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板新股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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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新股范文1

1、在新股上市前,上市公司會先行上市公告書,具體的上市時間在上市公告書中可以查到,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股票,其新股中簽后的上市時間不完全一致,所以具體上市時間要以實際情況為準。

2、但一般情況下,新股申購完成后過8-14天(自然日)新股就會進行上市交易,也就是說一般新股中簽后6天左右就可以上市了,當然若遇到特殊情況,創業板新股中簽后會出現延遲上市的情況,但一般也不會超過14天。

3、在上市后也可以不必急于先賣出股票,可以參考同行的市盈率以確定賣出時機。保守者可參照同行最低市盈率的股價賣出;激進者可按照平均市盈率的股價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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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新股范文2

【關鍵詞】發行市盈率;創業板;回歸分析;傳統金融學;行為金融學

引言

市盈率(P/E)被廣泛用作投資的主要參考數據。發行市盈率,特指股票發行價格與股票每股收益的比例。我國創業板市場開啟于2009年10月,發展還不夠成熟,分析該市場發行市盈率的影響因素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證監會于2012年9月15日起,暫停IPO新股發行,并將于2014年1月重新開閘。面對IPO重啟,對于創業板新股發行市盈率的實證分析具有現實意義。

國外的相關研究出現較早。Benjamin Graham(1934)認為市盈率的影響因素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投資者人氣方面的因素,二是企業自身因素的影響[1]。借鑒此想法,本文考慮引入心理預期和風險偏好態度2個變量考察人氣方面的影響,并補充企業外部因素的影響。

Basu(1977)發現低市盈率的股票能比高市盈率的股票帶來更高的收益,即“P/E效應”,它是“市場例外”的一種現象[2]。受其啟發,本文考慮引入當前行為金融學的一些共識。

Beaver和Morse(1987)[3]以及Allen和Cho(1996)[4]認為影響市盈率的主要因素是公司收益的增長和股票市場的價格風險。Kane,Marcus和Noh(1996)發現市盈率與實際利息率、股票市場波動呈負向關系,與股息率呈正向關系[5]。White(2000)則以每股收益、通貨膨脹率、貨幣供應量M2、S&P指數每月回報的標準離差、10年期債券收益的倒數等為解釋變量[6]。在此思想引導下,本文針對我國實際情況建立多因素模型。

我國對市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在早期偏重于統計描述分析。進入21世紀后,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相關市盈率的實證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出現了各種觀點。但研究對象主要是發行后隨二級市場上股票交易價格變動的市盈率,而非申購時候的發行市盈率。

曾曉杰、何小峰和晏青(2002)等通過對滬深市場1993年到1999年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的市盈率與公司未來成長潛力呈正相關關系,并且當年的市盈率水平對下年的公司的增長性有較強的預示作用[7]。受此啟發,本文建立模型時考慮公司增長性的變量。

白娜和顧衛?。?002)對上證30指數市盈率進行實證分析,得出股利支付率、每股收益增長率和行業平均市盈率對市盈率起主要的解釋作用。盧銳和魏明海(2005) 的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受到行業平均率的顯著影響。受此啟發,本文建立模型時考慮行業情況的變量。

賀紅雷(2008)認為只研究影響市盈率因素的某個方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利用多元回歸模型從宏觀與微觀兩方面分析市盈率的影響因素,其中宏觀指標主要包括利率、GDP和行業。在討論行業因素時,他把虛擬變量 Y 引入模型。本文借鑒此想法,在引入心理預期和風險偏好態度變量時也采用虛擬變量,同時希望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到更為全面的結論。

對于我國新股發行市盈率的研究,特別是創業板的發行市盈率研究是最近幾年才興起的。張雨梅和王子柱(2011)基于我國2009年的新股發行機制改革的角度,探討了我國創業板高發行市盈率的原因并提出了若干解決對策。但他們主要偏于理論論述和實際政策的建議。

何躍(2010)認為,市盈率的變化是非線性的,間斷性的;在計算市盈率時,應該選擇該股某一時點的市盈率,而忽略其后續期間市盈率發生的變化。同時,市盈率包含了該股票的成長因素和投機因素,具體是哪個因素起主導作用,需對具體的情況進行分析。因此,本文采用申購日公布的發行市盈率數據,在投機因素的選擇上考慮運用行為金融學的知識。

一、影響因素的變量選取

根據IPO定價理論和國內外大量的實踐表明,IPO估值的過程就是發行人、券商、投資者、公司管理層、證監會等利益相關主體,根據內外部因素,運用其自身的力量,相互施加影響,進行討價還價、游說和妥協,在各種相關利益主體之間達成某種一致的結果。最終的發行價格體現的是多方博弈的結果,這也是各方對預期的相對合理價格的選擇。因此,發行市盈率的影響因素也與此相關,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來自傳統金融學領域,包括宏觀、行業、公司內部因素;另一類來自行為金融學領域。

二、傳統金融學領域的因素

1.宏觀因素

本文選擇4個變量。第一個是利率水平,因為利率是社會流動資金的機會成本,隨著市場利率水平的變動,資金在發行市場的進出必然會對新股的發行市盈率產生影響。第二個變量是GDP的增長率,它直接衡量了一國領土內的經濟發展情況。第三個變量是通貨膨脹率,它衡量的是物價水平和購買力水平。第四個變量是股票市場指數水平,因為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是一個緊密聯系的整體。

2.行業因素

不同的行業具有不同的生命周期和發展特點,也具有不同的贏利前景和成長性,需要嚴格區別。行業因素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的經營特點和發展趨勢。所以本文選擇深證市場行業平均市盈率這個變量。行業分類按照證監會行業分類標準。

3.公司內部因素

從本質上講,公司的價值體現為資產未來創造現金流量的能力,體現了公司資產未來的盈利能力和發展潛力。本文從三個方面來選取變量:(1)公司增長性方面,選取了營業總收入同比增長率和凈利潤同比增長率;(2)公司盈利性方面,選取了凈資產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每股股利;(3)公司風險性方面,選取了資產負債率。

三、行為金融學領域的因素

傳統金融學對于市盈率的理論分析是基于戈登固定股利模型(Gordon Model,1962)和 NPVGO (Net Present Value of Growth Opportunity)模型,得到市盈率是股利支付率和公司成長性的增函數,是公司風險的減函數。但是這類分析存在諸多假設條件,往往無法解釋實際市場中“股權溢價之謎”等現象而使其運用受限[7]。本文希望把行為金融學的現有成果引入實證分析,使發行市盈率的分析更符合市場情況。

行為金融學領域的因素,本文主要關注兩個方面。

1.周期性變量:

理論依據是日歷效應中一月效應背后的心理預期?!耙辉滦辈皇侵复笫校侵感”P股的相對強勁。對于創業板,分析此效應,意義尤為明顯。該效應指一月份的股價明顯高于其它月份的現象。這與稅務安排、基金粉飾廚窗、年終花紅及年尾的重要假期有莫大關系。在我國,主要是農歷年對心理預期的帶動效應。我國的傳統佳節春節往往在1月末2月初,在春節之前公眾懷揣著對新的一年的美好憧憬,即傳統的“討采頭”心理。心理預期往往會帶動實際變量向著預期的方向發展,所以中國股市春節前常常有一波“紅包行情”。

農歷年效應帶動看漲的心理預期,看漲的心理預期也推動投資者接受較高的發行市盈率。觀察創業板新股發行的歷史數據發現,正是在這種心理預期下,發行市盈率從每年農歷的九月開始上升,農歷臘月進入高峰,次年正月呈明顯下降趨勢,六月觸底,之后開始回升進入新一波上升走勢。本文大膽假設心理預期對發行市盈率產生周期性波動,以農歷日期為標準,對截距設計第一種虛擬變量C1、C2,用逐步回歸法來仔細驗證。

2.風險偏好態度:

根據行為金融學心理偏差的觀點,人們的風險偏好不是一貫不變的:當涉及的是收益時,人們表現為風險厭惡;當涉及的是損失時,人們則表現為風險尋求。那么當人們風險偏好是風險厭惡時,市場更愿意接受較低的發行市盈率;當人們風險偏好是風險尋求時,市場則能夠接受較高的發行市盈率。

本文設計的第二種虛擬變量就是風險偏好態度??紤]到心理變化往往是短期的,所以具體設計是區分近期的股票市場漲跌情況,根據深證綜指10日均線和20日均線位置關系。當10日均線高于20日均線,本文設定為RP=1,即投資者面對收益狀態表現為風險厭惡;反之,設定為RP=0,為風險尋求。

根據上述影響因素的分析,本文選擇了傳統金融學和行為金融學兩個領域的因素共13個變量。

四、實證分析

根據上文的因素討論,本文將發行市盈率可能的影響因素區分為傳統金融學領域的因素和行為金融學領域的因素。傳統金融學領域的因素主要來自于宏觀情況、行業情況和公司內部情況的變量。對這類變量,先采用單因素回歸方法進行篩選,再用多因素回歸方法建立多元模型。然后對于行為金融學領域的因素,本文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最終確定創業板發行市盈率的影響因素模型。本文使用創業板新股申購日的發行市盈率數據,對創業板355只股票進行研究,剔除數據不全的股票,實際樣本為296。

五、對傳統金融學因素的回歸分析:

1.單因素回歸:

待估計單因素回歸方程為:

其中,為第i只股票申購日發行市盈率取對數,為對應第i只股票的第n個變量。將表1中的前11個變量,使用適當的形式(比如取對數),依次帶入。得到如表2結果:

2.多因素回歸:

通過單因素回歸,發現:

(1)宏觀因素中,利率水平具有顯著性,呈負相關關系。通貨膨脹率沒有通過T檢驗,不能證明其與發行市盈率的相關關系,所以多因素回歸中,剔除CPI變量。同時,變量多重性檢查發現LnINDEX與GDP相關系數為0.61,考慮到深證綜指是每日數據,優于季度數據的GDP增長率。所以,最終保留R、LnINDEX兩個變量。

(2)行業因素中,T(LnIAPE)=12.99,具有顯著性,呈正相關關系,所以在多因素回歸模型中保留行業平均市盈率變量

(3)公司內部因素中,每股股利支付和資產負債率沒有通過T檢驗,剔除該兩個變量。變量多重性檢查發現NE與TOI相關系數為0.74,NE與ROE相關系數為0.38,同時考慮到凈利潤增長率的可決系數R-squared較大,且是公司增長性較好的評價指標,所以保留NE變量,剔除TOI、ROE變量。此外,保留EPS變量;但本文注意到EPS單因素回歸系數為正,與預計情況相反,將在后續的多因素回歸中給予進一步檢驗。

待估計多因素回歸方程1為:

其中,為第i只股票申購日發行市盈率取對數,5個變量依次以申購日期為依據對應。得到如表3回歸結果:

此結果表明:

(1)取對數的發行市盈率與利率水平、每股收益呈負相關,與凈利潤增長率、取對數的深證綜指、深證市場行業平均市盈率呈正相關,可決系數R-squared為0.6985,方程擬合度較好。

(2)對于EPS的偏回歸系數為-0.10,符合一般經濟理論的預計,對比單因素回歸模型,則多因素回歸方程較優。

此外,此回歸結果同對傳統金融學領域的因素進行逐步回歸的結果是一致的。具體步驟不在此贅述了。

六、對行為金融學因素的逐步回歸分析:

對多因素回歸方程1依次添加行為金融學領域的2個變量:周期性變量C和風險偏好態度RP,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

對應待估計多因素回歸方程2為(增加周期性變量C):

對應待估計多因素回歸方程3為(增加周期性變量C和風險偏好態度RP):

方程2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結果表明:周期性變量通過T檢驗,具有顯著性,且C1、C2變量的引入,增強了LnIAPE的顯著性,同時提高了整個回歸方程的可決系數R-squared。所以多因素回歸方程2的擬合度較好。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引入RP變量,方程3的回歸結果見表5所示:

結果表明:雖然風險偏好態度的偏回歸系數為負,符合理論預計,但未通過T檢驗,不具有顯著性,且RP變量的引入,降低了整個回歸方程的可決系數R-squared,同時降低了LnIAPE和EPS的顯著性。所以本文剔除RP變量。

所以,最終可采用的恰當回歸方程是方程2。

七、結論與建議

1.結論

(1)通過回歸分析,本文得到創業板發行市盈率多因素回歸方程為:

即,發行市盈率受宏觀因素的利率水平和大盤股指影響,與前者負相關,與后者正相關,符利率水平每增長1個百分點,則發行市盈率將縮小為原來數值的(約為1.2446)分之一;而公司內部因素每股收益每增加1元,則發行市盈率僅縮小為原來數值的(約為1.0805)分之一,凈利潤增長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則發行市盈率僅増漲為原來數值的(約為1.0036)倍。所以,宏觀因素對發行市盈率的影響作用大于公司內部因素的作用。

(2)心理預期對發行市盈率的周期性影響顯著:

農歷十月、十一月、臘月的發行市盈率比正月、二月、三月、七月、八月、九月的發行市盈率高,為后者的(約為1.1273)倍;農歷四月、五月、六月的發行市盈率比正月、二月、三月、七月、八月、九月的發行市盈率低,為后者的(約為1.1996)分之一。與NE、EPS變量比較回歸系數后,發現心理預期的周期性影響比公司內部因素顯著。

此外,心理預期對發行市盈率的顯著周期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釋“新股破發”、發行價高估等現象。心理預期的周期性影響能在特定月份推漲股價偏離其內在價值,從而導致上市交易首日的劇烈波動。

2.變量剔除的解釋

本文在多因素回歸中剔除了一下變量:

(1)宏觀因素的GDP和LnCPI變量

本文基于多重性檢驗剔除GDP,不是認為實證關于GDP對于市盈率的影響與傳統理論相悖,而是認為:相對于大盤股指而言,GDP的解釋程度較弱。在實際市場中,大盤股指水平,在較大程度上反應了GDP數據的信息。同理,實證表明,通貨膨脹率變量在回歸中不顯著,可能的情況也是大盤股指水平已經及時反應了相關信息。

(2)公司因素中的TOI、ROE、DPS和DA

本文基于多重性檢驗剔除TOI和ROE,不是認為實證關于公司增長性和收益性的指標對于市盈率的影響與傳統理論相悖,而是認為:相對而言,凈利潤增長率的解釋程度較好。在資本負債表中,NE指標與TOI、ROE也存在一定的聯系和轉化關系。

發行市盈率和DPS指標之間的弱相關關系,是符合我國股票市場實際情況的:我國上市公司向投資者分配利潤采用現金股利的形式較少,采用配股和送股的形式較多。如果要綜合考察收益分配的因素,需要綜合考慮現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其指標的計算有待進一步研究。

DA指標未通過T檢驗,則說明市場考察股票價格或市盈率時,往往忽略了對公司資產風險性的考察,這也說明了我國股票市場,特別是創業板市場發展還不夠成熟。

3.建議

(1)對于待上市公司而言,了解發行市盈率的影響因素有助于其合理進行上市安排。

以市盈率為參考的定價方法是IPO定價的一種常用方法。待上市公司既可以根據特定上市時間的具體宏觀、行業、公司情況和市場心理預期,對待發行的股票給予合理定價;也可以出于公司的利益選擇先確定股票定價目標,通過觀察宏觀、行業情況和市場心理預期狀態,選擇合適的上市時機,獲得最大的效益。

(2)對于監管方而言,了解發行市盈率的影響因素有助于其制定法規和安排IPO重啟。

證券市場監管方依法制定具體政策和規章,履行職責保障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消除市場的惡意劇烈波動,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合理確定發行市盈率也是統籌安排重啟IPO、消除新股發行對股市波動的具體措施。通過觀察宏觀、行業具體情況,監管方可以對待上市公司的申購股價合理性作出判斷。特別是考慮到心理預期的周期性影響后,監管方可以及時對市場情緒進行引導,有針對性的消除市場非理性波動。

參考文獻:

[1]Benjamin Graham,David Dodd.證券分析[M].海南出版社(第一版),1999:474-484.

[2]Basu,S.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common stocks in relation to their price-earnings ratios: A test of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J].Journal of finance,1977,vol.32,no.3,pp.663-81.

[3]Beaver W.,Morse D.,What determines price-earnings ratio?[J].Finance Analysts Journal, 1987(34):65-78.

[4]Allen A.C.,Cho J.Y.,Determinants of price- earnings ratios: further evidence[J].Southern Business Economy Journal,1996(6):170-184.

創業板新股范文3

Abstract: Cooperation innovation has the advantage of resource and risk sharing. It has been the main way for technology in company.The analysis hierarchy process is adopted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partner and assign weight to the index. Applying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candidate partner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lliance partner selection.

關鍵詞:技術創新聯盟;伙伴選擇;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

Key word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lliance;partner selection;analysis hierarchy process;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08-0012-03

0 引言

企業通過技術創新聯盟,尋求與其他企業合作,獲取共同或互補的技術創新目標,共享資源與能力,實現參與者的共贏,是企業保持長期競爭優勢的有效戰略。創新聯盟伙伴的選擇是聯盟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而伙伴選擇的關鍵在于如何對伙伴進行評價。在遵循全面性、科學性、層次性、目的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則的基礎上,基于層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建立技術創新聯盟合作伙伴評估的指標體系。采用模糊綜合評價理論,對候選伙伴進行評估,以提高技術創新聯盟伙伴選擇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1 技術創新聯盟伙伴選擇指標體系的建立

企業選擇技術創新聯盟伙伴的主要目的有:①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目前,大部分企業在進行自主創新時面臨著資源不足的困難,只有借助外部資源,進行合作創新,才能達到企業技術創新的目的。②分擔風險。建立技術創新聯盟是分擔風險的有效方式,如果聯盟技術開發失敗,會將風險分攤到每個聯盟成員上,降低了風險給企業帶來的危害。③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獲得技術競爭優勢。企業建立技術創新聯盟的最終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當前企業要想獲得長期的發展,創新能力是企業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以上分析,結合現實中技術創新聯盟選擇合作伙伴的實際情況,在全面性、科學性、層次性、目的性、可比性等原則的基礎上,確定以考察技術創新能力為主的伙伴選擇指標體系。

1.1 技術創新能力 對創新聯盟來說,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是考察候選伙伴的關鍵因素。自約瑟夫?熊彼特引入“創新”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以來[3],技術創新的測度方法逐漸開始豐富。技術創新能力是以企業技術創新為出發點,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企業的創新素質、盈利水平。技術創新的質量和數量無法直接衡量,可以從技術創新要素投入情況、創新的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出和創新過程來評價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本文選取的主要指標有:具有專科學歷及其以上員工占公司總人數比例、技術人員占公司總人數比例、研發人員收入水平、核心產品技術含量、核心產品市場占有率、新產品銷售率、研發投入占總收入比重、省部級以上研發中心個數、人均授權專利數、獲得省部級以上技術創新獎勵、擁有自主品牌數目、技術創新成果轉化情況等。

1.2 企業資源水平 企業資源一般指的是企業為了實現企業戰略目標的各種要素集合。包括企業員工、財務資源、企業品牌、文化、組織運行機制以及企業擁有的聲譽,都是企業為完成組織使命必不可少的要素。本文企業資源水平包括:銷售利潤率、速動比率、銷售利潤增長率、生產設備更新水平、信息化水平、組織結構適應性、檔案部門建設情況等。

1.3 兼容性 兼容性是指聯盟內各成員的戰略目標、經營方式、組織結構、企業文化和管理方式、產品標準等方面應保持和諧一致,而不會發生較大的沖突。本文將兼容性分為價值觀是否有沖突、企業精神是否有沖突、經營戰略是否有沖突、企業發展目標是否一致、創新產品所需的支持技術的通用性等。

1.4 長期合作潛力 創新聯盟能否進行長期合作的基礎是伙伴之間的信任。如果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對方,缺乏信心,聯盟的過程中容易產生沖突和不信任,以至聯盟關系提前終止。候選企業內部員工的支持也是影響聯盟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的長期合作潛力指標分為:合同違約次數、合同違約后果影響程度、合作伙伴滿意程度、項目決策者積極主動性和普通員工支持度。

2 建立模糊綜合評價模型

2.1 建立兩級模糊綜合評判模型

2.1.1 根據第二節的分析,建立如表1的層次結構圖。

2.1.2 將因素集U={u1,u2,…,un}分成若干組U′={U1,U2,…,Uk},使得U′=■Ui,Ui∩Uj=?(i≠j)。設U′為第一因素集,設Ui={U■■,U■■,…,U■■}為第二因素集。

2.1.3 設評判集為V={v1,v2,…,vp},先對第二級因素集的ni個因素進行單因素評判,得評判矩陣:

Ri=r■■ r■■ … r■■r■■ r■■ … r■■… ┆ … ┆ r■■ r■■ … r■■

設Ui={U■■,U■■,…,U■■}的權重為Wi={a■■,a■■,…,a■■},得到綜合評判為Wi° Ri=Bi(i=1,2,…,k)。

再對第一級因素做綜合評判,設權重為X={x1,x2,……,xk},求得綜合評判結果為Y=X°F■┆F■。

2.2 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權重 層次分析法是一種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多方案或多目標的決策分析方法。其主要特征是合理的將定性與定量的方法結合起來,量化決策者的經驗判斷,從而為決策者提供定量形式的決策依據。對技術創新聯盟進行伙伴選擇時,由于指標體系內部結構復雜,該方法最為實用。

層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驟為:首先,建立層次結構模型;其次,用1-9比較尺度構造成對比矩陣;第三,計算權向量并做一致性檢驗,對于每一個成對比較陣計算最大特征根及對應特征向量,利用一致性指標、隨機一致性指標和一致性比率做一致性檢驗。若檢驗通過,特征向量(歸一化后)即為權向量;若不通過,需重新構造成對比較陣;第四,計算組合權向量并做組合一致性檢驗。

首先對各指標之間進行兩兩對比,排定評價指標的相對優劣順序,依次構造出評價指標的判斷矩陣。對準則層的相對重要性進行判斷后,得到指標的權重,如表2。

對指標層,以兼容性的5個子因素為例,根據專家打分得到判斷矩陣。在判斷其符合一致性檢驗后,結果如表3所示。同理,可得到各指標層的相對重要性。綜合整理后可以得到各指標相對上層指標的權重,如表4。

3 實例分析

針對企業為創建技術創新聯盟,現對候選伙伴之一進行評估。

3.1 根據技術創新聯盟伙伴選擇的經驗和標準,采用層次分析法建立伙伴選擇標準,作為評估因素集:U′={U1,U2,U3,U4}為第一級因素集;U1={u1,u2,…,u12},U2={u13,u14,…,u19},U3={u20,u21,…,u24},U3={u25,u21,…,u29},為第二級因素。

3.2 將伙伴選擇評估的等級評語確定為五個等級:好、較好、一般、較差和差。各個等級的賦值為V={v1(好),v2(較好),v3(一般),v4(較差),v5(差)}。

3.3 確定隸屬函數 有n個專家對ui指標在V上打分,5個等級的頻數分別為(mi1,mi2,mi3,mi4,mi5),則指標ui的隸屬度為Rui=(mi1/n,mi2/n,mi3/n,mi4/n,mi5/n)。本例中專家的個數為8,對A企業進行評估后的結果如表5。

3.4 模糊綜合評判 先對“技術創新能力”中的第二級因素作綜合評判,由表5可得單因素的評估矩陣為

R1=0.125 0.625 0.25 0 00.375 0.25 0.25 0.125 00.375 0.25 0.375 0 00.5 0.125 0.25 0.125 0 0 0.5 0.25 0.25 0 0 0.25 0.5 0.125 0.125 0 0.25 0.625 0 0.1250.375 0.5 0.125 0 00.25 0.375 0.375 0.125 0 0 0.25 0.5 0.25 00.125 0.375 0.375 0.125 00.375 0.25 0.25 0.125 0

權重W1={0.0385,0.0463,0.1076,0.1199,0.1614,

0.0814,0.2505,0.0205,0.0206,0.033,0.0652,0.055}

由綜合評判模型公式:b■=■(w■?r■)

計算得:b1=(0.164,0.306,0.394,0.097,0.041);

b2=(0.327,0.256,0.280,0.099,0.039);

b3=(0.097,0.191,0.210,0.385,0.115);

b4=(0.313,0.365,0.289,0.033,0)。

最后對目標層進行綜合評判,得到聯盟伙伴的模糊綜合評級向量:B=(0.20,0.29,0.33,0.11,0.07)。最后的評估結果表明,該候選伙伴20%為好,29%為較好,33%為一般,11%為較差,7%為差。根據最大隸屬度原則,對該企業的評估為“一般”。

4 結論

技術創新聯盟伙伴選擇評估指標體系,包括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首先建立兩級的評估模型,根據專家打分將其定量化。運用層次分析法將決策者的主觀經驗進行量化,對各層次指標進行賦權。運用模糊數學理論分別對各級指標進行評估,最后得到綜合評估結果。得到評估結果后,可對構建技術創新聯盟提供科學的指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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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新股范文4

市場化IPO定價機制

從理論上講,市場化的IPO定價機制應該能夠平衡供求,相反,IPO行政性定價制度則會嚴重扭曲新股的發行價格和市場真實供求。

從中國主板的IPO定價制度缺陷來看,由于主板新股發行價的行政性控制,使得新股發行價格經常性地被低估,而且嚴重脫離二級市場的價格水平和平均市盈率。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在牛市頂峰,當二級市場平均市盈率高達70倍以上時,新股發行市盈率卻仍被人為壓制在20――30倍之間,這樣一種非市場化的定價制度,致使一、二級市場差價懸殊,從而誘使所有散戶和大資金紛紛云集于一級市場涌躍參與申購新股,這樣也就出現了世界唯一的奇觀:中國新股申購中簽率極其低下,甚至低至萬分之幾,它給人一種假象“中國新股發行永遠都是供不應求的”。

正是由于新股發行市盈率遠低于二級市場,因此,中國投資者“凡新必炒”,在新股上市首日,即便像中國石油和中國人壽如此超級大盤股,其漲幅也可以高達100%以上,有的新股上市首日的漲幅甚至可以高達600%!這是市場的荒唐,還是制度的可笑?

可以肯定,中國創業板的IPO定價制度若不改革,并仍繼續沿襲主板做法,其后果一定是十分嚴重而可怕的。要想讓中國創業板不再重蹈覆轍,新股發行就必須實行市場化定價。

所謂新股發行的市場化定價機制,就是讓新股的發行市盈率貼近二級市場的平均市盈率,或是貼近二級市場同行業平均市盈率,這樣,通過提高新股發行價格,可以壓縮新股上市首日的暴漲空間,從而“倒逼”新股申購中簽率的大大提高,有的新股的中簽率可能會高達100%。這就意味著一方面新股發行可以失敗,另一方面,新股上市首日也可以跌破發行價。只有這樣,在發行人、保薦人和投資者之間才可能真正產生一種市場制衡機制,這也正是我們主板目前尚不具備的一種市場氛圍。

新股發行的市場化定價可以采用荷蘭式競價方式,具體做法:網下與網上同步、機構與散戶同步,將所有新股申購者按申購價從高到低排序,直到累計加總的申購股數達到新股發行量為止,截止到此的最后一位申購者的出價即為中簽者的統一申購價,出價高于該最后一位申購價的申購者均為中簽者。

構建OTC(即柜臺市場或場外市場)

創業板是一個“高退市率”的市場,除了對投資者進行風險教育,以及推出新股發行的市場化定價機制外,為了遏止二級市場的過度投機或股價操縱,創業板還應該打通一個更為寬闊、高效的退市通道,讓垃圾股更容易退市,這有利于震懾垃圾股的猖獗投機。

退市通道可以區分為兩種模式:一是“死刑立即執行”,即摘牌或破產清算,上市公司完全退出市場;二是“死緩”,即從創業板退市,并轉板至場外市場(或譯作柜臺市場,OTC)繼續交易,直到無人購買而變成廢紙。

相比之下,“死緩”的退市機制是一種“安樂死”,它可以給投資者以足夠的心理準備,這樣的垃圾股退市或死亡,也會比較從容而有尊嚴。因此,為了配合創業板的大量公司退市,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廢品收購站”或“垃圾處理場”,這就是創業板所必需的場外市場或柜臺市場(OTC)。同樣,OTC也可以為主板退市公司提供轉讓服務。

創業板新股范文5

與高市盈率、高發行價相對應的是高額超募資金,創業板企業實際募集資金遠遠超出其招股說明書中羅列的擬投資項目所需資金。迄今為止已掛牌的三批創業板,第一批平均超募129%、第二批平均超募209%、第三批平均超募率達到了248.5%、第四批創業板8家公司超募資金迭41.3億元,平均超募率逾250%,成為超募率最高的一批創業板公司。其中,世紀鼎利(300050.SZ)不僅以每股88元的發行價創下創業板新高,其超募比例更是高達479.53%,刷新了創業板公司最高超募紀錄!

新股發行價格市場化在A股市場并非新生事物,早在10年前的1999年,A股市場也曾嘗試過市場化發行改革,閩東電力(000993,SZ)一度gA88倍的市盈率發行,創下當時A股發行市盈率歷史紀錄。然而這家企業上市后業績迅速下滑、陷入虧損,一度淪為ST。其他同時期高市盈率發行的新股也大多表現平平,參與其中的投資人損失慘重,市場化發行改革最終草草收場。

本輪重啟市場化發行改革,且與創業板同步推出,以“三高”面世的創業板是否能以高成長、高收益的光環成就投資人的創富夢想,還是最終置投資人于高風險困境、令其夢想成空?

帶著種種疑慮與困惑。筆者從首批28家創業板新股中隨機抽取了一家會司中元華電(注意:是隨機),查閱了其招股說明書和上市公告書,看后心中不由得涌起陣陣寒意。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筆者無意質疑隨機選取的中元華電公司本身,而是質疑當前創業板發行以高市盈率、高發行價、高超募率為特征的“三高”亂象可能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我相信中元華電暴露的問題在創業板市場并非個案。

個人認為,創業板“三高”現象中最突出的問題是節節攀升的超募,第四批創業板平均超募率已逾250%。而且超募比例的計算還是以擬發行企業招股說明書披露的擬募集資項目投資總額來計算的,考慮到該投資總額可能被注水夸大,實際超募比例很可能高于目前的統計數字。這必然會造成大量的資金閑置甚至被非法挪用、侵占,其風險性相當于讓一個七八歲的孩童披金戴銀穿行于盜匪橫行的街市。一方面,大量企業排隊等待上市或被創業板拒之門外,另一方面,上市企業巨幅超額募資,導致大量資金閑置,證券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蕩然無存。雖然深交所針對超募資金規范指引,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目前中國股市是全球主要交易所中惟一對IPO實行核準制、而非注冊制的市場,在IPO實行核準制、只有極少數企業能夠獲準IPO的市場環境下。新股發行價格市場化后,受發行人和承銷商的利益驅使,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管,高發行價、高市盈率幾乎是必然的結果。

個人認為,為了消除創業板市場“三高”亂象,規范創業板發行市場,宜采取下述措施:

1 對募集資金規模設限。如擬上市企業募集資金規模原則上不得超過上市前企業的凈資產和擬募集資金項目投資總額,若發行價格高于預期,則相應調減發行股數,使企業實際募集資金規??刂圃谝粋€相對合理的范圍內。

在發行價格市場化后,如果說一級市場高發行價、高市盈率是受發行人和承銷商的利益驅使,那么=級市場的投機炒作熱情則源于高溢價發行所產生的高額資本公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未來高轉增股本預期。一旦對融資規模設限,無法通過IPO產生高資本公積,二級市場投機炒作熱情自然消退。反過來又可化解一級市場高市盈率、高發行價泡沫。

2 對創業板企業資質設限,凈資產超過一定規模(如8000萬元以上)、企業成立以采經營已持續若干年以上(如五年)的不得申報在創業板IPO(應轉向中小板或主板IPO),以使創業板名副其實,使真正的創業型企業獲得IPO融資機會,也可防范某些企業為了惡意圈錢而虛增其凈資產。

創業板新股范文6

中國創業板自誕生那天起就不斷地在制造著新聞,撩動著投資者的心緒。如今,創業板快滿周歲了,正當投資者要為其“慶生”之時,卻又冒出了新花頭――高管們正在批量辭職!

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創業板公司上市后,不管是高管還是普通職工,出現一定的流動原本也正常??墒?,如此高比例的高管辭職,就不能說是正常的了。

如此的辭職行為讓投資者不免嚇出一身冷汗:高管紛紛離去的公司,還有發展前途嗎?高管急于拋售的股權,留給我們的將是什么?一地雞毛,抑或其他?

當然,創業板高管(包括中小板高管,以下概稱為創業板高管)或為套現而大量辭職,也反映出創業板市場不夠成熟,社會的創業機制不夠完善,以及創業板風險與收益不對稱等深層次問題。但時下一個迫切的問題是: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剎住高管成批離職套現的歪風邪氣?

方案一:對高管股權拋售規則作適當修訂

申銀萬國證券公司首席分析師桂浩明認為,如何限制高管批量辭職、批量套現雖然是個復雜的系統性問題,但目前有個最直接的辦法就是:不妨對現行的公司高管股票管理規則作適當的修訂,即取消公司高管辭職以后半年就能賣出所有股票的規定,改為仍然必須鎖定滿3年才能賣出,與在任高管的區別僅僅在于到期可以一次性賣出而不再設置每年25%的限制。

“站在公司高管的角度,應該承認,他們有賣出股票的權利。而之所以法規要對其股票買賣作出一定限制,主要還是為了維護市場的‘三公原則’,同時也是向普通投資者表達公司管理層對企業的信心。這樣的制度安排,也是世界股市的慣例?!惫鸷泼髡J為,上市公司高管取得的股權均是在上市前以較低的價格(通常是l元,通過歷年的分紅只有幾毛錢)購買的,這本身就包含了企業對管理層的某種激勵,是為了促使他們更好地經營企業。而部分高管以辭職為手段,以逃避對其股票的鎖定,不能不說是缺乏作為企業管理人員應有的信托精神的表現,同時也反映出其漠視公眾利益的自私的一面,這種行為理應受到社會道義的質疑。

對于高管拋售股權的“窗口期”又是如何規定的?目前。深交所創業板股票上市規則對發行前股份的解禁已經設定了三個條件:一是原股東自發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內均不得轉讓;二是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應當承諾36個月內不得轉讓;三是發行人在提交上市申請前6個月內進行過增資擴股的,新增股份的持有人除一年限售規定外,還需承諾24個月內轉讓的上述新增股份不超過其所持有該新增股份總額的50%。而創業板的很多上市公司高管在招股書中都作過承諾:在公司股票上市36個月內不賣出所持有的股票,3年后也只能每年賣出所持股票的25%。

乍一看,高管們的“思想覺悟”都很高,從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了高管們對上市公司的前景充滿了信心。但是,請注意:一旦高管離職,高管就不再是高管,身份沒了,針對高管們的一切制度和承諾均不起作用了。也就是說,按現行規定,上市公司的非高管在辭職半年之后且公司上市滿一年后就可以賣出所有的所持股票。比如,創業板某高管在今年3月辭職,那么到9月其所持的股票也就和其他限售股一樣,可以解禁拋售了。

人們也許記憶猶新,2008年6月18日,自然人胡美珍辭去延華智能董事兼副董事長職務,短暫的6個月禁售期之后,在2009年年初將其持股的一半立即拋售,礙于其曾承諾離職半年后的12個月內轉讓公司股份不超過其所持股票的50%,未能全部拋出。然而胡仍舊迫不及待地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第二輪解禁期過后,二度減持。目前,胡美珍已將所有持股減持完畢,套現3000多萬元離場。

“承諾對人不對事。既然你有承諾,不管你身份后來有沒有發生變化,均應遵守先前的承諾。因此,現在就取消辭職后半年就能賣出的條文,似乎不應該有太大的障礙,只是要求高管切實履行承諾而已。”桂浩明認為,修改相關限售股的拋售條例只是舉手之勞,并且立時可行,“有了這一條,就能對為拋售股票而辭職的行為產生有效的約束,也能有效防止為獲得股權而加盟企業,企業上市后又立馬走人這種不良現象。這對于提高投資者對創業板的信心,增強高管人員的責任心,都大有好處?!?/p>

方案二:監管層加強監控力度

為什么高管會不約而同地選擇辭職套現?盡管各位辭職的理由五花八門,但一個真實的核心的答案是:股價過高,公司不值這個價,不盡快拋可能就是“過了這村沒了這店了”。

創業板的股價實在是太高了,在目前人傻錢多的環境下,隨便都是好幾十元,甚至上百元一股,然而,這些看似會生金蛋的母雞,事實上會不會下蛋卻還是另外一回事。而在被吹大的高價之下,高管們搖身一變成為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暴發戶,對比起當年1元或幾元的入股價,除非圣人,誰都會選擇拋售,一走了之。不然,時間一長,被捧高的股價仍會現出原形。更何況拿著這筆錢自己去創業,然后謀求上市,說不定再過幾年又可再來證券市場套現,這是一筆多么美的循環買賣!

事實上,目前創業板市場上和PF暴利是吸引很多業內人士鋌而走險的重要原因。在海外市場上,新股發行根本沒有這么高的溢價水平,新股上市較之發行價格有10%到20%的溢價水平就相當不錯了,從業者根本沒必要用職業信譽冒險去獲取有限的市場差價。

而說起創業板的高股價,首先的一大板要打到新股發行體制上。目前中國股市是全球主要交易所中唯一對IPO實行核準制而非注冊制的市場。在IPO實行核準制、只有極少數企業能夠獲準IPO的市場環境下,新股發行價格市場化后,表面看新股的定價由市場的資金決定,極其公平。但事實上,受發行人和承銷商的利益驅使,市場又缺乏有效的監管,高發行價、高市盈率既是必然的結果,又是資金的無奈選擇。從目前而言,新股發行一下從核準制改變為注冊制,暫時也無可能。但是如果創業板發行的流通股比例相對擴大,股價高企的現象就要緩解很多。

目前,新股發行的規定是:總股本在4億股以上的公司,發行的流通股比例不低于10%;總股本在4億股以下,流通股比例不得低于25%。這樣的一個“硬規定”是對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一視同仁的,看似公平,卻一不小心成了“大鍋飯”。我們可以看到,主板上市公司的大股東一般是大中型國有企業,其雖然一股獨大,但不會隨意拋售,即便解禁也不太會發生大規模的拋售行為。而中小板和創業板就不太一樣了,其前幾大股東基本是個人或創司,一夜暴富,誰不爭著套現?因此,適當提高流通股發行比例,可以稀釋高股價。

也許有人要說,這不一定能降低發行價,可能反而會引發更多的超募資金。事實

果真會如此嗎?我們可以舉例說明,海普瑞當時發行4010萬股流通股,其中800萬股為網下申購,3210萬股為網上申購,發行后總股本為4億股。在生物醫藥股被一致看好的前提下,海普瑞遭到了機構,尤其是華夏基金的熱捧,造成發行詢價一高再高,最后高到離譜。試想,海普瑞如果發行的是1億股,還會以148元的天價發行嗎?上市后的股價還能維持在100元以上嗎?

其次,創業板、中小板的市場化發行應當暫停。當然,我們不是說市場化發行不對,關鍵是國際盛行的市場化發行到了A股就有些變異,成了某些利益方的操縱手段(創業板背后已經形成直投加保薦、超募高傭金、風投加審批等一系列利益鏈)。因此,新生的創業板和中小板的發行仍需要監管層的指導,中小板原有的20倍市盈率發行對當前的創業板、中小板仍有借鑒意義。

當然,想使創業板的發行價和股價回歸理性或者回歸合理是個系統性工程,其中監管層的監管是不可缺失的,包括新股發行詢價、新股上市后暴炒等都應在有序的監控之下,并對相關違規行為作出懲罰。

方案三:直接退市制度盡快出臺

著名財經評論員葉檀認為,盡快建立直接退市機制是使創業板回歸正常的最好辦法。而只要市場正常了,瘋狂的炒作也會恢復理性。而股價理性,相當多的高管也不會如此急吼吼地辭職拋股了。

在淘汰機制沒有建立之前,創業板的高估值將成為常態,打著新興產業的旗號,又沒有退市的風險。這場高估值游戲永遠就有人接棒。也正因此,高管的套現也將成為常態。價格過高則減持、低則增持,價格是產業資本對金融資本認同的唯一標準。現在創業板價格如此之高懸,透支了若干年的業績,抓緊時間減持對于高管而言,確實是“明智之舉”。

因此,市場癥結的關鍵永遠不是價格的高低,而在于造成價格扭曲的機制。創業板如能真正實現“直接退市”,將順利化解當前創業板的“三高”以及由此引發的高管離職拋售潮。

從境外市場看,創業板公司退市是一種正常的市場行為,并且退市率還不低,明顯高于主板市場。以納斯達克市場為例,有統計數據顯示,該市場高峰時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而目前只有3000多家。2000年前納斯達克市場每月平均有60多家上市公司退市,而在1995~2007年間,退市公司數量甚至超過同期新上市公司數量。正是納斯達克市場較高的退市率,才使其充滿活力,從而成為全球創業板市場中的佼佼者。日本、加拿大、英國的創業板退市數量雖然不及上市公司,但退市公司數量與新上市公司數量之比均超過50%。由于制度設計不同,東亞地區創業板退市率要低于歐美,但日本、中國香港以及中國臺灣的創業板退市率都超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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