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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思修論文范文1
關鍵詞： 高校輔導員 思修課 制度調整
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對輔導員角色職能進行了界定，輔導員是高校教師隊伍和管理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教師和管理人員雙重身份。輔導員是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學生思想教育者、學習引導者和事務管理者，在學生成長成才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我國高校的思想政治課承擔著對大學生進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和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重大歷史使命。高校思想政治和道德修養等課程的教師承擔著大學生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引領者的責任。從這兩個角色來看，高校輔導員和思修思政教師工作職能有很大程度的交集。因此，我國很多高校，尤其是民辦高校，聘任輔導員擔任思修課程教師，而專職教師很少，甚至根本沒有。輔導員擔任思修教師有各種原因，同時也有各種優勢與弊病，本文對此進行探討。
一、高校輔導員擔任思修課程教師的優勢
我國許多高校，尤其是民辦高校的學生入校成績偏低，這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學生學習態度不正，學風較差，缺乏人生理想和規劃，思想道德素養缺失等現象。提高學生的思想修養，幫助其樹立正確的、遠大的人生理想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僅思政課上侃侃而談，所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輔導員承擔著對學生日常思政教育的工作，在日常管理中與學生接觸最多最親密，他們對學生是最了解的，對學生的影響也是最深遠的。因此由輔導員承擔思修課程教學的優勢之一就是能夠密切師生間關系，提高思修教學的有效性。
思修教師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崇高的精神塑造人，以高尚的情操影響人。學生的道德素養絕非一朝一夕就可促成，而是需要長期的培養和交流，通過在平時與學生建立起良好的感情基礎，逐漸感化而得來。當今社會變化無常，大量社會信息融入大學生生活，由此產生學生思想上的各種沖突。這些變化往往表現在學生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如果不深入他們的生活，關注和探索他們的內心奧秘，那思政和道德教學都是“空中樓閣”。如果教師平時對學生不管不顧，上課踩著鈴聲進教室，下課夾著書本就走，和學生之間沒有互動，毫無感情所言，那么他的教學就無法對學生產生影響，其教學效果自然也要大打折扣。
高校輔導員由于其工作性質，與學生接觸非常多，可以說是學校里最了解學生的人。以我院為例，大一大二輔導員按學院規定必須一周五天住校，住校期間輔導員吃住幾乎都與學生在一起。通過頻繁地交流和學生建立起較深的感情，學生們思想上有任何波動，輔導員都能夠第一時間掌握，通過深入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從而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因此，輔導員擔任思修課程的教學，有著其他人難以相比的優勢，更具有有效性。
其次，輔導員擔任教學任務能夠穩定學院組織結構，提高總體師資力量。目前我國高校輔導員的學歷水平要求越來越高，基本上都是碩士研究生。這種現象產生的初衷是為了提高輔導員的教育管理素質和水平，但往往事與愿違。許多高校將大量的日常工作交給輔導員，學生的日常管理幾乎全部依靠輔導員，導致輔導員只能疲于應付日常瑣事，根本無暇專注于自身專業水平的提高；同時輔導員的待遇不高也是存在于許多高校中頗受詬病的問題。種種原因導致高校以輔導員為主體的政工隊伍非常不穩定。一方面以年輕人為主的輔導員們思想上得不到穩定，主要是擔心將來的“出路”、目前的“地位”。另一方面學校的組織也不穩定，變動太多，不少人擔任輔導員只是權宜之計，隨時會離開崗位，為管理學生帶來不便。
選擇有教學能力的輔導員擔任思修課程教學，不僅能發揮輔導員深入了解學生的優勢，而且能提高輔導員的工作能力。優秀的輔導員通過承擔教學任務，可以獲得教師資格證，進而逐漸被納入教師編制；也可以按照規定參與職稱的評定，獲得更多機會和發展平臺。這樣使得輔導員看到了前途，思想和工作自然也就穩定了，學院整體結構也就趨于穩定。同時，教職員工學歷、職稱等方面的提高也帶來了學院整體師資力量的提高，對于發揮學院總體潛力，提高學院的競爭能力，有極大的作用。
二、高校輔導員擔任思修課程教學的弊端
1.理論修養和知識結構不完備。
目前許多高校在招聘輔導員的時候并不一定要求思政或教育管理等專業，而是依據學院自身專業設置情況，招聘不同專業人員擔任輔導員。這樣的輔導員從事思修課教學，教學理論的主要來源就是大學期間所上的公共課，自身的政治理論儲備不足。在教學過程中，沒有有效的教學方法，缺乏現代教育理論，對于有關教學所需要的社會科學知識，比如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知之甚少，導致教學中基本是“吃老本”，“現學現賣”。有的理論自己還沒有完全弄懂，就去向學生傳授；有的觀念自身還沒有完全認同，就試圖說服學生，結果缺乏說服力，使學生失去信任感，產生排斥心理，對教學內容不予接納和認同。
2.無暇做深入研究，教學能力提高不大。
思想道德教育是一門綜合學科，既要傳授理論知識，更要將理論融入心靈。思修課程的教學如果只是單純填鴨式的理論傳授和空洞說教，肯定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教學人員需要通過長期的教學經驗和深入的研究討論，通過對教學方法的系統概括、歸納總結，最終提煉出思想道德獨特的教學藝術。高校輔導員本職工作是日常管理，瑣碎的事務占據了絕大部分時間，尤其是一些生源素質較低的院校的輔導員，相對來說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管理，導致他們無暇對教學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究，只能是傾盡全力完成最基本的教學任務。另外，大部分輔導員雖然承擔教學任務，但是崗位無法轉制，待遇也沒有相應的改善，導致輔導員對于承擔教學任務缺乏主動性和進取精神，教學能力不能得到較大的提高。
三、解決方法
以上陳述了輔導員承擔思修教學的優勢和弊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特別是如何在當前的形勢下建設好這樣一支隊伍，發揮長處，避免劣勢？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兩點做出努力。
1.重視培訓，加強輔導員的理論修養和知識結構的培養，提高教學和管理能力。
高校輔導員長期從事思想政治工作，有一定的實際工作能力，在提高理論知識方面可以通過開辦培訓課，比如采取專題講座的方式，集中時間學習系統理論；或者提供不同的進修機會，有條件的還可以鼓勵輔導員攻讀專業碩士、雙學位等，以此提高政治理論水平，使其將實踐經驗與理論知識相結合，幫助其在政治理論水平上達到更高層次。在教學方法上，應該有長期培訓計劃，比如每學期開設一門課程，組織學習現代教育的相關理論。加強輔導員的政治理論修養，不僅能夠提高其教育教學能力，而且有利于改進日常管理工作，使學生的思政工作不再停留于就事論事，而是注意深入分析，特別是對敏感話題能夠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來認識并教育學生，從而增強管理工作效果。
2.加大高校輔導員管理制度改革力度，為輔導員發展提供空間。
首先，逐漸弱化輔導員日常事務管理任務，強化其政治思想管理工作內容。高校應當協調好各行政部門間的工作關系，可以在部門之間解決的事情不必要一律都找輔導員。輔導員的工作重心應當放在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而這是一個長期的工作過程。學院可以通過定期考核、交流，加強輔導員對于學生思想動態的了解和研究；同時，高校應當成立專門的思政教研室，加強輔導員和專職思政教師的交流，并吸引教學能力強的輔導員轉入教師崗編制，形成一支具備實際管理經驗又精于教學的思修教師隊伍。
其次，加強輔導員隊伍的穩定和提高工作，穩定輔導員隊伍“軍心”，打消顧慮，使其能夠在各自崗位上安心工作，做出成績。一方面，重視輔導員在高校教職員工中的地位，認識到輔導員對于高校管理工作的穩定和發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提高輔導員待遇，使其愿意并能夠安心于輔導員工作。另一方面，鼓勵輔導員參與教學工作，積極參加各類教學評優、評獎活動，提高教學水平。在職稱評審方面，給予輔導員公平參與職稱評審的機會，在評審時不能單純看論文、外語等條件，而應當重點考核輔導員在學生工作中的實際成績，因為學生思想上的問題不是課堂是能夠解決的，還需要課后大量的工作，否則就會影響他們的積極性。
總之，輔導員是高校中一支非常特殊的隊伍，兼具教師和管理者雙重的身份。而教學和管理是高校兩大最重要職能之一，兩者密不可分，共同成為高校穩定發展的兩大支柱。如何在組織上、職能上、素質結構上將輔導員的雙重身份統一起來，充分發揮高校輔導員的巨大的潛在才能，是當代高校管理者應當深入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張華華，覃雪源.高?！皟烧n”“自主探究學習”教學模式的探索與實踐.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6.6.
［2］劉桂云.淺談新形勢下高校德育教師隊伍建設.遼寧高等教育研究，1993.4.
大一思修論文范文2
一、中國哲學史教學基本現狀
目前，中國哲學史課程在非哲學專業的本科教學形勢不容樂觀，雖然很多高等院校都開設有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程，但其教學成果遠遠沒有達到老師的期望值和學科建設本身應該達到的高度。中國哲學史課程教學所遇到的這種困窘與處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沒有受到足夠重視。作為非哲學專業的本科院校，中國哲學史課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選修課的形式開設，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一些辦學資歷不是很深，同時又相對缺乏哲學社會科學傳統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現按照自己的師資力量及現有教師專業特點隨意調整教學計劃，任意安排哲學課程，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就哲學課程的開設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設課的情況。其他專業要么只開設西方哲學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學等同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不包括儒道禪等中國的智慧[1]。這導致了人們將哲學看做為政治，有時甚至是時事政治。所以哲學在很多大學只是作為一個學科存在著，教師的教學是為了維持這個學科延續而不至于衰亡、絕種而為之，或者是為了保持學科體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罷了。
2.學生學習興趣不濃。中國大學的哲學專業設置過少，并非每個大學都設有哲學系，就是在僅有的幾個哲學系里，幾乎沒有多少學生將哲學作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學專業的學生也沒有人將哲學作為第二專業選修[1]。大多數學生基本上都認為，哲學史的學習不但抽象乏味，晦澀難懂，而且都是幾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難免與現實社會脫節。從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學生的選課現實中不難發現，選修中國哲學史的學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學生，但總體上課的積極性不高，在課堂上看其他書籍，背外語的較多，很難展開教學互動，收效較微。通過調查問卷顯示，對中國哲學史學習興趣不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了無用，二是上課聽不懂，主要是為了修夠學校指定學分才不得已選之。
3.課程自身建設不足。由于課程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導致中國哲學史課程建設相應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哲學師資隊伍建設不足。師資隊伍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師資是立教之基、興教之本、強教之源。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是推動課程教育改革發展、提高課程教育質量水平的關鍵。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國哲學課程的師資嚴重不足，在開設中國哲學課程的專業中，也是一個人同時上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等多門課程，或者直接讓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同時教授中國哲學史，這樣往往造成課程教學與課程建設之間的惡性循環。其次，相關配套課程開設不足。如果單是開設一門中國哲學史或單是一門西方哲學史課程，很難形成學生學習的哲學氛圍，也容易造成同學對哲學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選修課時限制下，大多數專業開設的中國哲學史很難系統地讓同學窺其全貌，教師在上課的時候只能有選擇性地講解，容易造成知識鏈條的脫節。
二、中國哲學教學現狀的原因剖析
從以上三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目前在非哲學專業高等院校，中國哲學史本科教學存在諸多不理想情況，其建設與發展受到多方掣肘。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國哲學史目前的困境呢？筆者認為至少存在以下幾個因素。
1.教學理念的世俗化。在傳統的眼里，哲學給人們的一般印象是時代的精華和民族的靈魂，從而受到“禮遇”。然而在這種崇尚的“禮遇”之后卻迎來了人們對哲學的“敬而遠之”，因為在市場經濟的價值原則沖擊下，哲學已經被人們在心靈上束之高閣了，此緣于這個大而無用的東西確實不能解決我們現實的冷暖與饑餓。這在近年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從學校專業設置上看，絕大部分高校的新增專業及舊有專業的改革都朝著實用性、功利性、快速性方向發展，在此理念下催生出來的是專業越分越細、領域越分越小，越來越接近與與現代市場經濟對接的專業培訓，造成傳統的哲學無人問津，而有了諸如法哲學、經濟哲學、管理哲學等邊緣學科的熱門。從學生對專業的選擇上和用人單位看，大部分學生都希望自己能學習目前的“熱門”專業，他們給自己預設的目標就是通過大學四年的集中培訓與學習，畢業就能“學以致用”，派上大用場，而用人單位也傾向于專業人才，看重專業對口，學法學的就到公、檢、法等部門就業，學管理的就到企業單位、管理部門就業，這使得哲學專業就無對口的就業單位，面臨著嚴峻的就業挑戰。
2.課程設置的程式化。教學理念可以通過課程設置來體現。當前中國高校哲學課程設置基本上是按照哲學一級學科下屬的八個二級學科及其三級學科開設的。在哲學專業，設有哲學、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邏輯學、倫理學、美學、科技哲學等。但這些課程，不論是概論、原理，還是通史、選讀，大多只能給同學們提供一個大概的知識，不能讓學生真正明白哲學自身。換句話說，哲學課程的設置最多就讓同學們記住了一些觀點、原理、流派，而沒有達到哲學成智成人之終極關懷功能。在非哲學專業開設的哲學課程，這種“形而上學式”的課程設置更為突出，往往把哲學課程簡單地等同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或西方哲學，且大多缺乏如原著選讀相關課程設置和哲學素質訓練。
3.教學內容的古老化。現在很多高校使用的中國哲學教材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編寫的，這些教材的編寫大多明顯地帶有時代的痕跡，難免和現在的時代內容和新的考古發現不符。中山大學哲學系馮達文老師在談到中國哲學史課程內容改革目標時就指出，近幾十年，特別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期間，中國哲學史研究受前蘇聯教條主義的研究方法影響甚深，許多研究著作與教材搬用近代西方哲學四大塊（自然觀、發展觀、認識論、社會歷史觀）的模式解析中國哲學，以為這樣可以使中國哲學科學化，其結果是不僅沒有能夠把中國哲學發展的內在理路還原出來，而且使中國哲學更支離破碎，更不成體系了[2]。這種古老化的教材編寫模式，雖然在近年來有所改觀，但也存在諸多不足，如一些教材只是過去教材內容改良，以為刪減了馬克思的觀點就還中國哲學本原。再如一些教材的編寫是“集體智慧”，即把整個中國哲學體系劃分為若干部分，然后分工撰寫，結果大多知識材料的集合和觀點的匯攏，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體感和個性化。
4.教學形式的單一化。課堂講授是教學過程中向學生傳授知識的重要環節。哲學課程的教學過程有其自身特點，它不可能像上計算機或法律課程那樣具體，也不可能像上外語課那樣淺顯，哲學的形而上性質決定了教學課程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對深度的要求。所以如何在自己的口頭講解和書面教材之間保持一定距離給學生留出恰當的獨立思考空間，帶學生走進智慧殿堂本身就是一項非常具有挑戰性和藝術性的工作。當前的哲學教學由于制度、教材等的限制，教師很難在課堂上發揮自己的創造性，表達自己的思想，其授課方式也大多還是填鴨式教學，老師在上面講，學生在下面記，不能有效地形成教學相長，這恰恰磨滅了哲學教學師生間討論、思辨的本質。
5.教學考核的死板化。教學考核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教師的考核，二是對學生的考核。對教師的考核而言，評價一個哲學教師教學的優秀與否主要就看學校發放的調查問卷和督學的一次聽課打分，姑且不去評論這種評估是否全面，就其合理性與規范性也存在很大問題。因為其調查問卷過于表面和簡單，所有學科的問卷內容整齊劃一，不能反映學科之間的不同性質和特點，更不能體現教師之間的不同風格。進而言之，學生在評價的時候，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往往注重感性的教學過程，特別是本科學生，很難以理性的思維去評價一門課程教學的好壞。至于督學的一次甚至兩次評課打分帶有的偶然性和形而上學性就毋庸置疑了。對學生的考核而言，大部分學校的對學生的中國哲學課程考核方式都是以閉卷或開卷形式進行，或以論文形式通過，相比較而言，閉卷考試是其間最無價值的一種形式，它不能有效評估學生的理解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及思考和研究問題的能力。這導致學生間高分低能現象的普遍存在，與哲學學習的本性完全相悖。
三、中國哲學教學改革的對策
基于目前在非哲學專業中的中國哲學教學存在的問題及現狀，筆者認為其教學改革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扭轉教學理念。從思想上加強對中國哲學課程教學改革的認識是有效進行課程改革及建設的前提與保證，在這個意義上，扭轉世俗的哲學教學理念，是解決好哲學教學問題及尋找其出路的關鍵。我們只有突破庸俗的實用觀點和狹隘的市場經濟價值原則，才能自覺把中國哲學教學真正納入素質教育體系，才能真正發揮哲學在增強民族和文化的認同感、鍛造強烈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感、培養良好的個人品格和道德意識等方面的功能，這種成智成人的哲學素養應該成為現代大學基礎教育的一個基本內容，學校應該在其大學專業中學習的范圍，提高其在大學教育中的地位。要在教育中讓不論是學生、學校還是社會都感到，在哲學學習中學到的為人之道，所訓練出來的研讀原著的能力、批判分析的能力、揭示觀點中公認的預設能力、建構關于自己觀點的具有說服力的論證能力以及論證中的文字表達能力，是普遍實用于其他學科和其他職業領域的[3]。
2.合理課程設置。作為非哲學專業開設的哲學課程，不宜設置太多必修課，但作為對哲學的一般理解的哲學概論或導論，應該規定學生必須修夠足夠學分，讓學生能夠了解哲學領域的重大問題，主要針對哲學史上產生的不同觀點、重要問題的歷史發展線索等，從而使學生對哲學所思考的問題及哲學的致思方式有基本的理解和掌握。哲學概論或導論是哲學思維的入門課程，之后學校應該以二級學科為范圍，開設一系列選修課菜單。作為選修的哲學課，可以具有較強的專業性質，可以根據教師的專業優勢設不同的專題，可以定時聘請知名專家以講座形式進行教學和交流。這樣既把基礎的哲學素養訓練和學生的興趣愛好結合起來，有利于入門后的學生及對哲學感興趣的學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哲學問題。
3.更新教學內容。目前慣用的中國哲學史教材主要有丁禎彥的《中國哲學史教程》、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蕭萐父的《中國哲學史》等，雖然這些教材的編寫水平均較高，但都是以時間為順序，以人物為主線，闡述每一個哲學家的思想，這種體例的優點是內容詳盡，便于講授，其缺點是詳略不分，支離破碎[4]。在內容的設置上，作為非哲學專業的學生，不宜對每個思想家具體觀點的學習和研究，要拋開以往的以時間為順序，以人物為基本線索的板式化、程式化的內容設置，而應該更注重對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如以每一個歷史時期的哲學思維（認知）方式，分析哲學家們對某一重要問題的討論與思考，以此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這樣學生就不是僵硬地去接受某種哲學體系框架，而是帶著問題去思考、去創新。
4.多樣教學形式。哲學課程教學應該也必須采取多樣的教學形式，哲學教學是真正能夠體現“教學相長”的舞臺，師生雙方應該改變以往傳統的角色定位和思維模式，把教學過程從“滿堂灌”、“填鴨式”的單向教學轉變為雙向互動。相對于其他課程，中國哲學史在教學內容上略顯龐雜，我們只有找出一條貫通始終的線索，才能將之條分縷析。所有這些，一方面取決于學生的基礎，學生只有擁有一定哲學基礎和相關知識背景，才能跟上老師的思維與節奏；另一方面取決于教師，教師必須切實對中國哲學史體系有整體把握，才能有的放矢、游刃有余，所以教師要把教學和科研有機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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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生；學業成績；化學學習動機
文章編號：1005—6629（2013）5—0017—03 中圖分類號：G633.8 文獻標識碼：B
1 問題提出
大學生在國家建設中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大學生要實現自身價值，服務于社會，首先應該具備—定的素養。除了道德素養、文化素養外，良好的專業素養是大學生立足于社會的先決條件。影響大學生專業素養的因素眾多，其中學習動機這個因素最為突出，它直接影響大學生的學業成績。
學習動機是指激發個體進行學習活動，維持已經引起的學習活動，并導致行為朝向一定的學習目標發展的一種內在過程或內部心理狀態。國外很多研究文獻已經證實學習動機和學業成績之間存在聯系。研究結果大多表明：高動機水平的學生，其成就也高；反之，高成就水平也能導致高的動機水平。國內關于學習動機與學業成就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學生成就動機與自我概念、歸因方式、自我效能感、自我態度等研究領域。部分研究結果表明：中學生的學習動機、學業成績之間呈顯著正相關；學習動機強弱受歸因方式的影響；自我概念（指對自己及自己能力的認知）高者成就動機強，自我概念低者成就動機弱；高自我概念者學習成績好，低自我概念者與成績差無關；不同學業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學生在其學業成績上存在顯著差異等等。此類研究的范圍大多集中在人文學科，且研究對象多為中學生。對大學生，尤其是化學專業的大學生研究的較少。因此探查化學專業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對于其轉變學習方式、提高學習成績有重要意義。本文將通過問卷、訪談的方法，研究化學專業的大學生學習動機的特點以及與學業成績的關系。
2 研究設計和實施
2.1研究設計
學習動機可分為表層型、深層型、成就型學習動機。表層型動機是指為了追求個人利益的個體性較強的低級動機，他們學習是為了應付家長或教師的檢查和考試等而進行的，重在結果而不是過程。深層型動機是具有一定的向上心理和某種社會道德責任感的動機。成就型動機是指具有和整個社會目標與前進方向一致而進行學習的動機。在參閱John Biggs（1992）的學習動機分量表的基礎上，結合大學生化學學習的特點進行改編，從表層、深層、成就型學習動機三個維度，形成了化學學習動機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根據表1中的二級指標，編制了《大學生化學學習動機調查問卷》。問卷以單選題形式呈現，共20道題，每道題目均有五個選項，即：A.完全符合；B.比較符合；C.基本符合；D.基本不符合；E.完全不符合。
為保證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在問卷調查后，結合指標體系，還進行訪談法，以更深入地了解學生化學學習動機。
2.2研究實施
選取某大學化學化工學院大一到大四的學生，采用當場發放、即時收回的問卷調查方式。共發放問卷828份，回收有效問卷733份，其中男生384名，女生349名。訪談選取的被試是該學?；瘜W化工專業大一到大四的24名學生，每個年級男女生各3名，學業成績分別為好、中、差。
本次研究中涉及到的學業成績是指專業課成績、公共課成績和學分加權所得的平均允該數據由被試所在學院的教務處提供。筆者將分數按照從高到低的順序排列，采用兩端分組法，將學生分成了3個組別。得分最高的前27%為較強組，記做A1組；將得分最低的后27%為較弱組，記為A3組；剩余的為中等組，記做A2組。
本研究使用李克特五級計分法，正向題分別賦予5、4、3、2、1的分值，反向題分別賦予1、2、3、4、5的分值。數據分析均采用SPSS11.5統計軟件。
3 研究結果
3.1深層動機對大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更大
對學業成績與各維度的學習動機進行相關分析（見表2）可以發現，學生的學業成績與學習動機之間存在非常顯著的相關性。其中表層動機與學業成績存在一定的負相關，深層動機和成就動機與成績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并且成績與深層動機之間的相關性要大于成績與成就動機的相關性。這說明大學生學習動機的強度過低或是動機太過于表面化都會對其學業成績造成負面影響，深層型和成就型這兩類學習動機有利于對大學生化學學習成績的提高。由此可見，對學習動機進行中等程度的激發或喚起，可以使大學生的化學學習達到最佳的效果。
3.2學困生學習動機水平較低
表3列舉了不同學習能力組別學習動機的差異。分析可知，不同化學學習能力組別在學習動機上差異非常顯著（p
3.3工科比理科學生學習動機水平稍高
由表4可知，不同理、工科專業學生的化學學習動機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但是就平均分來看，化學工科的學生比理科學生的學習動機要高，但差異并不顯著（p>0.05）。
訪談結果表明，理科專業的學生就業目的性不如工科學生明確，工科學生知道所學化學知識與技能對以后就業的重要性，因此化學學習的深層動機比較強烈；而理科學生畢業時的選擇多樣（如繼續學習、到化工等相關企業工作、做中學化學教師等），使其在大學階段的學習，特別是大一、大二學段的學習目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導致其化學學習的動機水平不如工科學生高。
3.4男女生表層動機上性別差異顯著
從表5中可以看出，總體而言，男女生在學習動機上沒有顯著差異。在不同的動機類型上，大學生的深層動機和成就動機也不存在性別差異。但是在表層動機上性別差異卻非常顯著，即男生明顯在表層型學習動機的水平上要高于女生。
訪談結果表明，由于社會對男性在學業和未來成就事業的期望值要大大高于女性，而大學又作為“半個社會”，這就使得男生在大學學習時候的壓力明顯比女生大，思想較為現實，導致為追求個人利益而學習。同時由于受傳統思想的影響，男生比女生更希望得到他人和外界社會的認可，他們往往急于求成，急于將自身的價值最表面、最迅速地體現出來。
3.5學習動機在不同年級間存在差異
從表6中可以看出，大學生的學習動機總體上存在非常顯著的年級差異，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從大一到大四學生的表層動機水平呈下降趨勢，但年級間的差異不顯著；（2）雖然深層動機年級間的差異顯著，但沒有呈現規律的變化；（3）成就動機年級間差異顯著，且從大一到大三其動機強度呈下降趨勢，大四成就動機稍高于大三。
為何大一學生整體學習動機水平較高，而隨著年級的增長學習動機水平逐年遞減？訪談結果表明，大一的新生剛經過高考的洗禮，學習動機還是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但隨著入學時間的加長，學生的積極性有所降低，深層動機和成就動機這兩個動機水平上下降得尤為明顯。例如，在訪談的部分學生中，很多學生有這樣的想法：我剛進校時還抱著學好化學將來能夠對社會有用以實現自己人生價值這樣的想法，覺得只有好好學習才能對得起父母，于是我學習很用功；但是到了二年級，我覺得讀書沒什么意思，只是為了得到一些考級證書才去學習；三年級的時候我認為多學少學一個樣，只要考試通過能畢業就好，沒有了一點斗志……
4 討論
綜上所述，大學生的化學學習成績與學生的深層動機相關性最大，成就動機其次，與學生的表層動機具有負的相關性。因此要想提高學生的化學學習成績，有必要在其深層動機的激發上多下工夫，且應盡量避免學生表層動機的激發。本論文調查的是大學生的學習動機，但其結論對中學生也有—定的適用性。對于此種情況，筆者建議如下。
4.1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化學學習觀，認識到化學是一門有用的科學
從人類的衣食住行到高科技發展的各個領域，到處留下了化學研究的足跡。人類社會面臨著資源、能源、材料、環境等眾多問題的挑戰，化學將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扮演重要的角色。教師應在教學中強調化學在日常生產生活的作用，讓學生意識到化學是一門真實、有用的科學。學習化學并不僅僅是為了修滿學分、取得成績，更多的是利用化學知識，使之更好的服務于生活、服務于社會。
4.2創設優質的化學去景，優化化學課堂教學
新穎的化學情景不但能夠引起學生學習化學的好奇心，還可以引發學生對化學的熱愛。簡單巧妙的實驗、豐富多彩的化學反應、生動有趣的化學史都可以成為化學情景中的一部90當前的化學情景教學過于陳舊，教師應該好好反思，結合當下的環境，考慮學生的學情，設計合理的、難度適宜的化學情景。
4.3正確使用激勵性評價，提高互動效果
激勵性評價，是指在教學過程中，通過教師的語言、情感和恰當的教學行為，不失時機地給不同層次的學生以充分的肯定、鼓勵和贊揚，激發學習動機，喚起學習興趣，使學生在心理上獲得自尊、自信和成功的體驗，進而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的一種評價策略。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能適時地運用激勵性評價，能創設一種愉快的教學氛圍；平等、和諧、民主、合作的氛圍，有助于學生放心地、自由地從事學習活動，積極、主動地參與課堂教學。尤其是對學困生，適當的鼓勵與關注，能讓他們心里得到滿足，極大增加學習化學的自信心，繼而愛上化學。
大一思修論文范文4
事實上，對于上述問題已有學者提出并回答過，但他們主要是從中國的思想文化、民眾心理、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的角度來分析的[3]。這種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卻因片面強調主觀因素而略顯歷史唯心主義傾向。還有些學者盡管強調了經濟、階級等客觀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持而流于空泛。鄭和的航海屬于實踐活動，而作為主體的人的任何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的，這正體現了主體的能動性。目的實際上是利益的表現形式，是主體對自身利益的判定結果，說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內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體的目的一定要與自身的利益相適應，正確地反映利益。這樣對主體實踐活動的分析就由對目的的分析轉化成對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筆者嘗試使用演繹法，以政治學理論中有關利益的闡釋為大前提，以歷史材料為小前提，對上述問題做出解釋。
一、政治學理論中關于利益的闡釋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課題，一般既包括哲學倫理學含義又包括經濟物質含義。利益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利益總是人的或由人組成的組織、集體的利益，沒有人根本談不上利益問題?！鞍凑盏恼撌觯说睦娴男纬墒且粋€從人的需要到人的勞動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過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為一種高級的生物體必須要新陳代謝，要與外界（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立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是有意識的，人的需要除了隨人的生理變化（主要體現在年齡的變化上）而變化以外，又隨人的意識以及在意識支配下的實踐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又具有主觀性，這是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的顯著區別。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
按主體追求的目標和層次，需要分為生存需要與發展需要，它們以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這兩個需要客體為表現形式，其中物質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僅有需要不行，關鍵是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本質上是人們以一定的途徑獲取需要對象，而“滿足需要的途徑問題把從事生產和結成社會關系提上了人類活動的歷史日程”。[7]為了滿足需要，人們必須進行生產勞動，在生產勞動中產生了一定的聯系，形成各種社會關系，其中處于基礎和決定地位的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關系，它直接影響著其他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社會關系一旦形成，不僅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區域化，而且還支配著用以滿足需要的生產成果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因而本質上，客觀地制約著人們需要的滿足，從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具體而言，人與需要對象之間的關系就轉化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了。這樣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產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鏈條，人們的需要完成了社會轉化、客觀化，從而利益產生了。因此，“所謂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個物質范疇，也是一個關系范疇，具有社會性?！盵9]但它本質上是一個關系范疇，“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盵10]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聯系，即只有與實踐相聯系才能轉化成利益。實現了的利益便會轉化成手段，并使主體產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滿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會關系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
決定于生產方式的利益是客觀的，但對它的界定卻具有主觀性，對利益的判定結果或者說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體的目的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它以客觀利益為中介與生產方式產生聯系。目的只有正確地反映利益才能實現并擴大利益，繼而產生新的目的、新的實踐，形成循環，否則就會妨害利益，導致原有目的的改變或取消。這樣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問題，就必須考察一下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確反映利益主體的利益，是否與利益一致。
二、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對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見仁見智、說法不一。比較典型的觀點有：尋找被明成祖篡奪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12]；“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13]“通好它國，懷柔遠人”[14]；“謀求內外穩定”[15]；聯合他國圍堵帖木兒[16]；經濟目的說；[17]另外還有滿足統治者對奇珍異寶的需求，加強文化交流等說法。綜上，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經濟上的。
蹤跡建文帝之說，略顯牽強，有點高估被公認為“仁柔少斷”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這個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實，“這種說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懷疑之言”[18]?！坝愑?，示中國富強”說，實際上是把實現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啊睹魇贰吩疲骸ㄠ嵑痛牐┦走_占城，以次遍歷諸藩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盵19]而“謀求內外穩定”義同“鞏固政權”，是萬能的說法，當然有一定正確性，但太過籠統。鄭和航海遠達非洲，因此圍堵帖木兒說也缺乏說服力。而至于經濟目的說，搜尋奇珍異寶說，加強文化交流說等，則是把主觀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觀結果、產生的副產品同目的等同起來了。
筆者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體而言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擴大封貢體系，形成“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宏偉局面，說得委婉一點就是“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通好它國，懷柔遠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啟超所說：“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盵20]
建立封貢體系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領先、歷久不衰，華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文化優越感在對待異族它邦上，則具體表現為“華夏中心意識，也稱中國中心觀或‘天朝心態’”。[21]華夏中心意識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兩層含義。中國為尊的居高臨下心態以及華夷一統，“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統觀念自然就成了這種“華夏中心意識”的必然邏輯結果，“四夷賓服”、“萬國來朝”、“天下共主”，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的需要，因為人們視此為衡量一個王朝是否強盛的標志。封貢體系（又稱朝貢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觀意識支配下，以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儒家禮治思想，以及由之決定的“柔遠存撫”、“厚往薄來”為工具或原則而產生的客觀結果。
歷史上中原華夏政權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戰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鮮見，最明顯的例子是蒙古統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帝國。元朝的統治者沒有文化上的優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對待朝貢國上，以武力取代懷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轉而進行壓服，不時干涉其內政，而且“蒙古統治者尤重朝貢的物質利益”，“朝貢制度較以往更具君臣主從關系的實際內涵，朝貢的禮儀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對封建傳統一仍其舊，將封建專制統治發展到極致并恢復、發展了因元朝滅亡而中斷的宗藩關系，完善了封貢體系，使其手續更加縝密，組織管理更為嚴格。但“洪武末年，多數海外國家已久不來貢，與明廷十分疏遠了”。[23]通過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政權的明成祖新登寶座時，“前來朝賀的只有朝鮮等少數國家的使臣”[24]。因此，為了加強其政權的合法性，鞏固其統治地位，他對封貢體系較之其父更是情有獨鐘，“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銳意通四夷’，廣招海外國家前來朝貢”。[25]鄭和下西洋就是為著這個目的而進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亞、非諸國，招徠各國使臣入貢，開拓貢使貿易?；鹿汆嵑蛶状纬鍪??！盵26]“鄭和攜帶成祖詔諭諸國的敕書，去各國開讀，并持有頒賜各國王的敕誥和王印。”[27]明成祖御臨的明朝宮廷宴會上曾響起這樣的歌聲：“四夷率土歸王命，都來朝大明。萬邦千國皆歸正，現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眾公卿，齊聲歌太平?！盵28]
因此，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拓展封貢體系。
三、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與主體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鞏固并發展、擴大封貢體系這一目的與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總是與社會關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包括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法律關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決定性、基礎性作用的是經濟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明成祖作為一國之君、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其根本利益應該是也只能是維護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這種經濟關系。對于統治者來說，對外政治關系應該是為內部社會關系的穩定服務的，不能以損害國內社會關系的穩定為代價。從長遠看，對外政治關系也應建立在某種對外經濟關系之上，以經濟關系為基礎，否則便不會長久。
而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試圖恢復、鞏固并擴大封貢體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現代話語來說是“胡蘿卜加大棒”?！昂裢怼钡暮}卜政策無異于古代版的金錢外交：“攜帶大量金銀、銅錢，運載大批貨物作為賞賜”[29]以換取對明朝“天朝上國”地位的認可。為使它國賓服，實施軍事威懾，揮舞一下大棒，當然是必要的，但這大棒的揮舞是必須要付出經濟代價的。對大明的陸上臨國揮舞大棒，耗費的金錢不會很多，是比較實際的考量，因為軍事力量在短時間內即可到達。但若耀兵海外，這在當時來說可是非同尋常的事。首先，軍隊人數要多、船隊要大，否則起不到威懾的作用。其次，歷時久長。運動空間的擴大必然伴隨時間的延長。因此，在海外揮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隊人員提供長時間的給養、對歸國船員的豐厚賞賜等，是需要巨大的財政支出的。[30]總之，鄭和下西洋為達到目的，所付出的經濟代價是巨大的。
不過，分析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實現目的所付出的代價，更要對目的達到后所獲得的收益與成本（代價）進行比較。封貢體系本質而言，是一種對外政治關系，但這種政治關系是特殊的政治關系，因為它不是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上的。經濟上的朝貢貿易（對外經濟關系）和禮儀上的冊封是封貢體系的外在表現形式，封貢體系因此得名。它著重“追求的是君臣主從關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間等級的高低、地位的尊卑，僅僅在朝貢文書和朝貢禮儀中有所反映”。[31]在封貢體系中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被顛倒了，成了政治決定經濟（形式上的主從關系是朝貢貿易的前提）。正因為被顛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貢貿易無非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損己利彼的交換?！斑@種貿易不僅不抽關稅，而且明廷對于‘貢品’也是付錢的，往往比市價高得多的錢?！盵32]外國學者也認為：“朝貢制度的主要負擔在于‘接受者’?！盵33]“明朝政府在回賜、賞賜方面，一貫遵循‘厚往薄來’的原則，尤以永樂朝為最?！盵34]誠然，萬國來朝[35]，宗藩體系的擴大有利于提高國民的士氣，增加皇帝的親和力，從而有利于穩定國內政治關系，甚至可以起到“柔遠人以飾太平”的作用，對明成祖來說也可謂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質利益或者說經濟關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當這種對外政治關系的取得和維持導致國庫空虛，使統治者缺乏統治資金時，它就成了明朝的負擔了，乃至損害封建統治的基礎——小農經濟，從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關系的不穩定因素了。財政負擔的加劇必然對經濟、政治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威脅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從明朝封建統治者的角度看，鄭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遠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鄭和下西洋使“進一步發展海外貿易的民間呼聲日益高漲和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36]這無疑會觸動特別注重加強中央集權的明朝封建統治者的神經，因為這威脅了他們的統治秩序、社會關系，從而有損于他們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為典型的封建社會具有天然的封閉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貢體系擴大至萬里海疆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顯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時之需，這種需要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作基礎，無法同民間的對外貿易需求有效地結合起來[37]，缺乏持久的不斷發展的經濟動力，對封建統治者來說，是主觀虛幻的需要，不構成利益的基本內容，因為“利益是需要和實現需要的手段的統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成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統治者是缺乏滿足擴大封貢體系至萬里海疆這種需要的手段的。封貢體系重名輕實，所體現的具有真實內涵的政治上的臣服，僅包括朝鮮、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數國家，且不是從一而終。而且“在數量眾多的所謂朝貢國中，偶有一二次朝貢記錄的國家并不在少數，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招徠入貢的海外30余國多屬此類，隨著下西洋活動的結束，這些國家斷絕了與中國的往來”，[39]因此，實際上，它們根本就沒有被真正納入封貢體系。
對以明成祖為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而言，建立封貢體系本身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沒有把握好“度”的問題，它所追求的封貢體系，在范圍上是不自量力的，與之相聯系，在朝貢國的選擇上是盲目的，在結果上是得不償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對自身利益的誤判，是與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結語
由于華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態”，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質上屬于“禮治外延”因而與統治合法性密切相關的封貢體系，是每一位中國封建統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轉化為利益。因此，封貢體系的范圍必須有個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鄭和下西洋極力拓展它，是超出了這個度的。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階級或集團的目的，只有符合當時的歷史進程并具備現實手段的時候，即只有與利益相一致的時候，才有可能實現。雖然他們憑借他們所擁有的經濟力量和國家機器，使他們的某些反歷史發展的目的暫時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償了，但又總是引起他們所始料不及的社會關系、利益關系的變化，以致這種目的最終被歷史發展進程所否定。鄭和下西洋就是這樣，它產生于中國封建社會，而又被中國封建社會所扼殺，沒有也無法形成前后相繼的局面。因為，在明代，中國的封建社會歷史進程并沒有走到盡頭，因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只出現過體制內的異己力量而不曾出現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從而也沒有形成體制外的權力中心，[40]……如果沒有來自西方（后來還包括日本）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封建制度的沉重打擊，中國封建制度自行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將是一個非常艱難、非常漫長的過程”。[41]明朝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繼續厲行“海禁”。
注釋：
[1]從人員和規模上看：“鄭和首次出使，率領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眳⒁姴堂辣搿⒗钿?、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從航行范圍上看：“‘涉滄溟十余萬里’，遍及亞非三四十個國家和地區?！眳⒁娙f明著：《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頁。從技術水平上看：鄭和船隊“除充分利用風力外，還嫻熟地運用羅盤針和天文地理知識，準確測定方位和航向”。參見馬超群：《鄭和船隊首次環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頁。
[2]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3]如：張箭：《地理大發現研究》，商務印書館，2002版，第54-57頁；張附孫：《鄭和為什么沒有繼續西航》，《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自然辯證法通訊》，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學歷史在這里沉思——鄭和航海與近代世界》，《科學學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國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認識鄭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頁。
[7]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9]郭樹勇、鄭桂芳，《國際關系思想》，軍事誼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頁。
[10]張江河，《論利益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
[11]如：“欲蹤跡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傳》192，《宦官》。
[12]同上。
[13]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頁。
[14]范金民：《鄭和下西洋動因初探》，《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頁。
[15]同上，第281頁。
[16]如：“目的為聯合印度洋周邊國家組成聯合陣線以來圍堵帖木兒的擴張，并牽制其進攻中國的行動?！币遭o先鐘：《從明朝初期戰略思想的演變論鄭和出使西洋》，見《鄭和下西洋與國家戰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頁。
[17]如：“提出鄭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經濟目的?！币渣S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18]韓振華：《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頁。
[19]周谷城：《中國通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頁。
[20]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2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頁。
[22]同上，第55-56頁。
[23]馮天瑜：《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2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頁。
[25]同上，第64頁。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3頁。
[27]同上，第84頁。
[28]參見《明史》卷63，《樂三》，轉引自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頁。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
[30]關于下西洋的耗費及其產生的經濟、政治后果的具體情況可參閱陳炎著：《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頁。
[3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2]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載《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頁。
[33][美]丹尼爾·J·布爾斯廷：《發現者》，嚴擷蕓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07頁。
[3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5]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相當一批入貢者是鄭和接過來甚至送回去的。如：“當鄭和回京時，蘇門答剌、古里、滿剌加、小葛蘭、阿魯等使臣也隨船同來，到京師入貢?！币圆堂辣?、李洵、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5頁。
[36]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頁。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繼者沿襲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貢貿易是明朝“連通海外各國唯一合法形式”。引自馮天瑜等著：《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頁。
[3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39]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頁。
大一思修論文范文5
【論文摘要】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視野下、宗法性宗教背景下研究法律與宗教的關系，探討中國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文化融合的契機。人們共同對法律正義的追求和對宗教終極關懷的祈求搭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平臺，使人類生活的和諧共存和發展成為可能。
一
法律，原是所有文明共存的現象。然而正好和文明本身可以劃分為不同類型一樣，從屬于不同文明的法律也各不相同。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解釋世界。于是，不但產生了特定的文化樣式，也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法律和宗教精神。西方文化有兩個源頭，一個是希臘哲學，另一個是希伯萊的基督教神學。在這兩個源頭中，希臘哲學給西方人以智慧，基督教則給西方人以信仰。西方人，至少古羅馬時期的西方人多是用希臘哲學修冶自身，而用宗教尋找著靈魂的歸宿，基本上可以說走的是對人生外在超越的道路。儒家視法律為禮俗的輔佐，禮俗皆為以家族倫理為基礎，藉之來維系一個等差、有序的社會，所以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藉禮法安排倫理名分以組織社會。
孟德斯鴻曾經于歷史中去尋找人文精神，我們卻要在文化中探求法律和宗教的精神。不過，這仍然是一種歷史研究，只是把重點放在了制度的文化性格上面。制度是由一定的文化所涵蓋的，儒家就是靠禮儀的制定、執行并不斷地推廣、解釋這一套禮儀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學說，形成了一種文化，而這一文化至今仍然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現今的法律制度和宗教精神。如在中國傳統社會，秦漢建立起大一統國家后，儒家、法家思想合流，禮與法并列，配合政治上中央的“家產官僚制”(Patrimonial Burokratie)與地方放任的宗族鄉黨的政治形態以及匾乏式的農業經濟，歷兩千年治亂相循，大抵社會的本質變化不大。禮法并列，其實就是法律的禮俗化，儒家倫理的思想體現在中華法系上，便是對家族與階級的強調與重視。儒家倫理的“訟則終兇”的想法，體現在鄉土社會上便是個“反訴訟的社會”(anti-litigation-societies )，因為一切以和為貴，即使是表面上的和諧，也勝過公開實際存在的沖突。在宗族、鄉黨、行會這些面對面團體里面，個人被緊緊束縛著，而且得到官府的支持。于是，法律爭執一步步先在這些團體里消融解決掉，非至絕路，絕不告官興訟。人們如何看待中國傳統和現在的法律和宗教?法律與宗教的關系經歷了怎樣的擅變?它對社會成員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對于這樣的問題，顯然超出一般法律制度史、思想史乃至歷史社會學的研究。然而，這都要通過文化來闡明法律和宗教，通過法律和宗教來審視文化。派深思(T.Parsons.1902-1979)在分析韋伯(M. Weber，1864-1920)的《儒教與道教》時直言不諱的指出，儒家思想決定了華夏民族的性格。這種看法雖然不無道理，但是我們探尋中國傳統文化的性格、法律和宗教的精神，就不能只專于儒家一脈。中國歷史上有過眾多的思想流派，如“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的思想;“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的道家思想;“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故曰:嚴而少恩”的法家思想等。儒家僅其中之一，它在與其他思想派別的對抗與交流中成長起來，自不能避免兼收并蓄，吐故納新。有時，對抗正是建立在某種文化共識之上。
二
近代西方列強的侵人，我們被迫接受西方的事物。傳統文化的解體同時也意味著它的新生，同樣，深受傳統文化浸的古代法律和宗教也要發生深刻的擅變。但是這種改變不是完全脫離歷史的。我們必須輪流請教歷史與現實的文化與立法思想。中國近代移植西法后，在一定程度上不再考慮特殊倫理關系。用梅因的話說(Sir H. Maine)是由身份(status )到契約(contract)的過程。在中西不同法律觀的沖突中，在中西不同法律文化的領頑里，種種怪象、扭曲、不適應的情形叢生，一方面說明了西方國家制定法仍然在中國社會里“水土不服”的事實，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們民間固有倫理氣息與息息相關的活生生法律仍持續存活的事實。但是，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未嘗不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來思索在傳統中國法律觀與西方法律觀的沖突中，有無找出一個適合自己道路的可能性。現在，人們對于法律的拷問，很大程度上，源于對現實法律無效的苦惱，對法律之治究竟能否行之于中國的困惑。有論者將此概括為“法律信仰危機”。人們一方面對于普遍的“有法不依”怨聲載道，另一方面卻又向往真正的法律之治。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法律信仰危機)，在一定程度上來源于人們對人生現實和未來終極關懷的祈求，把法律與宗教割裂開來了。法律與宗教，實是人類經驗或說人性的兩個基本方面。人類隨時隨地都要面對未知的未來。為此，他需要相信超越他自身的真理，否則，社會將式微，將衰朽。同樣，人類處處、永遠面對著現實的社會沖突。為此，他需要法律制度，否則社會將會解體，將分崩離析。人類生活的這兩個方面彼此制約，又互相滲透。其實從歷史實證的角度分析，法律與宗教，也實是人類經驗或說人性的兩個基本方面?；糌悹栒J為:“沒有文字記載的法律，從中國到秘魯，在它剛剛制訂出來的時候，都涉及到宗教儀式和習慣。”宗教因法律而具有社會性，法律因宗教而獲得神圣性。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宗教將變成為狂信。事實上，宗教是一種兼具精神氣質和社會規范兩種屬性的社會存在，它與法律存在某種結構和功能上的互補。在歷史上也存在這樣的實例，在幾大文明古國的早期法律中，除了中國的法律只帶有很少的宗教色彩外，印度、埃及和巴比倫的法典都同時又是一種宗教經典，這種經典除了規范人的行為，還試圖約束人的內心。但在流俗的見解當中，法律與宗教是截然對立的，通常認為，現代法律純是世俗的，是用以貫徹特定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工具，而與生活終極意義等一類觀念無涉。
其實法律不只是一套規則，更是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作用的活生生的秩序。同時，宗教也不僅僅是一套儀式，更是對世界各種超自然力量價值的信仰，二者是一對矛盾，對立統一于人們現實生活中。當然，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法律與宗教聯系過于緊密會有走向一元論的危險，過分分離就會陷人二元論的困境，前者的表現為中世紀的歐洲。那時，所有的知識都源于基督教的信仰之中。后者表現為隱伏在法律與宗教截然對立后面的東西，那就是建立在主體與客體、意識與存在對立基礎上的二元思維模式。西方的二元論思想早在十一世紀末圣安瑟倫“先信仰而后理解”的格言里已露端倪。五百多年以后，它又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名言中找到了“科學”的表述。我們認為法庭不僅要設在社櫻，更重要的是設立在內心。內心的道德律令的勝訴高于制度法條的勝訴，使法道德回到人本身，法的教訓轉變為教化。
三
大一思修論文范文6
【關鍵詞】聲樂藝術 文化抒展 必要性 精神文明
一直以來，聲樂藝術無論是在實踐、教育還是在鑒賞方面，聲樂文化無論是在傳播、流行還是消費等方面，都和其他門類藝術傳播的形式一樣，在不同時期烙下了極為鮮明和極具特色的烙印，它所產生的精神文化吸引并影響著很多代人的思想形態和審美形態，為人類社會在很多方面諸如精神文明的前進與穩定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國內聲樂藝術發展的現狀和文化抒展的必要性
長久以來，大多數聲樂教師和學生都愿意接受并銘記這種觀點：歌唱究其本身就屬于藝術范疇的問題，所依靠的應該是感覺，因此只需用比較抽象、不具體的方法傳授或學習。國外學者隆巴迪曾經指出我國的現狀：“很多學習者甚至老師們對發音基本原則不清楚、沒有概念。他們甚至堅信自己的方法不符合科學規范，對運用很多科學的方法如生理學、聲學等，不管是學習還是教育，都表現出很強的排斥態度或者接受起來很慢、沒有進展?！边@些都直接導致了聲樂文化的傳授遇到很大的阻力，發展很慢，遠遠落后于其他文化的傳播。除了很少一部分有天分的人才以外，絕大多數的聲樂學習者和教育者在前進的道路上沒有光明，如同在黑暗中摸索一般……
產生以上情況歸根到底原因在于聲樂藝術文化抒展的意識還沒有被大家所接受，聲樂藝術文化抒展的必要性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下面筆者分析一下聲樂藝術文化抒展的必要性。
（一）聲樂藝術能夠提高人們的文化修養
修養的“修”字，是時刻學習的意思，通過學習堅實所學的知識；“養”字，是以修為基礎，然后不斷地進步、思考和升華。將文化修養整合在一起，含義變為對科學技術、人文精神中的局部有所理解、研究、思考和吸收的能力，可以單獨思索、分析、整合并得出自己看待人生、價值以及世界的觀點的能力。
聲樂作品所要表達的不單單是聲音，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作品中所寄托和流露出的情感。換句話說，聲樂作品是融合了文學藝術和聲音藝術的結合體。這些作品大都是以詩、詞、歌曲等其他形式的音樂創作為文學基礎，這些基礎的特點是思想性強、內容復雜、具有藝術性等，構成了聲樂作品獨到的文學特性。
聲樂作品的作者所處生活環境或是閱歷都不一樣，通過音樂表現出來的情感世界豐富多彩，觀眾不用親身體驗作者的經歷，便可從歌曲中得到作品想表達的情感。當我們聽到一首歌曲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樣理解這首歌曲，然后深層次地揣摩和體會詞義，這一部分就是理解歌曲所表達的情感的過程，也可以說是體會歌曲的意境。觀眾或聽眾通過思考、體會和感受作品感情所表達的內涵，對聲樂作品所反映的人和事加以了解，把自己所揣摩的感情重新還原出來，文化修養逐步得到提高。
（二）聲樂練習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
聲樂練習首先要練的就是科學的發聲方法。人體有多個部分要參與配合發聲，如呼吸器官和丹田等，每天通過練習都可以讓這些配合更加順暢有效，還可以順便促進氣息和血液的循環，胸腔下面肌肉的活動，胸腔、呼吸道的共鳴等，對身體各方面有很大的幫助。綜上所述，唱歌所需要的力并不是蠻力，而是需要取巧，要調動身體各個器官，聲樂練習的過程就是一個身體運動的過程，一個健身的過程。
（三）聲樂學習能提高歌唱能力
對于青少年來說，聲樂教學的第一要務是讓學生能夠通過嗓音表達其情緒、感情、思想等，充分發揮學生靈活運用歌唱的技巧、手段，使發聲器官在歌唱的時候能更具協調性以及耐力，并讓嗓音變得更好，使學生在歌唱表演等課外技能方面學到更多。要提高歌唱能力，首先要了解一些專業知識，如發聲器官的結構功能，歌唱時肌肉的機能狀態，歌唱時人的姿勢，歌唱時所對應的呼吸方式，如何產生共鳴，歌唱時對歌詞的咬字和吐字，區分人的聲區等，然后要學習一些歌唱基礎理論，并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更好地學習和訓練歌唱技能。雖然這個過程很漫長，但是通過持之以恒的學習，歌唱水平必能獲得較大的提升。
（四）學習聲樂文化可以幫助我們科學用嗓
人的嗓子，是和其他人溝通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并不只是用于歌唱。人的不同體質決定了人的嗓音也不一樣，有的人音色很好，明亮且清脆；有的人音色很差，聲音干澀且沙啞等。剛出生時嬰兒們的啼哭聽起來都相差無幾，但當人們長大以后，不少人嗓子就有毛病了，講話很辛苦，聲音也不好聽。產生以上情況的原因可能來自很多方面，如遺傳可以產生，病變也可能導致等，其實最多數情況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如何科學地用嗓。學習聲樂的第一步，就要學習如何科學地用嗓，具體表現在不同的發音情況下呵護自己的喉嚨，不能大聲地喊叫，另外，還要改進發出聲音的質量，使發出的聲音聽起來圓潤或是甜美。練成這樣的話，不管是講話，還是朗讀、主持節目，都能夠很好地應對?？赡苡腥擞X得唱歌很簡單，人生下來就會了。像一些人，根本沒專門學過唱歌，僅僅通過模仿，跟著感覺走，也達到了不錯的效果。但是，這些都是有局限性的，如果想要提高更多一點，使得發出的聲音具有穿透力、吸引力，甚至將來想要成為歌手，就必須接受專業人士的正式、科學的輔導。通過不斷練習，提高嗓子發聲的水平、唱歌的技術。唱歌是要在科學的理論作指導的前提下才能唱得好的。
二、聲樂藝術文化抒展的幾個措施
（一）更好地傳播聲樂演唱文化
聲樂藝術被聲樂文化賦予了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詩、詞的創作者將他們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一首首優美的詩、詞里面，作曲者又根據詩、詞的情感、文化色彩，創作出可以被演唱的歌曲，但真正能讓作品充滿靈性、富有生命力的則是演唱者。聲樂演唱者在當中起的作用很大，他們既能很好地向人們詮釋聲樂文化，又能很好地將聲樂文化所包含的精神傳播出去。聲樂文化在這個過程中循序漸進，通過演唱者的演唱得到傳播，在傳播的過程中得到文化的抒展。高水平的聲樂演唱者，能夠借用其高超的演唱技巧、富有特色的演唱風格，將歌曲中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傳遞給聆聽歌曲的人，將聲樂文化傳播最大化，讓更多的群體可以接受。因此，聲樂演唱者所承擔的使命是神圣的，是將聲樂文化傳播甚至傳承下去最重要的一部分。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大批從國外學成回到國內的音樂家、歌唱家，通過很多方式將國外頂尖的聲樂文化作品和正確的發聲方法帶回并在國內傳播（如在國內各地方舉行音樂會），試圖把國外先進的聲樂教育理念在國內傳播開來并加以發揚，基于他們的努力，我國培養出一批專業素質非常高的歌唱人和聲樂藝術教育者，并通過他們高水平的演唱將我國優秀的自主的聲樂文化傳播到更多地方，讓世界更多的民眾能夠欣賞和了解我國特別的聲樂文化。
綜上所述，聲樂文化的很大一部分交流和傳播，要靠聲樂藝術演唱者或表演人的努力才能夠體現出來。有了聲樂演唱的傳播，聲樂文化的抒展才能夠在大眾中得到更好的體現。
（二）系統地學習聲樂生理學知識
研究聲樂的專家和學者已經取得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和成果，但這些經驗和成果運用在國內聲樂教育和學習當中的卻很少，能夠廣泛或合理運用并取得一定效果的更是鳳毛麟角，大多數教育者和學習者還停留在感官的直接感受階段。
當前國內絕大部分音樂學校的聲樂教學形式是：把學習聲樂的有關技巧作為主線任務，采用一對一教與學的小班上課。由于上課時間比較短，加上大多數教師并沒有接受過正式、專業的聲樂生理學的教育，這樣學生很難在如此短的時間里系統地學習到豐富的聲樂生理學知識。比如很多院校每星期只有短短一到兩節聲樂課，進行的內容大多比較簡單、傳統，像呼吸訓練和發聲訓練，等等。并不是說這些知識不重要，呼吸和發聲訓練對調節神經系統和鍛煉肌肉所起的作用重要性和獨特性不容忽視，但是如果有了豐富、專業的生理書本知識做堅強的后盾，有助于我們很好地了解與發聲有關的器官的生理構造和運作原理，還有神經系統是如何起到調節作用的，在以后的發聲中才能做到輕松自如、有的放矢。
站在學習者的角度看問題，只有極少的學生做到了自覺學習并將理論知識融會貫通，但是像這些愛開動腦筋、肯吃苦的學生畢竟太少了。要提高整個聲樂文化教育界的水平，需從現在開始有所行動，把系統地學習聲樂生理學知識作為教學的重要任務刻不容緩。
（三）開設更多聲樂教學的基礎課
聲樂教學中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大家對于基本的歌唱原則的態度是統一的，即在呼吸、共鳴、發聲的主張和態度能夠達到共識，但到了如何實現這個共同目的的時候，各個教師會采用根據自己經驗和知識總結出來的方法和稱呼。這并不是所謂的教學方法存在各式各樣的派別（如很多樂器的教學存在不同的派別），聲樂教學中所涉及的方法、器物、稱謂和比方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比如為了吐氣時聲音的發出能夠均勻，將一只燃著的蠟燭放在嘴前面；為了使吸氣量足夠，想象自己聞到了花香或者給自己制造一個大吃一驚的情況；為了儀態好看，避免頭抬起的角度不平，放幾本書在頭頂上；為了讓鼻腔能夠正確地感受到共鳴，發聲時一直捏住鼻子……教師所教的方法各不相同，學生感到很迷惑，甚至很多教科書上所講的也不完全一樣，有的地方居然自相矛盾。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成為很重要、亟待解決的新問題。
開設更多聲樂教學基礎課，它的直接目的是讓學生學習更多的聲樂基礎知識，最終的目的是讓學生透過觀察表面現象而掌握事情的實質，避免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覺得不知所措。各式各樣的基礎課形式，為聲樂教學帶來了神秘的感覺。
結語
總而言之，當聲樂藝術的每一次具體實踐和創造活動產生的時候，它總是散發著深刻的文化意義的味道，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被它影響和感化。聲樂藝術文化的舒展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給社會歷史的發展和人類的審美帶來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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