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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論文范文1
《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明確規定本級人大、上級政府以及財政和審計部門對于鄉鎮財政預算和使用進行監督管理，明確提出了各級政府在一個預算年度之內需要至少兩次向本級人大做預算執行的報告。但是我國鄉鎮政府當中，很多都是鄉鎮領導兼任人大的領導，這種情況就會導致監督方式僅僅是一種形式，沒有起到實際的作用，鄉鎮財政的預算監督以及考核工作很難落實到位。
二、加強鄉鎮財政預算管理對策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當中，急需要解決的就是“三農”問題，同時這也關系到當前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我國鄉鎮政府作為最接近農村這一區域的行政機關，具有十分重要的職能，肩負著黨和國家賦予的重要職責。而我國鄉鎮政府開展工作的重要資源就是鄉鎮財政資金，如何從根本的制度上面解決當前我國鄉鎮財政體制存在的問題是當務之急。下文主要論述如何加強鄉鎮財政預算管理，提升預算管理水平。
（一）鄉鎮財政需要確定統一財政預算管理體制
前文具體分析了當前我國鄉鎮財政預算管理存在的種種問題，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當前缺少統一規范的鄉鎮財政體制。我們要想加強鄉鎮財政管理就需要將具體的財政收入支出、預算結算、會計核算、財務報賬、審計監督等一系列程序納入規范化、科學化、制度化的體制之中，這樣才能從根源上解決財務預算管理出現問題的可能。以目前筆者所在的L鎮為例，當前我鎮的財政體制的建設正向制度化、規范化邁進，基層財政由專門的財務部門負責，有專門的財務收支決策程序，不再只受行政領導主觀性意志的影響?？偠灾幏多l鎮財政預算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規范財政預算內以及預算外的資金，統籌建立完善的財政預算管理制度。
（二）完善我國鄉鎮財政的預算體系
要想真正解決我國鄉鎮財政預算管理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就必須完善鄉鎮財政的預算體系。一般而言，鄉鎮財政離不開具體的財務管理和預算管理等方面，鄉鎮行政機關進行預算管理是為了更加明確財政資金的使用明細，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將預算支出的資金嚴格落實。完善并規范我國鄉鎮的財政預算體系主要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首先，完善鄉鎮財政的預算編制必須嚴格將預算與資金的支持聯系起來，并且要保證資金的實際支出要符合支出規范的原則，從源頭上防止部分領導干部，，挪用財政資金等違法行為的發生；其次，鄉鎮財政的預算管理需要進一步縮短預算編制的時間，并且進一步縮短預算的編制周期，減少財政機關的自主財政行為；除此之外，還必須對鄉鎮財政預算進行全面系統的績效考核和財務審計，加強對預算執行情況的事中以及事后的監督和控制，防止一些違法亂紀行為的發生，保證財政資金的高效科學使用。
（三）加強鄉鎮政府部門財務人員技能培訓
針對鄉鎮政府部門財務人員的專業素質和綜合素質不高的情況，必須加強對鄉鎮政府部門財務人員的財務技能培訓，通過專業培訓，增強財務人員的基本工作技能，提高其依法依規進行財務管理的意識。政府要通過完善相關的培訓制度，實現財務人員都能得到有效的培訓，真正的提高鄉鎮財政工作人員的整體專業素質和道德素養，提升我國鄉鎮財政管理的水平。
（四）建立鄉鎮財政審計監督責任制度
財政論文范文2
一是鄉鎮人大實質性監管缺乏，有時流于走形式、走程序，主要是為政府支出完善手續提供服務，缺乏對預算支出的合理性、合法性進行監督。二是鄉鎮財政部門事中監管不到位，缺乏對預算執行的約束和管理，聽之任之。三是市級財政部門監管缺乏時效性。市財政部門對鄉鎮預算監督主要體現在預算編制審核時的事前監督和預算執行后檢查時的事后監督，對鄉鎮預算的安排、指標使用等情況缺乏事中監督，從而使得鄉鎮財政的支出行為有效約束不足。
二、原因分析
1、鄉鎮預算管理意識比較淡。一是部分鄉鎮領導認為鄉鎮財政預算編制是編制、執行是執行，預算執行不受年度預算約束，有預算的可以不執行，無預算的可以追加執行，沒有將經人代會通過的財政預算當作具有法律效力去執行。二是單位部門預算執行中存在隨意性，部分單位負責人認為，財政補助資金年初已核定，繳存財政的資金歸單位所有，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對財政部門管理存在抵制情緒。
2、鄉鎮缺少穩定的收入來源。鄉鎮財力比較差、收支缺口大是導致預算編制不全面、準確性不高的直接原因。鄉鎮財政需要安排的支出項目多、金額大，但穩定的收入來源和可用財力卻有限，不能滿足其支出需求，為了避免違背《預算法》規定的鄉鎮財政不得編制赤字預算的要求，鄉鎮財政只能按照“先急后緩”的辦法以收定支，人為減少支出預算。
3、年度預算執行中調整變動多。一方面由于鄉鎮單位預算編制不準確需要進行調整，但更主要是由于年度執行中上級下達的項目配套支出、新增支出較多，加之本級財政年度增加的項目支出，也是造成預算編制不準確的重要原因。這些支出年度編制預算時無法預料，但大多涉及民生或基礎設施建設，鄉鎮政府無法回避，必須實施。
4、財政預算監管不到位。一是預算監管的體制機制不順，鄉鎮財政預算的監管部門主要是鄉鎮人大和財政部門，而作為處于基層的人大和財政部門，監督的效果自然難以到位。二是鄉鎮監管部門缺少頂真碰硬的勇氣，存在做老好人、怕得罪人的思想。
三、對策建議
1、統一思想認識，增強預算管理的責任意識。預算管理是財政管理的首要環節，加強鄉鎮預算管理既是《預算法》賦予的法律要求，也是加強鄉鎮財政規范化、科學化、精細化的管理現實要求。財政部門要加強宣傳培訓，不斷增強鄉鎮領導和單位負責人的預算管理意識和責任意識，變財政部門管理為單位部門的自覺行為，不斷提高預算管理的執行力。
2、強化財政管理，提高預算管理的實效性。財政部門作為預算管理的牽頭部門，要切實負起責任，強化對鄉鎮財政預算的監管。要強化預算編制，提高預算編制的準確率。要嚴格預算執行，切實維護預算的嚴肅性，提高預算的執行力和約束力。要加強預算管理，鄉鎮及單位支出嚴格按預算辦事，并做到有預算不超支、無預算不開支，確保支出與預算指標的一致性。要建立績效預算管理制度，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
3、完善預算管理，改革項目資金管理辦法。改變過去項目資金當年下達、當年實施的辦法，項目資金年度申報、論證、批復后，建議安排在下一年度組織實施，并列入下年度鄉鎮支出計劃，以便鄉鎮編制年度預算統籌安排，年度執行中上級不得要求鄉鎮新增項目配套支出。對當年上級出臺政策或本級安排增加支出的，也應從下一年度執行，避免年度執行中增加支出，給鄉鎮資金安排帶來矛盾。
財政論文范文3
（一）落實“以獎代補”政策，確保財政收支平衡
1996年實行“以獎代補”政策后，貴州省財政廳對年終決算時實現當年財政收支平衡、不拖欠職工工資的縣實行獎補?！耙元劥a”政策要求嚴格控制財政供養人員增長，以1996年基數測算，每年要控制在3%以內，2007年調整為控制在0.8%?！耙元劥a”由原來的保工資發放逐步發展為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的均衡性轉移支付補助。天柱縣積極落實“以獎代補”政策，嚴格控制財政供養人員增長，從1998年至2007年，長達10年的時間基本不招考與錄用財政供養人員。按“以獎代補”政策核算，2014年全縣財政供養人員為11093人，屬高度依賴上級轉移支付補助縣。
（二）穩步推進財政改革
一是完善省以下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理順省、州、縣三級政府間財稅分配關系，制定相關配套政策。建立健全規范、明晰的主體稅種分享體制，對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營業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稅種按省、州、縣實行2∶2∶6比例分成，對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三個稅種實行州縣2∶8比例分成。堅持存量不動，增量調整，對縣級公共預算收入超2011年增量集中，2013年集中10%、2014年集中15%，2015年以后集中20%。州對營業稅和“二土一資”以2011年為基期年，實行基數上解。堅持增強省級統籌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調控職能，為省委、省政府重大決策的實施提供財力保障。二是完善財政激勵政策，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正面導向作用，調動全縣加快經濟發展、增加財政收入的積極性。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和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三是啟動實施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從2013年8月1日起，對交通運輸及其他現代服務業實施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實行主體稅種分享、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增量上劃及州級2011年存量上繳州按2012年測算，改革上劃省州稅收導致全縣2013年財力減少7300萬元，以后年度財力也相應減少。
二、天柱縣財政面臨的困難和問題近年來
天柱縣財政改革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由于先天條件的制約，財政改革中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一是預算收支平衡難度大。隨著全縣各項社會事業發展速度的不斷加快，發展需求與財力保障的矛盾日益凸顯，民生支出不斷增加，剛性支出快速增長，財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收支平衡的任務越來越繁重。二是國庫資金調度極度困難?！氨９べY、保機構運轉、保民生”的難度不斷增大。三是政府性債務管理有待進一步加強，到期債務償還資金壓力增大，重點項目建設配套資金壓力越來越大，已成為全縣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最大的困難。四是面臨加強財政資金監管、確保資金在“陽光”下安全有效運行的新課題，財政績效管理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五是財政收入增速逐步放緩，稅收收入比重較低，收入質量有待提高。
三、深化縣級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建議
（一）建立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的財政轉移
支付和財源建設制度。一是建議中央和省級財政加大對邊遠地區貧困縣的民族轉移支付補助基數。當前，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補助主要是中央和省級財政按民族因素法分配數加上與上劃中央和省增值稅、消費稅收入增量掛鉤的分配數，2014年上劃中央和省增值稅、消費稅收入增量控制數為9000萬元。二是取消上劃中央和省級增值稅、消費稅收入增量掛鉤補助控制數，使邊遠地區貧困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直接補助到相應的民族地區，增強民族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和財源建設。三是加大民族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在加大縣級投入的同時，積極爭取上級加大對民族地區民族民貿企業、民族產品的項目、資金、政策等的扶持力度，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四是堅持以“支持工業園區建設，壯大支柱財源，支持專業市場建設，培育后續財源，支持現代農業建設，做強基礎財源”的新格局，打造縣域財源新根基。
（二）建立債務管理及風險預警機制
完善債務成本控制和償債機制。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地方建設性融資需求快速增長，為滿足地方資本性公共產品的融資需要，客觀上形成了地方政府性債務。截至2014年底，天柱縣及所屬16個鄉鎮政府性債務余額152878.17萬元，雖然比2013年底債務余額減少9595.6萬元，但縣級政府債務占財政支出比重仍較高，未來償債壓力較重，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將會影響全縣財政的良性運行與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必須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采取制度約束與行政控制相結合的管理體制，選擇合理的舉債方式，限制舉債用途，保證償債資金來源，全面建立償債準備金制度，完善債務成本控制和償債機制。
（三）完善縣級財政管理綜合績效評價體系
財政論文范文4
遼寧省文化建設迅速發展的同時，該領域仍然存在思想觀念滯后、居民文化消費結構單一、文化建設經費投入不足、文化資源挖掘利用不夠等問題。較為突出的有：文化建設缺乏原創意識，文化領域經費投入不足，資金缺口較大，傳統文化資源轉化率低，文化建設結構不合理，文化創新能力不足。制約遼寧省文化建設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表現在文化建設核心關鍵技術自主研發能力不強、文化創新投入體制不完善、文化建設創新平臺建設的缺失、文化創新人才支撐不足、文化建設制度創新需要加強以及體制機制、思想認識方面的障礙。而以上這些制約因素的形成，都與該領域的財政政策不足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一）財政支持文化建設發展的總量不足盡管遼寧省財政對文化的經費投入逐年增加，文化建設有了較快發展，但就總體而言，遼寧省公共文化服務經費投入仍顯不足，作為衡量文化建設投入的兩項重要指標，即文化事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文化事業支出占科教文衛事業支出的比重都偏低。
（二）財政支出結構不盡合理首先，在財政投入的用途上，工資等維持性開支所占比例較高，而用于發展文化建設的經費嚴重不足，因此資金使用效率不高；其次，財政支出項目結構不盡合理，導致有限的財政支出未能全部用于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基本的文化需求。
（三）財政投入的城鄉、區域結構失衡遼寧省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公共文化建設，無論是經費的基數，還是經費的增長速度，都存在明顯差距。從城鄉結構來看，省會沈陽及其它中心城市文化建設的財政投入較多，增長較快；而中小城市，尤其是農村地區則長期缺乏必要的財政投資，文化建設的資金缺口比較明顯。
（四）公共財政在促進文化建設發展中的定位模糊地區文化建設主要由公共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兩部分組成。公共財政對這兩方面發揮的作用應當有所區別，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策略。對于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堅持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依托，按照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等要求，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讓人民群眾廣泛享有免費或優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而對于經營性文化產業，應當以市場調節為基本手段，以經濟效益為第一目標，通過各種財政政策手段為文化市場主體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努力促進文化產品產業化。
遼寧省文化產業的公共財政政策體系存在的不完善之處包括：對于文化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并沒有發揮長效激勵作用，針對文化企業的稅收減免政策適用范圍、時效有限，難以形成持續有效的驅動力；稅收優惠力度偏小，難以成為社會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的增長點；公共財政的扶持在社會實踐中主要偏于實力比較強大、擁有雄厚政治資源的國有文化企業或國家控股文化企業，而對于比較弱小、相對更需要資金支持的中小文化企業扶持力度較小。在無形資產難以有形質押的情況下，相對安全的投資對象必然獲得有限公共財政資源和社會金融資本的青睞，愈是資金困難的民營中小文化企業獲得融資愈是困難?！板\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
二、優化遼寧省文化建設財政政策的建議
（一）增加財政投入基于前文分析，遼寧省文化建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文化建設支出占科教文衛事業支出比重都偏低，因此，應當逐年加大文化建設財政投入的絕對量，提高文化建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同時應當進一步拓寬文化建設投入來源渠道，重視文化事業費等專項用于文化改革發展資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
（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對省內具有傳統文化資源優勢的文化項目，對省內未來文化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文化項目，對知名文化品牌和具有領軍、先導作用的文化項目，對文化與科技相融合、代表文化產業發展潮流和方向的新興創新型文化產業，對保障廣大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的文化事業應當予以重點扶持。
（三）加強文化領域人才培養文化建設的發展需要大批掌握最新科學知識和精湛專業技能的文化人才。文化建設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增強文化建設“軟實力”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文化人才的培養。因此，財政加大對文化建設的投入，應當協調文化、教育、人事等相關部門，大力開展“文化人才工程”，鼓勵各類優秀的文化藝術人才脫穎而出。要制定優惠資助政策，拓寬引進人才渠道，吸引海內外高層次文化人才來省內發展；扶助省內高等院校人文學科和文化藝術類專業，提高其教育質量和辦學水平，加快文化后備人才的培養；設立專項財政資金鼓勵基層文化骨干人員進修培訓。
（四）促進科技與文化的結合文化建設的發展和文化產品的不斷豐富，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持，高端技術作為文化建設的動力和傳播文化的載體，決定了文化產品的質量和文化傳播的效果，提升文化建設領域的科技研發能力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環。遼寧省應當運用財政手段，著力增強文化科技自主創新，促進遼寧省文化建設發展的社會支撐平臺建設，加強文化領域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共性技術攻關，加速文化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和應用，提高各文化領域的技術裝備水平。
財政論文范文5
1．背景。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在土地和股市兩大泡沫(一般稱“資本泡沫”)的推動下，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在當時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有所謂一枝獨秀的美譽。然而，進入90年代后，以地價下降為導火索，資本泡沫逐步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達10多年的徘徊或蕭條期。1990年GDP增長率達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長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為-2.5％，2001年為-0.5％。失業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為5．3％，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價連續下跌，批發物價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為0．6％外，其余年度均為負數；消費物價雖不象批發物價那樣長期下跌，也有兩個年度為負數，基本上在0值周邊波動。其二是泡沫經濟時期泡沫化了的資本嚴重縮水。股市縮水：日經平均指數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與1989年相比縮水70％以上。其間，雖在1993年和1999年出現過反彈，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動，目前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縮水：土地價格從1991年開始連續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價(日本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調查的價格)與最高價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價格共下跌了36．0％，商業用地價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調。
針對國民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尤其是通貨緊縮，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擴大國內需求為主要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預算擴張。稅收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參見表1)。同時，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中央財政預算的債務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參見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擴大政府公共投資為中心的經濟對策。采取經濟政策，是在政府感覺到預算安排的擴張力度仍不夠，需采取追加預算時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為對預算擴張的強化或補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實施政府經濟對策(這兩年預算安排仍是擴張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兩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對經濟的擔憂和“關心”程度。據估算，這些政府經濟對策共動用資金(包括增發國債和減稅等)130多萬億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擴大國債發行、減稅、擴大公共投資和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
(1)擴大國債發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債規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債余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債，下同)，占GDP比重為61．4％。但在90年代國債規模迅速擴大，2002年公債余額占GDP比重上升為139．6％，約1．4倍。從絕對額上看，日本GDP約為500萬億日元(90年代用現價計算的GDP基本上沒有擴大)，1990年公債余額約為300萬億日元，2002年為700萬億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國債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萬億日元，年平均增加40萬億日元，年均遞增9％。公債余額增大速度快，無疑是大量發行公債的結果。
(2)減稅。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實施一些臨時性減稅措施外，1994年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提高消費稅稅率，決定從1997年4月1日起將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兩個百分點中一個百分點作為地方消費稅)，同時從1995年開始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1999年再次下調了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稅(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300萬日元提高到330萬日元，低稅率(10％)的適用范圍由300—600萬日元，擴大到350—900萬日元，最高稅率由50％下調至37％。與此同時，以個人所得為稅基的地方居民稅(都道府縣民稅和市町村民稅)也采取了減稅措施。一般經營性法人的所得稅(即法人稅)稅率也由37％下調至30％。在增稅減稅同時進行的稅制改革中，減稅的力度明顯大于增稅，稅負呈不斷下降趨勢。日本稅負1990年為27．4％，1999年下降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為22．9％。1997年因提高消費稅稅率稅負略有反彈，但總體上未能阻止稅負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減稅主要是針對國稅的，地方稅的稅負在90年代保持了相對穩定，甚至穩中有升，1993年為9．0％，2002年上升為9．6％，國稅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國稅稅負為17．9％，1999年下降為12．9％，2002年為14．0％。
(3)擴大公共投資。擴大公共投資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點支出項目。在90年代，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的公共投資支出保持了較快增長，每年比上年度增長5％左右(1997年為1．3％，1998年為-7．8％)，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為10—15％。加上綜合經濟對策等追加預算，政府公共投資規模相當可觀。如1998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公共投資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經過兩次追加預算后，公共投資支出比上年度實際增長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除一般預算安排資金外，還通過財政投融資提供資金。在90年代財政投融資保持了較大規模。1990年財政投融資計劃總規模為34．6萬億日元，1999年上升為52.9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4．8％。由于財政投融資是有償資金，其投向與私人資本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進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質疑，其增長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資支出規模也較大，1999年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政府預算中公共投資支出分別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資主要用于交通、城鄉基礎設施，治山治水和社會福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力度，政府固定資產形成規模也大，1998年政府總固定資產形成占GDP比重達6．2％，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日本社會保障實行收費制，其運營原則上獨立于財政，由社會福利部門管理。但這并非意味著財政不承擔社會保障支出，相反財政資金在社會保障制度運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負責公共救助、公共衛生醫療等職責外，對于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保險、年金保險和失業保險也提供資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資金占社會保險制度給付總額的20—30％。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期間，把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對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億日元購物券，這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90年代各級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較快，以中央財政為例，1990年社會保障支出為11．63萬億日元，2000年上升為16．8萬億日元，10年增加5．2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3．8％。在中央財政支出中，除作為國債成本的國債費外，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最快，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為19．7％。
二、財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來日本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了400多萬億日元的公債，相當于GDP總額的80％。目前公債余額已相當于GDP的1．4倍。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日本經濟的恢復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兩次出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90年代日本經濟呈現出復蘇短期化特點。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5％和5．0％后，1997年出現了下降(-2．5％)；2000年實現了1．2％增長后，2001年又出現了下降(-0．5％)。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兩次暫短的復蘇，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強化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沒有把日本經濟推向正常的增長軌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學術界，有人稱90年代以后日本財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眾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運用經濟政策，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政策的運用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那么，為什么90年代以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財政政策運用缺乏針對性，而財政政策孤軍作戰，以及公共投資效率下降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經濟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國內經濟，其對外經濟基本上保持了較好的態勢。如進出口總額，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遞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遞增4．3％。貿易順差，除1994年和1995年兩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擴大，1999年為1230．4億美元，比1990年的635．3億美元增長94％，年平均增長7．6％。由于對外經濟勢頭良好，日元也處于升值狀態之中，1990年美元對日元的平均匯率為144．88日元，1995年升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為113．91日元，目前為130日元左右。
國內經濟問題較多，最突出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費增長非常緩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為負數(-0．3％)。而且與政府消費相比，民間消費增長更加乏力。固定資產投資的情況則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為負增長(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樣，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間投資下降。有5個年度里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雖有增長，有的年度增長幅度還相當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別增長16．0％和15．2％，仍沒能改變總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減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壓縮財政投融資規模所至。
導致日本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體系遭到重創。金融體系的創傷不僅嚴重影響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機構的功能。在資本泡沫膨脹時期，金融機構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泡沫活動之中。一方面，金融機構資產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價格飛漲時期，金融機構的資產也以股票等有價證券和土地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業銀行的有價證券賬面收益曾高達34萬億日元。另一方面，在當時日本金融分業經營的框架下，金融機構通過向以證券交易和不動產買賣為主要經營內容的企業(包括金融、財務企業等)融資，實際上間接地將資金投入證券和土地市場。已經倒閉的7個住宅專業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傊?，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金融機構資產也以嚴重泡沫化了的證券和土地為主。資本泡沫的破滅，不僅導致金融機構的資產嚴重貶值，而且由于貸款或融資對象的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不能還貸，致使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關于不良債權的統計標準不斷變化，其統計數字也不盡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監督廳公布日本金融機構“有問題債權”為87萬億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為43．4萬億日元，其中銀行32．5萬億日元。
金融資產貶值，不良債權增加，對日本經濟的打擊是破壞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和投資者對金融機構的信心不足，出現了謹慎消費與謹慎投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資產以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為主，據統計，1996年底日本居民個人金融資產的52％是定期存款(美國為17％)，11％為現金或活期存款(美國為2％)。金融機構的風險增大及其表面化，嚴重影響了居民對金融機構，乃至日本經濟的信心和預期，出現了謹慎消費。90年代初以來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調，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實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費并沒有明顯增長。尤其是居民消費貸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謹慎消費影響國內需求，加上生產經營性公司、企業本身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和負債增加，投資者也出現了謹慎投資傾向。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在大量不良債權和資產貶值的影響下，出現了惜貸行為，金融功能嚴重弱化。90年代，日本貨幣供應量(M1)增長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過10％，而銀行貸款增長率很低，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為負數，
如上所述，日本經濟的問題出在金融體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對策重點放在擴大公共投資和啟動消費上(其中也有一些解決金融體系問題的對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義上講是下錯了藥，政府措施缺乏針對性，這是日本90年代以來長期財政擴張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財政政策擴張缺乏必要的貨幣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機構惜貸，實際上形成了財政政策孤軍作戰的局面，這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資效率下降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擴大公共投資，試圖以此來擴大內需。但是，公共投資擴大內需的效果與投資效率是有關系的。只有當投資能帶動民間的投資或者區域、產業的發展時，其效果才大，這就是所謂乘數效應。眾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發達國家，其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此基礎上再過份擴大公共投資，往往是“奢侈”或浪費。
眼下，我國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撲滅了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從而“洋為中用”，提出我國應吸取日本的“教訓”，不得調整目前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筆者不能茍同這一觀點，認為，他們對日本“教訓”的把握不夠準確。日本經濟在1995年開始恢復增長，1996年增長率達5％。政府針對這一情況對其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了調整。具體講：(1)通過了《財政結構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債(不包括建設公債)發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編制了相對緊縮的預算，財政預算規模增長幅度下降，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過的稅制改革法律確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實施特別的經濟對策。但是，從結果看，1997年的財政政策并非緊縮，而是擴張減速。雖然1997年的稅負比1996年僅上升0．2個百分點(提高消費稅稅率的影響)，但債務余額繼續擴大，1997年末公債余額占GDP比重為84．7％，比1996年上升4．1個百分點。
雖不能完全否認財政政策調整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的根本原因，是金融體系遭重創。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調整政策取向，日本經濟是否就會保持較好增長勢頭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經濟出現再度下滑，除固有問題影響外，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雖沒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響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合資企業的收益，同時還影響了日本投資者、消費者的信心和預期，從而影響日本經濟的增長。1997年經濟增長回落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決不是調整財政政策的“教訓”。其后，1999年日本經濟重又出現過復蘇勢頭，但僅維持了幾個月，2000年下半年開始就又轉向下降，其間財政政策并未進行調整?？偛荒馨堰@次下降的原因又歸結為財政政策吧!日本經濟在復蘇與蕭條之間掙扎，是其經濟本身的癥結決定的。此外，作為結論，認為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整，這在理論上也是存在問題的。作為景氣調整財政政策，根據經濟景氣情況調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沒有調整就無政策可言。而且這一觀點的理論前提也是值得商討的。該觀點認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意味著政府大量的國債和大規模投資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前提。我覺得，如果一國國民經濟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或者說離開政府大規模投資就要出現問題，那么這種經濟就不是健康的經濟。我認為，我國在實施財政政策時，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資效率低下，從而導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訓，要隨時注意財政政策的效果和財政政策取向的調整。
三、日本財政政策展望
1．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難題。
當前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最主要難題有經濟增長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和財政能力低下等，它們是決定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經濟增長乏力。根據內閣府公布的《2001年度經濟財政白皮書》，日本政府對當前日本經濟增長的預測并不樂觀。因出口的恢復，國內庫存調整和資本存量調整的結束等，預計2002年度下半年經濟會恢復增長，但增長率在1％左右，而且后勁明顯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體系問題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預期，制約投資和消費的擴大。而且政府推進的“結構改革”在近期內將增加企業倒閉和失業，加上美國經濟的不透明性，經濟恢復的動力明顯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對財政壓力增大。1999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稱為老年化比率)為16．7％，已進入高度老年化社會。不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進程十分快速。據日本政府預測，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將超過20％，2020年將達25％以上，成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僅意味著勞動人口減少，影響經濟發展后勁，而且將加大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壓力。據測算，70歲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醫療費為年輕人的5倍，加上現收現付制年金賬戶的高額赤字等，其對財政的壓力是巨大的。
再次，財政債臺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來的長期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擴大，債務累積。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債余額相當于GDP的1．29倍，2002年預算通過后，則進一步上升為1．4倍。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據內閣府的測算，假定社會保障水平及其他稅制不變，2005年開始以提高消費稅為主來實現長期財政平衡，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23％，同樣條件下，2020年開始運作，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稅制結構以所得稅為主，在所得稅稅制不變的情況下，將消費稅稅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認為調整財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緩。
2．今后財政政策展望與小泉結構改革。
在日本理論界、產業界和政治家中，對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較大。主流觀點主張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他們認為經濟復蘇是基礎，只有經濟復蘇了才能真正解決財政問題。小泉純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稱，在政治家圈內也屬于非主流派。其能成為總理也是人們對主流派政策喪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內閣誕生后，極力主張結構改革，結構改革的核心是壓縮政府支出，縮小政府職能范圍，加強競爭，活躍市場。從財政政策上講，主張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他主持編制的中央財政第一個年度預算(2002年度預算)突出反映了這一特點。中央財政一般會計預算收支規模比上年度預算下降1．7％，與上年度決算相比下降5．9％。頂住各方壓力，將國債發行規?？刂圃?0萬億日元，公共投資規模壓縮10．7％；同時，大幅度壓縮財政投資規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財政論文范文6
1.兩者調節的領域存在差異性貨幣政策的調節領域主要集中于經濟領域，而相比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調節領域更為寬泛，不僅局限于經濟領域，還涉及社會發展的非經濟領域。具體地說，貨幣政策是通過改變貨幣供應量來影響國民經濟，貨幣供應量的改變主要發生于流通環節，對流通環節的調控主要集中于市場經濟領域，在這一系列的連鎖反饋過程中，貨幣政策要發揮其功能需要商業銀行的配合和傳導，因此受金融系統邊界的制約，由此可見這種政策的調節領域比較有限。財政政策主要發生于國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環節，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變動涉及社會穩定各個方面的實現，特別是在縮小收入差距，推動科教文衛事業的發展等領域，具有貨幣政策無法比擬的優勢。
2.兩者調節的作用機制存在差異性財政政策更關注經濟公平，貨幣政策更體現經濟效率。這是因為，盡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控的都是貨幣資金，但其資金的性質明顯不同。貨幣政策調控的資金為借貸資金，具有明顯的償還性，其資金使用效益的提高會使經濟的運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財政政策的貨幣資金較具有無償性。通過資金的無償占有和使用，調節不同人群、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實現社會的公平。
3.兩者調節的時滯存在差異性從政策制定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制定時滯較長，而貨幣政策的制定時滯較短。政府制定和修訂財政政策要經過立法機關審議和批準，有一整套極其嚴格的程序，不允許隨意變動年初的財政預算，因此往往需要較長的周期。貨幣政策的制定和修訂由中央銀行決定，中央銀行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所以政策的變動時滯較短。從政策執行角度來看，貨幣政策時滯較長，財政政策時滯較短。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有傳導渠道承載，無論通過利率渠道傳導還是通過信貸渠道傳導，都需要較長的傳導鏈條，因而貨幣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發揮要有較長的時間分布間隔。財政政策一般通過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實施具有某種強制性，其達到的效果也較易在短時間內顯現。
4.兩者調節的方式存在差異性盡管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點，但財政政策能夠由政府直接調節和控制來實現，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別是在調節經濟結構領域，通過財政支出的增減變動和稅率的大小變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資和消費的結構與規模。相比較而言，貨幣政策的間接性較強。政策的實施不僅需要暢通的傳導路徑為依托，還需要商業銀行的緊密配合，且政策效應的發揮還受到企業管理經營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費意愿等因素的制約。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異性，表明二者之間密切相關，在宏觀調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補充。因此在實踐中，只有根據自身特點將兩者有效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準確地達到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
二、財政與貨幣政策搭配的理論綜述
1.封閉經濟條件下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JohnRichardHicks和AlvinHansen(1937)在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基礎上得出的一個經濟分析模型，用于反映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的條件下，國民收入和利率的關系，該模型廣泛應用于財政與貨幣政策研究。IS曲線用來描述產品市場均衡，根據封閉經濟國民收入等式:Y=C+I+G可以獲得關于收入和利率關系的向右下方傾斜的IS曲線。LM曲線用來描述貨幣市場均衡，根據等式M/P=L1(r)+L2(y)可以獲得關于收入和利率關系的向右上方傾斜的LM曲線。IS與LM曲線的交點意味著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業時的均衡，因此需要財政與貨幣政策進行調節，其中財政政策改變IS曲線的位置，貨幣政策改變LM曲線的位置，通過IS和LM曲線位置的變化，實現充分就業下的均衡狀態。伴隨著IS－LM模型的誕生，經濟學家對它的批評和指責就不絕于耳。例如，模型的創始人J.R.Hicks就公開表達了對該模型的不滿:IS曲線表示的是流量均衡關系，而LM曲線表示的是存量均衡關系。若要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在一年中同時達到均衡，則在整個過程中貨幣的供給必須與需求保持相等，這只有在不確定的預期每天都正確的情況下實現，這顯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評指出:IS－LM模型的一個假設是兩種市場的均衡相互獨立，一條曲線的變動不會引起另一條曲線的變動，這種假設不正確，IS和LM應該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盡管各種對IS－LM模型的批評不無道理，但并沒有因此撼動該模型在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地位。無論是后來的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還是供給學派，其理論都沒有取代正統的IS－LM模型，反而被納入該模型，豐富和拓展了該模型。因而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證明IS－LM模型的巨大價值，是政府分析財政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沖突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實現內部均衡，還要實現外部均衡。當一種經濟政策面對兩個宏觀經濟目標時，就會出現內外沖突的問題。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這個問題，稱之為“米德沖突”。他詳細分析了兩國為維持內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間存在的沖突:設定兩個國家A和B，在A國的國內支出上出現了自發緊縮，其結果導致了A、B兩國國民收入的緊縮，并且使國際貿易朝著有利于A國的方向變動。在這種情況下，A國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脹來實現內外均衡。具體地說，就是一方面停止國內的蕭條以實現內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國進口需求的縮減和A國的貿易差額移向順差以實現外部均衡，對A國來說，這不會產生政策沖突問題。但如果A國不這樣做，B國就會面臨嚴重的政策沖突。為了實現內部均衡，B國的國內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脹來制止經濟蕭條，但為了外部均衡，B國又要求國內支出有政策性收縮，以便在A國對B國出口需求縮減的同時，限制B國的進口需求。這就存在尖銳的政策沖突，穩定國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脹會導致國際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國際收支達到均衡的政策性緊縮又會加劇國民收入的下降。可見，在米德的分析中，內外均衡的矛盾表現為國內總需求緊縮和國際收支逆差之間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運用金融政策一種工具，因此必然導致調控中左支右絀的情況。以上米德的論述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在開放經濟中內外均衡的沖突十分常見和頻繁，單一的金融政策無法解決內外均衡沖突的兩難困境，運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這一思想構筑了政策搭配理論的基石。隨后經濟學家們在此領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沖突理論為依據展開的。
3.丁伯根法則為解決內外均衡的沖突問題，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將政策目標和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數學模型，論證了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要有相互獨立的N種有效的政策工具。這一理論被稱為丁伯根法則。這說明，只要政府能夠運用兩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過政策工具的配合達到理想的經濟目標。當A1/B1=A2/B2時，方程組無解，這意味著兩種政策工具對兩個宏觀經濟目標有相同的影響，可以視為一個獨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實現兩個獨立的經濟目標。丁伯根法則對經濟政策理論具有深遠意義，它的重要貢獻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數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個可擴充性較強的數學模型。該法則還進一步強調了眾多且廣泛的政策搭配是實現經濟內外均衡發展的客觀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