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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倫理論文范文1
在育人工作中的現實價值在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教學中，適時引入傳統道德文化的精髓，實現傳統文化與現實文化的有機融合，既是對思想道德素質教育內容新的補充，也是培養品德高尚合格人才，提升人文修養的有效舉措。
1.培育與人為善、樂于助人的道德情感
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社會一直主張建立和諧友愛的人際關系，與人為善、推己及人。中國的傳統倫理思想一向推崇儒家的“仁愛”原則，崇尚“仁者愛人”，尤其要“推己及人”，關心他人。因此“仁愛”是我國千百年來的核心價值體系中的最為重要的價值，孔子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在現代社會人和人的相處中，我們應當學會從別人的立場出發，設身處地地從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我不愿意別人強加于我的一切事情，也應當自覺地不施加于別人，傷害到他人；我希望做成實現的事情，也允許和幫助別人去實現。而“泛愛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在我國則長期以來是百姓的生活處事哲學，今天尤其應當廣泛推廣。從構建和諧社會這個長遠目標來看，儒家的“仁愛”思想可以純潔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調整人與天、地、人、物、我的關系，以和為真，以和為善，以和為美，以和為貴，這在天、地、人、物、我日益疏離和緊張的當今現實社會，尤顯獨特的意義和價值。助人為樂一直是我國的傳統美德，自古以來我國就有“君子成人之美”、“為善最樂”、“博施濟眾”等流傳久遠的格言。把幫助他人看作自己的份內之事，看作自己的人生快樂之源，這是現代社會公民應有的社會公德，是富有愛心的表現。對于我們的大學生來說，要求他們在社會生活中踐行樂于助人的精神，把助人為樂看成是一種美德、一種修養，進而養成為一種習慣，上升到精神境界，將會是他們未來人生路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正如有人云：“贈人玫瑰，手有余香?！?/p>
2.形成相互尊重、禮讓寬容的人際關系
中國的傳統道德一直認為，禮是人與其他動物相區別的重要標志?！胺踩酥詾槿苏撸Y義也。”（《禮記•冠義》）禮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保ā墩撜Z•季氏》）《左傳》中也曾說：“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保ā蹲髠?#8226;昭公七年》）禮與謙敬是聯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禮也?！保ā睹献?#8226;告子上》）謙即自謙，虛以處己；敬即敬人，禮以待人?！暗赖抡?，行也，而非言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項周期長、成效慢的工作，文化化人、素質培養更是一項潤物細無聲、功到自然成的偉業。要真正讓學生“內化于心，外踐于行”，傳統的德育教育必須從“宏大”走向“細節”，不能停留在傳統的“老三樣”：照本宣科、樹典型、學英雄，高高在上，讓學生覺得空洞乏味。而是要改革方式方法，讓德育從課堂走向生活，使德育知識與學生生活行為融為一體，讓德育教育基于學生的生活土壤，引導學生“知行統一”，知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我們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及相關人文課程的教學中，加大實踐考核力度，從規范學生的日常行為禮節開始，通過一些具體的技術性訓練改變學生的精神面貌。同時老師要做到言教與身教的結合，切實踐行“德高為師，身正為范”。細節化教育是提高德育實效性的重要前提。規范的具體，權利的明確，首先可以讓學生能夠正確地認識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永不自滿；其次是發現別人的長處，能寬容地看待他人的缺點，尊重他人；第三是正確對待名利，不居功，不爭名奪利，增強合作意識，正確處理分工與合作、競爭與協調的關系。傳統與現實的融合，人文的熏陶，胸襟的開闊，長此以往經過努力，營造出一種關愛他人、團結互助、維護公平、伸張正義的社會氛圍，在全社會形成知榮辱、講正氣、比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提倡互諒互讓、友好協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最終建成自由平等、敬老攜幼、扶貧濟困、扶弱助殘、寬容禮讓的和諧社會。
3.踐行見利思義、顧全大局的行為準則
從國家利益和整體利益的原則出發，主張“義以為上”、“先義后利”、“見利思義”，首先“義然后取”，“重利輕義”和“見利忘義”被否定。這種倡導“先義后利”和否定“見利忘義”的思想，強調奉獻犧牲和責任擔當的傳統，不僅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而且在當前對提高我國廣大社會成員的思想道德水平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當今校園里，大多數大學生仍然保持著中國傳統的、樸實的與人為善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能夠友好地和諧地與人相處，但現實社會上的種種不良風氣，諸如市場經濟的逐利性及各種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已經嚴重侵蝕了大學校園，影響著師生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行為習慣。不少學生過分看重個人利益和個人價值，在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時，片面偏向個人一邊，片面追求個人利益的實現，甚而為了一己私利，黑白是非不分，又或者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在與他人的人際交往中，表現出明顯的功利色彩，盡量選擇對自己有益處的、有幫助的、有影響的交往對象，并以之提高充實自己。古人云：“小勝靠智，大勝靠德。”現代社會的發展越來越表明，一個人事業的成功，更多是由非智力因素特別是人的道德品行來決定的。縱觀古今中外凡是成大器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優秀品質：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進取心、自信心，愛國、關心他人、樂于助人、勤奮上進、勇于奉獻。一個內心缺乏精神信仰、道德低下、意志品質不堅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泛濫的洪流中隨波逐流，墮落沉淪。欲立事，先立人。所謂“厚德載物”，就是說，想要載物必須要有厚德，即深厚的德澤育人利物。人生在世，修德第一。
二、總結
政治倫理論文范文2
關鍵詞：政策分析職業倫理價值沖突
一、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特殊性
自德洛爾1967年在《公共行政評論》雜志上發表了《政策分析家：一個政府部門中新的職業性角色》以來，“政策分析者”一詞已普遍地用以指稱那些職業從事政策研究的學術家或實踐者，與這一特殊角色密切相關的職業倫理也已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公共管理的職業倫理存在共同性質的東西。在世界一切民族當中，他們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都確立了一些共同的價值準則與倫理標準，我們可以稱之為黃金法則，如對生命的尊重，誠實，公正，廉潔，負責等。此外，民主的價值和原則，如公共利益，個人權利，正當程序，責任等，也為公共管理的職業倫理奠定了基礎。
然而，政策分析者總是面臨著相互競爭的價值沖突，從而陷人典型的倫理困境。解決這種困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對自身職業角色的定位，更有賴于政策分析者自身職業倫理的養成。美國行政倫理學家庫珀認為，要解決這種倫理困境，不僅要求改革外部控制資源(法律、組織制度和規章等)，還要求政策分析者積極運用自己的倫理自主性，抵制不道德的組織或組織上級的不負責任行為。而這種倫理自主性的獲得，需要通過政策分析者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內部控制資源(個人價值觀、信仰等)。這種內部控制資源也就是本文所探討的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它是政策分析者在政策過程中運用內心信念和是非、真假、善惡標準進行認識和判斷。同時，它并不直接或簡單地批評對錯、是非或者得出結論，而是旨在提高政策分析者的思想深度和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
二、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不同觀點
有關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方面的研究，存在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圍繞著政策分析者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而展開。歸結起來，學者們大致有三種看法：
第一，公共利益代言人角色。阿奇博爾德認為，政策分析者要做的工作是改善公共政策，而非幫助委托人。盡管政策分析的資助者施加壓力，分析者還是應該把自己看成是更廣泛的政治利益的代言人，而不僅僅是某個組織的人，分析者應該對公共福利事業更感興趣。但即使是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不難發現這一邏輯推理中所具有的理想主義成分，傳統自由主義的核心假設是理性公民的存在，即人都是有理性的，并能夠在理性的指引下行動，因而“人民的統治”是正當的。由理性公民通過現代民主制度選舉產生的政府也是理性的、負責任的政府，而一旦出現嚴重的、持續的非良性活動，公民最終能夠以法定的形式和途徑改變政府。
第二，黨派利益代言人角色。鑒于“追求公共利益論”可能具有的烏托邦色彩，以美國學者查爾斯·林德布羅姆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政策分析者應當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不應追求虛無縹緲的“公共利益”，而應當是黨派利益的追求者。這是因為，現實政治生活中并不存在抽象的所謂“公共利益”，而只存在“共享利益”；現代民主政治無一例外地都是政黨政治，本質上呈分散狀態的共享利益只有通過黨派之間的“觀念競爭”以及投票、交易等類似市場行為的過程才能形成。既然每個人不可避免地都有自己的黨派觀念，那么政策分析者就不應回避“黨派偏見”，而應當坦率“承認對一些可能的利益和價值選擇引導著他的工作；要盡可能的表露他的選擇；不宣稱他的價值和利益對每個人都有好處。
第三，醫生、律師角色。通格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根據現代經濟學中的委托理論，建構出“信托模型”，以此界說政策分析者的角色。這是一個以公共利益為背景、對委托人負責的模型。這一模型中實際由雙重委托—關系構成：(1)委托者與政策分析者之間的委托—關系；(2)公民與政治家、政府官員和政府機構之間的委托—關系。在(1)中，“政策分析者直接委托人是誰?他應向誰負責?”是非常清楚的，因而較少發生爭議。但在(2)中，由于委托—的形式和內容都不十分清晰，也缺乏相應的政治理論支撐，從而容易引發爭論。通格的答案是：分析者要對委托人負責，但也要將維護公眾利益作為自己的使命。
三、政策分析職業倫理的基本內容
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是一種特殊的職業倫理，不同于醫生/病人，律師/委托人之間的關系，它涉及公共責任和廣大民眾利益的實現問題，具有多層面內容。正如魏陌所建議的：“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有義務維護他人的基本權利，支持我們憲法中的民主程序、促進分析和個人誠實。這些價值在我們的倫理評估中普遍支配我們對顧客的職責。盡管如此，我們應該對顧客選擇不同價值間沖突的方式表示理解，而且我們也應該對我們分析的預測能力持一種現實的謙虛態度。
(1)道德品質的準則。職業道德實質上就是責任與義務的表現。政策分析師具有雙重責任：客觀責任和主觀責任。前者產生于“顧客導向”所形成的“委托人/人”之間的職業關系，以及法律、組織和社會對政策分析師角色的需要;后者基于一種信仰、價值和偏好所組成的內在驅動來指導如何去做。
(2)行為選擇的準則。政策分析包括對政策方案的預測、回溯和評價，其本質是基于客觀分析之上對方案的選擇，既包括價值認識也包括價值創造。因此，它體現了主觀與客觀、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首先是政策分析應合乎政治性：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角度來看，政策分析都是政治大環境中的一環，因此，作為一個稱職的政策分析師，必須要對外在的政治環境有所了解，促使分析方案通過決策者的選擇；其次是政策分析應合乎行政性：政策分析作為政策主體的價值取向，必須通過政策目標群體的實踐活動才能實現；第三是政策分析應體現創造性：政策分析師應該既立足于現實，又著眼于未來，要適應環境的變化，敢于創新。
(3)價值判斷準則。價值判斷要以事實為根據。事實與價值的結合是政策分析的基礎。政策分析師的價值判斷就是對事物、社會現象和人的行為在倫理意義上進行估量和預測，并在此基礎上影響政策主體的價值方向、行為決斷和價值追求。價值判斷應體現社會責任。政策分析師應從專業上為弱勢群體發聲，為“沉默的犧牲者”代言，并由此來確保分散利益在決策過程中受到應有的重視。
四、如何加強我國政策分析的職業倫理建設
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來說，政策科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國的起步較晚，還有很長的一段發展之路，如何借鑒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促進我國政策分析領域的發展，培養適應中國國情的政策分析人才，對于推進我國決策的科學化、制度化、系統化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公共政策分析的價值取向包括：社會公正、民主化、科學化、以及服務原則。中國公共政策分析的價值取向需要做到以下幾點：準確迅速、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既要把握全局，又要照顧局部。這些概括性的特征在中國公共政策分析中是要具備的。庫珀在其論著《實現行政責任的途徑》中也曾說過，“顯然這些抽象的概念是令人困感的，而且也不給行政人員的實踐活動提供十分有用的指導，但它仍然存在于我們的政治傳統中，政策倫理法規中，辭藻華麗的演說中，以及存在于我們對危機突發事件的反思中。理所當然地，它也存在于我們對公共政策目的的思考和對公務員責任的思考中?！?/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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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斐松,.政策分析師的角色定位與職業倫理規范[J].廣西社會科學,2005,(12).
政治倫理論文范文3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論證，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實現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毋寧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論文關鍵詞]公共行政價值中立效率現代性正義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是無法論證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更是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公共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鼻∈欠挠诮鉀Q“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盻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F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皩τ谝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鄙鐣蓡T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因此，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l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薄_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政治倫理論文范文4
1.1一般資料選取2013年8月~2014年7月在本院住院的外科患者118例進行分析。隨機將118例患者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觀察組60例患者中男32例,女28例,年齡24~69歲,平均年齡42.5歲；對照組58例患者中男34例,女24例,年齡23~70歲,平均年齡42.8歲。兩組患者的年齡、性別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護理方法
1.2.1循證護理方法實施循證護理的內容包括：①在醫院外科的住院病房中成立專門的循證小組,小組成員的工作是首先找到患者存在的各種問題和并發癥情況。②循證小組成員通過查閱患者病情的相關臨床病例和參考文獻,針對患者問題找到解決的方法。③對患者的病情要進行密切的觀察其變化,并且在對其護理時要采取無菌操作,嚴格執行醫院的感染管理制度。在患者的飲食方面要指導患者食用清淡且易消化的食物。④在患者的心理指導方面,要多與患者進行溝通,消除患者不良的情緒。最后要對患者的生命體征進行監控,如果出現異常情況要及時采取有效的治療措施。
1.2.2常規護理方法常規護理的內容包括：①給予患者常規查房以及輸液護理。②對入院后的患者的病情和心理情況進行干預,然后根據不同患者采取有效的護理措施。③在護理時要對患者進行及時的溝通和交流,給患者實時的關心,讓患者感受到來自醫護人員的溫暖,使患者樹立戰勝病魔的信心,以積極的心態面對疾病。
1.3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16.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實施常規護理的對照組在整體健康狀況、軀體功能等方面的指標均低于實施循證護理的觀察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兩組患者在情感、角色、認知以及社會功能方面的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討論
政治倫理論文范文5
關鍵詞：法制建設；行政倫理；體制；行政倫理規范
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現在處于社會轉型的重要階段。而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我國政府部門、行政人員以及行政構件等方面的道德倫理建設對我國的建設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那么，對我國行政倫理規范和完善是必須首要著手解決的大問題。然而，行敗和行政倫理缺失規范以及行政執行失衡等現象還普遍存在于我國大部分行政人員身上，從而延伸出很多社會問題。從現實角度來說，由于我國對行政倫理及法制建設的投入和力度不夠，才導致出這一系列的問題。而倫理道德不僅是衡量一個國家或社會文明程度的先進與否，也是制度在國家能夠無誤運行的陽光和土壤。所以，關于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研究，是對當前我國社會轉型的特定時期有很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關于行政倫理的規范
倫理一詞原意是源自古希臘語的ethika，原意是指動物經常進出的地方或久居的地點。后來又代指人的習俗和習慣，或者由風俗習慣養成的品行性格。因此，“倫理”主要是指人的行為的具體規范和原則。行政倫理又稱行政道德，它是以“責、權、利”的統一為基礎，以協調個人、組織與社會的關系為核心的行政行為準則和規范系統。行政倫理是行政管理領域中的角色倫理，是針對行政行為和政治活動的社會化角色的倫理原則和規范。行政倫理法制化則是把行政主體必須遵守的基本的倫理規范上升為法律，使行政倫理同法律一般，在對行政人員的監督和執行上有等同的權威性和強制性。
二、加強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力度
加強我國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力度是我國現階段行政規范的必然選擇。對于在社會交際中的基本的道德準則，是從古至今在一切社會文明中都被賦予了強制性。然而這些道德準則的約束力，是通過將其轉變成法律法規來實現的。因此，在我國行政倫理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倫理規范也必須上升為法律制度才能有效規范行政秩序，才能對行政行為起到有效的監管和督促，進而對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三、我國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現狀與問題
當前我國處于經濟和社會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而行政倫理規范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不同步，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還不足于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所平衡。所以在我國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進程上還存在著很多缺陷與不足。
1.與行政倫理的相關的系列尚未上升為法律效力。就目前而言，我國憲法僅在宏觀角度上規定了我國行政機關、行政人員和人民的關系，而沒有更詳細的規范行政倫理在行政主體進行行政管理的過程中所起的監管和約束作用。如若我國憲法在對行政主體腐敗或行政行為規范上有明確性的規定，那么對于我國行政倫理立法、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和執法程序有了根本的法律保障。也對我國社會資源的有效整合利用起到了積極效應。所以，當前我國明文規定的法律在對行政倫理道德建設的相關方面還有所缺失，而這一缺失所帶來的行政詬病是對我國社會轉型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最重大的挑戰之一。
2.對行政人員的倫理價值觀建設。倫理價值觀是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時的重要標準。那么對于行政人員的倫理價值觀建設，我們從三個方面來引導。首先是廉政，行政人員在行政行為過程中應當時刻保持清廉守法。不假公濟私，不，不貪圖私利，從內心對法律保持尊重和敬畏。這也是行政人員的最根本的底線。其次是勤政，是行政人員的工作態度和專業精神，時刻保持對工作的熱忱，對事業的熱愛，有高度的責任感。最后是良政，這是對行政人員高層次覺悟的要求，是對行政人員為國為民無私奉獻的精神追求，是塑造模范行政人員的無上限標準。
3.將行政人員的紀律、義務與行政倫理規范混合在一起。在現實的行政行為中，行政人員的紀律，應擔負的責任與義務以及行政倫理規范沒有統一而明確地規定，這使得在行政活動過程中這些方面既不全面，也不明確，極易引起行政主體對行政倫理規范的忽略，從而導致行政行為的偏向和行政效率的降低，如果不有所改觀將會影響行政人員和行政主體間的間隙，讓人民權益得不到合理的維護和保障，將會加大行政執行難度。
四、加速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有效方法
如今，世界各國在執行行政管理工作時，行政倫理法制化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趨勢。而在信息全球化，資源全球化的今天，行政倫理法制化已成為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規范的統一走向。那么借鑒國外先進的一些經驗，再結合我國國情，在完善我國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進程中，有以下幾個方法值得考慮和借鑒：
1.強化行政倫理立法。規范我國行政管理過程中的倫理缺失情況，加強行政倫理道德觀念的建設，使行政主體或行政客體在心理或行為上對行政倫理規范有高要求和高標準。從而推進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群眾基礎和社會普遍認可度。然而，僅有社會認可對行政倫理道德的監督和約束所用起不到根本的保障作用，在沒有以法律形式存在的規范準則都是容易被人違背和踐踏的。所用，除了我國憲法、行政法和刑法典等以外的現有行政倫理規范以外，應當制定有針對性、強制性和約束性的關于行政倫理的法律法典以及具體實施細則，其中要涵蓋對行政人員的權利及義務，具體行為規范和行為合法性。
2.建立監督行政倫理規范執行的專門機構。對行政主體的道德層次的提升是加強行政倫理建設重要條件，必須對行政主體的人才吸納和考核標準進行革新和監管。政府應當建立較完善的針對行政人員的道德規范的監督體系并且不斷進行優化完善。那么在擁有相關行政倫理法典的同時，也應當建立與之匹配的行政倫理監管體系，這樣才能使法律能更加有效地發揮它的作用。而目前我國缺失行政倫理監管部門，這樣阻礙了行政活動的順軌進行，缺乏防患于未然的作用，達不到事后監督和制約的效果。因此，設立專門的行政人員倫理道德檢查機構是我國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必要選擇。
3.滿足行政人員的個體保障需求。行政人員不僅是人民的公仆，同時也作為獨立的個體存在，當然就需要一定的利益的滿足，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對于行政人員應當樹立正確的行政倫理觀，建立一種適當的公平競爭機制，并把行政倫理作為行政人員任職、升降、獎懲的重要審核標準之一，從而促進其“權、責、利”的統一。我們還可以學習和借鑒新加坡“高薪養廉”的方法，從待遇和福利方面提高行政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責任感。
作者:白英平 單位:西南民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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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倫理論文范文6
(一)“育人塑才以立德為先”是基本的人才培養規律
高等職業教育在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中承擔著“培養數量充足、結構合理、社會滿意的高素質技能型專門人才”的責任?！吧鐣M意的高素質技能型專門人才”應包括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質、職業道德素質、綜合人文素質及良好的職業技能等。但相當一部分人認為，高職高專作為國家高等職業教育院校，只要突出職業技能教育即可，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應該大量減少甚至取消。這種觀點是非常錯誤的，一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受其思想觀念支配的，忽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培養出來的人才即便具有良好的職業技能，也談不上是高素質的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高等職業教育應根據“育人塑才以立德為先”的人才培養規律，積極發揮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在高等職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實現高職高專的人才培養目標。
(二)促進學生綜合素質提升和全面發展
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具有明確的政治導向功能，通過課程內容的教學，能夠提升高職高專學生的精神品位，豐富其心靈世界，使他們逐步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確立正確的理想信念，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一些人就業之后發展緩慢甚至遭受挫折、失敗，問題往往不是出在專業知識和技能上，而多是出在思想道德素質和法律素質上，即綜合素質上。而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內容就是通過教育教學使學生學會如何做人，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他人、社會和集體的關系，成為有理想信念、社會責任感的人，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和全面發展。
二、傳統高職人才培養改革培養模式中思想政治理論課存在的問題
(一)當前教材難以適應人才培養需要
課程目標定位的針對性和職業性不強，高等職業教育特色不鮮明，難以適應高職高專人才培養改革目標。企業崗位或崗位群對人才的知識、能力、素質要求并沒有成為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內容設置的重要依據，因而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目標定位與高職高專教育的就業導向相距甚遠。
(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觀念落后，教學方法單一
一些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把高等職業教育混同為一般的高等教育，沒有突出職業教育的特點，不能承擔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德才兼備的高等技術應用型專門人才的社會責任。此外，在教學方法上也較為單一，一般都采用傳統的講授式教學法，重“灌輸”而輕“滲透”，重形式而輕效果，沒能采取靈活多變的教學形式，內容未能貼近生活，未貼近高職高專學生實際情況，因而難以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效性。再者還存在重“課堂”而輕“實踐”的現象，致使教學形式流于盲從。
(三)實踐教學未與其他學科實踐教育形成有機統一整體
現在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基本上都實行“理論+實踐”的教學模式，在實踐教學中一般采用課堂實踐教學及社會實踐教學相結合的方式。這些實踐教學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學生學習和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教學實效性有所提升。然而這些實踐教學活動存在的問題是流于形式，未能很好地與行業背景和學生專業、職業背景相結合，沒有突出職業教育特色。在整個實踐教學的實施過程中，未與其他學科實踐教學如實習實訓相結合，而是自成一體，這既浪費了大量資源，又割裂了思想政治教育各個環節的有機聯系，沒能形成一個實踐育人的有機整體。
三、高職高專院校人才培養改革模式改革中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實效性的對策
(一)重新定位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目標
結合上述目標，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目標重新定位應考慮如下幾個因素:一是與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保持一致，確保最大限度地將國家意志轉變和內化為高職高專學生的自覺意識和行為，從而體現該課程的政治導向功能;二是根據高職高專人才培養目標主動調整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目標，凸顯其高職特色;三是充分考慮高職高專學生實際，使教學過程更能調動學生的學習自主性。
(二)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樹立職業教育
理念，進行教學模式與方法創新首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一定要樹立起職業教育的理念，在教學中突出職業教育特色。在教學的各個環節結合高職院校學生實際及職業教育改革的目標，針對高等職業院校學生的特點，培養學生的社會適應性。其次是在教學內容上要突出職業教育特色。教師在教學當中要結合自己所在院校的行業背景，并結合所教授學生的專業背景，突出職業教育特色。如在教學內容的設計上將行業、企業、職業等要素融入課程教學，強化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培養，促進學生知識、技能、職業素養協調發展。三是要進行教學模式與方法的創新。倡導啟發式、探究式、討論式、參與式、對話式教學，積極開展項目教學、案例教學、場景教學、模擬教學等。
(三)立足高職高專院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突出職業道德教育
在具體的教學組織中，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可以結合行業和專業背景，采用靈活多樣的方式突出職業道德教育。首先，加強職業規范教育，培養職業道德觀念。要重點進行職業道德基本規范教育和訓練，樹立學生正確的職業觀，培養其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法律素質，以誠信敬業作為重點。其次是加強職業意識教育，使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觀、擇業觀和創業觀，樹立職業自豪感，形成良好的職業素養。三是加強職業心理教育，培養學生良好的心理素質。
(四)整合有效資源，形成有機統一的實踐育人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