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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習俗范文1
秋分的傳統習俗有祭月、吃野莧菜、送秋牛圖、吃湯圓、放風箏、做面雀等。
秋分，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十六個節氣，時間一般為每年的公歷9月22~24日。全球各地晝夜等長（不考慮大氣對太陽光的折射與晨昏蒙影）。古有“春祭日，秋祭月”之說，秋分曾是傳統的“祭月節”。
（來源：文章屋網 ）
秋分習俗范文2
[摘要]目前我國需求結構中投資率偏高、消費率較低，經濟整體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經濟發展缺乏后勁。如何促進有效需求快速增長，化解消費需求增長的制度性“瓶頸”，確保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增長是值得研究的現實問題。本文通過對我國內需不足的特征進行分析，深入剖析了抑制消費需求增長的瓶頸因素，對如何擴大內需提出了簡要的參考意見和思路。
[關鍵詞]消費需求不足；成因；對策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著嚴重的內需不足的問題，這是此次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經濟疲軟、大量企業尤其是外貿型企業倒閉的根源。在我國內需的基本構成中，投資需求的長期主導性導致消費需求成為經濟發展與增長的附屬物。事實上，投資拉動是特殊歷史時期為防止經濟非正常減速而采取的政府強制行為，不反映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在我國，投資卻分別扮演了二重角色，即經濟繁榮時期的“助燃劑”和經濟衰退時期的“興奮劑”，居民消費對生產供給的拉動作用不斷走向邊緣化。西方發達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要維持經濟體的正常與繁榮，內需就不能讓位于外需，居民消費需求就不能讓位于投資需求。
一、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主要特征
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呈現出明顯的背離特征：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而消費增長速度卻遠遠低于經濟增長速度；銀行中積累的居民儲蓄已經高達21萬億元，但同時內需嚴重不足；物價在低位徘徊。大多數民眾則不斷感嘆生活負擔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艱辛。目前，我國內需不足，就是發生在這些因素所構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呈現出某些獨有特征：
1經濟高速增長，物價卻長期低迷。在2000年之前開始實施的一系列治理通貨緊縮的措施，終于在2000年收到效果，這一年經濟增長速度突破“七上八下”的僵局，開始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但作為宏觀經濟景氣指標之一的物價卻回升乏力，長期處在低迷狀態。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盡管說法不一，但從大的方面來看不外兩條：一是從供給的角度看，我國從1998年以來絕大多數制造業部門生產能力嚴重過剩；二是從需求的角度看，則是需求明顯不足。城鎮消費需求增長乏力及農村市場啟而不動，即收入增長緩慢造成物價低迷。比如，2005年，我國GDP在實現9.9％的增長時，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5萬元，實際增長為9.6％，雖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個百分點，但仍低于經濟增長水平。農民的收入情況就更不樂觀。2005年，雖然我國糧食總產量比上年增產146億公斤，達到4840億公斤，增長3.1％，但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3255元，實際增長了6.2％，不僅遠低于GDP增長水平，其增幅還比上年回落了0.6個百分點。2005年之后，上述狀況不僅沒有得到改善，而且隨著收入與GDP之間剪刀差的擴大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2物價低水平背景下，百姓卻深感生活負擔沉重。按照一般的原理，物價低迷雖然就經濟本身來說反映了緊縮的一個層面。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卻可以享受到物價低迷帶來的好處，這就是生活負擔的減輕，因為低迷的物價意味著人們可以為同樣的消費品支付更少的貨幣。但實際上，在最近幾年中，人們卻沒有這樣的感覺，在物價低迷的時候，很多人感覺到了生活負擔的沉重。這是因為幾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大宗消費品價格呈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增長，比如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統計數據表明，在我國市場物價連續下降的同時，壟斷或弱競爭性行業的價格卻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漲。
3生活入不敷出，居民卻呈現高儲蓄率。盡管21萬億元的儲蓄相對于13億人口的平均儲蓄額并不多，但這并不能否定我國經濟生活中高儲蓄現象的存在。1991年到2008年，我國居民儲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從國際比較來看，根據世界銀行1994年統計，當時世界上國民總儲蓄率超過40％的只有新加坡，我國國民總儲蓄率當年高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我國儲蓄率為28.8％，刷新了過去有記載以來的最高記錄。因而有學者認為，在我國存在一種“超儲蓄”，即儲蓄增量不僅來自于居民增收，還來自居民減少當期消費和投資。盡管東亞國家和地區都曾出現高儲蓄的現象，但應該看到我國高儲蓄現象形成的獨特原因，特別是要看到這種高儲蓄率是與生活入不敷出的沉重感并存的。從表面的邏輯看，既然生活負擔沉重就應當更多花錢來減少儲蓄，或者說有較多的儲蓄就會減輕生活的負擔，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這兩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種合力。
4家庭一方面高儲蓄，另一方面卻高舉債。與高儲蓄現象形成鮮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開始出現的居民高負債現象。根據中國社科院的一項統計，北京、上海兩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體負債率已經高于歐美家庭。具體來說，上海、北京兩地居民的整體家庭債務比例已經分別達到155％和122％，青島、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債務比例也平均達到了90％左右。而在美國這樣的高收入國家，個人平均負債比例則只有115％。對于這組數據，我們至少要注意到兩點：一是如果將居民的債務考慮進去，目前的高儲蓄現象將會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種“消費疲軟”與“消費過度”并存的現象；二是儲蓄和負債的主體可能存在很大程度的不重疊。
二、導致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制度性因素
上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曾一度面臨短缺經濟的困擾，十幾年后卻出現了嚴重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問題。促成這個轉變發生的，主要是制度性因素，正是這些制度性因素從根本上制約了國內需求的有效提高。
1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增長緩慢，實際收入水平呈現逐年下降趨勢。我們剔除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因素，提取近27年的數據加以對比說明。
上表說明，我國長期以來居民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不斷下降，從1981年的16.76％降到2007年的11.32％。而財政收入增長過快，自1995年到2007年，財政收入占GDP比例提高了1倍。2006年我國稅收收入就超過了日本。稅負高，國有壟斷企業及外資企業擠壓吸納70％就業人口的民營中小企業，直接壓制了工資收入的增長。與此同時，房價、學費、醫療費用大幅上漲，嚴重擠壓了居民消費支出。2007年我國商品房銷售收入2.96萬億元，而我國2007年職工工資收入總額才2.82萬億元。西方的分配率都在50％以上，我國與發展中國家30％以上的分配率相比也是最低的。
此外，限制甚至禁止糧食出口政策，導致我國糧價遠遠低于國際市場價格，雖然大大限制了EPI的上漲，但犧牲了農民利益，限制了農民收入的提高，使農村消費能力長期不足。農民收入總額和收入增幅遠低于城鎮居民，而農村CPI漲幅又長期高于城市。
2城鄉二元分割體制，拖累了城市化進程，使農村人口被甩在消費市場之外。我國內部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持續不振，顯然不是源于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體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重大失衡。農民工——步入了工業化進程的廉價農村勞動力，用雙手創造了巨大供給卻不能融入城市化作為市民去消費，因而產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約1.5億離鄉不離土的農民工及其家屬所離散出來的若干萬億元需求缺口，過去主要是通過外部需求來彌補的。本來，一個發展中國家存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并不奇怪。問題在于我國計劃經濟建立和遺留下來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即隔離的戶籍福利制度，強化和僵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阻滯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農民逐漸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為城市居民的過渡，從而在農民成為產業大軍的同時，鎖閉了這個經濟起飛階段最重要的內需增長。而我們知道，農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實質和現代化的主要標志。
從統計上看，我國的城鎮人口比例在改革開放30年中已經有了很大增長，即從1978年的約18％到今天的約45％，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加。這個比例雖然仍低于全球平均50％的城鎮人口比例，但相對于我國經濟發展階段來說似乎并不算太大。按照其他國家現代化發展的一般進程，我國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發展的高峰階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到達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勢頭才會逐步放緩。這意味著每年都會有1000多萬農民進入城市，今后30年內將還有5億左右農民進入城市定居。但是，在我國城鄉二元隔離體制下，目前已經進入城鎮的約1.5億農民工的絕大多數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為離鄉不離土的農民工游離在城鎮生活邊緣。他們不但不能將其贍養的父母移入城鎮，甚至子女也多數作為留守兒童遺放在鄉村。按能夠享受城鎮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戶籍人口計算，我國的真實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的最大失衡，應當是今后調整經濟結構、擴大消費需求的核心所在。
城鄉隔離二元經濟體制導致我國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1)直接嚴重阻礙了內需增長。本來農民大量和源源不斷地進入非農產業，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的配置效率和勞動生產率，成為供給和經濟爆發性持續增長的源泉。相應的，農民市民化和其贍養人口的城鎮化提供了內需增長的強勁動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動的平衡發展態勢。但我國1.5億農民工及其贍養人口的實際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鎮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攏，這種低端收入的提高會大部分轉化為消費需求，我們就根本不必憂慮貿易順差形成的約2萬億元人民幣外需缺口的萎縮。農民工在提供巨大的廉價勞動力的同時，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這是我們不得不依賴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2)農民工及其家屬不能市民化，也進一步扭曲了產業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削弱了企業競爭力，使低端產品過剩，而滿足國內外高端消費的產品嚴重缺失。由于農民工絕大部分是在第二產業就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企業基本上不考慮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勞動力再生產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訓費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賴和滿足于對中青年勞動資源的近乎掠奪性開發和使用。廉價勞動力在一個長時期內近乎無限地供給，阻礙了企業和產業的技術提升與升級換代。工業化初期的成本優勢沒有隨著城市化發展、人力資本的相應提高而逐步轉變為技術優勢和品牌、渠道優勢。同時，由于農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勞動就業極大依賴于制造業和建筑業的行業景氣度。第三產業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而后者本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吸收勞動就業的主要領域。失業率的上升加劇消費需求的緊縮程度。(3)造成了資源的逆向配置。由于農民工不能市民化，農民工的儲蓄基本上是匯回原籍鄉村，贍養父母子女以及在鄉村建房置業，以備失業還鄉。這樣，在億萬農民已經、正在和必將逐步離開的地方在不斷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們已經就業和還會不斷進入的城鎮卻無房可居，導致了高端和大宗商品消費的地區結構性失衡。同時，1億多農民工及其后續者離鄉不離土、離家不移家，影響了農村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和規模經營，阻礙了減少農民、富裕農村的現代化進程。(4)導致城市化建設的畸形發展。由于城市發展并不考慮已經就業的農民及其家屬，我國的城市化建設出現了圍繞少數城市居民自我循環的高端化趨勢。大樓大街大廣場大住宅的發展脫離了我國的土地等資源稟賦和人均實際負擔能力。由于農民工及其家屬并未真正離土從而放棄鄉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國家為?；巨r田紅線不得不嚴格控制城市化和工業化對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進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價和房地產價格。這樣導致在高房價面前，不僅農民工望洋興嘆，就連城市中下層居民也望而卻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門檻越壘越高，龐大而分割的消費需求被排斥在城市化進程之外。(5)農民工及其家屬不能逐步融入城鎮，還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和倫理道德問題，給啟動內需帶來了政策制定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增加了政策制定的成本。由于農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們中的相當部分在長期的城鎮生活后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再返回鄉村生活。他們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離，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鄉文明交錯的沖擊和夾縫中長大，教育環境差，有巨大的身份認同危機。這個人數不斷增加的龐大社會階層長期處在流動的困惑和焦慮狀態，是社會和諧穩定的最大隱患。
三、擴大消費需求的對策和思路
從根本上解決消費需求問題，就必須以增加民眾收入、擴大保障范圍為中心，進行城市化戰略的創新型設計，要盡快建立完整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大力啟動廣大的農村消費市場。
(一)增加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如前所述，我國城鄉統算的全體居民收入平均增長速度一直低于經濟增長速度，并遠遠小于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必須從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入手。
1建立健全職工工資增長與宏觀經濟增長保持大體同步的機制。結合部門特點和行業特性，建立健全不同部門、行業和地區職工工資增長與經濟增長保持大體同步的機制。合理確定并不斷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切實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問題，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制度。
2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快推進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進一步規范和拓寬稅基，合理調整稅率和級距，降低工薪階層個人所得稅負水平。各地政府應根據本地物價及工資水平，確定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標準，并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
3加大對“三農”的財政支持力度，促進農民增收。繼續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扶持力度，增加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在當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持續上漲和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漲幅持續高于城鎮的情況下，大幅度增加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健全糧食風險基金政策，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
4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擴大城鄉低保范圍，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和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障、優撫對象生活補助標準等，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切實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同時，要建立健全對低收入群體的長效補貼機制，完善補貼制度、補貼標準、補貼經費來源、補貼時間和補貼對象，把補貼制度長期化、規范化，使低收入群體能夠共同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二)對城市化進行創新型制度設計，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長期消費需求問題。我國今后30年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過去30年成果的基礎上，能否抓住經濟社會發展的主線，分步廢除對進城農民的身份歧視，進行制度創新，從而開啟另一個30年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平衡發展的樞紐。這個樞紐，就是農民工市民制的機制設計和創新，它將同前30年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一樣，啟動和激發連鎖式的制度變遷和社會演變，成為推動下一個30年經濟社會發展的引擎。因此，應當從現在起，就立即著手規劃和全面啟動農民工市民制國家行動計劃或綱要。
1確立全局性的國家城市化戰略。一是考慮城市布局和發展階段戰略，在大中小城市、東中西部幾個層面上避免城市的無序發展。二是建立城市化的國家標準，制定城市建設和管理的總體規劃原則，如致力于解決城市環境保護、城市綠地少、水土流失嚴重、大氣污染嚴重、水環境質量差等問題。這些是為了使中國城市化良性發展，為消費增長奠定基礎。
2將消費因素加入區域城市發展戰略中，創建相關政績指標。地方政府作為城市化的主要推動者，應該逐漸把消費問題納入城市發展規劃中。這就要求重新考慮當前的城市發展戰略，不僅考慮到投資的增長、城市面貌的改善、工業布局的優化，而且要考慮城市化應有的消費增長指標，避免對居民消費造成過多的擠出效應。
3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應注重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城鄉經濟一體化。促使更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從而擺脫傳統的農村消費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費方式轉變。
4財政引領公共支出，努力改善消費環境。目前，我國政府的財力與福利性支出比重嚴重不符。在居民消費的關鍵領域，往往出現“政府缺位”，而造成公共產品與勞務的缺乏，影響消費的增加和升級。因此，政府有必要適當壓縮投資性支出，控制購買性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用，而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提供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和勞務。一方面為居民消費創造“硬件”環境，即指為城市居民消費規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優化而創造更好的空間與對象。所謂創造更好的購物空間，就是通過對商業設施分布、構造、環境、配套等的綜合考慮，使得居民的潛在消費意愿能被充分發掘，這就涉及到政府直接的投融資活動，及其對民間商業投融資活動的引導和調整。另一方面創造“軟件”環境，如安排社會保障等轉移性支出。
秋分習俗范文3
中圖分類號：G841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8-925X（2012）11-0314-01
1 研究目的
在籃球比賽中有許多隊員在訓練時罰球命中率很高，而在決定比賽勝負的關鍵時刻，罰球命中率大大下降，其心理素質的高低往往起著比技術水平更為重要的決定性作用。如何改善籃球比賽中罰球運動員不良心理因素，提高罰球命中率，是球隊普遍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針對這些情況，本文根據有關技術資料分析和賽場實況，就罰球出現失誤，自身實踐時心理因素對罰球命中率的影響，及訓練中出現的問題做些膚淺的分析和研究，為籃球隊的訓練和比賽提供參考。
2 研究方法
2.1 文獻資料法。
查閱有關文獻進行分析：參閱1996年以來《體育科學》、《中國體育科技》、《籃球》等刊物上有關籃球比賽的文章，并分析《籃球縱橫》等近幾年來國內外有關的籃球專著，結合《運動心理學》，《體育運動心理學研究進展》等對影響運動員罰球的心理因素進行分析。
2.2 數理統計法。 對問卷和各項數據進行統計處理，從有效問卷中，分層次分類別進行統計，得出相關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情緒狀態對罰球的影響。 運動員比賽受情緒因素影響非常大，通常適宜的情緒狀態有利于成績的發揮。
由于比賽時外界條件的刺激或內部思想方向的不斷變化，不自覺地發生注意力不集中、情緒產生波動，如罰球瞬間突然出現新刺激（場外觀眾的吶喊或執行的罰球是決定勝負的罰球等），刺激就會通過神經傳遞到神經中樞，產生一系列的生理變化，如心跳加快，注意力不集中等，從而導致動作變形、僵硬，最后罰球失誤。
這一系列不良心理活動的變化過程引起對相應機體失控，破壞投籃動作定型，最終導致罰球的失敗。引起這一系列不良心理活動變化的原因，主要是運動員在以往罰球訓練中缺少相應心理訓練，缺乏在極度緊張的情況下罰球的心理體驗，以致承受不了強大的心理壓力，反映出運動員的心理素質不夠堅強。
3.2 自信心對罰球的影響。 自信心屬于心理學的范疇。在現代心理學，特別在運動心理學領域，自信心是研究人員倍加關注的問題，也是現代運動遇到較多的問題。在學者的研究中，對自信心的概念雖有不同的解釋，但分析這些學者們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到自信心本質屬性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其一，自信心屬于一種心理狀態，或心理素質，或主觀體驗，總之，自信心是構成運動員或人的心理狀態的一個因素；其二，自信心是一種經驗，或訓練過程的結晶，或主觀體驗；其三，自信心是一種可調控的個人心理因素，如成功經驗，或運動情境中，或堅持不懈地完成。這三方面的因素，構成了自信心一個完整的范疇。
自信心是發揮運動能力的條件之一。信心不足會使隊員感到拘束，導致罰籃不中。自信心也是保持沉著和集中注意力的來源，自信心還是運動員本身毅力的表現。教練員應肯定和贊賞隊員的競技狀態、自控能力與毅力，從而增強隊員的自信心。由于隊員在罰球時，整個心理活動是復雜的，每一個球能否命中都影響自己隊的成績。因而心理壓力較大，就會出現心理緊張、肌肉僵直、動作變形的現象，不能發揮出原有的技術水平。
3.3 比分對罰球的影響。 投籃得分多少是決定比賽勝負的標志，是衡量球隊與隊員技戰術水平發揮好壞的標志，也是隊員場上表現好壞的綜合體現。而罰球命中率是一個球隊得分總和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比分對罰球命中率也有一定的影響，當比分領先時，罰球技術就能正常發揮，命中率也隨之提高。當比分落后較大時，有的隊員就會喪失信心，產生自暴自棄的情緒。當比分接近和相等時，是考驗心理素質的好時機，心理素質好罰籃命中率正常，而心理素質差的人命中率就會受到影響。
3.4 比賽時段對罰球影響。 比賽時段也是影響罰球命中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比賽的剛開始階段，隊員比較容易控制自己情緒，能正常發揮技術水平，但隨著比賽的進行，時間的消耗，特別是比分落后的球隊隊員更容易產生急躁不耐煩的情緒，尤其是在關鍵時刻，信心不足，致使動作技術變形而導致罰球不進而喪失得分機會，失去自己球隊將比分扳平甚至超出的時機而將比賽拱手讓給別人。
3.5 環境對罰球的影響。 在激烈的籃球比賽中，場上各種干擾也多，這對罰球隊員的刺激性會很大，使其注意力分散，這就增加了罰球隊員的心理負擔。觀眾對籃球比賽的熱情越來越高，喧鬧、吶喊、鼓掌此起彼伏，在比賽喧鬧吶喊鼓掌聲達到時，這種“噪聲”能達到90分貝以上，聲學中指出當噪聲達到85分貝時，會使人感到煩躁不安，常常帶有目的的喧鬧吶喊和鼓掌，具有一定的侵犯，再加上觀眾帶來的影響，造成運動員罰球時視覺清晰度變差視覺反應時間延長、平衡器官功能不良、注意力不集中、情緒不穩、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破壞了正確的視覺效果，從而導致了罰球動作的變形而降低了命中率。
4 結論
4.1 影響罰球命中率的心理因素分為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主觀因素包括隊員的運動焦慮、情緒狀態、自信心；客觀因素包括比賽時的比分、比賽時段及比賽環境。罰球在現代籃球運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罰球命中率的高低往往是決定比賽勝負的關鍵因素，對運動員施以某技術的專門心理訓練，能達到控制自身情緒穩定性形成良好的自信心目的，從而提高罰球命中率。
秋分習俗范文4
摘 要 網球反手擊球技術是網球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對于正手而言是薄弱環節，從保證反手擊球技術動作的協調性、連貫性出發，在確保擊球良好效果的基礎上，對網球雙手反手擊球技術的握拍、站位、引拍幅度、拍面角度、隨揮等動作的限制性因素進行分析，并提出參考性建議，為網球教師教學與訓練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 網球 雙手反手擊球 限制性因素
一、前言
網球的技術動作主要包括：正、反手擊球，截擊球、發球和接發球、高壓球。雙手反手擊球是網球運動中非常常用的技術之一。
二、雙手反手擊球技術的限制性因素分析
（一）站位
傳統網球學習時，后場擊球的站位主要是封閉式站位、半開放式站位、開放式站位幾種，在網球學習的初級階段教練員一般是以封閉式站位為主進行教學，在不斷學習過程中，慢慢加入“半開放式”站位和“開放式”站位。
“封閉式”站位雙手反手擊球是面對來球，迎球上步擊球，產生相對大的線動量；做動作時由于腿、髖、軀干的轉動會產生一定的角動量?！伴_放式”站位雙手反手擊球兩腳與球網成平行線側面上步，只會產生少量或沒有線動量，由于是平行站位所以身體的扭動會產生相當大的角動量。在身體的運動中線動量和角動量對于擊球動作都非常重要，但不管選擇哪種站位，要達到最好的擊球效果都需要協調好兩種動量的產生，如果不能很好地協調好角動量和線動量的產生會對雙手反手擊球效果產生限制。
實踐表明，在比賽中“開放式”站位相比于“封閉式”站位能更有利于運動員的移動，減少擊球的準備時間。比如采用開放式站位和半開放式站位時，在腳步移動過程中腿部離擊球區更近，重心可以有效地向前移動，便于在擊球后身體迅速還原，但是如果沒有優秀的移動步伐，要想充分發揮開放式站位方式的優點就變得比較困難，反而使雙手反手擊球技術的發揮受到限制。采用“封閉式”站位雙手反手擊球時整個髖部轉動會受到阻礙，可能導致髖部和背部受傷，對雙手反手大力擊球及擊球后迅速移動存在一定限制。許多研究認為“封閉式”站位雙手反手擊球在處理正常球時或許能發揮有效的威力，但是在回位不到位或者非常緊急的情況下沒有充分的時間完成上步動作，例如快速折返或者正在上網的途中，來球正好落在身前時，采用“封閉式”就能難處理來球。
（二）握拍
雙手反手擊球的握拍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雙手均采用東方式握拍，這種握拍方式優點在于正手變換反手時右手不用轉動，只要左手下滑即可，且節約時間，回球能加上旋轉，缺點是容易造成下網，不容易變換線路；另外一種是右手采用大陸式握拍左手采用東方式握拍，這種握拍法在正手變換反手是左手先輔助右手完成轉動再下滑至指定位置，優點是容易控制拍面，適合發力容易變換擊球線路，缺點是操作較為復雜不適合新手使用。
（三）后擺
網球反手擊球技術的后擺被叫做引拍，一般包括兩種，即直線后擺和弧線后擺。直線后擺是肘部不動，拍頭隨肩部一起向后揮動，使用這種后擺方式的運動員要預防擊球過晚，因為這種引拍向后轉動半徑較大，向前擊球時花費的時間較長有可能錯過最佳擊球點，所以引拍的時機和快慢要掌握好?；【€后擺是肘部與肩部同時向后移動，拍頭呈關閉或者半關閉，畫圓弧，擊球的力量主要依靠轉動的角動量，弧形過大容易錯過擊球的時機造成打不到球，過小則造成動作停頓，不連貫，會造成力量的損失，不利于保證良好的擊球效果?，F在流行的擊球方式是小環形的后擺，例如納達爾、德約科維奇等。
（四）揮拍擊球
1.前揮
前揮是整個雙手反手擊球動作中最重要的環節，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沒有做到位都可能造成擊球效果不理想，從而限制雙手反手擊球技術發揮。反之這些動作協調完成會產生一種臺階效應，每一個動作的完整完成所產生的合力就產生了球向前的動力。
2.擊球點
當身體不同部位靠近擊球點時，這些部位的線性速度就會增加，拍頭速度的增加主要是由于這些部分線性速度增加的緣故。擊球點影響擊球效果的主要因素有：（1）擊球位置是否準確。在體前擊球可以保證力量來源鏈條系統的協調、連貫，使力量傳遞順暢，如果擊球點不準確則會達到相反的結果；（2）手腕是否固定。手腕固定能保證擊球的成功率，球拍接觸球后不會變形，有利于力量的傳導是保證擊球能否達到理想效果的關鍵，手腕不能相對固定，動作極易變形，則會增大球拍在擊球偏離中心時球拍的轉動幾率；（3）拍面的角度是垂直于地面還是呈關閉或半關閉。拍面垂直地面可以保證擊球時機的幾率，拍面上揚容易造成失誤，而太關閉則可能導致擊球下網，所以拍面垂直于地面或者呈半關閉狀態有利于達到好的擊球效果。
3.隨揮
擊球瞬間拍線與球的接觸時間只有短暫的0.004秒左右，所以當感受擊球想要對球施加控制時，球已經離開球拍進入隨揮階段，很多網球初學者往往忽略了隨揮的作用。其實。隨揮是保證擊球成功的關鍵，可為保持拍面角度、擊球方向提供保障。應該遵循大幅度、長距離、向前揮送的原則，盡量伸展手臂。球拍沿著擊球方向并帶動手、肘送出，繼續向前揮動，最終左肩觸及下顎，隨揮完成后重心將移至前腳，身體應面向球網，雙肩對著擊球方向，身體重心前傾，并保持身體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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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籃球裁判員 執裁水平 影響因素
籃球運動自1891年誕生,發展迄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它是一項立體性的對抗運動,身體碰撞頻繁、激烈,且集娛樂性、觀賞性和團隊性為一體,是世界上最風行的高水平運動項目之一?；@球裁判員是賽場上的法官,裁判員的執裁水平對比賽的結果常常起著重大影響,對保證比賽公平、規范地進行,促進籃球運動競技水平的提高更有著直接影響。培養優秀的籃球裁判員是籃球運動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促進安定團結、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本文從籃球裁判員臨場工作方面著手,圍繞影響裁判員執裁水平的主客觀因素進行分析探討,以求為提高裁判員的執裁水平提供一些借鑒。
1.裁判員豐富的經驗是臨場執裁的保證
高水平籃球比賽運動員身體接觸頻繁,對抗性強,攻防轉換極快,戰術變化繁多,拼搶十分激烈,場上局勢常常瞬息萬變,這對臨場裁判員來講既是艱巨的務,又是重大的考驗。場上隊員犯規或違例行為多是在高速奔跑或人員密集的情況下發生的,發生后裁判員要通過視覺感受器傳遞到大腦中樞,經過判斷和醞釀迅速作出應答,時間短、要求高。對于裁判員來說,比賽中出現少許錯判、漏判是難以避免的。衡量一個裁判員的業務水準,就是看其哨聲的準確性,而這取決于執裁經驗和反應能力。初級實踐(入門階段),這期間許多人常常會出現“怯場”、“恐懼”心理,比賽中遇到復雜局面時會驚慌失措、束手無策,不敢鳴哨宣判,需要有經驗的老裁判輔助,此階段一般只能執裁市、區級的中、小學生籃球比賽。解決執裁心理問題的途徑只有一條,就是多吹比賽、多請老師指導、多看別人吹哨,只有虛心好學才能逐漸提高執裁能力和水平。
2.裁判員良好的心理素質是完成執裁任務的關鍵
裁判員的心理素質和意志品質,具體表現在執裁時的自信心、抗干擾能力與心理調節能力等方面。人的心理過程是指人的心理活動從產生、發展、變化到完善的過程,它是極其復雜而又時刻變化不定的。重大比賽關鍵場次對裁判的心理壓力,大牌球星和名教練判罰后的表現,場上隨時可能出現的意外干擾,主場觀眾傾向性的喧嘩和過激行為,以及執裁過程中因觀察的角度重疊,跑動、移動和選位不當,極易導致的個別漏判和錯判。因此裁判員必須在困難和重壓下保持冷靜,需要用堅韌、頑強的意志進行自我心理調節,穩定情緒,集中注意力,排除干擾,繼續發揮正常的執裁水平。反之,心理素質和意志品質欠缺的裁判員,遇到困難和干擾就失去調節能力,精神緊張、情緒波動、注意力分散、反應遲鈍、漏判錯判不斷。特別是在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對關鍵球的違例和犯規判罰不準、處罰不當,或不敢鳴哨和承擔責任,導致整場比賽的執裁工作引發爭議,給比賽帶來嚴重后果。
3.裁判員的體能和技戰術素養是執裁的重要基礎
執裁一場緊張激烈的籃球比賽,對裁判員的體能要求是很高的,其運動量大致相當于長跑4000―5000m。而對于4×12min的職業聯賽,裁判員在場上的奔跑距離更在5000―6000m,可見裁判員的體能水平對圓滿完成執裁工作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高強度、高速度的激烈對抗中,裁判員始終處于高度緊張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中,絲毫不比運動員輕松。對于場上雙方隊員犯規、違例的宣布和判罰,裁判員要在極短的時間內響起哨聲,做出準確的手勢。裁判法對執裁裁判員的基本要求是“積極移動,合理選位,及時插入”。根據這個要求,裁判員在場上工作時不能有任何懈怠,需要體現良好的精神風貌,來回奔跑,積極移動,并對雙方運動員的動作習慣具有一定的了解,能掌握和控制比賽節奏。反之,因為體能較差,或賽前準備和休息不足,導致體力下降,跟不上比賽節奏,跑不到位,看不清犯規和違例的全過程,就必然會降低宣判的準確性與合理性。體力的下降還會造成大腦神經細胞疲勞、反應遲鈍、注意力下降、場上視野范圍縮小,從而產生錯判和漏判。因此,旺盛的體力也是籃球比賽執裁工作的基礎之一。另外,籃球裁判員還應具備一定的技戰術素養,我國的籃球裁判員一般都是從會打籃球或者受過籃球訓練的青年人中挑選的,這樣做避免了在選材上多走彎路,也為學習和理解規則、盡早進入工作角色奠定了一定的感性和理性基礎?；@球技戰術意識好的裁判員對場上比賽節奏適應能力和控制能力較強,具有較好的大局觀,對各種犯規、違例與不起眼的小動作預見性和判斷力好,可見技戰術素養對提高裁判員執裁業務水平有著直接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秋分習俗范文6
積極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工作。讓農民工享有平等的社會養老保障權利是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內容。從理論上講，在不斷推進的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農民工對農村土地的依賴性越來越小，對在就業地落戶、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等權利愈發有著強烈的愿望，更加希望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那么，現實情況確實如此嗎？多數農民工渴望融入城市養老保險體系嗎？是哪些因素影響著農民工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需求強度呢？本文基于有限理性假說，構建一個農民工養老保險需求強度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運用對廣州市農民工的問卷調查數據和多元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對上述問題展開實證分析。
二、分析框架
在經濟學看來，農民工之所以有養老保險的需求，是他們經過理性思考后產生的。但是，農民工群體并不具備完全的知識、信息和計算能力，他們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需求強度，不是其最優利益的表現，而是根據自身因素和外部環境對自己未來養老預期所達到滿意程度形成的一個結果，換句話說，他們是有限理性的。因此，部分學者從有限理性假設出發研究農民工問題，例如，孟穎穎以有限理性為研究假設，考察了城市融合進程中農民工風險偏好和社會保險需求的變動規律，劉應君認為農民工個體的“有限理性”選擇是決定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過程與結果的重要因素，呂學靜、李佳從有限理性角度對流動人口養老保險的參與意愿進行分析［1－3］。本文同樣以有限理性假說為基礎，構建一個農民工養老保險需求強度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由于新古典理論的完全理性假設過于苛刻，受到了諸多學者的質疑和批評，其中最為著名的學者是西蒙，他提出“有限理性假說”。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區別主要在于：首先，追求目標不同。在完全理性的假設下，人類的行為目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在所有備選方案中尋找最優解；有限理性假說認為，由于知識不完備、信息非充分、計算能力不完全，人類無法獲取所有可能的備選方案，且只能從有限的備選方案中尋找滿意解。其次，完全理性是客觀理性，有限理性是主觀理性。完全理性假定了人的有序偏好、完備的信息、超強的認知和計算能力，這等于在尋求利益最大化的決策過程中剝離了人的主觀因素，最優解成為一種純粹的客觀存在；有限理性假設認為，人的真實行為很難實現客觀的完全理性，而僅僅是主觀的有限理性，即所達到的利益最大化只是相對于決策者的主觀知識而言的。第三，決策環境不同。完全理性的假設暗含著影響經濟主體的外部決策環境是足夠簡單的，不足以形成干擾，使經濟主體的行為偏離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有限理性假說認為，外部決策環境非常復雜，影響因素很多，經濟主體不斷與決策環境發生互動，并不斷對決策環境及行動本身做出新的主觀解釋，進而在結構情境制約下做出有限理性選擇［4］。第四，完全理性是實質理性，有限理性是過程理性。完全理性關注的是在給定的條件下尋找利益最大化的行動，是一種實質性的理性；有限理性則關心決策者如何產生可供選擇的可行方法以及如何對它們進行取舍，是一種過程性的理性，處于動態變化中，并非唯一和永恒不變的，隨著環境的更迭，令人滿意的備選行為方案可能會發生變換。農民工是在自己掌握的信息、計算和認知能力條件下，綜合考慮個人因素、工作狀況、家庭因素和社會融入狀況等因素所作出的一種主觀上最為滿意的抉擇，這種抉擇會根據自身情況和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變動。因此，從有限理性假說最基本的要義出發，認知水平是影響農民工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需求強度的重要因素［5］。農民工是否希望融入到城市的養老保險體系之中，與其自身認知水平息息相關，只有意識到了，才會有相應的欲望。有限理性是一種主觀理性，所達到的利益最大化是相對于主觀而言的，這啟示個人特征因素也是應該考慮的方面，甚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3］。與完全理性不同，有限理性假說重視環境因素，強調外部決策環境的復雜性，就農民工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需求決策看，家庭因素、企業行為因素和政策制度因素構成環境因素必不可少的三個方面，都需要審視和考察。此外，有限理性是一種過程理性，這啟示農民工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需求決策也是過程性的，即隨著農民工接觸城市文明的程度加深以及市民化進度的推進而呈現一定的變化［2］，因此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因素也是重點要考慮的方面。據此，本文構建的分析框架如圖1。
三、變量、模型與數據
（一）因變量與模型選擇
本研究的因變量是農民工養老保險的需求強度（設為Y），反映的是農民工渴望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強烈程度，問卷中相應選項是“非常希望”、“希望”、“無所謂”、“沒有必要”（依次從1到4賦值），屬于多分類有序變量，故采用多分類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
（二）自變量的設計
本文從三個方面對自變量的選取進行了思考：一是圍繞實證目的選取變量，重點選取與市民化相關的農民工特征變量和制度供給變量；二是把握好具體因素變量的數目問題，如果變量數目過多，容易出現多重共線性，導致模型擬合效果差，實證結果不理想，如果選取變量太少，則很可能遺漏其他重要因素，使得實證結果的解釋力和啟示不夠到位；三是參考借鑒已有類似文獻的研究經驗和結果，把比較常見和重要的控制變量也列入實證模型中。最終確定了16個因素變量，其中，性別變量以控制變量身份進入模型，年齡、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表征個人特征因素，子女數量、是否舉家在城和離土程度表征家庭狀況因素，養老觀念、權利意識和政策認知表征認知水平因素，來城年限和留城意愿表征城市融入因素，是否支持員工參保表征企業行為因素，土地退出、轉移接續、參保年限和繳費標準表征政策制度因素。16個自變量均為分類變量，依次編為X1～X16，具體說明、選項及其賦值、均值等信息詳見表1．
（三）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
問卷數據來自于2014年6月對廣州市的社區保安、餐館服務員、制造業工廠員工等對象開展調查所得。調查過程采用“一對一問答”形式，由調查員完成問卷填寫。調查團隊由華南農業大學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38名本科生、研究生組成?？傆嫲l放問卷550份，有效回收529份，有效回收率達96．2％。樣本的基本特征如下：性別方面，男性283人，占53．5％，女性246人，占46．5％；年齡方面，35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333人，占62．9％，35歲及以上的老一代農民工196人，占37．1％；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高中或中專為主，初中學歷256人，占48．4％，高中或中專學歷168人，占31．8％；戶口所在地方面，省內120人，占22．7％，省外409人，占77．3％；婚姻狀況方面，已婚者335人，占63．3％，未婚者194人，占36．7％；月收入水平方面，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資標準（1550元）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3500元）之間，占67．5％，但仍有7．8％的農民工月收入在最低工資標準以下；就業穩定性方面，主要集中在基本穩定或不太穩定，分別占51．8％和35．2％。樣本的基本特征與廣州市農民工事實基本吻合，樣本具有較強的代表性。調查顯示，當問到“您希望參加城市里的養老保險嗎”時，18．9％的農民工表示“非常希望”，41．0％表示“希望”，31．6％表示“無所謂”，8．5％表示“沒有必要”，可見農民工總體上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有著較高的需求強度。這一調查結果與姚俊、郭瑜、孫中偉等學者的調查結果相近［6－8］。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自變量之間的相關性
從理論上講，某些自變量之間可能存在某種聯系而導致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在進行Logistic回歸模型估計之前，先要進行自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Pearson雙側檢驗發現，通過顯著性檢驗的相關系數只有一半左右，而且幾乎全部相關系數都在0．4以下，顯示變量間的相關程度較低，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變量Y的Logistic回歸結果
表2是變量Y的多元有序Logistic回歸結果。已婚者模型的對數似然值通過卡方檢驗，Cox＆SnellR2和NagelkerkeR2分別是0．393和0．424，表明自變量對變量Y的解釋比例達到40％左右，模型擬合效果良好。在已婚者模型中，年齡、文化程度、是否舉家在城、養老觀念、權利意識、留城意愿等變量的選項或部分選項通過顯著性檢驗。以“35歲及以上”為參照組，“35歲以下”的回歸系數通過10％水平的檢驗，且符號為負，表明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新生代農民工比老一代農民工具有更高的城市養老保險需求強度。以“大專及以上”為參照組，“小學及以下”的回歸系數通過5％水平的檢驗，“初中”的回歸系數通過10％水平的檢驗，且符號為正，表明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文化程度越低，越沒有對城市養老保險表現出強烈需求；相反，隨著農民工文化程度的不斷提升，整個群體將愈發表現出強烈的城市養老保險需求強度。以“舉家在城”為參照組，“沒有舉家在城”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表明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妻子在本地的農民工比孤身一人的農民工更明顯地希望參加城市養老保險。以“土地保障”為參照組，“養老金保障”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表明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希望依靠養老金保障老年生活的農民工具有更加強烈的城市養老保險參保需求。在對于“外來務工人員應該與當地人享有平等的養老保障權利”的權利意識上，以“不贊同”為參照組，“贊同”和“說不清”的回歸系數都在5％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表明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權利意識強的農民工更想融入城市養老保險體系。留城意愿方面，以“還沒想好”為參照組，“留在城市”的回歸系數在5％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表明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具有留城意愿的農民工更希望參加城市養老保險。未婚者模型的對數似然值通過卡方檢驗，Cox＆SnellR2和NagelkerkeR2分別是0．391和0．435，表明自變量對變量Y1的解釋比例也達到40％左右，模型的擬合效果良好。在未婚者模型中，通過顯著性檢驗的自變量有性別、養老觀念、來城年限和留城意愿，其中養老觀念和留城意愿的顯著性程度和回歸系數符號均與已婚者模型一樣，不再作闡釋。與已婚者模型不同的是，個人特征因素中，年齡和文化程度不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未婚者主要是年輕人，使得年齡和文化程度分布變得集中。但是，性別變量顯著。以“男性”為參照組，“女性”的回歸系數在5％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表明在其他條件一樣的前提下，未婚女性比未婚男性更希望參加城市養老保險。來城年限方面，以“10年以上”為參照組，“不足1年”和“1～5年”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和5％水平下顯著，且符號都為正，這表明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來城年限越短的農民工越會覺得參加城市養老保險是沒有必要的；相反，隨著出外打工時間的累積和城市文明接觸的增加，農民工群體參加城市養老保險的愿望在不斷增強。
（三）總結與討論
綜合因變量的回歸結果（把已婚者模型和未婚者模型統籌起來，因為現實中都是統一安排政策措施，而不會根據農民工是否已婚做嚴格區分），影響農民工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需求強度的因素有：年齡、文化程度、是否舉家在城、來城年限、留城意愿、養老觀念、權利意識。也就是說，隨著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的主體，以及農民工群體文化程度的不斷提升，舉家進城現象的普遍化，來城時間的累積，城市文明的日益熏陶，具有越來越強的市民化意愿、現代養老觀念和與當地居民享有平等養老保障權利的意識，整個農民工群體表現出較高的城市養老保險需求強度。這是中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發展的必然結果，本文的實證研究支持了這一點。政策認知、企業是否支持員工、土地退出、轉移接續、繳費年限、繳費標準等變量不顯著，反映出當前農民工養老保險在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工作依然滯后于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沒能成為提高農民工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需求強度的顯著性因素，甚至很可能是抑制農民工實際參保率增長，從而阻礙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發展的重要因素。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外出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比例，2010年只有9．5％①，2014年緩慢增長到16．4％②?？梢?，當前農民工對城市養老保險的需求強度和實際參保率出現明顯的背離現象，這種現象很可能是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非均衡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