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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管細胞癌范文1
[中圖分類號] R73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0)11-70-02
肝內膽管細胞癌是由類似膽管的細胞組成的一類肝內惡性腫瘤。肝內(或周圍性)膽管細胞癌(ICC)來自肝內膽管上皮的任何部位,如肝內大膽管(段和區膽管及其細小分支)、肝內小膽管。起源于右葉和左葉膽管交界處或鄰近部位的肝內膽管細胞癌稱為肝門肝內膽管細胞癌,認為是肝外病變。本文回顧性分析我院2003年1月～2009年6月收治的經手術病理證實的30例肝內膽管細胞癌的螺旋CT資料,并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我院2003年1月～2009年6月收治的經手術病理證實的30例肝內膽管細胞癌,其中男16例,女14例;年齡36～74歲,平均59歲;病程1個月～5年不等?；颊弑憩F為上腹部不適、伴消瘦、腹部包塊、黃疸,晚期有門脈高壓癥的表現,如畏寒、發熱。
1.2 儀器與方法
所用CT機為GE Prospeed FI CT機,掃描參數:掃描參數:120kV,260mAs,層厚10mm,層距10mm。掃描范圍從膈頂到十二指腸水平部。檢查前口服等滲溶液含2.5%甘露醇的水500～800mL充盈胃腸道。增強掃描采用高壓注射器,經肘前靜脈團注泛影葡胺注射液60mL,速率為6mL/s。行CT動態掃描:動脈期(注射造影劑后25s開始掃描)、靜脈期(注射造影劑后60s開始掃描)、延遲期(注射造影劑3～10min后掃描)。
2 結果
2.1 診斷符合率
30例肝膽管細胞癌中經CT診斷,28例診斷正確,其余都診斷為原發肝細胞癌。診斷符合率為93.3%(28/30)。
2.2 螺旋CT平掃表現
肝內膽管細胞癌的螺旋CT平掃表現為不規則低密度腫塊13例(圖1),病灶無明顯占位效應4例。其他征象:8例所在病灶出現肝葉萎縮,5例有肝包膜回縮征。所有病例病灶與正常肝組織之間未見有假包膜形成。所有病例周圍均有膽管擴張。肝門、后腹膜淋巴結腫大4例,門脈癌栓2例。病灶位于肝左葉18例,右葉11例,左右葉同時受累1例;肝內膽管細胞癌CT值為50Hu,增強掃描時被強化CT值為60～80Hu。
2.3 CT增強掃描表現
動脈期可見其周邊輕度薄層強化改變,門靜脈期可見病灶內部強化較動脈期明顯,延遲期可見病灶內部強化范圍較門靜脈期擴大,可見病灶內部呈不均勻分隔狀強化。動態增強后出現特征性的漸進性、向心性強化,病灶內部呈片狀、網格狀或線狀強化。
3 討論
肝內膽管癌是梗阻性黃疸發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手術是根治膽管癌的主要手段之一,術前早期診斷尤為重要,因此早期正確診斷肝內膽管細胞癌在臨床上非常重要。多層螺旋CT對肝內膽管癌的發現率及診斷率較高,對中晚期肝內膽管癌血供的評估為有重要的作用[1,2]。
肝包膜內陷回縮主要是由于腫瘤浸潤性生長,內部大量纖維組織存在;致肝葉萎縮且腫瘤位于肝臟邊緣而出現的牽拉回縮,內凹現象或局部膽汁淤積性肝硬化萎縮所致,膽管樹阻塞導致門脈系統回流灌注減少,引起肝葉或肝段萎縮。其中肝周低密度占位鄰近膽管擴張、包膜內陷,肝葉、肝段萎縮伴膽管擴張對肝內周圍型膽管細胞癌有重要診斷價值,被認為具有特異性[1];而長期有癥狀的肝內膽管結石,尤其合并肝葉不對稱萎縮時,要警惕周圍型膽管細胞癌的可能[3],由于對該征象缺乏了解,本組1例術前誤診為肝硬化。
肝內膽管細胞癌的螺旋CT平掃表現為不規則低密度腫塊13例,無假包膜13例,病灶無明顯占位效應4例。病灶所在肝葉萎縮8例,腫瘤周圍膽管擴張22例。病灶位于肝左葉18例,右葉11例,左右葉同時受累1例;本組中5例腫瘤局部肝輪廓的改變較常見,表現為局部肝包膜內凹,肝葉萎縮也較常見。4例CT增強典型的表現為動脈期、門靜脈期周邊輕中度、較薄、不完全的暈環狀強化,延遲期病灶呈逐漸增強的向心性強化。肝內膽管顯著擴張,可局限于某葉或某段,肝門相應膽管走行部位出現不規則腫塊或結節為肝門型膽管癌的典型表現。肝內膽管擴張是膽管癌的共有征象,本組病例均有膽管擴張;而病變延時強化是診斷膽管癌的重要依據[1,4,5],本組除1例無強化外,其余均有延時強化的特點。
綜上所述,螺旋CT平掃對肝內膽管癌的診斷具有重要價值,對肝內膽管癌的早期診斷及手術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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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管細胞癌范文2
南華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湖南衡陽 421000
[摘要] 膽管細胞癌是一種原發性肝癌，肝內膽管細胞癌初期的臨床癥狀并不明顯，患者不易察覺，這與膽管細胞癌的臨床特點有密切關系，給臨床診斷和治療帶來困難。本文對膽管細胞癌的發病情況、流行病學、臨床特征等進行了介紹，并針對當前的治療方法根治性手術治療、輔治療等手段進行了闡釋。
[
關鍵詞 ] 膽管細胞癌；臨床；治療
[中圖分類號] R758.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5654（2014）10（c）-0156-02
[通訊作者] 秦春宏，男，湖南永州人，醫學博士，副主任醫師。研究方向：普外科。
[作者簡介] 黃志達（1987-），男，湖南長沙人，南華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膽管細胞癌治療及研究現狀。
膽管細胞癌又稱為肝內膽管細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o-carcinoma,ICC），是一種原發性肝癌，主要是定位于肝內膽管被覆上皮。肝內膽管細胞癌發病率逐年升高，已經成為繼原發性肝細胞癌的第二大原發性肝癌[1]。肝內膽管細胞癌初期的臨床癥狀并不明顯，因此，給臨床診斷和治療帶來困難。肝內膽管細胞癌具有自己的臨床特點、治療特點以及治療后預后的恢復特點。目前針對肝內膽管細胞癌的徹底治療方法首先的是手術切除，患者手術后，對患者的影響存在多種爭議，這可能與膽管細胞癌的臨床特點有密切的關系。本文對膽管細胞癌的臨床特點以及治療方法進行了總結。
1發病情況
經過臨床研究發現，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的發病原因可能是肝膽結石的長期刺激有關，臨床有20%~60%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肝膽結石[2]。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常見的并發癥除了肝膽內結石，還有膽汁淤積、多囊性疾病以及膽管囊腫等。但是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的肝功能通常良好，并沒有什么肝病。肝內膽管細胞癌通常沒有病毒性肝炎，有少量患者有低濃度的HBV和AFP含量；大部分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沒有肝硬化，僅有少量患者有輕度肝硬化；并且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較低，通常只有7%，比肝細胞癌5年患者的生存率低了將近40%，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比肝細胞癌的生存率更低[3]。
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的發病年齡通常在10~80歲之間，其高發的年齡一般為中老年人，年齡在50~60歲。在性別方面，女性的發病率一般略低于男性，其發病比例一般為1:1.6~2.9[4]。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的發病部位多見于肝左葉，這與結石的發病部位基本一樣，單葉發病的概率大概為80%。日本肝癌研究會將肝內膽管細胞癌分成了三種類型，管內型、腫塊型和管內型等。腫塊型的肝內膽管細胞癌的直徑較長，可以達到20 cm，肝內膽管細胞癌的病理特點和肝癌的特點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肝癌質地較軟，常常出現出血，壞死以及囊性病變等，而肝內膽管細胞癌整整恰恰與上述病理特點相反。肝內膽管細胞癌的早期沒有特異性的癥狀，一般只是表現為消化不良，容易疲勞等，到了中晚期，肝內膽管細胞癌才會出現明顯的腹痛，腹部包塊等。由于肝內膽管細胞癌的腫塊沒有包膜，因此，肝內膽管細胞癌很容易沿著淋巴管以及膽管等管道系統轉移，一般很少見通過血行轉移。
2 流行病學
肝內膽管細胞癌的發病率相對于其它的肝膽等消化道癌癥如膽管癌、肝臟癌癥等是比較低的。有研究指出，不同地區，肝內膽管細胞癌的發病率不同。從全球范圍來說，發病率最高的地區為亞洲地區，而發病率最低 的地區為大洋洲。WHO曾經對發達國家的肝內膽管細胞癌的死亡率進行了統計，主要包括亞洲的日本，歐洲的英國以及法國，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北美洲的美國等。統計結果顯示，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美國的男性死亡率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尤其是澳大利亞，其上升速率是最快的，從最初的0.1上升到0.7[5]。
3 臨床特征
患者入院一般都是由于腹部疼痛，疲勞、黃疸等入院就診，此時就診的患者往往為肝內膽管細胞癌的晚期。入院的患者通常超過50%的患者都有上腹部不適；有超過82%的患者有貧血 癥狀；有近25%患者在腹部出現腫塊。
肝內膽管細胞癌的分期目前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日本肝癌研究協會的分期(表1)，分期診斷的標準主要是依據腫瘤大小，腫瘤多少、侵襲靜脈的情況；對預后的的評價主要是局部淋巴結轉移等。用a表示單一腫瘤，沒有出現血管以及漿膜的侵襲，腫瘤大小小于2 cm；定義T1相當于3個a；T2相當于2個a，T3相當于1個a，T4不符合a,具體的分期見表1[6]。另外一種是美國癌癥聯合委員會和國際抗癌聯盟對肝內膽管細胞癌的分期（表2）主要考慮淋巴結的轉移，腫瘤的血管侵襲以及肝臟器侵襲等，具體見表2。
4手術治療
當前治療肝內膽管細胞癌的有效治療措施依然是依靠手術—根治性切除手術治療的方案。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采用根治性手術治療后，5年的生存率和肝癌相比還是比較低的，這主要是由于兩者之間的病理差異導致的。有相關臨床統計資料顯示，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中，超過80%的患者出現了淋巴結侵犯和神經侵襲，有將近60%的患者出現淋巴結轉移，另外，肝門部靜脈和肝外門靜脈受到侵襲的分別占了40%。這些臨床統計數據反映了肝內膽管細胞癌的臨床特點較為復雜，因此預后較差。
肝內膽管細胞癌的根治性手術切除和肝癌等手術切除的目的基本一致，要達到陰性切緣。陰性切緣的獲得直接關系到患者手術預后，關系到患者的生存率。有研究資料顯示，對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以切緣無癌細胞陰性切除(R0)、鏡下見切緣癌細胞切除（R1）以及探查手術后，發現R0手術切除的患者生存時間最長達到了18.3個月；行探查手術患者的生存時間最短，僅僅有5.6個月；R1手術的患者生存時間為6.6個月。因此，獲得陰性切緣的手術是目前延長患者生存率的最有效的手術方式，通常為了獲得陰性切緣，往往對患者進行大范圍的切除術[7]。
有研究人員提出，針對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應該行規則性切除，手術中可以考慮淋巴結掃除術以及肝外膽管切除，已達到獲得陰性切緣，提高患者手術后的生存率。Hauke等對臨床上實施手術切除的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病例50例進行研究，提出擴大根治術可以提高患者的預后。而Yamamoto等研究了56例肝切除手術聯合膽管切除術和27例擴大手術在術后1個月的生存率、局部復發率等方面進行了比較，發現只進行肝切除手術聯合膽管切除術患者比實施擴大手術患者預后較差。但是對患者5年生存率觀察顯示，進行擴大手術患者的5年生存率較低，因此，認為實施擴大手術從根本上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有研究人員提出，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如果出現了淋巴結轉移，行擴大手術并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以及預后。因此，獲得陰性切緣才是提高患者生存率、提高預后的最有效的手術方法。為了增加獲得陰性切緣的目的，手術前要對患者行大范圍手術可切除的情況進行充分的評估?？傊?，規則性肝切除以及擴大性切除手術對提高肝內膽管細胞癌的預后和生存率還是有一定作用的，除了患者出現了癌細胞淋巴結轉移等情況。術前對患者的病情探查顯得的尤為重要，術前手術探查可以發現患者的癌細胞是否出現了淋巴結轉移等，如果出現了淋巴結轉移，可以結合淋巴結掃除術；如果患者沒有出現癌細胞的淋巴結轉移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不必進行淋巴結掃除術。
5 肝移植
有研究人員對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實施了肝移植手術，肝移植手術后患者的病情并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患者的生存率沒有得到明顯的提高；另外加上肝移植器官資源緊張等，肝移植作為治療肝內膽管細胞癌的治療方法存在一定的異議。行肝移植的患者術后復發率比較高，通常進行肝移植2年后的復發率達到了50%。一旦肝內膽管細胞癌復發，患者的生存期通常為2個月的時間[3]。
6放療、化療
患者在行根治性切除手術后，為了防止患者的局部復發，對患者進行的輔助治療。輔治療的目的主要是將切緣的腫瘤細胞殺死。目前缺乏系統性的大樣本數據對患者進行根治性手術切除后實施放療輔助治療方案的支撐。Todoroki等對術后患者有癌細胞殘留的患者行術中放療、外線束放療以及術中放療結合外線束放療的患者進行回顧性研究，發現聯合放療的患者5年生存率有明顯增加[8]。因此，如果患者出現局部淋巴結侵襲或者陽性切緣的患者可以實施輔治療。目前，由于對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進行化療后，其效果并不顯著，因此，臨床上通常不會采用化療手段對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進行輔治療。
現階段，對肝內膽管細胞癌患者進行治療通常根據患者腫瘤的大小、數量以及癌細胞的轉移程度等，綜合評價，確定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案。在臨床上，根治性切除術就是保證獲得切緣陰性，此時，會行擴大性切除。對患者進行切緣陰性手術后，對5年期以及以內的患者進行手術探查發現，患者的癌細胞在肝內已經發生擴散，這與患者發生淋巴結轉移等有密切的關系。建立對肝內膽管細胞癌有效的治療方法已經成為當前肝膽癌癥治療面臨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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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管細胞癌范文3
【關鍵詞】肝內周圍型膽管細胞癌；CT；MRI；診斷
【中圖分類號】R735.8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4-4949（2014）03-0019-01
肝內周圍型膽管細胞癌（IHPCC）是起源于肝內二級以上膽管細胞的較為少見的原發性惡性腫瘤，其發病率約占原發性肝癌的5%-10%[1]，惡性程度較高，早期診斷和及時的治療是保證預后良好的關鍵，目前CT與MRI是診斷IHPCC的主要手段，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35例IHPCC病理、CT與MRI資料，旨在總結兩種影像學診斷IHPCC的價值，現將研究結果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自2008年1月―2013年12月在我院經病理分析證實的IHPCC 35例患者的臨床資料，男19，女16例，年齡37-59歲，平均（48.75±10.89）歲，其中腺癌27例，鱗癌3例，就診原因為右上腹脹痛17例，黃疸8例，納差、消瘦7例，體檢時超聲檢查發現異常3例，所有患者術前均行CT與MRI平掃及增強掃描檢查。
1.2檢查方法
CT檢查：采用德國西門子 SOMATOM Emotion 64排螺旋CT掃描，參數選擇125KV，150mA，層厚8mm，層距8mm，掃描范圍：上至膈頂水平，下至主動脈弓肝右葉下緣水平，增強掃描選用非離子型對比劑碘海醇80ml，做動脈期、靜脈期和平衡期三期掃描。
MRI組：采用美國GE公司生產的 Signa 1.5T超導MRI，選用相振式體部線圈，層厚7mm，層距7mm，自膈頂至肝右葉下緣水平進行冠狀位、失狀位及橫斷面掃描，選擇SET1WI，FSET2WI，DWI序列掃描，增強掃描選用非離子型對比劑碘海醇增強掃描對比劑釓噴酸葡胺，用量按0.1mmol/kg，做動脈期、靜脈期和平衡期三期掃描。
所有患者的CT與MRI診斷，均由2名經驗豐富的影像科診斷醫師做出，診斷意見不一致或診斷困難時，由全科會診得出診斷結果。
1.3 觀察指標 以術后病理學檢查為金標準，觀察以下指標：①不同檢查方法檢查IHPCC的準確率；②IHPCC的CT與MRI表現。
1.4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17.0醫學統計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計數資料應用χ2檢驗，如P
2結果
2.1不同檢查方法檢查IHPCC的準確率
CT聯合MRI檢查IHPCC的準確率為94.29%，明顯高于CT、MRI檢查的74.29%、80%，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1。
2.3 IHPCC MRI表現
MRI平掃：T1WI表現為較均勻低信號，T2 WI表現為不均勻性高信號，病灶邊緣不整。
增強掃描：30例患者動脈期邊緣強化，門脈期及平衡期向心性逐步強化，實質部分強化程度不一，邊緣部分密度逐漸減低，呈星芒狀。2例早期邊緣強化不明顯，延遲掃描呈漸進性均勻性強化，3例動脈期明顯強化，而延遲掃描強化不明顯或強化延遲。
3討論
肝臟占位性病變非常多見，病理類型眾多，如肝細胞癌、膽管癌、血管瘤、局灶性結節增生等，這些疾病CT平掃大部分以低密度MRI平掃以長T1長T2信號為表現[2]，缺乏特異性，但是各種占位性病變的組織成分和血液供應存在差異[3]，是我們進行增強掃描，根據強化征象做出診斷的依據。
IHPCC組織學主要由癌細胞、纖維組織、壞死組織及黏蛋白構成[4]，不同的組織類型和在腫瘤內不同的區域，各種組織學成分分布特點和比例明顯不同，腫瘤外周主要由腫瘤細胞和微量纖維組織構成，而中央區主要由纖維組織或壞死成分構成，瘤細胞分布稀疏[5]。瘤細胞是產生IHPCC早期強化的病理學基礎，而纖維組織是產生延遲強化的病理學基礎，膽管腔內狀腺癌纖維組織成分含量較少[6]，因此無典型延遲性強化表現。
本次研究，我們發現35例患者不規則腫塊型7例，分葉狀9例，圓形或類圓形19例，與正常肝組織分界不清22例。CT增強掃描14例患者動脈期邊緣強化或瘤周高灌注，26例患者延遲掃描呈漸進性向心性強化，呈分割樣強化，6例呈相對均勻性強化，3例延遲掃描強化不明顯，本次研究準確率為74.29%，。MRI增強掃描30例患者動脈期邊緣強化，延遲掃描呈向心性逐漸強化，實質部分強化程度不一，邊緣部分密度逐漸減低，呈星芒狀。另外2例早期邊緣強化不明顯，延遲掃描呈漸進性均勻性強化，3例動脈期明顯強化，而延遲掃描強化不明顯或強化延遲，本研究其診斷IHPCC準確率為80%。
CT掃描速度較快，幾秒鐘可以完成一個周期的掃描，對肝臟動脈期掃描的把握更精確，但是分辨率不如MRI。MRI掃描序列及方位較多，具有極高的軟組織分辨率，對血流信號檢測敏感，增強掃描呈連續性動態掃描，其增強掃描尤其是延遲掃描反映的細節較CT更多[7-8]，將兩種檢查方式所獲得的影像學信息進行綜合分析，診斷準確率高達94.29%，明顯高于單獨應用CT或MRI檢查。
綜上所述，CT與MRI在IHPCC的診斷方面，增強掃描可以獲得特異性的影像學信息，聯合兩種檢查方式可以獲得更高的診斷準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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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管細胞癌范文4
M3受體激動劑及阻滯劑對RBE細胞凋亡的影響取對數生長期的RBE細胞，以不同濃度匹羅卡品及硫酸阿托品進行處理，對照組以未加藥干預的正常RBE細胞。培養48h后，胰酶消化，收集細胞，用冷磷酸鹽緩沖液（PBS）洗滌2次，1×結合緩沖液重懸細胞，制成單細胞懸液,使其濃度為1×106/ml。取100μL細胞懸液，加入5μLAnnexinV-FITC和10μL碘化丙錠（PI）溶液，混勻后室溫避光孵育15min；再加入400μLPBS。采用流式細胞儀（BD公司，FACSCaliber）CellQuest軟件進行分析。應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數據以±s）表示，多組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法檢驗，率的比較采用x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RBE細胞中毒蕈堿型受體M3蛋白的表達情況
對照組、匹羅卡品組及匹羅卡品加阿托品組均出現M3受體蛋白條帶（圖1），以M3與GADPH的灰度比值來表示M3受體蛋白的相對表達數值（表1）。單用匹羅卡品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61.86，P＜0.05）。匹羅卡品+硫酸阿托品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54.51，P＜0.05）。正常對照組與阿托品組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F=1.45，P＞0.05）。
2.2毒蕈堿型受體M3對RBE細胞增殖作用的影響
匹羅卡品對膽管癌細胞的增殖具有抑制作用，且其抑制作用呈濃度依賴。1mmol/L匹羅卡品組及0.5mmol/L匹羅卡品組與陰性對照組相比抑制作用明顯（P＜0.05），而0.1mmol/L匹羅卡品組與陰性對照組相比抑制作用不明顯（P＞0.05）。且隨抑制作用呈時間依賴性，隨作用時間延長抑制作用逐漸減弱（1mmol/L匹羅卡品組及0.5mmol/L匹羅卡品組抑制作用在24h、48h、72h時，呈減弱趨勢（P＜0.05），而0.1mmol/L匹羅卡品組隨時間延長，抑制作用無差別（P＞0.05）阿托品+匹羅卡品組的吸光值明顯高于相應匹羅卡品組的吸光值，即阿托品可以阻滯匹羅卡品對膽管癌細胞增殖的抑制作用。而阿托品組的吸光值與陰性對照組幾乎無差別（P＞0.05），即阿托品本身對膽管癌的增殖無抑制作用。
2.3毒蕈堿型乙酰膽堿受體M3對RBE細胞凋亡的影響
匹羅卡品組G1期細胞數與對照組相比，差別有明顯統計學意義（P＜0.05），并且凋亡率也明顯升高（P＜0.05）。匹羅卡品與阿托品共同作用于細胞后，G1期細胞數所占比例及凋亡率的升高明顯受抑制。阿托品單獨作用于細胞后，G1期細胞數所占比例及凋亡率與對照組相比無明顯差異（P＞0.05）。（表3）。
3討論
膽管細胞癌范文5
[關鍵詞] 肺腫瘤；化療；Stathmin；β-tubulin-Ⅲ
[中圖分類號] R735.2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12-0059-03
2011年肺癌NCCN指南中指出：對于行R0切除的Ⅱ期非小細胞肺癌（NSCLC），術后需行輔助化療（一類證據），但不同患者對化療的反應及預后差別很大。這可能與個體的生物學差異有關，因此建立循證醫學基礎上，以藥物基因組學研究為依托的個體化治療已成為未來NSCLC臨床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研究表明，微管基因是許多抗腫瘤藥物的作用位點，其中Stathmin、β-tubulin-Ⅲ表達增高與紫杉醇類藥物的敏感性降低相關。那么它們的表達水平與長春堿類藥物療效的關系怎么樣呢？國內外的研究結果很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1]。
因此，本文篩選出73例接受手術且術后病理明確為Ⅱ期NSCLC患者，術后均給予長春瑞濱聯合順鉑輔助化療，并檢測腫瘤組織中Stathmin、β-tubulin-Ⅲ蛋白表達水平，隨訪患者無瘤生存時間（DFS）和總體生存時間（OS），統計學分析蛋白表達水平與患者DFS和OS的關系，探討Stathmin及β-tubulin-Ⅲ蛋白表達水平與化療藥物療效的相關性，希望能為個體化治療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標本及資料收集
所有標本均從本院標本庫中篩選（所有入標本庫患者均簽定知情同意書，醫院倫理委員會討論通過）。術后病理按照2006年國際抗癌聯盟（UICC）TNM分期標準進行分期，共篩選2007年9月～2010年6月經根治性手術切除的Ⅱ期NSCLC患者73例。患者的臨床特征：男58例、女15例；年齡≤60歲55例、>60歲18例；腫瘤大小≤3 cm2 2例、>3 cm 51例；無淋巴結轉移28例、有淋巴結轉移45例；高-中分化53例、低分化20例；腺癌33例、鱗癌36例、其他病理類型4例。
1.2 輔助化療
患者術后轉至化療科室進行長春瑞濱聯合順鉑化療，順鉑75 mg/m2分3天給予，長春瑞濱25 mg/m2第1、8天，以上方案每3周重復。其中1例患者因骨轉移只進行2周期化療，4例患者第1周期在本院進行，余3個周期化療當地進行，其余患者均在本院完成4個周期的化療。
1.3 隨訪資料（DFS和3年生存率）的收集
均通過電話隨訪，由指定醫生完成，每3個月1次。共隨訪70例，失訪3例，隨訪率為95.89%。
1.5 結果判斷
1.6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17.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采用COX模型進行單因素分析，Kaplan-Meier法繪制生存曲線，并經Log-rank檢驗。
3討論
近年來腫瘤的個體化治療越來越受到從事腫瘤臨床和基礎研究的學者的重視。NSCLC患者的治療更是需要這一原則。真正意義的個體化治療是對每一個肺癌患者“量體裁衣”，根據腫瘤生物學特征和藥物基因組學改變進行針對性的治療。2006年《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發表了肺癌個體化化療里程碑式的文章。在該研究中，只有腫瘤ERCC1蛋白低表達者可從輔助化療中獲益[2]。
Stathmin是一種微管不穩定蛋白，在細胞周期的不同階段通過磷酸化和去磷酸化作用對細胞微管系統動力平衡的調節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通過對幾種肺癌細胞的研究表明，微管的聚合狀態能夠影響其與化療藥物的結合。增加微管的聚合狀態能夠增加紫杉醇與微管的結合，減少長春堿與微管的結合，從而影響肺癌患者對化療藥物的反應[3]。蒲驍麟等[4]報道：在晚期NSCLC中，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測得的Stathmin表達水平與長春瑞濱+順鉑/卡鉑（NP）方案的化療療效負相關。但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Ⅱ期NSCLC術后標本中Stathmin的蛋白表達與患者預后無關，不能作為患者預后的獨立預測因素。其高表達患者與低表達患者相比，DFS和OS均無明顯差異。
那么β-tubulin-Ⅲ的表達水平與長春堿類藥物療效的關系怎么樣呢？國內外用免疫組化方法檢測得到的結果很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Seve等[5]研究了術后接受NP方案輔助化療的ⅠB～Ⅱ期NSCLC或者， 發現腫瘤組織中β-tubulin-Ⅲ蛋白高表達者，其無復發生存期和總生存期均優于低表達者。Reiman T探討了JBR.10等4個臨床試驗中1149例已切除NSCLC的患者與β-tubulin-Ⅲ蛋白表達之間的關系，發現β-tubulin-Ⅲ蛋白表達水平可以作為預測患者預后的指標，但并不能作為預測化療療效的指標[6]。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Ⅱ期NSCLC術后標本中β-tubulin-Ⅲ的蛋白表達與患者預后無關，其高表達患者與低表達患者相比，DFS和OS均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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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管細胞癌范文6
［目的］探討口腔鱗狀細胞癌（OSCC）發生、發展過程中基質金屬蛋白酶9（MMP9）對微血管生成的意義。［方法］采用免疫組化SP法對65例OSCC、40例非典型增生、22例正常口腔黏膜進行MMP9、CD34免疫組化染色。檢測OSCC、非典型增生、正?？谇火つぶ蠱MP9的表達和微血管密度（MVD），并分析MMP9的表達與MVD之間，以及它們與OSCC臨床病理特征之間的關系。［結果］OSCC組中MMP9的表達與MVD值均高于非典型增生組，在非典型增生組中均高于正?？谇火つそM；OSCC組、非典型增生組和正?？谇火つそM中MMP9表達與MVD有正相關趨勢；MMP9的表達與腫瘤大小、淋巴結轉移密切相關，MVD與淋巴結轉移密切相關。［結論］MMP9可能是OSCC的重要促血管生成因子之一。
【關鍵詞】 口腔鱗狀細胞癌 免疫組織化學 基質金屬蛋白酶9 CD34
Cor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and Angiogenesis in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bstract: ［Purpose］ To study the significance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9 (MMP9) on micro angiogenesisin carcinogenesis and progression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SCC). ［Methods］MMP9 and CD34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SP method in 22 cases of normal oral mucosa， 40 cases of atypical hyperlasia and 65 cases with OSCC. The expression of MMP9 and microvessel density (MVD) were detected in the three group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ression of MMP9 and MV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SCC clinic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reviewed.［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MP9 and the level of MVD in OSC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atypical hyperlasia. The expression of MMP9 and the level of MVD in the group of atypical hyperlasi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oral mucosa. The expression of MMP9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MVD in the tumor group， atypical hyperlasia group and normal oral mucosa group. MMP9 expression in OSCC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umor size. MVD in OSCC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Conclusion］ MMP9 may be one of important factors in angiogenesis ofOSCC.
Key words: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mmunohistochemistry;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9; CD34
腫瘤內新生血管的生成是影響腫瘤增殖和轉移的重要因素，近年來的研究表明[1]基質金屬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在腫瘤血管生成中有重要作用，明膠酶是MMPs的一個亞類，包括基質金屬蛋白酶2（MMP2）和基質金屬蛋白酶9（MMP9），其中MMP9與腫瘤血管生成的關系研究較少，研究結果也不一致，有關口腔鱗狀細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組織中MMP9與腫瘤血管生成的關系，更少見報道。本研究通過免疫組織化學技術檢測口腔鱗狀細胞癌組織中MMP9和CD34的表達，并對MMP9的表達與微血管密度（MVD）做定量分析，探討口腔鱗狀細胞癌組織中MMP9對血管生成的作用及其臨床意義。
1 材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用石蠟包埋組織標本選自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1998年1月至2001年12月的手術患者?？谇击[狀細胞癌患者65例，均為作口腔鱗狀細胞癌根治性手術的患者，術前未作放療或化療，術后經病理診斷確診為口腔鱗狀細胞癌，男性35例，女性30例，中位年齡45.5歲；腫瘤最大直徑≤3cm者35例，>3cm者30例；有淋巴結轉移者31例，無淋巴結轉移者34例；臨床分期為Ⅰ期15例，Ⅱ期28例，Ⅲ期15例，Ⅳ期7例；其中高分化鱗癌18例，中分化鱗癌24例，低分化鱗癌23例?？谇环堑湫驮錾±?0例，來自其他口腔疾患手術標本，正?？谇火つ?2例，取自活檢標本，均未做過任何治療。
1.2 方 法
鼠抗人MMP9多克隆抗體和CD34單克隆抗體，免疫組化SP試劑盒及DAB顯色試劑盒均購自北京中山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所有組織均經10%甲醛液固定，常規石蠟包埋， 包埋組織標本作4μm連續切片，免疫組化SP法染色參照試劑說明書進行， MMP9、CD34均采用高溫直接煮沸法修復抗原。用已知的陽性切片作陽性對照，PBS代替一抗作陰性對照。
1.3 結果判定
⑴MMP9以實質細胞胞膜或胞質出現明顯的黃色或棕黃色顆粒判斷為陽性著色。定量及圖像分析采用同濟醫大千屏影像公司HPLAS1000病理圖像分析系統，將切片上的陽性染色信號轉為灰度進行分析。
⑵MVD計數，參照Weinder[2]報道的方法進行微血管計數，先在低倍鏡（×100）下觀察確定血管密度最高處，在（×200）視野下選擇3個高血管密度區，計算單位視野（×200）平均血管數。單個內皮細胞或內皮細胞簇，均作為一個血管計數，而直徑大于約8個紅細胞的血管，有厚肌壁的血管以及硬化區的血管不在計數范圍內。
1.4 統計學處理
運用SPSS 10.0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采用t檢驗和F檢驗。
2 結 果
2.1 MMP9在正?？谇火つそM織、非典型增生、OSCC中的表達和分布
MMP9陽性細胞胞漿或胞膜呈棕黃色，偶爾可見細胞核著色，陽性顆粒多呈團塊狀。MMP9在癌組織中于腫瘤細胞(見圖1)、增生上皮細胞和間質細胞均有陽性表達，在血管平滑肌細胞，血管內皮細胞上也有明顯陽性表達(見圖2)，MMP9陽性分布呈異質性，陽性細胞多位于癌巢邊緣和管腔周圍，其中基底膜附近的腫瘤細胞染色尤為明顯。MMP9在非典型增生的表達主要位于增生上皮細胞的胞質中，在間質細胞中偶見染色。MMP9在正?？谇火つそM織表達微弱，僅見于少數上皮細胞的胞質中。對切片的MMP9染色進行灰度分析，結果顯示從正?？谇火つ?，非典型增生到OSCC， MMP9的表達逐漸增高，OSCC組中MMP9表達顯著高于非典型增生組織（P
2.2 正?？谇火つそM織、非典型增生、OSCC中MVD的分布
CD34標記的微血管呈點狀分布，血管內皮細胞膜被染成褐色。腫瘤組織中的微血管形態不規則，部分血管呈現發芽狀，血管分布不均勻，在腫瘤的邊緣區域最為密集，呈簇狀(見圖3)。非典型增生組織中微血管形態較規則，但分布不均，血管簇偶見。正?？谇火つそM織內的微血管形態規則，分布均勻。OSCC組中MVD顯著高于非典型增生組織（P
2.3 OSCC中MMP9表達與OSCC血管生成的關系
OSCC中MMP9表達與MVD顯著高于非典型增生組（P
3 討 論
腫瘤的侵襲和轉移是多步驟過程。實驗表明[3]腫瘤組織中微血管密度越大，腫瘤細胞進入血循環及淋巴循環的機會越多，淋巴結及鄰近臟器轉移的機會也增大。MMP9由結締組織細胞、巨噬細胞或腫瘤細胞分泌，是降解Ⅳ型膠原最主要的酶，在生理情況下維持細胞外基質，在胚胎發育、組織塑形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病理情況下，MMP9通過降解細胞外基質成分中的Ⅳ型膠原使得腫瘤細胞突破原發部位正常的基底膜而發生浸潤，突破脈管周圍的基底膜進入脈管系統，即發生轉移。近來研究表明[1，4]，MMP9不僅是降解基底膜和ECM的關鍵酶，而且在腫瘤間質血管生成中起重要作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從正?？谇火つ?，非典型增生到OSCC，MMP9的表達逐漸增高，在非典型增生MMP9的表達主要位于增生上皮細胞的胞質中，在癌組織中MMP9在腫瘤細胞，增生上皮細胞和間質細胞均有陽性表達，在表達的強度、陽性細胞的種類、數量上均高于非典型增生組，提示MMP9可能在OSCC發生中發揮作用。同時觀察到并非所有腫瘤細胞均能表達MMP9，具有MMP9表達能力的腫瘤細胞多位于這部分細胞多位于腫瘤的外周部分和毛細血管淋巴管腔周圍，呈片狀、灶狀分布，提示表達MMP9的細胞具有更強的侵襲能力，符合腫瘤細胞的侵襲規律。在本實驗中還觀察到，在毛細血管腔和淋巴管腔周圍及管腔內部可見聚集成團狀并深度著色的癌細胞，可能為遷移到該處的高轉移性癌細胞克隆增殖而成。另外表達MMP9的腫瘤細胞附近的血管平滑肌細胞、血管內皮細胞上也有明顯陽性表達，提示該區域的血管平滑肌細胞，血管內皮細胞與腫瘤細胞在MMP9的表達上存在著聯系，分析結果顯示MMP9在瘤徑>3cm組中的表達高于瘤徑≤3cm組，在有淋巴結轉移組中的表達高于無淋巴結轉移組，提示MMP9可能是OSCC侵襲和轉移的重要促進因素。
本實驗中顯示從正常組織非典型增生OSCC，組織中的MVD有逐漸增加趨勢，非典型增生組中的MVD顯著高于正常組，提示細胞在未發生惡性轉化之前已有血管生成增多，這一現象是否為OSCC血管生成的啟動階段有待于作進一步研究。Eisma等[5]對頭頸部鱗癌研究發現MVD每增加10個，淋巴結轉移的危險度就增加1.32倍，在本研究中顯示OSCC淋巴結轉移組中MVD顯著高于無淋巴結轉移組，由于在OSCC中發生淋巴結轉移的機會遠高于血行轉移，提示對OSCC原發灶MVD檢測有利于作出轉移和預后優劣的判斷，但是否能作為OSCC的一個獨立預后因素尚需要做進一步研究。
大量研究顯示MMPs與腫瘤血管生成關系密切，在本實驗中我們觀察發現MMP9的表達部位與MVD高密度區具有一致性，均位于腫瘤細胞生長活躍的癌巢邊緣地區，提示：①腫瘤在局外浸潤生長的過程中，新生血管化是同步進行的；②MMP9的表達與腫瘤血管形成有關。在本實驗中我們還觀察到MMP9不僅在腫瘤細胞和間質細胞中表達，在腫瘤組織的血管內皮細胞上MMP9也有表達，這與MMP9參與腫瘤新生血管形成的觀點一致。有研究顯示[6]腫瘤的新生血管內皮細胞可以通過分泌MMP9降解周圍基質，調節內皮細胞的遷移，使自身的血管條索延長和擴大，也有研究顯示[7，8]血管生成因子VEGF在促進腫瘤內新生血管形成的同時，可以通過不同的信號途徑，促進MMP9的表達并對TIMP1的表達進行抑制。 這些研究說明MMP9通過多種途徑對腫瘤新生血管形成起作用，總體上表現出促進作用。本研究結果表明 OSCC中MMP9的表達顯著高于非典型增生，其MVD也顯著高于非典型增生 ，MMP9的表達與MVD具有一致性，MMP9與腫瘤新生血管形成關系密切。
本研究結果表明MMP9、新生血管形成與OSCC發生和侵襲轉移有密切關系，MMP9可能是OSCC的重要促血管生成因子之一。阻斷MMP9的表達，抑制MMP9的活化可能具有抑制OSCC轉移和血管生成的雙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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