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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研究范文1
關鍵詞:經濟理論 經濟史 制度理論 中國經濟史
中圖分類號:F0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4-038-04
一、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的結合
經濟理論和經濟史研究不僅需要回答現實經濟是如何運行的,而且也必須對經濟的長期趨勢和結構變化作出解釋。諾思認為,經濟史的基本任務就是“解釋經濟在整個時期的結構和績效”。吳承明先生也指出,“經濟史是研究各歷史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以及它運行的機制和效果”。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它一方面要求我們對人類的經濟活動歷程進行客觀翔實的描述,另一方面也要求我們對經濟的發展做出時序性、規律性的闡釋。馬克思、熊彼特、庫茨涅茨、舒爾茨等學者歷來都將歷史看作理論靈感之源。經濟史是經濟學的一部分。但經濟史與經濟學并非相互包含或融為一體,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經濟學史和經濟史的研究時,非常強調要重視邏輯的方法,重視經濟關系的抽象和理論概況。同時,?？怂挂舱J為,經濟學的理論與經濟發展的歷史應該是統一的。這種統一表現在:在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對經濟發展的歷史開展研究,在經濟發展史中對經濟學理論進行驗證。
首先,經濟史是經濟學實證經驗的源泉。實證方法是經濟學的主要方法之一,其方法的本質簡單說來就是用經驗和事實說話。而直接用經驗和事實說話,正是經濟史的根本特征和優勢:一方面,經濟史可以為經濟學的假設和命題提供更可靠的經驗實證;另一方面,可以為經濟理論提供更符合經驗事實的假定。經濟史所提供的大量經驗和事實,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的實證范圍,為經濟理論的實證性驗證提供更多的事實依據。而這些通過經濟史學家提煉和抽象所得出的具有規律性的經驗事實比經濟學家所感知的現實經濟世界要可靠得多。經濟學家可以利用經濟史所提供的經驗世界,對經濟學的假設和命題進行經濟學模型的實驗檢驗和理論修正,從歷史和現實中抽象和完善理論。
其次,經濟史是經濟學理論假設研究的起點。假設是經濟學理論建立的一個重要步驟。但是如果一種經濟理論的研究,不是依賴于理論對經驗事實的相符性,而是依賴于自身邏輯的嚴密性。然而,任何一種假說或理論,隨著經濟現實的變化和發展,其賴以成立的正確性也會失去其原來的真理性,如果不對其進行修改,就會導致整個經濟大廈的搖晃。如新古典經濟學以一種不可更改的演繹推理的偏好,來過分強調其完全公式化理論體系的發展,從而導致了一系列假設和命題的謬誤,以至于面臨眾多的尷尬和挑戰,如“黑箱子”。諾思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歷史感。而熊彼特也指出,“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
再者,經濟學對經濟史進行規律性指導。經濟學是對經濟史的抽象概況,經濟學理論對于經濟史研究的作用,就在于它決定著用什么觀點考察經濟的歷史,用什么方法理解和闡釋經濟的歷史。也就是說,“在解釋經濟史之前,需要一個概念基礎”,而這個概念基礎是由經濟學提供的。經濟學對經濟史的指導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經濟學為經濟史提供各種可用的理論模型,如熊彼特的創新模型,諾思的制度分析模型以及羅斯托的起飛模型。還有就是,經濟學中的各種分析工具都可以用于經濟史學的分析研究中,如計量經濟學方法、邊際分析方法等。所以,不斷引進和運用新的經濟學理論和各種社會科學理論于經濟史研究,不僅可以對史料加以重新的歸納、組合和整理,而且能夠對重大歷史問題總結出一本規律。
所以,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的結合,從經濟學角度來講,是經濟學要主動求諸經濟史檢驗和修正其理論假設,是經濟學改革的重要方面。經濟史的任務,不僅要為經濟學理論提供更多的證實性材料,而且要為經濟學理論提供更多更新更好的假設。正如諾思所指出的:經濟史的“研究目的不僅要解釋經濟的過去,而且也要對經濟理論有所貢獻,提供一個分析架構使我們能了解經濟變化。”從經濟史角度來講,經濟史的“按時序解釋經濟結構及其實績”,即從時間上解釋經濟結構和實績的演變,用經濟學方法來理解和闡釋歷史研究。經濟史要利用經濟學的理念、觀點和方法,以及理論模型來分析和闡釋歷史,實現經濟史和經濟學的有機結合。而西方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史學在理論和方法上的歷史突破,正是體現了這一點。
二、制度理論分析框架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中,市場的運作被假定為在完備信息、產權明確和零交易成本的條件下運作,偏好、技術、稟賦和制度構成經濟主體行為的既定因素,被視為四個基本的外生變量,排除了制度或組織對經濟效率的影響。然而,新古典經濟學的這一分析體系,逐漸受到質疑。因為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動力既是經濟增長、社會繁榮的主要動因,也是經濟衰退的重要原因,這種理性人的“非理性結局”正是由于組織和制度所造成的。也就是說,新古典經濟學家和博弈論經濟學家所長期恪守的“理性經濟人”這一維度,將會被人類社會實存的文化、背景下的交流和社會博弈分析和建構所取代。這就使得西方學者不再囿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而將組織和制度納入經濟學的分析體系中,并形成目前學術界對制度和制度模式研究的四大流派。
一是由凡勃倫(T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Commons)、米契爾(Wesley C.Mitchell)、阿里斯(Clarence E.Ayres)、法格?福斯特(John Fagg Foster)、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馬克?圖爾(Marc R.Tool)等人發展起來的美國制度主義傳統,也稱為舊制度經濟學或制度學派,這一流派的分析思想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并一直延續至今。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老制度經濟學派從社會學、心理學、法學等角度來解釋人類的經濟活動,開始認為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凡勃倫認為“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是一種流行的精神狀態或一種流行的生活理論。”即凡勃倫注重制度的心理和文化分析,把制度的發展看做思想意識演進的結果。康芒斯所解釋的制度是指“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使之遵循一定的規范。因為社會經濟生活中,在眾多的社會集團之間廣泛存在著利益的沖突,而沖突的各方又都是相互依存的,這種相互沖突和依存要得到協調,就需要秩序,即通過集體行動為沖突各方建立一個“行動規則”,使交易各方處于協調之中。而這種“行動規則”有來自經濟、法律和倫理等方面,其中他特別強調法律對利益各方的調節機制。20世紀60―70年代加爾布雷斯所研究的制度不僅包括各類組織,還包括社會集團的行為準則、社會意識類型。制度只是人類本能和外在客觀因素相互制約所形成的廣泛存在的習慣,現實的經濟制度只不過是心理現象的反映和體現,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系、人們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經濟因素。
二是由科斯(Ronald H.Coase)、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諾思(Douglass C.North)等人所發展起來的新制度經濟學派,人們一般將交易成本和產權,政治經濟學和公共選擇,數量經濟史,關于認知、意識形態與路徑依賴的作用等這四個研究領域都歸入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范疇。科斯強調市場制度和企業組織對降低交易費用的根本作用,也是有效率的產出和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正常發揮作用的約束條件。也就是說,市場制度支配著歷史上的各種交換關系,也是市場和其統一化的過程,培育了經濟效率與增長。而諾思通過對經濟史的研究發現,用傳統理論去研究某一歷史時期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績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尤其是它無法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和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諾思在其三部曲中所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敝贫鹊暮诵氖钱a權制度,而產權的制定者是國家。諾思對美國和歐洲經濟史中制度變遷的歷史進行了實證的分析,研究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對制度、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影響,并用制度變遷軌跡和路徑依賴理論探究和解釋了“為什么相對無效的經濟會持續?是什么妨礙了它們去采用更有效的經濟中的制度呢?”
這種新制度經濟史學的分析在從事制度分析時,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產權理論,其研究領域也就限定在了由國家制定和實施的產權上,而對于無國家和中央法律體系強調的自我實施制度,沒有也無法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特別是在現有的經濟理論分析框架中,無法解釋本身作為一種制度的國家的起源。另外,盡管諾思等人對文化傳統及意識形態給予了一定的關注,但是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及翔實的歷史實證來分析非經濟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對制度變遷軌跡和路徑依賴理論。而這個被諾思所認識到但反復強調的對意識形態、文化因素以及人們的主觀預期研究的困難性解釋,在20世紀80、90年代后被另一個學派所發展。
三是阿羅(Kenneth J.Arrow)、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等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交易費用和信息經濟學(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角度對制度作用和選擇的研究。斯蒂格利茨和阿克洛夫作為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的其中兩位,其對信息經濟學的貢獻已經逐漸受到重視,其理論被繼承和發展為與現代新古典經濟學相呼應的新凱恩斯主義流派。阿克洛夫繼承阿羅所提出的保險市場上的敗德行為效應,發展了檸檬市場上的逆向選擇效應。而這些由信息不對稱問題所引發的效應,斯蒂格利茨進一步將其擴展為一個信譽模型。這一系列的“信息不對稱”研究,將心理和社會因素引入經濟研究中,來解釋諸多市場機制和經濟制度出現的原因,從集體懲戒角度即不遵守社會習俗會導致足夠的聲譽損失或違背成本的增加,為社會習俗的長期存在找到經濟原因的分析,也為人們對市場行為規范的遵守找到了“非個體行為最大化”的多重均衡解釋。而這種“不對稱信息”研究的分析框架逐漸被眾多研究者所推崇和拓展,用以分析諸多經濟組織和制度的出現和存在,是用以消除信息不對稱的負面影響。
四是由安德魯?肖特(Andrew Schotter)、賓默爾(Ken Binmore)、薩金(Robert Sugden)、楊(H.Peyton Young)等人建立的博弈均衡制度分析方法,并被格雷夫(Avner Greif)、青木昌彥(Masahiko Aoki)等人在此基礎上發展為歷史制度分析理論或比較制度分析理論。鑒于歷史的制度分析作為目前制度經濟史學領域的主要分析范式,其理論建構和分析方法及研究領域的擴延,被目前經濟學和經濟史學界所廣泛關注,日益成為現今制度經濟史分析的傳統分析模式。
三、制度理論與經濟史的結合
制度經濟史學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革命的推動與促進下產生發展起來的。20世紀50年代之前,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被普遍應用于經濟史的研究中,從而實現了經濟史研究方法上的革命,開創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時期。這些新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應用,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史學對制度及其相關問題的解釋力,為新經濟史學家運用這些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去系統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其相關問題,構建了較為完整的理論方法、分析工具和研究體系。此后,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形成了所謂的制度理論和經濟史結合而成的理論,即“制度經濟史學”。
制度經濟史學大致經歷了“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新制度經濟史學”和“歷史的制度分析”這三個階段。其中,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經濟史學,得源于新經濟史學革命的發展,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本理論框架,以計量和統計分析為主要方法和工具,以歷史上特定的經濟制度――市場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來研究歷史上的各種經濟交換關系、經濟效率和增長。其對歷史上的大量有關價格、數量以及不同產業的周期性質等外生變量的歷史資料進行歸納整理和統計分析,從而極大地增強了其對歷史上的各種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的解釋力,拓展了經濟史的研究領域。而后,伴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研究的不斷深入,經濟史尤其是制度經濟史對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逐漸被得以重視,并形成了“新制度經濟史”。新制度經濟史的集大成者是諾思教授,其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制度分析框架,對西歐和美國的經濟史,特別是制度變遷的歷史進行了廣泛的實證研究,以制度、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家和意識形態對制度和制度變遷的影響,來說明經濟增長的制度變遷模型和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從而形成了一個以制度、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為主軸,以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理論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經濟史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格瑞夫在分析中世紀末期商業革命中的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時,超越了新制度經濟史學將國家作為唯一的制度來源分析范式,重新給制度下了一個更為寬泛的定義,即本身“是自我實施的對行為的非技術決定的約束。”與那些由國家和法律強制實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實施制度必須是參與者各方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各種制約因素、意識形態等理念下,經過協商、談判、討價還價后自愿達成的一致結果,它最主要的性質就是自發產生和自我實施。
格瑞夫在給出了明確的制度定義后,對比分析了11―14世紀歐洲“商業革命”時期的意大利城市熱那亞和地處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馬格里布商人,在相同的環境和條件下,二者不同的制度選擇。分析得知,馬格里布人和熱那亞人不同的文化遺產以及他們在文化方面表現出來的巨大差異性決定了他們對制度的不同選擇。到中世紀晚期的商業革命時期,不同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已經使熱那亞和馬格里布分別形成了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文化傳統。而不同的文化傳統,對熱那亞和馬格里布人的經濟政治制度選擇和變遷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響。熱那亞人的文化傳統使其在選擇海外關系和內部關系模式時,選擇了以“個人主義”懲罰機制為基礎的第二方實施制度、開放型的擴大貿易方式和“縱向”的模式,而這些對于一個社會的長期經濟增長是十分有利的。相反,馬格里布商人則選擇了以“集體主義”的懲罰機制為基礎的第三方實施制度、封閉型的擴大貿易方式和社會內部橫向的模式,而這些對經濟的長期增長是不利的。熱那亞的個人主義社會,由于缺乏經濟上能夠自我實施的集體主義懲罰機制和暢通的信息網絡,及相關的非正式的集體主義實施的制度保障,促使其形成了保險制度、以國家權威為基礎的法律制度、以及股票市場等相關制度的產生和發展。而馬格里布的集體主義社會通過非正式的集體主義制度解決了相關的制度保障文藝,但同時也阻礙了其相關市場制度的產生和國家法律的強大。文化信仰對經濟和政治制度的選擇和變遷產生了持久的影響,而后者的發展狀況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
格瑞夫對影響制度選擇與變遷的非法律因素的歷史制度分析,把研究重點引向了缺少國家和中央法律體系條件下的自我實施制度,將非正式規則對制度變遷的決定性提上了一個更重要的臺階,注意文化信仰在制度模式選擇和制度變遷中的作用,對于我們加深理解我國長期歷史時期的發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而歷史的制度分析領域的另一個代表人物青木昌彥以博弈論為起點,以東亞經濟特別是日本經濟作為典型案例,來研究比較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方方面面,把制度概括為關于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系系統。他用“共有信念”概括了諾思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解釋,從而擴展了“制度”的內涵和外延,將制度的本質定義為能被共用資源、交易(經濟交換)、組織、社會交換、政體和一般性組織領域等相關性領域所有相關人所感知的對均衡博弈路徑顯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種濃縮性表現。即制度以一種自我實施的方式制約著參與人的策略選擇,“并反過來又被他們在連續變化的環境下的實際決策不斷再生產出來。”此外,青木昌彥運用進化博弈思想解釋了制度演化中的多重性和不可確定性問題,因此歷史和現實中,即使面對相同的技術知識和相同的市場,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制度安排會出現差異,同一文化背景下,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也會出現不同的制度選擇。青木昌彥根據博弈的性質和對應的適當的均衡概念以及均衡達成的方式,確定了制度的三種主要方式,即管制制度、社會規范、規則和慣例。按照青木昌彥的觀點,制度的作用是制約參與人的行為,通過協調人們的理念來控制參與人的行動決策規則。作為制度,共有理念引導著參與人在多種可能性(即多重均衡)中抉擇,朝其中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動。在此意義上,不論共有理念是管制性的、規范性的還是認知性的,制約都是其內生特征。制度通過對均衡狀態的簡要表征來協調參與人的信念;在一個信息非完備和非對稱的世界里,制度又協助理性有限的參與人節約決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
歷史的制度分析,將研究重點放在自我實施的制度(下轉第41頁)(上接第39頁)上,拓展了制度經濟史的研究范圍和領域,超越了新制度經濟史學把國家作為制度的唯一來源的分析范式,強調制度自發產生和自我實施的性質,認為自我實施制度必須是參加者各方經過協商、談判、討價還價后自愿達成的一致后果。制度概念范圍的擴大,為明清時期各大商幫在缺乏民商法等“第三方”強制制度情況下,所依據不同的地緣文化、而選擇的自我實施和集體主義懲戒機制制度模式的選擇和實現方式方面的分析拓展了一個新的分析范式。
四、制度理論在中國經濟史中的應用
中國經濟史學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歷了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的“危機”之后,各家開始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來探究中國經濟史的發展。其中,將西方經濟理論引入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運用經濟學理論來解釋和發展經濟史的研究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探討和研究方向。特別是,西方制度經濟史的興起和發展,更是極大地促進了制度理論在中國經濟史中的應用。其中,以山西大學晉商學研究所為代表的研究更具有特色。
晉商研究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和分析工具,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理論分析模式,對晉商的經濟活動、發展脈絡、運行機制、變遷規律進行制度經濟史的分析,建立一個晉商制度分析模式。構建了一個較為全面、系統的晉商制度安排、配置與變遷的理論框架。將晉商的盛衰看作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運用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分析方法,對晉商制度變遷的主體、動因、方式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從理論上對晉商的發展脈絡、運行機制、變遷規律進行了梳理和論證。運用了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制度分析與非制度分析以及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等多種方法,對大量可靠的史料進行了理論分析,使晉商研究得到進一步的深入。
晉商研究還應用歷史的制度分析的理論分析模式,歷史經驗的歸納分析法、博弈論分析法,通過委托中的晉商信用研究、晉商金融信用的演進研究、資本運營中的信用關系研究以及晉商信用制度的實證分析,來構建晉商信用的歷史制度分析模式。從產權結構、交易成本來研究晉商的信用制度,以及晉商信用的基本模式與實現方式,變遷過程及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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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研究范文2
所謂"選精法"，即從有關史料中選取一兩種據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為據來概括全面。在建構"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說時，這是最常見的方法之一。
在以前宋代江南畝產量研究中，使用"選精法"頗不少見。有關宋代江南畝產量的記錄為數不少，僅斯波義信《宋代江南史研究》中所收集者即達180余例之多（如果把各例中所包含的畝產量數字都列出來，總數還更多得多）（注：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第140-141頁。其中的一例（1237年常熟縣學田籍）就包含了114個產量數字。）。這些數字彼此相差甚大，且有顯著的時空分布差異（注：如斯波氏所列出者中，低者僅0.13石，高者則達5石，相差竟達37倍之多。又，斯波氏收集的185例畝產量記載，從時間分布來看，北宋僅有5例，其余都是南宋的（其中又特別集中于南宋后期）；從地域分布來看，秀州（嘉興）只有2例，湖州有15例，常州有58例，而蘇州則多達110例。）。一些學者在研究畝產量時，通常是從這些記載中挑選出一兩條，以此為據來推導出其結論。例如前引余也非對兩宋江南畝產量的估計和顧吉辰對北宋江南畝產量進行估計時，都只列出了一條證據。漆俠估計南宋太湖流域畝產量為六七石，因其未注明史料依據，茲可不論（注：漆俠在論文《宋代生產力的及其在古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及專著《宋代經濟史》（第2、26、175頁）中，多次說到太湖流域畝產六七石，但均未注明史料來源。查該論文的"中國封建各時期畝產量數字表"及該專著第135-137頁的"宋代各地畝產量數字表"，畝產六七石的記錄均只有一條（即政和7年明州畝產量的記載）。此條史料原文為"訊之老農，以謂湖（明州廣德湖--引者）未廢時，七鄉民田，每畝收谷六七石，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但這已明說是谷。在前一表中，漆氏未注明此條史料說的是米還是谷；但在后一表中已注明是谷而非米。因此漆氏關于南宋江南畝產六七石的估計依據的肯定不是這條史料。但究竟依據什么史料，因漆氏未加注明，因此不知據何而得。）。他又認為南宋江浙畝產五六石，而閔宗殿已明確指出漆氏此說所憑只有一條史料，即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五《寧國府勸農文》中說到的"浙人治田，……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注：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畝產五六石的記錄在宋代史籍中僅此一見，也是宋代史料中可見到的最高產量記錄（注：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量研究》，第160頁。）。因此漆氏實際上是選取宋代水稻最高畝產量的惟一例子，以此作為江南的普遍畝產量。余氏、顧氏等對史料的掌握情況如何不得而知，但從漆氏《宋代經濟史》中對田?租（特別是官田、學田田租）進行時所引用的史料來源看，斯波氏所收集的史料，漆氏也都掌握。從這么多的史料中挑選出一條，當然是使用"選精法"了。
"選精法"也被常常用于對技術進步的研究中。如前引伊懋可、斯波義信、大澤正昭等人所作的所示，宋代江南農業技術有多方面的進步。許多學者就是從這些進步中挑選出一兩種，作為導致"農業革命"的主導因素的。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占城稻的引進。何炳棣、張德慈(T.T.Chang)、加藤繁、天野元之助、周藤吉之等都認為占城稻的引進引起了宋代農業革命（注：參閱游修齡《占城稻質疑》。）。其中又以何炳棣的表述最有代表性。他認為：占城稻早熟而且耐旱，而這些正是傳統中國水稻品種的不足。因此占城稻引進后，導致了稻作向供水較緊的高田地區擴展，并引起農民致力于培育早熟品種。早熟品種的進一步發展，又大大保證了一年二熟制的成功，從而成為過去一千年間中國土地利用和糧食生產的第一次長期的革命。何氏并指出：南宋時期的蘇南、浙江、福建和江西，是古城稻傳播的主要地區；在這些地區，占城稻對糧食生產和人口的已經明顯（注：何炳棣(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年版，第8章第1節。）。因此，盡管何氏并未特別加以強調，但是從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占城稻的引進，乃是引起宋代江南農業革命的關鍵因素（注：如前所述，在大澤正昭對以往學界宋代江南農業技術進步的研究所作的總結中，"占城稻的廣泛種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也被許多學者視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與此相類的是漆俠對江東犁所起作用的評價。他認為"曲轅犁的發明，對宋代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兩浙路所使用的是當時最先進的曲轅犁"（即唐代陸龜蒙《耒耜經》所記述的江東犁）；"從北宋仁宗時候朱長文的《吳郡圖經續志》到南宋孝宗初年范成大的《吳郡志》都原封不動地照抄了《耒耜經》，稱吳地的'農器甚備'，為全國之最，無怪乎兩浙路農業生產居全國首位了"。同時他在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兩浙路，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和因"人多地少"導致的充足勞動力，因此"精耕細作方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產量既高且穩，成為宋代著名的糧產區（注：漆俠：《宋代經濟史》第110、178頁。）。由此可見，江東犁在宋代江南農業發展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像"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假如真有的話）這樣一個重大現象的出現，原因當然極其復雜。從眾多的原因中選出一兩個來對這個歷史現象進行解釋，當然是因為有關學者認為這一兩個原因是關鍵，因此他們使用的也是"選精法"。
盡管以上學者在有關研究中投入了很大精力，而且也提出了不少頗有見地的看法（例如新作物品種引入對中國農業的影響），但是如果對他們使用"選精法"所得出的結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上面所列舉的結論都十分脆弱。例如在畝產量研究中，我們并不否認宋代江南某些地方、某些時候曾有過高產的情況。然而在于：在任何時代和任何地區，個別的高產記錄都不難找到；但對于一個地區的一般畝產量的研究而言，這種個別的高產記錄并沒有多大意義（注：游修齡指出：一般而言，最高產量的記錄往往是平均產量的3-5倍。見游修齡《太湖地區稻作的起源及其傳播和發展問題》，原刊于1985年，后收于游氏《稻作史論文集》，中國農業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如果只憑一兩個高產記錄就能斷言一個地區畝產量普遍很高，那么就會得出該地區的畝產量在幾百年、上千年中都沒有變化可言的結論來。就江南來說，早在孫吳時代就已有畝產3石的例子（折為宋制相當于畝產1.3石）（注：據《三國志》卷六《鐘離牧傳》，會稽鐘離牧在永興種稻田20余畝，以稻與縣人，縣人"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以還牧。換算為宋制，相當于畝）產1.3石米（換算標準參見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第10-13頁。），比上述南宋常熟、嘉定、平江府的學田、職田和官田上的絕大多數畝產記錄都要高出很多。但是難道我們可以據此認為孫吳時江南的畝產量就已超過一千年后常熟、嘉定、平江府的畝產量水平了嗎？可見，選取一兩個例子作為代表來評估一個地區的平均畝產量是十分不妥的。
在關于技術進步對農業變化的影響方面，使用"選精法"所得出的結論也都同樣經不起推敲。例如就受到大多數學者肯定的占城稻引入這一重要技術進步而言，姑假定這種稻種確實優秀（這種稻種自身的問題在下面還要討論）而且被引種到了江南，也不一定能夠對宋代江南農業發生重大影響。從斯波義信收集的宋代江南關于占城稻的記載來看，當時占城稻主要是種在蘇、湖兩州某些地方的"高田"上，種植非常有限（注：見渡部忠世、櫻井由躬雄主編《中國江南の稻作文化--その學際的研究》，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4年版，第120、122-124頁。）。如果占城稻種植并未在大范圍內得到普及，就說有一個以占城稻引進為中心的農業革命，當然很難有說服力。同樣地，姑假定江東犁確實是一種最好的或最先進的耕犁（該耕犁的缺陷在下面還要討論），它要在宋代江南農業發展中起重大作用，也必須以得到普遍運用為前提。但是在宋代史料中，我們并未發現使用這種耕犁的證據（注：漆俠認為這種耕犁得到普遍使用，其證據是：《吳郡圖經續志》和《吳郡志》都原封不動照抄了《耒耜經》，并稱吳中"農器甚備"。但是《耒耜經》的有關文字在明清江南方志中經常被抄錄，而據《天工開物》等史籍，我們知道至少自明代后期以來江南就很少用牛犁。因此抄錄前人著作并不能作為江東犁使用的證據。）。宋代兩浙地區所使用的耕犁，今天惟一可以看到具體形狀者是樓璹《耕織圖》中的耕犁，但這種耕犁在構造、大小以及牽挽方式上均與江東犁有很大不同（注：樓璹：《耕織圖》中的耕犁不僅比江東犁小得多（只需一牛牽挽），而且在結構上也有所不同（沒有策額、壓镵）。參閱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第74頁。）。因此宋代兩浙耕犁顯然與江東犁不是同一物（前者是否為后者的改進形式也尚難斷定）。更何況樓璹《耕織圖》中所反映的浙西山區的生產情況，與江南平原有頗大的差別（注：參閱大澤正昭《陳旉農書の研究》，第40-44頁；同氏《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第239、242、248頁；足立啟二：《宋代兩浙におけゐ水稻作の生產力水準》。），因此這種耕犁是否曾使用于江南平原也還有待研究。由于宋代江南到底使用什么樣的耕犁至今還不清楚，因此說江東犁的運用對宋代江南農業發展起了重大作用是缺乏根據的。
由于"選精法"將問題看得過分簡單，因而本身也包含著自我毀滅的成分：倘若它所選出的那一兩個例證經不住推敲，那么由此推導出來的整個結論也就不攻自破了。就畝產量而言，顧吉辰賴以得出"北宋蘇州一帶畝產米4石"的估數的惟一根據，是郟dǎn亶《水利書》中的一段話（注：此段文字為："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而閔宗殿已指出顧氏因未讀懂此段文字而對其義作了錯誤的理解，所以根據這種誤解而得出的結論也就失去了根據（注：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漆氏說南宋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兩浙路畝產高達5-6石，所依據的只是高斯得所言。但天野元之助早已指出高斯得所說的產量是谷而不是米；如果折為米，就只有一半（即2.5-3石）（注：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研究》增補版，御茶の水書房1979年版，第256頁。）。而閔宗殿更已明確指出漆氏在此問題上是弄錯了（注：閔宗殿《宋明表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令人不解的是，閔氏已于1984年指出漆氏的錯誤，但漆氏在1986、1987年刊出的著作中，卻依舊堅持上述錯誤。）。這個錯誤對畝產量評估的影響當然是非常大的，因為是米還是谷，二者相差大約一倍之多。況且這條史料已明說這是上田的產量而非一般產量。至于漆氏所說這一地區南宋時畝產達到6-7石米，如果依據的是關于政和七年明州廣德湖周圍七鄉的記載的話，那么也是犯了同樣的錯誤，更何況這條材料是否可靠，也還成問題（注：首先，該條史料已明說這是"訊之老農"，而老農又是回憶多年以前的情況。因此所說的畝產六七石谷不是當時可以查考的情況，而只是一種關于過去的傳言。其次，南宋初期該地（廣德湖周圍）營田的田租，上田為4斗米，中田3.6斗，下田3斗（漆俠對上田田租作過校正，見漆氏《宋代經濟史》第312頁）。換言之，當時該地上田畝產量只有0.8石。北宋后期畝產量可能高些，但是要說一般畝產量（六七石谷，折米約3-3.5石）要比南宋初年的上田畝產量高出3倍，顯然是不太可能的。）。
在技術進步的問題上情況亦然。關于占城稻，游修齡已指出：首先，古人關于占城稻的記述頗多紊亂不清之處，而近代學者在使用這些記述時并未從農學的角度出發進行甄別，因此他們關于占城稻問題所做出的結論當然也就很成問題了。其次，關于占城稻所起的作用，以往學者所論也有錯誤之處。占城稻的基本優占是耐旱和對土地肥力要求不高，而這兩個優點對于低濕多水、土壤肥沃的江南平原農田來說，并沒有很大的意義。第三，一般認為占城稻還有一個重要優點--生產期短，并認為這個優點使得稻麥兩作成為可能。但是把占城稻都說成是早熟稻，是不正確的（注：游修齡：《占城稻質疑》。）。姑不論此，即使占城稻真的都是早熟稻，它也不可能引起稻麥二作制在江南的普及（注：早稻的栽插時間早于夏麥的成熟時間，因此在同一塊土地上，在麥未收割以前，決不可能整地、插秧（參閱李伯重《"天"、"地"、"人"的變化與明清江南的水稻生產》）。此外，大澤正昭也指出：憑南宋江南的水稻和麥的品種（除傳統的黃綠谷外），要進行稻麥一年二作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之故，《陳旉農書》并未積極提倡稻麥復種（大澤正昭：《陳旉農書の研究》，第75-76頁）。）。關于江東犁，情況也一樣。這種耕犁一向受到許多學者的高度評價，但其實用性究竟如何，則討論不多。事實上，這種耕犁顯然不很適合江南水田生產條件。首先，其規制十分龐大，必須雙牛才能牽挽（注：按照《耒耜經》中所說的尺寸，該犁長達2.3丈，比近代寧波一帶使用的曲轅犁長出三分之一，超過今日河西走廊還在使用的二牛抬杠長直轅犁，與唐代南詔地區使用的二牛抬杠長直轅犁相近。見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第94頁。）。在田塊狹小的江南水田中作業，顯然并不很實用（注：賈思勰說：若犁身長大，則轉彎幅度必大，"回轉至難、費力"（《齊民要術耕田第一》）。王禎則說："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蛩呐?。……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業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勢之異宜也"（《王禎農書》卷二《墾種篇第四》）。）。其次，它在結構上也還有缺陷，需要加以改進（例如精簡策額、壓镵）（注：參閱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第74頁。）。而且，陳恒力和游修齡都已指出：江南（特別是太湖地區）的水田土壤粘重，一般牛耕既淺而又不勻。如用鐵搭，雖然功效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犁的效果明顯不如鐵搭（注：陳恒力：《補農書研究》增訂本，農業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頁：游修齡：《中國稻作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頁。）。因此，既然占城稻、江東犁并不具有以往所認為的那些優點，建立于其上的"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集粹法"：導致"虛像"的另一主要
為了避免"選精法"這種弊病，許多學者力求使用更多的證據，以便對現象進行更全面的。而這里所說的"集粹法"，就是一種常用來替代"選精法"的研究方法。
所謂"集粹法"，就是在對發生于一個較長的時期或／和一個較大的地區中的重大歷史現象進行研究時，將與此現象有關的各種史料盡量搜尋出來，加以取舍，從中挑選出若干最重要（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集中到一起，合成一個全面性的證據，然后以此為根據，勾畫出這個重大歷史現象的全貌。
在宋代江南農業史研究中，"集粹法"在畝產量研究中運用最為普遍。典型的做法是：從大量的畝產量記錄中，選出幾個具有代表性者，由此而推導出關于該地區平均畝產量的一般性結論。例如閔宗殿對宋代太湖地區的畝產量記載進行了篩選，摒棄了最高和最低的極端例子，從比較"中間"的記錄中挑選出了范仲淹、方回、陳傅良、高斯德以及王炎等人對江南水稻畝產量的估計（這些估計都在2-3石之間），以此作為依據，得出宋代江南太湖地區畝產米2.5石的結論（注：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閔氏之所以挑選這幾個例子，當然是由于他認為它們是較好的證據。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他所用的就是"集粹法"。
在農業技術研究中運用"集粹法"的典型例子，可見于梁庚堯對南宋稻作技術的研究。梁氏將周藤吉之、天野元之助、趙雅書、陳良佐等所指出的南宋農業技術各方面的進步作了綜合，認為在南宋"江、浙、閩、蜀等人口稠密地區"的稻作技術，大致包括以下：(1)整地除用犁外，又使用耙、耖多次打、壓田土；(2)經過浸種、催芽、育苗等過程，然后才移植秧苗于田間；(3)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處理，重視施肥；(4)增加除草的次數；(5)中期排水，然后再車水入田；(6)重視灌溉，如水車的使用、灌溉設施的建設和維護等（注：梁庚堯：《南宋的經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155-156頁。）。梁氏所列出的這些技術，確實代表了宋代（特別是南宋）南方水稻栽培技術中最優秀者，由這些進步所構成的總體圖像，是"精耕稻作技術已達于純熟"。在另一著作中，梁氏又明確指出：南宋蘇州農民，必須和江、浙、閩、蜀等地狹人稠地區的農民一樣，投入大量勞力于整地、育苗、施肥、插秧、除草、灌溉等工作，甚或尤有過之，因此到南宋晚期，蘇州在精耕細作方面，已具有超出其他地狹人稠地區的特殊地位（注：梁庚堯：《宋元蘇州的農業》。）。因此他前面歸納出來的那種已達于純熟的精耕稻作技術，自然主要是江南（特別是蘇州）所普遍使用的技術了。然而這里要指出的是，梁氏所列出的這些技術，若逐一來看，卻是出自不同地區。因此，梁氏實際上是將南宋各地出現的各種最佳單項技術集中到一起，作為南宋江、浙、閩、蜀等人口稠密地區（特別是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農民所普遍使用的技術。由此可見，他所使用的方法，屬于"集粹法"無疑。
從表面看，"集粹法"克服了"選精法"看過分簡單化的弊端。但是對這種方法做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依然存在嚴重的問題。
首先，盡管使用"集粹法"的學者力圖選取具有較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例證作為分析的基礎，但事實上他們卻往往未必能夠做到這一點。這種情況在畝產量研究中最為明顯。例如閔宗殿在對宋代江南畝產量作估計時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極端性例子，但是對他所選取的例證進行仔細分析，可以看到這些例證仍然存在問題。首先，陳傅良、高斯德所言，并不一定是本文所說的江南（或閔氏所說的太湖地區）的情況，茲可不考慮（注：陳、高二人所言，均出自其所作勸農文。而大澤正昭指出：宋代（主要是勸農文），說"浙間"、"閩、浙"，并不能說就是"浙西"（特別是江南平原），而更可能是指"浙東"。見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史研究》，第242頁。）。其次，余下的范仲淹、方回、王炎所言，分別是北宋中期蘇州、南宋后期湖州以及嘉興魏塘一帶的情況。其中，魏塘是一很小地域，其情況在較大范圍內未必具有普遍意義，茲可從略。就蘇、湖二州兩個較大地域的情況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同時、同地記載畝產量的史料中，也不難發現與閔氏所用例證大相異趣的證據。例如北宋中期蘇州的畝產量，范仲淹本人也說過中田畝產量為1石，樂全的說法也與此相同，而且還得到稍后熙寧八年記載的支持（注：《范文正公集》卷八《上資政晏侍郎書》；《樂全集》卷一四《芻堯論》；《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七，熙寧八年八月戊午記事。參閱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第140-141頁。）；南宋后期湖州的畝產量，據比較具體而準確的13個寺田的地租量推算，也僅在0.6-1.9石之間（注：《兩浙金石志》卷一五《長興州修建東岳行宮記》。參閱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第140-141頁。）。也就是說，更多的史料中所記載的畝產量，都明顯低于閔氏所選取的例子中所記載的畝產量。對于這些差異以及為何要采用高數而非低數，閔氏未作出解釋。因此，盡管他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畝產量數字，但是他所選取的例證實際上仍然屬于偏高的一類，因此其結論也難免會偏高。
其次，使用"集粹法"的學者在例證的使用上，還常常忽視所選例證的時空局限性。這在技術進步問題上尤其明顯。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時代的農民，都只能使用一種具體的方法耕作，而這種方法常常也只適用于某一具體的地區。因此，梁氏所描繪的那種精耕稻作技術，如果真存在的話，那么還需要舉出證據，說明它到底運用于哪個確切的地方。他說蘇州在精耕稻作方面領先于其他地區，因此含蓄地認為這種技術的運用以蘇州最為典型，不過對此卻未提供具體的證據。事實上，如果仔細分析梁氏所說的各項進步，可以發現有許多實際上與蘇州以及江南并無關系。例如，使用耖的記載雖然出現于南宋初年，但僅見于樓璹在于潛縣令任上寫的《耕織圖說》，尚未有證據表明其運用范圍已超出了于潛縣所在的浙西山區。在肥料的使用與收集方面，雖然從《陳旉農書》所記來看，南宋江浙肥料種類頗不少，肥料加工技術也頗有進步，但是《陳旉農書》所反映的是江南平原以西"高田地帶"的生產情況，而與江南平原的生產情況有明顯不同。在江南，大田基本上不施基肥，而追肥也只是耘田時將所耘雜草按入田泥中，使之腐爛作肥而已（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技術的變化》。）。至于農民收集肥料，宋代江南文獻中也僅有一條記載，說的是南宋蘇州農民撈取河泥（注：即毛栩的《吾竹小詠吳門田家十詠》中一首詩。）。而在北宋，甚至連這樣的記載也未發現。這并不奇怪，因為從后面引用到《吳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段記述來看，當時蘇州農民常常采用"易田"之法進行休耕，并讓洪水淹沒田地，從而從沉淀下來的泥土中獲得肥力。這些都表明了宋代肥料生產與使用技術的落后。據此，宋代江南農民并未"使用耙、耖多次打、壓田土"和"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處理，重視施肥"，其精耕稻作技術也尚未純熟。足立啟二、大澤正昭等的研究也證實：在江南"低田地帶"，稻作技術仍然頗為粗放，與江南以西寧鎮丘陵和浙西山地"高田地帶"所使用的、以《陳旉農書》和《耕織圖詩》為代表精細稻作技術，恰成鮮明對比。因此，梁氏所描繪的那種技術，在江南平原上并未得到運用。如前所述，構成梁氏所描述的南宋稻作技術的各項具體進步，大多分見于不同的地方；而在所涉及的地方中，很少有一個地方擁有一項以上的上述進步。由此推論，就一個地區而言，稻作技術的進步實際上也是由一兩項具體的進步所導致的。這又回到了"選精法"的老路上去了。
五、"選精法"和"集粹法"為何會導致"虛像"？
由上分析可見，"宋代江南農業革命"這個與事實不符的"虛像"，很大程度上是"選精"與"集粹"兩種方法的產物。那么，為什么這兩種方法會導致"虛像"呢？
"集粹法"與"選精法"兩者在本質上并無大異，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現。二者的差別只不過在于前者比較簡單，而后者則使用史料較多而已。這種方法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從史料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證來推導出結論。因此取證是否得當，對結論的正確與否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取證是否得當，又決定于所選取的例證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能夠代表普遍情況。
每位使用"選精法"或"集粹法"的學者都相信其所選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但對于什么是"代表性"和什么樣的例子才具有"代表性"的問題，卻未見有人作出明確的說明。由于這種含混不清，所以在選取例證時并沒有一種真正的方法。這一點在畝產量研究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大體而言，以往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畝產量例證的方法，不外乎以下兩種：(1)根據某種成說（如"宋代農業革命"）來選取，(2)采取"中庸"的辦法，或者舍棄最高和最低的極端例子，或將所收集到的全部數字作算術平均，然后采取中間的數字。但是這些方法并不能說是很科學的。例如，如果是根據某種成說來取證，所選出的例證不免有先驗性。結論在先，論證在后，自然很難做到客觀。如果采取中間性的數字，則由于現存的古代畝產量記錄存在的問題（如現存有關記錄在地域分布與時間分布方面的不均衡、記錄本身的質量問題、今日對這些記錄理解的問題等），所得結果也不一定能真正反映真實情況。正是因為上述方法難以選取到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例證，所以在研究宋代江南畝產量時，往往也就沒有一個沒有一個客觀的取舍標準。盡管大家使用的都是同一范圍內的史料，而且主觀上也都力求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證，但事實上各人根據所選例證得出來的宋代江南畝產量卻千差萬別，從斯波義信的1石（北宋初）-2石（南宋后期）到漆俠的2-3石（北宋中期）、5-6石或6-7石（南宋晚期），彼此相差竟達兩三倍。在對宋代江南畝產量增長幅度的評估方面情況也一樣：閔宗殿認為兩宋時期江南畝產量并無增長，而漆俠則認為增加了120%。對同一對象的數量評估如此懸殊，很難令人相信有一個客觀的情況存在。由此可見，要用上述兩種方法得出正確的結果，確實十分困難。
那么，什么樣的例證才具有代表性呢？我們知道，任何現象都是具體的，因而都有其特定的局限性。脫離了其賴以存在的各種具體條件，這個現象就喪失了真實性，不再具有意義。當然，確有一些現象在各自的特定條件方面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其中某一個現象能夠表現出這些現象所具有的共同之處。換言之，對于這些現象而言，這個現象具有代表性。反之，如果這些現象之間并不具有這種相似性，那么用一個現象去"代表"其他現象，實際上就是取消這個現象的特定局限性，從而也就沒有意義了，正如吳承明引用馬克思的話指出的那樣："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注：吳承明：《經濟學與經濟史研究》，刊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在將某一現象作為具有代表性的現象去概括其他現象之前，必須首先對所涉及的各個現象作認真的分析，看看它們各自的具體情況是否確實具有相似性。使用"選精法"與"集粹法"之所以往往導致錯誤的結論，就是在選取例證時忽視了這一點，將某一或某些例證所反映的現象普遍化。由于該現象被普遍化后即喪失了真實性，所以得出來的結果自然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例如，據《吳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個注，"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于間年淹沒也"。這表明北宋蘇州佃農使用讓洪水淹沒田地的"易田"法，可以獲得倍于"常稔"的產量。但我們要注意到這種高產量的特定的局限性：首先，它不是每年性的，而是每二年或三年才能獲得一次的；其次，這種高產量是靠粗放耕作獲得的，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論者所說的那種精耕細作毫不相干。如果拿走這些局限性，將這種產量當做每年性的并認為這是農業技術進步的結果，那么就要導致錯誤的結論。
將某一具體的歷史現象普遍化，還意味著將此現象從其所賴以存在的具體環境中剝離出來，使之脫離與之有密切關系的各種有關現象。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歷史現象，都包含并涉及眾多的方面，而且這些方面又彼此相關，互相，互相制約，情況極為復雜。如果忽視其他的相關現象以及各現象之間的關聯性而對某現象加以過分的渲染，實際上是割裂了事物內部各個方面之間的聯系，破壞了事物的整體性。以此為基礎作出的結論，當然也難成立。而使用"選精法"與"集粹法"來處理有關例證，往往正是將這些例證作為超然的例子，從而使之脫離了其所賴以存在的具體環境（或脫離與之有密切關系的具體條件）。因此之故，游修齡強調不宜過分渲染占城稻的引進對江南農業發展的作用，因為"農業生產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它兼受自然環境、社會條件的制約"（注：游修齡：《占城稻質疑》。）。同樣地，某種先進農具（如江東犁）的作用也不宜孤立地強調。新農具的發明是技術進步的重要內容，但是這些新農具要能夠普遍運用并對經濟發生重大影響，還取決于它們本身是否已經完善、是否能夠適應某一特定地區的生產條件、必須和其他哪些進步相配合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如果使用"選精法"或"集粹法"，即使選到了某種重要的技術進步的例證，也會因為孤立地看待或過分夸大這種技術進步而割裂了事物內部的和有關現象之間的聯系，從而不能夠正確地評價這種技術進步的真正作用。
"選精法"與"集粹法"這兩種錯誤的方法為什么會在經濟史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呢？
經濟史學是史學的一個分支，因此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當然是史學方法。吳承明指出：史學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歸納法，即從分散的、零星的史料入手，從個別的、具體的事例中尋找帶有普遍性或性的東西。但是歸納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顯著的是：除非規定范圍，所得結論都是單稱命題，難以概括全體；雖然可以用概率論方法作些補救，但難用于歷史。因此之故，盡管我們在治史中常用"舉例子"的方法，但這種方法是危險的。他并引用列寧的話說："社會生活現象極其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注：吳承明：《論歷史主義》，刊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同氏《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刊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選精法"與"集粹法"都依靠傳統的史學方法，通過從史料中收集和選取例證，以"舉例子"的方法來推導結論，因此要避免歸納法的缺陷是很困難的。
為了克服歸納法本身的缺陷，我們必須從其他學科中借用合理的方法。吳承明說："就方法論而言，有新、老學派之分，但很難說有高下、優劣之別"；"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但就歷史研究而言，我不認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須放棄"；"我以為，在方法論上不應抱有傾向性，而是根據所論問題的需要和資料等條件的可能，作出選擇"。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經濟計量學的方法、發展經濟學的方法、區域經濟史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乃至系統論的方法等等，都在選擇之列。由于治史可因對象、條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說"史無定法"（注：吳承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這就是我們在研究經濟史時所應采取的正確態度。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拋棄"選精法"和"集粹法"等方法，使得我們的經濟史研究避免可能的偏差。
經濟史研究范文3
【英文摘要】The wome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exual distinction，and thehistory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combined with eachother and alsodifferent from eachoth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learnings and the science tells us although various social prololems concerning withwomen were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es of the social historyand economic history，but they couldnt substitute the history of women andgender distinc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overlapping anddepending on eachother for existence，not one is included in another.As a nwe researching sphere it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women’s life and destiny，but also facing to the frame of the knowledge in the past and theexperiences of both sexes.Therefore it remains certain sparce and visualfield for developing historical science and brings new energy for theresearch.
【關 鍵 詞】歷史研究/婦女史/性別史/經濟史/社會史/history research/women history/history of gender/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當今世界，在"社會性別"(gender)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和政府使用的一個衡量人類發展的重要指標被關注時，發展迅猛的婦女/性別學(women & gender’s studies)正在成為人類知識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學界，具體到歷史學界應該做出怎樣的回應?這是當前史學研究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史學發展的歷史表明，所有的史學關懷和分支學科的出現都與時代關懷的引發和學術風氣轉向有關，而"科學"的歷史學自19世紀建構以來，是在不斷地挑戰反思、推陳出新、吸納融貫中發展起來的。如社會史對政治史的反撥，文化史對社會史的超越，經濟-社會史對經濟史和社會文化史的交叉整合……都是如此。同樣，婦女-社會性別史在20世紀70年代的興起，也是時代關懷、學風轉向和學科整合交叉所致。反撥、超越、整合不是二元對立的取代、兼并的關系，而是反映了歷史認識的深入、細化，使以往掩蔽的部分得以顯現。
眾所周知，在國外，歷史學領域的純經濟史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走紅，在當今歷史學科的分化中于1980年代已經"失寵"，代之而勃興的是經濟-社會史，從更廣的視野范圍如社會的、文化的、心態的視角審視歷史，這與年鑒學派關注下層群體的社會史的努力分不開。幾乎在同一時間，國外史學界婦女-社會性別史的崛起同樣有力地沖擊和推動著史學的發展，賦予歷史以社會性別越來越成為國際史學界轉型的一個重要標志。
一、經濟-社會史·社會史·婦女-社會性別史
經濟-社會史是20世紀后半期歷史學分化重組中于70-80年代興起的一門新興學科，在歐洲特別是英國的蓬勃發展，改變了單純的從經濟范疇關注經濟活動的過程與結果，更拋棄了枯燥干癟的計量經濟史，而是從整體的社會關系體系和人的關系活動看經濟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系和運動。年鑒派社會史已經在關注下屬群體日常生活的歷史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經濟-社會史從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綜合考察人的活動，將極大地糾正史學的偏差與疏漏。
人是作為具體的不同的社會、文化、種族、階級、民族、性別等身份和群體而存在的，因此研究經濟史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文化，也同樣不能脫離特定的種族、民族和性別。而婦女-社會性別史做出的努力與貢獻是使歷史活動的人凸顯出性別，不同的男女在一定的活動場景下如何做、想、感受?怎樣結成特定條件下的各種關系?這種關系的意義是什么?男女的主體性是怎樣的?當然，這些男女活動的場所和從事的工作是與社會、經濟、文化活動聯系在一起的，這樣的歷史就是具有性別意義的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如果側重在對婦女一方的掃描，就是婦女史(women’s history)。
在國外，婦女史在近三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已經從單純由婦女關注的婦女史轉變到從社會性別視角看婦女、看性別在歷史中的活動和關系，這就是婦女-社會性別史(women & gender’s history)。其歷程大致如下：1970年代在新女權運動引發下興起的婦女史屬于傳統的婦女添加史--以發現婦女的歷史填補既有的歷史記載為目標，以尋找被遺忘埋沒的婦女精英人物為重點，實際仍沒有跳出傳統的政治史特別是精英政治史的窠臼。到了1980年代開始用社會史的方法研究婦女，對下層婦女的教育、婚姻、家庭、人口流動等進行考察研究，甚至一度特別關注所謂"婦女的領域"。隨著"社會性別"(gender)概念的出現以及在史學領域越來越普遍的運用，性別的維度和社會性別的視角成為婦女史研究的新趨勢，注重社會性別的歷史研究就是社會性別史(gender’shistory)；但當時就有學者指出，警惕用性別史研究取代對婦女史的研究，提出在進行性別史研究中也應該時刻牢記把婦女作為關注重點，應該是婦女-社會性別史。[1]進入1990年代，婦女-社會性別史重點探討的問題是身份差異和多元，強調將性別維度與相關元素(政治、經濟、社會、家庭、種族、民族、階級、性向等)進行交叉考察與分析[2](P359-377)；而文化史的介入更引起了許多突破性的進展。1990年代以來的文化史的婦女-社會性別史研究主要建立在兩種理論的基礎之上：一是文學批評的理論，一是后結構主義的人類學。后結構主義解構那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宏大理論和普遍方法(如唯物史觀和進化史觀)，強調情境化的話語構建和分析；對語言文字的中立質疑，認為任何再表現都難免有立場和價值觀滲透其中，因此應側重于對收集來的史料進行文本解讀與分析。文化史的另一個重要的啟示是關于歷史主體性問題，對社會史的"人"的主體、婦女史的"婦女"的主體，文化研究都進行質疑，認為沒有普遍的本質的"人"和"婦女"，也沒有與生俱來的本質的"男"和"女"，只有具有差異性的和在多種情境下形成的復雜的多重的甚至流動的社會身份及其認同，而這些都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結果。進而文化研究與心理分析的方法合流互補，努力打破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用于婦女-社會性別史的研究。因此，1990年代以來的婦女-社會性別史也是強調身份差異、多元以及流動的歷史。
由上面的簡介可以看出，婦女-社會性別史的發展歷程不但與具體時地的社會思潮(如女權主義思潮和運動)、學術發展(如"后學"和女權主義學術)的背景有關，而且也可以看出婦女-社會性別史與經濟-社會史走過的道路和目標有太多的一致性和互補性，它們本身就是在互相吸取，共榮俱進。二者具有明顯的共性--既關注整體的關聯的歷史，又特別關注下層和弱勢群體的歷史，都具有對傳統史學的挑戰、填補、修正使其趨于完備與公平的功能，因此二者的結盟和"聯姻"既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
我國史學界又是另外一種情況。經濟史和社會史從上世紀20-30年代創建以來是獨立發展的門類，特別是20-30年代學術界在社會性質和出路的大討論中，圍繞著中國的社會性質、組織結構特點、法律制度，以及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是什么、中國向何處去、如何走之類的路線方略的爭論，新興的歷史學分支--社會史非?；钴S，不但對婦女特別關注，而且走出了一條與文化史、法律史結合的新路，如法律史家陳顧遠從法律的角度研究古代婚姻，他在《中國古代婚姻史·自序》中說："用社會學研究現有的問題，倘不明白這問題的起源的歷史，便難尋出他的演進的原理和自身存在的所以然，也就無從下手了。"[3]由社會性質討論引發的相關的婦女問題，如奴婢、妓、婦女地位，婚姻、家庭、家族、宗族……都成為研究的熱點，像王書奴的《中國妓史》(上海中國書店，1934)，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印書館，1928)，呂思勉等人一系列的婚姻、家族、宗族史的著作紛紛出版，成為20世紀80年代社會史再度復興和婦女史重新起步的重要基礎。經濟史沿著另一條路徑發展--經濟學背景下的純經濟史一直對經濟制度和活動如田賦稅收、生產技術等情有獨鐘，比較遠離社會文化甚至缺少人的活動，更少關注性別和婦女；歷史學背景下的經濟史一直與社會史有著比較密切的關系，從1930年代創辦的《食貨》半月刊，到1980年代創辦的《中國經濟社會史》雜志，一脈相承地關注經濟和社會文化的關系。比起社會史，經濟史對婦女和性別的關注要少得多。這是由于社會史將婦女作為"社會問題"和"問題"群體，與經濟史更多側重田賦制度的研究重心有關系。1950年代以來的史學，在唯物史觀和階級論指導下，偏重于經濟的、政治的研究，社會史受到批判而萎縮。1980年代興起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熱改變了政治、經濟和階級斗爭中心的歷史研究面貌，但時代和史學的發展要求學者不斷超越與創新，不僅是關注領域和議題的擴大，也包括視角和方法的創新。也許社會學家的理論反思值得史學家借鑒，他含蓄隱約地告訴人們，隨著社會結構的不斷變化，作為學術工作的個人社會行為既不能擺脫社會所容許的條件，也應適應社會演進規律發揮能動性，決定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怎樣進行自己的研究，接著他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說："’見社會不見人’還是我長期以來所做的社區研究的主要缺點。"[4]歷史研究中是否存在只見物不見人，或只見制度而不見社會活動中的人?或者只見上層少數精英男人而忽略了多數男人和全體女人?或者只是關注主流民族的人而忽略了少數民族的人?……純經濟史顯然存在重物(生產力諸如土地、工具、經濟部類和技術等)不重社會，社會史多見社會形態、社會制度而不見人，或者見到的"人"不是籠統抽象的人就是具體某個階層的男人如流民、青紅幫和丐幫，總之，是缺乏性別視角審視的人，實際上缺失了女人。1950年代以來，那些深受以摩爾根為代表的歷史進化論和結構主義社會學影響，以及那些將唯物史觀意識形態化的史學研究者，已經遠不如20-30年代學者出于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而關注婦女問題的情懷。1980年代重新振興的年鑒派社會史只不過研究重心的階層下移(如弱勢和邊緣的階層老年、兒童、婦女等)和范圍的擴展(如文化、習俗、心態)，并沒有根本改變史學模式和研究方向對婦女和性別的忽視。深受年鑒派影響的新社會史把婦女納入社會史作為一個邊緣群體，對1950年代以來延承下來的漠視婦女史已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婦女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弱勢群體"，婦女作為一個性別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的整體，也不是單一的受壓迫的被動的受害者，也不僅僅在婚姻家庭中才應被提及的；"婦女"議題實際是性別的議題，是人類整體中性別維度和視角的重新發現與觀照。社會史、經濟史、經濟-社會史都需要關注婦女和性別，而婦女-社會性別史不僅僅對社會史、經濟社會史做出貢獻，也應該對整個史學是一個重要的補充、校正以至挑戰，而貢獻已經包括在補充、校正和挑戰之中了。
當然，社會史完全應該也必須引入性別維度，打破以往單一的階級(階層、社群)社會分層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婦女史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經引入社會史和社會學的很多概念方法以豐富自身。二者是相互交叉、吸取、互補的關系，而不是包容的關系。更主要的，婦女-社會性別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新的生長點，它還擔負著對以往歷史知識建構的全面審視和包括兩性經驗在內的新的歷史知識建構的任務，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必須作為獨立的一個學科進行建設，與其他史學分支進行整合，這些任務也不是社會史可以代替的。轉貼于
二、歷史學引入社會性別：運作與效果
社會性別不但是婦女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疇，而且應該成為整個歷史研究的一個觀察、分析、闡釋的新視角、新方法。也就是說，社會性別的維度和視角一旦進入傳統史學，就會注入新的活力，史學的視野、空間、深度會大大延伸拓展。這里，將以經濟-社會史為例略加闡述，同時指出獨立的婦女-社會性別史可能對史學做出的貢獻。
(一)將性別維度和視角引入經濟-社會史
將婦女-社會史"援引"和"嫁接"到經濟-社會中史會產生什么結果?
1.使過去掩蔽的變得"看得見"，混沌的能夠"說得清"。本來就關注作為主體"人"(特別是下層民眾)的經濟、社會、文化活動和心態的經濟-社會史，如果加上"性別"這個維度，以往沒有被納入歷史視野的范疇、領域便凸現出來了。如社會性別制度，這個與經濟、政治等制度并行、緊密交融的制度體系(包括世系傳承、婚姻家庭、男女勞動分工、性和生育等)形成、變化和運行，在以往的歷史研究中被掩蔽或被簡單化、普遍化了，性別維度的介入可以補缺糾偏。
先來看中國歷史。例如，傳統的政治史和社會史往往忽視與之密切相關的性別維度，如婚姻、生育、繼承、家族制度研究中常常只是搜集整理描述前代記錄的材料，因為缺少性別維度的分析闡釋，對一些現象諸如血緣貴族政體與官僚地主政體的區分以及官僚專制政體下的女主政治和外戚政治，史家囿于舊觀念老框架，不得不重復古人"女禍"、"亂政"的陳腐見解；實際上，女主和外戚政治是與性別制度中的婚姻家族制度聯系在一起的，但以往籠統地婚姻家庭制度研究難以解釋權力在兩個家族--男方皇權家族與女方外戚家族的轉移和被社會性別制度改鑄的皇權-父權的代言人的執政太后們的實質，實際上這是父權制(擴大到國家層面就是皇權)自身維持繼承斷裂和權力危機的一種調節和平衡，史學家往往不自覺地沿襲儒家正統的道德評判，將男性皇統的中斷和危機說成是"女禍"、"亂政"。再如對經濟的考察，以往側重對生產工具的改進、土地和賦稅制度、人口戶籍等經濟制度的研究，而忽視了經濟制度和婚姻家庭制度的關系，更忽略了經濟活動的性別分工特別是婦女勞動對家庭、國家的意義，也就看不見婦女的經濟活動對國家、社會和家庭的貢獻。具體而言，從秦代以來延續下來的國家倡導耕織并重，以及實施的賦稅、戶籍、土地制度，就是與性別的勞動分工、婚姻、家庭、生育繼承等社會性別制度規定以及實際運作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它們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在歷史上發生了哪些變化?變化的動力是什么?對男人、女人，對家庭、國家帶來了什么?至今語焉不詳，畫面模糊。如果加上性別維度，畫面就會變得比較清晰可見。以秦代為例，從商鞅變法開始的提倡諸子分家、歧視贅婿的政策，就是與以增加父權小家庭的數量來擴大國家賦稅征收范圍從而增強國力實現兼并天下的目的密切相關。其中，婦女的紡織在秦國富國強兵過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所謂重耕，實際是耕織并重，"男樂其疇，女樂其業，事各有序"就是男耕女織的理想治國模式。實際上，婦女不但從事紡織，也參與耕作餉田的工作，班固在《漢書·食貨志》別指出，婦女除了白天的勞作，夜晚還要挑燈夜績，他把婦女的勞動估算為一月45日，比男人更辛苦，這還沒有加上維持生命延續的家務和生育勞動。且婦女的紡織，不完全是"一婦不織，天下或為之寒"，從秦代開始，女織一直是重要的賦稅來源，軍事國力的體現。秦國的改革者，徹底摧毀周代貴族建立的宗法制度，將家庭單位改造成小型的父權家庭，以增加賦稅，為此，頒布法令整飭家庭--既懲罰那些子壯不分家的富家的父親，也懲罰那些將子贅為他人婿的窮家的父親，罰他們去戍邊，歧視贅婿的政策一直延續到漢代。秦始皇還用刻石為令，又頒布律條，規范兩性關系，如倡導，懲罰佚等。這說明經濟活動與社會關系--特別是被忽略的了性別關系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耕織并仲的以國家財富累積為目的的經濟活動，正是建立在小型化父權家庭性別分工基礎上的，又必須以法律和道德的國家控制作為保障。從先秦到清代，耕織并重的經濟制度、家庭中的性別分工和婦女工作的模式一直延續下來了，而家庭規模是據時隨境而變(如宋代的宗族重建，元代以來表彰累世而居的大家族)。美國漢學家蘇珊·曼對清代長江下游婦女與經濟活動的研究指出，滿族貴族建立的清政權對"女織"的強調，許多鼓勵的政策和法令，就是因為清統治者不但認為"婦功"--大家閨秀的刺繡、下層婦女的蠶織是合乎儒家關于性別分工的內外有別的規范，是與青樓女子有別的良家婦女的標志，也是具備婦德的表現，同時也具有為政府增加收入、穩定家庭經濟等多種價值意義(Susan Mann，1997)。這些研究都是賦予經濟-社會史以社會性別或曰將性別維度納入經濟-社會史成功的例子。
2.多視角和跨學科方法。社會性別(gender)既是滲透、貫穿歷史而又長期被忽視的一個維度，又是今天研究歷史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視角。"視角"問題，實際就是方法論問題，是看歷史的視點和角度，也是分析闡述歷史現象和存在的概念范疇。上述"看得見"和"說得清"實際說的是加上社會性別視角而使性別維度顯現于經濟-社會史研究的問題，而如何使其更好地顯現，則是需要多視角和跨學科地運用社會性別于歷史研究中的方法問題了。
跨學科的社會性別研究不但應成為歷史關注的一個維度，更應該是一種觀察的視角和分析的方法。這個視角和方法不但關注社會性別關系結構中兩性的權力關系、氣質規范，而且還要把社會的性別關系視為和經濟的、階級的、民族的等關系相關聯的范疇，不是孤立地看婦女和性別。即強調在將社會性別視角引入歷史研究的同時，運用多視角、多學科和跨學科的方法，注重婦女的經驗和與之相關的社會現象。僅舉婦女纏足這一看似純屬婦女和私領域的女性議題來說，在"社會性別"的跨領域、跨學科的女性主義史學家的研究視野下，就和文化史(如對纏足話語的建構和有關文本的解讀)、經濟史(如弓鞋的生產與流通)、政治史(對于纏足、放足，不同時期的政治含義，國家、改革家采取的行為和進行的論述)聯系起來了。在研究方法方面，文本的收集和解讀需要傳統的史學案頭的工作；實物的收集和人物的訪談，既需要運用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也需要多學科的理論知識對實物和曾經生活在以往時代的人們的經驗進行多方面的互證、解讀和闡釋，如對各地收集的小鞋的特點反映的文化社會內涵的分析，小鞋制作過程反映婦女的技藝與當時進入生產、流通的關系……這樣廣泛的研究視野和多種學科和方法的運用，大大超越了以往關于纏足的婦女壓迫-解放的簡單論述框架，歷史的豐富內涵和深刻的底蘊被揭示出來。
社會性別這一具有穿透性和解釋力的概念目前仍在不斷發展，變得更復雜、豐富、流動、開放，如對差異(我國的差異不但表現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別，也反映在地域的、城鄉的發展程度和地域文化的特色)的理解尊重和對多元的包容，對自然-社會二元論的反思與超越等等，其目標是將歷史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展示給人們，不標榜歷史的透明性、價值中立和歷史發現客觀真理的功能，這些新的史學理念和方法對史學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鑒、啟迪甚至沖擊意義。
(二)獨立的婦女-社會性別史學科：對史學的挑戰與貢獻
婦女-社會性別史不應該只停留在將社會性別作為一種視角、維度、方法對已有史學分支做一些嫁接補充的工作，應該同時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門類，從性別維度和視角對歷史進行綜合研究，使史學百花園更加異彩紛呈，在共生中互惠，在嫁接中優生。
作為婦女學和歷史學嫁接產物的婦女-社會性別史，在國外，30年來走過了在傳統歷史中添加婦女的歷史到關注性別關系的社會性別史的歷程。在理論和方法方面，從1970年代的父權制理論到1980年代將社會性別作為歷史的有效分析范疇，再發展到1990年代注重差異和多重身份的分析，以至1990年代末提出"超越社會性別"的命題，但這里的"超越"不是不關注社會性別，而是將社會性別復雜化，不把性別作為惟一的分析范疇。同樣，社會性別史不是沖淡婦女史，不是拋開婦女只關注性別，而仍要把婦女置于中心位置，只是要破除虛假的普遍、本質的大一統的"婦女"，只能是具體而流動的具有多元社會身份的"婦女"。
另外，婦女學全球化也推動著婦女-社會性別史在各國的發展，全球化一方面證明了普遍概念和價值的存在，同時也意味著性別文化的多元性和區域-本土價值更應受到尊重，這就要求研究者從普遍認為有效的理論框架、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中主動選擇并運用于本土研究，比如"社會性別"、"差異"、"身份認同"等理論概念，再如在認識和方法上摒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諸如將西方/東方、自然/文化、生物/社會、公領域/私領域、壓迫/解放……等截然分離和對立的做法)，我們需要將婦女和性別關系存在作歷史語境化、情境化和具體化的處理，需要聯系、綜合和變化的思維模式。在這一方面，1990年代漢學婦女史學者已經做出了榜樣，他們對西方女權主義的挑戰和對東方主義的警覺，努力深入到中國語境，改變了研究議題，如強調婦女的能動性、生活空間和性別關系的復雜性，使原來的研究領域大大擴展，同時又開拓了像醫學、科學技術、物質生產、生育、性、、財產的法律關系等多方位的歷史畫面。方法和材料的多樣性也展現了史學發展新方向。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如將社會文化與經濟物質生產流通作通觀的歷史研究就很有前景。但是，在本土的婦女-社會性別史學科建設上，中國的學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創造，需要在繼承與借鑒中超越與創新，在全球視野下探索本土婦女史學科發展之路。
繼承什么?過去所有研究成果都應該作為從性別角度審視、考察的起點，包括原始的史料。對20世紀以來關涉到婦女的歷史研究更要加以繼承，包括像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成果，像的《鄉土中國》、《生育制度》關于性別制度和關系的著作，但需要站在時代高度予以超越。至于實證史學嚴謹的治學傳統，唯物史觀的方法論還是非常有用的工具。應該繼續探索唯物史觀、階級分析和社會性別視角的溝通結合，增加觀察解釋的維度和效度。
引進什么?或者說本土"化"什么?在這方面中國學者完全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取舍，對國外的經驗與成果不是盲目地悉數盡收；況且，社會性別概念目前已不是純西方的舶來品，也不是在個別地區使用，它已經成為全球意義的社會關注和學術關懷，這種關懷和關注在被賦予具體的文化(國家和民族等)意義時才變得有意義，對婦女史學科的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理解正是建立在這一認識前提之上的。中國的婦女史學者要善于將社會性別以至父權制的概念嘗試運用于中國，觀察、理解中國的社會性別制度的表現與運作。再如"差異"的概念，搞清在中國不同于西方甚至亞洲諸國的種種情況，如婦女作為家庭中個人身份的差異--家庭角色中的女、妻、婦、母，等被賦予諸種名分中的妻、妾，嫡母、庶母、繼母等在年輩序列中的長幼尊卑各被賦予什么意義以及在生活中如何運作?作為群體的婦女的差異--階級、民族、區域、城鄉、教育……各方面的表現又是什么?在我國，還須廓清搞得非常生物學化且打著科學旗號的本質主義化的性別"差異"。以上都需要婦女-性別史學者在進行本土的探索中做出回答。
如何本土化?要將"社會性別"、"差異"等分析范疇運用于中國歷史，以華夏族為例，就可以做多層次的探索。
第一，看制度規范--關于兩性分工、婚姻家庭家族、性的制度是怎樣被人為規范的?內容是什么?等等。
第二，看構筑性別制度的有關主體分別對性別制度的建構做了些什么?他們分別在社會性別制度的生產、流通與接納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它們之間的關系怎么樣?如父系-父權的家庭(族)、男權-皇權的國家和家國不分(同構)的上層階級的男人，最初怎樣成為同謀，建構了男權制性別制度?又是怎樣據時而變的?具體而言，"家"如何嚴格界定、制定了性別的身份、名分、禮教、規范等等?"國"如何設定了關于性別的法、律、令和倡導"美德"與懲戒"惡行"的標準的辦法?主宰"話語權"的文化人怎樣進行性別話語的生產--包括制度性的話語生產和闡釋、男女氣質的界定和好壞男女的倫理、道德價值標準，以及關于女性的觀念和性、身體、醫學、和美色的話語?這些話語是如何投入具體運作并繼續構建著現實的性別?還要探索作為主體的男女，他們是怎樣形成了自己關于性別的身份、分工、氣質等方面的全面認同、局部的出軌甚至反叛的?
第三，看性別制度的實際運作與表現。制度和規范的設立制定并不完全等于實際生活中的存在。這里有時間、區域、階層等各方面的因素，就社會性別制度本身而言，存在著"經權"的關系。所謂"經"，是指制度和價值中不變的基本原則；"權"是指"經"的語境化和通變靈活性。經和權的關系近似于目的與手段、戰略與策略的關系。[5]由于性別制度的經權關系，使得作為具體或群體的婦女(男人)身份和實際處境變得復雜起來；再加上階級、代際與性別構成的復雜關系，權力的分散性使婦女在男權制性別制度中得以尋找生存的空間，并進而發揮一定的能動性。[6](P15-16)在性別制度制約的性別關系中，男女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包括生產、日常情感、性、生育、人際交往的方方面面究竟是怎樣的?需要一一探究，給以回答。而原來狹窄的家庭范疇和單一的地位分析是難以涵蓋如此豐富、復雜的婦女生活和性別關系的。
還有，社會性別范疇在中國有哪些更值得關注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點?社會性別制度演變的斷代分期在中國數千年應該怎樣考察?有哪些已有的婦女史的材料和需要發現的新材料?怎樣解讀闡釋已有的和有待開發的材料?……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在繼承、引入和本土化的過程中得到解決。
總之，只有用社會性別視角審視全部的歷史，使性別因素成為歷史觀察分析的重要維度，歷史才更加豐富和完整；只有將婦女-社會性別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門類揭示出有差別的婦女的歷史存在、性別關系的復雜性和變動不居，以及性別關系與其他社會關系(甚至生存環境)的復雜關系時，才能為其他的史學分支諸如經濟社會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提供參照、補充、矯正和借鑒。從兩個途徑進行不懈的努力，就會殊途同歸地豐富歷史知識和完善人類認知，從而為提升我們今天的生活質量提供歷史的鏡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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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人·群體·社會--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J].北京大學學報，1994，(1).
經濟史研究范文4
3.趨利避害掌握主動提升競爭力--論"入世"后的市場環境變化與對策陳棟生
4.實現西部大開發寧夏要爭先目標的若干舉措楊本學
5.借鑒發達國家開發落后地區經驗促進西部大開發種道安
6.關于對寧夏小型企業虧損原因的調研分析及對策思考閆學忠
7.零售業連鎖商店在寧夏的發展前景及對策研究趙智宏，李蘭芳
8.關于寧夏引黃灌區支渠承包經營的調查與思考許飚，劉賢，張玉銘
9.寧夏發展羔羊產業之我見市場經濟研究 劉桂霞
10.抓住西部大開發機遇加快生態環境建設步伐馮治國
11."九五"時期吳忠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因素及其變化分析馬偉，馬洪海
12.發揮資源優勢開發特色產業--關于彭陽縣杏資源綜合開發的調查與思考楊世林，惠宇
13.銀川郊區"九五"經濟發展回顧及"十五"經濟發展展望張存義
14.探討固原地區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王興德
15.采用新興外資方式是寧夏擴大利用外資的關鍵楊曉晶
16.解放思想天地寬務實創新大發展陳志文
17.新時期寧夏扶貧和以工代賑工作的思路和建議馬明，仇旭輝，張閩劍
18.搶抓機遇務實苦干努力實現同心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19.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思路白啟輝
20.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發展基礎地理信息化建設劉大鈞
21.建立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有效機制許青鋒，曾憲宏
22.加快國有商業銀行改革迎接WTO挑戰呂振蒼
23.加入WTO對寧復檢驗檢疫的影響及其對策郭正平，董自信
24.加入WTO對我國網絡產業的影響及其應對措施劉雅靜
25.團結協作知難而進不斷開創無償獻血新局面朱紀斌
26.大力發展社會服務促進寧夏經濟發展程小琴，袁夢軍
27.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加快西部人才培養的發展進程李玉霞
28.淺談經濟轉型期的醫德教育呂景林，鄺群
29.試論國家對公民實現勞動就業權的保障周萍
30.談連鎖經營在我國的發展周桂香
31.國有企業改革的障礙及對策韓治泰，張影
32.知識經濟與企業管理創新左和平，徐華
33.加入WTO對我國企業的影響趙亮
34.標本兼治促進寧夏市場經濟秩序健康發展孟憲棟，吳俊
35.充分運用稅收調控職能促進科技進步樊建義
36.論我國西部資本市場的發展陳旭東
37.淺析會計信息失真蘇彤嵐
38.西吉縣稅收總量分析與經濟發展對策馬文剛，馬耀武，晁曉東
39.如何增加農民收入之窺見馬君英
40.發展飼料產業發揮比較優勢加速農業結構調整徐長警
41.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推動寧夏衛生事業全面發展--訪自治區衛生廳廳長馬玉章經研
1.乘勢而為進一步加快寧夏經濟發展馬錫廣
2.開拓進取扎實工作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項宗西
3.與時俱進奮發有為開創新世紀寧夏工業發展新局面--訪寧夏回族自治區經貿委主任呂重光張蕾
4.國有企業改革深化的標志:"減持"國有股冒天啟
5.西部大開發切入點的方法論探討雷煦，楊劍
6.市場經濟研究 論西部開發中生態環境的法律保護劉芳
7.寧夏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思考--兼論人與自然的關系王靜
8.寧夏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制度的創新陳剛
9.對西部區域性中心城市優先發展的戰略思考唐振華，楊基材
10.旅游產品品牌決策初探--以寧夏回族自治區為例馬瑛，甘枝茂
11.民間資本參與風險投資問題研究龍江智，姚江濤
12.淺談商業銀行發展中間業務的策略張媛
13.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發展及市場定位楊毅軍
14.發揮資源優勢培育特色經濟加快青銅峽市各項事業全面發展--訪寧夏青銅峽市市委書記杜正彬經研
15.強化管理加快發展促進吳忠市國債項目管理工作再上臺階李銳
16.永寧縣農業和農村經濟如何適應加入WTO邢學智，潘光軍
17."小地方"的"大市場營銷"--淺議銀川市"上海路"的命名王靜
18.消除綠色壁壘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柏建華
19.農民減負的治本之策--寧夏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調查蔣啟瑞，羅耀杰，俞冰
20.發展寧夏生態環境建設獲得多元化投資回報張晨曲
21.我國目前社會階層構成變化成因及走向郭景平
22.寧夏區域水文生態環境特征及其演化過程魏禮寧，劉智榮
23.我國非公有制經濟趨向探討王麗琴
24.寧夏產業結構調整的路徑選擇楊巧紅
25.入世后商標市場的挑戰與對策吳文斌
26.對完善房地產市場的探討魏文兵
27.建立有效的經營者報酬激勵機制--年薪制張榮德
28.西部地區國有企業應盡快進入國際資本市場成曉秦
29.對寧夏發展林業經濟的初探劉地保
30.對債權轉股權的再認識王玲
1.論新型工業化道路黃范章HtTp://
2.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現狀、問題及其對策楊宜勇
3.西部大開發與中國保險業的發展空間文丹宇
4.再論現代市場經濟市場體系構成及功能崔巍
5.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西部地區城市發展戰略選擇吳林軍
6.公用企業競爭化改革的法律思考市場經濟研究 曹博
7.論中國公共事業管理的內涵價值與體制構建單學勇，李冬
8.寧夏與內蒙古的投資環境比較借鑒張包平
9.寧夏人才資源開發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丁玲
10.寧夏酒類企業實施差異化創新策略的核心內容選擇牛國元，樊建民
11.發展連鎖經營業務增強服務三農實力--試論寧夏供銷社連鎖經營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建議孫向前
12.寧夏非公有制經濟如何應對WTO石玉環
13.再看人民幣匯率及其影響倪小莉
14.金融服務創新與中小企業發展保路陽
15.實施戰略協同提升企業形象-兼議銀川新華百貨經營戰略趙智宏
16.企業集群與技術創新王同慶，王曉玲
17.推進寧夏工業化進程的選擇思考王海智
18.寧夏土地市場的發展現狀及對策周學義
19.寧夏可持續發展影響因素和對策研究楊風壽，和萍
20.房價虛高原因分析張曉
21.靈活就業的理論、實踐及發展思路徐立安
22.工業化是實現"大銀川"戰略的重要方面鄭勇，田家官
23.創新的經濟理論在建設"大銀川"進程中的運用王志嵐
24.承農啟工產業互動--對農業大縣建設工業園區的思考謝友先
25.寧夏銀川金鳳區招商引資工作問題初探黃瑾
26.加快發展現代畜牧水產業全面建設小康型社會吳靈捷
27.股份合作制是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的現實選擇王靜娟，馬洪斌
28.消費型增值稅對投資增長的促進作用王萌
29.抓住機遇加快我國展覽業發展步伐李兵
1.怎樣看待1.15萬億宋養琰
2.加入WTO后的政府治理改革高尚全
3.建設"大銀川"實施中心城市帶動戰略--訪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常委、銀川市委書記王正偉張蕾，吉平
4.寧夏上半年經濟運行初步分析及下半年對策思路齊同生
5.寧夏投資環境調查分析朱芙蓉，饒梅久
6.對寧夏生態環境建設的思考張煒，楊剛
7.寧夏吳忠市主導產業的選擇與發展李銳，馬偉，拜東濤
8.做強大產業發展強中寧--訪寧夏中寧縣縣委書記周生信經研，鑫磊
9.積極應對入世挑戰謀求縣域經濟發展葉旭
10.對寧夏縣域經濟發展的思考馬葆瑛，趙莉萍
11.寧夏旅游業步入快車道的思考寧麟
12.市場經濟研究 住房貸款的風險及防范陶婭
13.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對我國的啟示陳行
14.芻議高息攬儲的成因、危害、對策安金海
15.發揮寧夏煤炭資源優勢創能源品牌石玉環
16.搶抓西部開發機遇加快墾區經濟發展訾學寧
17.農業進入新階段后寧夏養羊業之路如何走史明學，張惠祥
18.入世后我國商業零售企業連鎖經營發展初探秦宏武
19.加快寧夏中部干旱帶生態環境建設與發展草畜產業初步研究高萬里，張雷，平建新
經濟史研究范文5
關鍵詞：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組織架構；激勵機制
在企業管理中，財務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其可以直接地影響到企業內部各個部門的運轉以及整體的管理水平。尤其是在知識經濟的背景之下，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迎來了挑戰，比如，很多的企業都開始順應時代的特征，融入了信息化。但是想要實現企業經濟管理的真正變革，還需要從內到外，徹底進行創新，對信息與知識合理地進行調配，幫助企業更好地適應知識經濟時代下的發展，提升企業內部資產的利用率以及整體的核心競爭力。
1知識經濟時代以及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概述
1.1知識經濟時代
知識經濟最早出現時，并沒有將其和經濟學的概念嚴格地掛鉤，而是簡單地將其定義為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在該定義中所闡述的知識是包含人類迄今為止所創造的一切知識，其中最重要的知識就技術、管理以及行為等。但是隨著知識經濟逐步地發展并興起之后，其概念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逐步轉變為以知識為基礎，腦力勞動為主體的經濟，其和傳統的農業、工業經濟是相對的，在整個知識經濟中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主要部門是教育和研究開發部門。知識經濟時代的出現并快速發展，給當下各個產業和教育的職能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比如，在產業結構方面，一些新型的產業，如網絡經濟、電子貿易的出現。在投資方面，在線經濟、電子貿易等一些新型的產業也開始興起。無論是工業還是農業化都開始朝著知識化、信息化的方向發展[1]。
1.2企業經濟管理
企業經濟管理一般就是在企業內部建立完善的經濟管理制度以及組織架構，合理地設置各個部門經濟運行的目標，并對其進行監管，保證企業內部勞動力的生產效率以及整體的利潤率。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也從傳統的人工式管理，逐步轉變為借助信息技術和知識等手段進行創新的一種新型的管理模式，是值得當下企業不斷進行探究的。
1.3知識經濟時代下的企業經濟管理的特點
知識經濟是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后所呈現的一種新的時代特征，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企業經濟管理也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在組織架構上和原有的企業經濟管理組織架構的差別。原有的企業在開展經濟管理時，采用的都是金字塔型的組織架構，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將會對這種架構進行創新，融入扁平式的團隊。管理層的角色會從原有的監督控制逐步轉變為指導和激勵。第二，則是驅動特征。原有的企業在開展生產時往往是以自主研發為主，然而在知識經濟時代，客戶和企業之間的聯系更加的密切，企業可以了解到不同客戶的個性化需求，并基于這種需求將其滲透到開發和研究中，提升客戶的黏度，培養客戶對于企業的信賴感。這是一種有別于傳統經濟管理模式的理念。第三，研發的力度加強。傳統企業在開展經濟管理時，往往非常注重生產，因為生產就等于利潤。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高科技所創造的知識的價值會比生產物質所創造的價值更大，比如，通過對生產機器進行創新，可以大大地提升生產的效率，減少成本的支出。這是原有的生產所產生的利潤無法比擬的。第四，知識管理的特征。該項管理和信息管理不同，其高于信息管理，會通過制度的形式實現信息和人、生產以及信息之間的聯系，最終的目的是通過知識進行創新。在這種理念之下，企業就需要實現各個部門員工之間的有效交流，對員工合理運用相關軟件進行培訓[2]。
2知識經濟時代我國企業經濟管理存在的問題
2.1缺乏對知識經濟的正確理解，導致經濟管理理念不科學
知識經濟時代，要求當下的企業要注重創新，切勿將過多的精力放在眼前的利益上。但是，有很多的企業都缺乏對知識經濟的正確理解，并沒有對企業內部的經濟管理進行重視，這也導致企業在經濟管理方面的理念和方法，缺乏規范性，未正確地對企業內部的各項技術和產品進行創新，也沒有合理地對人力進行管理，提升人力的知識水平，最終影響了一個企業內部核心競爭力的提升，也使得經濟管理職能的效應難以發揮。
2.2企業缺乏完善的組織架構
一直以來，我國很多的企業在開展經濟管理時，采用的都是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隨著時代的不斷變化，這類管理模式并沒有進行創新，仍然是根據部門職能進行劃分，根據不同的職位確定不同的職責和層次。在這種制度之下，雖然實現了整個管理的分工明確和嚴密的控制，但是也會產生較大的副作用，比如，員工在這種氛圍之下工作的積極性不高，會極大地遏制員工的創造力，使得員工就像一臺機器，也難以發揮出員工的真正潛力[3]。
2.3未建立健全激勵機制
在知識經濟時代開展經濟管理，更強調利用信息或者是知識的力量，來提升經濟管理的效率和質量。而信息和知識的力量，除了需要企業具備一定的資產之外，還需要企業建立完善的激勵機制，充分地激發人員內在的潛力，提升企業內部人才的創造力，繼而為企業開發更多的資源，提升企業經濟管理的效率。但是目前很多企業在開展經濟管理時，并未注重對激勵機制的健全，也沒有根據不同層次人員對于物質和精神的需求，合理進行劃分，這也使得在企業內部的人力的潛力難以真正地發揮，限制了經濟管理的真正創新和發展。
2.4企業發展基礎薄弱
在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中小型企業占據大多數，這類企業有著共同的特征，就是管理比較粗放，內部高素質人才不多，缺乏創新的水平。在知識經濟時代到來之后，其更強調對知識和信息技術的重視，然而很多中小型企業受資金限制，內部并沒有建立軟件或者是網絡系統，不僅降低了內部交流的效率，也影響了這類企業在行業中的競爭地位。長此以往，不進行創新和不對人才重視，也必然會被社會所淘汰。
3知識經濟時代下企業加強經濟管理須遵循的原則
第一，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知識經濟強調的是以知識以及信息技術為主要的創新工具，實現企業內部經濟管理的科學化、創新性，這就需要企業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讓員工可以在企業內部充分地發揮出自身的潛力，促使員工主動進行和經濟管理相關的一些活動并積極地配合，在這種模式下才能夠提升經濟管理在企業中的應用質量。第二，遵循信息化、技術化的原則。傳統的企業經濟管理主要是以人工管理為主，這種管理存在較多的不科學性，也容易出現包庇等行為。而在知識經濟下，就需要企業在開展經濟管理時，充分地融入信息化、技術化，對日常企業所開展的數據進行分析，保證企業經濟管理的一切活動具備數據的支撐，提升其科學性。第三，遵循創新的原則。就當下的企業而言，經濟管理模式的復制、產品的同質化現象是非常嚴重的，這也使得整個市場在開始拼價格，搶客戶。作為企業，只有遵循創新的原則，培養創新型人才，不斷地基于客戶的個性化特征創新產品等，才能夠在行業中占據領先地位，保證經濟管理模式能夠在企業運行中發揮出作用[4]。
4知識經濟時代我國企業經濟管理的策略
4.1轉變傳統的企業經濟管理理念，構建新的企業組織架構
傳統的企業在開展經濟管理時，主要是以生產管理為主，因為生產最終會幫助企業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卻忽略了除了生產之外的一系列經濟管理，比如，對各部門開支的管理，對物資采購的管理，對人力價值和創造力發揮的管理等，這些都可能會影響到一個企業經濟的發展和水平的提升。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的背景之下，作為企業領導者，必須要樹立正確的企業經濟管理的理念，對原有的金字塔型的企業組織架構進行改革，融入先進的信息技術溝通平臺，讓員工可以降低和領導或者是上級之間的約束感，合理地在平臺上對各個部門的發展情況進行討論，對新的知識進行學習。在這種新的組織架構中，員工會更加的自由，對于企業的信賴度也會更強，更易發揮出員工的創造力，為企業經濟管理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礎。
4.2基于知識經濟時代，創新知識經濟管理的內容
通常企業經濟管理會涉及物資的采購、人員工資的發放，以及企業的融資、銷售、營銷等各項活動。以融資活動為例，在知識經濟背景之下，企業開展融資都是為了促進內部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通過采用低成本、低風險的方式籌集到這類資產，以供企業的發展和應用。為了保證融資的科學性以及合理性，就應該保證物質和知識資產的同時進行，除此之外，知識資產應該在整個資產中占據較大的比重，這也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特征。此外，在投資的評價方案方面，企業也需要對其進行創新，對傳統的項目評價方案進行審核，對優秀的部分進行保留，對不符合時展需求的地方要進行革新，尤其要增加對知識資產項目在投資過程中的評價[5]。
4.3基于互聯網技術，開發新型的經濟管理模式
作為企業的管理者要想發揮出經濟管理的作用，就需要合理地融入互聯網技術，對現有的互聯網環境進行開發，構建企業新型的經濟管理模式。比如，可以在企業內部建立財務軟件的系統，在該系統中進行財務的核算、預算和控制，實現在經濟管理環節的集中化。對原有企業人員的配置重新劃分，減少不必要的中層管理人員，實現高層領導者、基層財務人員以及決策者之間的溝通，這樣便可以提升經濟管理的實際效益，也便于領導者以及高層可以直接地了解企業經濟運行的狀況，為企業各項活動提供科學的指引。
4.4創新企業收益分配以及經濟評價體系
首先，在知識經濟的背景下，企業需要對原有的評價體系進行改革和創新，比如，將品牌、知識以及口碑等融入到經濟評價體系中，提升整個企業對無形經濟的重視度。近幾年，有一些企業的領導者開始重視企業經濟評價指標的建立，在原有的基礎之上增加MVA，這是一種市場附加值的評價，其可以對公司發展的前景進行分析。其次，是FCF，這是一種對自由現金流的分析，可以和市場附加值結合評價，從而更好地反映企業目標運行的情況，同時幫助企業的決策者對資金合理調配。對經濟附加值的評價，可以讓企業經營者更好地對企業的經濟情況進行分析，了解企業經營者在運行過程中的虧損以及收益情況，提升資金的利用率。最后，在收益分配上，要提升對人力資源的重視度，應在企業經營收益稅后分配中將勞動者融入其中，按照對公司的貢獻比劃分。
4.5建立完善的激勵機制，提升企業知識創新力
要想提升企業經濟管理的水平就需要建立完善的激勵機制，讓所有的員工都能夠積極地參與到企業經濟管理中，為企業經濟管理建言獻策。同時控制好各個部門的開支，發揮出人力的最大潛力，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和質量，營造一個良好的企業工作和創新的氛圍。在融入激勵機制時，需要考慮到不同員工的不同需求。比如，高層員工更注重權利或者是股份上的分配，中層員工比較重視職位的上升，普通員工更強調精神和物質上的激勵，通過對于不同層次的員工開展差異化的激勵方式，保證企業內部所有的員工都能夠積極地開展自身的工作，發揮出自身在工作中的潛力。
經濟史研究范文6
1.1從教師和學生專業方向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國貿專業的就業方向出發，各個地方院校在本科人才培養方案中，應結合本院校專業特色和教師團隊的研究領域，對學生進行專業方向的劃分，總體涉及貿易理論、貿易實務、電子商務、金融、物流、企業管理等方向.學生可以根據自身興趣愛好和職業規劃選擇一個確定的學習方向.實踐教學課程的設置應從學生所選擇專業方向的職業需求出發，合理區分實踐教學內容.貿易方向的實踐教學主要包括貿易實務、單證實務等涉及商品進出口業務的基本知識和技能；金融方向的實踐教學主要包括銀行業務、證券投資、保險業等涉及金融理論和業務的基本技能；電子商務方向的實踐教學主要包括電子交易、電子商務認證等涉及電子商務經營規律和工作原理的基本技能，通過針對性地開展實踐教學，可以全面提高實踐教學環節的有效性.
1.2從專業基礎條件和學校實際資源出發實踐教學課程的安排，必須立足各個院校的實際資源和基礎條件，具備可實施性，不能夠好高騖遠、紙上談兵.當前，各個地方院校國貿專業基本都配備了電子商務實驗室和校外實訓基地，實行了各種形式的校企聯合.實踐教學課程內容的設置應該緊密圍繞校內外各種有效資源，充分考慮實驗室的師生配比、實訓基地的容納力、實習方式和實習內容的科學性、實習周期的有效性和實習教師的全程指導力度，使實踐教學環節能夠做到緊湊、充實、有效.
2國貿專業實踐教學課程安排
國貿應用型人才教育既不是單純的職業技能培訓，也不需要上升至經濟理論研究.因此，國貿本科教育中的實踐教學課程主要培養學生國貿問題的分析能力、國貿實務的操作能力、國貿政策與規則的學習能力以及國貿業務的控制能力.在上述目標的指導下，實踐教學課程安排應該是立體化和多角度的，在本科教學的全過程滲透實踐教學環節.
2.1課外實踐教學
實踐教學課程應該按照基本技能、專業技能、綜合技能等層次，循序漸進地安排實踐教學內容，并貫穿于整個本科教育，讓學生在實踐教學中掌握必備的、完整的、系統的知識和技能.課外實踐的重點是利用有限的校園資源和空間，對學生的操作技能、知識運用能力、綜合職業能力進行訓練，包括課程設計、技能競賽、職業技能訓練等，將所有的課外實踐教學通過學分加以考量，并歸入學生的人才培養計劃中予以承認.
2.1.1英語實踐教學課程國貿專業因其與國際的緊密連接度、英語實用的廣泛度，客觀上對學生的英語水平有更嚴格的要求.除在專業主干課程教學中盡可能多地采用雙語教學提高商務英語水平外，英語的課外實踐環節，還可以利用多樣化的英語競賽來展開，包括參加大學生英語競賽、校內英語辯論賽、口語翻譯比賽、職場英語口語與寫作強化訓練等多種形式，提高學生的英語使用水平.
2.1.2專業實踐教學課程在專業課學習階段，可以通過組織一系列的專業實踐教學，提高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水平和能力，包括校內模擬炒股比賽、企業參觀、專家講座、熱點問題辯論賽、閱讀大賽、模擬商務談判、全國高校商務技能大賽等形式，引導學生充分利用課余時間學習和思考，加強主動思考的能力.
2.1.3綜合實踐教學課程國貿專業涉外性對從業人員要求較高，不僅要有扎實的專業基礎，還必須具備良好的綜合素質，包括學習能力、工作能力、溝通表達能力以及心理素質.通過開展一系列的綜合實踐課程，全面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包括大學生創業指導、演講與辯論、勞資糾紛風險防范、投資分析與實戰技巧、職場禮儀實訓、求職技巧、戶外團隊競技性比賽等，既涉及大學生綜合素質培養，又突出經濟類學生的專業特點.
2.2模擬實踐教學國貿模擬教學平臺是借助于計算機網絡技術，提供完全仿真的國際商業貿易環境的軟件系統.模擬實踐教學應覆蓋在實際業務中操作性較強的課程，包括進出口實務模擬、外貿單證函電模擬、國際結算模擬、外匯保證金交易模擬、會計模擬、商業銀行經營與管理模擬、投資模擬等.國貿專業課程的實務性非常強，模擬教學平臺的運用，改善了以往比較薄弱的專業實驗教學環境，改變了學生動手能力差，理論學習與實踐相脫節的問題，提高了學生的實踐能力.在各個具有極大操作性的系統中，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在模擬實踐教學環節，應加大教師對學生業務水平的有效引導，在實驗過程中補充關于國際慣例和技術認證標準的變更，匯率的變動、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等最新信息，以保證封閉模擬平臺與真實經濟信息的同步性，提高實踐效果.
2.3校外實踐教學實踐教學課程的第三個層次是校外實踐，建設實習基地.加強實習基地建設，可與當地進出口公司、貨運公司、海關、進出口檢驗檢疫局、保險公司、商業銀行、證券公司等單位加強聯系，簽署合作協議，定期派遣一定數量的學生進行崗位實習，或聘請實習基地工作人員進行校內培訓.校外實踐教學的另一種方式是以貫徹省教育廳關于培養適應創新型國家建設需要為行動指南，推行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通過編制商業計劃書、開展可行性研究、模擬外貿企業運行、撰寫創業報告等形式，鼓勵創業團隊成員根據各自不同的特長進行具體分工，分別進行調研分析，完成創業計劃的市場調查、財務分析、營銷策略、風險評估等不同環節.結合國貿人才培養目標和專業特色，以服務地方經濟、與特定區域經濟發展緊密聯系為宗旨，面向區域戰略性支柱產業，鼓勵和支持國貿專業學生與行業、企業聯合，找到契合點，推進地方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和區域內重點產業的發展.不論是直接參與政府、企業的實訓，還是以創新創業的方式真實體驗外貿業務，整體校外實踐教學環節是學生熟悉了解今后工作環境的重要途徑，有助于學生更加客觀和全面地了解對外貿業務中的各個流程，找到自身與崗位設置要求的差距，增強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鍛煉工作中的學習能力與公關交際能力，同時也為學生提前就業開辟途徑，打牢基礎.
3國貿專業實踐教學考核體系
隨著地方院校國貿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定位的不斷深化，實踐教學課程設置的比重也逐步加大，然而，如何確保實踐教學環節的效果，除了科學的實踐教學課程安排，還取決于靈活有效的實踐教學考核體系.為有效地推進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教學改革，保障國際經濟與貿易人才的培養質量，就必須增強考核體系的實效性、科學性和準確性.由于實踐教學課程設置環節多、跨度大，考核體系需要多層次、多角度地構建，才能夠有效評估學生的實踐成績.
3.1統一考核和獨立考核統一考核是指將實踐教學與理論教學綜合起來加以統一考核，即將實踐教學成績以一定比例計入學科總分.獨立考核是指將社會實踐作為一個獨立的教學過程進行考核，考核合格者記入若干學分.模擬實踐教學一般以統一考核的方式計入總成績，由教師確定板塊系數；課外實踐教學和校外實踐教學多以獨立考核的方式予以評價，規定課外和校外實踐教學的總學分，并按照國家級、省級、校級的活動等級給予不同的學分，學生可以自行選擇實踐教學的方式和內容參與實踐環節，并獲得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