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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漢書班梁列傳范文1
【關鍵詞】漢代/農業商品生產/群體結構/發展水平
【正文】
商品生產就其本來意義而言，是指"物品生產出來不僅是為了供生產者使用，而且也是為了交換的目的；就是說，是作為商品，而不是作為使用價值來生產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卷第381頁。）。商品生產有不同的歷史形態，有不同的門類分工和數量特征。秦漢時期，雖然自然經濟在總體上占有強大的地位，但商品經濟也有明顯的發展。這方面，學界研究較多，且取得了豐碩成果（注：如，林甘泉《秦漢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根蟠《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封建地主制》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但在農業領域中的商品生產，目前仍缺乏系統的專文論述。本文擬就漢代農業商品生產的群體結構、經營特點及其發展水平問題做些初步探討。
一、專業戶的興起與商品化生產
專業戶是指在農村中以較多資金和人力經營某項專業生產的農戶。通常情況下，專業戶的項目收入應超過全部收入的60%。專業戶一般都有較高的技術，并且有較強的經營能力，能夠為市場提供較多的商品。
戰國時期專業農戶已展現端倪。到了漢代，隨著社會分工的拓展、生產力的提高及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業專門化生產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其時，專業農戶所涉及的門類較多，《史記》（注：中華書局1959年本第3272頁，本文引用的皆是這個版本。）卷129《貨殖列傳》載：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qiū＠①；陳、夏千樹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zhī＠②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司馬遷這段話，學術界多有引證，使用率極高。從中說明，秦漢時期，已出現了專業化的畜牧業、漁業、林業和園圃業等，且都是以贏利為目的大規模的農場式經營。這些大型專業戶所經營的生產項目規模很大，各具特色。下面讓我們根據文獻記載，就其典型事例做些具體的陳列。
畜牧專業戶商品生產。漢代西北地區，除大量官營畜牧業外，還有民間的私營畜牧業。隨著畜牧業基地的擴大，畜牧業普遍發展，當時有些地方涌現了以畜牧業經營為主的個體專業大戶。例如：
烏氏倮畜牧，乃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60頁。）。
班壹避墜于樓煩，致馬牛羊數群……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注：《漢書》卷100《敘傳》中華書局1962年本第4198頁，本文引用的皆是這個版本。）。
（橋姚乘官府斥開邊塞之機，恣其畜牧）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鐘計（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80頁。）。
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歲，羊致千余頭，買田宅（注：《漢書》卷58《公孫弘卜式ní＠(20)傳》第2624頁。）。
（馬援）因地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谷數萬斛（注：《后漢書》卷24《馬援傳》中華書局1962年本，本文引用的皆是這個版本。）。
專業漁戶的商品生產。秦漢時期，在我國的東南沿海、江南、巴蜀和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其它地域，漁業資源亦較豐富。隨著漁業生產的發展，當時除官營之外，民間養殖、捕撈及販賣魚類的專業戶漸為常見。例如：
"水居千石魚陂"。注引《正義》曰："言波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72頁。）。
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67頁。）。
（建武三年）寇恩"為候粟君載魚之得賣"，一次即"載魚五千頭"（注：《"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釋文》見《文物》1978年第1期。）。
林業專業戶的商品生產。秦漢之時，在西北、關中、巴蜀及江南等廣大地區，有許多自然林、竹木密茂，漢時，人工造林較為盛行。隨著林木采伐與種植的日益增多，其中商品性經營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在漢代，有些人專門從事竹木的商品性生產與經銷活動。如據記載：
江南之楠梓、竹箭……待商而通（注：《鹽鐵論·本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3頁。）。
今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處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diāo＠③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后動，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至敦煌，費力傷農于萬里之地（注：王符《潛夫論·浮侈篇》，見《后漢書》卷49《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1636頁。）。
園圃專業商品生產。春秋戰國時期，樹果、種蔬等園圃生產已漸趨普遍。迄至秦漢，隨著農業生產力提高，園圃業的生產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涌現出了不少的專業戶。例如：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注：《史記》卷53《蕭相國世家》第2017頁。）。
《襄陽記》載：李衡遣客十人在武陵龍陽汜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吳未，"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注：《三國志》卷48《吳書·三嗣主》注引，中華書局1959年本第1156頁。）。
漢代專業農戶的商品生產有一些明顯的特點。（一）是規模大，數量多。上文司馬遷論及的專業戶都以"千"計，有"千足"、"千石"、"千章"、"千樹"、"千畝""千畦"。"千足彘"是養250頭豬，"牧馬二百蹄"是養50匹馬，"牛蹄角千"是約養167頭牛。其實，司馬遷所謂"千"僅是一個約數，言其數目之大，在實際生活中的大專業經營者則往往大大甚于"千"。這些專業戶的經濟效益也很好。假若馬一匹的價格為’7000錢，牛一頭為3000錢，羊一頭為250錢（注：《史記》《漢書》《后漢書》《九章算術》和《居延漢簡》等文獻和考古材料皆有關馬牛羊價格的記載，但很不一致，這里采用中等的價格計算。）。則有"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的橋姚，共計收入可達1550多萬錢。漢代專業戶的經營規模之大已達到了一個驚人的地步。
（二）是有較高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從生態學角度講，農業生態系統遠比自然生態系統結構簡單，生物種類少，食物鏈短，自我調節能力較弱，易受各種災害的影響（注：孫儒泳等《普通生態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2頁。）。而專業戶的生產，生態系統結構要比一般的生產經營要簡單得多，物質能量循環成一直線，十分容易造成大面積的災害，其技術要求甚高。如，卜式就是一個高水平的放羊能手，他始取羊百余入山放牧，"十余年，羊致千余頭"。他的經驗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注：《漢書》卷58《公孫弘卜式ní＠(20)寬傳》第2624、2626頁。）。據分析，即是按時放牧，發現病羊，及時汰除（注：參見梁家勉主編《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中國農業出版社1989年第226頁。）。再如，馬援在洛陽宮中創制了"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的銅質良馬，作為標準馬式（注：《后漢書》卷24《馬援列傳》第480-481頁。），他是一位出色的相馬專家。在經營管理水平方面，他們一般不進行糧食生產，而是選取農業中市場需求量大的生產門類，用現代人的話講是能在調整農業結構上下功夫，但又不能一概而論，如秦楊經營被稱為"掘業"的"田農"卻能富甲一州（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182頁。）?？傊麄兩朴?用奇致富"。
（三）是生產目的明確，主要是為了交換，獲取利潤。專業戶的專業收入占自已生產收入的大部分，生產的目的皆是為了交換，屬于商品生產專業戶的商品生產成了漢代農業經濟的顯著特征之一。獲利通常達20%。《史記》卷69《蘇秦列傳》說："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注：第2241頁。）說明，戰國時人從事農業商品生產已追求十二之利，漢人承襲了戰國時期的風俗?！稘h書》卷72《王貢兩龔鮑傳》載貢禹曰："富人積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注：第3075頁。）這里講的"十二之利"大概是大販運商人的年商業利潤。司馬遷在談到"通邑大都"大商人追求商業利潤時也說"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而他在具體談到大專業戶農業商品生產的利滑時說："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其中。"通過這些事實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大專業戶和大商人的年利潤大約皆為20%，而中小型的專業生產者和中小商人的利潤可能達不到這個水平。
總之，隨著漢代農業生產專業性的加強，出現了不少專業收入占自己總收入大部分、生產目的為了交換的農業專業戶，專業戶的經營者具有較高的技術水平和經營管理經驗。這些專業戶遍及農業生產的許多部門，其大者，規模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但它畢竟又是被包圍在自然經濟的大海之中，在國民經濟中并沒有占據主要地位。有些學者把農業領域大專業戶的商品生產視為"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依據，顯然是不盡符合歷史事實的。
二、田莊主的多種經營與商品生產
專業戶以專門生產某種產品為主，其生產的目的是把它投放市場。田莊主則不同，他占有較大面積或是大面積的地產，其經營的目的和經營方式比較復雜。
隨著土地私有制的發展，漢代在關中、關東內腹地區的土地逐漸走向集中，不少地主擁有大地產。如，宣帝時陰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頃，輿馬仆隸，比于封君。"（注：《后漢書》卷32《樊宏陰識傳》第1133頁。）（成帝時）"（張）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注：《漢書》卷81《匡張孔馬傳》第3349頁。）"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眾之曾孫也。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于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足，名聞山東"（注：《后漢書》卷70《鄭孔荀列傳》第2257頁。）。
這些大地主對地產的經營方式有兩種：一是把土地出租，收取"見稅十五"的地租；二是自營田莊。土地出租經營的情況比較復雜，地主收取地租，應該說一般是與商品生產無涉。但地主的自營田莊則不同，田莊主的剩余產品有相當部分將用于交換，進入流通領域轉化為商品，它是自給生產與商品生產相結合的經濟單位，對當時社會有深遠的影響。
地主自營田莊自西漢中葉至東漢一代多見。如：
灌夫"諸所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穎川。"（注：《史記》卷107《魏其武安侯列傳》第2847頁。）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他自稱）：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注：《漢書》卷66《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2894頁。）
（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成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里。（注：《后漢書》卷32《樊宏陰識列傳》第1119頁。）另據《水經注》（注：岳麓書社1995年第444頁。）卷29《比水注》載樊氏田莊內：廣起廬舍，高樓連閣，池陂灌溉，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蠃利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
（梁冀）廣開園囿，采土筑山，十里九陂，以像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聞……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注：《后漢書》卷34《梁統列傳》第1182頁。）。
這些田莊的規模一般頗大，田莊的生產活動以種植業為主，多種經營。上述樊氏田莊除經營廣達三百頃的耕地外，還廣泛從事林、牧、漁、副、商業。正因如此，地主田莊內生產的產品多樣，極為豐富。據崔＠(23)的《四民月令》（注：參見石聲漢《四民月令校注》中華書局1956年本。），地主田莊內的產品有：
糧產品：小麥、大麥、椹麥、春麥、粟、黍、jì＠④、＠⑤、稹禾、粳稻、大豆、小豆、稗豆。
油料產品：葵花子、胡麻（芝麻）。
蔬菜產品：瓜、瓠、韭、蓼、大蔥、小蔥、蒜、姜、芥、芋。
果產品：杏、桃、棗。
畜產品：馬、牛、羊、豬。
林產品：松、柏、桐、漆、梓、榆、桑、竹、柳。
漁產品：魚。
藥用產品：術艾、烏頭（附子）、冬葵、葶、藶。
加工品：醬、酒、醋、糖、衣、鞋。
其他出產：蠶桑、苴麻、牡麻、蘭、苜蓿。
自營田莊的田莊主生產的一部分產品供給自己消費，具有自給性生產的特征，剩余部分投放到市場，又有商品性生產性質。
地主田莊經營范圍如此廣泛，其經濟收入亦相當可觀。如樊氏的田莊，僅糧食收入一項就十分驚人。他有田土三百頃（即30000畝），以畝產3石計，共產糧食為30000×3=90000石。漢代每人每月口糧若為3石，則一人一年的口糧為36石，90000石糧可供2500(90000/36)人一年的食用。當時糧價若百錢一石，90000石稂，折錢9000000萬。若加上"池魚"收入、"畜牧"收入、"梓漆""竹木""檀棘"收入、"利果"收入、"桑麻"收入等等，其資財肯定超過了1000萬。這些收入除用于家庭、家族自身消費、交納租賦、擴大再生產、支付雇傭勞動的工錢外，當有大量剩余產品投放市場，參與商業活動。生產越發展，商品交換活動越多，田莊主介入商業活動越頻繁甚至演化為一種以貨殖逐利求富的行為。正因為如此，所以大地主、大田莊主往往都以經營商業著稱，如樊重"好貨殖"，李通"世以貨殖著姓"（注：《后漢書》卷15《李王鄧來列傳》第573頁。），這種現象東漢中后期更加普遍，他們或"囤積居奇"謀取暴利，或"船車賈販周于四方"。故仲長統《昌言·理亂篇》言：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寶；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注：《后漢書》卷49《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1648頁。）。
這些田莊主"膏田滿野"，廣泛經營諸業，其收獲之多"滿于都城"，所養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但多是為了滿足其本人及家族的奢侈消費，"妖童美妾，填乎綺寶；倡謳伎樂，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然而，這些田莊主欲"得其所欲"，達到自己的目的，又免不了要進行商品生產，把一部分產品投放到市場?？磥?，自營田莊內的生產活動還是具有較強的商品屬性，史料上說其"閉門成市"，主要是言其產品之多，而非說其自給自足。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田莊主的經濟實力雄厚，有能力推廣先進的技術和興辦各種水利工程，如，二牛三人的"耦耕"法首先就是在大地主莊田內推行的，又如，樊氏田莊內興建大型水利工程樊氏陂，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綜上所述，在地主制下的田莊經濟，并未擺脫自然經濟的特征，田莊的生產安排及收獲的農副產品，其首要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地主家庭和家族的生活需要。但它又存在著商品生產。在以往的研究中，只強調田莊主的自給自足，忽略其商品生產，這是不完全的。不過，我們說田莊的商品生產，又不宜把它估計過高。
三、小農的"男耕女織"與部分商品性生產
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在地主制經濟下，小農經濟雖然是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沒有擺脫自然經濟的范疇，但它又與市場有廣泛的聯系，并包括了部分商品性生產。
在漢代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小農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小農有不同的層次結構，他們中，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從事自給性生產，但也不排斥有的小農出于種種原因從事商品性生產。漢代小農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各不相同，在整個小農經濟中形成一個多層級的商品生產結構（注：參閱方行《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體構成如下。
其一，自給型農戶的商品性生產。
自給型農戶把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農民自給性生產的外在形式是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即"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這在文獻中有許多記載：《史記·秦始皇本紀》曰："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注：第1130頁。）《漢書·食貨志》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注：第1128頁。）《淮南子·主術訓》曰："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注：第103頁。）《鹽鐵論·園地》（注：第96頁。）謂："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男耕女織"的這種分工，主要是由男女之間的體力和體能決定的。"男耕"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女織"是為了解決穿衣問題，男女合力，"溫飽"問題也就解決了。自給型農戶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交換，但他們仍會把一小部分產品投入市場成為商品。其情況有二種：
一是，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產品除自用外會有所節余。漢代，統治者為了地主政權基業的牢固，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往往力爭讓小農過上"小康"生活以確保剝削之源。"小康"社會對農業生產的要求主要有三項：(1)是種桑養蠶以達到"五十者可以衣帛"，(2)是飼養家禽家畜以達到"七十者可以食肉"，(3)是種植糧食以達到"數口之家可以無饑"（注：《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666頁載："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農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漢代的現實中確是有不少地方官是按這一要求治民的。如，
黃霸為穎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其谷馬。"（注：《漢書》卷89《循吏傳·黃霸》第3629頁。）
龔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注：《漢書》卷89《循吏傳·龔遂》第3640頁。）
王景為廬江太守："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注：《后漢書》卷76《循吏列傳·王景》第2466頁。）
從上述情況可知，"男耕女織"下的自給性農戶并非僅僅種植糧食和種桑養蠶，還力所能及地盡可能擴大自己的生業，比較廣泛地從事家禽家畜的飼養、種植蔬果、栽植林木。也不意味著"男耕女織"下的自給性農戶的產品沒有任何剩余。我們曾粗略地測算出，漢代一戶中等水平自耕農，擁有60畝土地，全家的收支狀況（注：參見黃今言《漢代自耕農經濟的初步探析》載《秦漢經濟史論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6-37頁。）：
附圖
該表所反映的情況，是一戶中等自耕農，男耕女織，全年收入為11200錢，支出10386錢，收支相抵基本持平，略有積余。當然，因涉及到物價的估算等因素，彈性較大，難于精確，這只能說明一個大概。但總的來說，中等自耕農戶，擁有60畝耕地和家庭副業的收入，在沒有天災人禍，年景正常，社會相對安定，賦役征課較輕的情況下，其產品會有所剩余。而擁有100畝以上的"小康"型農家，可能會有較多的剩余。如果他們把這些產品投放到市場便成了商品。
二是，換取貨幣，交納賦斂。漢制，編戶齊民的賦役負擔有租稅、賦斂和徭役三項。其中，賦斂又包括算賦（對成年征課的人頭稅）、口錢（對兒童征課的人頭稅）和更賦（"戍邊三日"的代役錢），這三項負擔都得交錢，每人每年通常的標準分別是120錢、23錢和300錢（注：參見黃今言《秦漢賦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211-225頁。）。假若一個五口之家農戶，二大三小或三大二小，又一人需交更賦。那么，一歲需交的賦斂的款項為：
3×120+2×23+300=706錢或2×120+3×23+300=609錢
這一款項折合為糧食則為11石左右，也就是說一個農戶需出賣11石糧才能交納賦斂所需貨幣。
這二種情況，只是農戶把自己的產品投入到市場才成為商品，生產的本來目的不是為了交換。這些商品的生產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商品生產。
其二，半自給型農戶的商品性生產。
這種農民的總產品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于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些農民生產的產品很多是適宜當地自然條件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包括農副業生產。他們換回的產品則多是農家自身不能生產或難于生產的耕具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
"姚俊常種瓜菜灌園以供衣食"（注：《藝文類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頁。）。
"步騭避難江南，單身窮困，種瓜自給。"（注：《藝文類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頁。）
此外各地農戶還廣泛從事方物、特產的生產。山西盛產材、竹、谷、lú＠⑥、旄；山東多魚、鹽、漆、絲；江南出＠(22)、梓、姜、桂、犀、玳瑁、珠璣、齒革；西北則多馬、牛、羊（注：參見《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52-3253頁。）。無論是山西、山東、江南，還是西北的農戶都是因地制宜的生產，但對于"中國人民"來說又是奇缺的"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山西、山東、江南、西北各地農民把產品出售后換回的亦是當地奇缺之物，這在文獻中多有記載。例如，高后時曾禁止南粵缺乏的鐵器、雌性馬牛羊，結果遭到南粵人強烈的不滿。所以，各農戶生產和交換的最終目的皆是為了實現余缺調劑。
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一種農民的區別所在。他們"為買而賣"，從整體來看，仍然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但已有了部分的商品生產。
其三，交換型的農戶。
交換型生產的農戶亦可分二種情況。一種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的少部分用于繳納封建租賦和供自己消費，大部分投放市場，以換取生產生活用品。這種農民的家境多不好，因土地和耕具的缺乏，為了維持生計，從事效率較高一項生業進行經營。如，
公孫弘……家貧，牧豕海上（注：《漢書》卷58《公孫弘卜式ní＠(20)寬傳》第2613頁。）。
孫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注：《后漢書》卷79上《儒林列傳·孫期》第2554頁。）。
孫鐘，富春人，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為業（注：《藝文類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3頁。）。
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他們的商品流通形式仍是"為買而賣"。但他們似乎皆有一定的經營頭腦，有的甚稱小專業戶。他們的商品生產占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另一種農戶，商品生產的比重更大，并且主要是為了發財致富，追求利潤，追求交換價值的增值。漢代，社會上追求富貴的要求強烈。（注：如，陳涉少時，血氣方剛，尚為人傭耕便立下"茍富貫，毋相忘"的大志。又如，劉邦父親總是贊揚能"治產業"的劉邦哥哥。所以，劉邦當皇帝后對其父言："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史記》卷8《高祖紀》第387頁。而劉邦則有更大的志向，看到秦始皇便喟然長嘆："大丈夫當如此也"《史記》卷8《高祖紀》第344頁。在出土的銅鏡中亦多有"富貫"、"大樂富貴"之銘文。所謂"富"是指財產多，所謂"貴"是指地位高，既"富"又"貴"是漢人人生的最高追求。）小農想要求取"富"，通過什么辦法呢？司馬遷說：
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74頁。）。
太史公的意思是，涉足商業領域是貧者求取富裕的捷徑，在農業生產領域是進行農業商品生產，也就是所謂的"以末補農"。漢代社會上出現的眾多小專業戶就是小農追求富裕進行農業商品生產的突出表現。如：
余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染紺為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植（注：東漢趙歧《藍賦序》中云，見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后漢文》卷62中華書局1958年第814頁。）。
三國時魏人趙歧《三輔決錄》載"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客宅，養豬，賣豚。故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huō＠⑦huō＠⑦但聞豚聲。"（注：《太平御覽》卷903引，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第4006頁。）
《列仙傳》載洛人祝雞翁，"養雞百馀年，有雞千余頭?！u雞及子，得千馀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注：《中華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年本。）
從這些記載來看，小農的專業經營所涉的范圍主要是園圃業，此外，還比較廣泛地經營采伐業、畜牧業、農產品加工業，如"艾薪者"、"宰革者"、"屠狗者"、"漁獵山伐"者等。這些農戶的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他們的生產完全是商品生產。
上述小農三個類型的商品性生產，構成了農民商品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小農經濟大海，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也使農民成為社會商品的主要提供者。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對于擴大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發揮各地自然條件的優勢，開發農業資源，調整農業結構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自給型和半自給型的農戶占多數，交換型的農戶不會大多，由于他們生產的目的不完全是為了交換，所以對市場來說只是一個不穩定的商品來源。農民農業商品生產所生產的產品多屬日常生活的一般必需品，規模亦不可能很大，還不可能從事生產技術水平和經營管理水平較高、生產墊支量較大的農業商品生產。按晁錯的說法：五口之家，只有二個勞動力，且不說經濟上是否有能力購置耕牛和農具，僅勞力上就明顯地不能勝任需要三個勞力同時操作的"耦耕"，更遑論象樊氏陂那樣的大型水利工程。在經營管理上，小農沒有象田莊主那樣把人力合理地配置到復雜的田莊生產中去的能力，只能小范圍的沿襲"男耕女織"的傳統或男子力耕女子送飯。價值規律對農民農業商品生產雖然也起一定作用，但對大多數農民生產的品種和耕地面積的影響不大。
四、農業商品生產發展水平的總體評估
上面就漢代從事農業商品生產的群體結構和經營特點做了些概括性的敘說，下面就當時農業商品生產的發展水平作些總體評估。
首先應該看到，在漢代市場上農產品是比較多的，是商品構成的主要成份之一。據《爾雅》《方言》《說文》《急就篇》等書的記載，當時人們認識利用的物品種類已很多。如，《爾雅》《釋草》載草名100多種，《釋木》載木名幾十種，《釋魚》載魚名70多種，《釋鳥》載鳥名90多種，《釋獸》載獸名60多種。漢人認識、利用的動植物有如此之多，肯定會有不少以商品生產的形式生產出來投放到市場。僅《史記·貨殖列傳》所說在市場上營業額很大的商品就有不少：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漿千，屠牛羊彘千皮，販谷糶千鐘，薪gǎo＠⑧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輛，木器髹者千杖，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zhī＠⑨茜千石，馬蹄qiào＠⑩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彩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niè＠(11)曲鹽豉千d?。?12)，鮐＠(13)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孤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鐘，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者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74頁。）。
依上述司馬遷的記載，并結合其它文獻和考古資料，漢代市場上農產品的種類有多種多樣。例如：
糧食類：有粟、麥、菽、梁、谷、糜、＠⑤麥、秫、＠⑤、＠(14)＠(15)等。
家禽家畜類：有馬、牛、豕、羊、犬、雞及肉、脂、頭、肝、肺、舌、胃（肚子）、腸、頸、脾、心、腎、牛革等。
蔬果類：有姜、瓠、毋青、大薺種、棗、栗、橘、韭、果、大薯、戎介種、茭、成介、瓜等。
竹木類：有竹、漆、、梓、桂、樵、qiū＠①、豫章、榆木等。
水產類：有鮒、鮐、鮫、鯉、鰻、鱔、鯫、鮑等。
在西北邊陲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雖然遠離經濟中心地區的中原，農產品市場亦頗為繁榮。如據《居延漢簡》的記載，在當時，市場上出售的糧食類：粟、梁、谷、糜、黍米、大麥、＠⑤麥、秫、bèi＠(16)、＠(14)＠(15)等。副食類：肉、脂、頭、肝、肺、舌、胃（肚子）、腸、頸、脾、心、腎、牛肉、雞、魚、姜、曲、豉、大薯、成介等。牲畜類：牛、馬、羊、狗、豚等。其他：還有箸、檠繩、折橐、牛革、汲桐、檠弩繩、揚弩繩、桐繩、dùn＠(17)革、上火革、席、榆木、漆、膠、芯、槧、＠(18)皮、茭、大薺種、戎介種、付子、木、麻、目宿等（注：參見徐樂堯《居延漢簡所見的市》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高維剛《從漢簡管窺河西四郡市場》載《四川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
這些農產品投放市場，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市場興旺，商品經濟發展。但是，也應該看到，漢代農業領域的商品生產發展不平衡，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和分散性。
當時，農業商品生產，大多分散于各處田莊和各個體農戶，集中的大規模的專業農戶所占比例不是很多；生產和銷售的時間亦頗為分散。據《四民月令》的記載，關于農產品的貿易，除一月、九月、十二月外，其余各月都有買進和賣出，賣出的農產品有黍、粟、大小麥、麻子、種麥、胡麻、縑、帛、弊絮等。其次，漢代農業商品生產的地區雖廣，從中原沿至邊陲，但邊遠地區還有處于"不待賈而足"狀態（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70頁。），商品生產主要還是集中在中原一帶。司馬遷所言的專業農戶所在地區，除畜牧業外，主要分布在安邑、燕、秦、蜀、漢、江陵、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陳、夏、齊、魯、渭川，都在中原或在其附近。就中原內郡地區，因受自然地理、社會文化條件的限制，農業商品生產也還是比較分散。再以司馬遷指出的那些專業農戶所經營的生產項目為例，也遠未達到那些動植物生物生長范圍所能達到的所有區域，具體說，"桑"在南北皆可種植，但文中只提到齊魯，"漆"南北皆可種植，而文中只提到陳夏，關中、江南是"竹、木"的主要生產地區，文中僅提出渭川，其局限性是十分明顯的。漢代農業商品生產中規模巨大的大專業生產者畢竟不是多數，比較廣泛的還是分散狹小的小生產者，生產量和銷售量往往也很小，如朱買臣只不過是"擔束薪""賣以給食"罷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漢代的農業商品率約為30%，農業商品化水平不算很高。
漢代，雖然是我國商業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但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有諸多不正常的成份，它沒有建立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往往是虛假的畸形繁榮。在上述專業戶、田莊主和小農農業商品生產的群體當中，只有專業戶的生產經營才是完全建立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之上，真正意義上的農業商品生產并不是很廣。以男耕女織、以自給性為特征的自然經濟，仍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為了說明問題，我們試對當時的農業商品率作一個十分粗略的測度。
所謂的農業商品率就是農產品的商品值占農業總產值的百分比。根據情況的不同，我們可以估算整個國家的農業商品率、單項產品（如糧食）的商品率和以一個農家為計算單位的農業商品率。吳慧先生曾匡算出我國古代糧食商品率為百分之二十幾，并指出計算的關鍵是估算城鄉人口的比例，計算的方法大致為：城市人口比例減去吃地租或吃租糧的地主、官吏和軍士的比例，再加上農村中靠商品糧為生的人口比例（注：《關于中國商業史學科建設的幾個問題》載《平準學刊》第四輯下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24頁。）。關于漢代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學術界已有多種說法：一種認為約為40%-45%，一種認為西漢約為27.7%、東漢約為27.5%，一種認為西漢未年約為17.7%（注：參見何茲全《戰國秦漢時代的交換經濟和自然，自由民小農和依附性佃農》《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3期，周長山《漢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3頁。）。我們若采用折中的估算，城市人口占人口總數的27%左右，又假設吃地租或吃租糧的地主、宮吏、軍士的比例和農村中靠商品糧為生的人口比例，兩者相抵消，那么，漢代的糧食商品率當應為百分二十幾。
農業商品率與單項糧食商品率的情況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區別。城市人口基本上是非農業人口應當是沒問題的，但城市中吃地租或吃租糧的官吏、軍士所消費的其它農產品仍要購買。所以，漢代的農業商品率肯定會超過單項糧食的商品率，也就是說肯定會超過27%。
漢代，以一個農家為計算單位的農業商品率又有多少呢？根據上述對漢代一戶中等水平農戶全家收支狀況的測算，其一年的收入為11200錢，支出中的食鹽、農具、賦斂、祭祀、人際關系、醫藥都得通過交換，賣出的農產品折合貨幣共為2386錢，另外自用有余布為5匹，合錢2000錢，若其中2.5匹布出售得錢1000用于當年消費，加上上面的2386錢，那么，賣出的農產品折合貨幣增至3386錢。這樣一個中等水平農家商品率為3386/11200，約為30%。有人曾估算中世紀西歐一般農家的商品率為44%，而傳統中國農家的商品率為14%（注：參見馬克yáo＠(21)主編《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116-123頁。）?？磥硭麄兊墓浪悴⒉灰欢芊从持袊鴤鹘y社會的實際情況，但不管怎么說，漢代的農業商品率并不算太大，農業商品化水平仍不是很高乃可確認。
漢代農業商品化水平不高，主要是受到諸因素限制，限制因子有三：（一）是小農經濟結構的制約。漢代，"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在社會上占據著主導地位，公元2年和140年的家庭人口規模分別為4.87%和5.07%，其中又以"自給型生產"的農戶占多數。"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注：《馬克思思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頁。）。這一時期社會上占相當比重的農副業生產，都融入小農家庭生產的大海之中，大大地制約農業領域商品生產的發展規模和專業化程度。（二）是工農業產品差價懸殊。"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漢代工農業產品的差價懸殊，形成一個"剪刀差"。也就是說，付出同樣的勞動，從事農業生產收獲的少，而從事手工業收獲的多。試略作估算，《淮南子》卷9《主術訓》載："夫民之為生也，一人zhí＠(19)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注：岳麓書社1989年第100頁。）即一個農夫一年勞動所獲糧40石，若一石糧食的價格為60錢，共折合錢為2400。又按農業生產的具體情況，若一個農夫一年投入這項生產的時間為200天，即每日勞動的工錢為24。但一個婦女從事家庭紡織業200天，可獲錢4000（注：參見黃今言《漢代自鐘農經濟的初步探析》載《秦漢經濟史論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3頁。），即每日勞動的工錢為40錢，是從事糧食生產的1.7倍。家庭手工業與糧產業相差已如此懸殊，鐵、銅、鹽、漆、酒、陶等業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導致大批農人去農從事其它手工業生產或"去農經商"，阻礙了農業商品生產的發展。（三）是國家干預，搞單一農業。西漢中期，漢武帝出于統治需要，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在農業領域，搞單一的小農經濟，壟斷"山林川澤"資源。在經濟作物區設桔宮、羞官、漆官進行控制，還增收漁產稅加強漁業生產管理。這些政策顯然是挫傷了大專業生產的積極性，阻礙了農業商品生產的發展。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艸下加秋
＠②原字卮的繁體
＠③原字周加彡
＠④原字禾加祭
＠⑤原字禾加（廣里加黃）
＠⑥原字纟的繁體加（虍下加田下加皿）
＠⑦原字口加（艸下加隹下加又）
＠⑧原字高下加禾
＠⑨原字木加（后去口加巴）
＠⑩原字（踩去采）加敫
＠(11)原字蘗去木加米
＠(12)原字艸下加合
＠(13)原字此下加（魚的繁體）
＠(14)原字禾加旁
＠(15)原字禾加皇
＠(16)原字米加（鞴去革）
＠(17)原字木加盾
＠(18)原字木加禹
＠(19)原字（踩去采）加庶
＠(20)原字臼下加兒
＠(21)原字土下加兩土
后漢書班梁列傳范文2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 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增加了?！端鍟そ浖尽肥凡克惺窌灿嬍?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勖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隋書·經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 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量確實大增, 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考諸史實,經與史的區分在目錄分類以外也有反映?！度龂尽肪?2《尹默傳》:
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
據陳壽所說,漢末荊州的學校不僅教授經學,而且也教授史學。對此,我們找不到旁證,姑置不論。但"通諸經史"一語,至少表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人們心目中經與史是明明有別的?！段倪x》卷49干寶《晉紀》總論李善注引王隱《晉書》稱:"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王隱是兩晉之際的人,他也用了"經史"一詞,可見陳壽用語不是出自個人的習慣。"經史"在唐修《晉書》中是經常可以見到的,如盧欽"篤志經史",邵續"博覽經史",王珣"經史明徹"等等。[3] 參諸上述晉人用語,這些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經史雙修實際上漢代就有,《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盧植少從大儒馬融受古文經學,后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我們自然可以說他是"通諸經史",可是當時人并不這樣說。有經史之實而無經史之名,這說明在東漢人的觀念中經與史的區別尚不明確。[4] 西晉人開始頻頻使用"經史"一詞,意味著經與史發生了分離。
西晉以后,經與史的區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確體現。《晉書》卷88《劉殷傳》: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弱冠,博通經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晉書》卷105《石勒載記》下:
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
《宋書》卷93《雷次宗傳》: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 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
不論是在官學中或是在私學中,史學都是一個獨立的門類,由此可見,自晉以后人們對經學與史學的區別是有清楚認識的。荀勖、李充在書籍目錄上把史書從經書中分離出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阮孝緒生活在梁代,他沒有考慮目錄以外的上述歷史變化,而僅僅從史書數量的增加來解釋目錄分類的改變,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經史"一詞的出現、目錄分類的變化、教育中史學科目與經學科目的分別設置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的事實,那就是,史學確實獨立了。史學擺脫經學而獨立表明人們對經、史的認識有了變化。在這方面,東漢的王充可謂思想上的先行者。《論衡·謝短篇》:
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可也。五經之后,秦漢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 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于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于上古,猶為 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王充責難儒生只懂五經而不了解古今歷史,這當然是對史學的強調。不過,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敘述方式,他把歷史分為"五經之前"與"五經之后",言外之意,"五經"只是這之間的一段歷史的記載而已,儒生所了解的歷史僅至于此。這實際上已是視經為史了。所以,他又說:"儒者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經亦史,史亦經,這種大膽的思想使我們在經學泛濫的時代看到了史學振興的可能。余英時先生稱王充為"晚漢思想界之陳涉",[5] 其比喻極為恰當。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沒有得到積極回應,但是,從漢魏之際開始,可以明顯感到人們對歷史的興趣是越來越濃厚了。《三國志》卷41《張裔傳》稱蜀郡張裔"博涉《史》、《漢》",卷42《孟光傳》稱河南孟光"銳意三史",卷64《孫峻傳》注引《吳書》稱會稽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6]吳末,右國史華核上疏道:"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7] 《世說新語·言語篇》載,"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人們何以對史書如此感興趣?《三國志》卷54《呂蒙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并當涂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 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
《三國志》卷59《孫登傳》: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要呂蒙等"涉獵見往?quot;,"急讀"史書、兵書,以為"大有所益",又讓孫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這些建議都與現實有關。當時的社會正處于劇烈變動之中, 經學作為意識形態,因其繁瑣、迷信、荒誕已經喪失生命力。孫權說"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正反映了經學的無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時候,從歷史中,尤其是從近代歷史中 總結得失成敗的經驗教訓就成了當務之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8] 這也是在總結近代歷史的經驗教訓。《隋書·經籍志》載,諸葛亮著有《論前漢事》一卷,大約都是此類內容。
關于史學與經學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們還可以從西漢的歷史中得到應證。西漢之初,面對秦的驟亡,人們也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陸賈著《楚漢春秋》,賈誼寫《過秦論》,以后又有司馬遷的《史記》,但是并沒有因此出現一個史學的,原因在于經學興起了。在漢儒眼中,經學是無所不能的,對于歷史的演進,經學已經給出了答案,對于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問題,漢儒也每每以經義斷事,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9] 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沒有史學的地位?！稘h書·藝文志》將《史記》等史書附于《春秋》經下,在今人看來是貶低了史學,如果就當時而論,倒不如說是抬高了史學。比較兩漢,經史關系一目了然,經學盛則史學衰,經學衰則史學盛, 經與史之演變軌跡大致如此。
魏晉以后史學脫離了經學而獨立,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不過,我們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這就是,經學對史學也還有很大的影響。這首先表現在史書語言的使用上?！度龂尽肪?《武帝紀》載曹操語曰:
夫劉備,人杰也,今不擊,必為后患。
注引孫盛《魏氏春秋》云:
劉備,人杰也,將生憂寡人。
裴松之就孫盛改易文字評論道:
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當時采用類似的文字處理方式者不止孫盛一人。劉知幾在《史通·模擬篇》中列舉了這方面的大量例證。比如:"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仿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時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劉知幾對貌同心異的模擬極為反感,但對得其神似的模擬卻也不反對:"如《左傳》上言羋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后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除去對經傳的模擬外,篇中還舉出了對《史》、《漢》的模擬,如令狐德棻《周書》模擬《漢書》。最后,劉知幾概括說:"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他的概括是不準確的,對三史的模擬文中只舉出了《周書》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與"自魏已前"之說自相矛盾;歷史著作對經傳的模擬也不是"從晉已降"才出現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后面還要討論。
經學對史學的影響除語言之外,還表現在史書的名稱與體裁上。這一時期,史書書名常常模仿經書,如袁曄著《獻帝春秋》,孔衍著《魏尚書》、《漢魏春秋》,孫盛著《魏氏春秋》,習鑿齒著《漢晉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吳均著《齊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書》外, 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書均屬編年體,顯然是對《春秋》經的模仿,至于《魏尚書》,大約是對《尚書》的模仿,模仿《春秋》遠多于模仿《尚書》,這或許是因為《春秋》原本就是史書,而《尚書》為古代文獻匯編,體裁不適宜模仿。除以春秋為名者外,如上引劉知幾所提到的干寶《晉紀》、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屬編年體。語言模擬現象基本上都是出自這些編年體史書。史學著作在語言、體裁、名稱上都模擬經書,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不可謂不深。
對于這一時期《春秋》體史書的大量出現,《隋書·經籍志》解釋道: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于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
按此,模擬《春秋左傳》的編年體史書起自漢末的荀悅,不過,《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較強調西晉竹書出土以后所帶來的影響。這與劉知幾所說史書在文字上"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不謀而合。經學在漢代盛于晉代,何以模擬之作從晉代始?這是須要加以解釋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體裁,而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模擬,則模擬還可以推得更早。《續漢書·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 ,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幾閣,無記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 ,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子平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尉,平子為尚書郎、太 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漸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 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闕旨,廣前后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10]
胡廣曾作《漢官解詁》,此段議論,是就此作的說明。文中提到"劉千秋",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惠棟說:"劉千秋即劉珍也。《文苑傳》云珍字秋孫,疑《傳》誤。……珍與子平(即張衡)皆南陽人,故云邑子。"檢索《文苑傳》所載劉珍事跡,知惠棟說不誤。胡廣此段敘述十分重要,它說明有意模擬《周禮》撰述漢制已在東漢人的自覺意識之中。由此可以推論,東漢出現的《漢官》、《漢官儀》一類書名正是由模擬《周官》而來。這與前述晉代眾多的模擬《春秋》之作并無區別。因此,應該說,模擬是從東漢開始的。
此外,在史書的注釋與傳授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模擬的痕跡。自東漢后期開始,對史書的注釋漸多,如延篤有《史記音義》,胡廣有《漢書解詁》,蔡邕有《漢書音義》,服虔有《漢書音訓》,應劭有《漢書集解音義》。周一良先生說: "這些音義注解,大約與漢儒解經相同,多重在訓詁名物方面。"[11] 應該說,這也是一種模擬,是注釋方法上的模擬。前引《孫登傳》中稱張昭讀《漢書》"有師法",《隋書·經籍志》稱:"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我們知道,漢儒讀經最重師法相傳,而讀史居然也要有師法,這又是在傳授方法上對經學的模擬。
由此可知,模擬之風并非始自晉代,從東漢起,在史書的名稱、體例、注釋、傳授諸方面均已有模擬出現,在這個階段,因為還沒有形成著史的風氣,所以西晉以后的那種在語言、體裁、書名上全面模擬經傳的眾多史書自然難以見到。
東漢以來,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仔細分析這一時期的經史關系,可以看到,對史學的影響似乎更多地來自于古文經學。我們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經,因此,嚴格地說,《漢官解詁》、《漢紀》一類書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史書的音義注解,其實也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因為今文家只講微言大義,并不重訓詁名物,重視訓詁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點。注釋《史》、《漢》的學者如服虔、延篤等,本人都是古文學家,他們以注釋經書的方法來注釋史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關于史學與古文經學的關系,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東觀漢記》的作者來進一步探討。《東觀漢記》的修撰是從東漢明帝時開始的,一直持續到獻帝時,參與者較多。《四庫提要》主要根據劉知幾《史通》并參諸《后漢書》,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劉珍、李尤、劉騊馬余、伏無忌、黃景、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韓說、劉洪。這個名單并不完備。余嘉錫廣為搜求,又補充劉復、賈逵、 馬嚴、杜撫、劉毅、王逸、鄧嗣、張華數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經學家的人相當多。《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植上書稱:
臣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 。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后來,以廣圣意。
《后漢書》卷24《馬援傳附馬嚴傳》:
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群言。
注引《東觀記》曰:
從司徒祭酒陳元受《春秋左氏》。
《后漢書》卷79上《尹敏傳》:
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后受《古文》,兼善《毛詩》、《谷梁》、《左氏春秋》。
《后漢書》卷64《延篤傳》:
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
以上諸人都是古文學家。還有一些人,史傳中未明言所屬經學派別,但是可以從旁考證。如馬日磾,《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按馬融為古文大家,日磾傳融業,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 實際上也應是古文家。從《月令問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經學傾向: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并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对铝睢芳鬃?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 、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隋書·經籍志》載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嚴可均《全后漢文》卷80以為《月令問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確實屬古文家。
東觀作者中,可以明確為今文家的只有杜撫、伏無忌、楊彪、。杜撫,"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13]楊彪系楊震之后,"少傳家學。"[14] 楊氏家族世世傳習歐陽《尚書》。伏無忌為伏湛之后,"亦傳家學"[15]伏氏所傳為韓《詩》。杜、楊、伏三家所傳均屬今文經。雖然如此,我們認為這些今文學家及其他學術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經學。《通典》卷26職官8:
漢之蘭臺及后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 校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后于蘭臺置令史十八人,又選他官入東 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
東漢皇家圖書,章、和以前在蘭臺,章、和以后移至南宮東觀。 按杜佑所說,蘭臺令史及以他官入東觀者除撰述傳記外,還有典校書籍的任務?？贾T史傳,知杜佑此說不誤。如賈逵:"拜為郎,與班固并校秘書,應對左右。"班固:"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撰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劉珍:"永初中,為謁者仆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馬余、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陶馬余作建武已來名臣傳。"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崔寔:"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盧植:"復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 [16] 按校書,即是所謂"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锻ǖ洹肪?2職官4引《漢官儀》稱:"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蘭臺令史必須通小學,這是因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務。圖書移至東觀后,這種要求應該依然存在。《說文解字》序載許沖上言:"慎前以詔書校東觀"。許慎也曾入東觀校書,這應該是因為他精通小學的緣故。蘭臺、東觀校書者通小學,這為我們探尋其經學背景提供了路徑。王國維曾發現,兩漢小學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他說:"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而于蘭臺、東觀校書者又必須通小學,是知兼校書、撰史于一任的東觀諸文士必定通曉古文經學。
東觀作者還有一個特點,即不少人好為文章。如班固"能屬文誦詩賦",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 劉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 邊韶"以文章知名……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quot;劉復"好學,能文章。"延篤"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蔡邕所著詩賦等"凡百四篇"[18] 據《隋書·經籍志》載,東觀學者中,班固、賈逵、劉騊駼、劉珍、李尤、王逸、邊韶、延篤、崔寔、盧植、蔡邕等皆有文集傳世。文章與小學一樣,也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如桓譚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學"。[19]何休《春秋公羊傳》序為此提供了最確切的證據: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 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 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何休為今文學家,他將"治古學"與"貴文章"者視為一體。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東觀學者應屬古文學家。
東觀撰史者通小學、能文章,這都是與古文經學聯系在一起的,而反之東漢一流的今文學家如范升、桓榮、歐陽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備這些學術特徵。由此可知,史學確實是與古文經學聯系在一起的。
古文經學與史學能夠聯系起來,是由其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古文經學反對微言大義,強調對事實的考訂、補充,這與史學本來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說,古文家對古文經的研究本來就是一種初步的歷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經學只研究經書所限定的時代范圍內的歷史,而史學的研究則要延伸到當代。由考訂古代歷史到撰寫當代歷史,其間只差一步,我們看到,東觀作者終于邁出了這合乎邏輯的一步。
在描述經史分離的進程時,前文曾著意指出,經學的衰落是史學興起的原因。至此,我們可以更準確地說,所謂經學的衰落,主要是指作為意識形態的今文經學而言,就古文經學而言,東漢時期,它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經學的繁榮才為史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因此,就經史關系而論,今文經學的衰落與古文經學的發達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構成史學發展的前提。
前文還曾指出,"經史"一詞的出現意味著經史的分離,至此,還要補充的是,"經史"一詞的出現也同樣意味著經史仍有密切的關系, 史學對經學、尤其是對古文經學的模擬正可說明此點。
總之,史學雖然從經學中獨立了出來,但這一轉變過程不可能脫離原有的學術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經學。史學對經學的模擬,正是史學剛剛脫離經學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悅在《漢紀》卷1《高祖紀》中說:"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他所說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馬遷以來,著史者往往還另有目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自己寫《史記》是"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這一點在魏晉以后得到了繼承。《晉書》卷82《王隱傳》:
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 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 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 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 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憂哉!"
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強調著史以求"沒而不朽"。在王隱看來,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這種認識并不僅僅是王隱個人的看法。陸機撰《吳書》,陸云致陸機信中稱之為"大業"、"此真不朽事"。[21] 一直到南朝,還可以找到類似的說法。《南史》卷33《徐廣傳》:
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 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紹不與。
"流聲于后"與"沒而不朽"為同義語。追根尋源, 此說實來自曹丕。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曹丕極重文章,但這里所謂"文章"卻并不能僅僅理解為文學作品。劉邵在《人物志·流業篇》中說: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釋是:"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在文末總結處他又扼要地說:"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劉邵只把"文章"與"國史"相聯系,似乎過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東觀撰史者多擅長文章已經暗示出了二者的聯系。劉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龍》中將文體分為"明詩"、"樂府"、"詮賦"等二十類,其中第十一類即是"史傳"可見,在當時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寫歷史著作當然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這樣的認識下,魏晉以后,文學家著史蔚然成風。如西晉陸機著《晉紀》,東晉袁宏著《后漢紀》、南朝范曄著《后漢書》,謝靈運著《晉書》,沈約著《晉書》、《宋書》,蕭子顯著《晉史草》、《南齊書》等都是如此。《隋書·經籍志》說當時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文士紛紛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導致史書數量大增。北朝人對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說:
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 。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22]
北朝文史均不發達,李彪因為不明白"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是與著史以求不朽的風氣有關,所以將其簡單地歸結為"史官之不遇"。
將史納入文的范疇及由此產生的文人著史的風氣給史學著作以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說:
書之為難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23]
周一良先生對此評論說:"五條之中,三條都是關于文字表達方面。據本傳,袁山松博學有文章,善音樂,是一個才士。他的修史標準特別著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 《三國志》卷53《薛綜傳附薛瑩傳》載華核上疏推薦薛瑩任史職:
……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
薛瑩"文章尤妙",有"記述之才",所以應該擔當史職。這與劉邵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范曄自稱所作《后漢書》"《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25]劉知幾對這種文風深表不滿: 《史通·敘事篇》:
自茲(班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 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 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龜茲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后來所作,他皆若斯。如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 風替矣。
文學對史學的影響如此之大,這使得脫離了經學的史學并未獲得完全的獨立,史學若要進一步發展,還必須劃清與文學的界限。
關于文風改變的時間,劉知幾在以上三段中,時而泛泛說在班馬以后,時而又強調"三史而往"與"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確提出始自范曄。按此,文對于史的影響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從范曄生活的南朝開始,文與史開始了分離的過程。以下由"文史"一詞的使用開始討論?！端螘肪?8《王惠傳》:
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
《南齊書》卷33《王僧虔傳》: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書》卷25《周舍傳》載普通六年詔書稱:
周舍"義該玄儒,博窮文史"。
《陳書》卷34《岑之敬傳》:
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
《魏書》卷45《韋閬傳》: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
《顏氏家訓·涉務篇》:
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說,西漢就有,司馬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巫之間",[26] 東方朔說"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含義是指文書記事而言,與文學、史學無涉。唐修《晉書》中也有文史一說。《晉書》卷62《祖逖傳附祖納傳》: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
同書卷69《劉隗傳》:
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書卷90《吳隱之傳》:
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晉代已有文學、史學意義上的"文史"之說。這些記載可能不準確。《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
"祖納……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覽》卷249引虞預《晉書》:
"劉隗……學涉有具,為秘書郎。"
《藝文類聚》卷50引王隱《晉書》中有吳隱之任廣州刺史事跡,未涉學業如何。王隱、虞預為晉人,在他們的描述中未見文史一詞。唐修《晉書》是以南朝臧榮緒《晉書》為藍本,《文選》卷4《三都賦序一首》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 唐修《晉書》所謂"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來。
不管怎樣,文史一詞被頻繁使用是從南北朝開始的,這與晉代使用的經史一詞相似,也具有雙重含義,既意味著文與史的分離,也意味著文與史還有著緊密的聯系。不過,從發展趨勢來看,分離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節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與史如同經與史一樣是各自分開的。蕭統《文選》中收有"史論"若干篇,他在序中論及選文標準說:
至于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 。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文與史的區別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書中的贊、論 等入選只是因為有文采而已。《顏氏家訓·省事篇》: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錄……
這與前引劉邵《人物志》中把"文章"與史混同的觀點已迥然不同,史與"文章"終于區分開來。到唐代,文與史的分離進一步完成,劉知幾對"文非文,史非史"的責難、唐修《晉書》卷82史學家集傳的出現、《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明確提出都可證明此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有專門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問世。至此,自晉代開始的史學獨立進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說來,晉代的經史之學與南朝的文史之學可以視之為前后相承的兩個階段。史學歷經兩個階段而走向獨立,這是史學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對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計過高。幾百年間學術思潮的演變對史學的發展也有諸多制約,晉代的玄學、南朝的文學對史學的沖擊是不能低估的。 《晉書》卷50《庾峻傳》:
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同書卷82《庾預傳》:
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所以胡虜遍于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余卷、《會稽典錄》二十篇、 《諸虞傳》十二篇,皆行于世。
據此可知,經史之學與玄學在西晉是處在對立位置上的,這一點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長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晉時期,玄學等新學風是從河南地區興起的。[28] 與之相反,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卻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魚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紀》的皇甫謐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譙周、著《三國志》的陳壽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漢書》的謝承、著《后漢記》的薛瑩、著《晉書》的陸機都是吳人,著《后漢書》的華嶠是平原人,著《續漢書》的司馬彪是河內人,著《魏書》的王沈是太原人。經史之學在文化最發達的河南地區不受重視,這對史學的發展自然是不利的。
東晉以后,學術發生了變化。《晉書》卷82《孫盛傳》:
孫盛……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 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⒑V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 陽秋》?！稌x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孫盛為一流玄學名士,同時又模擬經傳著史。與之類似的還有袁宏?！妒勒f新語·輕詆篇》: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而對曰 :"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
袁虎即袁宏,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評論道:"然則宏亦祖尚玄虛,服膺夷甫者。" 袁宏一方面著《后漢紀》,以為"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29] 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虛。孫盛、袁宏的事例表明東晉儒與玄逐漸合流,這使得玄學對經史之學的威脅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發展的文流又對史學構成了新的威脅。當時文史之學轉盛,但文史兩方面并非勢均力敵,實際重點在文而不在史?！读簳肪?4《江淹任昉傳》末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
所謂"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參考下文所說"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可知實質僅是指文學而言,在南朝,史學是不受重視的, "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30] 以檢驗其能力,而到宋初則是:"諸佐郎并名家年少"[31] 顏之推說:"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32] 史官任用不重學術而只重門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學的地位。《通典》卷16選舉4引裴子野論曰:
……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繍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 。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于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 卉木,遠致極風云,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留戀經史之學的裴子野對南朝文學的迅猛發展持消極態度, 而文學之士對他也頗有微辭。蕭綱評價裴子野稱:"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33] 沈約初撰《宋書》,論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時竟說"松之已后無聞焉。"[34] 裴子野逆風而行,固守傳統,"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35] 但他終究無力改變潮流的發展方向。《文心雕龍·通變篇》說:"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劉知幾說"從晉以降,喜學五經",實際上,南朝喜學五經者如裴子野輩畢竟只是少數。
重文輕史的現實,在文史分離的進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離與經史分離不同,在經史分離中,史學是主動的,它是伴隨著今文經學的衰落而走向獨立。在文史分離中,文學正處于高漲階段,史學處于被動的地位,當時并不是由于對史學的本質有了更多的認識而將文史分開,實際的情況是,人們因為越來越認識到文學的特性,所以才逐漸把史學從文學中排斥出去。換言之,是文學的進一步獨立迫使史學不得不隨之獨立。如果說,魏晉以來對文章的重視客觀上促進了史學的繁榮,那么,南朝文學的深入發展以及由此而來的重文輕史的風氣則顯然對史學不利。
蕭子顯在《南齊書》卷39傳末說:
后漢書班梁列傳范文3
[關鍵詞]龜 神性
龜的神性是指龜所具有的特殊本領。古人從來沒有對龜的神性進行過全面系統的論述,有關說法散見于各種文獻之中,顯得比較雜亂。經過筆者的研究,綜合各種文獻資料來看,龜主要具有以下幾種神性,現分別述之。
一、甲蟲之長和陰蟲之老
甲蟲之長。龜為甲蟲之長的說法較為普遍。甲蟲又稱介蟲。“介,甲也?！薄凹住北臼恰版z甲”之義,后又比喻動物堅硬的外殼。“介”也泛指甲殼類動物。《禮記•禮運》曰:“何謂四靈?鱗、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為畜,故魚鮪不;鳳以為畜,故鳥不;麟以為畜,故獸不;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大意是:畜養了龍,則大小魚只不會受到驚嚇而亂游;畜養了鳳,則大小鳥雀不會受到驚嚇而亂飛;畜養了麟,則大小獸類不會受到驚嚇而四處奔走;畜養了龜,則人情就不會有過失?！洞蟠鞫Y•易本命》曰:“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又曰:“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圣人?！弊阋婟斒墙橄x之長。
陰蟲之老。有些傳說把龜當作陰蟲之老?！痘茨献?#8226;天文訓》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于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于陰?！苯橄x即甲蟲,而鱗蟲指的是魚類。龜為介鱗之類,故為陰蟲。《初學記》卷三十引《逸禮》曰:“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于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薄栋谆⑼ā芬抖Y記•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p>
二、長壽
龜的壽命很長,古人往往把它加以神化。古代文獻有關這類記載很多?！墩f文解字》曰:“龜,舊也”?！褒敗焙汀芭f”古音相近,而“舊”和“久”相通,就是長壽的意思?！妒酚?#8226;龜策列傳》曰:“龜千歲乃滿尺二寸?！薄墩摵?#8226;狀留篇》曰:“龜三百歲大如錢,游華葉上;三千歲則青邊有距。”《史記•龜策列傳》曰:“南方有老人,用龜支床足,行二十余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不死。”《獨異志》卷上曰:“漢有黃安,不知何許人也,常坐一龜,畏日光。龜每二千年一出頭,安坐來見龜五出頭矣?！饼斁鼓芑顜浊曛烈蝗f年,這當然帶有夸張的成分,但這充分說明了龜是長壽之物。
三、通神
龜能通神這一神性,是由其長壽這一神性演化而來?！冻鯇W記》卷二十引《尚書•洪范•五行傳》曰:“龜之言久也,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兇也?！庇衷?“此禽獸草木壽久而知吉兇也?！蔽鳚h劉向《說苑•辨物》曰:“靈龜文(紋)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衍象山?；刂哼\轉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睛)象日,右精(睛)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知存亡吉兇之變?！薄妒酚?#8226;龜策列傳》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熘?明于上古?！庇捎邶數膲勖荛L,所經歷的事情特別多,故人們相信它明于吉兇、知曉天意。龜能通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龜能助人成就帝王之業,二是龜甲被用來占卜。《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皇帝出軍決》曰:“帝伐蚩尤,乃睡,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后,河出符信,戰即克矣?！S帝寤,思其符,不能悉憶,以告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兵應也,戰必自勝?！δ僚c黃帝俱到盛水之側,立壇,祭以大牢。有玄龜銜符,從水中出,置壇中而去。黃帝再拜稽首,受符視之,乃所夢得符也,廣三寸,表一尺。于是黃帝備之以征,即日禽蚩尤。”
龜還被用來占卜以預測吉兇。《禮記•曲禮》曰:“龜曰卜,蓍曰筮?！彼^龜卜,是古人選取合適的龜甲,加工后對其進行燒烤,直至其出現裂紋,然后根據這種裂紋去領會神的旨意,進而判斷吉兇禍福。《周易•系辭上》第十章曰:“定天下之吉兇,成天下之者,莫善于蓍龜。”
四、辟邪
龜在古人的心目中,是解危消災、避難降福的吉祥之物。這在古代文獻中屢有提及?！妒酚?#8226;龜策列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于芳蓮之上?！?/p>
龜能辟邪還表現在“玄武”圖案上。在中國古代四象中,東方為蒼龍,北方為玄武,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楚辭•遠游》曰:“召玄武而奔屬。”王逸注曰:“呼太陰神使承衛也。”《后漢書•馮衍傳》曰:“玄武潛于嬰冥。”李賢注曰:“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可見,玄武具有抗災保平安的護衛作用。古人常把玄武圖案刻在墓室四壁和墓志四剎以及一些器具上,目的就在于此。漢代青銅“田氏”銘四神鏡,鏡背主紋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其銘文為:“田氏作竟(鏡)大毋傷,巧工刻之成文(紋)章。左龍右虎辟不羊(祥),朱鳥玄武順天下宜陰陽。孫子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金石。”以玄武辟邪的意圖十分明顯。
五、天生神力
龜天生具有神力,李時珍《本草綱目•介部一》曰:“別是一種山龜之大者,……人立背上,可負而行?！饼數倪@一神性還從以下一些神話中體現出來?！痘茨献?#8226;覽冥訓》亦載有這樣一則神話:“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爛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蒼天補,四極正?！饼數乃臈l腿足以支起蒼天,足見龜力氣之大?！读凶?#8226;湯問》有這一則神話:“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圣毒之,訴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極,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鰲。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于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北極,沉于大海,仙圣之播遷者巨億計?！边@則神話告訴我們,十五只大龜分三班輪流頂著大山,一班能頂六萬年之久。
歷史上大量石碑以龜為趺,這也反映出龜具神力這一特點。
為紀念北魏文成帝南巡而立的石碑即是一個明證。此碑位于山西靈丘,碑座為龜形,龜從頭至尾長205、寬137、高53厘米,前做斜撐地面,后肢蜷曲,頭頸微揚,呈負重爬行狀,龜背中部橫開一深12、寬34、長136厘米的長方體槽,在此槽中又開一寬34、長93、深15厘米的小長方體槽,兩槽均槽沿平直,槽壁齊整,形成穩固石碑的卯眼,龜下是一塊長135、寬124、厚17厘米的石板,與龜連為一體,四周光滑,未刻紋飾。
六、懲惡揚善
由于龜的壽命很長,并且龜曾經是屢助人間帝王的圖騰。人們便認為龜能通人性,能知善惡,這體現在大量的民間故事之中。
《搜神記》卷二十曰:“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元帝時以討華軼功,封侯,愉少時嘗經行余不亭,見籠龜于路者,愉買之,放于飲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后,以功封余不亭侯,鑄印,而龜鈕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聞,愉乃悟其為龜之報,遂取佩焉。累遷尚書左仆射,贈車騎將軍。”可見,善有善報,龜能助善者一路高升。《搜神后記》卷十亦載有一則類似的故事:“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戌邾城。有一軍人于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著甕中養之。七日漸大,近欲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江水中,視其去。后邾城遭石季龍攻陷,毛寶棄豫州,赴江者莫不沈溺。于時所養龜人,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既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游出,中流視之,乃是先所放白龜,甲六七尺。既抵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中江,猶回首視此人而沒。”這個故事說明:龜能救善者性命。
《史記•龜策列傳》曰:“近江世上有人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后,身死,家不利?！笨梢?惡有惡報,龜能令惡者家破人亡?！端焉窈笥洝肪硎?“鄱陽縣民黃赭,入山采荊楊子,遂迷不知道。數日,饑餓,忽見一大龜,赭便咒曰:‘汝是靈物,吾迷不知道,今騎汝背,示吾路?！敿椿赜肄D,赭即從行。去十馀里,便至溪水,見賈客行船。赭即往乞食,便語船人曰:‘我向者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杂?面即生瘡。既往,亦復不見龜。還家數日,病瘡而死?！?/p>
七、導氣
在古人的觀念中,龜長時間不吃不喝,卻能安然無恙。人們便以為龜會導氣之法,于是民間出現了大量有關龜行氣導引的故事。
劉義慶《幽明錄》曰:“人有山行墜澗者,無出路,饑餓僅死。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四方。人因學之,遂不復饑。體殊輕便,能登巖岸。經數年后,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澤,頗更聰慧。洎食谷,啖滋味,百日復其本質?！笨梢?龜能導人行氣,使人活命?！丢毊愔尽肪硐略?“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子,年四歲,不能走,又不忍棄之,乃懸籠于古冢中,意謂他日得骸骨。及三年,歸引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食盡則餒,見其旁有一物,引頸呼吸,則效之,故能活?！瘡V定入冢視之,乃一龜也?！?/p>
八、引路
龜能給人指引道路,使之不致迷途。《史記•龜策列傳》曰:“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意即在家中西北角懸掛一只龜,則外出不會迷路。戴孚《廣異記•劉彥回》曰:“唐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有下寮于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群官畢賀,云:‘得此龜食,壽一千歲?！咕x己非其人,故自騎馬送龜,卻至坑所放之。其后十余年,刺史亡。彥回為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屬山水泛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其路,彥回與家人謀曰:‘龜乃靈物,今來相導。狀若神。’三十余口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余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難。舉家驚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彥回夢龜云:‘己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眲⒕词濉懂愒贰肪砣?“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見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攝一小龜而行。又有百余黃龜從其后。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共隨逐,即得出路?！?/p>
九、預測洪水
古人認為龜能預測洪水。《管子•水地篇》曰:“龜生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惫糯墨I中的一些傳說故事也證明了這一點?！端焉裼洝肪矶涊d了一個這樣的傳說:“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赤,城當陷?！讶胀?。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為湖。”梁代任《述異記》卷上也記載了一個類似的傳說:“和州歷陽淪為湖。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為湖。’姥后數往視之。門吏問姥。姥具答之。吏以朱點龜眼。姥見,遂走上北山。顧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睆囊陨蟽蓜t傳說可以看出:龜目有血,則必有洪水,這說明了龜具有預測洪水的能力。
十、化形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