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收入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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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收入范文1

摘 要:稅收收入的增長必須要與經濟的發展相適應,而目前中國的稅收出現了過快增長的情況,本文分析了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認為目前稅收收入的過快增長是由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引導,由稅收征管、稅制設計等各個因素共同作用所導致的。稅收的過快增長在長期來看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為此稅收收入增長需要回歸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正常增長水平上來。最后本文對稅收增長正?;貧w提出了稅制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建議。

 

關鍵詞:稅收;過快增長;正常回歸

稅收對于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歷史時期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但是稅收收入也不是越多越好,稅收的規模應該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一個國家正常的稅收增長應該在什么水平上才是正常健康的,或者說是與經濟水平相適應,做到經濟、財政、社會達到一個和諧點,是一個國家制定科學的稅收政策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從1997年起,我國稅收收入出現了超常增長?;谶@個現狀,如何讓稅收增長回到正常的水平上來,對目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良性發展無疑是具有重大意義的?;诖?,本文對稅收收入的增長與社會經濟的相互作用進行分析,對稅收增長的超常情況一一說明,以期求得到問題的解決辦法。

 

一、稅收收入增長因素分析

(一)稅收的影響因素

1、經濟發展水平。經濟是稅收的基礎,只有經濟增長了,稅收收入才可能增長。經濟增長促進稅收增長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隨著一國GDP的總量不斷提高,可供分配的“蛋糕”越來越大,即擴大了稅源,從而在源頭上促進了稅收增長。

第二,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經濟結構對稅收增長的影響主要是由于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和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導致稅源結構和稅收收入產生了改變。隨著經濟發展,稅收負擔輕的第一產業的比重會越來越小,而稅收負擔較重的第二、三產業的比重則會越來越大。因此,經濟結構的優化能夠促進稅收增長。

 

二、我國稅收收入的過度增長

(一)我國稅收收入的過度增長的現狀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財稅體制、制度政策的多次調整,我國稅收收入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經歷了一個先降后升的趨勢。目前的情況是稅收增長遠快于經濟增長,這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稅收的這種超常增長會不會對經濟產生損害也成為經濟各界普遍討論的熱點。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8)》第37、262頁相關數據計算。

根據上表二1997-2010年的GDP增速與稅收收入在增速的對比看出,稅收增長的速率遠大于GDP的增速,稅收彈性系數遠大于1,這說明我國的稅收收入過度增長。

 

(二)我國稅收收入過度增長的原因分析

如果把中國稅收收入的持續高速增長的時間進行追溯,最早應該是從1994年開始的。

1993年的時候,全國稅收收入不過4118 億元,而1994—1997年,年均增長1000億元上下。1998年情況特殊,在嚴峻通貨緊縮形勢的擠壓中,很不容易勉強實現了1000億元的增長任務。但是,在1999年之后,稅收收入便進入了快車道,當年跨越10000億元大關。接下來,幾乎是每隔兩年便躍上一個高臺。2001 年突破15000 億元,2003 年突破20000 億元,2005 年突破30000 億元。此后的稅收收入增長一直沒有止步,2008年實現收入54220億元,同比增長18.8%\+①。2009年收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有了較大回落,但是到了2010年又迅速回升。

 

對于稅收收入的持續高速增長解釋,在理論上分別有從“影響稅收收入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經濟結構、價格變動”、“現行稅制設計與稅收征管水平”、“稅收計劃、財政政策因素”、“國內生產總值與稅收的統計差異因素”、“投資過熱因素的影響”等方面來進行分析。綜和目前此方面的論述,可以看到稅收的高速增長不是由某個單獨的因素決定的,應該從各個因素來分析。目前我國稅收的高增長是由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引導的,由稅收制度、稅收征管、價格體系等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響而導致的。這是一個系統的運作,要解決我國目前存在的過快增長的問題,必須在這個系統中通過各個構成要素的調整來進行正?;幕貧w。

 

三、我國稅收收入適應經濟正常增長的回歸

對我國稅收收入的高增長,很多學者都表示了擔憂,那么,一國的最佳稅負水平是多少,或者說,稅收增長到什么程度就應當適可而止,有所收斂呢?我們不妨在此把處于利于經濟健康持續發展,與經濟形式相輔相成的稅收收入增長成為稅收的正常增長。目前的形勢是稅收的過度增長,如何回到正常增長的水平正是對于現在財稅問題的一個解決,對此需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引導稅收收入的正常增長。

 

(一)適當降低總體稅負

減輕宏觀稅負的一個直接方法就是減稅。我國目前普遍存在的問題是:不少稅率偏高,稅基偏窄。我國的主要稅種—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偏高。目前我國增值稅的法定稅率為17%,這高于西方國家的水平。另外,我國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25%,在考慮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前提下,與其他國家相比,仍然偏高。在目前的形勢下減稅對經濟發展能起促進作用,不論對流轉稅、所得稅和其他各稅來說,都會對生產和消費有明顯的刺激作用。

 

(二)稅收制度改革——各個稅種的改革

1、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由生產型增值稅轉為徹底的消費型增值稅。目前我國實行的消費型增值稅,僅僅是允許抵扣購進設備中所含的進項稅額,而不動產所含進項稅額卻不允許抵扣,因此,仍存在重復課稅,會提高稅收負擔。今后應結合增值稅、營業稅課稅范圍的調整,努力將不動產中所含進項稅額納入抵扣范圍,以使我國的增值稅變為完全的消費型增值稅。

 

2、改革消費稅。目前消費稅中的一些稅目已經不再適合征稅,需要對原來的稅目做出調整。比如酒精、汽車輪胎等基本生產生活資料,應當將他們從消費稅的應稅消費品中剔除出去,以適當降低消費稅稅負。

 

3、改革企業所得稅。加大對創新活動和小企業的稅式支出力度。如加大對企業開發費的稅收優惠,放松對職工教育經費扣除的限制等,尤其是對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更應當給予力度更大的優惠。

 

注釋:

① 資料來源:國家稅務局網站。

參考文獻:

[1]樊麗明、張斌,《經濟增長與稅收收入的關聯分析》,稅務研究,2000年2期。

[2]岳樹民,《中國稅制優化的理論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龔輝文,《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稅收政策研究》,中國稅務出版社,2005年版。

[4] 高培勇,《中國稅收持續高增長之謎》,經濟研究,2006年12期。

[5] Harvey S·Rosen,《Public Finance》,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6]金人慶,《中國當代稅收要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稅收收入范文2

關鍵詞:中國,稅收增長,理性認識

近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稅收收入的快速增長甚至“超速增長”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如果我們將研究的視野放寬,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建國以來中國稅收收入不管從絕對額、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還是占GDP的比重,總體上都在不斷增長,因此,近年來的快速增長作為這種長期增長趨勢的一種延續和集中體現,似乎也無可厚非并有其合理性。但是,隨著中國稅收比重步人“最佳”區間,對于其未來走向我們應當有理性的認識。

一、對中國稅收收入增長趨勢的歷史分析

(一)中國稅收收入的增長趨勢:絕對值角度

從表1和圖1不難看出,建國以來,中國稅收收入增長迅猛,從1950年的不足50億元增長到了2005年的30000多億元,增長了600多倍。盡管這一期間中國稅收收入的總趨勢是不斷增長的,但并不能說其增長過程是一帆風順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全國稅政實施要則》,規定全國共設14種稅收,為此后建國初期稅收收入的穩步增長奠定了基礎。1958年,隨著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國簡化了工商稅制,僅設9個稅種,稅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導致此后數年間稅收收入不增反降。“”期間,已經簡化的稅制仍被批判為“繁瑣哲學”。1973年,對工商稅制進行了進一步簡化,僅剩7種稅。這一時期盡管稅收收入仍有所增長,但顯然不能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匹配。

改革開放之后,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稅收的作用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和加強。1980年、1981年中國相繼公布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初步建立了一套涉外稅收制度。從1983年開始,中國分兩步實行了利改稅改革,初步確立了企業所得稅和產品稅、增值稅等流轉稅制度,稅收收入增長平穩。1994年中國實施了分稅制改革,初步建立了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稅收收入呈現跨越式增長。

(二)中國稅收增長趨勢:相對值角度——在中國財政收入中的地位變化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有經濟占了很大的比重,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在財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從1953年開始實行“一五”計劃、經濟發展進入正常階段,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中國企業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平均達到51.44%;這一時期,稅收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不到50%,在1953~1975年間甚至低于“(國有)企業收入”。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財政收入經歷了由稅收與企業收入并重到以稅收為主的歷史演變過程,這一變化也是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反映。1954~1979年,稅收收入和企業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大約都在40%以上,企業收入的比重一度還要高于稅收收入。從1980年開始,企業收入的比重開始迅速下降;1985年的利改稅改革成為中國財政收入結構的分水嶺(見圖2),由此前的稅收收人與企業收人并重轉變為以稅收收入為主;1985年企業收入比重下降到了1.74%,變成了微不足道的收入形式。從1994年開始,企業收入作為一種財政收入形式干脆就不存在了,稅收成為中國惟一的基本收入形式。

從稅收法治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中比重的下降也是必然的。為了防止政府利用政治權力獲取超額的財產收益,形成對一般市場主體的不公平競爭,需要對政府擁有的經營性財產進行嚴格的控制和監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近代國家才被稱為“無產國家”,“無產國家”必然只能憑借政治權力取得收入,因此才形成了所謂的“稅收國家”,這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需要。

可見,中國稅收比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達到今天這一比重殊為不易,應當珍惜,但因此就否認稅收過快增長和過重稅負可能對國民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也是不對的。

(三)中國稅收收入的增長趨勢:相對值角度——在中國GDP中的比重變化

由表2和圖3不難看出,改革開放之前的近30年間,中國稅收收人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10%-15%之間。這一時期中國稅收收入的比重不高,是因為當時中國處于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除了稅收收入之外,還有國有企業收入,甚至后者的比重還要更高一些。因此,這一時期稅收收入比重不高,并不代表中國當時財政收入的比重不高,政府從國民經濟中的財政汲取能力差。1985年兩步利改稅改革之后,中國稅收收人迅猛提高,達到了22.8%。應該說,這一比重是中國此前計劃經濟時期政府財政汲取能力的真實體現。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中國在城市對國有企業實行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改善企業職工的工資福利,在農村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增加農民收入,所有這些措施都減少了國家的財政收入,集中體現在國家主要財政收入形式——稅收收入比重的降低上。1996年,稅收收入比重最低降到了10.2%。應當說,這一時期稅收收入比重的下降是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重視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必然會帶來政府規模的縮小。然而,稅收收入比重過低勢必會削弱國家的財政實力、妨礙政府職能的實現,最終對市場經濟的平穩運行產生不利影響。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中國國民經濟步人新的快速增長期,這時中國稅收體制不失時機地進行了分稅制改革,建立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稅收收入比重從1996年開始穩步上升,2004年已經超過了18%。

稅收收入的增長要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稅收收入增長過緩不利于國家籌集財政收入,相反,稅收收入增長過快,同樣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1996年以來,稅收收入的增速均快于GDP的增速(見表3),有些年份甚至接近GDP增速的3倍,特別是這一期間中國經濟一度處于通貨緊縮時期,經濟增長乏力,在這種經濟形勢下所形成的稅收收入的高速增長、甚至超速增長引起了社會各界的不解和非議。同時,考慮到中國除了稅收收入外,政府收入中還包括大量的其他財政收入、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這就不得不使人擔心中國過快增長的宏觀稅負。當然,從長遠來看,隨著中國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稅收收入比重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但從短期來看,稅收收入的增長應當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匹配,過快或者過慢都是不正常的。

二、對中國稅收收入增長趨勢的進一步認識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發現,一般來講,隨著經濟的發展,稅收收入呈不斷增長的趨勢。但是,這種增長并不是沒有限度的。換句話說,稅收規模過小固然不利于經濟的發展,而稅收規模過大同樣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類似地,稅收增長過緩無法滿足政府對稅收的需求,而稅收增長過快同樣會抑制經濟的增長潛力。

(一)基恩.馬斯頓的分析

早在1983年,前世界銀行工業部顧問基恩.馬斯頓(K.Marsden)選擇了21個國家,采用實證分析方法,通過比較分析揭示了稅負與經濟增長的基本關系。他得出的結論是:低稅國家人均GDP增長率高于高稅國家;低稅國家的公共消費與私人消費的增長幅度、投資增長率、出口增長率要高于高稅國家;低稅國家的社會就業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也要高于高稅國家。稅收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就會下降0.36個百分點。高稅負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這幾乎成了一條普遍的規律。

那么,一國的最佳稅負水平是多少,或者說,稅收收入增長到什么程度就應當適可而止、有所收斂了呢?世界銀行1987年的一份調查資料顯示,一國稅負水平與該國人均GDP正相關,人均GDP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國家,最佳稅負水平為13%左右;人均GDP750美元左右的中低收入國家,最佳稅負水平在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國家,最佳稅負水平為23%;人均GDPl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最佳稅負水平在30%左右??梢姡袊陙?9%的稅負已逼近中國的最佳稅負水平,接下來應當是穩步增長,而不是繼續“高歌猛進”。

(二)布坎南:怪獸模型

此外,學術界還對政府稅收過快增長的合理性提出了置疑,有的學者甚至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判,認為現代政府稅權的擴張并不是完全因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內容和性質發生了變化,政府在稅收增長的過程中,為了自己的利益,通過自己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的有利地位,攫取了不合理的稅收。尼斯凱南(NiskanenWilliamJr.)認為,政府是一個有很多個人組成的經濟實體,這些個人就是所謂的“官僚”?!肮倭拧痹谄淙纹趦茸非蟮哪繕司褪穷A算收入的最大化。這樣,作為“官僚”集合體的政府也總想盡量多的籌集收入、課征稅收,盡量多地支出。可以說,政府課征稅收和進行支出的欲望是無窮無盡的。

稅收收入范文3

關鍵詞:注稅行業收入;稅收收入;協整理論;Granger因果關系

中圖分類號:F81文獻標識碼:A

注冊稅務師行業在最近10來年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作為一個新興的產業,它是廣大納稅人與稅務機關的第三方機構,為其提供智力支持與監督支持,在保障國家稅款及時、準確征收方面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注稅行業存在著發展模式、內部管理體制、外界認可度低等一系列的發展難題,為進一步探討注稅行業發展,研究注稅行業與國家稅收的關系很有必要。本文主要以1999~2008年的有關時間序列數據為基礎,運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分析注稅行業與國家稅收的關系,考察兩者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

一、變量數據收集及樣本說明

選取全國稅收收入、注冊稅務師行業收入兩個指標。收集到這些相關變量數據后,為了得到更為實際的數據,用零售商品價格指數(1978=100)進行調整,剔除物價因素,調整后的數據記為TAX、TS??紤]到對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對數變換,不會改變時序數據的性質和關系,且變換后的數據容易得到平穩序列,因此對TAX、TS取自然對數,得到LTAX、LTS的序列。

二、單位根檢驗

在對變量進行協整分析之前,需要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當兩個變量是同階單整時才能進行協整關系的檢驗。對單位根檢驗常用的方法是擴展的迪基-富勒檢驗(ADF)和PHILIP-PERRON(PP)檢驗,這里使用ADF檢驗方法。在滯后期的選擇上主要遵從AIC和SC法則,選出最優滯后期。DLTAX和DLTS分別表示兩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各個變量的ADF檢驗結果見表1。(表1)可以看出,在1%和5%的顯著水平下,LTAX和LTS都是不平穩序列,而兩者的一階差分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是平穩序列,故LTAX和LTS為一階單整的,即都可以用I(1)表示,所以兩者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三、協整性檢驗

根據所收集的數據對LTAX和LTS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采用EG兩步法檢驗,首先用OLS法對LTAX和LTS進行回歸,得到方程為:

LTAX=6.998906+0.971537×LTS+ξ

然后對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回歸殘差序列估計值為:

ξ=LTAX-6.998906-0.971537×LTS

因為殘差是估計出來的,所以對殘差的檢驗不包括常數項。如果各個分量間是協整的,那么殘差應該是I(0)的,否則是I(1)的。殘差的臨界值不同于單位根檢驗的臨界值,它與樣本容量和解釋變量個數有關,解釋變量的個數不包括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對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見表2。(表2)檢驗結果表明:在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下,殘差的ADF檢驗統計量小于各自的臨界值,所以拒絕原假設;存在單位根過程,即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所以,可以認為LTAX和LTS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進行協整檢驗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驗證Granger因果關系。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協整理論及其方法,解決了非平穩性序列建模引起的虛假回歸,并把由非平穩經濟變量的線性組合組成的平穩性序列稱作協整方程,來反映經濟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四、Granger因果檢驗

通過協整檢驗結果告訴我們,注稅行業和國家稅收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是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需要我們進一步驗證。

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去解決這個問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前提條件就是被檢驗的變量是平穩的,或者被檢驗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上文的協整檢驗已經證明了LTAX和LTS之間是存在協整關系的,所以可以對LTAX和LTS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在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過程中,滯后階數對檢驗的結果影響很大。所以,多選擇幾期進行觀察,在此選擇了兩期來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表3)檢驗結果表明:滯后期分別取1、2的檢驗結果具有同一性。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原假設“LTS不是LNTAX的Granger原因”被接受,而原假設“LTAX不是LTS的Granger原因”被拒絕。

五、結論

(一)從協整關系看,注稅收入和稅收收入存在很強的協整關系。從回歸方程中可以看到,對注稅收入每增加1個單位,相應的稅收收入會增加0.971537個單位,注稅發展對稅收收入貢獻是顯著的。

(二)從因果關系看,稅收收入是注稅收入增加的原因,反之則不是。說明注稅行業的大力發展與國家稅收的增加有關系。實踐證明,在最近十幾年,我國稅收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大力發展注稅行業,以至于有財力雇傭第三方機構――注稅行業進行相關的涉稅事務的處理。此外,從因果關系中看,注稅收入不是稅收收入增加的原因,說明注稅行業主要起到監督作用,其收入相當于是納稅人和稅務機關稅收遵從的成本;另外,其繳納稅收的貢獻率相對較低。

(作者單位:四川財經職業學院)

稅收收入范文4

一、我國稅收收入的高幅增長,實際上是現行稅制下可實現稅收規模的逐步回歸

(一)我國近幾年經濟增速無法支撐高速增長的稅收。

這幾年來,我國稅收增長速度明顯高于經濟增長速度,但經濟增長因素對稅收增收的影響是適當的,有限的,因近年來我國經濟運行一直比較平緩,沒有發生大的突發性變化。1998——2002年,我國的稅收收入從8656.6億元,上升到17003.8億元,年均增長15.7%,而同期的gdp年均增長7.6%。按照一般經濟發展水平,從稅收與經濟的關系看,每當gdp增長1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增長約0.8——1.2個百分點。如果稅收彈性過大,則反映著經濟發展的波動幅度較大。若經濟效率比較低,效益比較差,稅收彈性則低于1.反之,稅收收入的彈性系數就要大于1.縱觀我國近五年的稅收收入彈性系數,每年都達到了富有彈性的水平,特別是從1999年以來,稅收收入彈性系數每年都超過了2.5,即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就增長2.5個百分點以上。這與我國近幾年經濟一直在通縮狀態中運行的現實不相稱。受經濟通縮的制約,我國的經濟運行質量沒有明顯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改善不快,經濟結構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即使由于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帶來相應的稅收收入增長,但增長的幅度不可能如此懸殊。因此,如果僅從近幾年經濟發展提供的稅源增量來看,一般來說無法支持稅收收入這種增幅。

(二)稅收政策、法規調整因素對增加稅源的影響很小。

近幾年我國的稅制沒有進行大的調整,只是作了局部的修改、完善。具有直接的增加稅源意義的稅收政策就是從2000年開始恢復對個人儲蓄利息稅的征收,每年增收約250億——300億元,除此以外,大部分是減稅政策。如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對企業的行業、產業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就業方面的稅收優惠政策,取消屠宰稅和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等等。因此,稅收政策、法律調整因素,除個別年度對稅收收入影響可能比較大外,從整體上看不會造成多大的影響。至于因財政體制調整帶來的政策性增收,是我國稅收不規范的典型形式。如所得稅共享體制的建立,帶來的所得稅大幅增長等。但不管怎樣,它只是起到了加快實現稅收收入的作用,而提高稅收收入的前提,必須是有可實現的稅源。

(三)加強稅收征管對提高稅收收入增幅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可能對稅源產生直接的影響。

在分析我國稅收收入增長的因素構成時,有人就把除經濟、法律因素之外增長的稅收,都歸結為加強征管的結果,從而得出了稅收增收部分的30%——40%都是由加強征管形成的結論。也就是說,如果年增收1000億元的話,其中約300億——400億元是加強征管形成的。但不管征管因素在稅收收入的增長中起多大的作用,它始終只是實現既有的稅收,而無法創造新的稅收。

(四)我國現行稅制和現實經濟條件下的可實現稅源,是支持稅收高幅增長的根本原因。

既然經濟增幅不能作為支持稅收增幅的充分理由,征管因素如果沒有可實現稅源作后盾就變得毫無意義,而由稅收政策、法律調整帶來的對稅收收入增幅的影響也微乎幾微,那么從根本上說,支撐著我國稅收收入的高幅增長就應當是我國應實現而未實現的稅收收入規模,即超常增長部分。我國稅務系統目前對稅源的統計基本僅限于納稅人的申報情況,而對于申報以外的稅源一般無從掌握。因此,我們很難估計我國每年到底有多少偷逃及漏征稅款的情況。但是,從我國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來看,應當說還有相當大的稅收空間。我國2002年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只為16.6%,如果按照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平的20%計算,我國的稅收收入規模應達到20500億元,但到2002年,我國的稅收收入規模才17000億元。這里盡管有我國比較重的非稅負擔對稅收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應當說是間接的,宏觀稅負是由稅制決定的,非稅負擔只能增加納稅人總體負擔而不能決定宏觀稅負的增加或減少。

因此,從應有的稅收規模到現已實現的稅收規模之間,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稅收收入應收缺口。由于這個缺口的存在,就為我國稅收收入的非正常增長或超常增長提供了可能。因這種增長不涉及對稅制的破壞,也不涉及對納稅人稅負的加重,對納稅人而言,只是在現行稅制下,繳納了一部分本應繳納而沒有繳納的稅款而已,減少了一部分不當得利而已。由此可見,我國稅收收入超常增長部分主要來自于稅收應收未收的缺口,是我國稅收應收規模實現的一部分。

二、現行的稅收計劃管理制度主導著稅收缺口的填補進程,使我國的稅收收入得以持續穩定地超常增長

長期以來,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以及我國現行稅制、征管監督體系和其他經濟管理制度的制約,對稅收收入一直實行計劃管理,即每年都根據財政支出的需要和上年的收入規模,按照一定的增長比例確定當年的稅收收入任務。

各級稅務機關則按照上級稅務機關及當地政府確定的計劃任務組織稅收,而且把完成稅收收入任務作為履行稅收職能的一個重要標志,至于現實經濟活動所能提供的稅收規模到底應該有多大,則不大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

由于稅收計劃管理制度是目前各級政府對稅務部門進行領導、管理、考核的一種比較簡單、易行的方法,對稅務部門來說也是一個比較愿意接受的方式,因此與計劃經濟時期相適應的管理體制在當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仍在適用,而且目前還沒有改變的跡象。對此,作為稅務部門來講,必須要有長遠考慮,特別是在當前安排稅收計劃時不完全考慮經濟發展水平的情況下,稅務部門必須留有余地,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每年任務的完成或超額完成,從而達到各方滿意的目的。也正因為這樣,稅務部門提出了要建立確保稅收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的機制。從一定意義上講,稅務部門的職能特點應當是被動的,也就是說稅務部門只能執行稅制,而不能決定稅制;只能依經濟活動所提供的稅源行使征收的權利,而不能決定或創造稅源。但由于我國財政支出,特別是地方財政支出增長速度高于經濟發展速度的現象持續存在,稅收收入持續高于經濟發展正常所能提供的稅收增幅就變得很自然了。

在稅收計劃管理制度下,稅務部門一般都能完成或超額完成年初確定的稅收任務。即使由于特殊原因,年中出現追加稅收任務的情況,一般也能照常完成,這使得稅收計劃管理制度具有一種“魔力”。這種“魔力”,一方面增強了政府繼續對稅收實行計劃管理的決心,另一方面也增強了稅務部門每年留有一定的收入余地的必要性、緊迫感。如此,只要稅收計劃管理體制一直存在下去,稅務部門都會盡可能地留下稅收缺口。至于每年填補的缺口有多大,則主要看政府對收入增長的要求及稅務部門的預期愿望和可能性。如果政府要求高一點則稅務部門壓力就大一點,增長的比例可能就大一點,反之亦然。因此,在這種保持一定的稅收缺口的前提下,每年都拿出一部分填補一點作為超常增長部分,客觀上就維持了人為的持續快速高幅增長這樣一個稅收形勢。

三、現實稅收形勢帶來的隱憂

(一)高幅增長的表象掩蓋了征管工作的矛盾和問題,也影響了稅制改革的進程。

在一定的稅制條件下,由于稅收收入的高幅增長,給人們展示的是一種比較樂觀的景象。特別是在根據正常的經濟發展水平所能實現的稅收收入基本實現或超額實現的情況下,征納雙方的矛盾又沒有突出,一般很難對現行的稅制和稅收工作提出懷疑。人們一方面反映征管質量不高,有稅不收現象比較普遍(越是稅源充盈的地方,征管質量問題越突出),另一方面人們對于大幅增長的稅收形勢帶來的喜悅遠遠超過憂慮;一方面感到稅制的落后、不科學、執法的不規范,另一方面又對稅制改革的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和對現有稅制穩定的局面可能被打破而難以痛下決心。

(二)非經濟因素在組織稅收收入中的作用被進一步強化。

由于人們通過用行政手段下達稅收收入任務的辦法獲得所需要的收入來得比較直接、簡單、易行、有效,作為管理者或領導者更傾向于采取這種方式,而不愿用費神又費力的預測來得到一個不確定性很大的收入規模。因為前者安全,后者有時盡管誘人但不確定,只是一個應收盡收的承諾或保證。如果按原來的收入盤子發生支出困難時,這可以發出增加一定規模稅收收入任務的指令,要求稅務部門必須完成。因此,行政手段在組織稅收收入中的作用,還有進一步被強化的趨勢。但這卻使得原來完全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嚴格法制化的稅收收入,變成了隨時可以變化的行政任務,變成了像彈簧或牛皮筋一樣的任意伸延、壓縮的彈性稅收。

(三)不利于依法治稅的全面推進。

在稅收計劃管理制度下,依法治稅對稅務部門自身來說變成了僅僅是程序方面的要求,而實體方面依法應收盡收、不收過頭稅的要求,就只能變成一種愿望或口號。依法治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必須保證所有納稅人在稅法面前人人平等,把公平、效率的稅制原則體現到具體的稅收執法活動中。由于受完成稅收任務的限制,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除非對矛盾比較突出、社會各方特別關注的領域或案件介入外,一般不會給予太多的主動介入,把對稅收違法行為的查處變成了緩解社會矛盾的平衡器,形成了建立在執法不到位基礎上的所謂的“良好”的征納關系。一些地方甚至把對違法行為的查處作為彌補稅收任務完成困難的一種手段。

(四)提供了錯誤的稅收能力信息,引發的矛盾可能影響到政府的運作、社會的穩定。

由于每年的稅收收入增長幅度都比較大,特別是與經濟發展的指數比較,稅收的收入彈性一直比較大,這種收入增幅慣性使人產生了一種慣性思維,在經濟發展平穩的狀態下,政府在安排當期的社會發展計劃時,一般都會按照可參照的增幅下達稅收任務,并按這個收入任務安排預算支出,確定社會發展項目和水平。但當稅收缺口被逐年的超常增長填平時,矛盾馬上就會突出出來,政府希望的收入目標無法實現,安排的支出無法兌現,已經形成的社會發展計劃可能受阻,從而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甚至誘發新的社會矛盾,影響對政府的信任度。

四、關于確保稅收形勢健康、穩定發展的設想

(一)用科學的經濟稅收觀來指導稅收工作。

稅收收入的規模、水平,在稅制和征管水平一定的條件下,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所能提供的稅源。經濟發展形勢如何,是稅收形勢好壞的基礎。沒有好的經濟形勢,不可能有好的稅收形勢。

從這個意義上說,判斷稅收形勢健康、穩定與否,關鍵是看是否與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如果一致,那么稅收的多或少,反映的就是我國一定時期的經濟發展的真實形勢,就是正常的。因此,我們在指導稅收工作時,不能人為地靠行政管理的辦法確定稅收收入的多少、收入任務完成的進度,否則是非常有害的。

(二)建立科學的征管質量監管體系。

稅收計劃管理體制應盡快取消,代之以建立完善的稅收征管質量監督管理體制。上級稅務機關特別是各地政府對稅務部門稅收職能履行情況的監督,主要是稅務機關稅收征管質量,而不是稅收收入的多少。這里的關鍵是征管質量指標的確定問題。檢查征繳率是一個重要指標,但征繳率的要素構成必須科學,不能簡單地按照申報情況確定,而必須根據對稅源的科學預測和嚴格的質量檢查體系來確定。同時,必須建立一個確保征管質量監管制度落實的組織系統,這個系統應當是自上而下,不受其他因素干預的。

(三)堅持依法治稅,努力做到應收盡收。

對于經濟活動創造的稅源,只有通過嚴格的依法治稅,才能使其成為國家的稅收收入。否則,盡管經濟發展了,稅源增加了,但國家的稅收收入不一定增加。組織稅收事實上是一種嚴格的行政執法活動,稅務部門必須在嚴肅的法制層面上來履行職能。只要是國家的稅源,又完全在現有征管水平監控范圍之內,稅務部門就必須依法履行征收的職責,否則就是失職、瀆職。我國《刑法》中對于稅務人員不履行稅收職能的行為,達到規定標準的,還要追究刑事責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規定,對于嚴格依法治稅具有重要意義。為促進依法治稅,我們必須加強執法監督,建立嚴格的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并確保其執行,使依法治稅逐步成為稅務系統和稅務干部一種自身內在的要求。

稅收收入范文5

摘 要 稅收是國家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形式,它來源于經濟,但又作用于經濟,因為經濟的增長能帶動稅收的增加,而稅收又能為政府籌集必要的資金,而且還可以通過改變和調整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對經濟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所以,研究稅收增長的影響因素將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本文從影響中國稅收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出發,實證分析中國稅收收入增長的原因并根據實證結果提出相應的對策與建議。

關鍵詞 稅收收入 財政支出 稅收政策

一、引言

稅收是國家為實現其職能,通過稅收工具強制地、無償地參與國民收入和社會產品的分配和再分配以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形式。稅收具有無償性、強制性和固定性的特征。稅收來源于經濟,但又作用于經濟,因為經濟的增長能帶動稅收的增加,而稅收又能為政府籌集必要的資金,而且還可以通過改變和調整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對經濟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稅收和經濟兩者之間具有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財政收支狀況發生很大變化,尤其是1994年我國啟動了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力度最強的工商稅制改革。中國稅收收入由1994年為5126.88億元,到2008年已增長到54223.79億元,15年間我國的稅收收入增長了10.6倍左右。所以,研究稅收增長的影響因素將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本文從影響中國稅收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出發,實證分析中國稅收收入增長的原因并根據實證結果提出相應的對策與建議。

二、影響稅收增長的主要因素

影響稅收的因素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經濟增長的影響

從宏觀經濟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是稅收增長的基本源泉,而社會經濟發展可以通過國內生產總值(GDP)來反映。一般而言,一個國家GDP越高,稅收收入會越多。

(二)公共財政的需求

稅收收入是財政收入的主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保障的完善等都對公共財政提出要求,在公共財力不斷增長、 共財政成為財政支出框架的背景下,民生難題尤其是老百姓特別關注的醫療、教育、住房、就業需得到各級政府財政的更多投入。因此對預算支出所表現的公共財政的需求對當年的稅收收入可能會有一定的影響。

(三)物價水平

我國的稅制結構以流轉稅為主,以現行價格計算的GDP等指標和經營者的收入水平都與物價水平有關。居民消費可分為商品性消費和服務性消費兩部分。其中,商品性消費的增長,在短期內促進了產品的銷售,減少了存貨的積累,可以增加了企業的利潤。這種情況下,稅收收人可以得到保障.,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費傾向于服務性消費及奢侈品的消費,而此類消費品的物價指數比商品性消費品物價指數高。在另一方面,服務性消費存在消費的同時付款,在付款的同時消費的特點,因此會形成欠稅較少,從而可以使稅收收入增加。

(四)貿易的影響

由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的進口總額73284.6億元,比上年增長15.63%,而2007年的稅收比2006年的稅收收入增長31.08%,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進口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稅收收入的增加。

(五)稅收政策因素

我國自1978年以來經歷了兩次大的稅制改革,一次是1984-1985年的國有企業利改稅,另一次是1994年的全國范圍內的新稅制改革。稅制改革對稅收會產生影響,特別是1985年稅收陡增215.42%。但是第二次稅制改革對稅收增長速度的影響不是非常大。但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國家為配合積極財政政策的貫徹實施,對稅收政策也作了相應的調整。在鼓勵出口、投資、消費,在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調整收人分配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伴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稅務部門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和稅收征管力度的加強,稅收收入具有快速增長的趨勢。

三、變量的選擇與模型的設定

(一)變量的選擇

依據上述理論,為了全面反映中國稅收的增長,本文選擇稅收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以反映國家稅收的增長;選擇“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社會經濟整體發展水平的代表;選擇“商品零售物價指數(CPI)”作為物價水平的代表;選擇財政支出額作為財政支出水平的代表;選擇進口總額作為貿易對稅收影響的代表。所以解釋變量設定為可觀測的“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支出額”、“進口總額”、“商品零售物價指數”四個變量。把其它難以量化的因素都歸結到隨機干擾項中。本文所采用的是1994年――2008年中國稅收總收入、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支出、進口總額以及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數據集,所有的數據均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

(二)模型的設定

設計模型根據199-2008年我國稅收及其主要影響因素的統計數據(表1),把模型的形式設定為:

利用Eviews軟件中計算出的相關系數,有些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比較大,因此,該模型存在多重共線性??刹捎弥鸩交貧w分析方法,消除多重共線性的影響,即:分別做Y對X1、X2、X3、X4的一元回歸,結果如下:

通過以上回歸分析,并在此過程中進行經濟意義檢驗和統計檢驗,雖然從理論和實際經驗都可以得知,進口對稅收收入增長的影響很大,但由于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為了消除這種影響,只有剔除“進口總額”這一變量。所以,模型估計的結果為:

=-14171.07+0.128195 X1+0.328858X2+88.47525X4

t=(-5.180108)(4.525014)(2.646737)(4.048365)

R2=0.998976=0.998697 F=3576.797DW=1.715458

(三)模型的檢驗結論

采用逐步回歸法建立起來的稅收收入影響因素模型,經過進行經濟檢驗及統計檢驗得出回歸方程是顯著的,即“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支出”和“商品零售物價指數”等變量聯合起來確實對“稅收收入”有顯著影響。而且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支出和商品零售價格分別對稅收的影響也是顯著的,結果表明:影響我國稅收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支出和商品價格水平,各因素數量的變化引起稅收總量變化的程度由它們各自的系數來反映。首先,在假定其它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國內生產總值每增加1億元,稅收收入增長0.13億元。其次,在假定其它變量不變的情況下,財政支出總量與稅收成正相關,當年財政支出每增長1億元,稅收收入會增長0.33億元。所以,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逐步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是保證稅收收入穩步增長的一個重要途徑。特別是在當前全球的經濟危機環境下,制定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積極財政政策,加大對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增加對新型的國家核心產業的投資,增加對社會弱勢群體基本生活、再就業補助及養老保險金等各項支出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從上式中可以看到,在假定其它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當年零售商品物價指數上漲1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就會增長88.47億元。這說明了商品價格水平對稅收收入增加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

四、對策及建議

本文是通過從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支出和商品零售物價指數的角度對稅收增長做實證分析影響,以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經濟增長不僅表現為稅收的增長,而且伴隨著經濟結構的巨大轉變,不僅要提高國內生總生產總值,更需要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優化、升級。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不單單是所有制結構的轉變,更重要的是第三產業結構的重大轉變,進而提高GDP。

2.目前我國執行的稅種,分別歸屬于流轉稅類、所得稅類、財產稅類和行為稅類等四大類,不同大類所包含稅種的形成機理是不同的,價格對這些稅種的影響原理也是不同的。因此,必須采取區分對待的方法。一方面,稅收收入要適度,盡可能避免過度征收而傷害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影響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最終又影響稅收收入的增長。另一方面,要防止市場機制、市場調節作用的增強而導致無序性、自發性、盲目性等市場缺陷的發生。加強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特別是在當前具有明顯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政府有必要根據社會總供求關系靈活調整稅負水平,確保居民收入的穩定性,抑制經濟過分波動,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3.財政支出需要支持經濟建設,在某些方面可以做出結構性調整。在確保經濟建設支出總量的同時,注意經濟建設支出使用的范圍,避免政府投資對于市場經濟的過分干預,保證政府投資結構的合理性,要重點支持國計民生的產業和經濟支柱發展,只有合理化支出,保證政府投資效益的高效性,促進經濟的發展,進而增加稅收收入。

4.制定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稅收政策,既要保證財政收入,又要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制定稅收政策的出發點應當有利于生產的發展,促進經濟的繁榮。在生產發展、經濟繁榮的條件下,從實際出發,考慮到國家整體財力的可能,以及納稅人的納稅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確定一個適度合理的總體稅收負擔水平。既不能一味地強調“保稅”而不顧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能只追求一時的“經濟發展”,而不注重社會公共事業的建設和經濟的長遠發展。例如:企業的某些定期減免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包括對外商投資企業的一些定期減免稅政策,如“兩免三減”、“五免五減”等。再如:發展和完善證券市場的政策,隨著國家鼓勵證券投資的各項政策的實施,2008――2009年間我國的證券投資市場異?;钴S,從而使證券交易印花稅收人增長迅猛。另一方面:盡管這幾年,我國政府部門加強稅收征管,減少了稅收流失,推動了稅收收人的進一步增長。但當前稅收執法中還缺少具有權威性、職能健全的專門機構以及居民的納稅意識比較弱等等這些都嚴重制約了稅法執行的程度,造成大量的稅收流失,所以健全納稅法規以及加強居民的納稅意識都可以增加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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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收入范文6

2011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89720.31億元,比上年增加16509.52億元,同比增長22.6%。2011年稅收增長的主要特點:一是稅收總收入平穩增長。2011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增長與上年增速基本持平。二是分季度來看稅收收入增速呈“前高后低、逐季回落”走勢。2011年各個季度稅收收入增速分別為32.4%、27.2%、22.6%和6.8%。三是與生產經營相關的主體稅種較快增長。國內增值稅、營業稅同比分別增長15.0%、22.6%,與上年增速持平;企業所得稅增長30.5%,比上年增速加快9.2個百分點。四是與汽車、房地產相關的稅種增速明顯回落。汽車消費稅、車輛購置稅同比分別增長10.2%和14.1%,比上年增速分別回落45.6和39.9個百分點。房地產營業稅和契稅同比分別增長14.9%和12.1%,比上年增速分別回落17.5和30個百分點。

2011年稅收總體平穩增長是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物價上漲、企業效益較好等因素的綜合反映。具體來看:一是經濟平穩較快增長。2011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3.9%(現價計算增長22%左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3.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7.1%,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25.4%,全年一般貿易進口額增長31.0%。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帶動了國內流轉稅、企業所得稅和進口環節稅收等各主體稅種收入的增長。二是價格因素。我國絕大多數稅種,如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關稅等,都是從價稅。2011年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同比分別上漲6.0%和5.4%,帶動了以現價計算的稅收收入增長。三是2010年末進口環節稅收2011年年初集中入庫和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的影響。2010年第四季度,我國一般貿易進口額大幅度增長,實現的進口稅收一部分被結轉到2011年年初集中入庫。2010年企業利潤大幅提高,帶動2011年匯算清繳企業所得稅同比增長62.5%,增收1568億元,占企業所得稅總增收額的40%左右。四是加強稅收征管。稅務機關進一步加強了稅收的征收管理,保證了各項稅收及時足額入庫。

二、主要稅種收入情況

(一)國內增值稅

2011年國內增值稅實現收入24266.64億元,同比增長15.0%。國內增值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27%。

分行業看,2011年絕大多數行業的增值稅實現較快增長。其中,原油、有色金屬和煤炭行業的增值稅,同比分別增長31.7%、25.6%和25.0%。電信設備和鋼坯鋼材行業增值稅略有減收,同比分別下降5.1%和1.7%。

增值稅的稅基大體相當于工業增加值和商業增加值。

2011年國內增值稅較快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工業增加值穩步增長。2011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9%。二是消費品價格水平和消費品零售總額上升。2011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5.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7.1%。三是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上漲使得增值稅稅基擴大。2011年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上漲6.0%,其中,生產資料出廠價格同比上漲6.6%,生活資料出廠價格同比上漲4.2%。按現價計算,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2%左右。四是原油價格大幅上漲帶動原油行業增值稅較快增長。2011年北海布倫特原油平均價格同比增長40.5%。五是有色金屬和煤炭工業增加值快速增長帶動有色金屬和煤炭行業增值稅增收。1―11月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5.4%,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6.6%,按現價計算,增加值增長都在25%以上。

(二)國內消費稅

2011年國內消費稅實現收入6935.93億元,同比增長14.2%,比上年增速回落13.3個百分點。國內消費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7.7%。

分產品看,摩托車消費稅負增長,同比下降4.1%;汽車和成品油消費稅增速明顯回落,汽車消費稅和成品油消費稅分別增長10.2%和6.4%,分別比上年增速回落45.6和12.3個百分點;貴重首飾、卷煙和酒消費稅實現較快增長,同比分別增長47.4%、22.8%和22.3%。

國內消費稅的稅基是煙、酒、汽車、成品油等14類特定商品的銷售額或銷售量。

國內消費稅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一是汽車行業產銷低位運行,2011年乘用車產量同比增長4.23%,比上年回落29.6個百分點,導致汽車消費稅大幅回落。二是受摩托車新排放標準出臺、行業成本上升、市場需求萎縮等因素影響,摩托車行業產銷持續低迷,2011年摩托車產量僅增長1.2%,比上年增速回落3.8個百分點。三是國際原油價格高位震蕩,地方煉廠開工率不足,柴油產量增速下滑,1―11月柴油產量增長5.9%,比上年同期回落6.4個百分點,拖累成品油消費稅增速回落。

(三)營業稅

2011年營業稅實現收入13678.61億元,同比增長22.6%,比上年增速回落1.2個百分點。營業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15.2%。

分行業看,郵政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金融保險業營業稅收入快速增長,同比分別增長38%、31.2%和28.4%。建筑業、住宿餐飲業和交通運輸業營業稅收入保持平穩增長,同比分別增長25.3%、22.2%和20.4%。

營業稅的稅基是交通運輸業、建筑業、金融保險業、郵電通信業、文化體育業、娛樂業、服務業、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等9個行業取得的營業收入。

營業稅增長較快的主要原因:一是網購消費模式的流行帶動快遞行業快速發展,郵政及快遞業務總量快速增長,2011年1―11月郵政行業業務收入同比增長22.8%,其中快遞業務收入同比增長30.4%,帶動郵政行業營業稅大幅增長。二是受央行2011年三次加息的影響,金融企業貸款利息收入大幅增加,本外幣貸款余額增加,全年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5.9%,使得銀行業營業稅大幅增長。三是旅游業、福利彩票等各類服務業快速發展使得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營業稅較快增長。1―11月地方接待入境游人數同比增長13.6%,全國彩票銷售收入同比增長33.6%。四是住宿餐飲業蓬勃發展使得住宿餐飲業營業稅收入平穩增長。1―11月餐飲業收入同比增長16.7%。五是交通運輸業貨客周轉量較快增長,1―11月貨物周轉量同比增長14.7%,旅客周轉量同比增長10.5%,帶動交通運輸業營業稅快速增長。

(四)企業所得稅

2011年企業所得稅實現收入16760.35億元,同比增長30.5%,比上年增速加快19.2個百分點。企業所得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18.7%。

分行業看,所有行業企業所得稅收入均實現增收。工業企業所得稅同比增長38.5%,其中,建材和原油企業所得稅快速增長,同比分別增長85.3%和77.5%。工業以外的其他行業中,租賃與商務服務業和商業企業所得稅增長較快,同比分別增長54.9%和39.2%。

企業所得稅的稅基是企業利潤總額。

企業所得稅收入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企業所得稅跨年度匯算清繳的影響。2010年全國工業企業利潤增長較快,使得2011年匯算清繳的上年企業所得稅同比增長62.5%,其增收額對全年企業所得稅增收的貢獻約為40%。二是工業企業效益大幅提高,帶動全年工業企業所得稅收入大幅增長。2011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25.4%,相應企業所得稅增長較快。三是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上漲,帶動1―11月全國規模以上石油和天然氣開采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35.4%,相應原油行業企業所得稅收入大幅增長。四是建材產品價格上漲,建材企業利潤快速增長。2011年1―11月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48.1%,前三季度水泥制造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34%。

(五)個人所得稅

2011年個人所得稅實現收入6054.09億元,同比增長25.2%。個人所得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6.7%。

分項目看,財產轉讓所得稅快速增長,同比增長79.2%,其中房屋轉讓所得稅同比增長31.6%;勞務報酬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稅和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稅實現較快增長,同比分別增長28.0%、23.6%和13.1%;儲蓄利息所得稅收入同比下降56.4%。

個人所得稅的稅基是個人(主要是城鎮居民)收入。

個人所得稅收入實現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隨著資本市場和藝術品市場發展,個人股權轉讓以及拍賣收入大幅增長,帶動居民財產轉讓所得稅快速增長。二是居民收入持續增長,2011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14.1%,帶動工資薪金、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稅較快增長。三是稅務機關加強了對高收入者及股權轉讓個人所得稅的征管,保證了相關個人所得稅稅款的及時足額入庫。

需要說明的是,受9月1日起實施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影響,四季度工資薪金所得稅和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稅出現負增長,同比下降幅度較大,其中,四季度工資薪金所得稅同比下降11.1%,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稅同比下降10.7%。

(六)進口稅收

2011年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實現收入13560.26億元,同比增長29.3%,比上年增速回落6.4個百分點。關稅實現收入2559.10億元,同比增長26.2%,比上年增速回落10.5個百分點。進口稅收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18%。

關稅和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的稅基是一般貿易進口額。

進口稅收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一般貿易進口額較快增長。2011年一般貿易進口額同比增長31.0%。大宗商品和一些重點商品進口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其中增長較快的有天然橡膠、原油和鐵礦砂,同比分別增長65.5%、45.3%和40.9%。

三、其他稅種收入情況

(一)契稅

2011年契稅實現收入2763.61億元,同比增長12.1%,比上年增速回落30個百分點。契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3.1%。

契稅的稅基大體相當于土地和房產的交易總金額,土地的交易額與國土部門的用地規劃密切相關,房產的交易額主要受新建住房、二手房的交易量和價格的影響。

契稅收入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商品房銷售額增速放緩,房地產開發商購置土地的意愿下降,全年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同比增長2.6%,比上年增速回落22.6個百分點。

(二)土地增值稅

2011年土地增值稅實現收入2062.51億元,同比增長61.3%,比上年增速回落16.3個百分點。土地增值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2.3%。

土地增值稅的稅基是納稅人銷售新建房屋和二手房的土地增值收益總額。

土地增值稅實現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從2010年5月起稅務機關提高了土地增值稅預征率,2011年上半年土地增值稅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形成政策翹尾增收。二是房地產交易額保持較快增長,2011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同比增加12.1%。

(三)房產稅

2011年房產稅實現收入1102.36億元,同比增長23.3%。房產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1.2%。

房產稅的稅基是企業保有的自用房產原值總額和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總額,它的增長速度是由納稅人房產的保有總量和房屋出租價格的增長速度決定的。

房產稅收入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的保有量一直保持快速增長。2011年辦公樓銷售額同比增長16.1%,商業營業用房銷售額同比增長23.7%。二是房屋租賃價格上升,2011年居民消費價格中的居住類價格上漲5.3%。

(四)城鎮土地使用稅

2011年城鎮土地使用稅實現收入1222.26億元,同比增長21.7%。城鎮土地使用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1.4%。

城鎮土地使用稅的稅基是納稅人占用的土地面積。

城鎮土地使用稅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銷售面積持續增長,2011年全國辦公樓銷售面積同比增長6.2%,商業營業用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12.6%。

(五)車輛購置稅

2011年車輛購置稅實現收入2044.45億元,同比增長14.1%,比上年增速回落39.9個百分點。車輛購置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2.3%。

車輛購置稅的稅基是應稅車輛(包括汽車、摩托車、電車、掛車、農用運輸車)的銷售總額。

車輛購置稅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汽車銷量大幅回落,2011年全國汽車銷量同比增長2.45%,比上年增速回落了30個百分點。

(六)證券交易印花稅

2011年證券交易印花稅實現收入438.45億元,同比下降19.4%,比上年增速回落26個百分點。證券交易印花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0.5%。

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稅基是A股和B股的交易總金額。

證券交易印花稅負增長的主要原因是2011年股票市場持續低迷,2011年我國股票總成交金額同比下降22.7%,其中上交所股票總成交金額同比下降21.9%,深交所股票總成交金額同比下降23.7%。

(七)資源稅

2011年資源稅實現收入598.87億元,同比增長43.4%,比上年增速加快19.9個百分點。資源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比重為0.7%。

資源稅的稅基是應稅資源產品的銷售量、自用量或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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