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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論文范文1
論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及對策是流星通過網絡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員整理而的，論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及對策是篇高質量的論文，本文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對您論文寫作，提供一定的幫助。論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及對策為免費畢業論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業用途。
摘要：勞動就業問題難度大，直接影響著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自2005年7月21日中國啟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之后，在國際和國內雙重經濟因素的作用下，人民幣的升值對中國勞動就業也產生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響，我國必須采取政策和法律上的措施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勞動就業
中圖分類號：F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8-0168-01
1我國目前勞動就業的總體情況
近年來，盡管我國經濟增長勢頭良好，但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就業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當前我國的就業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具體表現為：一是勞動力總供給嚴重大于勞動力總需求，同時，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和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日益突出。二是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下崗失業人員多，就業難。有技能的勞動者短缺，勞動者總體素質偏低，技能人才特別是高技能人才短缺，大學生當年畢業群體每年都在激增，就業壓力大。三是地區和部門間發展不平衡。中西部和老工業基地、困難行業、資源枯竭地區的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難度加大，集體企業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也十分突出。
2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
一是直接影響進出口貿易進而影響就業。出口是我國經濟和就業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人民幣升值，出口商生產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則會相應提高，相對于發達國家以資本技術優勢參與國際分工來講，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作為中國優勢企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產品檔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國際市場價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出口利潤的下降將嚴重影響出口商的積極性。同時，人民幣升值引起進出口相對價格的變動，導致出口減少,從而導致已經就業的人員失業。
二是對國內商品的價格指數產生影響。近年來，進口成本的增加已經嚴重損害了中國出口商的利潤。我國出口企業的成本大幅度上升，但出口產品價格卻一路走低。人民幣適度的進一步升值，可以降低出口企業的成本，穩定出口利潤，對我國的整體經濟和就業具有積極的作用。
三是影響外資進入。目前我國的提供新增就業機會的主要是出口和外資企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減少導致提供的新的就業機會減少,而人民幣升值導致的房地產、基礎設施以及服務業、勞動力價格的上升，會使外商的投資成本上升，但人民幣升值在提高外商投資成本的同時，也提高外資利潤的匯出比例。在吸引外資方面，優化投資結構和提高外資的投資質量相當重要。
3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措施
3.1堅持正確的匯率改革方向
在匯率改革方面，堅持“主動、可控和漸進”的原則，盡量避免人民幣在短時期內的大幅升值，以給產業結構調整和就業結構調整留出時間和空間同時，在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應制定應對升值的進出口政策，如出口退稅、農業補貼和農產品進口配額等，盡量減少升值給就業帶來的負面影響。
3.2實行結構調整政策緩解就業壓力
從宏觀經濟政策上講最根本的有兩條：一是擴大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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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國內市場的擴大來消化和彌補出口下降造成的總需求下降；二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產業層次，實現我國產品由低勞動成本優勢向技術優勢和品牌優勢的轉變，大力發展國內經濟。應實行結構調整政策以緩解失業壓力，鼓勵中小企業及第三產業發展，擴大中國產業結構。
3.3在就業戰略和勞動力市場方面
打破城鄉和地區分割，實現農民的自由遷徙權，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加快改革戶籍制度，剝離附著在戶口上的各項“權益”，實行居住地戶口登記制，實現農民的自由遷徙權；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減少勞動力市場障礙，改變目前分割的勞動力市場狀況，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同時，應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強化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建立土地的市場化退出機制。
3.4注重開發性就業方式的運用
開發性就業的優點在于：（1）能夠減少現有企業因承擔過多的失業安置任務，而使長期存在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觀；（2）能夠較好地發揮勞動者的個人潛質，充分實現人盡其才；（3）能夠帶動整個社會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它們趨于合理化，形成就業安置與經濟發展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格局，因此該安置方式應予特別關注。開發性就業的渠道有：（1）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2）鼓勵創辦一些有市場需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3）挖掘原有企業和產業的就業潛力；（4）加大所有制結構調整的力度，培植大批民營職業企業家階層。
3.5將提高我國勞動者素質作為一件戰略性任務來抓
應建設一大批高水平的職業學校，加強職業培訓和就業服務，提高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和適應職業變化的能力。切實加大政府的投入，特別是加大對農民工職業教育和培訓的投入。
3.6制定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就業促進政策
應考慮擴大前一個時期關于下崗失業人員就業扶持政策的覆蓋面，包括對那些出口受影響嚴重、涉及就業人數多的行業，實行必要的稅收優惠政策，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并實行與增加就業掛鉤的各項優惠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失業。
4法律方面的應對措施
4.1要加強和完善勞動立法，從立法上保障勞動者享有切實的勞動就業權
《勞動法》及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雖然出臺，但依舊不利于依法治國的實現，有必要盡快制定《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反就業歧視法》、《就業保障法》、《社會保險法》等勞動就業法律，構建完備的保護勞動者勞動就業權的法律體系。
4.2要完善勞動監察制度，從執法上保障勞動者勞動就業權的實現
目前我國勞動監察制度還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如人員和設施配備不足、職權不夠明確、監察力度不夠、地方政府重視不夠、地方行政干預過強等問題。必須給予勞動監察必要的職權和行政支持，在制度上保障勞動執法的順利進行。在勞動就業法律中，有必要賦予勞動監察機構必要的職權并大力加強執法，從執法上保障勞動者勞動就業權的實現。
4.3完善司法制度，從司法上保障勞動者勞動就業權的實現
我國目前制定專門的勞動訴訟法尚有困難，應該充分考慮勞動爭議的特點，在現有訴訟論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及對策是流星通過網絡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員整理而的，論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及對策是篇高質量的論文，本文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對您論文寫作，提供一定的幫助。論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及對策為免費畢業論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業用途。
制度的基礎上制定一些特殊的規則，如完善司法援助制度、靈活運用先行判決和先予執行等來解決上述問題。待條件成熟，可設立專門的勞動法庭或勞動法院，適用專門的程序來處理各種勞動爭議案件。
人民幣論文范文2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發展的態勢，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業都出現了投資的熱潮，并且表現尤為突出的是房地產和股市這兩大行業。隨著經濟長期過熱的發展，必然會出現經濟“泡沫”，自從股市進入牛市以來，經濟中的“泡沫”不斷膨脹，趨勢增強。07年底，隨著股市由牛市逐漸過渡為熊市，資本市場上資金的供給已經大量減少，虛假繁榮實質性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見雪災對全國南方地區造成大面積的重創，國內生活必需品的物價上漲速度加快，國內通貨膨脹率同時也持續走高。另一方面，美國經濟進入疲軟發展階段，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導致了美元，這一國際強勢貨幣不斷走軟，相對中國07年以來的發展速度來說更是如此?；诮洕系闹卮髩毫Γ绹粲跞嗣駧派档穆曇艟透罅?。而其他的一些發達國家因中國長期以來出口的廉價商品直接導致國內企業競爭力不斷減弱和失去市場份額而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以美國，日本帶頭的國家聯合起來對人民幣施加壓力，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減少中國長期以來對外貿易的順差，借此方法來減緩國內經濟發展的尖銳矛盾。在內外因素的雙重壓力之下，人民幣在對美元的匯率上出現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斷加快。
二環境現狀分析
1人民幣對外升值。
匯率即國與國之間貨幣折算的比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至06年以來就一直走低，從07年1月份的7.8到現在跌破7為止，下降了近11個百分點，這在人民幣升值的歷史上屬于比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國在出口貿易上一直處于順差，國際上給人民幣施加壓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軟是造成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相對原因。中國至05年以來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在這之中儲備的大部分貨幣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況的變化都會在相當程度上對人民幣造成影響。但僅僅從美元的走軟這一固定標準來說明人民幣幣值的絕對上漲是不夠的，畢竟一國貨幣在現在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再加之任何因素對人民幣的實際情況所造成的影響都有一定程度的滯后性。對于人民幣而言，導致其升值的主導因素既有國內的又有國外的。之所以說只從對美元的匯率來說明人民幣升值是不客觀的，是因為從其他國際貨幣來說也存在著其他貨幣對美元匯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歐元。歐元對美元來說是在不斷在升值。而人民幣對歐元來說卻是在貶值。在從匯率看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任何一國匯率對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的說明只有參考的價值。盡管人民幣在直觀的匯率表中對美元的匯率上升了很多。實際上，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升值只有5%—10%①。
2國內通貨現況。
CPI，居民消費指數，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商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影響通貨膨脹的成因主要由三個方面的指數，包括：居民消費指數、批發物價指數和國內生產總值沖減指數②。而在這三個因素之中，居民消費指數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說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個因素。從07年以來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漲4.8％，漲幅比上年提高3.3個百分點。08年一月CPI上漲7.1%，2月上漲8.7%，3月份也高達8.3%。同期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經過數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為4.14%③。通過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國國內貨幣的實際幣值在以將近3.9%的速度對內貶值。而實際上，銀行上調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幾個季度總結出來的數據為依據的。這說明中央銀行上調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隨時隨地地按照國內CPI的變化一而變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經發生的數據為基礎，同時，這些政策無論是在制定還是在影響方面都具有滯后性。所以人民幣實際對內貶值的比率還會多出一部分。
通貨膨脹的原因分析
就具體的經濟情況而言，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情況基本上屬于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產資料的稀缺。08年初全國大范圍的雪災是造成資源嚴重稀缺的一個直接原因。一方面這次雪災造成雪災地區農產品大幅度減產，全國范圍內的農產品供不應求，直接推動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圍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用于修復這些工程所需要的鋼材、木材等生產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漲，也拉動了第二產業生產成原料的緊張，由供求理論可知，企業的生產成本必然會隨著資源的緊張而上漲。再加上交通運輸的基本設施大面積癱瘓，在國內就出現了最需要物資的地方遲遲得不到供給的情況，在當地市場供給如此緊張的情況下，這些地區的通貨膨脹率就出現了暴漲的情況。而這一情況同時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國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國際方面，世界出口大國，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農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減少。這就造成了國際上基礎農產品的供給不足，同時也制約了中國市場對進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國內農產品稀缺，價格上漲。
2）國內貨幣流通量過剩。中國長期以來大量的外資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中國是一個經濟正在高速發展的國家，引進外資無疑會帶來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技術手段，而另一方面也會帶來大量資金的注入。在國內經濟發展的同時，整個市場上流動的貨幣量也大大增加。這的確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繁榮，但同時，社會生產力總的生產速度并沒有比貨幣增加的速度快。這就使得人民幣的總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大于總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幣在有效市場上的流通量過大，直接導致對內貶值，通貨膨脹速度加快。
三結論
比較分析人民幣幣值的實際情況。
中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不夠發達。因此不足以用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指標來衡量中國目前通貨膨脹的狀況。在國際上，6%以上的年通貨膨脹率已經普遍被認為是難以接受的范圍。中國07年最后一季的CPI為6.63%，08年第一季的CPI為8.03%。這雖然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難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并未惡化得那么快。理論上而言，本國貨幣升值對國內通貨膨脹的現象會有一定程度的緩解。如果上升的這一部分幣值足以抵消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不會對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據統計資料表明，人民幣的升值對抑制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的實際貢獻，在半年內只有0.2—0.4個百分點（1）。如果說升值對抑制通貨的作用是滯后的，但近一年的時間過去了，人們并未看到經濟過熱能被市場的自動調節所壓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政府管制過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頒布的一系列打壓經濟過熱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貨膨脹率，而并未對經濟的過熱起促進作用。根據經濟數據的比較分析可知，國內實際通貨膨脹率實際比調查的結果更高。人民幣升值對通貨膨脹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實際上人民幣實在貶值的。
四國家應采取的措施
經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國目前處于市場經濟并不完善的時期，市場自我調節能力較差，同時，考慮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政府的確應該在政策方面適當的參與經濟的管理，以繼續壓制現階段的經濟出現過度的“泡沫”。
第一繼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通過銀行和國債這兩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場上過度流通的貨幣。通過銀行提高再貼現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都是國際上公認了的具有現實意義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資者的融資成本，進而從投資的源頭對貨幣總量進行調節；后者則作用于貨幣的乘數效應上，通過減少貨幣擴張的乘數來平衡貨幣的發行量和流通量的關系。通過發行國債，直接回籠流通中的貨幣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運用稅收和價格控制手段。稅收的目的就是為了財富的再分配和引導社會向公平化發展。對金融行業的從緊稅收政策則有收縮和穩定投資過熱的作用。價格是直接反映出來的對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對社會的穩定必然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價格的變化也應該尊循市場客觀的發展規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導和市場發展的過程之中的這個平衡點，經濟才能夠又好又穩定的發展。
第三對資本市場實行大力監督。尤其是外資大量進入和退出這一投機行為。引進外資無疑是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手段。國外資本對本國的經濟貢獻率不容忽視，無論在就業率方面或是在資金籌備方面的促進作用都是相當大的。中國目前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對外資的需求量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家不能過度依靠外來資本。尤其是關系到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投機的外來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某些行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但在這么多壓制經濟過熱政策的背后，政府部門也應該看到這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滯后作用，并且一種措施的出臺會引起市場經濟關系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所以同時也要預見到通貨膨脹之后可能出現的通貨緊縮的情況并提前做好相應的準備。
參考文獻：
①數據來源：21世紀經濟報4月第二期
人民幣論文范文3
典型的國內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其中效用函數由下面的（1）式和（2）式所定義，其中的消費指數由（3）式給出。假設本國人口為n，外國人口為1-n，其中0<n<1，以及分別是對本國產品和外國產品的消費指數，分別由（4）式和（5）式所代表。在同一國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為，假設λ>1。在國外產品和國內產品組合之間的替代性為1。實際貨幣MP進入到效用函數中，因為貨幣的存在減少了交易成本。本國的物價指數為P=PnHP1-nF，其中本國產品和外國產品組合的物價指數分別由（6）式和（7）式所給出，最優的跨期消費選擇意味著典型個人對國內個別產品以及對國外個別產品的需求，分別如（8）式和（9）式所表達。由消費指數可以得到對本國產品組合的消費指數以及對外國產品組合的消費指數分別滿足（10）式和（11）式。假設兩國居民可以對實質證券進行無風險交易，并定義rt為實際利率，則本國居民的預算約束可見（12）式。其中，Bt+1代表t期末持有的實際債券，Tt代表來自政府的貨幣轉移。假設政府通過直接轉移來調整貨幣供給，那么政府的預算約束就是（13）式，而且Yt(z)代表產品在兩國銷售而得以本幣計值的名義收入。假設每個人都有特殊技術，能夠生產特殊的產品，這些廠商之間是壟斷競爭關系，本國的生產函數為（14）式，外國的各個指標用*表示，兩國的效用函數相同，兩國的生產函數略有不同，假設外國的生產函數為（15）式。對于參與國際貿易的廠商銷往海外的產品用何種貨幣結算，他們有各自的偏好。目前，關于國際貿易中結算貨幣的選擇理論已經比較成熟。廠商在選擇貿易品的計價貨幣時，考慮的因素不僅包括市場銷售收入，還包括匯率風險、結算成本。為了規避匯率風險，廠商自然會首先本幣計價和結算，然而，當產品的差異程度并不高、廠商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時，廠商往往被動地接受以銷售地貨幣計價和結算的事實。另外，當一國貨幣的價值穩定并且存在著較為活躍的自由的多品種海外流通市場和投資市場時，那么該貨幣被接受為計價和結算貨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廠商對國外銷售的產品的貨幣結算策略選擇不外乎三種。第一種是國外產品用本國貨幣結算，此時，外國消費者所面臨的價格是廠商的本幣價格經匯率折算以后的外幣價格。第二種是國外產品用外國貨幣結算，此時本國廠商在計算損益時需要把消費者所面臨的外幣價格經匯率折算為本幣。第三種是國外產品用第三方貨幣結算，本國廠商在計算損益時需要把消費者所面臨的第三方貨幣價格折算成本幣。為方便起見，我們用我國和外國分別代表兩國，這樣兩種貨幣就是人民幣和外國貨幣，我們可以分析表1中所給出的幾種結算貨幣組合。其中最后一種情況為固定匯率情況，其余四種情況都假設為浮動匯率。在固定匯率下，由于匯率始終保持一致，因此不論是哪國貨幣其結算效果是相同的。
二、廠商的定價計算
(一)情況
1下的定價此時在最優策略下，本國廠商對產品的定價由（16）式給出，外國消費者所面臨的該產品的價格需要經過（17）式的匯率折算。外國廠商對產品的定價由（18）式給出，同樣，本國消費者所面臨的該產品的定價需要經過（19）式的匯率折算。
(二)情況
2下的定價本國廠商對本國銷售的產品的定價依然是（16）式，但是對于在外國銷售的產品定價卻為（20）式。外國廠商在本國銷售的產品定價的依然是（18）式，但是本國消費者所面臨的該產品的價格卻是（21）式。(三)情況3下的定價本國廠商對產品的本幣定價是（22）式，外國消費者所面臨的該產品的價格需要經過（17）式的匯率折算。外國廠商在其本國的定價依然是（18）式，但是對于本國消費者而言，他們所面臨的該產品的價格卻是（21）式。
三、貨幣政策的選擇
（一）穩定消費目標下的貨幣政策選擇
我們可以計算出每種情況下的本國消費和外國消費的穩定性，見表3。此外我們也可以計算出每種情況下本國消費和外國消費受兩國貨幣供給影響的程度，見表4。從外國貨幣沖擊對本國消費的穩定性影響看，我們很容易比較出不同的貨幣政策的效果。第一，相對于固定匯率而言，浮動匯率是本國更優的選擇。因為在固定匯率下，外國貨幣轉換為本國消費沖擊是最大的，為1ρ2σ2m*，而在浮動匯率下，本國消費沖擊最大的是情況1和情況4，即在生產地定價以及貿易結算用外國貨幣的情況，對消費的影響為1-nρσ2m。第二，如果本國貨幣成為貿易中的結算貨幣，外國貨幣供給并不能影響本國消費。此時的效果就如同情況2，即本國消費者在價格主導權的競爭中勝過了外國廠商。第三，相反，如果在對結算貨幣的競爭中本國貨幣輸給了外國貨幣，那么，本國消費者不得不承受外國貨幣供給對本國消費的影響，其效果就相當于情況2，即在價格主導權的競爭中本國的消費者輸給了外國的廠商。
（二）穩定物價下的貨幣政策選擇
從該模型中，我們可以得到物價和兩國貨幣供給的協方差關系，如表5。從對表5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對于物價穩定性固定匯率更優的結論。依據我們對生產商的定價假設而言，定價都是根據期望來定價，因此該價格是穩定的，故就整體消費者所面對的價格而言，引起價格變動的是匯率，此時若能降低匯率波動，就能成功地減少物價的波動。同時我們也的確發現，當我國的貨幣在國際貿易中取得了結算貨幣資格，對消費者而言是個利好因素，因為此時物價就不再受外國貨幣供給的影響。相反，如果我國的貨幣在貿易結算貨幣的角逐中失去了優勢，那么本國的消費者就不得不承受因外國貨幣供給引發的物價波動。
（三）兩國消費水平比較下的貨幣政策選擇
從模型中我們可以得到兩國消費者水平的差異分析，見表6。外國貨幣當局采取的貨幣政策會影響本國消費者的利益。當外國貨幣當局追求擴大自己國家的消費時，此時外國貨幣供給方差會相對較大。在情況2和情況4下，如果產品的替代彈性大于2，那么外國貨幣當局的積極行動無疑不利于本國。策的獨立性。
四、結論
人民幣論文范文4
中國經濟近幾年高速的發展與世界經濟的相對萎靡形成鮮明對比，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對于中國廉價的加工制造產品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滿，他們認為正是由于“中國制造”的低價格才造成了這些國家的持續貿易順差，因此他們提出人民幣應該升值。隨著中國貿易順差的繼續擴大，這種來自于國際方面的升值壓力越來越大。
同時，中國人民銀行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持續的雙順差條件下，不得不買入外匯，投放人民幣。這不僅對我國的基礎貨幣投放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對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產生了扭曲。同時受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影響，大量的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涌入中國，對我國的金融穩定造成了威脅。所以，人民幣匯率改革勢在必行。
二、人民幣匯改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將為中國爭取更好的國際環境，人民幣適當的升值有利于減少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減少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穩定我國的金融環境。
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匯率改革有利于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減少外匯占款對于基礎貨幣投放的影響，央行可以更多的使用貨幣政策調節我國的宏觀經濟，是國民經濟更加健康穩定的運行。
三、人民幣匯改的影響分析
1.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首先，從進口方面來看，人民幣的匯率改革，使得人民的定價趨向合理化，匯改后人民幣一直處在升值的狀態。因此，對于進口來說，成本相對下降，擴大了進口企業的利潤空間。同時進口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國內的競爭，有利于提高國內企業的競爭意識，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也應注意到，進口過多則意味著國內存在著大量的未被充分利用的資源，缺乏效率。
其次，從出口方面來看，人民幣的匯率改革，使得出口產品的價格上升，從目前我國主要以低價格占領國際市場的現狀來看，成本的提高會使我國的出口企業喪失一部分市場，縮小利潤空間。但是從長遠的角度考慮，人民幣升值會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增強我國出口企業的競爭意識，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
2.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后，會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使得央行可以根據經濟的實際發展情況對貨幣供應量進行控制，而不是被動的買賣外匯。對于我國貨幣的幣值穩定有著積極的作用。我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水平較高，也正是由于被動的外匯占款過多，貨幣供給量與我國實際的經濟運行狀況不符。但是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央行干預人民幣匯率的操作貨幣依然是美元。盡管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較大,但距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要求和市場預期還相差甚遠。這就造成了我國外匯市場上美元的供過于求與人民幣供不應求的局面。因此在具體的實施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
3.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穩定的匯率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提，匯率改革有利于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不論是在進出口企業的成本管理方面，還是引進外資方面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只有穩定的匯率制度，成本的核算才能穩定，同時也有利于匯率風險的管理。而人民幣的匯率改革對于我國的匯率穩定是必要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穩定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某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而是根據市場環境可以隨時調整的相對穩定。
四、匯改的再思考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越來越奪的融入了到世界經濟之中。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同時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也越來越大。我國長期持續的雙順差，外匯儲備迅速的增加，巨額的外匯儲備說明我國已經處在嚴重的外部不均衡狀態。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涉及到多國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我們應當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
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大小，在某種意義上取決于人們防范匯率風險的意識。因此我們要加強匯率風險的防范意識，做好防范風險的準備，提高防范風險的能力，降低由于匯改造成的短期匯率水平的較大變動所引起的風險，同時也要相應的加強金融監管的力度，維持金融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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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文翠，汪愛琴.對“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思考.新疆財經，2008，（1）.
人民幣論文范文5
1992年以來，中國國民經濟一直保持快速增長，即便是在1993年實施宏觀調控以后，GDP增長速度仍保持在9％左右。在緊縮貨幣的情況下，實現了低通脹和高增長的經濟"軟著陸"。這主要是由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大量增加以及出口的快速增長。顯然，中國要繼續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必然受這二者的制約。但是，在這次東亞金融危機中，日本、韓國受到了很大沖擊。1998年2月標準普爾公司亦調低對香港的信貸評級，來自這些地區的對華投資大大減少。其次，在我國外貿進出口結構中，對經濟增長有顯著推動作用的一般貿易出口比重已降至43％，加工貿易出口增長迅猛，已達到全國出口總額的57％。從企業性質上看，國有企業出口仍處于主導地位，但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下降至53％，外資企業出口則上升至43.5％,占據了我國對外出口的半壁江山。近年來，以美元折算的我國出口商品成本已接近國際市場平均水平，出口效益不斷下滑。1995年下半年至1997年上半年，受出口退稅遲滯的影響，國有外貿出口十分困難，呈現萎縮之勢，加工貿易出口則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商品結構看，我國出口商品檔次偏低，技術含量少，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依靠價格、數量競爭。外貿公司和生產企業之間普遍缺乏以利益為紐帶的共生關系，買賣關系不夠穩定；由于缺少行業規范和商會協調，高價搶購、低價競銷的狀況屢見不鮮，經營秩序十分混亂。但是中國的出口存在著內在沖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內產業結構不合理，重復建設嚴重，產品雷同，缺乏創新，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大量涌向國際市場。出口單價的下跌被數量的更大增長所掩蓋，出口總額不斷擴大；而國內需求因受到貨幣政策等因素的抑制，導致進口增長緩慢。因此，經常項目自1992年以來一直保持順差，截至1997年底我國外匯儲備迅速上升至14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但這一地位是脆弱的。一方面，我國出口產品構成和地理方向過于依賴少數發達國家市場，極易受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1995年美國提出的對華貿易報復清單中，絕大多數產品涉及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一旦實施，將對我國的生產和就業造成相當的影響。我國1992年以來在開拓海外市場的過程中，不斷遭到反傾銷調查，調查國家不僅有我國傳統出口市場的發達國家，如美國、歐共體，還有新開辟的市場，尤以拉美國家為主。后者提出調查的個案數目上升很快，涉及多種輕紡產品，理由無一不是中國的產品損害了他們的同類工業。因此，以數量、價格為主要競爭手段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長是有極限的。如果西方國家經濟衰退，或實施貿易限制，我國的出口必大受影響，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另一方面，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是開拓中國市場，或把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的區域分銷中心。1992年以前，我國對三資企業規定了內外銷比例，雖然執行上并不嚴格，卻使國外跨國公司心存疑慮，尤其是要求其自行平衡外匯，有悖于其來華投資的真實意圖。1992年，我國正式提出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以吸引跨國公司來華投資。1993年開始，外資大舉進入中國。時至今日，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資輸入國。近五年的情況表明，外資企業進出口總體為逆差，意味著對資本項下外匯需求很大，對人民幣貶值將是一個潛在的壓力。
東南亞國家與我國產品結構有一定的雷同，該地區貨幣大幅貶值大大加強了其出口競爭力，尤其是輕紡、機電類產品。有觀點認為：貨幣貶值將促使其零部件及機器設備進口成本上升，從而抵消其出口優勢。這一看法忽視了幾點：1、此次金融動蕩使得這些國家外匯儲備急劇下降，外匯嚴重短缺，大大抑制了進口需求；2、現有的進口機器設備尚未折舊完畢，改用國內替代原料也有可能；3、東南亞的設備、零部件主要來源于日、韓，后者貨幣貶值使得東南亞國家以美元計算的進口單價下降，從而使進口成本升幅有限；4、所謂"抵消"乃基于如下假設：東南亞國家的一切生產要素均依靠進口。這即便是在獨資企業也是不可能的。抵消的程度取決于進口商品和勞務的價格以及進口生產要素占產成品成本的比重。
1998年1月，國內一些經濟界人士對于當月統計數字所反映的進出口狀況表示樂觀，認為我國外貿出口并未受到太大影響。然而，一國貨幣貶值導致出口擴大是逐步顯現出來的，在經濟上有一定的滯后性，即J曲線效應。從2月底開始，我國外貿出口增長呈單邊下滑之勢；5月份轉為負增長，比上年同期下降1.5％。由于亞洲市場占我國出口的60％，1～5月，我國對日本、韓國、東盟的出口分別下降了5.7％、29.6％和105％（《國際商報》1998年6月18日）。2～6月間，日元持續大幅度貶值，使我國出口貿易面臨更為巨大的壓力。經貿委官員承認，目前的外貿形勢是20年來最嚴峻的（香港《信報》1998年5月13日）[1]。6～7月，出口出現輕微反彈，但從8月開始增速下滑，連續四個月出現較大幅度的負增長。其中10月份出口下降17.3％，11月份下降9.7％。為此，國務委員吳儀呼吁"千方百計擴大出口"（《人民日報》1998年11月26日）。
投資、消費、出口是經濟增長的三大支柱，出口萎縮加之國內消費低迷，僅靠投資（主要是基礎設施投資的）拉動是難以奏效的[2]。出口不振必然使相當數量的企業開工不足和工人下崗失業，這將使國內經濟形勢更趨惡化[3]。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下浮的現實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么假定人民幣要貶值，如何貶值？貶值幅度多大？能否實現在政府指導下有管理的下??？我們在此作一分析。
外貿出口的最終目的是帶來效益。國家可以通過外貿、金融等政策來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但如果表現出的后果卻是出口效益惡化，喪失發展后勁，反過來會成為迫使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壓力。眾所周知，出口退稅和征收進口關稅是國家用以支持出口和調節進口的重要手段。我國從1985年以來一直實行出口退稅政策，出口退稅的增長與出口增長呈正比例關系。1994年新稅制實施后，出口退稅完全由中央財政負擔。1995年至1997年，國家每年拿出500～600億元的資金用于出口退稅，相當于中央財政總收入的15％左右。此外，國家還專門成立部門辦理退稅和查處騙稅的犯罪活動，由此產生的行政開支也十分龐大。
近20年來，中國出于擴大對外經濟交往的需要，高度重視對外貿易。90年代初，更提出"大經貿戰略"，以在2000年實現進出口總額4000億美元、躋身于世界主要貿易國家行列為目標。為此，出口增長必須大大快于GDP的增長。統計表明，自1978至1997年20年間，GDP年均增長9.7％，而出口年均
增速高達16.7％，是經濟增長率的1.72倍（《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12月2日）。然而出口的持續高速增長受制于出口退稅的財政體制。一方面，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緩于GDP的增長[4]。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偏低（不足50％），限制了中央財政支持出口快速增長的能力；另一方面，1994年頒布的《預算法》明確規定，國家財政以平衡預算為目標。1996年中央政府決心每年削減財政赤字100億元，爭取在較短時間內消滅赤字，實現收支平衡。為此，必須量入為出，對各項支出統籌安排，對出口退稅實行計劃預算，根據財政收入狀況以及收入進度核定退稅金額再切塊分配到各地。因此，對外貿易的政策目標與現行出口退稅的計劃、分配體制很難協調起來。而由此產生的后果就是企業的政策風險大增。出口退稅一旦滯后，生產企業的全部積累和流動資金將很快耗盡。
1993年起，外貿出口連年劇增，相應形成的應退稅款年年超出國家當年預算安排，退稅的速度越來越慢，退稅到帳的時間越拉越長。1995年5月企業被告知，當年形成的退稅將遲至一年半以后才能返還，以便國家集中清償往年積欠的應退稅款，而此間遲返部分的退稅資金利息只能由企業自行消化。然而，外貿企業普遍嚴重依賴銀行貸款，出口利潤率低，退稅前大多虧損，主要依靠退稅來實現利潤或彌補虧空。退稅滯后，造成企業出口越多，虧損越大，資金占壓越厲害，難以及時還貸，在銀行的信用等級下降，銀行因此不愿續貸。加之當時國家致力于打擊通脹，實行宏觀調控、緊縮銀根，對信貸規模嚴加控制，致使企業資金周轉發生很大困難，不得不放棄部分海外訂單。這直接影響了外貿公司的對外信譽，并增加了其實際機會成本。國有企業出口開始萎縮。國家為減輕財政壓力，于1995年6月和12月兩度調低退稅稅率。同期外貿出口放緩，許多外貿企業不再片面追求出口創匯，及至1997年中，退稅形勢才漸趨正常。但是外貿企業卻因此大傷元氣，現金流量狀況大不如前，即使原來效益好的企業也不例外。1998年3月，為應付東南亞出口競爭的挑戰，國家在維持匯率穩定的前提下，調高紡織品出口退稅率2個百分點以支持外貿出口，僅此一項，中央財政預計增支45億元[5]；6月又宣布將煤炭、鋼材、水泥、船舶的退稅率分別提高至9％、11％、11％和14％（《經濟日報》1998年6月24日）。由于紡織工業產品老化，技術更新緩慢，國內生產嚴重過剩，僅提高2個百分點的退稅率無濟于事[6]。從5月底開始，機電產品取代紡織品成為我國第一大出口產品，占全部出口的50％左右。8月，國稅總局宣布，從1998年7月1日起，將七大類機電產品和五大類輕工產品的退稅率由9％提高至11％。為此中央財政將增加支出250億元左右。由于目前國內生產企業和外貿公司之間遠未形成真正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出口制關系，反而相互爭利，生產企業經營行為極不規范，短期行為嚴重，往往根據匯率和退稅率的變動來調整供給外貿公司的出廠價，這不僅容易使價格總水平產生波動，而且生產者易被自身行為創造出的錯誤的價格信息所誘導，作出盲目的生產決策，使供求關系很快失衡，因而往往得不到預期的微觀效益，國家在宏觀上亦得不到真正的收益。
1997年國家用于出口退稅的財政資金近600億元，而當年中央財政赤字約560億元。從1993年起中央財政停止向銀行透支，改由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赤字。此后國債發行規模增長較快，國債依存度（即年度國債發行收入占年度財政支出的比重，反映財政對債務的依賴程度）1992年為11.6％，1994年迅速上升至21％，接近國際上公認的國債警戒線（25％）。1997年，國債發行額為2，476.83億元，占當年全國財政總支出的22.29％，占中央財政總支出的55.76％。1998年，為刺激內需，國家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全國財政和中央財政的國債依存度預計將分別高達40.2％和73.95％，國家財政將面臨巨大的還本付息壓力。從1995年下半年開始，國有企業經營中深層次矛盾日益顯露，失業下崗人數增多，國家財政又加大了用于解決社會問題的開支[7]；同時國有企業多年大面積虧損積累起來的金融機構呆壞帳，也要由中央財政每年撥出幾百億元來逐步沖銷[8]。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入，今后幾年，我國財政收支形勢將十分嚴峻[9]。
為此，建議全面取消出口退稅，以緩解中央財政壓力，附帶可以節省一大筆行政開支（相應退稅部門也可撤銷），更能夠一勞永逸徹底杜絕騙取出口退稅的犯罪活動。外貿企業也可簡化出口環節，節省開支。退稅取消后，短期內出口可能大幅度下降，出現外貿逆差，這樣人民幣微幅升值的局面將立即讓位于匯率下浮的現實要求。我國外匯儲備龐大，足以應付短期之需。此時，使人民幣適度貶值順理成章，但這種貶值完全不會變成失控的匯率急跌，因為目前退稅部分僅占出口成本的8％左右。只要貶值幅度不超過8％，換匯成本實際上沒有發生變化，因而并未改變出口的整體態勢。而我們得到的益處則是節省了近800億元的財政資金，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成果。東南亞貨幣貶值會使我國收匯減少，但根據我國外匯儲備和現有的外匯供求狀況，繼續堅持結售匯制度和對資本項目的監管，不會影響總體的外匯供求關系，短期內也不會出現巨大的外匯需求壓力。
無疑，人民幣貶值會在國際上引起反應。從理論上講，本幣貶值會抑制進口。對此，我們可以相應調低關稅總水平，以抵消貶值的影響，維持進口現狀。自1992年以來，我國已五次大幅度降低關稅，多數為我國單方面的決定，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1997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上宣布的。采取這一行動固然是出于復關（GATT）和其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需要，但在短期內連續五次大幅度降低關稅（從43％降至17％），這在國際上也是罕見的。關稅減讓一般是通過雙邊或多邊談判，按照有取有予的原則討價還價后確定的。至今，我國單方面削減關稅的成果是有限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仍逐年上升，由此美國認定中國的市場準入程度遠遠不夠，還存在著關稅以外的諸多貿易限制措施，進而在知識產權和開放服務貿易上對中國施壓，更發起超級301調查并單方面扣減中國輸美紡織品配額[10]，來逼迫中國讓步。同時，美國并未信守與中國在1992年達成的市場準入談判協議中"堅定支持中國復關"的承諾。時至今日，在諸多國家紛紛支持中國加入WTO的情況下，美國仍設置重重障礙加以阻撓[11]。因此，即便中國不能直接從談判對手那里取得相應的讓步和利益，也應選擇合適的時機采取單方面行動，以便從其他方面給本國帶來利益。
這個最佳時機本來出現在1995年上半年，即退稅對中央財政壓力最大的時候。僅僅調低出口退稅稅率，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退稅遲滯帶來的問題。外貿公司雖然可以改用出口制以部分緩解退稅的矛盾，但這一轉變涉及企業間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資產重組的難題，使得以自營為主要方式的外貿企業面臨短期內難以克服的困難。目前，外貿企業慘淡經營已是全國性的問題，如此下去，我國的出口后勁可想而知。沒有效益的出口，也就使出口退稅政策失去了意義。加上外貿企業間的無序競爭，出口單價不斷下跌，從本質上講，就是國家財政資源和自然資源的流失。雖然獲得了大量外匯盈余，但付出的代價是否太大?
維持適當的關稅水平，對于為我國的民族工業，尤其是新興工業爭取時間是十分必要的。即使我國自主調低關稅，也應巧妙地與我國的經濟利益結合起來。若1995年我們采取了這樣的方式，并結合取消出口退稅，外貿企業的狀況會大大好過現在。國家三年間可節約用于出口退稅的財政資金累計達2000多億元。
況且，本幣貶值后適當降低關稅，進口不會受到影響，又可表明中國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任何國家對此都無話可講。同時中國自APEC會議后又向世界宣告，中國在未來時間將會進一步降低關稅，因此將其與廢除出口退稅結合起來是完全可行和有益的。
再次，這種貶值是由于取消退稅后，出口價格向正常成本回歸，與東南亞國家因結構性矛盾并由過度的金融投機而引發的全面崩潰有本質的不同，談不上人民幣的信用危機。只要中國堅持結售匯制度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金融外匯監管措施，包括央行隨時干預外匯市場以抑制投機，人民幣只會有控制地逐步下浮到位。這是一種政府積極干預下自主的有管理的合理下浮，不同于那種由外來沖擊造成的劇烈貶值。調控目標明確，具有可預見性和可操作性，并且緩慢逐步下調到位，有助于消除香港市場的恐慌和投機心態。同時應積極地動員和影響海內外輿論，表明人民幣不是固定匯率，人民幣與港幣的匯率機制完全不同，二者之間不存在互動的因果關系，人民幣不是港幣的聯系匯率；并指出大批在大陸投資生產的港資企業將大大得益于人民幣貶值，從而刺激其加工貿易的出口，進而增加香港轉口貿易的數量，最終有助于香港經濟的復蘇。以此改變國際金融市場中將人民幣作為維系港幣聯系匯率制度的最后保障的普遍心理預期，減緩人民幣一旦貶值可能對香港金融市場造成的沖擊和振蕩。
上述步驟應作為人民幣匯率下浮的第一階段，在香港市場消化適應之后，鑒于亞洲國家30％～75％的貨幣貶值幅度對我國形成的出口競爭壓力，人民幣有必要再次貶值。因為第一階段的下浮僅是取消出口退稅的自然結果，對于促進出口并無任何作用。東南亞國家至少還需要2～3年時間進行結構性調整以擺脫危機，我國也同樣面臨著深化政治經濟改革和振興經濟的艱巨任務，包括對外貿經營體制以及企業制度的改革。面對當前我國國內的經濟困難，出口不僅不能削弱，反而必須大力加強。這是解決國內需求不足的一個有效手段。目前國內買方市場的形成、通貨緊縮、居民儲蓄傾向的加強以及事實上仍很嚴格的外匯管制，完全可以將匯率貶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限度。
國內有觀點認為，從目前外匯供求狀況看，我國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外貿順差較多，不存在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但匯率的形成并不單單取決于外匯供求關系，同時必須考察出口的微觀效益以及人們對未來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期。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受到政府的有力控制，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匯率，而且現存的外匯交易市場也遠非完善和有效。因此，在相當程度上目前的匯率僅僅體現了市場上外匯供過于求的表象，而實質上則是反映了政府的政策意圖，即擔心貶值會引發通貨膨脹，從而導致國內經濟和社會的不穩定，以及影響國外投資者的信心；同時中國希望以犧牲自身經濟利益為代價，塑造一個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問題是：影響一國出口競爭力的是實際匯率，而不是名義匯率，現在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已嚴重高估。ε=EP＊/P
（ε：實際匯率，E：名義匯率，P＊：外國價格水平，P：本國價格水平）
為方便起見，以1994年1月人民幣匯率并軌時的官方匯率為參照物，當時名義匯率為1美元兌8.68元人民幣。1994～1996年間，國內物價在始于1992年的經濟過熱的慣性作用下，保持上升趨勢。雖然1993年下半年，宏觀調控政策開始奏效后，物價快速上漲的勢頭得到遏制，但整個這段時期物價總體漲幅較大；與此同時，國家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以及強制性的結售匯制度，人民幣貨幣供應量減少，外匯出現供大于求，名義匯率穩步下降（目前名義匯率為1美元兌8.28元人民幣），因此1994～1998年五年間，人民幣對主要國際貨幣的實際匯率高估約30％，而對主要貿易國家和地區的綜合實際匯率高估了45％以上[12]。這一情況以及1995年中以來出口退稅遲滯帶來的不利影響，使得我國出口競爭力急劇下降，出口效益不斷滑坡。
目前的出口現狀絕不是某些學者所說的"外貿出口增長放緩，但仍在增長，表明外貿仍具潛力"。事實上，由于國內政企關系遠未理順，以及司法實踐中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國內商業信用嚴重倒退，國內貿易的風險遠遠高于國際貿易的風險。因此，外貿企業為維持經營并回避國內商業風險，不惜競相降價以保住有限的海外客戶和市場。但另一方面，外貿公司由于資產相對較少，承擔這類經營虧損的能力畢竟是有限的。從一般意義上說，危機所帶來的國外大幅度壓價，對外貿公司的影響遠不如對生產企業的影響巨大。如果前者因出口成本過高而不接定單，則直接造成生產企業的庫存增大。后者最終不得不低價虧損銷售以回籠資金，造成銀行呆壞帳上升。
1998年8月，外經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召開銀貿協作會，制定了若干促進外貿出口的措施，其中一條規定："對于有定單、暫時虧損的企業，只要具備還款能力，即給予封閉貸款。"這表明政府十分擔心出口下降從而導致國際收支惡化，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以及償還外債的能力（預計1998年將償還外債本息400多億美元）。一些地方為了實現"保八"的目標，不惜一切擴大出口，這種以政治動員的方式盲目追求出口增長的做法，正在產生嚴重后果：擾亂了海外市場的秩序和供求平衡，加劇了未來出口的困難；同時，國內企業虧損加大，財政支出超計劃增長，銀行呆壞帳增加。還有學者主張以全面地大幅提高出口退稅率達到實際貶值的效果，這不僅在財政上無法做到，而且再度提高退稅率的空間也是有限的。因此人民幣貶值勢在必行，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貶值是否會出現一些學者所斷言的一系列后果呢？
首先，貶值不會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充其量只是輕微的通脹。幾次降息后，國內儲蓄仍節節上升，表明居民對未來預期悲觀，不敢亦不愿投入消費。人民幣貶值后，即便居民想方設法套取外匯，也不過是從一種形式的儲蓄（人民幣）轉換成另一種形式的儲蓄（美元）以圖保值，仍然不會去大舉消費。何況，這種套購屬于非法的黑市交易，受到政府的打擊和監控。持有外幣者同樣也需要保值，故其交易量有限，而且很可能經常是"有價無市"。目前的情況不同于1988年，那時一方面市場短缺；另一方面，居民購買力雖不強，但不存在對正常工資、獎金收入和企業破產、失業、社會福利、養老醫療等方面的擔心，因此敢去放心大膽地搶購，從而形成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現在總的情況是供給遠遠超過需求，形成買方市場。雖然有效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滿足，但這是另外一回事，屬于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從出口占GDP20％這一角度看，總供給大于國內需求至少20％以上，因而除了1/5的產品出口外，國內仍積壓大量產品賣不出去。1997年中國GDP達7.47萬億元，而累計庫存積壓超過3萬億元。生產大量過剩，居民前所未有地喪失了就業安全感，購買力大大萎縮。社會兩極分化的加劇，也使得總體購買力下降。嚴重通脹緣何而起？只有一種情況，即出現銀行支付危機，老百姓產生心理恐慌，大量抽逃擠兌，而現金放在手中并不安全，于是就搶購各種動產，從而引發嚴重通脹。
人民幣貶值后，只要不發生銀行支付危機，至少在相當時期內，居民對政府還是有信心的。5萬億元的存款即便有所下降，對國家也未必是件壞事。從前一階段四大專業銀行爭購財政部特種國債即可看出，銀行面對不斷增長的儲蓄壓力和經營狀況日益不穩定的企業，貸與不貸難于決斷，故"惜貸"現象嚴重，經營收益不夠穩定。購買國債反倒可以確保無虞。如果此間國家再次降息，等于又增加了銀行的收益。況且，人民幣并不能自由兌換，因此不存在境內外投機者大量沽空的可能。從1998年9月開始的聲勢浩大的全國性的打擊走私、騙匯活動中可以看出，形形的地方保護之下的法人犯罪是擾亂國家金融秩序的經濟犯罪主體，個人犯罪不到10％，因此，只要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堅決制止法人犯罪，就足以維護國家經濟、金融秩序的穩定。
其次，有學者認為，一旦貶值，居民手中的人民幣就不值錢了。問題是人民幣的價值取決于其國內購買能力，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消費是在境內而非境外，不會變成外國的購買力，故同樣面值的人民幣只要能買到同樣多的國內產品，它的價值并未改變。單純從匯率角度縱向地比較某種幣值并不科學，匯率只是兩種貨幣間的兌換比率。人民幣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定匯率。日元貶值后，日本國內既未產生通脹，也未出現居民購買力的下降即為證明。甚至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按購買力平價學說（PPP），人民幣匯率應在1美元兌4～5元人民幣之間，以此證明現行的匯率足以支持出口增長。姑且不論世界上無任何國家以購買力平價來確定本國匯率，僅僅從出口的實情考察即可知，若按此確定匯率，我國產品將徹底喪失競爭力。匯率的確定系多種市場因素綜合決定的，包括從進口商到批發零售環節的銷售渠道長度、關稅、運費、傭金等等。
有觀點根據有關國家貨幣貶值后出口值并未增加來懷疑人民幣貶值的有效性。但關鍵不在于出口金額的增加，出口量的增加更為重要。因為貨幣貶值往往導致出口單價下降和出口數量的較大增長。而以美元折算的GDP同樣下降，這就使得出口所占GDP的比重有所提高，從而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假定以EX代表現在的出口額，G代表GDP，假定EX=20％G，EX′代表貶值后出口額，G′代表貶值后GDP，n代表貶值幅度，E代表現在匯率，E′代表貶值后匯率（E′=E(1＋n)），C代表以外幣表示的出口單價（為方便起見假設的加權平均單價），Q代表出口數量，C′代表貶值后出口單價，Q′代表貶值后出口數量：
假設前提：
（1）貶值后出口額仍為調整后GDP（G′）的20％；
（2）出口單價降幅不超過貨幣貶值幅度；
（3）國內外價格水平保持穩定，名義匯率=實際匯率；
貶值前：EX=C×Q=20％G
貶值后：EX′=C′×Q′=20％G′
根據假設：<圖片>出口單價降幅≤
故新的出口單價C′≥C{1－n/(1＋n)}=C/(1＋n)
為滿足C′Q′=20％G′=20％GE/E(1＋n)=20％G/(1＋n)<圖片>
這就說明，只要貶值后出口數量維持不變或略有下降，出口金額雖然會減少，但其占GDP的比重不會發生逆轉，因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不會發生變化。而實際情況是，一國貨幣貶值是為了保持出口競爭力，故出口產品單價的下降幅度往往小于貶值幅度；同時在需求的價格彈性的作用下，出口數量增加，甚至較大幅度地增長。這就使得貶值后出口占GDP的比重反而上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提高，這對于那些國內需求不振的國家恢復經濟增長尤為重要。
圖示F－1說明：
S，S′，S″均指國內供給=總供給－出口量
故S=TS－Qex；S′=TS′－Qex′;
S″=TS″－Qex′－ΔQex(ΔQex為增加出口產生的數量增量）
（1）在同等價格條件下，原需求D因居民購買力下降，以及對未來預期悲觀，需求量向左位移至D′；同時，國內企業盲目生產，加大供給，S總量增大，向右位移至S′，故形成新的均衡點E′及對應的均衡價格Pe′；
（2）P0是目前市場價格，高于均衡價格Pe′。因為即便在現有的價格水平P0上，工廠已出現嚴重虧損，故無力承受將價格再降至Pe′；
（3）對策：增加出口數量，使國內供給減少，S′向左位移至S″。當供給減少，趨近社會總需求時，價格自然回升，形成新的均衡點E″。
出口數量的增加可以有效地減少國內的庫存積壓，使國內產品的供給總量減少，促使供求關系趨向平衡，并使價格有所回升（表現為輕微的通貨膨脹），這不僅有利于減輕企業虧損，減少銀行呆壞帳，而且國家稅收亦會因此有所上升，整個經濟運行趨向好轉，從而增加全社會的就業機會。
圖示F－2說明：
若出口不斷下滑，勢必相應增大國內供給總量，使S′向右位移至S″，必然迫使國內價格進一步下降至P′，均衡價格下滑至Pe′，導致生產惡化，虧損增加，庫存積壓由P0時的（Q2－Q1）上升至（Q′2－Q′1）。
同時，匯率政策是一國，也是在對外經濟交往中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的一張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僅占世界的2.5％，而美、日兩國GDP之和占世界的42％。日本先進的制造業、技術開發潛力、獨特的企業管理思想以及訓練有素的勞工隊伍并未因金融危機的發生而受到絲毫的損害。日本的經濟困難主要表現在金融和地產領域，其在制造業上競爭力的下降以及國內消費不振主要源于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但日本已連續五年保持了外匯和黃金儲備世界第一的地位，日元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功能和地位并未受到削弱，此外，日本還擁有龐大的海外資產；相比之下，日本所面臨的實際經濟困難遠遠小于中國。因此由中國來獨立承擔亞洲金融危機的壓力既不公平，也不必要，實際上更無可能。人民幣使用區域極其有限，其不可兌換性使之不能進入國際貨幣交易系統，故人民幣貶值可能帶來的更多是心理上而非全面性的沖擊和振蕩。國外政界和輿論界宣揚的所謂"一旦人民幣貶值，將會觸發亞洲國家新一輪貶值"的論調與其說是贊賞中國的作用與貢獻，不如說是希望中國犧牲自己在國際市場中的份額，放棄自身的國家利益。在當今外交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政治化兩種趨勢交互作用的國際關系格局中，利益的最大化不在于任何一方付出單方面的代價和犧牲，而在于所有各方都得到利益，或者說各方都放棄一部分利益。所以我國在匯率問題上必須采取靈活務實的方針，這樣可以有效地促使美日兩國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和義務。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幅度應視美日所采取的經濟政策靈活調整，這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受金融危機沖擊的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利益。如果我們自愿放棄了匯率這張牌，中國式利他主義的最大受益者將是日本和美國，中國的自身利益也將受到極大損害。
對我國外貿發展思路的再認識
長期以來，我們在外貿發展思路上陷入了一個誤區。在大力推動出口、積極開發國際市場的同時，忽視了我們本身就是個潛力無窮的大市場。中國有12億人口，從這一意義上講，中國稱得上是"巨型國家"，蘊含著巨大的市場需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市場趨之若鶩，美國對中國施加各種壓力，其目的之一也是要竭力擴大在華市場份額。1993年一度持觀望態度的西方跨國公司大量進入中國，他們選擇進入的時機不是中國經濟最熱的1992年或之前，而是我們實施宏觀調控之后的1993年下半年。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沒有重蹈日本、韓國等國的覆轍，及時打擊了泡沫經濟，采取了穩定幣值、降低通脹、增加市場和政策的透明度、依法規范市場規則等一系列真正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措施，從而提高了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信心。一般而言，對外直接投資的規律是：通過貿易渠道出口到一國的產品數量達到一定規模，若采取繞開關稅壁壘在東道國直接投資生產能帶來更大的規模效益并占有更大市場份額時，對外投資即成為可能。中國在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經濟、金融、法律環境的改善，使外資尤其是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由可能變為現實?？鐕具M入中國后，與中國同類國有企業展開激烈競爭，市場份額不斷擴大。他們集中在兩大領域：一是與中國類似的但有很大潛力的產業，二是中國尚無或較為弱小的先導性產業。他們憑借雄厚的資金實力和技術領先地位以及一整套成熟的企業經營戰略，在中國市場競爭中取得了明顯的優勢。這說明了兩個問題：1、中國市場內需巨大;2、內需既包括現時需求，也包括創造出新的需求。這就要求調整產業結構，加快技術進步和產品的更新換代。這是中國國企改革的頭等大事，需對企業進行改造，轉換經營機制，建立科學經營管理的現代企業制度。但中國改革面臨的困難是多方面的，存在著部門、地區封鎖，市場分割和重復建設等問題，遠未形成統一規范的全國大市場。由于流通不暢，生產過剩，多余的產品只能向海外市場找出路。相比之下，外資產品在國內的流通卻順暢得多。
人民幣論文范文6
（一）企業管理難度加大從宏觀角度來說，人民幣升值會沖擊出口；微觀角度來說，匯率的變動考驗著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能力。在國際貿易中，匯率時時刻刻的變動導致企業的盈利預期不穩定。為防范因匯率變動造成的損失，企業應進行匯率風險管理。若國際環境良好，兩種貨幣的匯率預期穩定，企業的風險管理成本會相應較低。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匯率穩定性下降，企業的風險管理成本會大大上升。QE3的發行導致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但是長期來看，QE3會造成資本市場的動蕩，美聯儲關于QE3的政策變動也會導致匯率的短期大幅波動，迫使企業加強風險管理，推高企業經營成本。而且，一旦風險管理出現問題，企業遭受的損失也會更大。
（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出口對GDP的拉動作用越來越有限，正如上文所說，如今出口對GDP有負貢獻率。QE3的沖擊帶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節點。經濟危機之后，人們深刻意識到了依賴市場需求的局限性。一旦國外經濟增速下滑，中國經濟就會受到很大沖擊，并且，對外貿易也受到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巨大影響。QE3的推出使得這一現象更為明顯。受此影響，中國應開始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減少對出口的依賴，集中力量拉動內需。人民幣升值造成的出口產品價格升高、競爭力下降是我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契機。部分無法抵御沖擊的生產低附加值產品、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將被淘汰，社會資源將被更多的應用于產生高附加值的企業。市場將發揮更加決定性的作用，企業會順勢而為，進行產業升級。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才能更好地發展，企業的發展才能更加健康可持續。危機倒逼改革。不論是經濟危機的爆發還是美聯儲的QE，都是對中國的考驗。經濟形勢良好的時候，人們容易安于現實，不求變革。因此，這次QE3帶來的是中國進行改革的契機。認識到自身建設的不足，認識到下一步發展的方向，是比單純的追求經濟增長更加寶貴的財富。
（三）無端指責，但這會使我們在世界舞臺、國際政治外交上處于被動。國際輿論的壓力給中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不理想的國際環境。更重要的是，我們應意識到，如果想繼續堅持獨立的貨幣政策，人民幣匯率的基準價格形成機制與浮動機制要進行全面改革，否則，中國的貨幣政策會被動跟隨量化寬松政策，中國經濟整體的穩定性、安全性、獨立性也會受到重大威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國的資本賬戶會逐漸開放，跨境資本流動會日趨自由，人民幣匯率改革也將被推上日程。受量化寬松的影響，人民幣的匯率改革料將進一步提速，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
二、結論與建議
（一）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在經濟危機、量化寬松推出的背景下，中國需要盡快調整經濟結構，重心向拉動內需轉移。中國的市場潛力巨大，尤其是農村市場。使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引擎，是抵御外部經濟衰退對國內經濟產生不利影響的良方。依賴外部需求在穩定性上遠不如依靠內需。經濟危機來臨時，穩定的內需是保證經濟繼續平穩高速增長的有利武器。只有內需旺盛，才能在別國出臺一系列政策時，保持本國經濟政策的連續性與獨立性。不論是量化寬松政策的推出還是退出，有了內需的保障，才能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出臺政策，掌握主動，而不是疲于應付。雖然經濟結構調整會帶來陣痛，但是結構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舉措，只有拉動內需，鼓勵消費，減少對外部依賴，才能促進經濟持久平穩健康發展。對于企業來說，第一，應該盡快進行產業升級，擺脫依賴大量廉價勞動力的生產模式，轉變為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生產方式，大幅提高產品的附加值；第二，應注重自身品牌的建設，學習國際經驗，打造核心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此外，以外貿為主的企業應提高自身的匯率風險管理能力，在進行有效危機管理的同時，降低危機管理成本，在國際環境前景不明的情況下，使損失最小化。對于政府來說，首先，應在適當時機，對遭受外貿損失的企業進行適當幫扶，幫助企業度過難關，同時督促企業進行產業升級。其次，應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減少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性，拉動內需。此外，政府應深化稅制改革，藏富于民；完善消費政策，保障消費者權益；繼續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縮小貧富差距。
（二）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經濟危機之時，央行在特殊情況下采取了特殊措施，將人民幣與美元硬掛鉤，2005年開始的匯改因此處于實際暫停階段。2010年重啟匯改，并將匯率浮動區間擴大到1%，體現出匯率改革的決心。匯率改革對于人民幣國際化至關重要，而人民幣國際化對于中國經濟發展有不可估量的價值。目前，人民幣匯率制度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施行過程中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進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首先應把握其核心，即市場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市場化也應該是匯率改革的核心，在完善市場機制的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減少政府及央行的干預，由市場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第二，應建立完善的外匯交易市場基礎設施，多元化外匯交易產品，增加投資者的選擇，增強中國外匯市場的吸引力。第三，央行應在貨幣政策上擁有更大的自與更多的獨立性，進一步放寬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使基準匯率形成方式更加市場化。另外，在干預外匯市場時，央行應通過多種方式，保證干預手段的靈活性與市場化。深化匯率改革，加快完成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最終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應列入我國的長期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