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全球外匯投資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全球外匯投資范文1
人民幣在國際清算銀行（簡稱BIS）最新的外匯成交額報告中躍居第九位，超過了瑞典克朗和新西蘭元。
國際清算銀行引用4月份以來的調查數據稱，過去三年人民幣成交額增長了兩倍多，2013年日成交額升至1200億美元。2013年美元日均成交額為4.65萬億美元。
人民幣成交額飆升凸顯出，中國希望在長期由美元和歐元主導的市場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全球外匯日流動規模在三年內增長了30%以上。人民幣在國際清算銀行2010年的調查中僅位居第17位。名次的提高也彰顯出制造業供應鏈的國際性特點以及美國企業可以更加靈活地運用人民幣進行結算。
報告還顯示，倫敦仍是主要的外匯交易中心：41%的日均外匯成交額發生在英國，高于1998年的32.6%。同期美國在外匯市場上所占比例小幅上升，由15年前的18.3%升至2013年的18.9%。
和人民幣一樣，墨西哥比索這次也躋身全球十大交投最活躍貨幣行列，為1998年以來首次上榜，可見新興市場貨幣普遍崛起。人民幣和墨西哥比索在全球外匯市場中所占的比例均提高一倍左右。俄羅斯盧布、土耳其里拉、南非蘭特和巴西雷亞爾在全球外匯市場中的地位也都有所提升。而韓元和波蘭茲羅提所占的 比例小幅下降。
在發達市場貨幣中，日元資金流在今年的調查中也大幅增加，成交額較2010年激增63%。國際清算銀行稱，美元兌日元交易額增長約70%。
中國央行周四的講話加大了進一步放松跨境投資管制的可能性。中國近些年放寬了經濟和銀行業準入門檻，外部因素包括美聯儲削減刺激措施的計劃。
外匯交易公司Cambridge Mercantile Group的高級副總裁Anil Sawrup稱，隨著中國開始放松銀行業監管，企業將最終發現人民幣可與歐元媲美；既然人民幣已成為全球十大貨幣之一，更多的企業將意識到使用人民幣支付的緊迫性。
全球支付服務公司Western Union Business Solutions的調查顯示，2013年上半年，美國公司的人民幣支付量較上年同期增長近90%。調查顯示，人民幣目前在美國對華支付中占到12%，高于去年上半年的8.5%。
中國政府從2009年開始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但嚴格的管制使得企業使用人民幣進行直接支付仍有難度。2012年初，中國央行宣布所有中國企業可以選擇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并簽署了更直接的貨幣互換協議。
國際支付服務機構AFEX策略管理部門全球負責人GuidoSchulz表示，五年前，由于政府管制的原因，幫助客戶向中國供應商支付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幾乎是不可能的，而目前已經很平常了。
英國木地板生產和分銷商AnboInternationalLtd.兩年多以前就開始向中國供應商支付人民幣進行結算以降低成本。該公司董事總經理GurenZhou說，為了對沖潛在匯率波動風險，中國廠家通常會上調外匯結算交易的商品價格，使用人民幣進行支付使得公司可以在進口自中國的廚房臺面及硬木地板上獲得3%～4%的折扣。
他估計在轉向人民幣支付后，Anbo已經節省了大約100萬美元，這可以使該公司向英國家裝產品零售商出售產品的價格低于其他競爭對手。
Zhou說，如果從事的是進口生意，對中國客戶支付人民幣進行結算將能夠使企業獲得定價上的靈活性，并增強同其他沒有用人民幣進行結算對手的競爭力。
外匯交易的快速增長以及人民幣的崛起正是全球銀行和金融中心紛紛躍躍欲試，希望從離岸人民幣交易這塊“大蛋糕”中分一杯羹的原因。
自從2009年香港成為首個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以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加快，全球以及地區性金融中心圍繞人民幣交易中心的爭奪就異常激烈。新加坡和倫敦已經成為領先的候選地，東京、悉尼、盧森堡和吉隆坡也虎視眈眈。
匯豐駐倫敦外匯電子交易全球主管RichardAnthony稱，過去一年人民幣交易的增長吸引了眾多關注，交易量的增長不僅來自企業客戶的貿易結算，也來自投資。
中國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央行主管的《金融時報》撰文稱，當前經濟穩定，銀行系統穩健，人民幣匯率逐漸趨于均衡，中國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帳戶開放的時機逐步成熟。
盛松成說，美國退出定量寬松政策箭在弦上，這可能引起全球資金流向的再次變化。但是中國不應該因此改變自己的計劃。
國內媒體此前報道，作為實現人民幣可兌換計劃的一步，中國將在上海自由貿易區展開人民幣自由兌換試點，進一步放開跨境人民幣流動限制。
全球外匯投資范文2
SDR又稱“紙黃金”，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的記賬單位和輔助國際儲備資產，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的份額加以分配，并只能在成員國和特定持有者之間進行交易。納入SDR的貨幣需滿足出口和自由使用兩個條件。一方面貨幣發行國或聯盟的貨物及服務出口需位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貨幣需在國際交易支付和主要外匯市場上廣泛使用，但與貨幣是否自由浮動或是否可完全兌換無必然聯系。成功“入籃”標志著人民幣已跨過“自由使用”的門檻。
人民幣“入籃”SDR對中國和世界是雙贏的結果，對其影響必須給予客觀評價。
提高SDR信用。此前4種貨幣發行國或聯盟的GDP占全球50%左右，人民幣納入SDR將增強其多樣性和代表性，更好反映出新興經濟體在世界貿易和金融中地位的變化；SDR價格或得以穩定、交易量增加，而強化其補充儲備資產的作用和信用。
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國的政策推動，納入SDR籃子將使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得到權威國際組織認可，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他貨幣當局持有人民幣儲備資產的疑慮。在跨境貿易、投資和結算中使用人民幣將更為便捷，降低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融資成本。
推動資本賬戶進一步開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的資本賬戶40個子類中，我國僅完全開放12.5%，基本或部分開放62.5%，尚有25%完全未開放。資本賬戶的開放并非納入SDR的先決條件，但一籃子貨幣的地位并不能完全說服市場，還需加緊金融市場改革、提高人民幣資本賬戶的可兌換性，在維護國際貨幣體系穩定中承擔更多責任。
全球外匯投資范文3
關鍵詞: 金融危機國際貨幣體系美元地位對策
中圖分類號: F811.0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1770(2009)08-041-05
一、美元國際地位依然穩固,中短期內無法取代
(一)美元依然是國際經濟中最主要的儲備和結算貨幣
1999年歐元問世后至此,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報統計,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美元所占比重的確有所下降,已從1999年的71%下降到2008年的64%,而同期國際貨幣儲備中的歐元比例則從17.9%上升到2008年的26.5%。不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并沒有多少改變。事實上,目前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比重和20年前的差別并不大,和20世紀90年代初相比甚至還有所上升。
從交易貨幣來看,從1989年算起,全球外匯交易市場上美元比重僅微跌了2個百分點,從45%下降到43%。歐元,日元和英鎊的比重變化也不大(見表1)。這說明,即使歐元作為一種競爭性貨幣出現后,世界外匯市場上以美元作為交易貨幣的習慣并沒有實質性改變。
(二)全球危機下美元的“在位”優勢凸顯
匯率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我們不僅需要關注美國經濟的走勢,更需要關注其他國際貨幣發行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的表現。
從宏觀經濟數據看,美國2008年三、四季度GDP環比增長為-0.3%和-6.3%。2008年大約有300萬人失去工作,創1945年來新高。2009年1月,美國非農業部門就業崗位減少59.8萬個,失業率飆升至7.6%,創16年來新高。不過,遭遇經濟衰退打擊的并非只有美國。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歐盟,2008年二、三、四季度GDP環比增長率為-0.3%、-0.3%和-1.6%。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也顯示,歐元區2009年1月的失業率已達到8.5%。英國、日本也同樣沒有幸免,紛紛出現了經濟負增長和失業率上升的衰退局面(見圖1)。
從股市表現看,自2008年6月起,世界各國股市開始出現下滑,到2008年10月,美國MSCI指數已經跌去30%(2008年1月=100)。不過,同一時期歐洲和日本股市的跌幅更大,歐元區MSCI指數和英國MSCI指數分別下跌了45%和40%,日本MSCI指數也出現了42%的跌幅。到2009年3月末,美國和日本MSCI指數分別下跌40%,歐元區和英國MSCI指數分別下跌53%和46%(見圖2)。
從各國利率水平看,目前美國、英國、日本的利率均已接近零,分別為0.25%、0.1%和0.5%,歐洲央行也將利率再次調低25個基點至1%。由于美聯儲近期實施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和英格蘭銀行也被迫替代私人金融部門承擔一部分金融中介職能,采取降息措施,因此利率平價至少不支持美元貶值(見圖3)。
以上的分析說明,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深化的世界中,任何一個大國都不可能與之隔離,實現脫鉤和逆勢發展。由于美元實際處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地位,因此具有“在位”優勢。回顧國際貨幣的發展史,盡管一戰以后,美國的綜合實力就已經開始超過英國,但直到二戰,美國成為世界霸權國家,而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遭遇重創以后,美元才取代了英鎊成為國際貨幣。這說明,處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心位置的貨幣具有天然優勢,國際資本對美元及其標價資產仍有所偏好,美元的規模遞增效應目前還無法被取代。根據美國財政部數據統計,在2008年,資本凈流入的月份達到9個月,只有3月、5月和7月出現了資本凈流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第四季度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后,海外資金流入美國的規模突然變大,2008年9月-12月間,資本凈流入總額達到5850億美元,占全年資本凈流入總額的88%,其中9月和10月資本凈流入規模最大,分別達到1400億美元和2730億美元。
(三)美元具有政治制度優勢
相對于美元背后的美國聯邦政府而言,盡管歐元區也存在著統一的中央銀行,但并不存在支撐歐元的政體。由于歐元區內各個國家的經濟規模、發展程度和利益訴求有所不同,因此歐元區在應對危機時具有先天的時滯性,迅速采取統一政策的難度較高。美國在2008年9月份先后出臺拯救兩房和AIG集團計劃的時候,歐盟卻仍在為是否需要救助銀行業而爭執不休。這期間,愛爾蘭等個別國家出于本國利益開始為銀行業擔保,從而掀起了歐盟各國各自為戰,以求自保的混亂局面。在美國采取降低利率刺激經濟的政策之時,歐洲央行甚至還在為嚴防通貨膨脹而上調利率,直至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才不得不降息。歐元區政經分離的現狀無疑讓其在政策制定上不如美國靈活。盡管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被認為是最有效避免經濟嚴重下滑的公共支出政策,但對于歐盟來講,由于《穩定與增長公約》要求其成員國財政赤字水平不得超過GDP的3%,債務水平不得超過GDP的60%。因此,在危機情形下被認為是最有效避免經濟嚴重下滑的公共支出政策,在歐盟的框架內被嚴重束縛住了。加上歐盟以“輔助原則”(subsidiarity)為基本運作方針(歐盟盡量不介入成員國的施政),并沒有建立可以酌情運用于區內的“共同財政資源”,因此向各國提供援助的能力有限。盡管歐元區的政策規定長期看有利于歐元穩定,但這些政策顯然缺乏應急機制。相比較而言,美國更是一個可以利用經濟政策支撐貨幣強勢的經濟體。盡管美國的救援計劃動用了納稅人的錢,但卻增添了美元的魅力。在解決圍繞信貸危機的多重問題方面,美國仍是唯一足夠龐大且協同能力足夠強大的國家。
綜合以上分析,美元在可預見的未來將繼續保持其主導性國際貨幣的地位,不會被取代。
二、約束美元的對策建議
盡管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目前還不能動搖,但這并不意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不能進行。我們需要研究和討論的,并不是什么“取代”的問題,而是如何對美元如何加以“制約”,把目前國際貨幣體系中對美元的軟約束轉化為“準硬約束”,迫使美元放棄過于“專制和霸權”的地位和做法,走上“民主合作”的道路。
(一)構建和推進匯率制度安排,約束關鍵貨幣間匯率的肆意波動
由于世界各國都希望匯率穩定以避免經濟動蕩,還希望自主決定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發展,同時希望資本自由流動,方便國際貿易、對外投資和其它國際商業活動的展開,因此在國際貨幣體系的幾個可取目標,即固定匯率、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流動這個“不可調和三角”的基礎上設計一個穩定、政治上可接受的國際貨幣體系難上加難。
盡管浮動匯率制通過允許貨幣間自由的升值與貶值可以緩解各國貿易失衡的矛盾,同時讓各國擁有了更大的經濟決策自,但在科技進步、金融創新及金融自由化等“金融革命”帶動下,浮動匯率制已經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不斷膨脹和匯率大幅波動的內生機制,它不僅不能再有效調節貿易失衡,而且給實體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全球GDP的年均增速是3.23%,全球貿易年均增速是6.48%,全球資本市場年均增速是13.67%。也就是說,在過去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里,物流、貿易流的增長速度是生產流增長速度的一倍,資金流增長速度是貿易流增長速度的兩倍、是生產流增長速度的四倍,全球金融一體化速度遠遠快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速度,虛擬經濟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的運行。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世界主要外匯市場日平均外匯交易額1979年僅為750億美元,1984年擴大到1500億美元,1990年接近9000億美元,而2008年已達3.5萬億美元。其中,參與外匯市場交易的對沖基金、養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險公司所涉及的外匯日均交易數量已近1.3萬億美元,占到了外匯交易總量的38%。由于這些交易是在沒有任何貿易和生產背景下發生的,交易的目的純粹是為了融通資金、盈利和風險規避,因此這樣的交易數量越大,匯率波動就會越大,金融風險發生的概率就越高。同時,任何實體經濟的不利變化都可能使資金交易方式、方向以及規模發生大幅逆轉,并通過金融市場的交易傳遞到其他的經濟實體。因此,盡管沒有新的規則出臺,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為避免受到規模越來越龐大的外匯資金沖擊,都相繼選擇了釘住匯率制度來穩定經濟,一些國家甚至徹底實行了美元化。從表2可以看出,1999年至今,實行完全浮動匯率制的國家穩中有降,在所有報告匯率制度安排的國家中的占比由24%下降到21%,而實行完全固定匯率制和有管理浮動匯率制的國家曾上升趨勢,占比由76%上升到79%(見表2)。
不過,不管采取何種方式穩定匯率,都需要該國擁有大量的國際貨幣儲備來干預外匯市場,而由于處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位置,美元就成了各國最主要的外匯儲備資產。因此,縱然美元相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持續貶值,各國所累積的美元資產卻幾乎直線攀升,不斷創新記錄。2002年―2007年間,在美元貶值25%的情況下,全球外匯儲備總額卻由2.4萬億美元增加到7萬億美元,增長1.9倍。其中,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增長最為明顯,由1.5萬億美元增加到近5萬億美元,增長2.3倍(見圖4)。
從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到,正是浮動匯率打開了世界對美元需求的渠道,并強化了這一機制,即匯率越動蕩,全球對美元的需求越多;積累的美元越多,越擔心本國貨幣匯率升值;越擔心本國貨幣升值,就越需要購買美元來阻止本幣升值,從而積累的美元越多。一些學者甚至認為,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框架實際上已經搭建起來了1。
有鑒于此,各國特別是貨幣大國之間改變匯率制度完全自由浮動的現狀,將其置于一定協議管理之下,顯然是限制美元霸權的一個重要措施。根據匯率協議安排,主要國家間定期就匯率關系進行對話,達成匯率意向,按照固定的、預先宣布的定量指標允許(而不強迫)各國在外匯市場進行必要的調整和干預。由于對各國的貨幣政策施加了外部限制,一旦美元過度發行,美元貶值觸及下限,美國央行就會拋出外匯回購美元,而世界其它國家央行則會進行拋售美元回購本幣的逆向操作,從而使主要國家貨幣匯率重新回到平衡水平。匯率協議安排重新為匯率制定了制度性規則,維護了匯率相對穩定,同時又避免了固定匯率所帶來的價格扭曲,因此就降低了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匯率風險以及國際流動資本過度投機所帶來的匯率大幅震蕩。
(二)設置投資替代帳戶,加強外匯儲備多元化
上世紀90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以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迅速增加為中心,全球外匯儲備空前增大了,目前全球外匯儲備總額為7萬億美元。由于全球外匯儲備的65%左右為美元儲備,由此推算,世界各國政府大約儲備了4.5萬億美元。正如前文所述,如此大量的美元游離于各國國民經濟之外,有力推進了各國政府對美國國債的投資,確保了美元向美國的大量回流。由于美元大量回流美國,美國既可以籍此支付對外貿易逆差或經常收支逆差,又能夠在減稅的情況下擴大財政支出,從而既確保了對外支付又減少了美元印鈔的數量,對維護美元地位的穩定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假設各國外匯儲備投資能夠實現多樣化,使儲備資產積累和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相分離,那么就會迫使美國在美元回流減少的情況下,不得不通過提高債券利率或增發美元為貿易赤字進行融資。由于這些措施都會對美國經濟和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有利于約束美元超發。不過,外匯資產若大量遠離美元,投資于其他國際貨幣之中,盡管可以起到約束美元的作用,但是歐元、英鎊、日元等國際貨幣卻會因需求增加而大幅升值,從而產生新的不平衡,沖擊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導致全球經濟增長減速。
既能夠起到約束美元,又不致于給世界經濟帶來新的不平衡的辦法,是通過IMF設立一種外匯資產的投資替代帳戶2。本質上說,投資替代賬戶是IMF管理下的單一賬戶,發行SDR或者以SDR為主的債務憑證。使用替代賬戶的會員國可以自由用美元或者其他國際貨幣購買替代賬戶的債務憑證獲得相應債權,IMF則利用替代賬戶獲得的美元等國際貨幣進行再投資,所獲收益用于支付會員國的債權利息。相比外匯資產投資,投資替代帳戶有如下優點:第一,由于各國貨幣當局通過替代賬戶與IMF進行直接操作而不必通過外匯市場交易,因此外匯儲備資產在轉化過程中不會對外匯市場產生重大沖擊。第二,通過集聚外匯儲備持有國的外匯資產,替代賬戶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外匯儲備資產池,實際上就是以外匯資產作為抵押向全球輸送流動性,這樣就限制了少數大國增發貨幣的壟斷權。第三,由于替代賬戶中的美元比例遠小于國際貿易、世界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占比,因此賬戶中美元被拋售、貶值的可能性就會增加,這就迫使美國不得不承擔起國際收支失衡的責任,從而使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權利和義務趨向均等。
由于替代帳戶為各國的外匯儲備提供了新的投資渠道,減少了美元回流的規模和速度,同時又避免了主要貨幣間匯率的大幅波動,因此對約束美元超發,穩定國際金融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三)提高美國家庭儲蓄是約束美元的內在機制
在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經濟本身也在某種程度上陷入了困境。這是因為,美元的大量回流使美國經濟獲得了巨額的廉價美元信貸,導致美國經濟的主要參與者――美國政府和家庭的借款限制越來越寬松,誘使他們產生了無需進行大規模儲蓄的感覺。新世紀以來,美國凈儲蓄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平均只有2%。較低的儲蓄率不僅使美國政府和家庭長期處于赤字經濟中,而且也造成了美國制造業等實體經濟規模不斷削弱,制造業在美國GDP中的比重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出現了“去工業化”現象。1947年,美國制造業在GDP中的占比為25.6%,到2008年,這一比例已經降到11.5%(見圖5)。被削弱的制造業和較低的儲蓄率不僅使美國需要進口大量商品彌補國內產出不足,而且也需要從國外融資彌補國內信貸不足。由于缺乏對美元的實質性約束,美國可以無限制的從國際上借到以自己貨幣定值的貸款,因此國際收支失衡和國內制造業收縮就被不斷地擴大和強化。在這種情況下,虛擬資本越來越決定著美國經濟的興衰。金融,保險,房地產和租賃業在GDP中的占比已由1947年的10.4%上升到了2008年的20%(見圖5)。
然而,缺乏產業基礎的金融虛擬經濟不僅是虛弱的,而且如前文所述,它也是當前金融危機的深層次根源。在支持美國過度消費的財富效應這個支柱倒塌之后,美國消費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也受到了沖擊。2008年,個人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只有0.16%,不及2007年的十分之一,而制造業由于長期以來受到削弱,因此很難在消費萎靡的情況下承擔起復蘇經濟的重任。根據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統計,自2008年4月以來,美國制造業指數已經連續15個月處于萎縮狀態,特別是2008年8月后,制造業指數大幅下滑(見圖6)。
因此,美國經濟重新走向復蘇,就需要使國內經濟逐步恢復平衡,需要重新重視制造業和實體經濟,減少對虛擬經濟的過度依賴。由于美國經濟已身陷困境,采取反周期的大幅增稅或削減政府支出政策暫無法實施,但在虛擬的財富效應消失后,美國家庭儲蓄的增加是切實有望的。提高儲蓄率不僅能重振美國實體經濟,而且也能降低美國對外經濟的不平衡,減少美國對外國借款的依賴,起到約束美元信用無節制膨脹的作用。因此,提高儲蓄率是約束美元的內在機制。
三、結語
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國際貨幣體系演變成美元本位的信用貨幣體系后,除了美國自身的道德約束外,沒有任何貨幣機制可以對其進行制衡。這一弊端隨著美元信用的肆意擴張而被不斷放大,造成了世界各國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有鑒于此,在美國不會自動放棄金融霸權以及美元仍然處于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對于世界各國,特別是經濟大國來說,就亟需在現有金融框架下積極探索如何約束和限制美元的對策,引入制衡美元的新機制,為“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金融體系”注入新的內涵。打破美元本位制下的美元“軟約束”,實現把對美國的軟約束轉化為“準硬約束”,對國際貨幣體系加以控制,使其符合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利益,正是現階段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現實目標。
注:
1.德國經濟學家Dooley等人認為,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種新的布雷頓體系(a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就貨幣區而言,世界上存在著中心國和國。中心國是美國,其他國家構成廣義的國家,其中歐盟是候補中心國,日本、中國和世界其他新興經濟體是核心國。
2.1970年代后期,當美元不斷貶值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建議創設一種新的機制,即替代帳戶,但并未取得成功。
參考文獻:
1.朱民等.改變未來的金融危機 [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9年3月
2.陳元.國際貨幣市場變化趨勢及對策研究[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年
3.多米尼克?薩爾瓦多.歐元、美元和國際貨幣體系[M],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7年
4.黃小軍、陸曉明、吳曉暉.對美國次貸危機的深層思考[J].國際金融研究,2008(5)
5. Robert Mundell.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d Outlook for Asian Currency Collaboration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3(4).
6.Michael P. Dooley,David Folkerts-Landau,Peter Garber,
AN ESSAY O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J].NBER Working Paper 9971,省略/papers/w9971,Sep 2003
全球外匯投資范文4
中國外匯儲備在剛剛過去的2006年完成了兩個驚人的高跳動作：超過日本榮列全球外儲榜單首位和輕松跨過一萬億美元大關。在打破了自己外匯儲備歷史記錄的同時，中國也豪邁地打破了世界所有國家外匯擁有量的記錄。
一萬億美元――一個人類外匯史上的標志性數字，其所能夠包容的經濟能量已經得到了統計專家們精確的類比：它相當于全球外匯儲備的20％，相當于中國經濟總量的45％，相當于全中國人手中鈔票總金額的3倍；如以千元美鈔堆積，它相當于5個珠穆朗瑪峰的高度!
一萬億美元――一個讓世界為之震撼的龐大數據，其所具備的超級購買能力已經得到經濟學家形象的描繪：對內，他可以造40座三峽工程，建320萬個希望小學，可以償還中國所有的短期外債6次；對外，它可以購買4．6萬架波音747飛機，可以買下花旗集團、?？松梨诤臀④洠嘞碌摹傲泐^”還足夠買下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的全部資產。
的確，在世界大約190個國家中，經濟規模能夠上萬億美元的國家大概也不超過10個；面對著中國外匯儲備的巨人般身軀，即便是全球最大的共同基金――擁有1470億美元資產的美國成長基金也相形見絀，至于哈佛大學300億美元的捐贈基金更看上去像是零錢小票。中國再一次以非凡的努力證實了自己在地球村中不可小覷的存在。
最重的金融任務?
積小流而成江河。回放昨天并不久遠的歷史，我們更能強烈感覺到中國外匯波瀾壯闊的脈動。26年前，在中國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清單上，中國的貿易盈余為零，外匯儲備自然是一片空白。清貧的歷史伴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大潮的激烈涌動而改寫。
1981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的記賬簿上首次出現令人興奮的數字――27億美元，并在4年之后很快發酵為100億美元，而當1996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時，經濟學家一致認為中國外儲的急行軍腳步已經很難再停頓下來，以至于到了2001年底的時候，當中國外匯儲備跨過2000億美元的門檻，國際輿論陣營中已經很少有人發出驚嘆聲。
但是故事還長著呢，而且這個故事的演變確實超出所有人的預想。2005年年底，中國外儲額度跳漲到8189億美元，而此時，從國際金融機構到各國政府要人，再到經濟學家，幾乎不約而同地瞪大了驚奇的雙眼，因為他們知道，一個打破全球外匯儲備―萬億美元的記錄就要在不久的將來被中國魔法般地變成現實。
的確，中國再一次創造了世界的奇跡。外匯儲備從零到千億美元，中國用了16年的時間，而從千億到萬億美元，中國只用了10年時間。尤其是在最近3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都是以年均2000億美元以上向上激增，其式的前行速度為史前所罕見。
但是，一個必須直接回答的問題被國際輿論和我們自己提了出來：“中國的外匯儲備是否太多?”誠然，一國究竟持有多少外匯儲備才算適度，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中目前還沒有統一標準。國際上也只是定義了外匯儲備的下限，而上限則還等待人們的求證。傳統觀點認為，一國外匯儲備的合理水平是能夠滿足3個月的進口需求，即一般不超過GDP的10％。按照這個標準，中國只需保有15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就夠了。不過，傳統國際儲備理論是以金融全球化程度較低和全球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為背景來計算的，當今國際金融市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以某種形式采取彈性的匯率制度，當彈性匯率制度成為一般性時，不少國家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更多的是為了在變動不斷的國際金融市場中維持對本國經濟與金融市場的信心以及來保證本國金融體系的穩定。
如此一來，現今普遍被接受的一個觀點是，考慮到大約5～6個月的進口用匯、全部短期外債償還用匯、中長期外債償還用匯以及中國外匯儲備特性的預留安全規模，中國外匯儲備以不高于8000億美元為合適，而其余則可以視作富余儲備。
的確，如果以月進口所需外匯估計，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可以足夠16個月的支付，這不僅大大超過傳統貿易理論設定的程度，也遠遠高過了現時所需?！爸袊耐鈪R儲備已經足夠多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面對著國內外媒體所作出的精煉性陳述似乎意味深長。
可能放大的數字符號
相當多的學者相信，已經走上快道的中國外匯儲備很難停下匆匆而行的腳步，中國外匯一萬億美元的儲量也許只是一個階段性數值。
猜想在各種力量的作用下似乎匯聚成一種明晰的圖案。世界銀行在《全球發展金融(2006)》報告中表示，2012年中國外匯儲備可能達到2．9萬億美元。而有經濟學家作過計算，按照目前的增長趨勢，10年后，中國外匯儲備將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
也許有人會天真地認為，美國遲早會糾正其巨額貿易逆差，中美貿易將趨于平衡，中國外匯儲備在不久的將來會進入一個下降的通道。但是，只要我們深入分析一下日新月異的世界經濟變局，就不難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外匯儲備進一步擴張的空間和可能性。
受生產要素價格巨大差異的牽引，發達國家在過去的20年中掀起了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物質產業的“全球化”浪潮。而正是這一新的深層力量，成為美國等發達國家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且不可抑制的根本原因，也造就了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持續擴大。
觀察發現，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步伐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在目前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中，發達國家主要集中在輕工類產業，并且這個轉移過程現在已經基本上結束，其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的貨架上80％～90％都是中國制造的產品，也表現在中國所接受的國際直接投資增長率出現了下降，甚至出現了連續兩年的負增長。
然而必須看到，在發達國家的制造業陣營中，輕工類產業僅占1／3～1／4，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物質產業的大頭還滯留在國內，而其之所以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形成新一輪的巨大轉移浪潮，主要是因為這種轉移需要更高的物質基礎與技術環境相匹配，而以發展中國家目前的重工業技術基礎來說，還沒有達到這個水平。例如，在發達國家的設備制造業中，機床的數控化率普遍高達60～70％，但是直到目前，中國機床的數控化率才剛剛達到30％，一些國內專門生產數控機床的企業，數控化率也剛超過50％。由于技術水平的約束，發達國家進一步向中國輸出許多重工業產品生產的步伐不得不暫時放緩。
但是，帶有明顯重化工業特征的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似乎為發達國家產業的再轉移預留出嶄新的空間。其一個重要的表征是工業技術基礎的改造在本輪增長周期別突出。仍以設備制造業的數控化率為例，相比于5年前每年不到2個百分點的速度而言，近3年則年均超過了5個百分點，十分清晰地顯示出了加速提升的趨勢。按照這種進度，再用5年時間中國就可以接近發達國家目前的水平。與此相對應，發達國家向中國轉移重工產業的浪潮在未來5年很可能出現。
至此，我們可以算一筆細賬：如果在以發展中國家主要承接發達國家輕工產業轉移的時代，中國的年度貿易順差可以達到1500億美元，那么不難預測，進入重化工業轉移的時代，中國年度貿易順差將會超過3000億美元，而每年所接納的國外直接投資也會達到1000億美元以上。
如果國際輕工產業轉移可以持續20年以上，由于發達國家的重工產業規模是輕工產業的2～3倍，未來重工產業轉移持續的時間只會長于20年。這樣，到2030年，中國外匯儲備達到10萬億美元就不是天方夜譚。
當然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正如前面所指，在中國近年來的外匯儲備增長中，能夠用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流入所解釋的部分大約僅占60％，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外匯儲備是由國際“熱錢”而形成，如果這部分資金占中國外匯儲備目前的比重一半，那么未來25年由此所形成的外匯儲備也不會低于4萬億美元。
但是，如果國內外匯管理政策出現根本性異動，如人民幣升值幅度加大，甚至匯率完全實現自由浮動，那么以上結果就必然得到抑制或者稀釋。但按照目前中國官方所堅守的態度分析，匯率的變革絕對不可能采取冒進的動作，那么人民幣匯率長時間只會在―定的區間有限地浮動，其升值的預期也將在國際資本的瞳孔中進一步放大，最終結果只會推動中國外匯儲備繼續爬升。
補品抑或苦藥?
很顯然，萬事都離不開硬幣正反面的老套故事。對于中國而言，高速增長的外匯儲備好比“信用證”――有利于增強國際清償能力和提高海內外對我國經濟與貨幣的信心；好比“穩定器”――有利于應對突發性事件，防范金融風險好比“揚聲機”――擴大中國對國際市場的影響力。但真理向前跨出一步就是謬誤。嚴格意義上而言，外匯儲備只是國際收支平衡和整個經濟增長的一個產物。一個經濟體應該在維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金融市場沒有出現顯著扭曲前提下所形成的外匯儲備才是相對正常和穩健的。然而，今天的中國所面對的是全球經濟的明顯失衡以及國際收支錯位的不斷惡化，加之國內市場機制扭曲(尤其是匯率并不能反映貨幣的價值)，中國外匯儲量所具備的科學性與合理邏輯就值得懷疑。
傳統的理論視外匯儲備為一國財富的標志，但這一經典的拜物教價值觀如今卻被中國可能出現的客觀結果擊打得粉碎。資料顯示，與最近3年中國每年新增GDP相比較，外匯儲備新增額已經相當于新增GDP的75％。外匯儲備增加數額接近乃至超過國民財富的創造額與積累額，說明中國社會財富的積累或儲蓄形態已經基本上采取了外匯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外匯儲備中70％是美元資產，而美元已經完全跌入一個漫長的頹廢通道之中，中國國民財富由此必然遭遇折損與流失的厄運。
進一步研究還發現，我國龐大外儲中的絕大部分被投放于中國境外的金融市場，并未參與境內資金循環過程。而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最近10年中資本投資回報率普遍高于發達國家，前者是13．3％，而后者平均只有7．8％。這就意味著，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是以犧牲國內投資機會為前提，并最終絕對損害了國民的福利水平，長此以往就會直接削弱中國經濟增長的后續能力。
外匯儲備是中央銀行調節外匯市場的主要工具，其直接效果取決于央行貨幣政策的自主能力。一般而言，外匯儲備是央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供大于求時買入外匯而形成的。由于央行買入外匯必須投放等值的人民幣(即外匯占款)，因此，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意味著外匯占款在高速增加，也意味著央行被動投放的基礎貨幣在高速增加。統計資料表明，截至2006年第三季度，央行通過外匯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礎貨幣已占基礎貨幣投放總量的116．3％，外匯占款幾乎已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唯一渠道，并呈現出“貨幣發行美元化”的怪現象，貨幣政策所具有的自主性由此勢必大打折扣。
弊端已經開始顯露出來。伴隨著央行針對外匯儲備增加而不斷對沖人民幣，流動性的擴張引起了近年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的加大。按照正常邏輯，貨幣當局完全可以啟動利率機制通過加息完成對市場的調控，但如果―旦加息，又勢必提高人民幣的升值預期，進而吸引更多的外匯流入。
盡管在過去一年中，中國央行連續進行兩次加息操作，但這主要不是利率機制的自動性相機抉擇，而是因為美國央行已經把基本利率提升到5．25％，并高出中國央行基本利率水平的3個百分點。然而，美國經濟增長如今已經見頂，加息過程業已結束，如果美國為了應付未來可能出現的經濟衰退而進入減息過程，中國即便在今后一段時間仍處在經濟過熱階段，可能也將因為防止外匯過度流入而不得不減息，中國的貨幣政策就會由此而喪失其獨立性。
全球外匯投資范文5
關鍵詞：國際金融外匯市場啟示
中圖分類號：830.92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6-1770(2006)01-0043-03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國間的金融系統越來越密切，國際外匯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中最活躍、最開放的組成部分，在開放經濟的背景下，包括新興國家在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外匯市場自身在傳統交易日趨活躍的同時，不斷創新的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為外匯市場的深入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國際外匯市場的最新發展
對國際外匯市場發展現狀及趨勢進行最全面、最權威考察的，是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每三年進行一次的，對各國中央銀行就外匯市場和衍生品市場發展所進行的調查。根據調查結果，當前國際外匯市場呈現出如下特點。
1、全球外匯日交易量巨大，并呈大幅回升之勢
自1995年以來，全球外匯市場各外匯交易工具的日均交易量都在一萬億美元以上，2004年4月創出20180億美元日均交易量的歷史記錄。除2001年前期相比有所下降外，其他調查年份均呈現增長勢頭，其中尤以2004年增幅較大，比2001年4月的日均12670億美元增長59%。在各交易工具中，貨幣互換的增長幅度最大，從2001年4月的日均70億美元躍升到2004年4月的210億美元，增幅為200%；期權的增長幅度位居其次，增長近一倍。（見表1）
2、外匯衍生品交易占絕對優勢，即期交易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自1995年以來，衍生品交易一直高于即期交易量，并處于穩步上升之中。衍生品占全部外匯交易量的比重，從1995年4月的58%，上升到2004年的68%，其交易量已達同期即期交易量的兩倍之多。各交易工具中，外匯互換衍生品的交易最活躍，占到全部外匯交易的49%。即期交易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目前其市場地位已趨于穩定，市場比重保持在近三分之一的水平，而且在所有外匯交易工具中，仍居第二的位置。（見表2）
3、外匯交易對手以報告交易商為主，其他金融機構的地位趨于上升。
在國際外匯市場各交易主體中，報告交易商占據主導地位，這主要是指活躍在外匯市場上的大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證券公司，他們既從事外匯的自營業務，也從事業務，交易通常經由諸如EBS或路透的電子交易系統實現。盡管報告交易商的交易量比重自1995年以來呈下降之勢，但其市場份額均在一半以上，2004年4月為53%。除報告交易商以外的其他金融機構，這主要指小型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政券公司，及各種基金、保險公司、中央銀行等，其市場地位正在穩步上升，交易量比重從1995年4月的20%提高到2004年4月的33%。此外，非金融類最終客戶也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他們主要是公司和政府等，其交易量比重2004年4月為14%。（見表3）
4、外匯交易主要集中于歐洲和美國，亞洲也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
全球外匯交易的地理分布沒有太大的變化，主要集中在歐洲、美洲和亞洲，交易量最大的前六個國家和地區，其交易量合計占全球的比重自1995年以來，一直穩定在72%左右，2004年4月該數據為73.1%。全球四大外匯交易中心的地位十分穩固，分別為倫敦、紐約、東京和新加坡。（見表4）
5、外匯交易的集中化程度不斷提高，大銀行的市場地位越來越強。
外匯交易的機構分布呈現集中化的趨勢，少數大銀行的市場份額在不斷提升，這可以通過各個國家和地區中，擁有市場75%份額的銀行家數呈不斷下降趨勢中看出。例如，在英國，占有市場75%份額的銀行個數，從1998年的24家，減少到2004年的16家；美國同期的銀行家數則由20家減少到11家；香港的集中化趨勢更明顯，由1998年的26家降到2004年的11家；德國的集中化程度可稱得上最高，2004年4家銀行壟斷了國內75%的外匯交易，而1995年的數字是10家銀行（見表5
二、對上海外匯市場發展的啟示
以上對國際外匯市場的考察，為我們準確把握國際外匯市場的發展過程及趨勢，提供了有價值的信息。上海的發展目標是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外匯是市場應該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目前人民幣還不是自由兌換貨幣，我國外匯市場的完全開放與上海成為完全自由的國際外匯市場尚有待一定時日，但浦東政府應該積極利用綜合改革試點的有利時機，大力進行金融生態環境的改造，為未來建成開放型的外匯市場準備條件。為此，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 外匯市場建設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程，政府在市場發展初期的推動作用十分重要，政府應在其中積極發揮主導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外匯市場發展是一個與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協調一致的循環漸進過程，應積極、穩健、妥善地推進。
（二） 積極準備條件支持推出外匯衍生產品。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固定匯率體系崩潰之際，于1972年率先進行外匯期貨交易，成為國際衍生品交易所的領頭羊。我國目前僅有外匯遠期衍生品種，這顯然不能適應人民幣匯率不斷市場化的發展趨勢，上海應充分發揮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自身的優勢，適時推出其他外匯衍生品，培育出我們自己的、能與國際同行競爭的衍生品交易所。
（三） 引入更多實力雄厚的外資金融機構入駐上海。實力雄厚的外資金融機構，是國際外匯市場上的活躍份子，將其引入上海，則上海的外匯資金來源與對外聯系網絡將擴大，這對活躍上海的外匯交易十分有利。
（四） 增加金融機構類型，為市場提供更多服務。國際外匯市場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市場地位呈上升趨勢。我國也應積極引入更多其他類型的金融機構進入外匯市場，并可考慮設立新型的專業性金融機構，目前首先可作的是，盡早推出中外合資的貨幣經濟公司，利用國際著名貨幣經濟公司的管理經驗與服務手段，為金融機構的外匯買賣等業務提供世界一流的中介服務。
（五） 加快國內金融機構運行機制改革，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國內金融機構在開放過程中競爭力的提高，對我國金融命脈的掌控意義重大，應該充分利用上海有利的經濟、金融環境，加快國內金融機構的股份制改造與公司治理，使上海的金融機構能成為全國金融機構的排頭兵，并著力培育幾個能與國際同行抗衡的中堅力量，應對國際市場上不斷兼并、強者恒強的競爭勢態。
（六） 加強上海在國內貿易口岸中的地位，把上海建成國際貿易中心。貿易往來與資金往來相輔相成，國際貿易的活躍必然帶來大量的資金交易及與之配套的服務系統。我國目前已躋身世界貿易大國之列，上海應成為中國國際貿易的重要口岸，以發揮國際貿易對國際金融發展的帶動作用，這在我國目前實現資本管制的背景下，意義尤其顯得重要。
（七） 大力培養上海的金融人才隊伍，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智力支持。未來的國際外匯市場，是一個參與國際競爭的開放性平臺，需要高素質的人才隊伍。上海應積極進行人才儲備，建立包括衍生品研發與交易方面的專業人才、交易系統開發與維護方面的技術人才、信息管理與財務管理等方面的決策人才庫。
全球外匯投資范文6
一、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理論及演變
在30年代經濟大蕭條及之后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影響下，二次大戰后國際儲備緩解一國外部脆弱性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戰后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一國出口變動性作為計算各國份額的五個因素之一，這是國際組織將一國對外貿易與國際儲備聯系起來的最早的實踐。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提出一國的儲備規模應該與貿易量呈線形掛鉤，儲備/進口比（以下為R/I）應成為規模適度性的衡量指標。IMF于1953年應聯合國要求首次計算儲備規模的適度水平，其研究人員指出一國儲備規模適度性并不是簡單的數字關系，而是與國際信貸體系有效性、匯率模式、貨幣及財政政策的合理程度、政策目標及國家發展程度相關聯。1958年，IMF研究人員進一步指出由于對外貿易是國際收支中最重要的項目，儲備規模首先應與貿易額相聯系，并且通過比較總結出各國傾向于將R/I比保持在30%-50%的水平上。特里芬認為30%底限太低，建議將最低比例提高到35%。1966年Heller首次在儲備規模適度性分析上引用邊際效用及邊際成本的方法，即一國為了擁有在出現收支赤字時具有穩定消費及產出的效用必須付出機會成本（即儲備收益率與資本收益率之差），儲備規模應為邊際效用等于邊際成本的點。但是由于各國中央銀行毫無例外的屬于風險規避型，關于機會成本的研究缺乏實證支持。總之，關于國際儲備規模適度性的研究并沒有定論，也沒有各國應該保持多少儲備才合適的統一指標。
在實踐中，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儲備額由于簡單明了、易于計算和衡量而被普遍采用。然而這并非是一個完美的衡量指標。隨著國際收支內容的日益復雜化，特別是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及金融危機頻繁發生，國際金融機構和學術界不斷提出補充性意見，試圖找出度量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新方法或新模型。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給各國特別是亞洲國家帶來了經驗教訓，讓各國看到通過合理的資產及負債匹配管理降低一國資本抽逃不確定性的重要性。同時也激發了對國際儲備規模性研究的又一次。格林斯潘（1999年）認為新興市場國家必須考慮到資本流動的重要性，儲備必須包括短期外債的數量。Bussiere和Mulder（1999）通過對IMF早期預警系統（EarlyWarningSystems，EWS）的分析得出保持高的流動性將降低當國內經濟出現危機時抵御外部襲擊的脆弱性，主張儲備數至少得保證能償還短期外債。Feldstein（1999）認為以進口來衡量儲備規模的傳統觀點忽略了貨幣危機是由資本流動引起而不是貿易融資引起的事實，而大量的儲備能降低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并提高公眾對貨幣的信心；當一國貨幣高估，該國應持有更大數量的儲備。許多貨幣危機有力地證明了持有大量儲備的國家在金融危機中抗沖擊的能力較強。
前阿根廷財政部長PabloGuidotti提議各國將自身的外部資產和外債進行比配管理，即儲備需能保證償還在一年內需要償還的外債。格林斯潘對此提出了進一步的修改建議，建議學習商業銀行的風險流動性方法，即計算在所有外部資產及債務的組合之下一國外部流動性狀況，選擇有95%可能性保證近一年內外部流動性能滿足需求的儲備水平。兩人分析的落腳點是對一國儲備的外部需求。
二、儲備量適度規模分析模型
對一國儲備的需求有來自外部的，如外債及利潤匯回，也有內部的，如境內機構資金外逃。在考察了各種儲備理論后，我們認為以進口、短期外債、M2三個指標來衡量儲備適度規模較為合理。
第一個是R/I比。盡管儲備至少滿足3個月進口額的衡量標準并不完美，但仍是一個廣泛被采用的比例。進口會帶來對外償付義務，的確是未來消耗儲備的一個重要項目，在考慮儲備規模大小時，應該考慮進口狀況?，F在一般認為，外匯儲備能滿足3-6月的進口額為宜。
第二個因素是儲備與短期外債比（R/STED）。短期外債是一國在近期需償還的外部債務，為了保持必要的對外償債能力，持有相應數量的儲備是必須的。許多關于20世紀90年代危機預測的實證研究得出短期外債與儲備比是決定一國發生金融危機可能性的重要因素，太低的比例引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增加。該比例較低的國家如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均遭受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創，其中韓國1996年持有的儲備僅為短期外債的54%。危機之后，韓國開始重視增加外匯儲備，當前韓國持有的外匯儲備排名世界第四，為2050億美元。以R/STED衡量國際儲備規模的做法已獲得廣泛認可，實踐上也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一般認為儲備至少應該滿足短期外債數。從實際情況來看，實行管理浮動及固定匯率的國家中該比例較浮動匯率國家高，以1999年底為例，前者比例是283%，后者比例是159%。
第三個指標是儲備與貨幣供給量之比。在EWS中儲備與貨幣供給量之比作為一個金融危機預測指標。由于M2代表著境內機構及個人提供了購買國外資產的必要國內流動性，因此M2的大小隱含著國內企業或個人資產轉移的潛在風險。當公眾對一國貨幣的信心下降，資本外逃就會增長。雖然為了防止資本外逃時對儲備的過度消耗，理論上最理想是持有與M2等量的儲備，但是考慮到儲備具有持續上升的邊際成本的特點，最佳儲備量不并需要滿足貨幣供應量。一般來說，對于實施盯住匯率及固定匯率制的國家，這個比例控制在10%-20%即可；對于浮動匯率國家，在5%-10%之間即可。不過，對于經濟狀況良好、金融運行穩健及政治穩定的國家，資本轉移的可能性較小，這個比例可以相應下調。
三、將模型用于分析我國的儲備需求
我們認為對我國儲備的需求既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因素，以上三個比例基本能反映了這兩種需求量。現以2004年度有關數據來測量我國需要的適度外匯儲備規模。
據海關統計，我國2004年全年進口額為5614億美元，按3-6個月進口量計算得出1403.5-2807億美元。
2004年末我國M2為25.32萬億元，采用M2的10%-20%比例計算得出3059.3-6118.6億美元，再考慮到我國國家風險0.43[1]，得出1315.5-2631.0億美元。鑒于我國實施資本管制，資本外逃的數量較低。從最常采用的反映資本外逃數的凈誤差與遺漏數來看，我國在1994年至2004年期間資本外逃平均為147.5億美元。在1997年人民幣面對巨大貶值壓力時資本外逃也不過為169億美元。因此，結合近幾年資本外逃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一指標我國可以取下限，即1315.5億美元。
2004年末我國短期外債余額1043.1億美元，未來1年內到期的中長期轉短期余額為74.35億美元，2004年度外方投資收益匯出為226.8億美元，應付外方股利和未分配利潤中外方享有部分為328億美元（此指標為2003年末統計數，2004年末數據未獲得，考慮對整體影響不大，可替用），幾項加總為1672.25億美元。
以上三項合計為4391.25-5794.75億美元。這個數字可以說是我國為了保證正常對外流動性所必須持有的較為適度的儲備規模。這個數字也許會引起爭議，不過它的計算思路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四、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并未明顯過剩
2004年的實際外匯儲備額6099億美元與以上根據2004年度的有關數據測算出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相比，可以發現雖然要多些但并未明顯的過多。
我們認為，考察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情況是否合理和正常必須放在整個國際環境下進行，單單考慮我國自身情況不可能得出全面的認識。
1．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出現了普遍快速增加的勢頭。二戰后初期，除美國外，幾乎所有國家都幾乎沒有外匯儲備，根本談不上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儲備規模。隨著西歐各國和日本經濟恢復，全球外匯儲備開始逐步增長，到1960年，全球儲備資產（除去黃金儲備，下同）達到220.64億美元，剛好能滿足兩個月的進口，工業化國家持有153.01億美元，能滿足2.09個月的進口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發展中國家僅能滿足1.77個月。到1970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水平超過了工業化國家，上升到滿足2.36個月的進口量，而發達國家則微幅下降為2.05個月。到1990年，全球外匯儲備規模達到了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規模，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能滿足4.25個月進口，發達國家為2.71個月。到1995年，全體發展中國家持有的外匯儲備量首次超過工業化國家，儲備規模為5.07個月進口額，工業化國家僅為2.53個月。到2003年底，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已能滿足8.52個月的進口，而工業化國家僅為2.98個月。整體上來看，自1960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規模在2-3個月進口量的規模，變化不大（如果不考慮日本在內，整個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水平是凈下降的）；而全體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規模則從不到2個月進口水平，上升至能滿足近9個月的進口，規模增加了近5倍。
2．橫向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在高儲備國家中位置居中。從2004年末的外匯儲備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能滿足13個月的進口，而日本是22個月，中國臺灣省為17.3個月，俄羅斯為13個月，印度為16.5個月，韓國為10.5個月。從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為37%，日本為17.6%，俄羅斯為17.6%，印度為19.8%，韓國為29.2%，中國臺灣省為79.2%，新加坡為120%。綜合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在高儲備國家中居于中間位置，還不能說是嚴重過剩。
3．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出現的金融危機表明，按滿足3個月進口之需衡量外匯儲備是否適度已經不再適用。在1996年，泰國持有外匯儲備能夠滿足7月進口之需，印度尼西亞能夠滿足5個月，馬來西亞也能滿足4個多月，但是他們都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并且危機首先在外匯儲備相對更充足的泰國發生。盡管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未能阻止金融危機的爆發，但是在國際上仍一直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充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其實，重要的是如何衡量外匯儲備是否充足和適度，除了考慮進口因素外，也要考慮債務特別是到期債務量、國外投資者收益匯出及未分配利潤、潛在的資本外逃等因素。從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來看，盡管外匯儲備能夠滿足超過3個月的進口額，但是如果考慮到以上因素，則都顯不足了，這也就是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具體到我國，盡管我國自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一直為貿易順差，為彌補或防止貿易逆差的外匯儲備似乎并無實際需求，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我國借有大量的外債，每年還本付息的負擔較重；另外，經過多年的利用外資，在我國的外資存量已超過2000億美元，外商投資每年獲得的投資利潤以及未分配都比較客觀；此外，由于眾多方面的原因我國潛在的資本外逃對外匯需求也很巨大。因此，對于如何衡量我國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時絕不能單看進口規模，而實際上我國外匯儲備需要應對的可能不是貿易逆差時進口的支付需要，而是要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資本流出。
總之，盡管從理論上難以確定我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具體金額，但是毫無疑問，我國的外匯儲備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過剩。不過令人欣慰的是，一是與有關國家相比我國外匯儲備規模不算嚴重過剩，從存量來看，外匯儲備的少量過剩不會引起較嚴重問題；二是今年7月21日實行人民幣匯率改革改變了過去單一盯住美元的做法，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新的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實行將逐步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并逐漸引導市場的預期向供求均衡方向發展，央行也能從維護人民幣對美元固定匯率中漸進抽身，從而最終遏制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
參考文獻：
1．Flood，RobertandNancyMarion，2002，“HoldingInternationlReservesinanEraofHighCapitalMobility”,IMFWorkingPaper
2.Wijnholds，J.OnnoDeBeaufortandArendKaptenyn，2001，“ReserveAdequacyinEmergingMarketEconomies”,IMFWorkingPaper
3.Disyatat,Piti,2001,“Currencycrisesandforeignreserves:asimplemodel”,IMFWorkingPaper
4.Eichengreen,BarryandDonaldJ.Mathieson,2000,“TheCurrencyCompositionofForeignExchangeReserves:RetrospectandProspect”,IMFWorkingPaper
5Heller,Robert,1966,“OptimalInternationalReserves”,EconomicJournal,No.76.
6Bussiere,MatthieuandChristianMulder,1999,“ExternalVulnerabilityinEmergingMarketEconomies:HowHighLiquidityCanOffsetWeakFundamentalsandtheEffectsofContagion”，IMFWorkingPaper
7.有關數據主要來自IMFSTITISTICS、中國海關統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和《中國外匯管理》雜志等
[1]采用ECONOMIST的數字
三、將模型用于分析我國的儲備需求
我們認為對我國儲備的需求既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因素，以上三個比例基本能反映了這兩種需求量。現以2004年度有關數據來測量我國需要的適度外匯儲備規模。
據海關統計，我國2004年全年進口額為5614億美元，按3-6個月進口量計算得出1403.5-2807億美元。
2004年末我國M2為25.32萬億元，采用M2的10%-20%比例計算得出3059.3-6118.6億美元，再考慮到我國國家風險0.43[1]，得出1315.5-2631.0億美元。鑒于我國實施資本管制，資本外逃的數量較低。從最常采用的反映資本外逃數的凈誤差與遺漏數來看，我國在1994年至2004年期間資本外逃平均為147.5億美元。在1997年人民幣面對巨大貶值壓力時資本外逃也不過為169億美元。因此，結合近幾年資本外逃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一指標我國可以取下限，即1315.5億美元。
2004年末我國短期外債余額1043.1億美元，未來1年內到期的中長期轉短期余額為74.35億美元，2004年度外方投資收益匯出為226.8億美元，應付外方股利和未分配利潤中外方享有部分為328億美元（此指標為2003年末統計數，2004年末數據未獲得，考慮對整體影響不大，可替用），幾項加總為1672.25億美元。
以上三項合計為4391.25-5794.75億美元。這個數字可以說是我國為了保證正常對外流動性所必須持有的較為適度的儲備規模。這個數字也許會引起爭議，不過它的計算思路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四、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并未明顯過剩
2004年的實際外匯儲備額6099億美元與以上根據2004年度的有關數據測算出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相比，可以發現雖然要多些但并未明顯的過多。
我們認為，考察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情況是否合理和正常必須放在整個國際環境下進行，單單考慮我國自身情況不可能得出全面的認識。
1．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出現了普遍快速增加的勢頭。二戰后初期，除美國外，幾乎所有國家都幾乎沒有外匯儲備，根本談不上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儲備規模。隨著西歐各國和日本經濟恢復，全球外匯儲備開始逐步增長，到1960年，全球儲備資產（除去黃金儲備，下同）達到220.64億美元，剛好能滿足兩個月的進口，工業化國家持有153.01億美元，能滿足2.09個月的進口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發展中國家僅能滿足1.77個月。到1970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水平超過了工業化國家，上升到滿足2.36個月的進口量，而發達國家則微幅下降為2.05個月。到1990年，全球外匯儲備規模達到了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規模，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能滿足4.25個月進口，發達國家為2.71個月。到1995年，全體發展中國家持有的外匯儲備量首次超過工業化國家，儲備規模為5.07個月進口額，工業化國家僅為2.53個月。到2003年底，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已能滿足8.52個月的進口，而工業化國家僅為2.98個月。整體上來看，自1960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規模在2-3個月進口量的規模，變化不大（如果不考慮日本在內，整個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水平是凈下降的）；而全體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規模則從不到2個月進口水平，上升至能滿足近9個月的進口，規模增加了近5倍。
2．橫向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在高儲備國家中位置居中。從2004年末的外匯儲備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能滿足13個月的進口，而日本是22個月，中國臺灣省為17.3個月，俄羅斯為13個月，印度為16.5個月，韓國為10.5個月。從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為37%，日本為17.6%，俄羅斯為17.6%，印度為19.8%，韓國為29.2%，中國臺灣省為79.2%，新加坡為120%。綜合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在高儲備國家中居于中間位置，還不能說是嚴重過剩。
3．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出現的金融危機表明，按滿足3個月進口之需衡量外匯儲備是否適度已經不再適用。在1996年，泰國持有外匯儲備能夠滿足7月進口之需，印度尼西亞能夠滿足5個月，馬來西亞也能滿足4個多月，但是他們都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并且危機首先在外匯儲備相對更充足的泰國發生。盡管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未能阻止金融危機的爆發，但是在國際上仍一直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充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其實，重要的是如何衡量外匯儲備是否充足和適度，除了考慮進口因素外，也要考慮債務特別是到期債務量、國外投資者收益匯出及未分配利潤、潛在的資本外逃等因素。從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來看，盡管外匯儲備能夠滿足超過3個月的進口額，但是如果考慮到以上因素，則都顯不足了，這也就是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具體到我國，盡管我國自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一直為貿易順差，為彌補或防止貿易逆差的外匯儲備似乎并無實際需求，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我國借有大量的外債，每年還本付息的負擔較重；另外，經過多年的利用外資，在我國的外資存量已超過2000億美元，外商投資每年獲得的投資利潤以及未分配都比較客觀；此外，由于眾多方面的原因我國潛在的資本外逃對外匯需求也很巨大。因此，對于如何衡量我國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時絕不能單看進口規模，而實際上我國外匯儲備需要應對的可能不是貿易逆差時進口的支付需要，而是要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資本流出。
總之，盡管從理論上難以確定我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具體金額，但是毫無疑問，我國的外匯儲備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過剩。不過令人欣慰的是，一是與有關國家相比我國外匯儲備規模不算嚴重過剩，從存量來看，外匯儲備的少量過剩不會引起較嚴重問題；二是今年7月21日實行人民幣匯率改革改變了過去單一盯住美元的做法，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新的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實行將逐步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并逐漸引導市場的預期向供求均衡方向發展，央行也能從維護人民幣對美元固定匯率中漸進抽身，從而最終遏制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
參考文獻：
1．Flood，RobertandNancyMarion，2002，“HoldingInternationlReservesinanEraofHighCapitalMobility”,IMFWorkingPaper
2.Wijnholds，J.OnnoDeBeaufortandArendKaptenyn，2001，“ReserveAdequacyinEmergingMarketEconomies”,IMFWorkingPaper
3.Disyatat,Piti,2001,“Currencycrisesandforeignreserves:asimplemodel”,IMFWorkingPaper
4.Eichengreen,BarryandDonaldJ.Mathieson
,2000,“TheCurrencyCompositionofForeignExchangeReserves:RetrospectandProspect”,IMFWorkingPaper
5Heller,Robert,1966,“OptimalInternationalReserves”,EconomicJournal,No.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