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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留守”初中生厭學心理分析
1.缺少家庭的溫暖,思念父母
青少年學生的健康成長離不開學校集體的熏陶和老師辛勤的培育,更離不開父母的親情滋潤和呵護。這些“留守”學生的父母親長期在外,很少回家照顧孩子,這些學生雖然有祖父輩的照管,但由于隔代觀念差異很大,心理很難相融,導致學生日夜思念父母,經常憂慮、失眠、煩躁,學習精力不集中,特別是雙休日里無人約束他們的行為,無人督促他們的學習,放任自流。久而久之,他們的學習成績就會下降,失去進取心,從而產生厭學情緒。
2.缺少學習動機,失去了求上進的積極性
學習是一種復雜的腦力勞動,知識的理解、鞏固與保持,都要付出一定的勞動。這些“留守”學生學習目的不明確,簡單地認為自己的父母或鄰居、親友,只有小學畢業甚至未畢業就外出打工,有的也掙回了許多錢,家里蓋起了樓房,銀行里還有存款。他們根本沒有看到未來社會給沒有知識的人帶來的危機。又由于當前國家實行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大中專畢業生不包分配,對農村家庭觸動很大。廣大農民本來就經濟困難,社會地位不高,他們省吃儉用供子女上學,是想通過讀書“跳農門”,撈“鐵飯碗”,如今這種幻想破滅了,產生了新的“讀書無用論”思想。這樣一來,使得有些學生體驗不到獲取知識本身的快樂,他們將學習看作是苦差事。這樣的學習沒有目標,也就沒有動力,更談不上進取。他們在學習中不想也不愿下工夫,隨著學習內容的增多,怕苦、怕累和畏懼情緒日趨嚴重,自然會對學習產生厭煩心理。
3.學習方法不當,心理壓力大
科學的學習方法可以使學生的學習生活輕松愉快,事半功倍。這些“留守”學生往往不會學習,學習時他們注意力不集中,不能把新舊知識聯系起來進行學習,不會選擇有關重要的內容而拋開不重要的內容復習,無法將學到的知識正確、合理地表達出來。他們面對日益繁重的課業內容,學得苦、學得累、學得煩。加之,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以分數評價學生的一切,經常大考、小考不斷,使學生望考生畏,心理壓力很大,整天焦慮不安,從而產生厭學情緒。
4.教師職業道德差,不關心學生
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應以教書育人為天職,應做到因材施教、誨人不倦、關心每一個學生、做每一個學生的知心朋友。但有的教師教學基本功不扎實,課堂教學講解不生動、闡述不精當、體態語言不恰當、板書雜亂、教學方法陳舊、教學手段單一,學生聽這樣的課索然無味,學習起來易感疲倦,久而久之,就會產生厭學心理。還有一些教師不安心本職工作,對待學生苛刻,不尊重學生人格,經常體罰學生。學生受到其他同學的欺侮,教師不及時處理或不公正處理,致使學生感覺不到學校集體的溫暖,得不到老師的關愛,從而厭倦學校生活,以致厭學。
5.學校課外活動時間少,學習生活單調
學生初中階段的學習課程多,學習內容繁雜,學習負擔偏重。長期以來,各種配套的《基礎訓練》、《達標練習》,還有其他各種輔導資料,壓得學生喘不過氣來。學生大部分時間坐在教室里學習,整天緊張地聽課、高強度地訓練,頭昏腦漲,缺乏課外活動時間。這種單一的學習生活,枯燥無味,時間長了,學習效率就會降低,引起心理疲倦,對學習會產生厭倦情緒。
二、農村“留守”初中生厭學的教育對策
要改變“留守”學生厭學的情緒,必須要弄清“留守”學生產生厭學情緒的原因,才能對癥下藥,讓“留守”學生快樂地學習。
1.要抓好學校的常規管理,規范“留守”學生的行為
學校要充分利用宣傳欄、櫥窗、廣播等輿論宣傳陣地,狠抓校園文化建設,搞好校園“綠化、美化、凈化”工作;充分利用重大節日,開展慶典活動,陶冶“留守”學生的道德情操。
學校要利用各種活動加強對“留守”學生進行理想信念教育,幫助“留守”學生樹立正確的理想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激發“留守”學生的學習動力,挖掘學生的潛力。要帶領“留守”學生走出去,參加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和競賽活動,讓“留守”學生在社會的大課堂中培養愛心和自信心,增強社會責任感和集體榮譽感。
學校要加強法紀法規教育和宣傳。如聘請法制副校長,定期對“留守”學生進行法制講座,提高“留守”學生法制觀念,增強“留守”學生法制意識,健全《班級管理細則》、《學生素質培養等級評價方案》等管理制度,全面規范“留守”學生行為;成立心理咨詢室,公布心理咨詢室電話號碼,開展心理咨詢工作,使“留守”學生通過這個渠道傾吐自己的心理疾苦,并得到解決。
2.要讓“留守”學生體驗到成功的快樂,確立積極的自我意識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只有當學生有了學習的需要和動機,學生才能行動起來,教師的教才能真正影響學生的學。在教學中,教師首先要引導“留守”學生樹立正確的學習動機,教育他們為國家、為集體、為社會、為未來的建設事業而學,將個人動機與社會動機結合起來,提高動機水平。其次要幫助“留守”學生樹立成功的信心,使他們相信自己的潛能,不斷開發自己的潛能。再次要經常鼓勵學生,用賞識和贊許的目光關注學生,往往會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當一個教師真正愛學生時,他的注意力將不再放在學生錯誤的行為上,而是放在自己所喜歡和欣賞的行為上,賞識就在這個過程中自然發生了。在我們真誠地贊揚學生時,學生也會自然而然地顯示出友好合作的態度,激發學習熱情。當我們充分相信學生時,學生才會相信自己,才會體驗到成功的快樂,從而增強他們積極的學習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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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轉型;農村留守兒童;馬斯洛需求理論;對策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隨著我國深化改革進程的不斷加快,社會政治經濟轉型不斷深化,由此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結構性社會問題、變遷性社會問題和越軌性社會問題。而城鄉經濟差異、農村勞動力外流就是突出的變遷性社會問題。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市場逐漸成為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機制,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現象出現了。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鄉或寄宿在親戚家中,長期與父母過著分開居住生活的留守兒童越來越多,而大部分留守兒童的必要需求得不到滿足,極大地影響了其身心健康發展。
近幾年來,留守兒童自殺事件屢有發生。2010年陜西省扶風縣5名留守兒童相約自殺;2011年,陜西省藍田縣10歲留守兒童喝農藥自殺;2012年,浙江省玉環縣6歲留守女童看電影時觸景生跳海自殺;2013年,江蘇省盱眙縣兩名留守兒童因缺乏父母關愛相約服藥自殺;2014年,安徽省望江縣發生9歲留守兒童上吊自殺事件;2015年貴州省畢節市4名兒童服農藥自殺……這一系列悲劇令人們震撼,也引起了總理的高度重視。一幕幕悲劇震驚國人,而這些還只是少數見諸媒體的案例,現實中,究竟有多少留守兒童曾有過自殺的想法和行為,恐怕難以估計。
留守兒童自殺現象的背后,暴露出這個群體存在突出的需求問題,不管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因此,滿足社會轉型期農村留守兒童的需求問題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二、以馬斯洛需求理論為基礎分析留守兒童需求及問題
馬斯洛需求理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和歸屬的需求、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五類,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排列。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而長期與父母過著分開居住生活的留守兒童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其需求涵蓋這五個方面。
第一,留守兒童在生活需求方面得不到充分滿足。大多數留守兒童生活在農村貧困家庭,父母為了生計選擇外出打工,隔幾個月才寄回一次生活費;由親屬照顧的留守兒童常常因為寄人籬下而不敢說出自己想要什么東西;無親屬照顧的留守兒童更要挑起生活重擔,勉強維持生活。缺衣少食、生活條件艱苦成了留守兒童普遍存在的問題。
第二,留守兒童安全問題堪憂。近些年,社會上發生過奶奶帶體弱孫女算命時孫女被,爺爺奶奶外出留下年幼孫子獨自在家造成孩子失足摔死等這些留守兒童的案例,讓人揪心和痛惜。留守兒童需要保護,需要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健康成長。
第三,留守兒童的情感需求問題亟待解決。留守兒童缺少來自父母的關愛與照顧,無法與父母進行及時溝通和交流。而這些愛的缺失很可能造成他們性格上的缺陷。有的留守兒童對父母產生怨恨心理,疏遠父母,和父母產生情感隔膜;有的一遇到麻煩就感覺孤立無助,久而久之,變得不愿與人交流,性格內向孤僻;有的自暴自棄,喪失信心,學習不求上進,甚至造成心理扭曲、性格叛逆。在中國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兒童的數量占很大比重。這些留守兒童越軌行為的出現除了與缺乏家庭溫暖,導致在解決問題時傾向于采取暴力手段有關,還與隔輩教育所產生的弊端有關。留守兒童大多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長輩大多采取“棍棒底下出孝子”或是極度溺愛、包容放縱的管教方式,針對留守兒童存在的問題,不僅沒有及時幫他們開導排解,而是更為他們的暴力行為添磚加瓦,即所謂的轉暴力行徑。
第四,留守兒童需要得到他人的尊重。隨著社會越來越關注留守兒童問題,留守兒童無形中被打上了“問題兒童”的標簽,不免遇到同輩群體和學校老師的“特殊眼光”。一些社會志愿者進行幫扶的時候并沒有與留守兒童樹立平等對話的意識,更多的是覺得自己應以一種“救世主”的身份來為他們提供恩賜與施舍。
第五,留守兒童缺乏自我成就的動機。不管是自卑心態的作祟,還是習慣一味接受救助的自棄觀念,留守兒童忽視了內心希望得到自我價值實現的需求,有時甚至會有意壓制自身的潛能。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與建議
為提高留守兒童的生活條件,保證其所用無缺、所居舒適,不僅要靠各地方政府提供社會保障措施,如建立留守兒童托管中心,組建留守兒童關護委員會等;還要集合整個社會之力,開展留守兒童公益活動,捐款捐物。相對而言,社會幫扶較為容易實行,也是短時期可見成效的途徑。但從長遠角度來看,加快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才能切實解決留守兒童家庭的生活問題。
如何保障留守兒童的人身安全,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政府應落實留守兒童監護制度,明確臨時監護人責任,避免出現“監護真空”。留守兒童父母應謹慎選擇臨時監護人,充分考慮臨時監護人的監護能力,加強與臨時監護人的交流和溝通,必要時向學校尋求幫助,更多關注留守兒童的動態信息。
情感需求的滿足對留守兒童至關重要,完整的家庭結構和溫暖的家庭生活是留守兒童健康成長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但由于受到戶籍和教育政策的限制,留守兒童不能跟隨父母去父母所工作的地點就讀。因此,根本性措施應是政府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給予留守兒童家庭更多的政策支持,降低入學門檻。然而基于這種短時間內無法改變的現狀,社會應調動一切積極力量,拓寬留守兒童與父母交流的平臺。如設立親情電話卡,組織專業人員為留守兒童提供一對一心理輔導,增強留守兒童的心理免疫功能。留守兒童父母應定期與子女交流和溝通,利用節假日和寒暑假,盡可能多地與子女團聚,加強親子聯系,讓留守兒童感受家庭的溫暖和父母的關愛。臨時監護人應了解留守兒童的心理特點,掌握適合留守兒童的教育方法,營造良好的育人環境。
不管是在家庭照顧、學校教育還是在社會幫扶中,大家都應尊重留守兒童,尊重留守兒童的意愿,讓他們感受到自己被平等對待,而不是在祈求施舍。注重運用“優勢視角”來看待留守兒童,發現他們身上的潛能與優秀品質,如勤儉節約、自理能力強、比一般孩子更加成熟穩重等,從而讓他們樹立自信心,相信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自己,實現自身的價值,對未來的學習生活更充滿信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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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分層; 收入流動
一、 問題的提出
中國體制改革和制度變遷引起了社會結構和社會階層的變化。中國學術界特別是社會學界正在從各個角度對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進行分析。目前比較有影響的觀點和結論有如下幾個方面:“十大階層論”(陸學藝等,2002年)、“階層利益碎片論”(李強,2002年)、“社會斷裂論”(孫立平,2002年)。此外,學術界對中國社會分層機制的問題也進行了研究,提出如“階層關系雙重再生產模式”(李路路,2002年)、“階層認知的相對剝奪論”(劉欣,2001年)等。這此論點和觀點對解釋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和社會分層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筆者無意對此一一進行評論,更不愿對中國社會分層問題提出其他新的解釋和觀點。筆者在此更傾向于借用陸學藝等學者提出的“十大階層論”分析框架,引入收入流動的概念從經濟學視角對中國社會階層和利益關系的變化做一些分析和說明。筆者認為,無論是階層結構分化還是社會流動,其本質都是涉及中國社會各個利益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的調整及再分配。因此,除了從社會學角度分析中國社會階層和結構,還要分析各個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及其變動。
二、 社會階層分化的動因
在討論中國經濟轉型的問題時,無法回避轉型對整個社會結構,包括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以及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中國在改革和轉型以前,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可以稱之為“自治的國家”以及“受國家支配的社會”,就是說在轉型之前,國家對社會支配能力比較強,特別是當時在推行工業化以及國民經濟體系重建過程中,政府的行政支配力量非常強大,整個社會運行和發展基本上受到國家行政方式的控制和影響。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中,嚴格的戶口管理體制進一步強化了社會結構和社會流動,基本上禁止人口流動:在城市內部形成的所謂“工作單位”制度同樣將人們限制一定的“單位”空間,由此形成了國家對社會垂直一體化的管理方式。而且由于這種制度安排,也造就了在公共產品供給,社會福利、醫療保障、養老津貼、公共教育等各種福利待遇在城鄉之間以及城市內部不同單位之間都非常不同。這種情況直到今天在中國的許多地方仍然存在。1978年啟動的經濟改革運動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先后推行的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引起了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發生深刻變遷。中國的經濟轉型實際上是從調整國家與社會的利益關系開始的,從減政放權和讓利的轉型思路出發,經濟轉型一開始就對上述傳統的社會結構以及國家和社會的權力分配關系產生了巨大的挑戰,中國社會結構變得比較復雜了,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可以實現流動,利益分配的權力從原來單一的國家為主體,現在整個社會包括企業、個人、不同利益團體以及各種非官方的組織如NGO等都可以參與決策和利益分配,而且也逐漸成為具有獨立地位的利益主體或者組織,因此中國社會結構逐漸出現分化和階層化,傳統的官方垂直一體化的社會結構被打破,不同個人之間、利益主體之間,以及社會與國家之間均可以圍繞利益關系進行談判或者討價還價,因此,從轉型的動態角度來看,隨著在繼續減政放權下,國家權力以及政府規模會逐漸減少,公民就會越來越有義務關心他們自己的利益,同時也會越來越關心社會和國家的利益,這和他們自身的利益是相聯系的。
伴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遷,所有制結構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體制內進行調整和創新的同時,體制外非公有制經濟充分發展引起人們職業選擇、就業結構、收入結構乃至社會身份、社會地位等都發生了變化;盡管存在著阻礙勞動力流動的戶籍制度,但是勞動力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已經迫使勞動力在全國范圍內流動,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現象。這樣,一方面,國有體制內的結構調整和體制創新引起了就業方式的變化,產生了失業下崗現象;另一方面,勞動力流動也使得產業工人結構發生了變化,不僅有城鎮戶籍意義上的產業就業工人,也產生了非城鎮戶籍意義上的產業工人;同時,各種形式的私有制經濟成分的充分發展,也造就了一批專門從事私營經濟經營和管理工作的私有企業經營者階層。
如果說所有制結構對社會階層尤其是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產生了非常明顯決定性作用的話,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與變遷也使社會階層結構出現分化,引起各種社會階層利益關系重新分配的另一個制度動因。在傳統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制度實行“統一分配”,個人收入在農村是實行“平均主義”的工分制,在城市里是實行固定的平均主義的八級工資制,這種分配制度充分體現了“計劃化、集權化和二元化的分配制度的特征”,體現了平均主義的特征。但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這種分配制度缺乏有效的激勵,導致經濟發展長期低效甚至無效。為了改變這種低效率,加快經濟發展,收入分配指導思想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明確提出了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指導思想。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實行由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向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變遷,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突破了我國的單一分配形式,各種合法的非按勞分配收入的勞動收入、資本收入、經營收入等也得到允許和保護,極大激發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活力和動力,調動了各種生產要素的積極性。
黨的十五大報告對我國收入分配理論作了進一步的重大發展,一是提出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制度要“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二是提出“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黨的十六大又進一步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實行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與此同時,關于收入分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也明確提出收入分配制度要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個人收入分配逐步遵循市場化原則;“國家依法保護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財產,鼓勵城鄉居民儲蓄和投資,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并使其合法化。
上述收入分配指導思想和制度結構的變遷,對各個社會階層的利益關系變化和再分配發生了直接的推動和決定作用。與此同時,傳統制度和體制框架被打破的同時,新的體制和機制尚未形成,例如傳統的社會保障,養老和醫療衛生教育等在改革調整的過程中,一整套適應社會結構轉型和變化的新的制度體系和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所謂的農民工問題、下崗失業問題等等,就是在這種結構轉型和制度背景下產生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制度轉型推動社會結構發生變化。
三、 社會階層分化的實質
社會階層分化,可以有不同的了解和解釋,但是如果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其實質就是各種社會階層的利益關系的分化。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的時候,就明確提出,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階級關系對抗的實質就是階級利益關系的對抗,其基礎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變化過程中出現的嚴重的兩極化收入分配關系:一個是掌握社會巨大財富和物質基礎的資本家階級,而一個卻是除了自已的勞動力以外,其余是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因此,兩大階級利益關系的分化,成為兩大階級出現對抗和斗爭的根本原因??v觀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出現某種意義的“階級矛盾緩和”的跡象,尤其是勞資雙方在一定意義上出現緩解的新現象,就是雙方利益關系在斗爭和談判中相互妥協,相互協調的結果。
學術界有學者提出當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緊張”和“階層利益碎片化”(李強,2002),其實質是社會階層結構利益關系扭曲而導致的社會各階層關系的緊張。一個社會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階層結構多元化甚至出現階層分化,本身并不可怕??膳碌氖歉鞣N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出現嚴重扭曲和變形,引起社會關系緊張。因此一個和諧的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關系,應當首先是各種階層之間利益關系保持和諧,只有保持和諧的利益關系,才能確保一個穩定的社會分層和社會結構,這對保持現代化穩定和協調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四、 社會階層分化帶來的社會影響
當前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和結構變化本身也是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一個現代化、開放的社會需要一個現代化和開放的多元化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結構。但是目前中國社會階層分化過程是最大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就是各個階層利益關系的嚴重扭曲,其中突出表現在各個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并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例如,根據美林集團《2004年度全球財富報告》認為,中國擁有超過100萬美元金融資產的富人為23.6萬,盡管在中國16歲以上“經濟活動人口”中僅占0.03%,但是,其影響能力巨大。也是根據該報告估計,這些富人擁有的總資產已經超過9690億美元,而中國2003年度的GDP總量也僅有1.4萬億美元。[1]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國的財富分層中,居于另一個極端的是貧困人口。2003的貧困人口總數為2900萬人,比2002年甚至還增加了80萬人。而且,這里測算的標準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幣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幣,這在中國也是很低的標準,極端貧困的“赤貧”的貧困線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窮人的貧困線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這樣的標準計算,中國西部12省農村的大部分人會被劃為貧困人口,因為,2003年中國西部12省農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幣2718.14元。[2]
另外,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資料,20世紀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10個國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倫比亞0.572,巴拿馬0.571,津巴布韋0.568,智利0.565,幾內亞比紹0.562。根據聯合國《UNDP2005人類發展報告》,中國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47,而同一時印度基尼系數只有0.325。所以中國整體收入差距擴大程度還是比較高的。另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資料:20世紀90年代,世界上國內10%最富人口占總收入比例最大的10個國家是巴西47.9%,哥倫比亞46.9%,津巴布韋46.9%,危地馬拉46.6% ,智利46.1%,南非45.9%,巴拿馬43.8%,塞拉利昂43.6%,萊索托43.4%,中國為30.9%,美國為26.1%。
經濟學研究表明,收入分配與經濟發展是互相作用的、互相影響的關系;適度的收入分配差距無疑有助于提供經濟激勵和競爭機制,但是,過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會導致大量的中低收入者(特別是農民增收異常緩慢)缺乏較強的消費能力,這就造成有效需求嚴重不足。中國的經驗已經表明,最近幾年以來,經濟發展中之所以出現“投資熱,消費冷”這樣“一頭熱,一頭冷”的有趣現象,也是與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從而抑制消費需求有關。另一方面,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各種信息表明,社會公眾包括普通老百姓對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產生了強烈的抱怨和情緒;尤為特殊的是,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與過去傳統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高福利的社會體制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因此面對迅速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會更加難以適應;再加上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急劇擴大還往往與高失業、下崗以及貧困聯系、交織在一起,這就加劇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高社會風險程度。①
五、 社會階層分化的變動趨勢
在上述十大階層之間,如果我們用職業流動性來分析,應該說改革前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有關研究,改革以前,代際流動只有41.4%,其中向上的流動率是32.4,不流動率是58.6%。這表明有將近60%的子女的職業地位仍然由其父親或者上代人的職業和地位決定,只有30%左右的子女能夠發生向上流動。到了1980年后,代際流動性達到了54%,比1980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其中向上流動率有40.9%,比改革以前上升了十個百分點。代內流動在改革以前更慢??偟牧鲃勇手挥?3.3%,但是改革以后,整個80(1980-1989)年代流動率達到30.3%,20世紀90年代(1990-2001)為54.2%。所以,改革以后,代內的職業流動率明顯上升,尤其是90年代,向上的職業流動性提高到30.5%。
當我們把職業流動與收入流動分開的時候,我們認為,職業流動會影響收入流動,但是并不是職業流動性快就必然意味著收入流動性快。對于社會各階層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職業流動性如何,而是看收入流動性是否很快,特別是代際收入流動與代內收入流動中向上的收入流動性如何。一個社會,無論是代際收入流動,還是代內收入流動,只要是出現向上的流動性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動性,從而表現為社會階層職業分化的同時,其收入流動走向收斂,這對保持社會各階層之間利益關系合理、人與人和諧相處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
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收入流動性可以運用各種方法進行分析,②這里我們根據十大階層劃分來看他們之間的收入流動性影響因素如何。③當前中國十大階層的分化和形成,主要的一個動因就是體制創新和制度變革引起社會權力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重新分配的結果和產物。在這三大資源中,其實他們是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關系,而且在一定意義上說,權力資源配置決定和影響經濟資源配置,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十大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動。
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一個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就是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政府權力與市場兩大因素在資源配置的功能和界限不清晰,往往應該由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資源配置,卻由政府替代市場配置經濟資源。這是“錯位配置”造成政府權力因素成為決定經濟資源乃至社會管理者階層擁有最大的權力資源并因此而獲得更多的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這勢必造成資源性的收入和財富流向該階層。盡管體制改革尤其是體制外的發展產生了私營企業主階層,盡管教育體制的改革以及教育事業發展為多數人獲得公平的教育機會創造了條件,但是權力因素以及權力配置資源仍然對這些階層的資源獲得和資源流動產生影響甚至是決定性影響,影響和制約著資源流動和收入流動。
從三大資源在十大階層中的分布和流動趨勢來看,權力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三大資源都正在呈現向上層集中的趨勢,這就說明,權力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三者呈現相互決定和相互影響的自我積累的趨勢和特點。實際上,1980年以來,在處在較為優勢地位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等高位置的階層中,代際繼承性明顯增強,而代內流動明顯減少,表現為多進少出的趨勢;而處在社會位置較低的階層子女,如果要進入較高的社會階層,則有許多門檻;比如,農民工進城務工受到的各種體制性障礙等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們的職業流動和收入流動。[3]所以,從長期來看,中國社會確實已經出現了階層分化,而且各階層之間的邊界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和明晰,但是各個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性和收入流動性機制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收入流動性無法從長期內消除十大階層間的收入差距以及收入不平等。
①著名社會學家達倫多夫曾經認為,群體之間的各種利益差異越是相互疊加在一起,經如貧富的差異又疊加上種族的差異,群體之間的沖突就會越強烈,反之則會越減緩。參見Ralf Dahrendorf,Class Confilct in L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Califom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239。
②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流動性實證與理論分析具體參見第三小節的分析,將運用五等份矩陣圖進行實證分析。
③因為缺乏對十大階層之間的收入流動性數據,所以這里僅僅從影響階層之間收入流動性的因素分析入手,對十大階層之間的收入流動性進行理論考察。
參考文獻
[1]余明.解讀財富報告:中國富人到底有多少?他們有多富?[EB/OL].finance.tom.com,200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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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討鞍區腫瘤的臨床特點,分析鞍區腫瘤的早期眼科臨床表現,以減少誤診和漏診。方法:回顧性分析了首診于眼科,確診為鞍區腫瘤的84例患者的臨床資料。結果:84例均有視力不同程度下降,視野缺損者72例,眼底改變45例,內分泌功能障礙20例,誤診21例。鞍區MRI掃描和加強:垂體瘤59例(70.24%),顱咽管瘤16例(19.05%),鞍結節腦膜瘤5例(5.95%),碟骨嵴腦膜瘤3例(3.57%),膠質瘤1例(1.19%)。結論:鞍區腫瘤常表現為眼部癥狀,易誤診;對眼部難以解釋的視力下降和視神經改變,作視力、眼底、視野檢查、內分泌功能的測定及頭顱CT檢查是減少誤診的關鍵。提高鞍區腫瘤的診斷率。
【關鍵詞】眼 鞍區腫瘤 視力下降 視野 CT
鞍區腫瘤包括垂體瘤、顱咽管瘤、鞍結節腦膜瘤、蝶骨嵴腦膜瘤及膠質瘤等。由于蝶鞍位于顱底,遠離腦組織和腦室系統,因此,此區域發生腫瘤時很少產生顱內壓升高及神經系統陽性體征,而多表現為視交叉和視神經受壓所致的視力下降、視野損害和眼底改變,患者常首先就診于眼科。腫瘤早期神經外科癥狀和體征不典型,臨床上極易誤診和漏診[1]?,F將我院1995年01月至2010年12月接診首診于眼科鞍區腫瘤84例,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本組84例,男51例,女33例。年齡6~69(平均36)歲。均以視力減退為首發癥狀就診眼科的鞍區腫瘤患者。
1.2 方法: 眼科門診常規檢查:包括裸眼視力、矯正視力、瞳孔反射、散瞳眼底檢查、眼壓、計算機輔助中心視野檢查(Humphrey)、鞍區MRI和加強 。
2 結果
2.1 視力:?雙眼視力下降60例(120眼);單眼視力下降24例(24眼),共計144眼(85.71%)。視力:無光感9眼(5.35%)。光感~0.05有18只眼(10.71%)。0.06~0.4共96只眼(57.14%)。0.5~0.9有21只眼(12.5%)?!?.0者24眼(14.29%)。
2.2 視野:有視野缺損者72例(85.71%),其中,雙顳側偏盲56例(66.67%),單眼全盲2例(2.38%)、雙眼全盲3例(3.57%),視野向心性縮小6例(7.14%),雙顳上象限缺損5例(5.95%)。具有中線為界的特征。
2.3 眼底檢查:視水腫28眼,其中早期視水腫12眼,視神經色紅,邊界模糊,21,多在1.00~2.00D以下,視網膜靜脈充盈、變粗。病程后期視神經水腫16眼,視神經直徑變大,呈菌型隆起,多在2.00D以上,6眼視神經表面有出血,視網膜靜脈怒張、迂曲。視神經萎縮24眼。
2.4 蝶鞍CT掃描診斷:垂體瘤59例(70.24%),顱咽管瘤16例(19.05%),鞍結節腦膜瘤5例(5.95%),碟骨嵴腦膜瘤3例(3.57%),膠質瘤1例(1.19%)。
2.5 垂體腺功能障礙:有內分泌功能障礙20例(23.81%)。其中月經紊亂、閉經、泌乳5例(5.95%),肢端肥大6例(7.14%),身體發胖3例(3.57%),體毛少3例(3.57%),減退2例(2.38%),男性腫大1例(1.19%)
2.6 頭疼:12例(14.29%)。
2.7 預后: 本組84例患者眼科診斷后全部及時轉神經外科手術治療。術后隨訪1個月發現:視力和視野可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術后視力提高1行以上的有102只眼(71.83%);無改變的有35只眼(23.31%);視力下降者7只眼(4.86%),主要為垂體瘤術后,可能與手術創傷有關。術后視野擴大及恢復正常有119只眼,占83.80%;視野無改變有23只眼,占16.20%。
2.8 誤診情況:84例中,21例誤診,誤診率(25.00%)。誤診最短1周,最長6月,平均3個月。誤診為慢性球后視神經炎9例,急性視神經炎7例,原發性視神經萎縮4例。
3 討論
鞍區腫瘤不僅是神經外科、也是眼科的常見疾病,主要發生于青壯年,本組84例以視力減退為主訴首先就診于眼科,由于視功能損害往往先于顱內壓增高,患者常先就診于眼科。腫瘤向鞍區發展,壓迫視交叉神經、纖維和毛細血管,小的動靜脈使之梗阻,而造成視神經功能障礙,出現視力減退、視野缺損及眼底改變[2-3]。有視野缺損者72例(85.71%),其中,雙顳側偏盲56例(66.67%),單眼全盲2例(2.38%)、雙眼全盲3例(3.57%),視野向心性縮小6例(7.14%),雙顳上象限缺損5例(5.95%)。具有中線為界的特征,視野的改變與腫瘤生長壓迫視路的位置有關[4]。垂體瘤57例,占(67.86%),垂體瘤繼續增殖和超常血供的狀態,通過與視交叉的共用血管干擾或“竊取”視交叉正常的血液供應,致使視交叉中部存在的微循環薄弱環節發生供血障礙,從而表現出特征性的雙顳側視野缺損及視色淡[5]。
本組患者誤診21例,誤診率(25.00%),誤診率較高,分析如下:1)鞍區腫瘤由于視功能損害往往先于顱內壓增高,患者常先就診于眼科。2)垂體瘤、顱咽管瘤均可出現內分泌障礙,本組有內分泌功能障礙20例(23.81%)。其中月經紊亂、閉經、泌乳5例(5.95%),肢端肥大6例(7.14%),身體發胖3例(3.57%),體毛少3例(3.57%),減退2例(2.38%),男性腫大1例(1.19%)。但患者首診眼科時,絕大多數都沒有內分泌方面的主訴[5],而眼科醫生也往往忽視這個問題,成為造成誤診的一個原因。3)本組患者頭疼12例(14.29%)。在垂體瘤的臨床表現中,當鞍內壓迫鞍膈時可引起頭痛或眶后疼痛[6],就診時常忽略此癥狀。因此病史采集的重要性,明確有無頭痛癥狀。4)垂體瘤占顱內各種腫瘤的9%~11%,垂體瘤向鞍上發展壓迫視神經、視交叉甚至視束,可引起視野改變,視力下降甚至失明。垂體瘤青壯年多發[8],但近年來發現,老年人的發病也較多見,發病率具有增高的趨勢,但老年人因年齡問題引起相關的眼病導致視功能改變,從而忽視了垂體瘤引起的視功能減退,從而較之青年人更容易漏診,誤診。
總之,鞍區腫瘤的患者一般都有垂體功能減退的臨床表現但這些癥狀通常不會引起患者的重視,而只注意到視力下降去眼科就診,當眼科檢查有明顯的視水腫時,尚不容易發生漏診,通過蝶鞍CT掃描可以發現鞍區占位性病變[7]。但進一步明確診斷,行蝶鞍MRI及加強可以更清楚明確診斷。因此熟悉鞍區的解剖,加強神經眼科知識的學習,重視臨床表現,完善輔助檢查特別是重視眼底表現和視野改變,對此類患者,行鞍區MRI和加強可以提高鞍區腫瘤的診斷率,以便早期治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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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宅基地流轉;收益分配;政府主導
中圖分類號:F30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2)-11-0034-2
項目基金:南京農業大學2012年江蘇省大學生實踐創新訓練計劃(項目編號:2012JSSPITP0228)階段性成果,本研究得到南京農業大學SRT計劃項目基金資助。
1 研究區域概況
項目研究區域位于南京市六合區竹鎮金磁村,金磁村的宅基地流轉方式是以“宅基地換房”為依托,主要涉及兩種方式。第一種是“自拆自建”,該宅基地流轉是由江蘇省農科院組織,總共流轉農戶72戶;第二種是“統拆統建”模式,該模式在金磁村占據主導地位,目前金磁小區里90%的農戶家庭都是以“統拆統建”模式進行拆遷。“統拆統建”模式隸屬江蘇省“萬頃良田工程”。其中竹鎮一期工程金磁片區于2009年10月正式實施,搬遷農戶1234戶,集中安置搬遷農民的金磁小區于2010年1月開工建設,目前建成新房121棟、637套,2011年上半年已經搬遷入住。
2 金磁村宅基地流轉過程中有關流轉增值收益分配的調查數據分析
六合區竹鎮鎮通過以萬頃良田為主的宅基地流轉,在空間上形成了集體建設用地的重新布局和流轉。原有分散的農民居住區被復墾,農民被集中安置到現在的“金磁家園”小區居住,結余的土地通過指標的形式被置換用于城鎮建設。在此過程中,農民讓渡出宅基地,通過拆遷補償與低價購置的方式換購到1套公寓式住宅。鎮政府通過為農民建設集中居住區置換到農民的宅基地,將宅基地復墾后形成建設用地指標用于城鎮建設或縣市范圍內出讓獲得相應的土地收益??h(市)及以上政府在此過程中沒有直接參與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但是能獲得區域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所需要的土地資源支持。
2.1 土地流轉中政府的成本分析
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政府所要承擔的直接成本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農村居民點拆遷補償費用;二是集中居住區土地取得和建設費用。
2.1.1 農村居民點拆遷補償費用 根據對項目區的調查,項目區補償標準主要依據《關于印發〈南京市六合區征地拆遷補償安置標準〉的通知》來確定。項目區總共拆遷農戶2552戶,拆遷補償總費用為15254.31萬元,戶均拆遷補償費用為5.9774萬元/戶。
2.1.2 集中居住區土地取得和建設費用 集中居住區土地以征用的形式取得。根據相關補償標準,該地區征用耕地的安置補償費2.4萬元/人。安置項目區2552戶拆遷農戶總共占用土地面積85.65公頃(1284.7畝),合計集中居住區土地取得成本為3091.14萬元。集中居住區建設費用總計25817.20萬元。
2.2 土地流轉中政府的收益分析
項目區土地流轉過程中獲得的收益主要由四部分構成一是所形成的留用區238.97公頃(3584.4畝)指標收取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農發基金、新增耕地開墾費和耕地占用稅這四項規費;二是被拆遷安置農戶的資金;三是建新留用去土地出讓金;四是申請省以上投資土地整治項目資金。
2.2.1 相關規費 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農發基金、新增耕地開墾費、耕地占用稅等共可籌集資金15293.56萬元。
2.2.2 被拆遷安置農戶的資金 在集中居住區建設采用政府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的方式時,農戶在購買安置房的時候除了需要拿出獲得的拆遷款外,還需要自己出資一部分資金。由前面測算所知,戶均拆遷補償費用為5.9774萬元/戶,戶均購買房屋成本為7.5799萬元/戶,被拆遷農戶總共可以提供資金19344.00萬元。
2.2.3 建新留用區土地出讓金 本實施規劃建新留用區面積為238.97公頃(3584.4畝),其中約60%用于工業用地,30%用于經營性用地,10%為用于公益基礎設施建設。對于使用留用區指標用于工業用地和經營性用地的收取指標調劑費,納入土地出讓金中。據此估算,可獲得資金來源12581.24萬元。
2.3 土地流轉過程中的農戶成本收益分析
對于項目區內的農戶來說,最直接的成本是原先農村宅基地及其房屋的失去、相應的庭院種植養殖收益的消失以及集中居住后生活成本的增加,而相應的收益是用拆遷補償款購置到集中安置區內的公寓套房,實現住宅資產價值的顯化,在初始總量上基本等于鎮政府的成本支出。
據調查,在此項目區宅基地流轉過程中,自拆自建區的農戶戶均獲得的房屋拆遷補償款 與獎勵費約57758元。由于拆遷舊區農民的住宅建筑面積一般較大,戶均主屋面積為150平方米,戶均院落面積為200平方米。其中主屋按照房屋結構的不同分為三等補償標準。樓房鋼筋結構按照525元/m2進行補償,但鋼筋結構的房子較少。磚混結構按照300~450元/m2不等進行補償。該村拆遷舊區房大部分為磚混結構。簡易的輔筑建筑物按120元/m2補償。統拆統建區中農戶獲得的房屋拆遷補償費、獎勵費與過渡費約7萬元,可以用于購買集中安置區的安置房1套。其拆遷舊區農民的住宅面積較自拆自建區略小。戶均主屋面積為140平方米,戶均院落面積為130平方米。其補償標準與自拆自建大致相同,提前搬遷獎勵費戶得到5000~6000元不等,過渡費為2年內按18元/m2進行補償,超過2年按2倍進行補償。該村90%的村民在2年內都可以住進安置房。按照人均40m2的安置政策,農戶可以在安置區內以平均525元/m2的優惠價購得1~2套住宅,超出部分按照成本價1200元/m2收取。如果有村民不選擇購買統建樓,則按照15300元/人進行補助。經過實地調研計算,拆遷補償款與購房款相抵后,戶均獲得約3萬元收益。農戶取得的房屋目前沒有獲得土地產權證和房屋產權證。
3 相關建議與討論
3.1 “萬頃良田建設工程”是推進包括農村宅基地在內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的有效途徑
它通過農村土地整理整治一方面是優化了土地空間布局結構,促進了土地的集約節約利用,通過指標的交易,將集體建設用地指標流轉到能夠更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的使用者手中,使之產生更大的效益,同時將整治的土地進行復墾,使耕地數量有了保障;另一方面農民通過“萬頃良田建設工程”能夠住上新樓,可以享受到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所帶來的豐碩成果,還建立了農村養老保險、農村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發展物業經濟、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等“五道保障線”,切實使農民得到實惠,加速了農村的城鎮化發展[1]。
3.2 以“萬頃良田建設工程”為依托的宅基地流轉的本質是政府主導下的宅基地流轉,因此流轉過程中農民所分享到的收益完全由政府決定
對于被拆遷居民的補償方式和安置方式的制定,農民沒有參與權,而只能是被動的接受。在進行拆遷過程中,政府的具體補償標準不能夠做到對農民完全公開透明化,而只是告知其總體的補償金額,這對于農民來說是不公平的。在本研究小組的具體調查中發現,有些農民反映,政府制定的政策從總體來說對農民是有利的,但是具體相關部門在落實的時候,則有可能會出現偏離補償規定的現象,使得農民的利益無法得到保障。
3.3 失地農民的長期利益問題仍然沒有得到重視
以六合區金磁村為例,在調查中發現,該地區的土地已經全部流轉出去,農民不能再從事傳統的農業勞作,而對于這些世代以土地為生的農民來說,失去土地就意味著失去了收入來源,雖然政府每年以每畝450斤稻谷的市場價折算使農民得到相應的收入,但是從長遠來看,如果農民沒有工作,這對于他們的長遠利益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都有著不利影響。在調查中發現目前在金磁村農民外出打工的比例已經達到63.75%,而且多數是以從事廉價體力勞動為主。因此從長遠利益來看,對于失地農民來說,除了進行必要的貨幣補償外,還應當進一步加強落實就業安置問題,只有解決了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才能讓農民真正向城鎮化邁進。
參考文獻
[1] 魏鑫.萬頃良田土地整治促進節約集約—以江蘇省昆山市為例[J].中國土地,2012,(04).
作者簡介:劉玥汐(1991-),女,遼寧撫順人,本科學歷,南京農業大學土地資源管理專業學生,研究方向:土地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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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電視胸腔鏡手術 肺炎性假瘤 有效手段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23.024
資料與方法
2006年5月~2009年5月收治周圍型肺炎性假瘤行肺楔形切除術治療患者24例,12例行電視胸腔鏡手術者為VATS組,12例行開胸手術者為開胸組。所有病例均無心、肺、肝、腎等嚴重疾患及慢性疾病,無開胸手術史,無廣泛胸膜腔粘連,術前檢查均達到全麻開胸手術標準。兩組病例在性別、年齡、病灶位置及直徑方面差異無顯著性(P>0.05),具有可比性。
方法:VATS組雙腔氣管插管全麻,健側90°臥位,胸腰間區升高,加大肋間隙,第7肋間腋中線處行1.5cm切口,置胸腔鏡套筒進胸,單肺通氣,探查肺萎陷良好,胸腔無粘連,伸入電視胸腔鏡攝像鏡頭探查,于術前CT體表定位處,結合探查病變位置,在其附近選擇第一操作切口,然后根據第一操作孔位置選擇第二操作切口。專用肺葉鉗或無齒卵園鉗夾住病變肺葉,用抓鉗輕輕擠壓探查,將病灶拉到操作孔附近用手指觸摸探查,仔細辨認、確定病灶。距病灶1~2cm處應用直線切割縫合器楔形切除肺部病變,放入標本袋,自胸壁切口取出,術前未確診者術中送快速冰凍切片病理檢查,確診為肺炎性假瘤后,術區沖洗,查無活動性出血、漏氣,放置胸腔閉式引流管,關閉切口。
開胸組雙腔氣管插管全麻,健側90°臥位,胸后外側切口進胸,單肺通氣,探查肺萎陷良好,胸腔無粘連,找到病灶,距病灶1~2cm處應用直線切割縫合器楔形切除肺部病變,術前未確診者術中送快速冰凍切片病理檢查,確診為肺炎性假瘤后,術區沖洗,查無活動性出血、漏氣,放置胸腔閉式引流管,關閉切口。
統計學分析:所有研究數據應用SPSS11.5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兩組之間各研究數據的比較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P
結 果
兩組病例均順利完成肺楔形切除術,無手術死亡和嚴重的手術并發癥發生,術后隨訪2個月~2年均無復發。VATS組與開胸組相比,手術時間縮短,術中出血量減少,術后留置胸腔閉式引流管時間縮短,術后住院天數縮短,住院費用稍增高。見表1。
討 論
肺炎性假瘤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與影像學檢查均缺乏特異性,與肺癌、肺結核球、肺錯構瘤及肺囊腫等病易混淆,需病理學檢查方能確診,誤診率高。一些學者認為,對于診斷困難的周圍型肺結節,應盡早施行電視胸腔鏡手術[1]。而且,肺炎性假瘤在慢性炎癥基礎上少數有惡變的可能[2],所以,一旦發現應積極手術治療。
肺炎性假瘤手術方法通常有兩種,即傳統開胸手術與電視胸腔鏡手術。肺炎性假瘤為良性病變。研究表明,對瘤體直徑小于5cm且位于肺周邊者可行肺楔形切除[3]。許多研究表明[4,5],與傳統開胸手術相比,電視胸腔鏡手術對機體的創傷顯著減小,同時還具有痛苦小、術后恢復快、對外貌影響小、住院時間短、容易耐受、快速而準確等優點。
在臨床電視胸腔鏡手術治療肺炎性假瘤的實踐中,我們還有以下幾點體會:①術前病灶定位,肺炎性假瘤大多數病灶較小,僅靠術中探查有時難以確定,我們將所有患者術前均行術前CT體表定位,減少術中探查盲目性,效果明顯。②操作切口選擇,第一操作切口應盡量靠近病灶,一方面有利于手術操作,另一方面為手指觸摸病灶提供便利;第二操作切口與第一操作切口應保持距離適當,既有利于操作,也要避免距離過近造成器械擁擠。③對于直徑>3cm炎性假瘤,因肺組織較厚,在應用直線切割縫合器后,最好間斷縫合加固,以免因局部張力過大造成術后切口裂開而引起嚴重并發癥。④對于直徑
綜上所述,肺炎性假瘤術前確診困難,易誤診,少數有惡變可能,應盡早手術,電視胸腔鏡手術具有微創、痛苦少、恢復快等特點,只要嚴格把握手術適應證,規范操作,是治療肺炎性假瘤的一種有效的治療手段,可以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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