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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分析論文范文1
摘要:可轉換債券的價值主要來源于純債券價值和期權價值,對于投資價值的分析也就相應從這兩個部分展開。投資者對于可轉換債券除考慮風險外,最感興趣的是未來不確定性最多,上漲空間最大的期權價值部分,只有這一部分能給投資帶來豐厚的收益,而純債券價值只能給投資帶來保底的收益。因此期權價值的投資分析成為成投資價值分析的重點。
一、可轉換債券在證券投資市場的表現
可轉換債券作為一種低風險的投資品種,近年來日益受到投資者的關注。從1999年12月至2004年10月,可轉債表現良好,整體走勢強于股票,體現出了大盤上漲時隨之上漲,下跌時抗跌的特點?？赊D換債券的波動率低于股票,用2000年至2004年10月的日收盤數據計算,上證綜指的年波動率為0.21,轉債指數的波動率為0.127.
可轉債在美國證券投資市場也有良好表現。M晨星公司的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可轉債基金最近10年年平均收益率為9.29%,接近同期美國國內股票基金9.46%的收益率水平;而最近5年和3年的平均收益(約為5%)均要高出同期美國國內股票基金4個百分點以上,這期間正是美國股市較為低迷時期,體現了可轉債基金在弱市中較強的抗跌性;而2003年美國股市逐步由熊市向牛市轉變,可轉債基金年收益率高達25.31%,體現其在牛市中與股市基本同步上漲的特性。
二、投資價值分析
可轉換債券的價值主要來源于純債券價值和期權價值,對于投資價值的分析也就相應從這兩個部分展開。投資者對于可轉換債券除考慮風險外,最感興趣的是未來不確定性最多,上漲空間最大的期權價值部分,只有這一部分能給投資帶來豐厚的收益,而純債券價值只能給投資帶來保底的收益。因此期權價值的投資分析成為成投資價值分析的重點。
(一)純債券價值的投資分析
純債券價值作為投資者的收益底線,其未來的波動主要來自于市場利率的變化及到期年限的縮短。在預期進入加息周期的情況下,國債和企業債券價格有下跌的趨勢,市場利率上升,純債券價值下降。到期年限的縮短,減少了折現的時間,純債券價值上升。對于不同的企業可轉債來說,是否采用浮動利率,以及不同的票面利率、利率補償率都會對純債券價值的衡量產生影響。浮動利率能削弱升息對債券造成的負面影響,增加價值。較高的票面利率和利率補償率能提高債券價值。2004年10月29日央行上調利率,純債券價值相應下降。而山鷹轉債因有“按人民銀行一年期存款利率變動向上調整,向下變動不調整利率”的利率調整條款,在升息之后立即上調可轉債的票面利率,有效地回避了升息所帶來的價值損失風險。
債券投資能否安全回收也是純債券價值投資分析的一個重要方面。企業穩健是公司償還債務的保證。國內目前對可轉換債券已經實行了信用評級制度,絕大多數可轉債有商業銀行等擔保機構進行擔保,且大多數可轉債在條款設計中也說明了出現償還現金不足時代為償付的機構和方式。因此,國內的可轉換債券在償還方面風險不大。從實際來看,目前沒有出現不能償還的安全。但投資者,尤其是可轉換債券中長線投資者,對上市公司財務結構、收入和現金流、償債能力等方面的分析仍不能忽視。這些方面除影響企業的償付能力外,也對企業未來的股價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可轉債的投資價值。
(二)期權價值的投資分析
股票價格是影響期權價值的重要因素。股價的上漲使期權價值增加,進而推動可轉換債券價格隨之上漲,特別是在超過轉股價格之后,距離轉股價格越遠,則可轉債越表現出股性,波動率也越接近于股票。對于股票價格未來趨勢的判斷是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有效市場假設理論認為股價已經充分反映了現有的信息,因此根據現有的信息不可能對股價做出預測。B-S理論也是建立在股價是隨機波動假設的基礎之上,股價未來的波動是隨機的。但也有很多理論努力嘗試尋找股價的運行規律,如屬于技術分析的道氏理論、波浪理論等,這些理論對于股票價格未來價格走勢的判斷起到輔助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可轉換債券不屬于短期品種,特別是對于新發行的可轉債至少在半年之后才進入轉換期,應當從中長期來把握股價的預期?；久娣治鐾ㄟ^評估股票的內在價值,將未來現金流用合適的折現率折為現值,以判斷當前的股價是高估還是低估?；久娣治鲎⒅毓墒羞\行的宏觀經濟環境、資金供求、行業狀況、及前景、公司財務狀況等基礎性因素,揭示這些因素對股市的綜合作用及對中長期趨勢的影響,適合于可轉換債券價值的分析?；久鎯炐愕墓?未來存在更多的發展機遇,能夠保持業績的增長,獲得投資人的青睞,從而增加可轉換債券的投資價值?；久娣治鰞热莘倍?不是本文的論述重點,具體內容參見相關的文章和論著,本文僅以行業為例來做簡要分析。遵循價值投資的理念,上市公司行業景氣度的提升能帶動上市公司業績的增長,進而拉動上市公司股價的上漲,推動轉債價格上揚。由于銅行業的景氣,需求量大增,帶動了銅價的大幅上漲,以銅為主業的銅都銅業獲得了發展良機,業績大增,股價上揚,其可轉換債券價格達到了140以上的高位,較發行價上漲超過40%.從這一角度出發,目前,鋼鐵行業今年達到了景氣的高點,后市預期再度走高的可能性不大,股價上揚機會不多。
對于股價波動率的考察可以參照歷史的波動率,結合公司基本面分析和市場熱點,來推斷未來股價可能波動率。歷史上波動率高的公司,得到較多投資人的關注,未來可能持續這一趨勢,因而歷史波動率可作為參考。若公司未來存在較多的利好消息,而且很有可能成為市場熱點,則股價正的波動性就大,這將提高可轉債的期權價值。另外,從市場經驗看,小盤股和低價股具有相對較大的波動率,也就存在更多的機會。
到期年限較長的公司,股價有較多的上漲機會。近幾年國內證券市場波動較大,每年都會上漲的行情。選擇到期年限在1年以上的可轉換債券能獲得更多的機會,對于1年以下,例如陽光轉債只有0.54年,由于未來股價上漲的機會相對不多,一般不必考慮。
三、價格特征分析
可轉債作為兼具股性和債性的金融衍生產品,其價值主要由純債券價值和期權價值兩部分有機地構成,所以轉債的固定收益部分(包括票面利息、利息補償以及無條件回售價格)和股票的走勢對轉債的市場價格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以轉股價格為分水嶺,當股價遠低于轉股價格時,轉債價格主要體現的是轉債的債性,純債券價值對轉債的價格起到了很好的支撐作用;當股價遠高于轉股價格時(不考慮贖回),此時轉債價格主要體現的是轉債的股性,即轉換期權價值;當股價處于轉股價格附近時,則債性和股性綜合體現。不同的股價下對應的市場價格特征如下圖所示。其中:轉換價值=股票價格×(債券面值÷轉股價格)。
因此,在股價低于轉股價格時,由于純債券價值的保底作用,可轉債顯示出了很強的抗跌性。在高于轉股價格較多時,則轉債的市場價值略高于轉換價值,跟隨股票的上漲而上漲,收益與股票相似。
四、套利分析
可轉換債券的波動通常比股票的波動慢,如果股價下跌,轉債的下跌會有一定的滯后,而且跌幅更小。如果股價上漲,可轉債的上漲也會滯后,漲幅也不如股票,此時可能出現轉換價值超過市場價值的情形,折算轉換價格(定義見下面公式)小于股價,這一價差的出現形成套利機會。例如銅都銅業在2004年9月17日股價上漲7.45%,收盤價為9.81,而可轉債價格僅上漲4.91%,以收盤價計算的轉換價值為144.26,超過了可轉換債券的收盤價139.94.折算轉股價格為9.51,差價為0.3元,出現套利機會。反之,由于普通股并不能轉換為可轉換債券,所以在折算轉換價格高于普通股的市價時,套利行為是不可行的。因此,對可轉換債券的套利只能是單向的。
套利策略為:套利者首先必須有一定數量的股票和現金(股票也可以由轉債轉換而來),當市場出現套利機會時,套利者賣出股票,同時買入相應數量的轉債并申請轉股,第二個交易日套利者的持倉變化為:股票數量不變,現金增加?，F金增加部分即為套利收益,但由于沒有賣空機制,套利者必須承擔持股風險,這是單邊市場套利所不可避免的。為了發現套利機會,定義如下指標:
折算轉換價格=可轉債市價/(100/轉股價格)
每股轉換溢價=股價-折算轉換價格
每股轉換溢價率=每股轉換溢價×(100/轉股價格)/可轉債市價
每股轉換溢價率也稱為套利空間,如果套利空間為負,則不存在套利機會;反之,若套利空間為正,且大于所有的交易成本費用率,則存在套利機會。操作時賣出股票和買入轉債同時進行,所以組合中股票市值和現金資產的比例大致應為1:1.
一次套利操作需要同時賣出股票和買入轉債兩次交易才能完成,賣出股票的交易費用率按0.5%計算,買入轉債的交易費用率按0.1%計算,則一次套利操作總的費用率以0.6%計算。當套利空間大于0.6%時,則存在套利機會,否則不存在。資金量不同,對套利空間的要求不同,實際操作時對套利空間的需求按投資者的資金量大小而定。
套利機會的存在不僅使投資者多了一種獲利的方式,同時也直接促進了轉債的轉股效率。由于目前轉債的市場規模較小,流動性不足,所以不適宜大資金進行套利操作。如果轉債市場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對機構投資者來說,套利是值得關注的。
五、投資策略
可轉換債券作為一種進可攻、退可守投資工具,其風險收益的特點適合于厭惡風險,卻又想獲得較高收益的投資者。以承受低利率的代價得到股份未來上漲時的獲利機會。當然如果是在二級市場買入,則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才能得到轉換權。綜合上述可轉換債券定價的討論和投資的分析,可以考慮從以下角度來把握可轉換債券的投資。
(一)選擇策略
第一,選取可轉債實際值與理論價值比值較低的品種。盡管目前市場表現尚未認同理論估值,但建立在有效市場假設下的理論估值對于評估可轉換債券的價值仍具有參考意義?？赊D債實際價值與理論估值相比較低的品種,可以認為是市場更多地低估了其價值,因而相對風險較低。從規避風險的角度出發,對于此類品種,可以進行重點關注。這些可轉債有復星轉債、西鋼轉債、營港轉債、華菱轉債、首鋼轉債、山鷹轉債。
第二,從公司基本面選取重點關注品種。基本面決定了股票的內在價值,是股票價格的有力支撐。成長性良好的上市公司能為未來股價的上揚提供強勁動力,進而促進可轉債價格上漲。從行業角度考慮,鋼鐵行業達到景氣高點,股價未來大幅上漲機會不多,減少關注。民生轉債、云天轉債和歌華轉債所處的銀行、化肥、有線電視行業未來成長性好,而且公司基本面不錯,值得重點關注。
第三,選取歷史波動率大的品種。對可轉換債券的期權價值產生影響的是其期權有效期內的波動率,但歷史會重演這句話在很多時候都會顯示其正確性,因而在計算期權價值時,用歷史波動率來進行估計。有理由相信歷史波動率大的品種在未來股價上漲的機會更多一些。另外,小盤股和低價股相對有更多的表現機會。
第四,選擇純債券價值高,有利率調整條款的品種。此類轉債給投資提供了較高的保底收益,調整條款的存在使投資者回避了利率變動的風險,鎖定收益。在市場低迷時,選擇此類轉債較為有利。
第五,關注滿足向下修正條款的可轉債。對于股票價格位于修正條款所規定修正價格區域的轉債品種,股價值一般較低。轉債價格受到純債券價值的支撐,表現出強烈的抗跌性,而且由于存在轉股價格向下調整而增加可轉債的價值。如華西轉債。
第六,到期年限在1年以內的可轉債一般不必考慮。
第七,可轉換債券價格已高的一般不必考慮。當股價遠離轉股價格,可轉換債券價格一般過高,此時的可轉債表現出股性,與股票已十分近似,承受與股票相似的風險,則投資可轉債與投資股票并無本質差別。因此,考慮進行可轉債的投資,已無必要。如銅都轉債,價格達140元,與股票無實質差別。同時,如果股價已高于贖回價,則此類轉債的投資價值受贖回條款制約:一方面,約定的贖回價格一般都遠小于可轉債的市場價格,因此若接受贖回,將產生較大的損失風險;另一方面,由于接受贖回將產生較大損失,因此絕大多數可轉債的持有人采取的策略是在贖回期前將可轉債轉為股票,然后再出售股票,這就可能使投資者面臨在贖回期前可轉債集中轉股、集中出售對股票價格造成沖擊而產生的風險。
(二)操作策略
第一,認購可轉換債券。目前,可轉換債券的發行都是以面值發行,相對于理論價值有更大折價,而且由于可轉換債券的價值已逐步等到市場的認同,近期新上市的轉債多在面值之上,特別是基本面為市場所看好的轉債其上市價格更高。轉債的一級市場提供了很好的投資機會。
第二,在股市行情低迷或未來不確定因素很多的情況下投資。可轉換債券在行情低迷或未來極不確定時,有效地控制了風險,把可能的損失限定在可控范圍之內,卻又不會失去行情轉好的機會。但在股市處于牛市當中時,可轉換債券的收益明顯低于股票上漲的收益,而且可轉換債券流通性較差,還受到贖回價格的制約。因此,可以把轉債視為防御性品種來進行投資。
第三,納入投資組合。根據美國市場的研究表明,把可轉換債券納入投資組合,組合有效邊界明顯上推,在維持風險不變的情況下能提高收益率,或者在收益率不變的情況下降低風險。
第四,在套利機會出而又滿足條件時,適當進行套利?？赊D換債券作為一種上不封頂、下有保底的投資工具,在風云變幻,整體收益不佳的A股市場上獨具魅力,尤其在國內證券市場體制不健全,未來存在較多的政策不確定性的今天,更顯現出其吸引力。國內可轉換債券正處于發展初期,為吸引更多的投資者,發行人設計了較為優厚的轉債條款,為轉債投資提供了良好條件。同時,由于投資者不熟悉以及國內沒有賣空機制,轉債的價值被低估。總體而言,可轉換債券的投資面臨良好機遇。
投資可轉換債券,除了保底的純債券價值外,投資者把更多的目光集中在了期權價值之上,作為買入期權,最終收益的大小取決于標的股票價格上漲的多少。因此標的股票價值的分析成為關鍵,而基本面分析在股票價值的分析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基本面分析也就成了在可轉換債券投資中取得好成績的必修課。
六、結論
本文通過可轉換債券價值進行投資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可轉換債券是一種在規定條件下可轉換為普通股的企業債券。它具有在獲得債券保底收益的同時,分享企業增長成果的特點,成為一種“進可攻、退可守”的投資工具。
第二,純債券價值和期權價值構成了可轉換債券價值的主要部分,對于這兩部分價值影響因素的深入了解成為理解可轉換債券價值的重要內容,可轉換債券的條款對轉債價值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其中,期權價值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在可轉換債券價值構成的基礎上,得出計算模型:可轉換債券的價值=純債券價值+期權價值,期權的價值的計算以B-S模型為核心。
投資分析論文范文2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農業經濟的增長來源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隨著技術的進步，農業生產率提高對農業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但對于處在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依靠要素的投入來實現農業經濟的增長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時也是主要途徑；對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短缺資本的投入顯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國農業的資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還有農戶和其他私人社會資本。政府對農業投資的理論基礎是農業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顯然，農戶和其他私人資本的投入對農業增長的作用同樣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農業投資中，投資規模、投資結構的狀況以及與農業增長的關系。通過對中國轉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來，尤其指1990年代以來)農業GDP數據和政府農業投資的規模、結構狀況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發現政府農業投資規模對農業增長有極強的正相關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資結構所產生的邊際產量不同，所以改善農業投資結構也能對農業增長產生正的影響。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農業投資也對地方農業增長有重大作用，這種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結果提示我們，導致我國政府農業投資不足和結構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國現行的公共財政體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須從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和農業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高度來進行政府農業投資規模擴大和結構優化調整。
1.轉型期農業增長與政府農業投資規模變動分析[2]
中國農業經濟的轉型期可定義為1978年以來至今的農村經濟改革期。自此，中國農業經濟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邁進的步伐。這個階段也是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重要轉折期。與此相伴，中國農業GDP、農業增加值在這個時期以后也發生了巨大變動。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農業投資規模都空前增長。
1.1轉型期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規模變動與農業增長水平變化
農業投資規模是指各個年份或各個時期農業投資的總量。按照本文的統計口徑(中口徑)，我國農業投資規模在各個五年計劃期是不同的，總的趨勢是增長的，尤其從“七五”開始，我國農業投資力度明顯加快，其累計投資額是“六五”時期的兩倍還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長(見表1[3])。
資料來源：轉引自陳錫文.中國農村公共財政制度：理論、政策、實證研究，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頁。
如果將政府農業投資與農業經濟增長情況聯系起來，并使用逐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可以發現，自1978年以來，無論是農業GDP還是農業增加值，其總的趨勢也是增長的，雖然個別年度間存在著波動。尤其在近期，這兩個指標的增速開始加快，增幅明顯。(均以當年價格計算，未轉換為可比價格)。將農業GDP、農業增加值及政府農業投資的變動趨勢畫在一張圖上，如圖1所示[4]。
圖1（）略
自1978年以來，我國政府農業投資的增長曲線比較陡峭，證明增速很快。農業GDP、農業增加值也呈現出相同的增長趨勢，即先緩慢、平穩增長，后急速增長。如果將我國政府農業投資占財政支出比重和我國政府農業投資占農業GDP的比重計算出來，發現后者較低，見表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04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
我國政府農業投資占農業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農業發達國家中，政府對農業提供的財政支持相當于農業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國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國家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比重也達到了10％。(當然，我們這里所說政府農業投資與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口徑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國政府對農業支持的力度)。在我國，雖然財政的總體實力有限，財政支農支出僅占農業GDP的5％～6％，但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份額維持著相對較高的水平，近10年來，大體在8％～10％之間。建國以來，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總額，1950年為27.4億元(當年價格，后同)，1960年增長到90.52億元，1970年曾降到49.4億元，1980年為149.95億元，1990年增長到307.84億元，1998年已達1147億元(這一年的數字包括當年增發國債用于農業方面的支出)，增長速度還是相當高的。特別是1978～1998年間財政支農投入年平均增幅達到11.4％[5]。所以，從投資規模上來看，我國政府農業投資逐年增長，對農業經濟的增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中國農業增長與政府農業投資規模的關系分析
運用計量經濟學實證分析方法，對1978年以來的我國農業GDP和農業財政投資的變動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兩者間具有很強的正相關性。假定兩者間存在一元線性關系，以農業GDP為因變量(用Y表示)，政府農業財政投資為自變量(用X表示)，在有限觀測數據下進行擬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
Y=2955.47+17.71X
(2.27)(11.18)
可決系數R[2]=0.87，調整可決系數為R[2]=0.86，F值為124.95，回歸方程總體顯著性檢驗通過，擬合程度較好。該模型說明，每增加1億元的財政農業投資，我國的農業總產值就會增加17.71億元。可見，增加政府農業財政投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極其顯著的。當然，這一結論并不否認其他生產要素(諸如勞動力、土地、技術、制度等)在農業增長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農業增長中的貢獻率也不相同，本文暫不討論。
1.3地方政府對農業的投資與地方農業增長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對農業的投資情況，由于我國自1994年以來一直實行分稅制，這種體制對地方政府農業投資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地方政府投資的數額、方向、結構、目標與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財政農業投資中，很多情況下要求地方政府進行配套，但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種多樣，但地方財力的大小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就導致我國各個地方政府農業投資有很大的差距。這種投資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經成為各地區間農業增長差距的一個極其關鍵的原因呢？這成為我們分析的重點。
這里我們僅僅選用兩個省份進行對比，即選用經濟發達省份江蘇省與一般省份河南省為研究對象來觀察政府投資與當地農業增長的關系，以及地方農業差距產生的部分原因(顯然，各地區農業經濟增長產生差距的原因不僅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暫不述及)。
1.3.1地區農業增長與地方政府農業投資之間的關系
首先分析各省農業增長與農業投資之間的關系(選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數據，江蘇省數據來源于《2002年江蘇統計年鑒》(電子版)[6]，河南省數據來自《2003年河南農村統計年鑒》[7])，發現無論是發達省份還是一般省份，其農業增長和農業投資的變動趨勢與全國的變動趨勢一致，即先緩慢增長，后快速增長。采用同樣的分析方法對兩者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蘇省農業GDP，X[，j]表示江蘇省政府農業投資，Y[，h]表示河南省農業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資，設定模型y=a+bx+ε，ε為隨機擾動項，在有限觀測值條件下可分別得到如下一元線性回歸擬合模型：
江蘇省的數據計算結果為：Y[，j]=235.514+39.84X[，j]
(1.527)(7.140)
R[2]=0.80，調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總體性檢驗通過。該模型表明，江蘇省政府每增加1億元的農業投資，可得到39.84億元的農業GDP增長。
河南省的數據計算結果為：Y[，h]=-208.95+72.75X[，h]
(-4.02)(21.32)
R[2]=0.96，調整后的R[2]=0.95，方程總體性檢驗通過。此模型的經濟含義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億元的農業投資，則可以產生72.75億元的農業GDP增長。兩個省份的政府農業投資對農業的增長作用都是很明顯的，不過兩省的投資力度不同，農業GDP的增長幅度也不同。見圖2：
圖2（略）
資料來源：河南省統計局，《2003年河南農村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江蘇省統計局，《2002江蘇統計年鑒》，/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一部分數據經過計算整理。
1.3.2地區差距與政府農業投資的關系
除個別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蘇省政府農業投資均大于河南省農業政府投資，而且這種投資差距越來越大。那么，兩省的農業GDP變化是否呈現出同樣的差距呢？為了消除兩省間由于巨大的農業人口差額而形成的誤差，在這里選用農業人口人均農業GDP進行比較。從圖中結果很容易地看出，兩省在農業增長方面的差距竟然與兩省在農業投資方面的差距變動很一致?？梢娬r業投資是中國農業增長的充分條件，也成為地區農業增長差距產生的充分條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農業投資的狀況，這種差距將會繼續存在，也可能會導致差距繼續發散而形不成收斂的態勢。
2.中國農業政府投資的使用方向和結構變動與農業增長
農業投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不但表現在數量規模上，也表現在投資方向和投資結構上。所謂的投資方向和結構指投資的資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資項目構成。我國農業投資主要由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村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和其他費用這幾部分構成。農業基本建設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設、農業水利設施等的建設以及農業綜合開發。農業基礎設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環境給農業生產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改進投入與產出的質量，降低農戶的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產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投資形成的農業科研成果可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產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村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中，支援農村生產支出主要通過轉移支付補貼農戶，降低其生產成本，調動農民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增加農業產出；農業事業費支撐農業事業單位的運轉，并通過農業事業單位提供的各項服務，擴大農戶生產及交易的規模，減少農戶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農業產出[8](39)。
有關統計資料顯示，各項支出中，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漸降低，而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長，90年代后期有所趨緩，進入2000年后又開始增長，并占據著財政農業支出的絕對比重[9]。見表3。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第81頁，計算整理
表3中，由于資料所限，項目的分類比較粗，比如未能將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與事業費分開，基建支出也很粗略，這與我國農業投資方面的統計口徑各不相同有很大的關系，這里是按本文開頭所定義的農業支出中口徑來計算和劃分的。上表也充分說明了我國政府農業投資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顯，即農業投資中的主體部分投向了農業事業費、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農業基本建設，這幾項所占比重超過了按這一口徑計算的90％，投向農業科技(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只是農業科研投資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項目很少。農業基本建設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設。有觀點認為，不同的投資項目對農業增長與發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國6個農區的農業科研公共投資與3種主要糧食作物產量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10]，研究結果表明，農業科研公共投資對各種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具有明顯的正效應；錢克明[11]研究了農業產值增長與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礎設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農牧戶自身投資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農業科技投入的邊際回報率最高，農村教育投資和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邊際回報率次之，農牧戶自身投資的邊際回報率最低。李煥彰、錢忠好的一項研究結果[8](40)表明，中國財政支農支出項目中邊際產出效應高低的次序為：科技三項費用最高，基本建設支出次之，生產性支出和事業費最差；而現行財政支農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為：生產性支出和事業費比重最高，基本建設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項費比重最低?，F行財政支農支出政策與投資結構效應方面出現了較大的偏差，效應小的投資過多，效應大的反而投資過少。
3.簡短結論
在我國農業投資中，一個很明顯的特征是社會和私人投資不足，政府農業投資在整個農業投資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農業在某些方面的準公共品性質，政府對農業進行投資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財政體系的重要內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國財政支農體制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投資規模與國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雖然縱向比較中一直保持增長勢頭；投資結構與方向不合理，投資效應與投資方向錯位；地方政府農業投資的差異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響了地方農業經濟的發展。因此建議，在公共財政方面應該做到：在中國財政支農資源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大幅度增加農業科技投入；適度增加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根據需要確定農業事業費支出，保持原有規模不變甚至有所壓縮；調整財政支農支出結構的方向和目標；構建促進地方政府投資農業的動力機制，以避免地區差距拉大。總的原則是不但要加強農業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規模，還要優化投資結構。
【參考文獻】
[1]羅劍朝.中國政府對農業投資的增長方式與監督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18-20.
[2]李芝蘭.我國農業增長中的政府投資影響[J].財經科學，2006，3：75-79.
[3]陳錫文.中國農村公共財政制度：理論、政策、實證研究[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116.
[4]國家統計局.2004中國農村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81-98.
[5]張元紅.財政政策與中國農業的周期性波動[J].中國農村觀察，2000，4：2-9.
[6]河南省統計局.2003年河南農村統計年鑒[M]內部出版物，2003：55，171.
[7]江蘇省統計局.2002江蘇統計年鑒.[EB/OL]./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
[8]李煥彰，錢忠好.財政支農政策與中國農業增長：因果與結構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4，8：38-43.
[9]齊林.我國財政支農支出結構及其優化分析[J].貴州農業科學，2003，6：71-72.
投資分析論文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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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分析論文范文4
關鍵詞：并購、投資、籌資
一、企業并購的投資分析
并購實質上是企業的投資活動，但是并購和一般的投資活動又有很大的差異，并購主要是通過并購后企業產生的協同效應來增加股東的價值。投資戰略的核心簡單地說就是“低買高賣”，對于并購戰略而言一樣，就是期望所買的企業能“物超所值”。但是，被收購企業的所有者為什么會以低于其實際價值的價格將其賣出，主要原因是：交易雙方對該企業的價值估計不一致。
在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下，這種估價上的不一致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所有的投資者對未來有同樣的預期，對風險有同樣的偏好。然而現實中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及交易雙方信息的不對稱性，導致對企業未來增長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對基本風險水應不一及企業面臨的機會成本不同。從而影響對企業價值的判斷。所以競爭的不充分性是產生并購的基礎。
并購投資主要出現在企業生命周期的發展與成熟階段，因為在此階段，鑒于企業未來良好的成長預期，企業通過權益性融資和自身產品銷售產生巨大的現金流為其投資活動提供了可能和資金保障。同時，由于此階段企業急需通過擴大生產規模、形成規模效應及擴大產品的市場份額來維持其在同行業的競爭優勢，以上都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來實現，因而企業的投資需求旺盛。但是，市場瞬息萬變，如何節省投資過程的時間成為關鍵，而并購為實現上述要求提供了一條捷徑。
（一）在企業生命周期的發展階段，伴隨著產品銷售的高速增長，雖然企業的經營風險有所降低，但企業的總體風險依然較高。此時如果企業的財務戰略安排不當，即用負債融資進行規模擴張，結果會導致企業的總體風險加大，相應地投資人要求提高其未來的收益預期。如果風險加大所帶來的收益不能抵消投資人提高的收益預期，企業的市場價值隨之降低。此時，該企業可能成為被收購的目標，收購后，通過對該企業的財務戰略進行適當的調整，降低其總體風險，就能獲得由此產生的增加值。
此階段，如果采用收購目標企業股權的方式，那么對于目標企業本身來說，收購資金并沒有進入企業內部，目標企業的總體風險依然沒有變化。為了降低其總體風險，收購企業不得不重新注入新的權益資本或向其他投資者募集權益資本，使其財務風險下降，進而降低其總體風險。這樣做的結果不但加大了并購企業的并購成本，而且可能破壞了并購企業本身的風險結構，從而降低并購企業的價值。因此，此階段對目標企業的并購主要采取增資擴股的方式增加被并購企業的權益資本，降低被并購企業的資產負債比率，以此達到降低其總體風險。盡管對目標企業增資擴股會稀釋其每股的權益，但鑒于在企業的發展階段對未來良好的成長預期，企業業績的增長速度明顯快于被稀釋的權益，因此，企業的每股權益不會隨之下降。
（二）在企業生命周期的成熟階段，企業的凈現金流量比較充裕，企業的經營風險進一步降低，如果不及時調整企業的財務戰略，用負債杠桿來平衡降低的經營風險，結果會使企業的整體價值降低，導致企業股價被低估，從而成為被收購的目標。收購該企業后，通過剝離多余的現金，利用負債杠桿強化核心業務的創現能力。由于利用負債使企業的總體風險得到平衡，企業的價值隨之上升。
與處于發展期的企業并購相反，如果對處于成熟期的企業并購采用增資擴股的方式，不但不能提高被并購企業的價值，反而進一步降低其價值。因為在成熟期，經營風險明顯較企業發展階段低，企業內部積累了大量的現金，加之此階段利用負債融資獲取的資金已經基本滿足了其投資的需求。隨著企業未來成長的進一步降低，增資擴股流入目標企業的權益資金很難找到合適的投資項目，在企業未來的收益預期降低的情況下，必然稀釋其每股權益，進而降低企業的價值。因此，對處于成熟期企業的并購主要采取收購目標企業股權的方式進入，然后調整其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的結構，將多余的現金通過現金分紅或股份回購的方式分配給投資者，利用適度的負債來解決短缺的投資資金需求。此種并購方式，一方面減少了并購企業的資金投入；另一方面通過調整目標企業的總體風險，提升目標企業的市場價值。
二、企業并購的籌資規劃
籌資是企業財務管理的重要內容，籌資結構是企業財務戰略的核心，在企業并購中，并購資金的安排是并購能否成功的關鍵，而資金籌措的結構安排直接影響企業并購的效果。企業處于不同的生命周期，由于其面臨的經營風險和并購的目的不同，并購資金籌措的結構有很大差異。
（一）在企業的發展期，經營風險較大，并購的目的主要是形成規模效應，降低成本，進而形成行業競爭優勢，以降低經營風險。如果企業的并購資金使用負債融資，必然會使并購企業的總體風險加大，負債杠桿帶來的收益難以抵消風險加大帶來的投資人未來收益預期的上升，結果導致企業整體價值的下降。因此，在這一階段并購資金的來源主要采取權益資金和利潤留存。權益資金的籌集通過以下方式獲得：（1）向資本市場增發股份籌集收購資金；（2）發行可轉換債券；（3）和被收購企業的投資者用股權交換的方式進行并購。
（二）在企業的成熟階段，由于市場對該企業的產品需求已經趨于飽和，企業的增長速度變緩甚至停止，經營風險進一步降低。此階段，并購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和擴大現有的市場份額及提高效率。
鑒于企業的未來市場前景不被看好，如果在并購中繼續使用權益融資勢必會稀釋現有投資人的收益，從而降低企業的市場價值。因為此階段企業的所有投資活動主要是保持目前的收益不下降。同時，此階段企業的經營風險已處于較低的水平，為企業采用負債杠桿融資提供了可能。因此，這一階段并購資金的主要來源是通過適度的留存收益和長期負債。企業長期負債的取得主要通過以下方式：（1）發行企業債券；（2）向金融機構借取。
三、企業并購支付方式的選擇
企業并購可采用現金支付、債券支付和股票支付的方式。選擇何種支付方式，需要結合并購雙方的成本和并購方的企業風險綜合考慮。
（一）稅負因素
并購公司并購目標公司既可以用現金支付，也可以用證券（普通股、債券）支付，但不同的支付方式稅負不同。如果并購方用現金或債券支付，那么目標公司的股東收到現金時要立即納稅，但如果用普通股支付，則目標公司的股東在收到股票時可以免稅，直到股票出售后才計算資本收益或損失，按相應的資本收益稅率納稅，因此可以獲得延遲納稅和減輕稅負的好處。
對于并購方而言，稅負考慮的是并購時所取得的資產的攤銷基礎，如果用現金或債券支付，則并購取得的資產將按其支付價格作為資產的攤銷基礎。反之，如果并購企業用普通股支付，則并購獲得的資產將按資產的原價值進行攤銷。資產攤銷額的大小將直接影響企業的應納稅所得和企業未來的現金凈流量。
由此可見，如果稅負是考慮并購支付方式的唯一因素，那么目標企業將喜歡并購企業用股票支付，以達到延遲納稅和減輕稅負的目的；而并購企業則更愿意用現金和債券的方式支付，以擴大其并購資產的攤銷額，降低未來的稅負。然而，出稅負因素外，還有其他因素影響并購的支付方式。
（二）并購企業的所處的生命周期
并購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對并購資金的支付方式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在其發展期，如果用現金或債券的支付方式，則勢必導致其風險的增大，從而降低其本身的市場價值，因此，并購企業更愿意用股票支付的方式。盡管股票支付方式可能稀釋并購企業的每股權益，但在此階段，并購企業由于其良好的成長前景，會很快彌補被稀釋的權益。而在其成熟期，如果用股票方式支付并購資金，則由于其未來成長的放緩，結果導致并購企業每股權益被稀釋，從而降低企業的價值，因此并購企業喜歡用現金或債券的方式支付。同時在此階段，企業本身業務產生大量的現金流入量和負債杠桿的運用為其用現金或債券支付并購資金提供了條件。
參考文獻：
1、Sudarsanam,P.S.MergersandAcquisitions,PrenticeHallEurope,1998
2、張云亭著：頂級財務總監，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
投資分析論文范文5
關鍵詞：并購、投資、籌資
一、企業并購的投資分析
并購實質上是企業的投資活動，但是并購和一般的投資活動又有很大的差異，并購主要是通過并購后企業產生的協同效應來增加股東的價值。投資戰略的核心簡單地說就是“低買高賣”，對于并購戰略而言一樣，就是期望所買的企業能“物超所值”。但是，被收購企業的所有者為什么會以低于其實際價值的價格將其賣出，主要原因是：交易雙方對該企業的價值估計不一致。
在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下，這種估價上的不一致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所有的投資者對未來有同樣的預期，對風險有同樣的偏好。然而現實中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及交易雙方信息的不對稱性，導致對企業未來增長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對基本風險水應不一及企業面臨的機會成本不同。從而影響對企業價值的判斷。所以競爭的不充分性是產生并購的基礎。
并購投資主要出現在企業生命周期的發展與成熟階段，因為在此階段，鑒于企業未來良好的成長預期，企業通過權益性融資和自身產品銷售產生巨大的現金流為其投資活動提供了可能和資金保障。同時，由于此階段企業急需通過擴大生產規模、形成規模效應及擴大產品的市場份額來維持其在同行業的競爭優勢，以上都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來實現，因而企業的投資需求旺盛。但是，市場瞬息萬變，如何節省投資過程的時間成為關鍵，而并購為實現上述要求提供了一條捷徑。
（一）在企業生命周期的發展階段，伴隨著產品銷售的高速增長，雖然企業的經營風險有所降低，但企業的總體風險依然較高。此時如果企業的財務戰略安排不當，即用負債融資進行規模擴張，結果會導致企業的總體風險加大，相應地投資人要求提高其未來的收益預期。如果風險加大所帶來的收益不能抵消投資人提高的收益預期，企業的市場價值隨之降低。此時，該企業可能成為被收購的目標，收購后，通過對該企業的財務戰略進行適當的調整，降低其總體風險，就能獲得由此產生的增加值。
此階段，如果采用收購目標企業股權的方式，那么對于目標企業本身來說，收購資金并沒有進入企業內部，目標企業的總體風險依然沒有變化。為了降低其總體風險，收購企業不得不重新注入新的權益資本或向其他投資者募集權益資本，使其財務風險下降，進而降低其總體風險。這樣做的結果不但加大了并購企業的并購成本，而且可能破壞了并購企業本身的風險結構，從而降低并購企業的價值。因此，此階段對目標企業的并購主要采取增資擴股的方式增加被并購企業的權益資本，降低被并購企業的資產負債比率，以此達到降低其總體風險。盡管對目標企業增資擴股會稀釋其每股的權益，但鑒于在企業的發展階段對未來良好的成長預期，企業業績的增長速度明顯快于被稀釋的權益，因此，企業的每股權益不會隨之下降。
（二）在企業生命周期的成熟階段，企業的凈現金流量比較充裕，企業的經營風險進一步降低，如果不及時調整企業的財務戰略，用負債杠桿來平衡降低的經營風險，結果會使企業的整體價值降低，導致企業股價被低估，從而成為被收購的目標。收購該企業后，通過剝離多余的現金，利用負債杠桿強化核心業務的創現能力。由于利用負債使企業的總體風險得到平衡，企業的價值隨之上升。
與處于發展期的企業并購相反，如果對處于成熟期的企業并購采用增資擴股的方式，不但不能提高被并購企業的價值，反而進一步降低其價值。因為在成熟期，經營風險明顯較企業發展階段低，企業內部積累了大量的現金，加之此階段利用負債融資獲取的資金已經基本滿足了其投資的需求。隨著企業未來成長的進一步降低，增資擴股流入目標企業的權益資金很難找到合適的投資項目，在企業未來的收益預期降低的情況下，必然稀釋其每股權益，進而降低企業的價值。因此，對處于成熟期企業的并購主要采取收購目標企業股權的方式進入，然后調整其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的結構，將多余的現金通過現金分紅或股份回購的方式分配給投資者，利用適度的負債來解決短缺的投資資金需求。此種并購方式，一方面減少了并購企業的資金投入；另一方面通過調整目標企業的總體風險，提升目標企業的市場價值。
二、企業并購的籌資規劃
籌資是企業財務管理的重要內容，籌資結構是企業財務戰略的核心，在企業并購中，并購資金的安排是并購能否成功的關鍵，而資金籌措的結構安排直接影響企業并購的效果。企業處于不同的生命周期，由于其面臨的經營風險和并購的目的不同，并購資金籌措的結構有很大差異。
（一）在企業的發展期，經營風險較大，并購的目的主要是形成規模效應，降低成本，進而形成行業競爭優勢，以降低經營風險。如果企業的并購資金使用負債融資，必然會使并購企業的總體風險加大，負債杠桿帶來的收益難以抵消風險加大帶來的投資人未來收益預期的上升，結果導致企業整體價值的下降。因此，在這一階段并購資金的來源主要采取權益資金和利潤留存。權益資金的籌集通過以下方式獲得：（1）向資本市場增發股份籌集收購資金；（2）發行可轉換債券；（3）和被收購企業的投資者用股權交換的方式進行并購。
（二）在企業的成熟階段，由于市場對該企業的產品需求已經趨于飽和，企業的增長速度變緩甚至停止，經營風險進一步降低。此階段，并購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和擴大現有的市場份額及提高效率。
鑒于企業的未來市場前景不被看好，如果在并購中繼續使用權益融資勢必會稀釋現有投資人的收益，從而降低企業的市場價值。因為此階段企業的所有投資活動主要是保持目前的收益不下降。同時，此階段企業的經營風險已處于較低的水平，為企業采用負債杠桿融資提供了可能。因此，這一階段并購資金的主要來源是通過適度的留存收益和長期負債。企業長期負債的取得主要通過以下方式：（1）發行企業債券；（2）向金融機構借取。
三、企業并購支付方式的選擇
企業并購可采用現金支付、債券支付和股票支付的方式。選擇何種支付方式，需要結合并購雙方的成本和并購方的企業風險綜合考慮。
（一）稅負因素
并購公司并購目標公司既可以用現金支付，也可以用證券（普通股、債券）支付，但不同的支付方式稅負不同。如果并購方用現金或債券支付，那么目標公司的股東收到現金時要立即納稅，但如果用普通股支付，則目標公司的股東在收到股票時可以免稅，直到股票出售后才計算資本收益或損失，按相應的資本收益稅率納稅，因此可以獲得延遲納稅和減輕稅負的好處。
對于并購方而言，稅負考慮的是并購時所取得的資產的攤銷基礎，如果用現金或債券支付，則并購取得的資產將按其支付價格作為資產的攤銷基礎。反之，如果并購企業用普通股支付，則并購獲得的資產將按資產的原價值進行攤銷。資產攤銷額的大小將直接影響企業的應納稅所得和企業未來的現金凈流量。
由此可見，如果稅負是考慮并購支付方式的唯一因素，那么目標企業將喜歡并購企業用股票支付，以達到延遲納稅和減輕稅負的目的；而并購企業則更愿意用現金和債券的方式支付，以擴大其并購資產的攤銷額，降低未來的稅負。然而，出稅負因素外，還有其他因素影響并購的支付方式。
（二）并購企業的所處的生命周期
并購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對并購資金的支付方式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在其發展期，如果用現金或債券的支付方式，則勢必導致其風險的增大，從而降低其本身的市場價值，因此，并購企業更愿意用股票支付的方式。盡管股票支付方式可能稀釋并購企業的每股權益，但在此階段，并購企業由于其良好的成長前景，會很快彌補被稀釋的權益。而在其成熟期，如果用股票方式支付并購資金，則由于其未來成長的放緩，結果導致并購企業每股權益被稀釋，從而降低企業的價值，因此并購企業喜歡用現金或債券的方式支付。同時在此階段，企業本身業務產生大量的現金流入量和負債杠桿的運用為其用現金或債券支付并購資金提供了條件。
參考文獻：
1、Sudarsanam,P.S.MergersandAcquisitions,PrenticeHallEurope,1998
2、張云亭著：頂級財務總監，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
投資分析論文范文6
1.服務業利用FDI的總量變動分析
從總量變動看,2001年～2008年,上海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呈逐年上升之勢,2001年為17.24億美元,2008年為68.35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8.79%(見表1)。
2.服務業FDI占FDI總量的比重變化與貢獻分析
2001年～2008年,上海服務業實際利用FDI占FDI總額的比重,由2001年的39.25%上升到2008年的67.78%(見表2),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占利用外資的比例總體上為55.67%。進入2003年以來,這一比例大幅提升,尤其是2007和2008年,比重達到了60%以上,這與全球性的FDI流向服務業的趨勢相符。
為了分析服務業FDI對FDI總量的貢獻,應該計算FDI總量增長速度,服務業FDI貢獻度和服務業FDI貢獻率。
FDI總量增長率=當年FDI總量的增量/上年FDI總量(1)
服務業FDI貢獻度=服務業FDI增量/上年FDI總量=(服務業FDI增量/上年服務業FDI總量)x(上年服務業FDI總量/上年FDI總量)(2)
由(2)式可見,服務業FDI對FDI總量增長的貢獻度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服務業FDI的增長速度,二是服務業FDI在FDI總量中所占的比重。
由(1)式和(2)式可推導出服務業FDI對FDI總量增長的貢獻率。計算公式可表示為:
服務業FDI的貢獻率=當年服務業FDI增量/FDI總量的增量(3)
根據(2)式和(3)式可以計算上海服務業FDI對FDI總量增長的貢獻度和貢獻率(見表3)。
從數據可以看出,2002年FDI總量增長率14.53%當中有3.73%來自于服務業,相應的增長率為25.71%,而到了2004年貢獻率則跌至了-60.64%,2006貢獻率年又上升到了357.20%,2008貢獻率又降到了70.24%,可見上海服務業FDI對FDI總量的貢獻比較的不穩定。
3.上海三次產業利用外資的增長分析。這里主要上海2001年以來三次產業各自利用FDI總額、占FDI總量的比例、年度平均額、年均增長率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見表4)。
從結構比重來看,服務業FDI占FDI總量比重占絕對優勢,高達55.66%,遠遠高于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的總和。八年來,服務業利用外資年均額為37.41億美元,超過了第一、第二產業總和。從增長速度看,2001年～2008年上海服務業利用外資年平均增長率為18.79%,高于第二產業FDI平均增長速度,也高于FDI總量平均增長速度。
4.服務業利用FDI的業績分析
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業績指數,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服務業FDI的流入量占FDI流入總量的比重除以服務業GDP占GDP總量的比重。計算公式可表示為:
服務業FDI業績指數=服務業FDI占FDI總量比重/服務業產值占總產值比重(4)
根據(4)式可以計算2001年～2008年上海服務業利用FDI的業績指數(見表5)。
從數據分析可以看出,2001年～2008年上海市服務業FDI業績指數基本保持在1左右,服務業FDI流入量與其GDP規模基本相當。2008年上海FDI總量業績指數為2.4(上海FDI總量業績指數=上海FDI總量占全國FDI總量比重/上海市GDP總量占全國GDP總量比重),服務業FDI業績指數為1.26,低于同期的FDI總量業績指數1.14個百分點,表明與利用FDI總量的業績相比,服務業引資規模還存在很大的增長空間。
5.上海服務業利用FDI的特征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對2001年以來上海市服務業利用外資的特征總結如下:從總量變動情況看,上海市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呈上升—下降—再上升的“N”型變化特征,2005年以來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上升速度加快。
2001年～2008年服務業FDI占FDI總量的比重,超過55.67%。服務業FDI占FDI總量比重的變化與世界FDI的流向相一致;服務業FDI對FDI總量的貢獻率極不穩定,2008年服務業FDI對總量FDI的貢獻率達到70.24%,遠超過第一、第二產業FDI對總量FDI的貢獻,上海市服務業FDI對第一、第二產業FDI存在擠出效應。同時,從服務業利用FDI的業績和FDI總量的業績比較來看,上海服務業引資規模還存在較大的增長空間。
二、上海服務業利用FDI的實證檢驗
為了從定量的角度研究上海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問題,本文考察了1989年～2008年的數據,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以服務業FDI為解釋變量,服務業增加值為被解釋變量。其中衡量服務業FDI的指標采用歷年服務業實際利用FDI占上海利用FDI的總額的比重來表示(以下簡稱F),衡量服務業增加值的指標采用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表示(以下簡稱S).在檢驗過程中,分別對F、S取對數(LNF,LNS),以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
1.ADF單位根檢驗。時間序列數據往往是不平穩的,若直接對它們進行回歸分析可能導致“偽回歸”現象的出現,因此應先進行平穩性檢驗。
本文運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檢驗結果表明,LNS,LNF均為一階單整的時間序列變量。三者的原值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無法通過平穩性檢驗,一階差分后在不同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說明三個變量都為一階單整的時間序列。
注:*表示變量在10%的顯著水平通過檢驗,**表示變量在1%顯著水平通過檢驗。
2.Johansen協整檢驗
協整關系是非平穩的單整變量之間存在的一種長期均衡關系,其經濟意義在于:兩個變量,雖然具有各自的長期波動規律,但如果他們是協整的,則他們之間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在ADF單位根檢驗的基礎上,運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LNF與LNS進行協整關系檢驗。通過估算可以得出,兩個回歸函數的可決系數分別達到了0.464894和0.931553,這說明擬合程度較好。當確定5%的顯著水平時,rk(A)=0時,跡統計值為20.46137大于臨界值15.41,所以拒絕零假設rk(A)=0;接下來進一步檢驗,因為2.013747小于臨界值3.76,所以接受零假設rk(A)≤1,從而說明LNF和LNS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3.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法檢驗LNF與LNS之間,LNF與LNI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結果如表7所示。
結果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LNS與LNF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LNSLNF的單向因果關系表明表明上海服務業的經濟發展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資增加的原因。
三、結語
通過對上海服務業FDI的現狀分析我們得出結論,上海的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是近年來外商投資的重中之重,其服務業FDI占FDI總量比重的變化與世界FDI的流向相一致,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同時,我們通過實證檢驗發現上海服務業的經濟發展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資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們應該制定科學合理的引資政策,并設計有效的制度體系;優化服務業外商投資結構,提高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數量和質量;積極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逐步向服務價值鏈的高端提升,進一步提升上海服務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從而促進上海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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