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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測試智商范文1
[關鍵詞]智能手機 生產商 市場策略 品牌 自主知識產權 利潤空間
智能手機，類似個人電腦的新一代手機，它具有獨立的操作系統，可以由消費者個人喜好自由安裝由第三方提供的程序，來擴充手機功能，并能通過移動通訊網絡實現無線網絡接入。智能手機以其獨有的人性化、開放性和無線互聯網接入能力為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所喜愛，在國內手機消費市場，占據的份額也會越來越大。本世紀初，摩托羅拉生產了世界上第一部智能手機，名為天拓A6188，當時這部手機處理器主頻僅為16MHz，而轉眼十幾年時間，到今天國內市場各種品牌智能手機競相爭艷，功能繁多，實在令人眼花繚亂，國內智能手機品牌主要有：華為、中興、聯想、小米、HTC等，國外品牌諸如蘋果、三星、諾基亞、摩托羅拉、索尼愛立信等等，而這些國外品牌卻無一不是國內手機商最強悍競爭對手。在智能手機時代的這場手機商、通信運營商以及軟件程序開發商競相爭奪市場的利益大戰中，中國國內的手機生產商境遇到底如何？他們要運用什么樣的市場策略來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效果究竟如何？一些實力規模較小的國內手機商又如何能在這場利益之爭中分得一杯羹？
一、國內智能手機市場狀況
（1）國內主要智能手機生產商
國內智能手機品牌主要有：華為、中興、聯想、魅族、酷派、海信、長虹、步步高、金立、oppo、天語、夏新等等。這些品牌所屬的手機生產企業在國內經過多年的發展，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擁有穩定的客戶，積累了許多經驗，毋庸置疑，他們在國內皆是行業的佼佼者，他們的一舉一動，影響著整個行業的發展。其中，中興通訊、華為、酷派以其巨大的出貨量和良好的口碑日益成為國內三大智能機生產商，這就勢必會打破蘋果、三星兩強爭霸的格局。這不僅僅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大的選擇，也為國內眾多手機生產商開拓了市場空間，更為國內諸多手機生產商提供了榜樣。
（2）國內智能機的市場空間
數據資料顯示，2011年，中國市場銷售的智能手機已達7820萬部，這無疑顯示了智能機強大的吸引力。同時，據谷歌中國調查顯示，中國城市手機用戶的智能手機普及率達35%，可見，國內智能手機市場依舊巨大，并隨著國內幾大移動通訊運營商3G網絡的普及，未來智能手機的市場潛力亟需挖掘。
（3）山寨機空間日益縮小，不良之爭將會減少
傳統手機時代，山寨機憑借其對目標用戶需求的準確把握和低廉的價格、逼真的防效度，對品牌手機形成強大的沖擊，也給消費者帶來諸多隱患。然而，新一代智能手機憑借其良好的配置和優越的性能，從內而外全是科技的結晶，對自主創新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山寨廠商的制造成本提高，利潤空間萎縮，不僅沒有品質優勢，價格優勢也蕩然無存。同時，在市場的不斷洗牌中，有實力的山寨企業也在逐漸向主流市場靠攏，從而成為產業的“正規軍”，而一些品質低劣，逐漸被市場拋棄的小作坊，小企業也主動退出這場競爭。這樣，在這場智能機市場爭奪戰中，品質創新和自主研發將是企業獲勝的不二法門，這就要求當前國內智能手機生產商具備更多的自主創新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
（4）國內智能機的低價路線
國內主要智能手機商走的依舊是平價親民的路線，借助和通信運營商的合作，大力推廣中低端智能機型。近來，國內三大通信運營商移動、電信、聯通競相和主要國產智能機品牌合作，聯手推出“智能手機0元送”，“存話費、送手機 ”等活動，近期，又爭相推出千元大屏智能機，在用戶預存花費同時對各款手機提供高額購機補貼。然而，縱觀這些手機市場價格（裸機價格）大多很難超過1000元，手機性能和配置也僅僅是差強人意。走親民路線，主推中低端機型的策略對于智能機的迅速推廣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但是，低價路線，低端競爭，勢必會對品牌長遠發展再造成不利影響：過低的價格，很難促進產品技術革新，沒有產品特色，尤其是沒有過硬的質量，這些都會造成產品的硬傷，產品硬傷最終回饋給品牌信譽，最后導致的結果只能是同質化，對今后長足發展都是極為不利的。同時，一味依靠價格不斷降低的芯片、屏幕等硬件設施帶來利潤，這樣的“賠本賺吆喝”終歸是一條“不歸之路”，時下國內主要智能手機商切不可只顧一時利益，緊抓“低價”這根救命稻草不放，而應該拓展營銷渠道，樹立品牌化營銷的理念。
（5）核心元器件缺乏自主產權
蘋果iphone的銷量只占到全球智能機市場的9%，但是，其利潤卻占到整個行業的75%，三星手機的利潤也接近20%，這兩大手機生產商幾乎占盡了整個行業的利潤空間，這對國內智能手機商的啟示到底是什么？我們的企業雖然有很高的出貨量，產品性能質量也令人可喜，但是，我們生產的智能機在一些核元器件上，諸如CPU、顯示屏、內存、攝像頭等皆被三星，高通等少數上游企業所控制，核心元器件受制于人，這樣，生產商利用硬件實現產品差異化的難度自然加大，在市場競爭中自然處于被動的地位。
二、國內智能機生產商的痛楚
（1）僅有利潤空間被不斷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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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政策 會計信息 上市公司
一、我國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的動機
(一)獲得融資資格
能在證券市場上市，就意味著獲得了在股票市場籌資以及再融資的權利。因此。能夠發行股票并上市流通一直是很多企業追逐的目標。根據有關證券法規的規定，發行和上市股票的公司必須具備3年盈利的條件，于是一些本不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為了能上市，采用各種手段進行盈余操縱。甚至造假，同時，股票已上市的公司可以通過配股或增發新股在證券市場進行再融資，以向老股東配售新股(即配股)的方式不斷籌集資金。注入新鮮血液。雖然證監會2001年新頒布的規定降低了取得配股資格的條件，保配動機有所減少，但配股資格仍是很多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的動機。
(二)避免懲罰
上市公司如果連續2年虧損或出現每股凈資產低于面值等財務異常情況。公司將會被“ST”處理；如果上市公司連續3年虧損，其股票將被終止在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公司股票上市后又被摘牌，不僅對股東是莫大的損失。而且喪失上市資格意味著一種寶貴的稀缺資源被白白浪費掉。因此，上市公司往往認為股票被摘牌是對公司最嚴厲的處罰。為了避免公司股票被戴上“ST”。上市公司會利用會計政策竭力操縱粉飾其經營業績，盡可能避免連續虧損情況的出現。甚至有些上市公司如果已被帶上“ST”帽子。為了不被退市，這些帶帽公司一般都表現出強烈扭虧為盈的欲望以達到摘帽的目的。
(三)操縱股價
上市公司的股價與有關各方的利益直接相關。股價的上升，說明公司價值上漲，從而能夠提升公司的形象；股價的上漲會給公司管理人員、公司職工以及持有公司股票的利益相關者帶來好處，因為他們手里持有大量公司發行在外的股票。于是，在證券市場上，公司常常與券商聯手操作、坐莊，公司出消息，券商托市。在這種動機支配下，一些上市公司往往根據需要選擇會計政策，甚至不惜采取違規手段，在年報、中報中虛報利潤。
二、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與會計信息質量
(一)會計政策選擇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實踐中，會計政策選擇會對會計信息質量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影響。一種是會計政策選擇有助于恰當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從而為使用者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提供保障。這種有利影響的實現是以企業合理地選擇能反映企業實際活動和狀況的會計政策為前提。另一種影響是由于企業選擇會計政策不當，導致會計信息失真。會計政策的不當選擇出于管理當局的無意和故意兩種可能，但兩者相比之下，企業管理當局故意選擇或變更某項會計政策，以實現其盈余管理甚至利潤操縱的目的，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
會計的最終結果，是要為企業外部使用者提供一套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企業選擇不同的會計政策就會產生不同的會計信息，從而導致企業利害關系集團不同的利益分配和投資決策行為，進而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效果和結果。由此可見。企業會計政策選擇與會計信息質量息息相關。會計信息質量的好壞要受到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當企業選擇的會計政策恰當時，會計系統對外輸出的信息對其使用者的決策就更為有用，會計信息質量就高；當企業選擇的會計政策不恰當時，會計系統輸出的信息對其使用者的決策有用性就會大大降低，會計質量就偏低。所以。合理的企業會計政策選擇與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具有內在統一性。
(二)我國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與會計信息披露的現狀
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的相關政策，如特別處理政策、退市政策、配股政策對上市公司的會計政策選擇影響很大。在一定程度上還決定了現階段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的動機。證券監管部門對于上市公司會計收益數據的計算是否合法自然十分關注，但是對于合法而不合理的會計政策選擇與變更卻無權從法律上進行干預，從而導致了上市公司利用會計政策進行利潤操縱的現象時有發生。對此，如何正確認識企業會計政策選擇顯得至關重要。事實上，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存在有著客觀必然性，它對高質量的會計信息來說是把雙刃劍。對待企業會計政策選擇關鍵在于如何實現趨利避害。發揮其有利一面的同時，盡量減少其被誤用和濫用的可能。
目前處于發展階段的我國上市公司在會計政策選擇問題上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其中比較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1 濫用會計政策的現象極為普遍。濫用會計政策是指企業在具體運用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所允許選用的會計政策時，未按照規定正確選用或隨意變更。從而不能恰當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情形。有時，對于合理選擇與濫用會計政策之間僅僅是一步之差。目前一些企業要求會計人員鉆會計政策的空子，來達到粉飾會計報表，蒙蔽投資者和偷稅、漏稅的目的。雖然目前濫用會計政策的方法很多，從濫用會計政策的結果來看。濫用會計政策可以分為積極式、消極式和均衡式三種。即通過濫用會計政策來達到利潤最大化、利潤最小化和收益的平衡。
2 在政策選擇的揭示上，很多企業沒有充分披露會計政策選擇情況，政策選擇的透明度不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有了較大的自(包括會計政策選擇權)，會計不再只是為國家服務，更多的是為廣大的投資者、債權人服務，會計政策有了較大的選擇空間。但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由于委托人與人的目標不一致，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就產生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形成了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在這種情況下。當會計政策選擇有較大的靈活性時，很少有企業真正從自身實際出發。按公允立場選擇會計政策，而是從自身利益出發。粉飾業績，以虛假信息維護企業及經營者形象，這必然使其提供的會計信息失去可比性、可靠性。允許企業擁有會計政策選擇權的初衷是讓企業能真實客觀地反映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但實際上卻成了管理當局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手段，加劇了會計信息失真，產生了不良的經濟后果。
三、規范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對策
(一)加強對企業人行為的規范
1 明確產權，發揮產權制度對會計信息生成過程的規范和界定功能。產權的明晰界定。為會計信息系統目標的實現創造了兩個重要條件：一是股東追求資本收益的最大化，二是各利益相關方與管理當局之間有契約關系。有了這兩個條件，既可允許和鼓勵企業根據企業交易費用的高
低來選擇會計政策，又可以發揮會計準則的激勵約束和資源配置的作用，使企業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減少隨意性，盡可能反映各利益相關方的共同利益。因此，產權的明晰界定。是企業開展會計活動的先決條件和基礎。
2 完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健全內部約束機制。在我國。應完善股東會、董事會、經理人員和監事會的職能，強化股東會和監事會的監督作用。企業所選擇的會計政策、會計政策變更以及由此所產生的會計影響應受到董事會的監督。并向各利益相關方披露。管理當局根據各利益相關方以及獨立董事的要求對所采用的會計政策予以調整。
3 制定合理的報酬契約體系。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以及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道德風險問題，為了使二者的目標趨于一致，這種關系通常表現為一系列的契約，特別包括報酬計劃契約。目前我國上市公司對經營者的激勵主要是短期的報酬激勵，缺乏與公司業績掛鉤的長期激勵機制。因此。應進一步探索與上市公司業績掛鉤的股票期權激勵機制。制定長期的經理人經營績效評價標準，使經營者的目標函數與所有者的目標函數趨于一致，以增強公司經營者對股東的責任心與忠誠度，減少經營者的道德風險，從而提高會計政策選擇的公允性。同時，在強調報酬激勵的同時，我們也應建立相應的責任與報酬相掛鉤的體制。
(二)進一步完善會計準則，加強對會計政策選擇行為的控制
1 會計準則制定機構要考慮受會計政策選擇影響的所有“群體”的利益。目前我國企業會計政策的核心即會計準則的制訂尚未經過“充分程序”，沒有體現出企業會計政策各相關利益集團參與制訂過程的決策民主性。筆者認為，政府在會計準則的制定環節應體現出政策決策的民主性，在執行實施過程中應對企業會計政策的可選擇范圍加以適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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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移動支付 商業銀行 對策
上世紀末期，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引發了國內支付交易渠道的創新，各商業銀行相繼推出了網上服務平臺，此后更是隨著網上支付平臺的推出，崛起了一批如支付寶、快錢等第三方支付公司。隨著移動技術與互聯網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3G 技術的演進以及市場普及率的提高，以及iphone手機對客戶生活的影響，國內將迎來移動支付領域的下一個浪潮。
本文將通過對目前中國移動支付市場上各方主導的移動支付應用模式進行分析，預測移動支付的發展趨勢，以及商業銀行如何應對移動支付的新浪潮。
一、移動支付現狀
1.與傳統互聯網支付的差異
傳統互聯網以信息為中心，而移動互聯網則多以個人為中心，它強調內容的個性化和精準提供。移動性、即時性、廣泛性、私密性、用戶識別性，是手機與移動互聯網非常明顯而又可以深度挖掘的特征，這決定了移動互聯網應用將更加貼近用戶、更生活化，它帶來的是隨時隨地、場景整合的信息和應用互聯。
正因如此，移動互聯網將繼電子商務和個人網銀后帶來全新的模式——移動商務和移動生活。移動商務允許人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處理任何事務，降低了辦公時間和辦公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它能促進企業充分利用移動網絡來降低運營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從而獲得更大的商業效用和帶來商業模式的轉變。移動生活是指客戶可以隨時隨地通過移動終端辦理各項金融業務，同時這些業務可以很好的同社交、生活，甚至是娛樂結合在一起，而非死板的金融業務。移動金融作為基礎環節，例如財務管理、資金支付等，是移動商務和移動生活發展的根基。其中手機銀行更是作為移動金融的基礎工具，能夠降低成本、將高效率的運作模式帶入企業的財務管理和客戶生活中，因此備受青睞。
2.市場空間
截止2011年，中國的手機用戶數量已逾8億，其中已開通移動互聯網業務用戶為3.03 億戶，占全部手機用戶的37.8%。2010 年中國移動互聯網市場總體規模已經達到226.9 億元，同比增長45.8%。隨著3G網絡的建設，各家研究機構一致預測，中國將于2011 年起進入手機支付的快速發展時代。例如，艾瑞咨詢預測中國手機支付交易額將于2011 年達到300億元，用戶規模將突破5500 萬，整個用戶增長將達到92%，移動互聯網總體收入將于2013 年突破6000 億。中國移動預測稱2012 年以后手機支付將超過網上支付；市場分析機構StrategyAnalytics 認為，2011 年全球將有360 億美元的交易是通過移動非接觸式方式，即手機來進行交易支付。
3.市場參與者
如圖所示，移動支付市場的參與者包括：移動運營商、銀行、銀行卡組織、第三方支付、商戶、移動終端制造商等，它們共同構建了移動支付的產業鏈。目前參與各方都已開始探索手機支付的適用模式，加緊布局，爭分市場。商業銀行在移動支付領域的利潤主要來源于用戶通過移動平臺進行交易所獲得的傭金、資金沉淀的價值，以及銀行提供信貸服務和其他增值服務的收入，其利潤獲取模式類似于網上支付的收益模式。但與網上支付不同的是，移動支付擁有更廣泛的線上線下應用場景，且更易形成規模效益，因此，移動支付將成為商業銀行在新支付領域的又一個良好的發展通道。把握好移動互聯網帶來的又一次發展機遇是銀行必須盡快規劃好的戰略課題。
二、國內手機支付存在的問題
1.移動金融產業鏈相對復雜
如上文所述，移動金融產業鏈涉及到手機軟硬件廠商、電信運營商、銀行以及第三方支付企業等諸多的利益群體，產業鏈相對較為復雜，各參與方都試圖能夠在產業鏈中搶占主導地位。目前已經形成了運營商主導、金融機構主導和第三方支付平臺主導等多種模式并存的局面，因為各方互不相讓，很難協調好各方立場，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發展模式，從而成為產業發展的一個制約瓶頸。
但從總體上來說，銀行在主導權爭奪戰中還是具有一些相對優勢。首先銀行擁有金融服務牌照，無論從提供金融服務的全面性還是安全性來說，相對電信運營商及第三方支付企業都更為突出，對客戶而言也較容易接受；其次，電信運營商的優勢在小額支付，因此購買商品的種類受到限制，而大額的賬戶管理則需由銀行來管理，對購買商品的種類限制較小，故能帶給用戶更大的效用。
2.軟硬件技術有待提高
目前影響客戶使用手機銀行的阻礙因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安全性。對使用手機銀行的客戶來說，首要關注點是安全要有保障，必須避免賬戶資金被他人盜用及財務信息泄露。而目前手機的加密能力較低，而且因較長的產業鏈，在手機支付時信息將在多方流轉，從而導致信息被攔截和泄漏的可能性提高。另一個因素是易用性。目前手機軟硬件系統種類較為繁雜，銀行需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來開發匹配各種設備與系統的客戶端軟件，且經常跟不上系統更新的進度。同時，無線網絡帶寬和速率等方面難以讓人完全滿意，交易時最讓人無法忍受的問題就是慢，這些都給用戶體驗帶來了顯著的障礙。
3.需建立兼容第三方支付、電子商務等通用平臺
手機支付市場各參與方的位置決定了其局限性，難以獨自主導整個產業鏈。從整個行業來看，目前缺乏獨立運營的第三方式的移動支付通用平臺。這個平臺應包括將手機第三方支付與各網上第三方支付平臺、B2C 電子商務網站連接，并且使用戶的手機號碼與其銀行帳號捆綁，使其更符合場景應用，才能給予用戶快捷便利的體驗。
國際測試智商范文4
[關鍵詞]套期保值；動機；金融衍生工具
公司通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來消除(轉移或規避)其在經營中面臨的一系列不確定性的策略，稱為金融性套期保值(Mayer＆Smith，1982)。公司為什么要進行金融性套期保值?在Miller―Modiglani的完全競爭金融市場假設下，用于管理公司風險的金融性套期保值不會影響公司價值，并且金融衍生品交易本身也蘊含著極大的風險，在這樣的思路下，公司似乎沒有必要進行金融性套期保值。但在現實中，從20世紀初金融衍生工具產生開始，公司就一直在廣泛使用衍生工具進行套期保值。Bartram等(2004)[1]的調查表明，在包括美國、中國在內的50個國家7319家公司中，有60.3％的公司進行金融性套期保值。理論和現實的差異使得關于公司金融性套期保值動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相關研究回顧與評述
國外關于公司套期保值動機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初20世紀70年代末)。這一階段的研究以完全競爭金融市場作為假設基礎，主要研究結論為“套期保值無關性定理”，[2]即在完全競爭的假設下，公司開展的任何套期保值計劃都可以被任意投資者復制，因此套期保值不會影響公司價值，由此公司沒有進行套期保值的動機。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這一階段的研究以不完全競爭金融市場作為假設基礎，通過逐一放松構成完全競爭金融市場的各個基本假設(稅收、交易成本等)，研究公司套期保值的動機。按照理論基礎的不同，這一階段的研究可以分為三類：
(一)基于公司價值最大化的公司套期保值動機研究
1 稅收理論(Mayers＆Smith等，1982)。該理論認為，累進的所得稅制及其各種稅收優惠條款①會導致公司上繳的稅收是其稅前收入的凸函數，而套期保值可以降低稅前收入的波動性并降低其落入高稅收等級的概率，從而減少公司的預期稅負并由此增加公司價值。[3]
2 財務困境成本理論(Smith＆Stulz等，1985)。該理論認為，公司預期的財務困境成本等于預期的破產成本乘以破產的概率。因此，通過套期保值降低公司利潤的波動率，可以降低公司發生破產的概率，從而降低財務困境成本并提高公司價值。
3 債務成本理論(Nance，Smith＆Smithson等，1993)。該理論認為，套期保值可以減少公司價值的波動性，從而緩解或消除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由此降低投資中的債務成本并增加公司價值。[4]
4 交易成本理論(Dolde，1993)。該理論認為，由于套期保值的固定成本很高，所以一般來講，管理層進行套期保值的意愿及實施能力應與公司規模成正比。[5]
(二)基于管理層效用最大化的公司套期保值動機研究
管理層風險偏好理論(Jensell，1976)認為，由于管理層的目標與股東不一致，風險厭惡的管理層出于自身避險的考慮，會犧牲股東的利益選擇進行套期保值，以使其個人財富免受商品價格、利率和匯率波動的影響。
(三)基于公司經營性措施的套期保值替論
替論(Tufano，1996)認為，公司在經營中會選擇使用一些經營性措施來管理某些風險，特別是源于公司經營的一些特定風險，而這些措施的使用會在客觀上降低公司對金融性套期保值的需求，從而影響公司進行金融性套期保值的動機。對于這些客觀上起到風險管理作用的經營性措施，學者們將其稱為“經營性套期保值(Operating Hedging)”。[6]
總的來看，國外關于公司套期保值動機的研究已形成了基本的理論框架。其中，稅收理論、財務困境成本、債務成本和管理層風險偏好理論的研究比較成熟，雖然實證檢驗結果并不一致，但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都已得到廣泛認可。交易成本理論和套期保值替論，目前都還只是以實證為主，還沒有足夠的理論支持，但實證檢驗結果較為一致。比較而言，國內關于公司套期保值動機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已有研究僅限于對國外研究的文獻整理和理論介紹，如陳很榮和吳沖鋒(2001)等，而對套期保值動機理論的系統分析和我國公司套期保值動機的實證檢驗等基本沒有涉及。
二、實證樣本的確定及其統計描述
本文在不完全競爭金融市場的假設基礎上，以2006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中的非金融公司作為研究對象，②對影響其金融性套期保值決策的相關因素進行實證分析，以考察我國上市公司金融性套期保值決策的動機。
在新會計準則出臺之前，我國公司對套期保值交易的信息披露并不完善；而且國內也沒有涵蓋公司套期保值數據的數據庫，所以為保證樣本的全面和準確，本文在確定樣本時交叉使用多個數據庫，并且使用了關鍵詞搜索法。③樣本確定方法如下：(1)確定套期保值者時，同時使用天相數據庫和證監會數據庫，考慮到中國衍生品市場的具體情況，搜索年報中出現套期保值、套保、期貨、期權、遠期等關鍵字段的非金融類上市公司；(2)分析財務報告以確保公司是做套期保值而不是投機(公司的財務報表必須是標準無保留意見的財務報表)；(3)確定對照組時，確保非套期保值者必須和套期保值者面臨同樣的風險暴露；(4)對比是否對沖商業風險時，必須確保非套期保值者和套期保值者處在同一個細分子行業。對比是否對沖匯率風險時，必須確保非套期保值者和套期保值者處于同一細分子行業且同時面臨外匯風險；(5)由于我國沒有統一的行業分類，不同的數據庫對同一上市公司的行業分類也不盡相同，為了最大可能地避免行業分類錯誤，筆者采用了天相數據庫和證監會行業分類的相交法；(6)考慮到公司面臨的各種風險有可能交織在一起，所以在挑選外匯風險的非套期保值者時，需要同時考慮公司所處的行業和面臨的外匯風險。判斷行業的標準同上。判斷公司暴露于外匯風險的方法是：只要現金流量表中“由于匯率變動引起的現金變動”一項或者損益表中“匯兌損益”一項不為0，即判定該公司面臨匯率風險。
最終確定的實證樣本共包括253家A股上市公司，涉及7個行業，其中82家為套期保值者，171家為非套期保值者。鑒于我國上市公司套期保值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擇用離散性指標度量公司的套期保值，即定義虛擬變量HEDGER為被解釋變量，當公司為套期保值者時，HEDGER為1；當公司為非套期保值者時，HEDGER為0。
三、實證方法與研究假設
國外關于公司套期保值動機的實證基本都采用多元選擇模型：Loglt多元回歸或Tobit多元回歸。④在目前我國公司套期保值的信息披露狀況下，只可獲得關于公司套期保值的離散型樣本數據，因此，本文采用了Loot模型。
實證目的是，通過全面考察影響我國上市公司金融性套期保值的相關因素，以分析我國上市公司金融性套期保值決策的可能動機，包括：
1 財務困境成本、債務成本、管理層風險偏好、交易成本(規模經濟及信息不對稱)，實證假設為：(1)公司預期的財務困境成本與其套期保值決策呈正相關關系；(2)套期保值能減少債務成本，因此，有較高的負債比率、較多的投資項目和增長機會的公司會更傾向進行套期保值；(3)持有股票的管理層更有動機進行套期保值；(4)根據交易成本理論，規模越大的公司更有動機進行套期保值。
2 經營性套期保值。以公司的流動性儲備和融資結構作為公司經營性套期保值策略的代表，考察經營性套期保值對公司金融性套期保值決策的影響，實證假設為：(1)流動性越強、對流動性需求越小的公司更沒有動機做套期保值；(2)發行可轉債的公司，相對于發行一般債券的公司，更沒有動機做套期保值。
3 可能影響我國公司套期保值的特殊因素。通過對我國上市公司所處的市場環境和制度背景的分析，筆者認為可能存在一些特殊因素會對我國上市公司的套期保值決策產生影響，實證假設為：(1)考慮到國有上市公司面臨的預算軟約束和相應的實際較低的財務困境成本，筆者預測國有上市公司會更傾向于不做套期保值；(2)考慮到國內外金融衍生品市場及公司套期保值活動的現狀，筆者預測有外資股東背景的公司會更重視運用衍生品套期保值。
在考察了國外實證研究變量在中國的適用性和變量數據的可得性后，結合我國金融市場及A股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初步選取了17個適用的解釋變量，覆蓋了除稅收理論以外⑤的各個理論解釋的檢驗，見表1。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對樣本進行togit檢驗。為避免多重共線性，通過考察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并采用逐步回歸法對變量進行篩選，最終獲得的模型共包含11個解釋變量，顯示出較好的擬合性，檢驗結果如下：
檢驗結果顯示，LEVER1的系數為正(p值為0.06)，結果顯著，表明更高的杠桿比率與公司金融性套期保值決策之間確實存在正相關關系。由此說明從我國的實證數據上看，實行金融性套期保值的公司會具有統計上更高的杠桿比率。這符合財務困境成本理論的預測，即當公司的負債率越高時，出于降低財務困境成本的考慮，公司會更有動機去利用衍生品進行套期保值。因此，降低財務困境成本是我國A股上市公司進行金融性套期保值的動機之一。
變量EVEBITDA和EXPDPERC是檢驗債務成本假設的變量，兩個指標的回歸系數均為正(p值為0.02和0.03)，結果顯著，這表明更高的估值和更多的資本支出與套期保值決策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表明，在我國，有較多投資項目和增長機會的上市公司會更傾向進行金融性套期保值。而根據債務成本的解釋，這是出于減少“投資不足問題”產生的成本、從而協調公司投資和融資決策的考慮。因此，降低債務成本也是我國A股上市公司進行金融性套期保值的動機之一。
變量MTSTONUM考察的是管理層風險偏好假設，該變量的回歸系數為負(p值為0.02)，結果顯著。這說明當管理層持有股票時，管理層更傾向于不做套期保值，但這一檢驗結果與管理層風險偏好理論的預測完全相反。
變量LNINCOME用來檢驗公司規模對套期保值決策的影響。如前所述，公司規模對套期保值的影響有待考察。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p值為0.02)，結果顯著，說明規模經濟帶來的成本降低效應占了主導地位，規模越大的公司有更大的概率進行金融性套期保值。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的現實，由于國內衍生品市場尚處于發展階段，往往規模較大的公司管理層有著更為豐富的經驗和知識，并具有運用衍生品進行風險管理的意識和能力。
變量FREECFPS、QUICKRT、CASHDIVD和CONVERT，是檢驗經營性套期保值替代假設的變量。FREECFPS和QLrICKRT的回歸系數為負，與預測一致，但p值分別為0.2和0.67，顯著性不足。因此，無法驗證公司流動性和套期保值決策之間的替代效應。CASHDIVD的回歸系數為正，p值為0.0023，結果很顯著，這一結果與預測一致，由此能初步表明我國公司的套期保值與現金分紅的流動性要求之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初步表明，當存在現金分紅的流動性需求時，為降低收益的波動性及發生財務危機的可能性，公司進行金融性套期保值的動機會有所增強。CONVERT的回歸系數為負，說明發行轉債的公司越不傾向于做套期保值。這一結果雖然也與預測一致，但p值太大，顯著性不足。
變量SOE和FOREINVS用于檢驗筆者針對中國國情提出的兩個套期保值的影響因素。SOE的回歸系數為負，與筆者提出的預測相符，但顯著性不足(p值為0.15)。FOREINVS的回歸系數為正數，也與預測相符，結果顯著(p值為0.02)，由此說明在我國，和內資公司相比，有外資股東背景的公司會更重視運用衍生工具進行套期保值。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SOE在模型中顯著性不足，但包含該變量在內的模型擬合效果更好，因此最終模型中仍包含該變量。
五、研究結論
總體來講，2006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中，實行金融性套期保值的公司與未實行金融性套期保值的公司相比，具有統計上更高的杠桿比率、更多的資本支出、更高的主營業務收入、更多的現金分紅，而且公司股份中更傾向于有外資法人股或境外上市股。由此表明，降低財務困境成本和債務成本是我國A股上市公司金融性套期保值決策的主要動機，并且套期保值具有規模經濟效應。另外，公司有現金分紅需要、股權結構中有外資法人股或境外上市股時，公司越有動機進行金融性套期保值。
另外，實證檢驗還表明，管理層持股與我國上市公司套期保值決策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與管理層偏好理論預測的結果相反。我國管理層激勵機制的改革尚處于探索階段，如果股權報酬設計不合理，也會導致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產生額外的問題，從而使管理層持股與公司套期保值決策之間產生負相關關系。但由于受到公司信息披露的限制，目前尚無法解釋上述關系的內在成因，這是本文研究的一個未盡之處。
注釋：
①包括課稅扣除及虧損結轉等。
②金融公司不僅是套期保值產品的需求者，也是套期保值產品的供給者，所以為了減少偏差有必要把金融公司排除掉。
③國外研究中確認套期保值者的方法有三種：直接問卷調查、關鍵詞搜索和非公開數據庫。直接問卷調查容易產生樣本偏差，只在早期研究中使用。
④具體是采用Logit還是Tobit，取決于可獲得的用以度量公司套期保值的樣本數據的類型。如僅可獲得離散型樣本數據，需采用Logit回歸；如可獲得連續型樣本數據，則需采用Tobit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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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在對西方成熟資本市場上公司內部治理機制與股利政策的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探析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國上市公司的內部治理與股利政策的相關性，從而為上市公司制定合理的內部治理機制提供參考。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關于公司稅后利潤在股利與公司內部留存收益之間的分配選擇，是公司經營中一項重要的財務決策，是公司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因此，其必然受到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的影響，不同的內部治理機制產生不同的股利政策。另一方面，股利政策雖然取決于內部治理狀況，但通過分析股利政策可以透視上市公司的治理狀況，合理的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甚至消除成本，使管理者盡量將股東利益最大化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即恰當的股利政策可以作為一種約束機制，有效協調公司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有利于緩解甚至可能解決公司治理問題。
作為公司治理基礎，股權結構對公司內部治理的運作方式和效率都能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不同股權結構下的治理結構產生不同的股利政策。我國關于內部治理與股利政策的相關性分析，幾乎都是在2005年股改前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并存，“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價，同股不同利”的條件下進行的，如今股改已基本完成，對于股改后的研究幾乎還是一片空白。股改后我國股權狀況發生了質的變化，所有股票實現了全流通，所有股東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礎，這將導致我國上市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發生重要變化，那么是否會使我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發
生變化呢？ 本文就此進行分析。
二、國外發達資本市場的公司內部治理機制與股利政策相關性分析
（一）所有權結構
大量研究表明，股權集中度是影響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股權分散時，外部投資者對公司的經營狀況不夠了解，根據股利信號理論，高股利支付率可以向投資者傳遞公司具有良好發展狀況的信息，因此公司一般都傾向于采取高股利支付率；再者，根據成本說，由于單個股東持股比例較低，對公司的監督成本大于其收益，因此一般情況下，股東沒有動力對公司進行監督，而寧愿通過高現金股利減少管理者手中的自由現金流量，以降低成本。而股權集中時，比較成本與收益，控股股東有動力也有能力對公司運作進行監督，公司一般由大股東控制，其對公司的經營狀況比較了解，于是無須通過股利向外界傳遞信息；所以股權相對集中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一般較低。
在德國，首先，銀行持有10%左右的公司股票，從而以大股東身份參與公司治理；再者，銀行是中小股東股票的“保管銀行”，可以代中小股東行使權。根據德國《股份公司法》，企業法人投票權力不能超過25%，而代表公眾股東的銀行的投票權卻不受限制，因此銀行在上市公司的治理中有突出作用。擁有股東和債權人雙重身份的銀行，有動力也有能力對上市公司的運營進行監督，股利政策的監督作用相對較小，因此其股利支付水平不高。
（二）董事會
作為最重要的公司治理機制，董事會能對經理層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德國，上市公司實行“雙重董事會”制度，即包括理事會和監事會，且監事會的地位高于理事會。監事會有任免理事會成員的權力，監事會成員由股東代表和職工代表各一半組成，監事會成員不能兼任相當于經理人角色的理事會成員，因此監事會的監督作用較強，能夠有效降低成本。另外，這種機制安排便于信息傳遞，能夠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相較之下，股利政策所發揮的治理效率并不高，因此德國上市公司的現金股利支付率較低。
（三）債務政策
債權融資的杠桿效應有利于限制管理者的隨意行為，促使管理者與股東的利益一致，從而有利于減少成本。但過多的債務融資可能使企業的現金流發生短缺，更甚者可能陷入危機，銀行為了保證資金回收，通常會限制企業的投資、股利發放等決策，因此企業的資產負債率越高，其股利支付率越低。在德國，銀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舉足輕重，銀行向公司提供各種貸款，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較高，銀行作為債權人和股東參與公司治理，雖然較好地貫徹了股東利益最大化目標，但也限制了其股利發放水平。
通過對德國上市公司的內部治理與股利政策的相關性分析，可以發現，股權結構對股利政策制定的影響作用貫穿始終，股權結構是股利政策制定的根本影響因素。且綜觀德國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發現，雖然其股利支付水平較低，但股利政策穩定，且以現金股利為主。
三、現時期我國上市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與股利政策狀況
（一）股權高度集中
股權分置改革使所有股票實現了全流通，所有股東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礎。由于股改方案大都采用對價支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各股東的持股比例，大股東（原為非流通股東）的持股比例有所減少，公眾股東的持股比例增加。然而，針對我國2005年已完成股改的299家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發現，這些公司2006年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仍高達38.56%，股權結構仍然高度集中，即公司仍然處于大股東控制之下，可能按照大股東的意志決策。
（二）無效的董事會
我國的董事會類似于德國的“雙重董事會”制度，但又具有中國特色。我國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大部分都是內部董事，且由原行業主管部門的領導和行業內高級經理組成，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現象普遍，董事職業化程度不夠，且也沒有確立職業經理人觀念；其次，我國的獨立董事由于建立時間短，且基本上都是由大股東推薦產生，所以獨立董事基本上都是聽命于大股東，缺乏獨立性。另外，我國的監事會形同虛設，監事會采用集體工作制度，監事會成員無法獨立開展工作，起不到有效的監督作用。
（三）資產負債率偏高，但銀行監督無效
我國的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偏高，且近年來有逐年升高的趨勢，2003—2004年都超過了45%，2006年甚至高達68.16%。但作為最大債權人，銀行對公司治理的參與卻受到限制，且由于銀行本身也處于改革初期，內部治理尚不完善，因此對上市公司的監管缺乏力度。
四、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現階段的內部治理仍然存在許多問題，與此相對應，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制定上較股改前并沒有太大變化，每股現金股利2004年為0.112元，2006年為0.095元，并沒有顯著變化，股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體現了控股股東的意愿，而不是建立在公司發展的基礎上。
（一）股利政策不穩定，且缺乏連續性
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利決策受控股股東和政府相關政策的影響較大，公司發放股利不是以公司的長遠發展為目標，而更多體現了控股股東的意愿，或者僅僅為了迎合政府的相關規定，而置公眾股東的利益于不顧，因此導致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頻繁多變，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在所有的a股上市公司中僅有519家公司在2005、2006年連續兩年支付現金股利，且幾乎沒有公司保持相同的股利支付率，所以在我國股利政策不具有信號傳遞的作用，反映不出公司治理狀況。
（二）股利支付方式多，現金股利不是主要的支付方式
我國上市公司采取的股利形式有現金股利、股票股利、現金加股票股利、現金股利加轉贈股本、股票股利加轉股本、現金股利加股票股利加轉股本等多種。在發達的資本市場上，現金股利是主要的股利形式，然而我國1393家a股上市公司中，2005年僅有639家分配現金股利，2006年僅有747家，近乎多半的公司不發放現金股利。依靠發放現金股利來降低成本，改善公司治理在我國基本上還行不通。
五、借鑒國際經驗，完善我國上市公司的內部治理機制與股利政策
（一）完善董事會結構，加強監事會的監督職能
我國董事會結構可以參考德國的模式，重組董事構成，讓股東、雇員和債權人共同組成董事會，為保證股東利益，股東董事應占絕對多數。為保證各位董事成員享有共同的權利，股東董事由股東推薦，雇員董事由全體雇員民主選舉產生，債權人董事由債權人推薦，如此有利于企業信息交流，并對高層經營者有一定的監督制約作用。同時，加強監事會的監督職能，監事會成員同樣由股東、雇員和債權人組成，但為了防止企業遭“內部人控制”，提高經營效率，保護債權人利益，可適當考慮債權人在監事會中的占有比例。
（二）加強銀行信貸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現階段我國的股權高度集中，但基本上都是國家或法人控股，銀行不占有股份，公司資產負債率雖然很高，但銀行不參與公司治理，對公司缺乏有效的監督，從而造成資金使用低效，銀行資金回收率太低。我國上市公司治理可以借鑒德國模式，加強銀行在公司治理中的參與角色，并為公司提供融資、咨詢等方面的支持。
（三）健全高管薪酬激勵機制，充分調動管理者的積極性
有效的薪酬激勵，可以促使管理者與股東的利益一致，有利于提高公司經營業績，這是增加股利發放的收益源泉。在日德等發達國家，高管薪酬普遍與公司經營業績掛鉤，從而充分調動了管理者的積極性。目前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管理機制混亂，薪酬與公司經營狀況脫節，從而出現了大量經營者消極怠工現象。我國應借鑒德國模式，健全薪酬激勵機制，激勵管理者的經營管理熱情，從而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
（四）股利政策應當穩定、連續，并以現金股利為主
我國上市公司應借鑒國外發達市場的經驗，建立穩定、連續的股利政策，增強股利的可預見性，切實維護股東利益，有利于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現金股利是發達資本市場上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我國上市公司也應朝著這一方向發展，并適當采用高現金股利支付率。高現金股利支付減少企業的留存收益，公司到市場再融資時必受到市場的監督，并且高現金股利減少了經營者所控制的自由現金流，有利于減少成本，對改善我國上市公司的治理狀況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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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測試智商范文6
【關鍵詞】 上市公司； 會計信息披露； 治理對策
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將逐步與國際接軌，人們將越來越多地依據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作出貸款、投資決策或操作計劃。但是，我國目前會計信息披露所涉及的違規、違法事件仍時有發生。因此本文試圖根據深交所公布的信息分析會計信息披露的總體狀況，并在會計信息披露理論的基礎上針對信息披露中出現的問題提出具體的治理對策。
一、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總體狀況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總體狀況
雖然計量信息披露質量的方法有很多種，但從資料的可收集性考慮，本文擬以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公司“誠信檔案”中“信息披露考評”結果作為信息披露質量的高低判斷。該考評結果是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辦法》（2001年頒布）打分確定的。自2001年以來，深交所在每年年初對掛牌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狀況，分優秀、良好、合格與不合格四個等級進行鑒定并對外披露，具體結果統計見表1。
為方便起見，筆者對信息披露質量的各等級分別進行了賦值。其中，優秀=4，良好=3，合格=2，不合格=1，并將信息披露考評分值作為信息披露質量的替代變量進行簡單的統計分析，見表2。
從表2中不難看出，深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被賦值后其均值在總體上呈波動趨勢，表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在2003―2009年間有所提高，但2005―2006年間信息披露質量又小幅下降。
（二）從企業內部分析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中存在的問題
根據深圳交易所“誠信檔案”中“上市公司誠信檔案”所公布的“上市公司處罰信息”顯示，主板上市公司中在2005年因會計信息披露違規而受到深圳交易所公開譴責的上市公司共有33家，2006年共有26家，2007年共有14家。其中出現的主要問題為：會計信息披露不真實、不及時、不充分以及會計信息披露不規范。統計結果如表3。
1.會計信息披露不真實
根據深交所“上市公司處罰信息”公布的資料整理顯示：2005―2009年均存在因會計信息披露不真實而違規的上市公司，分別占當年違規公司總數的36.36%、23.08%、28.57%、33.33%和16.67%。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利用會計和非會計手段虛增收入，人為操縱利潤；第二，利用關聯方交易制造虛假信息披露；第三，利用資產重組手段制造虛假信息披露；第四，利用計提準備制造虛假信息披露。
2.會計信息披露不及時
根據深交所“上市公司處罰信息”公布的資料整理顯示：2005至2009年均存在因會計信息披露不及時而違規的上市公司，分別占當年違規公司總數的54.55%、76.92%、64.29%、100%和100%。這已成為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中最為嚴重的問題。
3.會計信息披露不充分
據深交所“上市公司處罰信息”公布的資料整理顯示：2005―2008年均存在因會計信息披露不充分而違規的上市公司，分別占當年違規公司總數的81.82%、46.15%、35.71%和16.67%。會計信息披露不充分主要表現為：第一，重大投資項目的披露不充分；第二，償債能力披露不充分；第三，關聯交易的披露不充分。但2009年不存在因會計信息披露不充分而違規的上市公司。
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不規范
據深交所“上市公司處罰信息”公布的資料整理顯示：2005―2009年存在因會計信息披露不規范而違規的上市公司，分別占當年違規公司總數的6.06%、3.85%、3.85%、0和66.67%。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式、內容和時間的選擇上很隨意，形成大量的內部信息和小道信息，“補丁”公告不斷，前后敘述自相矛盾，采用新聞形式披露信息且公司股票不停牌，對投資者造成傷害。
二、從企業內部分析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存在問題的原因
由于會計信息的供給者――上市公司因內部治理結構失效、利益驅動等原因，限制了其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會計信息的使用者需求乏力，沒有形成對高質量的會計信息的有效需求。本文根據供給需求理論分析中國上市公司在會計信息披露中存在問題。以下主要從企業內部角度分析。
（一）利益驅動
一些上市公司為了樹立良好形象，通過提高業績來提高股價，便于公司再融資實現高價配股或增發，達到圈錢的目的；一些特別處理的公司為了免于摘牌，也想方設法提升業績。為達到以上目的，在披露年度及中期報表時，上市公司不惜采用各種手段粉飾業績，甚至會計造假操縱利潤。表現為一些上市公司的業績歷年波動很大，當年需配股或增發時業績往往大幅增長，當完成配股或增發后業績大幅滑落。
（二）公司治理結構缺陷
從上市公司體制來看，目前許多公司的治理結構屬于“畸形”狀態，具體表現在：
1.股權結構
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存在股權流通性差、股權分布不均勻、非法人股比例不高和“一股獨大”等四方面問題。如截至2008年3月底，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總股本為19 757.43億股，流通股總額為8 979.43億股，占總股本的45.45%；我國現有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原來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改制而來，股權結構呈現明顯的“國有化”特征；從1992年至2007年，法人股在總股本中所占比重從1992年的26.63%下降到2007年底的5.02%；股權向單一股東集中，如表4所示第一大股東處于絕對（或事實上絕對）控股地位。
所以，隨著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提高，其控股地位幾乎支配了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在公司形成超強控制，從而造成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問題嚴重。
2.董事會機制
2002年證監會開始在上市公司中強制實施獨立董事制度，規定2003年獨立董事在董事會所占比例要到1/3。本文從滬深兩市1 160家上市公司中抽取120家公司為樣本，根據和訊網上各上市公司公布的年報資料整理得到2001年、2004年及2007年公司獨立董事所占比例，具體統計結果見表5：
由表5可以看出在2002年證監會強制實施獨立董事制度之前，僅有5%的樣本公司達到要求；而在2004年達標比例上升到了82.5%，且有27.5%的公司超過這一比例；2007年達標公司百分比盡管仍為82.5%，但其中包括42.5%的樣本公司超過這一比例，不過仍有17.5%的樣本公司未達到標準。這說明在我國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對獨立董事制度尚缺乏充分的認識，獨立董事制度執行的仍不到位。
三、從企業內部角度規范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對策
關于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國外提出了三種基本理論：會計信息披露的新古典理論、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理論和會計信息披露的實證理論。
會計信息披露的新古典理論假定會計信息同其他產品和勞務一樣都是經濟產品，它既存在著需求方（用戶），也存在著供給方（企業）。當每一信息的邊際效用等于生產它的邊際成本時，會計信息市場就達到了均衡狀態。因此，僅市場過程就足以調節會計信息的披露，公共干預的過程就成為毫無必要的。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理論認為：會計信息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而公共產品具有外部性和搭便車行為，因此必須借助第三方（政府）加以干預來實現會計信息披露機制的標準化，以限制資本市場上的壟斷和投機行為。會計信息披露的實證理論認為公共干預的代價往往很高，所以應盡量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避免利用公共干預，但他們也承認存在市場失靈的情況。
不難發現，上述三種會計信息披露理論各有側重。具體而言，會計信息披露的新古典理論是研究會計信息披露理論的參照系，是一種理想化的會計信息披露框架，不具現實可行性；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理論和實證理論是考慮到特定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的各種因素后構建的具有可行性的理論研究結果，只是在準則制定過程中，前者更強調第三方的干預，后者更偏重于發揮市場機制應有的作用。本文認為應將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理論和實證理論相結合，既要利用第三方的干預也應當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以下本文將根據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理論和實證理論針對信息披露中出現的問題提出具體治理對策。
（一）完善股東治理結構
優化股權結構，尋求國有股的有效退出機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目前政府和企業要利用股份回購、可轉債等多種金融工具，尋求國有股減持和退出機制。同時尋找合格的機構投資者和市場進入機制，擴充和增加流通股比例。在股權分置時，實行國有股縮股而不是向流通股股東送股。通過股權結構的“一退”、“一進”，優化公司股權結構，為完善公司內部治理提供所有權制度基礎。
（二）完善獨立董事制度
由于獨立董事可以不受利益的局限而公平對待全體股東、董事和經營管理人員，維護全體股東利益，獨立董事還可以向董事會或股東大會發表公司重大關聯交易和認為可能損害中小股東權益的事項等獨立意見，這都強化了上市公司董事會的制約機制，能有效地保護中小投資者。因此，建立真正的獨立董事制度，對董事會的決策和公司行為進行監督，對于防止和減少虛假信息披露有著積極的作用。這可以采取強化上市公司董事的誠信和勤勉義務；完善管理報酬結構，定立激勵約束相容的契約激勵機制等措施。
通過完善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建立內部約束機制，可以有效地防止經營者通過信息披露虛假、誤導或遺漏來損害投資者的利益，防止公司大股東利用信息的壟斷優勢侵害中小股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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