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的教育思想和辦學實踐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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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懷的教育思想和辦學實踐

盛宣懷的教育思想和辦學實踐范文1

[關鍵詞]高等教育 教育發展史 變化格局

在中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的今天,探索中國高等教育史大的脈動,以歷史思考補益今日事業,一直是高教史研究的著力點。本文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經歷了五次轉型。概言之:一是春秋戰國私學興起、養士盛行的開放性高等教育濫觴;二是漢代太學的設立奠定了較長周期的儒學獨尊文教格局;三是隋唐之后科舉調節下的官學與書院二元并行的教育與選官模式形成;四是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傳統高等教育向近現代大學轉型;五是1999年之后形成的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狀態,這將帶來有別于20世紀百年大學的新格局。

春秋戰國揭開開放性高等教育大幕

中國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據文獻可知是五帝時的“成均”,不過那正如典籍中所談的“三墳五典”,不可作論史之據。西周天子設有五學,分主各種科目,而辟雍居中,是周天子“承師問道”之處。據此,不少學者談及中國傳統大學時從辟雍說起,也就是從西周官學談起。

無論持西周封建說還是戰國封建說,春秋戰國都處在一個大變革時期。鐵器牛耕的推廣促進生產力空前發展,舊的經濟體系被打破,上層建筑因之發生巨大變化。隨著“王室衰微,諸侯坐大”,西周王室學術開始下移至公室、漸次至民間,出現了孔子所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狀況,帶來了春秋戰國私學興起和養士盛行的教育格局。為什么要將這樣的新格局視為中國高等教育史的第一大變局呢?

其一,“學術下移”帶來了開放性教育。民間出現“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韓非子?外儲篇》)的現象,擴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圍,僅孔子就有“三千弟子”之說;齊國稷下學宮規模宏大,學派眾多,成為一個兼具官私性質的學術中心;“九流十家”大師的產生與私學和養士成為互相促進的元素,造就了與封閉的小規模的西周官學截然不同的文化教育格局。

其二,春秋戰國的高等教育在發展過程中為后世留下許多模式、理論和經驗。比如孔子創立了不少影響至今的教育理論;西周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樣文體兼備的教學內容在今天看來也具有借鑒意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齊國稷下學宮,以官辦形式容納各流派以私學進出,營造了寬松的學術氛圍,值得后世學校借鑒。

其三,諸子百家的形成有賴于當時的開放性教育風氣和用士養士制度。先秦的教育形態必然為中華文化形成前期造就出學科眾多、流派不一的根基性文化思想成就?;厥桩斈?,古老文化是諸子整理,新的思想也由他們提出,我們引為自豪的先秦文化,如果離開了這一次高等教育的大變局,其成就無從談起。

漢代太學奠定儒學獨尊文教格局

漢初休養生息,國勢日盛,至文景之時已有了強大的政治經濟基礎,文教復興的條件因之具備了。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思想并加諸教育,中國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大變化出現了。漢武帝建元五年設“五經博士”,12年后元朔五年為博士置弟子50人,這標志著漢武帝開始建立以太學為核心的基于儒家思想的教育體系。這種服從于政治一統的文教范例為以后歷代王朝所用,并從諸多方面顯示出其生命力和影響力。

其一,以盛世為背景創立的更為系統的高等教育模式建立起來了。太學因政府的支持而成為這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后太學生人數逐步增加,至東漢質帝時已達3萬多人,這樣的規模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中亦屬罕見。中國古代的教育大都與選官相關,故而漢代以儒術取士,官學教育不能滿足教育需求,私學也因之大為發展,這也是此后各代官學私學并進模式的示范。漢代重考試,“設科射策”形式因功利的原因頗具吸引力,這樣的制度對后世科舉制度等重要考試制度也有示范作用。

其二,漢武帝尊崇儒術并設立以太學為主的教育系統,對后世造成深遠影響。這一形式成為中國政治中影響久遠的統一思想意識的工具,是傳統文化中“多元一體格局”(語)的核心要素。以太學為中心的高等教育系統無疑成了長達2000余年儒學獨尊文教格局的序曲。

隋唐后的官學書院二元并進教育模式

漢代的太學在隋唐以后或可對應國子監,曾經的私學系統也在宋初為書院所定型,考試制度在隋唐走到科舉制階段,三者成為中國古代高等教育史上頗有創意的組合。隋煬帝大業三年創立進士科,為士人開辟了考試進身之路;唐承隋制,充實發展了科舉制;宋元明清沿用科舉,至清廷于1905年廢科舉,這一制度存在1300年。在科舉制日益表現出其精良工具性的同時,唐代官學和宋代書院便有了發展的激情。唐代中央官學有“六學”、“二館”,但最重要的仍是兼有教育行政管理機構和大學雙重性質的國子監。書院作為真正意義上的教學機構,出現在唐末,興起在宋代。南宋時書院鼎盛,明代書院因統治集團矛盾而多次遭禁毀,清代書院逐漸官學化。盡管如此,古代書院性質為私學,層次為高等教育的主流色彩是成立的。

科舉制、官學和書院這一組合系統的功效巨大。就科舉制而言,一是科舉以考試取士,較漢代察舉制以德行取士科學,較魏晉九品中正制以門第取士進步;二是科舉作為學校教育的“動力機”和“驗收器”,對傳統高等教育的運行起了很大的調控作用,當然科舉考試的退化也最終導致其終結。就國子監為主的官學而言,其在漫長周期內的教育和管理功能是傳統高等教育的支撐。從學問角度看,儒學在宋明的最高成就――宋明理學也有書院的重大功勞。春秋以來的民辦高等教育一直是中國高等教育的重要補充,至今都有借鑒的價值。

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百年高等教育

由傳統高等教育向近現代大學轉變,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中的大變局,其標志性事件應是京師大學堂建立、《癸卯學制》頒布和科舉制度廢除這三件世紀之交的事情。此前有思想先驅和實踐先驅的努力,此后有一系列理論建樹和實踐完善,這才有了20世紀中國百年近現代大學的格局。

容閎致力于中國近代化教育,但當時的時代背景沒有給他實現創立近代學校教育制度的機會,組織出洋留學的工作也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就。早期維新思想家鄭觀應也在近代學校制度上發表了許多觀點,但基本停留在理論層面。19世紀中后期的客觀上有利于中國教育近代化的發展。19世紀90年代近代分科大學產生,盛宣懷于1895年創辦天津中西學堂,隨后又在上海創立南洋公學,中國高等教育近現代化有了開端。

促使高等教育演化的是政治層面的戊戌改良運動和時局的壓力。留下的成果是京師大學堂,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1903年頒行《癸卯學制》,書院多改造成普通學堂,確立了近代教育制度;1905年清政府停

科舉,傳統教育制度結束;1906年學部建立,各級新式學校的興辦形成熱潮。這些都為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由初創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礎,也為近代高等教育理論的系統化提供了條件。

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奠定21世紀新格局

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990年僅為3.7%,1998年為9.8%,2002年為15%,至2007年達到23%,學生人數位居世界第一位。自1999年擴招開始,8年徹底改變了高等教育的精英格局,中國進入了世界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

其一,只有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支撐才能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二戰以后世界經濟與科技飛速發展,這使歐美各國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高等教育擴張也成了世界性潮流。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一直未能有強大的政治經濟支持。直至20世紀70年代后期國家進入穩定發展期,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才為中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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