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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宗范文1
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打算從南京遷都北京，向群臣征求意見。當時有很多大臣反對遷都，但他們都不敢站出來說話，唯有李時勉提出了十五條反對意見，認為在北京建都勞民傷財，加重百姓負擔。朱棣看后勃然大怒，幾次將李時勉的奏章扔到地上，不久便將他打入獄中。直到一年后，由于朝廷官員的保舉，李時勉才官復原職。
洪熙元年（1425年），李時勉上疏議政，結果觸怒了明仁宗，被召到金殿上質問。本來仁宗只是想嚇唬嚇唬他，讓他服軟。誰知李時勉據理力爭，毫不退讓。情急之下，明仁宗命武士用金瓜擊打李時勉。所謂金瓜，就是一種金色的、棒端呈瓜形的兵器，也被當作刑具使用。文弱的李時勉當即被打斷了三根肋骨，抬出去時只剩下了半條命。
隨后，李時勉被貶交趾（今越南一帶），他剛到交趾沒幾天，又向皇帝上書。明仁宗氣不過，直接將他送進了詔獄。李時勉被打得遍體鱗傷，僅剩一口氣，所幸一位受過他恩惠的錦衣衛千戶，冒著生命危險偷偷請來一位醫生為他療傷。這樣，李時勉才撿回一條小命。
明宣宗即位后，有人向他提及李時勉得罪先帝的事。宣宗當時大怒，要親自審問他，非把他殺了不可。過了一會兒，宣宗又改變了主意，他惱怒地對錦衣衛王指揮說：“不必審了，直接拉到西市斬了便是?！钡l也沒有想到，王指揮去了西門，而提審李時勉的人走了東門，兩邊的人沒有碰到。就這樣，李時勉陰差陽錯逃過了鬼門關。明宣宗見人已經提到，只好象征性地質問他在奏疏中說了什么，李時勉叩頭說道：“臣說在居喪守孝期間不宜親近嬪妃，不宜讓皇太子遠離左右……”明宣宗聽后，知道李時勉皆是為國為民，于是赦免了他的罪過，并恢復了他的官銜。當王指揮匆忙從監獄趕回來時，只見李時勉冠帶整齊地站在階前，不禁感嘆道，這人真是打不死??！
明仁宗范文2
1、朱高熾。靖難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問題上又出現了猶豫，朱高熾由于仁愛，儒雅，深得文臣們的擁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親自為朱棣選擇的燕世子。
2、明仁宗朱高熾（1378年8月16日-1425年5月29日），明朝第四位皇帝，明成祖朱棣和徐皇后的長子。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至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在位，年號洪熙。
3、朱高熾生性端重沉靜，言行識度，喜好讀書。但身形較胖，導致身體較弱。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立為燕世子。朱棣起兵靖難期間，以世子朱高熾守北平（今北京）。朱高熾善撫士卒，僅以萬人拒南軍李景隆五十萬之眾圍攻，城賴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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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宗范文3
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
現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將其作為一首佚詩,輯錄于集后的《詩文拾遺》中。(注:參見中華書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詩文拾遺》后的《補遺》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下冊第1772頁,詹yīng@①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第八冊《集外詩文》。前二者皆將“度君多少才”之“度”誤而為“廢”,詹著已據《東觀馀論》改正。)對于這首詩之真偽,清代王琦曾說過:“按此詩首二句,亦似觀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遺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筆,否則好事者為之歟?”[1](卷三十六,P1650)這里,所謂“觀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對于王氏此言,學術界一方面應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襲王說,而未有發揮。安旗先生主編的《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在輯錄此詩后所加的按語中,引述王說,并以“王說是也”[2](下冊,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則未置一詞。詹yīng@①先生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在此詩后所加按語中這樣說:“王說或為得之,然乩仙云云,卻涉荒誕不經。”[3](第8冊,P4519)這里,詹yīng@①師比安旗先生顯然進了一步,一方面批評王琦疑此詩為“乩仙之筆”是“荒誕不經”,而似同意是“好事者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層的探討。檢討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詩為李白所作,又進而推測其出自“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但是,王琦的這一結論并非立足于確鑿證據的基礎之上,而只是基于閱讀印象所作出的判斷,缺乏細致的考察,因此難免過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時依據王琦所言,我們對于這首詩的作者似乎也已經無從考索了。實際上,斷言此詩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確鑿的證據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詩人蘇軾。下面試詳為說之,不足之處,尚乞方家予以批評、指正。
根據現有文獻,最早將此詩視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黃伯思。在所撰的《東觀馀論》卷上《論書六條》的第五條中,他這樣說:“‘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边@里,黃伯思明確指出了此詩為李白所作。然而,黃氏雖作此說,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詩為李白所作一樣,對其持論之理由與依據卻并未作任何說明。在《東觀馀論》指出此詩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長時間內,這一說法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們從宋元其他文獻資料中,也未見到有人提起《東觀馀論》中所記的此則內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黃氏此說,并援以為據,并在《李詩通》卷二十一的《附錄》中,將這首詩輯錄其中而題以《上清寶鼎詩》?！度圃姟肪硪话侔耸濉独畎准a遺》也是據《東觀馀論》而輯錄的,也題以《上清寶鼎詩》。但是對此詩細加分析,我們不免疑竇叢生。疑問之一,此詩在內容上意脈模糊不清,頗不完整,不僅給人有頭無尾之感,詩句間也并不連貫。詩中作者以“君”、“我”對舉,又說“度君多少才”,這與詩題《上清寶鼎詩》顯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話,那么,“君”又該作何指呢?這一點按照詩題來尋求,也難知所云,不得其解。疑問之二,此詩從形式上看,既非古詩,又非近體,音律上也較為混亂,讀來頗覺不類。疑問之三,此則資料出于《東觀馀論》中《論書六條》,檢其他五條資料,內容上皆為論書,只有這一條則是論詩,內容與論書毫無牽涉,置于“論書”之中顯然不合適。所有這些疑問歸結起來,使我們不能不對黃伯思《東觀馀論》的說法產生懷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詩或整理《李白集》的時候,僅憑借《東觀馀論》中這則疑問頗多的資料,未作仔細辨別即引以為據,盲目信從,將此詩作為李白的佚詩輯錄,這不僅使上述疑問未能得到解決,而且使得問題又進一步復雜化。
今按,黃伯思《東觀馀論》認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寶典詩》,我們在蘇軾詩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謫仙詩》為題,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記》也曾引錄此詩。然而,令人頗為費解的是,他對蘇集著錄此詩竟然未置一詞,即以“似觀化之后所言”為據,而視此詩為“乩仙之筆”或“好事者為之”。我們怎樣因為李白不可能作此詩,而否認蘇軾作此詩的可能呢?其實,所謂“我居清空表,君隱黃埃中”,乃是我——君、陽——陰對舉,不能將“居清空表”理解為“觀化之后”。)整首詩是這樣的:
我居清空里,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吊,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杯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鰲頭。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云煙浮。
明仁宗范文4
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君主選擇嗣君，主要依據嫡長子繼承制度。嫡長子繼承制是君主時代君位承襲的最基本原則與標準。除了嫡長子繼承制外，古代君主因個人喜好而打破前面的繼承原則，主觀決定繼承人的現象也是存在的。而在古代，有一群被稱為皇孫或王孫的人，往往也會左右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接班人選擇問題。這種現象的緣起是：由于君主特別鐘愛某一個皇孫或王孫，而移愛于生下了“好圣孫”的皇子或王子，并堅決地選擇了這位皇子或王子為儲君，以便保證這些“好圣孫”能夠在將來繼承大位。那些在皇位（或王位）繼承問題上多多少少沾了兒子光的帝王有西周先君王季、晉惠帝、明仁宗和清朝的雍正皇帝。
西周先君王季
周朝是我國古代皇權時代以前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段。“周”原為商朝的一個小小藩屬國，后來實力漸長，并成為反對商朝殘暴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周建立以前。先君太王（古公父）一共生有3個兒子，分別是長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幼子季歷。季歷生有一個名叫姬昌的孫子。
相傳，周太王非常喜歡孫子姬昌，因此逐漸萌生出了一個想法――隔過太伯和仲雍，直接將王位傳給幼子季歷，以便保證將來季歷再傳位給姬昌。據司馬光《稽古錄》記載：“（姬）昌有盛德……古公（父）知其必興周家，欲立季歷以傳昌。太伯、仲雍知其指，自竄于句吳以讓季歷。太伯猶服端委，仲雍遂從夷俗，斷發文身，以示不可用。古公薨，季歷立，是為王季……王季薨，昌立，是為文王。”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王季的即位，完全得益于兩位兄長的讓賢，為了能夠保證侄兒姬昌的即位，太伯和仲雍寧愿去蠻荒之地，去過野蠻人一般的生活。
周太王死后，王季便掌握了周的統治權力，后來他又把皇位傳給了姬昌。姬昌沒有辜負先人的期望，最終成為一位奠定西周基業的偉大君王。
晉惠帝司馬衷
晉武帝司馬炎繼承父祖功業，建立了西晉。遺憾的是，司馬炎把皇帝寶座傳給了自己的傻兒子司馬衷，導致天下大亂，不僅皇族內部互相廝殺，而且外族大肆入侵，西晉在內外戰亂中覆亡。
對于兒子的愚傻，武帝不是不知道，好多大臣都曾勸他更易太子，但武帝一直都沒有易儲。為什么呢？首先，司馬衷占有“天時”的優勢――他是實際上的嫡長子（司馬衷之前，武帝與楊皇后生有皇長子司馬軌，但卻早逝）。在古代宗法制度下，司馬衷既嫡且長，這個身份天生高貴。盡管晉武帝共誕有26個兒子，可供選擇之人甚多，其中不乏睿智之人，但他依然毫不猶豫地把司馬衷立為皇太子。除此之外，或許有一點更為關鍵，那便是司馬衷的兒子司馬通。
司馬衷雖然愚鈍，但他的兒子司馬通卻是一個機靈鬼，聰明得很。晉武帝非常喜歡這個小皇孫。一次皇宮失火，武帝站在城樓上指揮滅火。此時5歲的小皇孫司馬通跑到他身邊，把他拉到了一邊，說：“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币馑际腔实蹱敔攽斣诨靵y時躲起來，以防止他人借著著火之際對皇帝爺爺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小小5歲頑童竟然能夠說出這樣的話，這令晉武帝格外興奮。
還有一回，武帝領著愛孫走到了養豬的地方，小司馬通停下腳步，指著那些大肥豬對皇帝爺爺說：“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谷？”武帝聽罷，更是高興，立即下令宰殺幾頭豬，以犒勞兵士。后來武帝曾對廷尉傅祗評價司馬通說：“此兒當興我家?！笨梢娝麑蹖O司馬通抱有莫大的厚望。
又有人說廣陵“有天子氣”，將會出天子，武帝信以為真，遂又將愛孫司馬通封為廣陵王。雖然司馬衷登位后，聰明的小司馬通被立為了太子，但因司馬通非皇后賈南風所生且漸生惡習，最終被皇后毒死。
明仁宗朱高熾
明成祖“靖難之役”侄子朱允建文政權之后，原燕王世子同時亦是成祖長子的朱高熾，被冊封為了皇太子，成為大明皇權的合法繼承人。
按照常理來講，由王世子變成為皇太子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是，朱高熾這個太子的選立，卻是其父皇思想斗爭后的結果。據《明史》記載，朱高熾“體肥重，且足疾”，行動極為不便。明成祖認為兒子的形象不夠好，將來作為一國之君，有損國威。另外，明成祖更喜歡朱高熾的二弟朱高煦，并且早在起兵“靖難”之時，就曾經許諾朱高煦，將來君臨天下后，把皇位傳給他。于是，明成祖朱棣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遵循封建宗法禮制而出現的既成事實，畢竟朱高熾是當年太祖冊封的燕王世子；另一方面是對二兒子鐘愛之情的難以釋懷。
正值明成祖左右為難之際，大臣謝縉的一個詞，終于使成祖堅定了立朱高熾為太子的決心，這個詞便是――“好圣孫”。據《明史?謝縉傳》載：“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丘福言漢王（朱高煦）有功，宜立。帝密問縉?？N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鄄粦?。縉又頓首曰：‘好圣孫，謂宣宗也?！垲h之。太子遂定。”
可見，朱棣立朱高熾為皇太子，是因為朱高熾有個好兒子，即后來的明宣宗朱瞻基。成祖將繼承自己的豐功偉業與國家大權的希望寄托在了朱瞻基這位“好圣孫”的身上，因此才移愛于朱高熾，朱高熾因子得福，由此幸運地成為了皇儲。此后，成祖又于永樂9年（公元1411年）立朱瞻基為皇太孫，還曾說朱瞻基是“他日太平天子也”。由此，朱瞻基成了大明王朝繼建文帝朱允之后第二位有名有實的皇太孫。可見，瘸子皇帝朱高熾是沾了兒子的光了。
雍正帝胤
有一種說法，就是當初清圣祖康熙帝晚年廢黜皇二子胤太子之位后，最終選擇皇四子胤為嗣君，是因為喜愛胤的兒子弘歷（后來的乾隆帝）的緣故。雖然民間及學術界關于雍正即位有幾種不同的解釋，但有一點卻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那便是康熙晚年極為寵愛皇孫弘歷。
明仁宗范文5
關鍵詞：明朝皇帝；母愛；孩子成長
一
母愛對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是顯然的。有人把物質營養、信息刺激和母愛并稱為孩子的三大營養源，有人說“母愛缺失將令孩子的心靈干涸”。Bowlby的研究指出，孩子如果從出生到3歲被剝奪了母愛，其生理、智力及社會適應性的發展均極遲緩，甚至會發生生理和心理上的病理變化。他還認為，3至5歲的兒童被剝奪了母愛其后果仍很嚴重。弗洛伊德說過：“自幼充分享受母愛的人，一生充滿自信。”擁有充足母愛的人大多一生健康自信。母愛是幫助嬰幼兒完成人格發展最為關鍵的情感要素，是任何愛都無法取代的。艾里克森說過，兒童是通過感官去領會世界的，并從母親的形象中去信任世界。如果他得到了母親的關懷和，生理需要就得到了滿足，就會感到安全，從而對周圍的人也就有了信任感。
關于母愛重要性的科學研究，大體有以下幾個層面：
1.通過生物學的角度從基因的層面去研究
這一研究采用對動物進行實驗的方法獲取相關信息，英國科學家就采用過這種研究方法。研究人員發現，母鼠的愛舔能刺激小鼠大腦產生一種在受到壓力時安慰身體的基因。與沒怎么受到母鼠關愛的小鼠相比，經常受到母鼠的小鼠長大后沒有那么焦慮和膽小，分泌的緊張激素也較低。專家們認為，雖然對人類而言，母親的行為對嬰兒所起作用可能與老鼠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理和機制是一樣的，即基因表現會因母親和嬰兒的相互作用而永久改變，并對其行為和心理健康產生長期影響。他們認為：母親對子女的關愛方式能決定他們成人后的心理健康狀況，因為母親的能永久改變嬰兒的基因活動。因此，母親給嬰兒多些親吻、擁抱，嬰兒的心靈將更加健康美好。
雖然長期以來，人類的一些研究已經發現母親的關愛與子女日后心理健康的聯系，但這項對老鼠進行的研究才首次精確測試出母親的行為是否真的對后代產生影響，以及子女的大腦到底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而形成成年后的性格。
2.通過嬰兒的行為實驗進行相關的研究
新西蘭科學家曾對嬰兒睡在羊皮褥子上的反應進行了多次試驗，發現嬰兒在軟茸茸的羊皮褥子上入睡快，也睡得香甜持久，他們的表現猶如睡在媽媽的懷抱里一樣。
3.通過問卷調查、團體施測等方式的研究
關于母愛剝奪對兒童心理發展的影響的研究，從道德和倫理角度而言，我們不可能對人類進行母愛剝奪實驗，但是對于那些已經歷過剝奪母愛的個體，我們卻能夠通過對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測定來了解他們可能存在的心理問題。這一研究關注的焦點盡集中于那些已經經歷過母愛剝奪或者正經歷著母愛剝奪的個體，通過問卷調查，團體施測等方式，探析母愛剝奪可能產生的危害。
這種研究方式的優點是研究對象在數量上可以有保障，從而使得調查結果具有普遍性。但是，它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經歷過母愛剝奪或者正經歷著母愛剝奪的個體的認定（標準）存在不確定性，或者說缺少科學性。二是對個體的評價存在不完整性。具體說體現在：個體本身還沒有徹底定型（還沒有走完人生），因而只能采用一些測試方法來判斷其心理狀態。
二
鑒于問卷調查和團體施測研究的不足，本文提出通過對歷史人物進行分析研究的方法。選擇歷史人物作為對象進行分析研究的好處是，作為歷史人物，他的一生已經過去，其心理健康水平和一生的成就都已經是客觀事實，符合科學研究客觀性要求。選定特定的皇室成員進行研究，筆者基于這樣的考慮：因為他們是一個特定的群體，對于這個群體不管其個體成功與否、心理健康與否，歷史都進行了完整的記錄。選擇明朝皇帝作為研究對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這段歷史中母愛剝奪的案例比較鮮明。
明朝十六帝基本信息表
■ 明朝皇帝列表記載從1368年朱元璋滅元稱帝開始，到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在景山自縊身亡，明朝覆滅為止，明朝共立國276年，歷12世，傳16位皇帝。
筆者從正反兩個角度來分析母愛對孩子健康成長，尤其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首先從正面看，在這16代皇帝中，從歷史的成就及個體成功角度來看，除了開國皇帝，公認較成功的朝代是永樂盛世、仁宣之治、弘治之治，分別對應第3、4、5、9四位皇帝，即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和明孝宗朱佑樘。從歷史記載來看，可以發現這幾位皇帝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共性：他們從小母愛充盈，母慈子賢，整體成長環境非常穩定和諧，教育氛圍極好。也因為這樣一種氛圍造就了明成祖朱棣的雄才偉略、智勇雙全，明仁宗朱高熾的儒雅仁愛、政治清明，明宣宗朱瞻基的仁政愛民、文武雙全，明孝宗朱佑樘的勤儉有制、勤政愛民。
當然，單憑歷史成就來評判一個皇帝是否心理健康，人格是否健全也并不公平和全面，畢竟歷史的背景太過復雜。像第2、6、7、12、13任明代皇帝即明惠帝朱允、明英宗朱祁鎮、明景帝朱祁鈺、明穆宗朱載、明神宗朱翊鈞，這幾位皇帝由于歷史機遇等多種原因，雖未做出豐功偉績或創造出盛世局面，但他們總體心理健康，人格健全，政治也比較清明，尤其是初期大多還是以仁主明君形象出現。即便是第16位末代皇帝明思宗朱由檢，雖然從小失去生母，但因為其養母人品極其端正，盡心撫養朱由檢健康地成長，受養母的影響，他從小養成了獨立奮斗的剛毅性格和良好的生活習慣。當然后來特殊的政治背景環境，使他的性格和命運變得極為復雜，以致陰差陽錯當了末代皇帝，那也不是他個人完全左右得了的歷史悲劇。明朝雖然在他這代亡了國，但歷史記載中從沒否認他是一個勤儉努力、積極向上、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皇帝。當然這與他從小擁有的母愛是分不開的。
其次從反面看，最典型的是第8、15任皇帝，即明憲宗朱見深和明熹宗朱由校時期，那是最典型的政治混亂時期，太監、宦官專權，整個朝政上下烏煙瘴氣。據歷史記載，發現他們有非常明顯的共性：他們倆是典型的母愛缺失者。他們的成長環境一直極為復雜，從小心理上留下了不少陰影，所以他們的心智發展也極不成熟。可想而知，這樣的人何以擔當治國重任，但歷史的宿命又使他們不得不皇權加身，因此悲劇是注定的。
第8任明憲宗朱見深，3歲時父親被俘走，接連幾年間，母親因為傷心悲痛過度，日夜呼天喊地啼哭到眼瞎，根本無暇愛子。加上朱見深太子地位也是朝不保夕，因此成天戰戰兢兢度日，以至于心理不能夠健康發展，不僅留下了口吃的毛病，情感上也有怪癖（一生只喜歡一個比自己大19歲的宮女），從而使外戚亂政，太監專權，政治混亂。
第15任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則更加典型，他從小生母早逝，嚴重缺少關愛。最可悲的是他還被宮中兩個不軌不賢的女人挾持，當作玩弄權術的木偶人質，后又被閹黨魏忠賢等人引誘玩樂，以致沉迷木工從不過問朝政。他十六歲之前幾乎沒有受什么正規教育，幾乎是文盲。乳母客氏也是一個非常狠毒之婦，所以，在他統治期間宦官專權到了極限，他成了誤國之君。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典型的反面例子是第10任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因為他是獨子，從小被視為掌上明珠，所有人對他寵愛有加。史載，朱厚照是被從小圍在他身邊服侍的八個太監給毀了。因為太監們為了取悅于朱厚照，每天教他各種各樣玩樂逸之道，年幼的朱厚照如何抵御得了，不禁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這與我們當今的網游少年是何等相似），學業和政事都荒廢了。而且他越玩越離譜，荒唐迷失，成為荒暴戾、怪誕、史上少見的無道昏君。
從上可以看出，心理健康與人生成功的關聯度極高，而心理健康又與母愛充盈的關聯度非常高。也就是說，母愛充盈的皇帝基本是心理健康的，他們容易事業有成，有益于社會；相反，母愛被剝奪的皇帝，往往是心理不夠健康，事業也就無從說起，甚至有害于社會。因此說，從心理成長的角度看，母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母親這個角色是任何人無法代替的，從小母愛缺失對一個孩子來說簡直就是一場災難。當然，如果不僅母愛充盈，又整體擁有一個非常健康和諧的教育環境和成長氛圍，那么對孩子的成長來說就更加幸福完美。
從明朝回到現實，隨著科技的進步，當今社會信息多、節奏快，整個社會又很浮躁，很容易讓人迷失。電子產品尤其是網絡游戲的誘惑，更容易讓年輕人沉溺，所以，年輕人更加需要培養健康的心理素質和堅韌的意志品質。而健康的心理素質和健全的人格培養需要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教育和關愛。“搖搖籃的手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手”――這話一點都不夸張。讓全社會都尊重婦女，呼喚母愛，讓母愛回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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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宗范文6
福王是萬歷第三子,母親鄭貴妃。萬歷的皇后姓王,但沒有生育一男半女。一次萬歷一時興起,“寵幸”了一個宮女,便有了長子朱常洛。按當年朱元璋立下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和“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并封”的繼承法,身為長子的朱常洛是理所當然的太子。但一則由于萬歷對鄭貴妃的寵愛,二則由于朱常洛的母親只是個一般宮女,萬歷遲遲不肯立朱常洛為太子。他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要立心愛的女人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萬歷這種不顧祖制的行徑,遭到了多數正直大臣的批評。盡管萬歷曾“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但前仆后繼的批評者依然絡繹不絕。最后萬歷敵不過大臣們的口水仗,他終于明白,盡管貴為天子,卻不能隨心所欲地立一個接班人,只得接受祖制的安排,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這就是后來的明光宗,即崇禎之父。
在廢長立幼失去可能性之后,萬歷只得封朱常洵為福王。像是作個補償,朱常洵大婚時,萬歷為他花費銀子多達30萬兩;給朱常洵在其封地洛陽所修的王府,費銀28萬兩,為祖制規定的10倍。按祖制,成年后的親王郡王必須離開京城,到自己的封地上去,叫“就藩”。但萬歷卻長期把朱常洵留在京城,他對批評的回應是“留中不發”,直到朱常洵將近29歲,才終于戀戀不舍地將其送出京城。
對朱常洵“就藩”,萬歷又給予了慷慨無比的賞賜,下令賜上等良田四萬頃。就連朱常洵也怕接受這筆不依章法的巨賞而成為眾矢之的,主動上奏請辭。萬歷順水推舟,把四萬頃改為兩萬頃――這仍是個大得驚人的數字,由于河南的良田不夠,不得不從鄰近的山東和湖廣劃撥。盡管如此,朱常洵仍嫌不足,而萬歷也還在擔心這個寶貝兒子受窮。于是,當朱常洵向萬歷請求把沒收的前首輔張居正的家產給自己時,萬歷答應了;請求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雜稅和四川的鹽稅、茶稅給自己時,萬歷也答應了;請求每年給他一千三百引的淮鹽,由他在洛陽設店銷售時,萬歷又答應了――前兩者使得國有資產直接變成福王的私產,第三項影響更為惡劣:以往,洛陽一帶食用的鹽都是河東鹽,福王獲得淮鹽銷售權后,河東鹽一律不準銷售,銷量銳減,而從河東鹽中抽取的邊餉也隨之銳減。也就是說,為了兒子生意興隆,萬歷不惜讓駐守邊關的軍人連軍餉也拿不到。
當萬歷在做一個最優秀最仁慈的父親時,他對他們朱家江山的傷害卻深及骨髓。后世論者以為明朝之亡實亡于萬歷,可謂一語中的。
到了崇禎年代,論輩分,福王朱常洵乃是今上的叔叔,按朱元璋的設計,所有的親王郡王均“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這樣,這位沒當成皇帝的親王在洛陽封地,除了享受榮華富貴,委實別無他事?！睹魇贰酚涊d:“常洵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碑敃r的河南是農民問題的重災區,旱、蝗兩災相繼,人相食,福王的奢侈引發了諸多不滿。一支被派往前線與農民軍作戰的政府軍中,就有人發牢騷說,福王府里金錢百萬,卻讓我們餓著肚皮去送死。當時,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省親居于洛陽,得知軍隊的這些不滿后,“聞之懼”,跑到宮里講給福王聽,福王卻“不為意”,繼續他花天酒地的生活――在朱常洵看來,如果不盡情揮霍父皇賞賜給他的錢財,就不能補償沒當成皇帝的遺憾。
崇禎十四年春,李自成圍攻洛陽,總兵王紹禹率軍守城。這時,福王開始害怕了,他拿出千金募死士出城偷襲農民軍并取得一場小勝。但小勝于事無補,何況守城軍隊早懷二心,與農民軍里應外合拿下了洛陽。城破時,朱常洵縋城而下,藏匿于城外的迎恩寺,第二天被農民軍抓獲。與朱常洵一同被抓的,還有曾告誡過他的呂維祺。呂維祺勸朱:“名氣很重要,千萬不要受辱?！币馑际且斐ｄ詺?但朱既沒有自殺的機會,更沒有自殺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