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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論文分析范文1
合成景氣指數首先要對指標進行分類，即區分為先行指標、一致指標和滯后指標，但由于指標個數較少本文參考了殷克東（2011）關于海洋經濟指標分類的結果，它們利用灰色關聯和時差相關分析方法將海洋經濟指標分為三類指標。根據這一分類結果本文選擇的先行指標包括：沿海地區生產總值、海洋第二產業比重、海洋第三產業比重、海洋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本文選擇的一致指標包括：海洋生產總值、主要海洋產業增加值總額、涉海就業人數、海洋全員勞動生產率（海洋生產總值／涉海就業人數）、主要海洋產業增加值／沿海地區人口。根據景氣指數的合成方法可以計算得到遼寧省海洋經濟擴散指數。
從擴散指數的計算結果來看，遼寧省海洋經濟近年來都保持了比較快速的發展態勢，其中只有2003年擴散指數小于0．5，其他年份的擴散指數均超過了0．5。特別是最近的2007－2009年擴散指數始終穩定在0．78的高水平，這說明遼寧省海洋經濟近年來不僅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而且其發展速度是比較穩定的。將本文計算得到的遼寧省海洋經濟擴散指數與殷克東（2011）計算得到的中國海洋經濟擴散指數進行對比，可以得到如表2的結果。通過比較可以發現，首先中國海洋經濟DI指數與遼寧省海洋經濟DI指數的走勢相似度比較高，兩個指數都在2003年達到谷底。這一年海洋經濟出現不景氣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走勢疲軟，而2003年的SARS病毒的肆虐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其次，2003年遼寧省海洋經濟DI指數要低于全國的DI水平，特別是已經低于臨界點0．5，根據擴散指數的合成原理，DI值在0～0．5之間表示經濟處于不景氣區域，DI值在0．5～1之間表示經濟處于景氣區域?？梢?003年遼寧省海洋經濟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已經處于經濟不景氣區域。最后，2003年之后遼寧省海洋經濟的發展比較迅速，其中除2006年外其余各年海洋經濟景氣水平都高于全國的海洋經濟景氣水平，并且自2007年以來遼寧省海洋經濟景氣水平十分平穩。 根據上文選擇的5個一致指標和4個先行指標，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也可以構造出遼寧省海洋經濟景氣指數。運用SPSS16．0可以得到如表3的主成分分析結果。一般情況下選擇主成份分析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在表3的結果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有兩個，且這兩個主成分的累積解釋百分比達到了90．428％。根據主成分分析結果還可以得到這兩個主成份的構成情況。權重可以計算得到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并以表3中主成分1和主成分2的解釋方出差百分比為權重計算得到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的遼寧省海洋經濟預警指數，如圖2所示。根據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的遼寧省海洋經濟景氣指數的走勢來看，其與擴散指數的結果基本相似，但有一些細節之處存在差異。首先，兩種方法合成的景氣指數都顯示出2003年后遼寧省海洋經濟高速穩定的發展。其次，運用主成分法合成的景氣指數2002年和2009年的水平要低于用擴散指數合成的景氣指數，這主要是由于DI指數合成的缺陷造成的。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擴散指數只能表示景氣的方向而不能準確表示景氣的幅度。另外，從表4的權重來看第二主成分中第二產業所占比重和海洋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兩個指標的權重比較大，而在2009年這兩個指標有比較明顯的下跌。其中，第二產業所占比重由2008年的51．76％下降至42．42％；海洋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由2008年的17．88％下降至9．97％。眾所周知，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全球經濟都受到了較大的沖擊，遼寧省海洋經濟的走勢也充分說明這次危機的影響。
二、結論
經濟論文分析范文2
自20世紀末以來，系統耦合理論逐漸成為人們研究的熱點。系統耦合理論對交叉領域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此理論的指導下，人們構架了不同地域、不同領域以及不同學科之間相互關聯和影響的橋梁?！榜詈稀币辉~系借用物理學的概念?！掇o?！逢P于耦合的解釋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體系或運動形式之間，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例如，兩個單擺中間連一根線或一根彈簧，它們的振動就是此起彼伏;原子內部電子的總角動量就是自旋角動量和軌道角動量的耦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電路組成一個網絡時，其中一個電路中的電流或電壓發生變化，能影響到其他電路也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種現象叫電路的耦合。電路之間的耦合方式包括電感耦合、電阻耦合、互感耦合、電容耦合、電阻電容耦合等。在化學反應領域有耦合反應，將兩個化學反應聯合后，其中一個化學勢大于零的反應，可以帶動另一個化學勢小于零，單獨存在不能進行的反應能夠進行。生物系統中許多反應就是靠這一原理實現了由不可能變成可能。在生物、生態、農學、地理學等領域，都有人們引用耦合的思路來分析和解決問題。兩個或兩個以上性質相近的生態系統具有互相親和的趨勢。當條件成熟時，它們可以結合為一個新的、高一級的結構———功能體，這就是系統耦合，屬于一種動態的相對平衡的狀態，任何系統，其非平衡態是絕對的，平衡態是相對的、偶存的。系統自由能的積累可使系統進入非平衡狀態。通常人們說“能量是系統的驅動力”，無疑也適用于系統耦合。當條件和參量適當時，系統勢能延伸，可以使不同系統實現結構功能的結合，產生新的且高一層的系統。它不是原系統量的增大，而是新功能體———具有新質的較高層次的系統。它聯通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發生系統耦合，由此產生的新系統稱之為耦合系統。系統耦合的相關因子主要包括:耦合的關聯性、耦合的整體性、耦合的多樣性以及耦合的協調性等等。系統耦合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紐帶，其理論意義在于充分發揮生態系統所固有的開放性帶來的外延特性(自由能的積累)，導致系統進化和生產潛力的解放。系統耦合的生產潛力源于其催化潛勢、位差潛勢、多穩定潛勢和管理潛勢。耦合的關鍵是要打破原有系統的界限，破除原有系統的束縛，以構成要素的自然關聯和信息的自由流動為原則，將關聯要素進行重新組合，形成具有自組織結構的、系統內各要素具有能動性的新主體聯合系統。例如人們關注的環境保護系統與經濟發展系統的耦合關系(如圖2所示)，兩者存在催化潛勢、位差潛勢、多穩定潛勢和管理潛勢等等，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關聯起來，建立暢通的信息通道，建立新的自組結構體系，使各要素之間充分發揮能動性，相互促進、相互協調，從而構建新的動態平衡系統，找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同協調發展的最佳途徑。
二、耦合經濟概念的提出
在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衍生出很多經濟問題，例如個別的如污染物排放總量與環境容量不相容的矛盾，有望在已經立法促進的循環經濟階段解決。其他的矛盾，通過實施循環經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但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這是因為按照物理中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規定，能量是單向滑向退質劣化以至于徹底失去做功能力的。因此能量的消耗是持續的。再比如，現行的市場經濟中的供求定律與生態系統的供求定律是相悖的，例如市場上海鮮魚類的供給量減少，則價格上漲，從而刺激捕撈量增加，而海鮮魚類的保有量則會下降。使這種相悖的規律通過耦合協同起來，扭轉向耗竭方向惡性發展的局面，是可持續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實現馬克思所指出的:“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必須靠機制創新才能做到。繼循環經濟之后，人類社會進一步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經濟形態是“耦合經濟”。所謂的耦合經濟，是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在充分發揮循環經濟的基礎上，通過當今人類社會經濟活動與自然界的生產活動相互耦合，人造財富生產能力、自然資源消耗能力與自然資產生產能力相和諧，經濟活動中排放氧化物的規模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還原規模相和諧;人類社會所依賴的能源在依靠工程技術使能量得到梯級充分利用的基礎上，工程科學突破了對物理學中熱力學第二定律限制性的理解，以耦合作為創新的主要手段，在地球環境條件下，發展能夠把賦存于地球環境中的能量聚集起來，使之成為新能源的可持續能源技術，最終實現由可持續能源支撐的人與自然共生共榮和諧發展的科學技術體系，使經濟形態符合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安排。簡而言之，耦合經濟就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和生產活動以及自然生產要素相耦合，經濟(Economic)、環境(Environment)、可持續社會(Ecotopia)三者(3E)協調、和諧、共同發展，構筑“三生”(生產、生活、生態)友好復合型社會體系.
三、耦合經濟的制度創新設計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代表著作《國富論》中提出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其含義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在力圖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費者追求滿足程度(效用)最大化，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一般說他們并不企圖增加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們所增加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但是在這樣做時，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正引導他們去促進社會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們真心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產生的效果好。后來經過后世經濟學家A•馬歇爾等人的不斷完善和演進，這只“看不見的手”已經成為今天市場經濟理論中關于市場可以有效率地實現稀缺資源合理配置的機制?，F在我們嘗試移植這一原理，把它應用到自然資產的生產和消費領域中來。我們把這一原理中市場參與者的個人追求定義為明確目的，把在不經意中達到的目的定義為伴生目的。把這只新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描述為復合社會(包括自然界在內)的每個人都在力圖追求個人滿足。一般來說，他們并不企圖改善生態環境，發展生態資產，也不知道他們所作的貢獻有多大，但是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去達到伴生目的，并且其效果要比他們真心想的效果好。很顯然，如果在實踐中做到了這樣，那就是將人類社會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活動耦合起來，在人們追求個人幸福的努力過程中，同時達到了生態友好、環境友好、氣候友好的伴生目的。這只新的看不見的手，將是有效果的。作者構思了一個關于“空氣資產”生產消費等行為中新的看不見的手起引導作用的模型(如圖4所示)，它初步顯示，經過努力這條路是可行的.假如我們每時每刻呼吸的空氣資產為某個擁有者所有，消費者不按市場價格付費，就無法取得呼吸用的空氣，就像哺育嬰兒需要牛奶，嬰兒沒有付費購買牛奶的能力，而是由其撫養人代付的。由此我們建立這樣的市場關系:空氣資源擁有者依靠出賣自己的空氣取得收入而生存發展，他會按照市場競爭決定的價格向消費者收取費用。由于排污者對空氣產生污染，降低了空氣的效用，進而降低了擁有者出售空氣的價格，并因此受到損失。在法律的保護下，擁有者向排污者收取賠償金而加大了排污者的行為成本。空氣擁有者為了永續經營下去，會將出售空氣得到的資金和向排污者收取的賠償金用于根據消費者需要、維持和擴大生產者的生產量的投資，如用于清除污染從而提高銷售價格的投入。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排污者向大氣環境排放污染物使空氣受到污染的過程，是一個自發的擴散過程，而擁有者要治理污染物的時候，首先是一個把污染物富集起來、分離出來的不能自發的過程，其后才是把污染物無毒、無害化轉化的過程。較之排污者在排放之前污染物尚處于“濃相”時治理，至少是多出了把污染物富集起來、分離出來的成本。排污者終究會發現，賠償損失比自己治理的花費要大，從自身利益考慮，他最終會選擇自己治理而不是向空氣排放污染物。這個很簡單的模型告訴我們，通過導入一只新的看不見的手，使現行市場經濟體系參與自然系統的運行耦合起來，最終實現建立在自然系統上的良性發展，自然資產保值增值基礎上的經濟繁榮、社會財富增長，是能夠做到的。
四、耦合經濟解決問題的思路
耦合作為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本質上是一種創新，因為它符合創新的最本質特征，即把一切不可能變為一切皆有可能。從系統科學的角度來看，耦合是構造一個新系統的手段。由于新系統的新結構，決定了新系統的新功能。新系統能夠涌現出新的特性或功能，包括把過去的不可能或把在其他存在形式下的不可能變成新系統下的可能。
(一)人類活動與自然活動的耦合如今作為地球村的村民，我們欣喜地看到經世界各國政治家、科學家以及社會名流的大聲疾呼和國際組織的不懈努力，各國政治家在遏制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取得了越來越廣泛的共識，并且列入國家議程。在有關制度驅動下的主要行動包括發展循環經濟、深入的節能減排、清潔發展機制、低碳經濟、可持續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植被恢復與荒漠化治理等。目前，全球人類活動排放的CO2數量遠遠多于全球自然生態系統還原的CO2數量，處于大氣中CO2含量因為總量積累而上升的階段，且CO2含量處于對氣候不友好的、使全球氣候變暖的水平。通過把人類活動與自然活動耦合起來，先期要達到遏制住大氣中CO2濃度繼續增長的勢頭。這要靠發展、繁榮地球自然生態系統，擴大其還原CO2的總規模與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依靠發展低碳經濟，使全球CO2排放總規模下降。兩者相向運動至規模相當。其后一個階段，是低碳、非碳可持續能源在能源消費結構中占主導，CO2排放總規模小于還原總規模，大氣中CO2總水平因負積累而下降。最后一個階段是使CO2排放總規模與還原總規模達到一個動態平衡階段，此時的平衡使大氣中CO2的濃度處于氣候友好、生態友好的水平。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里要呼吁的是，我們要把大氣層中的CO2看作全球共享的資源。誰把它更多地轉化成碳質能源，誰就多了一份競爭優勢、生存發展優勢。為此，應該制定國家發展耦合經濟戰略。
(二)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耦合我們今天遇到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原因是人類社會在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屬性上走的太遠，因此，我們要跳出現今的社會屬性回歸自然屬性，但這絕不是要解體社會，重新以個體的形式實現人的自然屬性，而是要通過創新破除目前這種游離于自然界之外的社會，建立一個包括自然界在內的復合社會。按照擴充后的復合社會去理解，認識論就要豐富和完善其內容。例如，除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資產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除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資產生產力與人造財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正確地解決這些矛盾才能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復合社會。建立這樣的復合社會最重要的制度創新在于明確生態資產的產權歸屬，確立并實現生態資產的價值。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很多問題，看到和想到遠遠不等于做到，而往往是穩定的利益結構、心智結構、群體的博弈結構在起決定作用。尤其是要實現可持續發展，要放棄無回報地索取自然資源的行為，拿出人類勞動成果的相當一部分回饋于自然，這將面臨整個價值體系的改變，是極為不易的。構建復合社會涉及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調整與完善問題。首先，構建復合社會要解決的問題是明晰生態資產的產權歸屬，使生態資產受到有效保護，避免歷史上一再發生、被經濟學家稱為“公地悲劇”的事件;其次，承認自然資產的價值和生態服務的價值并實現它們的價值，最終要在復合社會的框架結構之下，形成價格機制。這將是極為復雜、深刻的問題，不會在短時間內解決。為了不至于拖延時間，快捷而有效的辦法是向自然資產的采掘、耗用和享受生態服務征收稅金，提高現行市場經濟成本和價格總水平。然后將征收的稅金，以公共財政投入的方式，一方面用于支持耦合經濟產業技術開發;另一方面用于扶持生態產業及生態資產所有者，矯正因為價值被忽視的參與市場競爭的先天畸形。因此，我們才能迎來一個生態逐步繁榮，環境容量相應增大，生態系統產出持續提高，生態服務逐步增強，自然資產充分保證的前提下、人造財富最大化得以實現，人與環境系統和諧共榮的未來世界。
(三)自然生產要素之間的耦合由于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即使是在科技水平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界的知識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人類歷史上無論哪個階段，由于認識能力的局限，所積累的關于自然的知識，都是有錯誤的，仔細推敲下來，對人類社會曾經有過的對征服自然產生的狂熱情緒的批評中，有一種聲音是“出于人類的無知”。其實，人們對于征服自然產生的狂熱情緒并不是完全沒有知識的無知，而是基于一些錯誤的無知。但是，在汲取因為基于偏頗甚至錯誤的知識而發生不適當的征服自然的行為招致自然報復的教訓時，我們也要切實防止消極看待人類對自然進行干預甚至是改造的作用，防止犯以偏概全的錯誤。事實上，就自然的生產力而言，完全自然的狀態中，往往蘊藏著巨大的潛力，但因為自然生產所需要素耦合不完善，而始終發揮不出來。其中的“玄機”一旦被人類看破并對其進行適當的干預甚至是改造，往往能夠快速而有效地把這種潛力釋放出來。古往今來，此類成功的實踐不勝枚舉。尤其是在當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而又面臨可持續發展難題的今天，運用人類知識作用下的勞動，把自然生產要素耦合起來，形成高的自然生產力，服務于人類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理應成為耦合經濟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也必將在耦合經濟的實踐中得到更加理智地看待和應用，并因為創造出難以估量的自然生產力而推動可持續發展。2000多年前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發揮著巨大作用，成就了四川“天府之國”的美譽，是中國古代先人運用自然規律的正確知識，用勞動改造自然、使自然生產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的杰作，它發揮作用的本質可以理解為:通過都江堰水利工程改變有限水資源(自然生產力的一個要素)的時空配置格局，使得整個成都平原都能及時得到水資源以與其他各項自然生產要素偶合起來，使自然的生產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當代，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人工材料提供的支持，人們通過干預和改造自然，形成了能夠大幅度提高自然生產力的人工環境。例如，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北方農民發明并廣泛應用的塑料大棚溫室種植技術，改變了自然狀態下整個漫長冬季因溫度和熱量水平不足以支持其他要素耦合并轉化為生物質的狀態，改善了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富裕了一方農民。總而言之，在很多豐富而又具有說服力的成功案例的啟發下，我們確實該自覺地、能動地、清醒地認識“運用人類知識作用下的勞動，把自然生產要素耦合起來，形成高的自然生產力”這一命題了。
經濟論文分析范文3
論文關鍵詞：市場細分，消費心理，中式服裝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中華民族傳統服裝特色的服飾文化正逐步在設計界嶄露頭角，中國傳統服飾文化源自生活，有著純樸的藝術樣式，在時尚舞臺上顯示出其獨特的生命力，是設計靈感的寶貴源泉，成為服裝設計風格中的一抹亮色。近年來，以中國傳統服飾文化元素為依托的中式服裝品牌無論是在款式的多樣化、服裝的品牌化以及市場化等方面都有了長足的發展，但相比于國外品牌，國內服裝品牌在品牌意識和市場意識方面、在市場營銷手段和市場運營水平方面都顯得略遜一籌，如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以終端消費需求為著眼點細分市場，充分了解目標消費群體的消費心理特征，根據消費者的消費需求設計適銷對路的產品，才是提升企業競爭力、成功運作中式服裝品牌的關鍵。
在市場競爭如此激烈的現代社會，細分市場是熟悉市場的前提。市場細分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多，可以運用的變量也很多，營銷學上比較常用的重要變量有地理變量、人口統計變量、心理變量、行為變量等，不同的細分變量有著不同的細分結果，營銷人員一般要根據經驗并結合實際情況選擇細分變量。細分后的市場必須具有可衡量性、可達到性、實際價值性和行動可能性四個特征[1]。由于人口統計變量的易衡量性和其與消費者的購買欲望、使用頻率等因素有密切聯系，常用人口統計變量區分消費群體，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上海中式服裝市場，初步選擇性別、收入、年齡3個代表性人口統計變量為基礎細分市場，分析每個目標消費群體的消費行為與消費心理特征，在此基礎上，用因子分析的方法，通過對消費者的消費心理和生活態度、消費方式等方面的調查，進一步找出將消費者分群的內在因子。以下分析均運用SPSS Statistics17.0進行統計分析。
1 以人口統計變量細分市場
1.1細分市場
通過設計調查問卷**，選擇性別、收入、年齡3個代表性人口統計變量初步細分市場，問卷發放400份，實際回收394份經濟論文，有效問卷394份，頻數分析結果如表1：
表1人口統計變量頻數分析表
性別
頻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男
153
38.8
38.8
38.8
女
241
61.2
61.2
100.0
合計
394
100.0
100.0
月收入
頻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2000元以下
131
33.2
33.2
33.2
2001-4000元
38
9.6
9.6
42.9
4000-8000元
105
26.6
26.6
69.5
8000元以上
120
30.5
30.5
100.0
合計
394
100.0
100.0
年齡
頻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8-25歲
34
8.6
8.6
8.6
26-35歲
111
28.2
28.2
36.8
36-45歲
184
46.7
46.7
83.5
45歲以上
65
16.5
16.5
100.0
合計
394
經濟論文分析范文4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F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梢娢覈茉串a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
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福利狀況并沒有因此而相應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的平均增長速度改革前的26年內只增長了2.2％，主要食品中的糧食，食用油人均消費量不僅沒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費量基本上沒有變化；改革后的15年內居民消費水平增長了7.0％，除了人均糧食消費量受糧食需求的收入彈性低的影響而增長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長得非?？?，少則翻一番，多則超過了兩番。這說明了經濟增長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緩慢。關于這一點，從我們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資本積累速度也越快，過度積累必然會影響居民的消費，相應地減少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我國要素的過度投入通常表現為經濟過熱，雖然經濟過熱在不同經濟體制下，表現形式不同，但其本質卻是一致的。在計劃體制下，由于價格是政府統一制定的，即使經濟過熱也不會使價格上升，但卻會出現嚴重的物質短缺，這恰好說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費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隨著價格放開，過去潛在的，隱蔽性的通貨膨脹公開化，使物質短缺表現為價格的上升，即通貨膨脹，如果工資增長率低于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意味著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下降。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謴蜁r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經濟論文分析范文5
關鍵詞經濟法；哲學視角；認識
一、有關經濟的部門法產生的經濟及法哲學背景
人類經濟經歷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的幾個階段，到今天的市場經濟階段，不同的經濟環境滋生了不同的法哲學思想，從而建立起不同的法律體系。人類早期社會以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為主，商品交換關系簡單，市場不發達，人與人之間、各地方之間聯系疏散、任意，基本上呈現各自隔離的生存狀態，為自然經濟社會。從古希臘到古羅馬，直至烏爾比安將公法解釋為與國家組織有關的法律，將私法解釋為與個人利益有關的法律，對后世影響至深；又根據適用對象的不同，將調整經濟的法律分為市民法和萬民法，基本成就了有關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較完備的法律形式和較完整的法律體系，達到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發展的頂峰。到封建社會末期，特別是資產階級革命以后，商品經濟發達起來，逐步上升為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商品經濟社會正式建立，后來隨著市場的日益發達，人們又把商品經濟稱為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成為人們各種經濟活動的樞紐，連接著從生產到消費的社會再生產全過程。傳統的商品市場更加繁榮，又陸續出現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等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各類市場互相關聯，有機結合。地域上也打破了割裂封閉狀態，逐漸形成統一的全國（或大地區）大市場體系。各地方、各行業的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可以自由出入這個統一的市場，進行各種商品交換，并開展自由競爭。這就使市場具有了統一性和開放性。在統一和開放的市場上，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在這樣做時，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決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的效果為大。”1這就是著名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這時的國家一般不介入經濟生活，國家調節職能不發達，被古典的自由主義表述為守夜人式的國家，國家不能因某種目的——哪怕就為擴大個人權利的目的——而為它的某一侵犯個人權利的行為辯解，社會經濟基本上全靠市場這一調節機制，而它在事實上也足以有效地進行調節。因此人們一度認為市場是萬能的，這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即自由市場經濟階段的情形。這個時期，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諸如“每個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自由是天賦的人權”2“人人是平等獨立的，因此，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所有權”3、“沒有本人的同意，最高權力不能從任何人那里取走財產的任何一部分”4；政府是社會契約的產物，沒有全體人民的同意，它不可做任何有害于任何人的事情，每一個國民都有權在不損害他人權利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財富和幸福等。這些思想推動了全社會的思想解放，成為現代法學思想的哲學源泉，促使人們樹立新的法律理念，即在人人絕對平等的前提下，以保護私權為中心的個體權利本位的近代法律體系。至此，強調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財產的穩定性（物權制度）和流動性（債權制度），從人的自由與對財產的完整性保護這兩個基點出發的傳統民法體系得以完整構筑。這種法律體系與當時的經濟環境相適應——以小商販、小手工業者、小作坊和小農產主為市場的主體而形成的小商品生產社會，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暴露出弊端，市場出現失靈現象，主要表現為：市場勢力呈現積聚化態勢，阻滯自由競爭的進行，產生壟斷現象；信息獲得狀態不對稱或不完全，即市場交易雙方對交易對象所掌握的信息從決策的角度來講不對等；公共物品基于其使用的不可獨占性而在市場條件下呈現稀缺和無效率狀態；一些非價值物品在完全放任的市場方式的作用下呈現失控狀態，市場調節的被動性和滯后性特質日益顯現，造成從個人到社會的經濟效益和利益的損害日益嚴重等等。市場完美的神話就這樣被一層一層地剝落，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爆發而被徹底粉碎?？梢哉f，市場完全自由發展的結果必然是由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由公平走向不公平，由高效率走向低效率。這在理論上是確定的，是任何市場所不可避免的。這也構成經濟學家解釋政府對市場進行合適調制的理由，也成為法學家們解釋政府干預、政府權力介入經濟的說法。經濟學家、法學家們開始進行痛苦而艱難的制度與學說的反思和重構。在經濟領域，崇尚經濟自由主義的古典經濟學派逐漸讓位于凱恩斯主義，政府對經濟的滲透作用積極起來，打破了原有的最弱意義的守夜人的角色安排，針對壟斷、與社會道德相沖突、經濟的外部性、市場的不完全、分配上的不平等等問題加強了政府的協調管理功能。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將政府在現代混合經濟中日益擴大的作用歸納為三個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國家對收入的再分配，直接調節參與經濟生活5.在法哲學領域，傳統的權利本位受到質疑。人們發現，對個體自由和權利的維護，如今并不能當然地導致社會公平和正義，還往往妨害其他個體和團體的自由和權利，損害社會的總體利益，影響整個社會良性秩序的維護。人們逐漸意識到，權利本位只是塑造了形式正義的理想態勢，而實質正義的實現尚需尋求其他路徑。既然個體與團體、與社會整體存在矛盾沖突，就應加以協調，即社會經濟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和機制進行積極作用，來建立一種新的秩序、效率、公平和正義，這時的國家再次被負以重托，其職能被賦予新的內容及意義。完全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已經消失，政治國家向社會性國家演進，以尋求社會整體秩序與利益維護的“社會本位”的法哲學思想逐步建立，法的基本價值實現了潛在的轉換和位移，相應的法律體系也隨之調整。其中對于經濟領域的立法，一方面傳統資產階級民商法出現社會化傾向，另一方面，適應社會經濟新調節機制即國家調節出現的要求，經濟法出現。經濟法理念比民商法等法律更加鮮明地體現了整個法理念的社會化新時代特征。人們希望藉助于此法（再同民商法等部門法律互相配合）可以克服或緩和由生產社會化和壟斷等等引起的個體與社會的矛盾沖突和傳統法律理念的混亂，實現理想的社會經濟生活目標模式，實現個體同社會在利益、效率與秩序上的和諧，從而實現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實質正義。當然，經濟法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雙重功能，除了對阻礙社會整體利益與秩序的行為、現象進行適度矯正外，還要對政府行為進行適度規范，即要嚴格遵從行為的目的性及實踐性原則，重質而非量，重效果而非形式。
二、有關經濟法研究基點的幾點看法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主張在研究經濟法時要重視經濟科學的作用，要轉變原來純粹法學的方法，將經濟法放到社會經濟生活當中，習慣以經濟的背景為指引，再附之以經濟分析的方法，再結合其他的社會系統，來探究經濟法現象的存在實質和發展脈絡，這樣才符合研究的理論及實踐意義的要求。與此同時也要注重法價值的研究，要注意法基于不同的時代背景，其暗含的基礎要義、基本價值也會隨之改變，不同的時代特質對于經濟法所提出的總體價值要求不同。以往許多學者習慣以調整對象入手，來研究經濟法，為經濟法下定義。比較而言，過去的經濟形勢發展的比較穩定，要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孕育萌生新的特質。因此作為法的調整對象也具有相對穩定性，在很長的時間里一個部門法的調整對象不會有實質意義上的變化，可以較固定地開展縱深層次的研究。但是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現在和未來的經濟也呈現出高速變化的態勢，有人稱現在的經濟為信息經濟，其是否準確不作判斷，至少這種稱謂指出了現代經濟發展迅速、發展模式及其載體嶄新等特征。作為部門法的調整對象也已逐漸退卻其穩定性，開始呈現相對頻繁的變數。因此筆者認為，現在的法學，尤其是像經濟法這樣隨著新經濟時代而誕生的法學，其研究基點應落在相關背景特征的準確掌握及相關部門法價值的總體把握上。對于經濟法，一方面要進行橫向研究，不斷地匡正其確切的調整對象的范圍，以跟上時代的步伐，使法學研究更具現實意義。另一方面，要深化經濟法的縱深價值研究，即要從法哲學這一更深層次上把握經濟法的制度內涵，準確定位，并以此為基礎，抽象出經濟法的共同本質及普遍的運動規律，從而作出合理而富有創新的前瞻預測，發揮法作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增強對現實的指引和預測功能。
「參考文獻
1.漆多俊：《論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J]，《經濟法研究》。
2.盧梭：《社會契約論》[M]，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經濟論文分析范文6
“循環經濟”,就是在滿足成本效益原則的前提下,利用生態學原理,對經濟活動中的有限資源不斷地進行循環利用,高效率或無浪費地使用資源。具體地說,“循環經濟”就是在再生產過程中利用生態經濟(指符合生態學中的能量轉換和物資重復利用原理,同時滿足經濟學中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則的一種生產方式)原則,將上一生產過程或工序所產生的廢棄物,轉變為下一生產過程或工序的投入品,以使資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同時盡可能少地產生或不產生對環境有害的廢棄物的一種生產方式。如工業生產中對水的利用,當水在生產過程中被各種化學產品和重金屬污染后,經過特殊工藝處理,將這些化學產品和重金屬分離出來,不僅可以使水得到凈化而能夠被重新使用,而且可以回收具有重要經濟價值的化學產品與重金屬。要特別指出的是,循環經濟的主要內容雖然是資源的循環利用,但核心內容卻是“經濟性”,更確切地說,就是資源的循環利用必須滿足“收益大于成本”的經濟性原則;否則,資源的循環利用就不可能實現。
然而,在國內外對“循環經濟”范疇的眾多定義及其內容的理解上(趙云君等,2006),重點卻都放在資源的循環利用和節約上面,“經濟”內容或被忽略或被置于極其次要的地位。如果說這種情況局限于早期提出“循環經濟”概念的工程技術人員尚可理解的話,那么在當今為“循環經濟”尋找政策依據的經濟理論研究中出現這種情況,或者說一成不變地沿襲該概念的內涵并在分析中忽視資源循環的經濟性要求,卻是極不正常的了,明顯違反經濟學的本質。這是因為,在人類社會,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資源的利用和對環境的保護,都是服從于人的經濟利益的,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才是決定資源配置的關鍵,而經濟學正是從人的利益關系去看待和研究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的,并以產出是否大于投入確定行為結果的好壞,所以,經濟學角度的“循環經濟”的內涵是不同于技術角度的“循環經濟”內容的。這也就是說,經濟學視角中的“循環經濟”,是資源的再利用必須做到“經濟循環”,而不是工程技術人員視角中的“循環經濟”。
我們知道,以今天的技術水平來說,已經可以做到將幾乎所有的有形資源加以回收利用,因此確實如科學家或工程技術人員所說的那樣,“只有放錯地方的資源,而沒有絕對的廢棄物”。如從技術條件來說,完全可以將各種燃燒氣體中產生大氣酸雨的“硫”做到零排放,但事實上我們知道,無論技術多么發達的國家,其實際排放都沒有做到這點,也就是說,技術能力與實際排放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原因就是“零”排放的技術使用不能滿足人類社會的“經濟性”要求,所以暫時還不被人類所利用。這是因為,各種廢棄物的回收在達到一定程度后存在著極其明顯的甚至是指數式的成本遞增傾向,如將煤炭燃燒排放氣體的脫硫量由90%提高到95%,那么成本將上升一倍以上;要在此基礎上再提高1個百分點,成本的增加又需要一倍以上;而要達到100%的脫硫,其成本將成為任何社會都無法承受的天文數字。中國正在被關閉的大量達不到一定規模的造紙廠、電鍍廠等“五小”工廠,也不是缺乏相應的污染治理技術,而是這些技術的利用滿足不了經濟性或規模經濟的要求。如要使各種排放物達標,那么這些企業將出現嚴重虧損,甚至投入企業的全部收入也滿足不了治理污染的要求。這說明,循環經濟并不是單純的技術上的資源循環,而是符合經濟要求的資源循環。如果不能滿足這種條件,那么無論技術水平達到何種程度,這些“被放錯地方的資源”就只能成為污染環境的廢棄物。其原因,就是人類社會的資源配置不是完全由技術決定,而是由(與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經濟原則支配。無論是各種廢棄物的排放或保護環境的標準,還是各種資源的循環利用等,都是如此。因此,那些被利用過的資源或廢棄物是否能夠被重新利用,從而資源循環是否能夠實現,取決于它們的回收與使用成本是否小于新資源的獲得與使用成本、是否在社會的合理承受范圍之內;否則,循環經濟不僅不能實現,甚至原有的循環經濟也會因此而轉變為非循環經濟。如東方的傳統農業就是一種典型的循環經濟,幾乎沒有任何廢棄物的產生(桔桿作為牲畜的飼料,牲畜的排泄物又作為農田的肥料;由人消費而產生的各種排泄物也通過同樣的方式循環等),但它們最終卻被非循環的石化農業所取代。原因就是各種廢棄物的循環利用成本及其效益低于資源非循環利用的石化農業,以致原來作為農業肥料和有機物投入的各種廢棄物,不僅不能成為有用的資源,反而成為污染環境的元兇(在中國許多地區,原來被農民作為重要資源的“桔桿”,由于勞動力成本提高等原因而造成處置成本的增加,因此收獲后大多被一焚了之,結果不僅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而且在許多地區還影響客機航班的起降)。這種情況,顯然從技術方面得不到合理解釋。由此說明,循環經濟的核心是經濟利益,而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資源循環的技術,只有在它能夠帶來比非資源循環技術更大的經濟效益時,才會被采用。現在一些地區正由石化農業向生態農業回歸,就是因為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使得后者在經濟上更有競爭力的結果(楊文進,2005)。
不僅資源能否循環利用取決于經濟原則,而且社會在制定各種廢棄物的排放標準時,也是根據排放一定量廢棄物所產生的各種社會成本(和收益)與社會為減少這些廢棄物排放量所承擔成本(及取得的收益)之間的關系來確定的(由于實際中污染所產生的各種成本難以準確計量,因此損失的計量具有很強的規范性),只有當后者小于前者時,人們才會提高廢棄物排放的社會標準,由此減少廢棄物的排放。也正因為如此,各國的排放標準都是根據各自在這方面成本收益情況的改變而不斷調整的,由此才會出現發達國家的排放標準高于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這說明,循環經濟與非循環經濟的界限并不是涇渭分明的,而是根據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改變的。
自然,強調“循環經濟”的經濟核心本質,并不是否定技術的作用,而是指在人類社會中,技術是服從于人類利益或經濟要求的。這種情況,不僅在循環經濟中存在,而且在各個方面都是如此,許多在技術上先進的生產方式,如“銥星移動通訊”等,因經濟性差、競爭不過適應性技術而遭到淘汰的例子,在現代社會是不勝枚舉的。只有當先進技術在經濟上能夠超過傳統技術時,它才會在社會實踐中取代后者。因此,才會出現許多最先進的技術,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成為社會的“普適”技術,那些不能滿足這個要求的技術則會被淘汰(在人類發明的各種新技術中,絕大部分因達不到這個要求而被湮滅)。
二、循環經濟的實施條件
循環經濟的內涵說明,循環經濟的實施是需要一系列條件的,如果不能滿足這些條件,循環經濟就不可能實施,甚至原有的循環經濟也會轉換為非循環經濟,傳統農業被石化農業所取代等就說明了這點。顯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條件最終都必須體現在其收益大于成本的基礎上。只不過在這里,廠商與社會或政府之間的成本和效益內涵存在著重大差異。如廠商在生產過程中為節省成本而采取的將廢棄物排放所導致的生態環境破壞,則成為社會巨大的成本負擔;而政府為減少廢棄物排放所產生的成本,對社會來說,則會因生態環境改善而獲得明顯收益等。一般來說,循環經濟的實施條件主要有:
1.技術的成熟度及其適應性。雖然從本質上說,循環經濟的核心內容是經濟性,但在一定的條件下,即產出品與投入品的市場價格不變等基礎上,能否實行或在何種程度上實行循環經濟,則主要取決于技術的成熟度及其適應性。這是因為,技術水平的發展狀況,決定著循環經濟生產方式中成本投入和產出收益的大小,它們之間的關系則是決定能否實施循環經濟的重要條件。一般地說,投入成本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污染物處理或資源回收利用設施的建設成本;二是這些設施的運行成本。這兩方面的成本,都與技術的發展狀況及其成熟程度密切相關。收益則是回收資源的價值。我們知道,原來許多不能實行循環經濟的生產方式,如造紙過程中各種廢棄物的回收和水資源的循環利用、水泥廠粉塵的回收等,之所以隨著技術的進步和成熟而變得在經濟上可行,就是因為技術進步降低了其中的成本,或者是提高了資源的回收效率而取得了更大的收益。我國許多產業生產過程中的循環程度低于西方發達國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國在這方面的技術落后,結果造成治污的效果達不到基本的要求,或者是運行的成本太高而使社會或企業無法承受,因此難以滿足循環經濟的要求。所以說,加強資源循環利用的技術創新和改進,是實施循環經濟戰略的重要條件。
2.資源供給的數量約束程度。資源供給的約束程度,顯然是決定一個社會或廠商是否實施循環經濟的重要條件。如果資源供給豐裕,能夠以極低甚至免費的方式供給,社會和廠商自然也就沒有在這方面實施循環經濟的動力和必要,這正如在水資源豐富且價格低廉的地區,水資源的循環利用是提不上議事日程的。只有在資源供給短缺,它的硬性約束使得不實施循環經濟方式生產就不能正常進行時,或者是它導致的資源高價格使循環經濟變得有利可圖時,人們才會積極地實施循環經濟生產方式。這正如我國一些嚴重缺水地區,許多企業因水資源缺乏而受到供給的硬性約束,不實施水資源的循環利用生產就無法正常進行,實施循環經濟的成本雖然較高,但卻遠遠低于因資源約束而造成生產停頓的代價,所以迫使缺水地區的許多大中型企業紛紛實施水資源的循環利用。這說明,在一定條件下,尤其是在那些依靠公共基礎設施提供稀缺性的資源供給方面,如水資源的供給等,通過具有較大程度的強制性的限制性資源供給,可以促使廠商和居民加強資源的循環利用。
3.資源的市場價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除了各種公共性資源,資源的約束程度一般會反映在價格水平的高低上,即資源的約束程度越高,在供求作用下的價格水平也就越高;約束程度低,則一切相反。假設實施循環經濟的成本不變,并且資源的回收是其中惟一的收益,那么很顯然,循環經濟能否被實施的條件就是資源的價格,即資源的價格越高,實施循環經濟的條件就越充分;價格低,則一切相反。由此我們看到:隨著資源價格,如能源價格的提高,原來無利可圖而被擱置的一些循環經濟生產方式,如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與取暖等,正變得有利可圖而得到快速發展;一些原來嚴重污染環境的廢棄物中的重金屬,隨著價格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得其回收變得有利可圖。顯然,如果在此過程中原來被循環經濟替代的資源,如石油的價格出現下降,那么循環經濟就可能被非循環經濟所替代,這正如20世紀70—80年代石油價格高漲時期發展起來的許多能源循環經濟,因此后石油價格的持續下降而重新被石油經濟所替代一樣。這些情況說明,循環經濟的實施,需要資源的硬性約束與高價格作動力。因為市場經濟是利潤經濟,只有當實施循環經濟的收益大于成本時,才會被追求利潤的資源配置主體——廠商所采用。
4.企業生產規模的大小。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能否實施循環經濟生產方式的條件是企業或生產單位的規模,一般地說,兩者間具有正比關系,即生產單位的資源利用的生產規模越大,循環經濟的實施效果越好。這是因為,在現代生產方式條件下,任何資源的循環利用都需要一定的物質技術條件和工藝流程,從而需要相應的成本投入,如果企業的生產規模或資源再利用的規模太小,就無法承擔所需的成本費用,如我國目前正被大量關閉或清理整頓的造成嚴重環境污染的“五小”企業,并不是缺乏相關的治理技術,而是因為它們的生產規模太小,承擔不了相關的治理費用,所以不得不被政府強令關閉或遷移。同時,一些有用資源的再利用也需要生產單位達到一定的規模,如發電廠余熱、煉油廠廢氣、造紙廠的廢堿等的回收利用,都要求企業生產達到相當程度規模后才可實施。這說明,只有企業或資源利用的規模大到一定程度時,循環經濟生產方式才有可能得到有效實施。在一些污染行業,各國政府確定的起始規模,往往也就是滿足污染治理所需的經濟規模。自然,如果單個企業自身的規模滿足不了循環經濟的規模要求,那么將這些達不到循環經濟規模要求的企業在區域上集中起來,進行統一的污染治理或資源再利用,也能夠滿足循環經濟的規模要求。這也就是說,要做到循環經濟,就要求資源的利用和再利用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要求,這種規模要求可以是單一的生產單位,也可以是眾多生產單位的集合。
5.產業的聚集程度。循環經濟不僅要求產生相同污染物或可被利用物的生產單位在區域上的集中,以符合循環經濟的規模要求,而且要求存在著投入產出關系和廢棄物排放與利用單位之間的空間集中。這是因為,循環經濟的核心內容,就是原來被作為廢棄物并會污染環境的排放物被作為資源而得到利用,達到資源循環利用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這個要求往往是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的單個企業無法完全做到的,或者說要做到這點,就需要企業的規模無限大并涵蓋所有廢料與副產品回收和利用的生產領域,否則,任何廠商都無法通過資源循環方式消解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就是建立社會化的資源再循環體系。這種體系包括區域與社會整個層次。要做到區域內各生產單位的廢棄物和副產品能夠得到有效利用,就需要廢棄物的排放單位與利用單位在空間上有效集中,即做到區域上的產業聚集。這正如著名的丹麥卡倫堡生態工業園區中的發電廠、煉油廠、制藥廠和石膏制板廠之間,通過貿易方式把其他企業的廢棄物或副產品作為本企業的生產原料,建立工業部門間的生態鏈關系。如電廠向煉油廠和制藥廠供應發電過程中產生的蒸汽,使煉油廠和制藥廠獲得了生產所需的熱能,并通過地下管道向全鎮居民供熱,由此關閉了鎮上3500座燃燒油渣的爐子,減少了大量的煙塵排放;同時將除塵脫硫的副產品工業石膏,全部供應附近的一家石膏板生產廠做原料,還將粉煤灰出售,供鋪路和生產水泥之用;煉油廠產生的火焰氣通過管道供石膏廠用于石膏板生產的干燥,減少了火焰氣的排空,其中一座車間進行酸氣脫硫生產的稀硫酸供給附近的一家硫酸廠,煉油廠的脫硫氣則供給電廠燃燒;該工業園還進行了水資源的循環利用,如煉油廠的廢水經過生物凈化處理,通過管道向電廠輸送,每年輸送電廠70萬立方米的冷卻水;整個工業園區由于進行水的循環使用,每年減少25%的需水量;此外,煉油廠和制藥廠也進行了綜合利用等,由此做到了對資源的最大利用和對環境的最小破壞。這種情況說明,產業的地域集中,是實施循環經濟的最基本要求。只有這樣,才能降低資源再利用過程中的成本,使得循環經濟方式變得有競爭力而得以生存。
6.社會化的資源統籌利用。無論各企業和區域內的資源循環利用做到何種程度,都不可能完全滿足資源永續利用的要求。因為受技術、成本等方面的限制,任何性質的企業規模都是有邊界的,不可能將生產過程中的一切外部影響都內部化;更重要的是,在生產社會化的條件下,不僅生產過程中會產生一系列對生態環境不利的外部影響,而且產品的使用也會產生這種影響,當今遍布各地的塑料包裝物造成的白色污染就是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所以,要使生產方式符合循環經濟的要求,就需要進行資源再利用的社會化分工協作,如建立專業化的廢棄物回收與加工利用體系,如德國雙軌制回收系統(DSD)DSD是德國一個專門組織對包裝廢棄物進行回收利用的非政府組織。它接受企業的委托,組織收運者對他們的包裝廢棄物進行回收和分類,然后送至相應的資源再利用廠家進行循環利用,能直接回用的包裝廢棄物則送返制造商。DSD系統的建立大大地促進了德國包裝廢棄物的回收利用。等。沒有資源循環利用的社會化分工,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社會層面的循環經濟的。若要單靠企業自身消除其產品使用過程中對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或者是回收使用后的廢舊產品及其包裝廢棄物,其成本是任何企業都無法承受的,只有依靠社會化的專業分工,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這說明,要做到循環經濟的有效實施,需要企業、區域與社會三個層次的相互協作。缺少任何一個環節,循環經濟都難以深入。
7.國家對環境保護的規制。在實施循環經濟中,國家或政府對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的政策,無疑居于核心的地位。這是因為,無論是企業還是區域與社會,其實施循環經濟的成本與收益,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國家政策和法律的影響,如:國家對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的要求程度提高,就會明顯增加循環經濟中的成本;國家如果增加對某些資源使用中的政策補貼,如我國對農藥和化肥的財政補貼,將降低循環經濟中的收益(相反,國家通過稅收等提高緊缺資源的市場價格,則會提高這些資源循環利用的經濟效益)。所以,國家政策對各經濟主體是否實施循環經濟及其程度起著支配性的作用。這說明,如果一個社會要有效地實施循環經濟,就要求政府在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方面的政策能夠與之相適應。如:在成本方面,政府必須大力降低企業與區域實施循環經濟的成本,可通過財政或金融支持,鼓勵循環經濟的技術創新,對實施循環經濟的投資及其運行成本進行補貼或減免稅收等等;在收益方面,可通過提高各種資源的價格,尤其是公共產品性資源,如水、電、燃料等的價格,以改善實施循環經濟生產方式廠商的收益。提高污染物的排放標準或者是較大幅度地提高排污費,也是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有效政策。
此外,一個社會對不可再生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的倫理價值、國際貿易中綠色壁壘的嚴厲程度等等,也是決定循環經濟程度的重要條件。
以上分析說明,實施循環經濟并不單純是技術的選擇問題,也不是微觀主體一廂情愿能夠做到的事,而是需要一系列條件來滿足的,在實際過程中,這些條件是隨著產業的整體演進而逐漸實現的。這些條件如果不能被滿足,那么循環經濟也就不可能實現。同時說明,不同的范圍,循環經濟的主體對象及其成本和效益的內容也是不同的。由廠商完成的循環經濟(注意的是,由廠商完成的循環經濟,從性質上說不一定是微觀的,如區域和社會范圍內由廠商以分工協作所完成的廢棄物排放與利用之間的循環經濟,就具有明顯的區域與宏觀性質),其成本與收益都是以財務現金表示;而由政府完成的區域與社會范圍的循環經濟,成本與收益則不完全表現為財務收支,有相當部分是非財務的,如區域內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等,這是因為政府與企業各自承擔的社會職責不同,所以循環經濟的側重點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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