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電影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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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子電影

孽子電影范文1

愛看電影的人稱道:徐立功對李安日后導演生涯具有影響。李安的第三部劇情片《飲食男女》已是十幾年前的電影。影片里的父女情感與飲食文化,傳為重要精神。這樣的精神,依然在徐立功的心里。他在自組電影公司后,曾以琦君的《橘子紅了》拍攝為電視劇集,在兩岸迅速火紅。

徐立功依然著墨于家庭文化的美好傳承,進行多年的《飲食男女2》,終于拍攝完成,由電視劇《孽子》導演曹瑞原執導。影片里的場景在兩岸,有臺北與杭州,尤其是杭州為主要地點,包括正在興建的精致休閑區、精巧又符合現代飲食觀念的素食餐點。藍正龍的服裝搭配得很有特色。兩代人的愛情重任系于歸亞蕾與曾江。歸亞蕾戲份重,負責逗觀眾哈笑,有鮮麗的服飾、時尚的發型,國標舞還舞得頗具功力與柔態。而曾江不溫不火的演出很具火候,將這幾年很多電影會關心的老人失智也帶入。老人失智的問題很令人沮喪,但曾江飾演的嚴父角色倒是對女兒說了一句有禪機的話,大意是:能把你們姐妹忘了,不牽掛也不錯啊。

忘,也是件有福氣的事。這句話為現代人很恐懼的阿茲海默癥作了新注。

電影最吸引人的部分,于我而言,是一道道的美食。潔白的大廚房、廚師利落的切工、精制的餐盤、食物的故事、食物的品名,就著杭州的美景,讓食物與人達到放松的氣氛。即使影片的時代背景,從少年到老年的相遇時間帶著模糊,卻帶出兩岸的愛情交流、網絡游戲開發。圓夢是不分年紀與年限的吧。這部電影以“好遠又好近”的副標,讓人咀嚼這滋味。

孽子電影范文2

通過觀察,我認為“詩性語言”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大量修辭手法的使用。漢語的詩性語言中,比喻、引用、夸張、互文等修辭手法使用頻繁,增強了語言的表達效果和語言的美感。例如,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就運用了比喻,將“愁”比作了“一江春水”,化無形抽象的“愁”為有形,使抽象的情思具體化了,讓讀者能深切的感覺到“愁”之深、之切。而其他比喻的使用,如“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個“鬧”字,將原本靜態的紅杏寫活,將其人格化,表現出一派春天的生機勃勃之景。又如,“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引用的使用不但能借典故生動的說明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而且能使文章顯得典雅精煉。再比如,李白的“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用夸張的手法,突出了“愁”,同樣使表達更加生動形象。

但是,也要看到,在有些情況下,修辭手法的運用也會對讀者理解句意產生影響。就如上面例子中,“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如果不能發現其中的引用手法,而機械的對其進行翻譯,就很難體會作者所要表達的含義。而對于“白發三千丈”一句,有些人單純從客觀事實角度出發,就會說,一個人的頭發怎么可能那么長,從而,忽略了對作品內在含義的理解而片面的探討作者的寫作是否符合客觀事實。還有修辭中倒置的使用,如果不能應從修辭角度的去理解,注意到倒置的使用,就會影響意思的理解。例如江淹的“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逼鋵嶋H順序應為“孤臣墜涕,孽子危心”,若未能注意到修辭手法的使用,進行翻譯,就會出現錯誤。

二、打破語法規則的限制。一方面,正如前一點中“倒置”修辭手法的使用,并未遵循固定的句法結構,打破語法規則的限制,卻收到特別的表達效果,像杜甫的“鸚鵡啄余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和《詩經》中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等句,改變了句子原有的平淡,增加了詩意,增強了韻律感、節奏感,也使語意變得錯落有致,而由于中斷了語流,使人們更加注意關注語句含義。但也正如上文所說,對句子的理解造成困難。

另一方面,在很多古典詩詞中,作者很少,甚至是不使用連詞、介詞等,僅把多個意象連綴起來。如,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只是簡單的將“枯藤”、“老樹”、“昏鴉”等幾個意象連綴到一起,卻成功的描摹出一派秋天的蕭瑟凄涼之景,表達出作者的孤獨之感與思鄉之情,并收到了電影中蒙太奇的表現效果。這種通篇意象的列舉,而無句法關系的連接,可以說是中國詩性語言的一個重要特征,雖然從一般的語法角度看不合規矩且缺乏連貫性,但從詩的角度看,語言凝練、簡潔,形象鮮明、突出。

三、多使用詞類活用、使動、意動等語法結構。詩性語言的這一特點主要是煉字的要求,正如杜甫所說,“語不驚人死不休”。這些手法的使用,無疑會增強語言的表現力。

比如,“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窈窕淑女,鐘鼓樂之”中的“樂”,它們分別使用了形容詞的動用,以及動詞的使動用法。這種用法,比單純的用“春風把江南岸變綠了”和“使她快樂”要顯得凝練,而且更具有表現力,達到古詩文中,煉字的要求。

四、語言凝練,表意的形象。這一特點,源于詩性語言中,意象的使用。

王維的詩被稱為“詩中有畫”。如他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詩,前兩句“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用簡單的兩句話,幾個意象,就使一幅清晨送別的畫面呈現在讀者面前,如身臨其境。在詩文中,這種例子比比皆是。

五、感情豐富而含蓄。詩性語言講求的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詩性語言的應用,不但使情感表達更加含蓄,而且能夠在有限的字數中表達超過一種的情感。

例如,范仲淹在《蘇幕遮》一詞的上片中,僅通過“碧云”“黃葉”“斜陽”“芳草”等一系列意象,不著一字,便抒發了深厚的思鄉之情,正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體現出詩性語言中,“借景抒情”這一手法的運用。再如蘇軾的《水調歌頭》,前一部分通過寫“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高處不勝寒”等,曲折的表達了自己懷才不遇之情,而后面又以一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抒發了對弟弟蘇轍的懷念之情。

孽子電影范文3

“柏楊書”另一特殊現象是版本復雜。由于他的書時常被查禁,且在不同時期被不同當局查禁,可是按人類好奇心理,常是越禁越暢銷,于是各種“地下版”便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區流傳,造成“柏楊書”除了印數多,版本也跟著混亂,讓收藏者疲于奔命。柏楊童年身世坎坷,1949年到臺灣之后,先是以“郭衣洞”本名寫小說,后來以“柏楊”筆名在晚報寫方塊雜文,批評體制,揭發社會黑暗面,“柏楊”之名家喻戶曉。其作品雖一時洛陽紙貴,但招搖不免招忌,于是在1968年被官家羅織,以荒謬的“大力水手事件”坐了9年黑牢──這般大起大落的人生際遇,連帶的,其著作也隨著主人歷經種種坎坷奇遇,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大陸讀者不太熟悉的《異域》一書。

《異域》內容與出版傳奇

《異域》在臺灣是一本大暢銷書,創下的銷售紀錄至今難有其他文學書能打破。雖然它體積很小,1961年8月由柏楊的“平原出版社”推出第一版時,只有薄薄150頁。這是一部以戰爭為題材,敘述上世紀40年代末,一批從云南撤退至邊界的孤軍,面對蠻荒叢林與戰爭困境,如何掙扎求生的血淚故事。寫作形式介于小說與報告文學之間。

文章先在柏楊工作的臺北“自立晚報”上連載。1961年報紙刊出時,并非以虛構故事出現,而是以紀實報導的形式刊登在報紙社會版,題目為《血戰異域十一年》,以第一人稱口吻,娓娓敘述1949年從大陸撤退時,一支潰散的孤軍如何在云南緬甸邊區叢林,建起一片游擊隊基地,孤臣孽子如何在生死邊緣掙扎的經歷。署名“鄧克保”的作者,先在文前表明這只是一個“化名”,理由是他接受記者訪問后“還要回到游擊區”去,因此不能用真實姓名,新聞版上言之鑿鑿,讀者毫不懷疑確有鄧克保其人。連載期間,報社收到大批讀者寫給鄧克保的信,足見感人的程度。

《異域》的催人淚下,應是其悲劇主題與結局。柏楊筆下這批“孤軍”在后有追兵下,扶老攜幼來到充滿瘴氣與毒蛇猛獸的蠻荒異域,雖在那里建立起一片游擊基地,卻無時不在生死邊緣掙扎。他們一大半死于毒蚊瘧疾,另一半則“子彈洞穿他們的胸膛”,死于緬軍與之手,無論如何都逃不過葬身于異域的悲劇命運。此書題材特殊:以滇緬邊區及少數民族作背景,頗具異地風情,且為打敗仗的戰爭故事,勾起許多讀者當年逃難與撤退的傷痛記憶。

熱銷與冷遇

書名雖叫《異域》,主題卻是“孤軍”二字。在書中,每當軍隊走投無路時,常面對一片蠻荒高喊著:“啊,祖國,你在哪里”,可見故事主旨可濃縮成一個“孤”字──有意表達一群被國家所棄,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孤軍、孤臣、孤兒的心聲。成書的1961年距離郭衣洞以及大隊人馬撤退到臺灣不過10年左右,家國之痛、故園之思記憶猶新。從大陸背井離鄉來臺的大批讀者,對于作者“孤臣血淚”的心聲自然是感同身受。

書的“生命故事”也跟主人命運一樣有起有伏,既傳奇又坎坷?!懂愑颉芬簧鲜屑纯搪尻柤堎F,不停地再版。1968年作者一入獄,所有掛名“柏楊”的雜文集一律被禁,但這書因掛名鄧克保,竟成漏網之魚,鐵窗外發行商照印照賣不誤,奇跡似地在政治氣氛嚴峻的年代,沖破層層障礙,地上地下廣為流傳,各種版本連盜印一起算,總銷量在70年代便已超過百萬冊,打破戰后臺灣出版史文學書的印刷紀錄。90年代導演朱延平改編成為電影,由劉德華等人主演,票房一度大賣又帶出新一波銷售熱潮。

但作為戰后文壇一部文學書,它卻極少被推薦、討論或研究。除了讀者用購買給予實質肯定外,它從未得過什么獎,很少有書評,各種文學史書更少有談及,此一奇特現象與柏楊在戰后文壇的高知名度,形成鮮明對比。推測原因,或與《異域》到底“算不算一部文學作品”這類疑惑有關連。當初報社的地方記者訪問了一兩位從泰北撤退到臺灣的孤軍,所寫文稿送到柏楊手中,可讀來平鋪直敘,無法刊登。柏楊只好根據訪問資料從頭改寫,署名鄧克保,以第一人稱口吻敘述孤軍的遭遇與掙扎。

紀實與虛構

鄧克保既由柏楊化名,文稿很快即上市出版。出書時將原題“血戰異域十一年”縮為“異域”兩字,乃因此書實際只寫了前六年便無以為繼。這也是該書暢銷之后,引來許多冒牌“異域續集”的原因。書中情節場景,并非柏楊本人親身經歷,是透過第三者口述而來?!霸L問者”甚至不是柏楊本人,還是根據訪問資料加以記述、拼湊、改寫而成。由此出發,文本中的第一人稱獨白,男主角的內心感受:不論是痛苦時的呼天與哀號,或對當局偏安臺灣,拋棄孤軍的怨忿不滿,都是寫作人假借“紀實形式”所發出的哀嘆、感受與呼喊。文本中顯現的戰爭想象與意識形態、催出讀者眼淚的動人情節等,與其說是單純“報導”,不如說是小說家杜撰的“血淚故事”。站在文學研究者的立場,其形式能否劃入文學范疇,至今還是一段爭議中的公案。只能說,《異域》雖不是純小說,但也算不上單純的紀實或報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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