比較，有其獨特的優點，產品能量密度較高，含水量少，強度高，不需要添加有機粘結劑，有一定的防水性，適合長途運輸。
1、灰成分對褐煤無粘結劑成形性的影響
從我國某地幾種褐煤灰成分與其成形性的關系（表1）可以看出，成型性較好的褐煤灰成分中SiO2和Al2O3的含量較高，SiO2在42%～64%，Al2O3在17%～22%范圍內具有較好的成型性。由于硅、鋁在煤中主要以粘土形式存在，只要保持一定的水分，就能成為很好的粘結劑。
煤樣
成分 1 2 3 4 5 6 7 8 9
SiO2 9.26 63.16 63.73 53.72 42.49 62.16 64.46 41.74 27.89
Al2O3 4.62 21.9 21.59 17.5 19.22 21.44 17.48 27.09 26.62
成形性 差 較好 較好 較好 較好 較好 較好 差 差
表1.褐煤灰成分與其成型性
2、水分對褐煤無粘結劑成型性
水分是制作無粘結劑型煤的基本條件，理論上講水分含量在一定范圍內越高越利于成型，但同時降低水分含量也是提高褐煤附加值的重要途徑。因此，干燥到合適的水分含量是很重要的，既有利于干燥后成型，又最大程度地提高褐煤附加值。
干燥后褐煤中水分較高時，煤中不同的可交換離子成分產生更多的離子水合作用，從而造成型煤高膨脹率和強度的減弱。
水分也是型煤在儲存時自然的一個重要的因素。當型煤重新吸附水分時就會產生吸附熱。如果在較低溫度下儲存已經部分干燥了的型煤，那么當溫度增加或有小雨時，自然就會產生。型煤溫度的升高會促進空氣氧化直到自然發生。溫度每增加10℃，氧化速度增加大約1倍。
水分利于成型最被認可的結合機理是顆粒間通過表面的含氧官能團形成了氫鍵。根據褐煤毛細孔模型的原理，褐煤中有大量含水的毛細孔。毛細孔中含有一定量的內水，經采用干燥工藝后，大部分的外水燥蒸發，內水分作為粘結劑。成型時毛細孔被壓潰，進而充填煤粒間的空隙，呈現出相互作用的分子間力，加強了煤粒間的接觸而成型。成型后的褐煤毛細孔結構被破壞，故重新吸附水現象大為降低。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既有利于干燥后成型，又最大程度地提高褐煤附加值的水分含量是其內水分含量，一般在15%左右。
3、結語
總之干燥后褐煤無粘結劑成型要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含粘土是成型的因素之一，適量水分又是其一。降低水分又是干燥處理的任務。通過對褐煤粉成型機理研究結合目前干燥工藝，水分控制在內水分含量時綜合效果最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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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煤干燥范文2
關鍵詞：陶瓷雕塑；形式美
中圖分類號：J5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02-0038-01
雕塑是以造型藝術展現藝術美，同時兼容色彩學、材料學、建筑學、美術學諸多學科要求，而陶瓷雕塑更兼具了陶瓷學與陶瓷文化學科等。它的材質從軟到硬，由冷到熱，從平面到立體，從形體到意像，實現了陶瓷從泥到火的涅磐。在陶瓷雕塑創作中通過形體造型的構思、變化，通過雕塑題材的展現，不僅表達出創作者內心的思想與情感，更體現了一定的文化內涵。陶瓷雕塑工藝技術的復雜性，技術含量的多樣性以及豐富的表現性，為藝術家提供了極大的創作思維空間。
形式美的法則是人們在長期審美實踐中對現實中許多美的事物形式特征的概括和總結。人們認識到形式美的特殊作用之后，依照這個法則進行美的創造，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形式美法則的內容。
形式美法則作為一種形式法則，有著普遍性和通用性，它在陶瓷雕塑中的應用，為創作者提供了更廣闊的思維空間。具體體現在：
一、對比與協調
對比與協調是形式美中對立而又統一的兩個方面。在陶瓷雕塑創作中，無論是作品造型的設計，釉色與彩繪裝飾的表現，還是不同材質的運用上，都體現了這一形式美法則的應用。
（一）表現在造型設計中
在陶瓷雕塑創作中，通過造型上的虛實、疏密、主次，曲直、方圓等變化，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如何把握整體效果，強化主體，給人以視覺沖擊力，體現陰柔與陽剛之美，在藝術造型處理時，進行對比中求統一，協調中求整體，可以克服平淡、呆板、沒生氣的視覺現象產生。
（二）表現在釉色與彩繪裝飾中
陶瓷雕塑在釉色與彩繪裝飾的色彩搭配上，也要注意對比與調和的關系，這與色彩構成在陶瓷雕塑中的應用也是息息相關的。一件雕塑作品展現給觀者的感覺無論是清新典雅的，凝重莊嚴的，還是活潑跳躍的，色釉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功能。運用色釉明度、色度、純度及釉色肌理的變化，通過對比與協調，可以使雕塑更具感染力。
（三）表現在不同材質的運用中
在陶瓷雕塑創作中，為了得到不同的質感效果，多在泥料上進行粗糙與細膩的對比，如用陶泥與瓷泥相結合的方法，陶泥較粗糙，燒成后顏色呈深褐色、亞光，瓷泥則細膩、白皙，施釉后有光澤，與陶泥形成鮮明對比；或在色釉裝飾上進行亞光與亮光，重色與輕色不同視感的對比應用，這在陶瓷雕塑創作中不失為一種常用的表現手法。
二、動勢與均衡
動勢在陶瓷雕塑創作中主要指整個作品中形體的走勢和造型的動態。動勢的變化要結合作品的需求，過大則會產生失衡的狀態。一件作品中，完美的動勢不僅能給人以生機，活力之感，更能體現雕塑作品所蘊含的內在美。
均衡主要指作品給人的穩定感?？梢苑譃閷ΨQ的均衡和不對稱的均衡。對稱的均衡，主要是作品外形的對稱，這一類型的均衡，給人以穩定、沉著、莊重、安靜的感覺；不對稱的均衡，其作品的外形雖是不對稱的造型，但能在靈活多變中造成視覺審美的心理均衡，給人生動、自然別致的感覺。
動勢和均衡在陶瓷雕塑創作中，不僅要從外在形的體積、顏色、距離、形態等因素來考慮，主要是要處理好作品造型成型結構的工藝技術關系。
三、比例與尺度
雕塑作品，以立體形態存在，這就強調了在三維空間中，雕塑作品本身的比例與尺度問題尤為重要。任何形式的陶瓷雕塑作品，構圖上的比例與尺度都應該是合理的，各部分之間的關系都應該是和諧的。
第一，比例與尺度是以人的視覺位置為基準確定的，這種視角即為視平線的視覺方位。一句話，是以人的視覺為中心而進行的比例與尺度的雕塑造型把握；第二，比例與尺度取決于雕塑作品安置的環境及與周邊事物的關系。
四、節奏與韻律
在陶瓷雕塑創作中，對一些形態元素進行有條理的反復、交替或排列，可以產生節奏與韻律的美。節奏是立體構成當中的一種主要形式感。有節奏才有韻律。節奏的急緩是能通過多種方法實現的，可以是形態和色彩的，也可以是黑白和肌理之間的轉換，節奏需要在重復中實現，沒有重復性就沒有節奏的對比。
“形式美”在陶瓷雕塑中的應用無處不在。它不僅為創作者提供了廣闊的創作思維空間，也引導人們體味陶瓷雕塑作品中所蘊含的獨特的“美”。
褐煤干燥范文3
論文關鍵詞：石器制造,形式感,審美意識,發生學
法國考古學家德施雷（JosephDéchelette）對史前考古學所下的定義是：“史前考古學者，研究最古史料以前的古器物之學。”留給我們的舊石器時代的器物，當然是石器了，而且基本上只留下石器。所以探討人類審美意識的發生，只能從石器中著手。但我們切莫以為，石器時代審美意識就發源在石器中，而且只能發生在石器中。張光直曾指出，舊石器時代只給我們留下石器，千萬別給我們造成這樣一個印象：“整個舊石器時代，人類的文化是原始的，構成其物質文化的主要內容是鑿石器。”因為“僅有石器遺存來代表我們祖先的物質文化是考古保存上的偶然事件”，其它的一切都沒有留下來。舊石器時代的情形也許和我們的印象相反：
無論是從少數保存至今的非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諸如西歐的洞穴藝術）來進行考古研究，還是從現代漁獵民族的情況來推斷，我們舊石器時代的祖先對環境有著充分的了解，也富于能使他們與環境中的對手進行競爭的機智，也有超出其原始生活的宇宙論和宗教信仰。
也就是說，我們借石器制造來探討人類審美意識的發生，是迫不得已之舉，而不是來證明人類審美意識的充分必要條件。所以，其說服力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而是要打折扣的。這一點，是我們探討史前人類審美意識時必須牢記在心的。
既然是出于無奈，那我們就應當盡可能同情地去理解史前人類的處境，設身處地去設想我們在同樣的情況下會產生什么樣的舉動，從而力圖尋找石器中所蘊涵的審美意識的蛛絲馬跡。讓我們先從關于石器制造的流行說法談起。
一對流行說法的一點反思
我們總是喜歡將我們的祖先塑造成整日凄凄惶惶以滿足口腹之欲，但卻往往還是食不果腹的可憐動物。他們既找不到充足的食物，也沒有預防猛禽烈獸的天賦，更沒有御寒的毛皮。所以，人在最初的時候，可以說是自然界里命運最悲慘的動物，遠遠不能和我們現在的人類相比。我們往往認為，“需要是發明之母”，環境的逼迫，使得他們尋求工具以延長器官，去征服自然。于是，我們自然而然地便將石器的制造看作是嚴酷環境逼迫的產物。
于是我們設想，在如此悲慘的境地之中，我們的祖先到處尋找工具。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他們看到了一塊石頭摔碎了，于是猛然產生了一種靈感，第一件石器就在模仿自然的過程中產生了：
最初的工具，也可能是出于偶然。他們看到一些礫石在石塊上摔破時，可以產生新的銳緣，而這種帶有銳緣的石塊，較之天然石塊要好用、省力得多。此后，當手邊沒有銳利的天然石塊可以利用時，他們便會用一塊石頭來打擊另一塊石頭，使其產生銳緣。
概言之，我們也經常把人類制造的第一塊石器，看作是偶然的產物。
這兩個說法合起來，就是說，石器制造是在嚴酷環境的逼迫下“偶然”產生的。這個說法其實只說對了一半，而忽略了另一半。的確，“需要是發明之母”，但是整日為口腹之欲所纏繞的動物，也許除了餓得發瘋以外，難得有什么創造的機會，更不會有閑心去觀察石頭的一次偶然破裂。即使看見了，也只能是“視而不見”，而不會“常駐于心”，當然也就不可能“重演”或“模仿”這一自然過程。所以，我們在強調“需要是發明之母”時，還需再補充一句：“閑暇是發明之父”。需要和閑暇兩者都是發明的必要條件。我們在推測遠古時期人類的發明創造時，最好記住懷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的這句話：“有創造天賦的人進行充滿活力的工作時，需要愉快的精神活動作為一種條件。‘需要乃發明之母’是一句荒謬的諺語；‘需要是無用的伎倆的來源’更接近真理。”
問題也許出在我們對祖先的處境的設想上。美國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認為，我們對史前人類處境的設想是維多利亞時代自大心態的產物。他指出，“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夸大了所謂野蠻人的物質貧困，同時對工業‘文明’帶來的好處言過其實”。于是“他們把舊石器時代描繪成充滿恐懼不安的時代，當時人們白天汲汲于尋覓事物，夜晚則躲進毫無舒適可言的巖洞，蜷縮在火堆旁，洞外到處是巨齒虎”。在馬文·哈里斯看來，真實情況毋寧是：
石器時代的獵人維持生計的工作時間比典型的中國和埃及的農民或當代工人（雖然他們有工會）都要短。至于美食娛樂、審美情趣一類人生樂事，只有今天美國的一流闊佬才能享受到早期狩獵采集者所享受到的樂趣。當代的經理們工作5天才能換取兩天時間去享受森林、湖泊和清新空氣。今天，全家人30年的辛勤工作和積蓄才能使他們有權欣賞窗外幾平方尺綠草地。而這些人還只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美國人常說：“食不可無肉，”他們的食物中動物蛋白卻是不少（有人說太多了），而三分之二的當代人卻不得不甘于蔬食淡泊。在石器時代，所有人都吃高蛋白、低淀粉的食物，而且是未經抗菌素和人工色素處理，未經冷凍和真空消毒的肉類。
馬文·哈里斯的說法可能有些過激。也許我們祖先的處境沒有他所說的這么樂觀，但同樣沒有我們經常設想的那樣糟糕。如果真像馬文·哈里斯所說的這樣好的話，我們很難想象人類的進化；但是，假如像我們所設想的那樣糟糕的話，我們也同樣難以想象我們的祖先在饑腸轆轆的情況下能發明石器。事實的情況可能是，人類遠祖生存處境比起動物來說，最大的一個不利的地方就是失去了“穩定性”。打個形象的比方來說，就像已經告別了“鐵飯碗”開始面臨“失業”危險的城市工人。所以，其處境是上述兩種不同“敘事”的中間狀況——既不樂觀，也不悲觀。張之恒認為，人類最初的生活條件過于嚴酷或過于豐裕，都會抑制生產力的發展。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觀點。
所以，人類遠祖在滿足自身生理需要之后，應當有一定的閑暇。也就是說，他們也有一定的“閑心”。北京人在附近二三公里的山坡上采集食物時，還將“手指大小六方體透明水晶”拿回“家”的舉動，就表明他們沒有完全被饑餓和恐懼所控制。北京人對珍貴石料的細致加工這一現象，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
僅有灼人的需要不可能產生創造沖動，假如我們可以將石器制造稱為人類第一個偉大創造的話。羅素曾經說，文明人與野蠻人之不同，主要在于“審慎”（prudence），在于“深謀遠慮”（forethought）。羅素的說法中，無疑有一種文明人的偏見。如果撇開這一偏見，我們就會發現，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審慎，不管對于所謂的“文明人”還是“野蠻人”來說都是如此。人類的勞動之所以有別于動物的謀食，是因為有羅素所說的“審慎”和“深謀遠慮”的成分存在。這也就是說，其驅動力不只有動物性的沖動，而且也有對于未來的理性考量，或者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有一種“籌劃”的成分在里面的。這個籌劃，當然需要一定的閑暇，而不是單純的生物性需要就能逼迫出來的。
我們之所以往往將石器制造看作是嚴酷環境逼迫下的偶然產物，是因為我們將石器制造看得太簡單了。其實，我們的祖先創造一個石器的難度，并不亞于我們發明機器的難度。所謂的“文明人”和“野蠻人”在勞動的性質上應當沒有什么“質”的差別。
二馬克思論人的生產
這種流行看法，看似來源于馬克思，其實是誤解了馬克思。對于下段文字，我們可以說是再熟悉不過了：
誠然，動物也生產。它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就是在這一段耳熟能詳的文字中，馬克思明確地指出，“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人之所以能“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就是因為人的生產，人的“真正的生產”，是在不受肉體需要煎逼的情況下的生產。這種生產，就是羅素所說的“審慎”，也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籌劃”。而我們之所以將工具制造看作是純物質性的，是因為我們也像羅素一樣，對“野蠻人”充滿了“文明人”的偏見。
既然人的“真正的生產”就是不受肉體需要煎逼下所進行的生產，那么我們就有理由認為，即使最原始的石器制造，也是物質和精神的復合體，雖然這個石器行使的是實用工具的功能、扮演的是實用工具的角色。這個精神的成分，不但表現在人能夠在不受肉體需要煎逼的情況下生產；而且表現在，工具制造其實就是一樣精神性的活動。意大利學者巴蒂斯塔·莫迪恩（BattistaMondin）說：
實際上，不管是為了發明工具還是為了勞動，人都必須調動他所有的最高級的精神活動——推理能力（去發現工具）、自由、深思熟慮、決策，才能進入行動的領域，實施某項工作。
在勞動過程中必須調動最高級的精神活動這一點，不管對于現在還是過去，都是適用的。我們忽略的正是這一點。
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那么，我們就必須承認巴蒂斯塔·莫迪恩的這一段話：
勞動使人這個有著身體和精神兩個維度的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方面被揭示出來。實際上，勞動是手和意識的果實，這個意識是有理性能力的和自由的。
人的身體和精神這兩個維度，在制作第一件工具的時候，就具有了。只不過，這時物質和精神還緊緊地纏繞在一起而已。只有承認了工具制造中的精神性因素，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所說的“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要言之，勞動之所以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是因為人的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過程不單是一個純物質的過程，而且同時還是一個精神的過程。
三形式感與石器制造的內在關聯
薛富興認為，“形式美、形式感始終是人類審美意識的最現實起點，對先民來說如此,對今人來說依然如此”。如果說“形式美”側重于客體的特征的話，那么，“形式感”則側重于人對事物形式的把握能力或給無形事物賦予形式的能力。這種能力正是石器制造這一似乎簡單而原始的活動的邏輯前提。
關于這一點，阿恩海姆（RudolfArnheim）所說的一段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他說：
柯勒曾經證明，讓一個類人猿把樹上的一根枝條看成是一根他可以用來勾取籠子外的食物的棍棒，無論如何也不成功。究其根源，大概是因為在它的知覺中樹枝同整個樹是連為一體的，這是物理對象中固有的聯系，又加上得到動物以往經驗的加強，就必然會使它把樹枝看成是它爬樹活動的東西，無論如何也不會把它看成一根可以當工具使用的棍棒。……把樹上長的一根枝條看成是一件工具的知覺，與那種把它看作是樹的一部分的知覺是絕然不同的。
需要說明的是，柯勒（WolfgangKohler）的實驗并不是如阿恩海姆所說的那樣“無論如何也不成功”，因為他曾經讓一名叫蘇丹的猩猩完成了這樣的一個行動。但是，阿恩海姆卻揭示了一個工具制造的邏輯前提——必須將這根樹枝“看作為”（seeas）與通常知覺中不同的東西。也就是說，需要一種和習慣的知覺不同的“看”，來“看”這一根樹枝。用地道的格式塔心理學術語來說，就是要將這一根樹枝看作是一個“部分”，這個“部分”才是“可能的手杖”，而樹的“全體”則不是。而人和猩猩的區別就在于：
我們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把更穩定的視覺上的整體，進行分解；或者說得更正確一些，在同樣客觀的條件下，成年的人類要比猩猩更容易把視覺的整體分析出來。當人類需要“部分”的時候，會比猩猩更容易地發現它們。
為什么這樣的一個被分解出來的或抽象出來的“部分”會成為一條“可能的手杖”？這是因為，一旦我們完成了這樣的一個視覺上的抽象的時候，我們在這個抽象中把握的這根樹枝的“形狀”或“形式”，是和“現實的手杖”在形狀和形式上是一致的。正是這種對形式和形狀的把握能力，是我們將不同的個體看作是同一類事物的基礎。這種對不同物體的共同“形式”的把握能力，就是一種形式感。這種形式感，正是制造工具的一個邏輯前提。
如果說，將一根樹枝看作“可能的手杖”，對猩猩是一種艱難的活動的話；那么，在一塊光滑的礫石上，看出尖銳的“鋒刃”，對第一個打制石器的人來說，也是同樣的艱難。我們很難設想，一個饑寒交迫的類人猿，能完成這樣的一個艱難的抽象活動，也即，在一塊整體、渾圓的礫石上看出尖利的部分。要看出這個尖利來，至少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需要；二是充裕的時間。只有在這兩個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我們說石器是需要逼迫下的偶然產物才有意義。
李澤厚說：“形式美的出現，是以使用——制造工具從事生產的技術活動為前提。”同樣，我們說“形式感”是使用——制造工具的邏輯前提，也未嘗不可。這兩個命題并不沖突，而是相輔相成的。因為，前者是從客觀的一面說的，后者是從主觀的一面說的；前者是從歷史本體論立論的，后者是從心理本體論立論的。
這里，我們當然還是處在一種哲學思辨的層次上來討論石器制造的問題，那么，就讓我們接下來考察一下石器制造的具體技術問題。
四選擇石料：石器制造的基本技術條件之一
石器制造的第一個技術條件是，我們的祖先必須具備選料能力。并非所有石頭都適合于制造石器。事實上，人類制造石器所選用的石料相當有限，因為石器原料的選擇有一定的條件限制。關于此，裴文中提出了兩點：
史前人類采用的石器材料，無論巖石（rocks）或礦物（minerals），要合于相當條件：（1）采取較易，且生產量較大者；（2）硬度大而有韌性（tenacity），質細膩均勻（homogeneous）而無劈裂面（cleavage）者。
第一個條件可以說是方便原則，純粹是一種取決于地緣的偶然因素。第二個條件則是一種必然因素，因為這牽涉到了對石頭本身的要求。前一個條件可以解釋地區之間的差異，而后一個條件則解釋了為什么在同一地區，人用這種石頭而不用另外一種石頭的原因。而正是這個用此不用彼的選擇，表明石器制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沒有一定前提的事情。我們的祖先必須首先在雜亂的石頭堆里，辨認出這種石頭來。這就需要一種“看”的能力。這個“看”，不是look，而是see。
事實上，如果讓我們這些現代人去尋找滿足第二個條件的石頭，恐怕一時半會也找不出來。而對合適的石器質料的選擇，并不是依靠物理學之類的系統知識，而是倚賴于薛富興所說的“人類對各類外在現實對象物理感性形式(形、色、聲等)的敏感、把握與運用”。這種敏感、把握和運用，給審美意識的出現提供了基礎。
北京人的“珍貴石料”可以說明這一點。通過考察北京人，我們發現他們在選用到處都能找到的礫石以外，還揀取像水晶這樣的石料。
揀取罕見的水晶的行為，肯定在用水晶加工石器之先。在不知道水晶是加工石器的好原料的情況下，在采集食物的同時揀拾水晶，肯定不是出于什么水晶“有用”的明確愿望，而是被水晶的晶體形狀和光亮所吸引。所以，我們完全可以將這種舉動看成和我們在海灘上揀拾貝殼、在河灘上揀拾漂亮石頭一樣的舉動。支配這一舉動的并不是什么物質需要，而是一種審美沖動。
裴文中說：“石器原料之來源，不出下列三種：1、采取礫石；2、開采原料；3、商業。”通過商業的途徑來獲取石料的現象，在舊石器時代是否出現，我們還不能確定。但是，通過開采礦脈的方法來獲取原料的途徑，在北京人那里就有了：
北京人所使用的石器，主要采用兩種原料。一種是質地稍軟的砂巖和火成巖等，大抵都是從附近河床采來的礫石。北京人采集這種石頭，用另一塊石頭多次打擊，制成厚的刃部，它可以打碎獸骨和制作武器。另外的一種原料是質地堅硬的石英及其他硅質礦物。有的石英來自河床中被磨圓的礫石，但大部分好像是直接采自巖脈中。
據賈蘭坡統計，北京人“制作石器的原料有脈石英、綠色砂巖、石英石、燧石、水晶和蛋白石等。其中以脈石英最多，砂巖次之，燧石、水晶和蛋白石最少”。砂巖主要取自河邊礫石，其余的來自采礦。而人們要在巖層中發現這些石料，這些石料就必然有它的視覺上吸引人的地方，這樣才能被人所發現、注意：
石英：硬度7。單晶體呈六方柱狀，常成晶簇狀、粒狀、塊狀集合體。顏色不一，無色透明的晶體稱“水晶”，乳白色的稱“乳石英”，淺紅色的稱“薔薇石英”，紫色的稱“紫水晶”，煙黃褐色的稱“煙晶”，黑色的稱“墨晶”。玻璃光澤……
蛋白石：硬度5-5.5。蛋白色，含雜質者而呈多種顏色；玻璃光澤或蛋白光澤，透明至微透明。
燧石：俗稱“火石”。主要由隱晶質石英組成，顏色黯淡無光彩，通常為淺灰至褐黑色。成結核狀，透鏡狀或條帶狀產于石灰巖中。
石英和蛋白石因其色澤，就足以引人注意；即使對于黯然無色的燧石來說，因其“結核狀、透鏡狀或條帶狀”，亦足夠醒目。所以，從巖脈中開采的石料，往往在視覺上，都不是“普通”的，而是“特殊”的。正是其視覺效果上的特殊之處，使其成為我們祖先眼中的“圖形”（figure），其余的普通石頭則成了“背景”（background）。而在他們用這些特殊的石料制作石器之前，他們根本不會知道這些石料的硬度、韌性等。先是被石料的感性特征所吸引，然后才有可能開采這些石料。
即使對于就地取材的礫石，要用“碰砧法”加工石器，也需要選擇扁平的礫石，而不是其它形狀的礫石。
至此，我們從石料的選擇上就可以看出，人們即使在石器制造之先，也需要一種對“人類對各類外在現實對象物理感性形式(形、色、聲等)的敏感”這種能力。后來的工具制造使得這種對形式的感覺不斷走向細化、深化，而這種對形式的感覺，則不需要等到三棱大尖狀器和石球出現以后才產生。因為，即使最簡單粗糙的石器制作，也是一種有目的有程序的行為，而不是莽撞或碰運氣。
五預想形式：石器制造基本技術條件之二
如果說第一個條件是有關質料方面的，那么第二個條件則是有關于形式方面的。美國考古學家迪茲（Deetz）提出mentaltemplate這樣一個概念，它是指存在于工匠腦子里的對某一類器物式樣的恰當觀念。而制作工具和器物的過程，就是將這樣的一個mentaltemplate傳遞到原材料上去的過程。陳淳將這個mentaltemplate翻譯成“概念型板”，讓我們感到難以捉摸。為了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迪茲所說的這個mentaltemplate，我們有必要對這一短語逐詞進行解釋。
template一詞，指的是我們在從事對金屬、石、木等的切割時，我們所需要的一種樣板，模板；前面加一個mental進行限定，意謂這個模板并不存在于眼前，而是存在于頭腦中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把mentaltemplate理解成腦中存在的、有關我們將要加工和制作的工具或器物的、造型的模板。這個mentaltemplate，其實我們也可以理解成為柏拉圖所說的“理念”或“理式”（Form），也可以把它理解為我們古人所說的“胸中之竹”一樣的東西。對于這個mentaltemplate的翻譯，我們可以用更通俗一些的“預想形式”來代替陳淳的“概念型板”。
我們在制作工具時，邏輯在先地必須有這樣的一個“預想形式”（mentaltemplate）存在。只有這樣，制造工具的行為，才是一種有目的的行為，而不是無目的的蠻干。這一點，正是先驗唯心論的理論貢獻?？档抡J為，我們從自然界中認識到的東西，其實就是我們所放進去的東西。這一點也是適合于石器制造的。馬克斯·舍勒（MaxScheler）敏銳地指出，在勞動領域人對動物的超越不是因為制造工具的能力，而更多地是因為人所獨具的形成“工具”概念的能力。這個形成工具概念的能力，其實就是mentaltemplate，就是“預想形式”。
英國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ColinRenfrew）和保羅·巴恩（PaulBahn）曾說：
能人制作簡單的礫石工具，可以被看成是一個簡單的習慣動作，就像大猩猩掰斷樹棍撥弄一個蟻冢，相比之下直立人制造出阿舍利手斧那樣精致的工具，看上去則要進步得多。然而這只是主觀印象。……隨著時代的發展，工具種類或工具類型越來越帶有預先設計的趨勢。這意味著每一個工具制造者都有工具類型的概念，不同類別的工具顯然是為了滿足不同的需要。所以當我們研究早期人類認知能力的時候，就應當考慮工具制造的設計和規劃，而后者是高等類人猿如黑猩猩所不具備的。
兩位考古學家的提醒，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工具不但是制造出來的，而且是設計出來的。而這個設計，在最初的時候，肯定既朦朧又粗糙。但不管是如何粗糙，都是一種對工具未來形式的預想。
這時，我們不但可以看出流行說法中所謂的“需要煎逼”的說法靠不住，就是所謂的看到天然礫石在石塊上“偶然”摔碎而產生靈感的說法也同樣靠不住。且不說適合于制造石器的礫石往往十分堅硬，用“碰砧法”或“摔擊法”往往都很難弄破這樣的一個事實?？v然礫石偶然摔破了，也不一定產生“靈感”。我們往往認為科學發現都是偶然的產物，這事實上是有問題的。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曾說：“如果銅礦石偶然進入一座爐子里會發生什么情況，各種各樣復雜的實驗表明，結果什么也沒有發生。”同樣這個“偶然”摔碎的礫石，只有在符合“內心形式”的情況下，才會被人們所注意。否則，也會“什么也沒有發生”。
六結語：對審美發生學的一點看法
通過上面的考察，我們發現，恰好在石器制造的基本條件中，蘊涵著審美意識產生的基本條件。魯道夫·阿恩海姆提出，我們觀看物體的態度有三種：
1、寫實主義繪畫的態度，其極端形態就是印象派。這種觀看努力獲得一個類似于“一個照相機拍下的照片”一般的印象；
2、實用的態度。一棵大白菜，不管在晴日還是在陰天，對于一個家庭主婦來說都是一樣的，因為她最關心不是不同的光線給白菜的顏色帶來的變化，而是這個白菜是否新鮮。所以，在不同的光線下，她關注的是我們在知覺心理學中經常談及的知覺恒常性（perceptualconstancy）。這種觀看和前一種極端相反，因為前一種觀看努力獲得“背景”對物像產生影響之后的“印象”，而后一種觀看則努力排除“背景”的影響；
3、審美的態度。這種態度可以說是前兩種態度的折中或綜合，既保持了物體的視覺恒常性，又兼顧到了背景的影響。
說得更概括一些，第一種觀看態度關注的是“變”，第二種關注的則是“不變”，第三種態度則將變與不變聯系起來，既注意到了“變”，又兼顧到了“不變”。
第一種態度是光學發展起來以后的事情，是學校教育的結果，我們沒有一個人在自然的狀態下，去進行這種觀看的，我們的祖先當然更不會。第二種態度，是我們日常生活的態度，也是動物觀看世界的一種方式，因為有恒常性的世界才是安全的世界。第三種態度，則是人超出日常實用的一種態度。對于這種態度，阿恩海姆說：“由第三種態度創造出的這類概念，最適合于創造性思維。”可以說，這第三種態度，正是制造石器所需要的。
皮亞杰（JeanPiaget）說：“研究起源引出來的重要教訓是：從來沒有什么絕對的開端。”同樣的思想，在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mileDurkheim）的筆下，得到更清楚的闡明。他在談到宗教的起源問題時說：
褐煤干燥范文4
【關鍵詞】肝硬化;單胺氧化酶;前白蛋白
【中圖分類號】R446.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959(2009)09-0018-01
病毒性肝炎后肝硬化已成為我國的常見病,對肝硬化的早期診斷與適宜治療,對于穩定病情,延長患者的生命年限具有積極的意義。常用肝功能檢查指標特異性不高;放免法檢測透明質酸、Ⅲ型膠原、Ⅳ型膠原等指標條件要求高,檢測時間長,不易普及。目前PA、MAO檢測試劑盒已商品化,測定方法簡便易行,可上全自動生化分析儀,與其它指標聯合應用和動態測定有助于肝硬化的輔助診斷和病情判斷。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85例門診及住院病人(男56例,女29例,平均年齡47±9歲),其中肝硬化代償期患者56例(男34例,女22例,平均年齡46±6歲),失代償期患者29例(男22例,女7例,平均年齡(52±11歲)均經臨床確診為肝硬化,檢測其血清PA含量及MAO活力。健康對照系獻血員血清50份,男38,女12例,平均年齡(34±11)歲。
1.2 方法:PA測定用免疫比濁法,MAO測定用連續監測法統計方法:數據均以(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F檢驗)和相關分析,P
2 結果
肝硬化患者血清PA、MAO水平與對照組比較,見表1。
3 討論
血清前白蛋白是肝細胞合成的蛋白質之一,由于在pH8.6電泳中移動速度比白蛋白快而命名為前白蛋白[1]。前白蛋白的半衰期僅為1.9d,與白蛋白(17~23d)相比,更是觀測肝功能受損及營養缺乏的早期診斷指標[2]。肝硬化患者由于營養缺乏,同時有功能的肝細胞數目減少,前白蛋白合成下降,導致前白蛋白水平在代償期即有顯著意義的下降(P
MAO(Monoamine oxidase,EC1.4.3.4)為一組作用于不同單胺類化合物如腎上腺素、五羥色氨等氧化脫氨的水溶性酶,是由黃素蛋白和輔酶黃素蛋白腺嘌呤二核苷酸組成的含銅蛋白質,在膠原形成過程中,參與膠原成熟最后階段的架橋形成,使膠原和彈性硬蛋白結合,形成纖維后MAO逸脫,導致血清中MAO活性升高,正常情況下膠原蛋白的合成和分解處于動態平衡,人體受到肝炎病毒感染后,引起肝內慢性炎癥性刺激而產生纖維組織增生,肝纖維化時膠原合成增多,其總量的增加與肝纖維化程度呈正相關。MAO廣泛存在于肝、腎、腦等器官的結締增生,導致肝臟纖維化。在此過程中膠原合成增多,結果分析表明肝硬化時,MAO的活性明顯增高,故MAO活性測定能反應肝纖維化的生化過程,對肝硬化的早期診斷和肝硬化的分級有重要診斷價值,肝硬化Child-PlughA、B、C各級之間MAO水平差異顯著,對亞急性重型肝炎和慢性重型肝炎患者肝纖維化狀況和監測有重要臨床意義[3,4]。
綜上所述,血清PA、MAO測定對肝硬化早期診斷具有重要的價值,PA、MAO測定有利于肝硬化的診斷、病程、療效觀察和隨訪。在實驗室診斷中,我們應該利用MAO檢測對肝硬化做出早期、準確的臨床診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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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原發性肝癌；甲胎蛋白；α-巖藻糖苷酶；β2-微球蛋白；透明質酸
[中圖分類號] R735.7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2095-0616（2015）14-162-03
Significanc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alpha fetoprotein， alpha fucosidase， beta 2-microglobulin and hyaluronic acid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YE Hong
Huiyang District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Huizhou City， Huizhou 5162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alpha fetoprotein （AFP）， alpha fucosidase （AFU）， beta 2-microglobulin （β2-m） and hyaluronic acid （HA）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50 cases of other digestive system cancer， 50 patients with hepatic cirrhosis and 60 normal people from 2012 March to 2014 March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and serum AFP， AFU， β2-m and HA levels of all patients were detected. Results The levels and positive rates of serum AFP， AFU， β2-m and HA of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patients with other digestive system cancer， liver cirrhosis and normal peopl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 Primary liver cancer； Alpha fetoprotein； Alpha fucosidase； Beta 2-microglobulin； Hyaluronic acid
原發性肝癌（primary hepatocellular 1arcinoma，PHC）在癌癥死亡率中位列第一位，近年來原發性肝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仍在逐漸升高[1-2]。腫瘤標志物可反映腫瘤的生長、擴散和發展，但研究發現腫瘤標志物檢測敏感性低，因此多種腫瘤標志物的聯合檢測能提高原發性肝癌診斷的準確率。本研究聯合檢測原發性肝癌患者的α-巖藻糖苷酶（alpha fucosidase，AFU）、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β2-微球蛋白（beta 2-microglobulin，β2-m）及透明質酸（hyaluronic acid，HA）指標，旨在探討聯合檢測4種腫瘤標志物在診斷原發性肝癌的應用價值，并為臨床診斷和治療提供參考，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3月～2014年3月期間在我院治療的原發性肝癌患者60例，其中男45例，女15例；年齡28～71歲，平均年齡（54.6±5.2）歲。另同期選取其他消化系癌癥患者50例，肝硬化患者50例及正常健康人對照組60例。其中其他消化系
表1 各組患者血清AFU、AFP、β2-m、HA水平比較
組別 n AFU（U/L） AFP（μg/L） β2-m（μg/mL） HA（ng/mL）
原發性肝癌組 60 161.2±35.6 197.5±83.2 6.1±2.0 163.4±31.5
其他消化系癌癥組 50 20.8±8.0* 15.6±7.8* 5.3±1.7* 55.2±11.6*
肝硬化組 50 149.1±31.3* 23.5±8.7* 5.1±1.8* 65.8±13.4*
正常對照組 60 21.6±7.9* 4.1±2.3* 1.9±0.6* 50.8±12.3*
F 5.612 6.254 5.483 6.107
P
注：與原發性肝癌組比較，*t=7.621，6.854，4.120，6.324，4.013，5.672，3.987，5.980，7.605，7.051，7.774，6.918，P
癌癥患者50例，男36例，女14例；年齡27～72歲，平均年齡（55.3±5.0）歲；胰腺癌12例，胃癌30例，食道癌8例。肝硬化患者50例，男38例，女12例；年齡28～70歲，平均年齡（53.5±5.5）歲。正常健康體檢者對照組60例，男37例，女23例；年齡22～69歲，平均年齡（52.7±6.1）歲。四組性別、年齡一般資料比較無統計學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空腹取4mL肘部靜脈血，分離血清后待用。采用德國羅氏公司生產的2010型電化學發光免疫分析儀檢測患者血清AFP水平；采用中國科大中佳光電公司生產的XH-6080型放免儀檢測患者血清β2-m、HA水平；采用美國貝克曼公司生產的LX-20型生化儀檢測患者血清AFU水平。正常參考值：AFU>40U/L、AFP>20μg/L、β2-m>3μg/mL、HA>80ng/mL。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計量資料表示為（），兩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P
2 結果
2.1 各組患者血清AFU、AFP、β2-m、HA水平比較
與其他消化系癌癥組、肝硬化組及正常對照組比較，原發性肝癌組患者血清AFU、AFP、β2-m、HA水平均明顯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原發性肝癌組、其他消化系癌癥組及肝硬化組AFU、AFP、β2-m、HA檢出率比較
原發性肝癌組患者血清AFU、AFP、β2-m、HA陽性檢出率明顯高于其他消化系癌癥組及肝硬化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原發性肝癌組AFU、AFP、β2-m、HA單項及聯合檢測的敏感性、特異性及符合率比較
原發性肝癌組患者血清AFU、AFP、β2-m、HA四項聯合檢測的敏感性、診斷符合率均優于單項檢測，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2 原發性肝癌組、其他消化系癌癥組及肝硬化組各指標檢出率比較[n（%）]
項目 原發性肝癌組
（n=60） 其他消化系癌癥組
（n=50） 肝硬化組
（n=50）
AFU 46（76.7）* 5（10.0） 7（14.0）
AFP 40（66.7）* 0 4（8.0）
β2-m 51（85.0）* 33（66.0） 27（54.0）
HA 54（90.0）* 15（30.0） 11（22.0）
注：與其他消化系癌癥組、肝硬化組比較，x2=8.159，8.267，6.843，7.560，*P
表3 原發性肝癌組各指標單項及聯合檢測的診斷效果比較（n=60，%）
項目 敏感性 特異性 符合率
AFU 80.0 90.0 83.3
AFP 65.0 95.0 80.0
β2-m 60.0 66.7 61.7
HA 78.3 76.7 78.3
AFU+AFP+β2-m+HA 93.3* 85.0 91.7*
注：與各指標單項比較，x2=9.124，9.263，*P
3 討論
在我國，原發性肝癌（primary hepatocellular 1arcinoma，PHC）是一種常見的惡性腫瘤，在癌癥死亡率中位列第一位，其多見于男性。近年來，原發性肝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增加的態勢。目前對原發性肝癌的病因和發病機制仍未明了，多認為原發性肝癌與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及黃曲霉素等化學致癌物質和環境因素關系密切[3-5]。原發性肝癌患者早期多不呈現典型的臨床表現，以致早期發現及診斷該病困難，因此對早期原發性肝癌患者尋求有效的檢測方法，提高診斷水平就成為臨床醫生關注的焦點。
腫瘤標志物可反映腫瘤細胞惡性轉化過程中各個階段的細胞表型及基因型的內在特性，并與腫瘤的生長、擴散和發展有關[6-7]。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是胚胎發育早期形成的一種糖蛋白，臨床上可作為原發性肝癌診斷的首選指標，因原發性肝癌時患者血清AFP水平升高，陽性檢出率較高。但AFP單項檢測敏感性低，臨床上仍有15% ～ 20%原發性肝癌患者的AFP水平處在正常范圍內[8-9]。研究發現，大多數AFP呈陰性的原發性肝癌患者檢測α-巖藻糖苷酶（alpha fucosidase，AFU）水平，AFU檢測結果呈陽性。AFU是一種溶酶體酸性水解酶，研究報道原發性肝癌時患者血清AFU水平升高[10-11]。β2-微球蛋白（beta 2-microglobulin，β2-m）是一種由多形核白細胞、淋巴細胞及血小板產生的小分子球蛋白，其存在于有核細胞膜上，當原發性肝癌時細胞發生大量增殖及破壞，β2-m自有核細胞膜游離入血，進而導致患者血清β2-m水平升高[12-13]。透明質酸（hyaluronic acid，HA）是一種由間質細胞合成的人體基質重要成分，其主要在肝內代謝，研究報道惡性腫瘤患者體液或組織中HA水平升高，在原發性肝癌時患者血清HA水平顯著升高[14-16]。
本研究結果顯示，與其他消化系癌癥組、肝硬化組及正常對照組比較，原發性肝癌組患者血清AFU、AFP、β2-m、HA水平均明顯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聯合檢測AFU、AFP、β2-m、HA四種腫瘤標志物能大大提高對早期原發性肝癌的敏感性和診斷率，且優于單項檢測，可降低原發性肝癌的漏檢率，避免假陽性或假陰性檢測結果，并利于區別原發性肝癌與肝硬化，為臨床早期診斷和治療原發性肝癌提供可靠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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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煤干燥范文6
關鍵詞出血性膀胱炎；止血敏；美司鈉；預防
出血性膀胱炎（hemorrhagiccystitis,HC）是造血干細胞移植術后常見的并發癥。嚴重的HC可以影響患者的存活[1]。移植早期HC的發生已被證實與環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異環磷酰胺（Ifosfamide，IFO）等化療藥物的代謝產物對泌尿道黏膜的毒性損傷有關[2],移植類型、移植物抗宿主病、腺病毒和巨細胞病毒感染也是其危險因素[3]。目前比較公認的預防HC的藥物是美司鈉（MESNA），但單純應用美司鈉還不能達到令臨床滿意的效果。為此，國內外研究者都在積極探索以美司鈉為基礎方案的更好的預防措施。
我們對唐都醫院血液科骨髓移植中心2001至2004年42例預處理方案包括CTX或IFO的造血干細胞移植患者預防HC的措施及HC的發生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以了解止血敏與美司鈉聯合使用對HC的預防作用。
1資料和方法
1.1病例資料
造血干細胞移植患者42例，男27例，女15例。年齡13歲～66歲，平均年齡37歲，其中≤20歲者3例，>21歲者39例。異基因移植11例，包括慢性粒細胞白血病9例（其中慢粒急變期2例），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1例，急性骨髓白血病M2a型1例；自體移植31例，包括非霍奇金淋巴瘤（NHL）19例，霍奇金?。℉D）2例，肺癌7例，乳腺癌2例，骨髓轉移癌1例。移植前腎功能正常，泌尿系統正常，無血尿及感染。
1.2預處理方案
1.2.1異基因移植采用非清髓標準預處理方案
CTX 3.0g/d靜滴(-7d,-6d),阿糖胞苷(Ara-C)2.0g/d靜滴(-5d～-2d),氟達拉賓(Flu)50mg/d靜滴(-5d~-1d),霉酚酸酯(MMF)2.0g/d口服(-4d~-1d)。
1.2.2自體移植的預處理方案
CAE方案7例，包括NHL5例，肺癌2例；CAE+卡鉑1例（肺癌）；CEV+卡氮芥2例（NHL）；ICE9例，包括NHL7例，HD1例，肺癌1例；ICE+吡柔比星2例（肺癌）；ICE+長春新堿1例（肺癌）；難治性淋巴瘤方案9例，包括NHL5例，HD1例，乳腺癌2例，骨髓轉移癌1例。
1.3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預防方案
采用甲強龍、環孢素(CsA)、抗胸腺細胞球蛋白(ATG)聯合預防GVHD。
1.4HC的預防措施
42例患者在預處理時均使用美司鈉（江蘇恒瑞藥業有限公司生產，于輸注CTX或IFO后的0h、3h、6h、9h? 4個時段共4次靜滴，300～400mg/次），并且均使用速尿利尿和碳酸氫鈉堿化尿液。其中25例還使用止血敏（山東方明藥業有限公司生產，3g/d靜滴）預防出血，其余17例未使用止血敏。
1.5HC的診斷依據及分級
診斷依據：肉眼血尿或鏡下血尿伴尿頻、尿急、尿痛，且排除泌尿系統感染及器質性病變，可診斷為出血性膀胱炎。
分級：Ⅰ度：鏡下血尿；Ⅱ度：肉眼血尿；Ⅲ度：肉眼血尿伴血塊；Ⅳ度：肉眼血尿且有尿路阻塞。Ⅰ度、Ⅱ度為輕度血尿，Ⅲ度、Ⅳ度為重度血尿[4]。
2結果
2.1HC的發生情況
42例患者中，發生HC共9例，總發生率為21.4%。異基因移植占5例，自體移植占4例。Ⅰ度占4例，Ⅱ度占5例。HC發生的時間為-1d～+11d(以移植當日為0d)，平均發生時間為+4d。9例HC中，5例通過使用止血敏和補充血小板治愈，3例通過補充血小板治愈，1例通過加大水化利尿的力度治愈。
2.2預防措施與HC發生之間的關系
將病例按預防措施分為單用美司鈉組和止血敏與美司鈉聯合使用組兩組。單用美司鈉組共17例，發生HC8例；止血敏與美司鈉聯合使用組共25例，發生HC1例。
分析兩組間預防措施與HC發生之間的關系，運用x2檢驗的校正公式計算得：x2=8.73，x(0.05)2=3.87,x2> x(0.05)2,故P
3討論
美司鈉的主要成分為α-巰基乙基磺酸鈉鹽，進入體內后主要濃集于腎臟，經腎小管上皮轉變為巰乙磺酸鈉，能與CTX、IFO的毒性代謝產物丙烯酸相結合，形成非毒性產物自尿中排出，從而對患者泌尿系統具有保護作用。1986年，美司鈉開始應用于臨床，由于其對預防CTX、IFO引起的出血性膀胱炎具有顯著效果而迅速引起關注。它可以減小CTX、IFO對泌尿系統的毒性損傷，不僅可以降低HC的發生率，而且可以使臨床應用CTX、IFO的劑量適當增大，從而提高化療效果，因此美司鈉已被廣泛應用于預處理方案包括CTX或IFO的移植患者。本文觀察的42例病例，無一例出現重度血尿，也反映了美司鈉對泌尿道黏膜的保護作用，未出現黏膜的大片壞死脫落甚至阻塞尿道的嚴重現象。
然而，單純應用美司鈉預防HC的效果還不能使人完全滿意。近年來，國內外研究者都在積極探索更好的措施來防治HC。2003年，Dorticos等[5]提出用表皮生長因子（EGF）來防治HC，并報道了用EGF成功治愈1例Ⅲ度HC的病例。最近，Ozcan等[6]通過動物實驗證實：類黃酮類抗氧化劑（flavonoid? antioxidant）聯合美司鈉對HC的預防作用明顯優于單純應用美司鈉。
止血敏（Etamsvlatum）是目前臨床較常見的止血藥物。其藥理作用是增加血小板生成，增強血小板聚集及粘合力，促使凝血活性物質釋放，降低毛細血管通透性，從而達到止血效果。我們在臨床工作中發現：止血敏與美司鈉聯合使用時對HC的預防作用好于單用美司鈉。統計學分析的結果證實了這一觀點。目前國內外尚無相關報道。
止血敏增強美司鈉對HC預防效果的機制可能是：CTX或IFO代謝產物對泌尿系統的毒性損傷除了使泌尿道粘膜受損，可能使粘膜下毛細血管也受到損害（這種損害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加之移植患者由于化療、放療的作用而通常出現血小板顯著降低，凝血功能下降。兩種因素互相促進，導致出血性膀胱炎的發生。應用止血敏能改善機體凝血功能，同時降低受損毛細血管通透性，從而達到預防膀胱受損部位出血的目的。但目前還沒有足夠的研究證實是否其他止血藥物與美司鈉聯合應用，也能增強預防HC的作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有血栓形成史或存在血栓危險因素的移植患者，要慎用止血藥物來預防出血性膀胱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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