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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融資范文1
再融資是判斷股市走向的一塊試金石。
股改前，市場向有“遇配必跌”、“遇增快跑”、甚至“增發猛于虎”的說法。股改后情形大變，特別是2006～2007年，一聽某公司將要增發(哪怕是傳聞)，股價立馬漲停。如今風水似乎又轉了過來，特別是中國平安高達1600億元的公開增發預案，把市場嚇了個半死，平安股價也從提出增發時的近100元，跌到60～70元。
試金石試出的還是這句老話：牛市供股錦上添花，熊市供股雪上加霜。雖說現在還不能認為是熊市，但進入中級大調整則是公認的事實。
問題是，股改前圈錢再狠、股價再跌也同大股東無關，相反大股東要的就是快圈錢、多圈錢?，F在可大不一樣了。既然大小股東坐在同一條板凳上，股價跌了小股東痛、大股東痛、整個市場都痛，全流通時代該如何再融資就成了重要課題。概而言之，再融資已不再是某一家公司的事，而是整個市場的事，再融資要講市場公德，對大公司來說尤其如此。
首先是再融資的“量”。據中國證券報報道，今年以來，截至2月20日(去掉春節長假其間不過30來個交易日)，已有44家上市公司提出再融資預案(其中S*ST天頤方案已經被否)，累計融資額達2599.28億元，平均每家60億元。而2007年全年不過190家公司實施再融資， 融資總額為3940億元，平均每家21億元。再融資頻曝“天量”，顯然調整市道難以容忍的。
其次是再融資形式。目前主要有四種，即公開增發、定向增發、配股和發債(包括公司債、可轉債、分離債等)。從市場反應看，公開增發最不受歡迎。中國平安不用說了，股價“破發”的絕大部分是公開增發。為什么?一則公開增發融資額巨大，對市場抽血明顯。今年44家擬再融資公司中，公開增發家數不多，僅平安、美的、招商地產、特變電工4家，可募資額高達1760億元，占全部擬融資額2600億元的比重達67.7％；二則全部是現金，且絕大部分來自小股東的口袋，大股東很少承諾一起參與增發；三則增發價高，與定向增發按董事會公告日股價為基準不同的是，公開增發按招股書刊登日股價為基準，后者定價要比前者高得多。
可轉債附設權證方式(即分離債)也不甚受歡迎。如近期采用該方式的中國石化只是募集說明書刊登當日股價略漲了漲，此后連跌兩天(并因此拖累大盤)。同樣采用該方式的上港集團表現稍好，主要原因還是中國石化分離債發了300億元，上港集團僅24.5億元。
盡管在調整市道，大部分定向增發公司還是廣受追捧。如本周四提出定向增發3.2億股、募資近20億元的ST雅礱，當日股價直奔漲停，前些日子提出定向增發的*ST綿高，方案提出后連續3個漲停；而迪馬股份、山西焦化等則已連創新高。原因無他，主要是定向增發公司大多為收購優質資產，做大做強上市公司。即使是現金增發，大股東也一起掏口袋，如海油工程以48.2元的高價定向增發1.3億股，募資62億多元，大股東承諾現金認購30％，股價表現同樣比較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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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融資浪潮促因
上市公司能否快速實現大規模再融資是檢驗資本市場深度的重要標準。能否保證再融資的公平、透明,是我國股市實現規范化和國際化的重要前提條件。
首先,再融資浪潮的出現是股市和經濟回暖的必然結果。過去一年間,上證指數最高反彈幅度超過100%,估值水平恢復會激勵上市公司實施再融資計劃。同時,經濟復蘇也會推動上市公司再融資需求上升。比如,上半年各大銀行放出天量貸款,存在再融資補充資本金的需求。這樣的再融資不僅不是惡意“圈錢”,反而能增加現有股東的價值。
其次,再融資所占比重仍屬合理。2008―2009年間,再融資占上市公司融資的比例介于40%―60%,IPO暫停時期更是高達100%。2009年8月,再融資占比為69.3%,仍處于合理區間。事實上,境外成熟市場的再融資比例更高。2009年前8個月,香港市場再融資占比就高達97.9%。
再次,部分上市公司再融資存在盲目性。確實有部分上市公司虛列投資項目,蓄意擴大再融資規模,最終致使募集資金投向變更頻繁,有些企業甚至將資金參與新股配售。這種現象背后的原因包括:重股票股利、輕現金股利的情況導致股權融資的實際成本較低;國有股東占據控股地位,公眾投資者無法真正參與決策;核準制扭曲了市場行為等。
七招規范再融資潮
我們應該區別對待,趨利避害,促進再融資浪潮的健康發展。
第一,深化上市融資發行的市場化改革,保證再融資的公平性。在核準制下,再融資條件嚴格,審核時間較長,上市公司往往希望一次籌集盡可能多的資金。同時,大公司、國有背景的上市公司更獲得政府的“恩賜”,造成市場的扭曲,形成所謂的“政策市”。因此,應當考慮從核準制過渡成備案制。任何上市公司,不管規模大小、股東背景,只要有真實的資金需求,且被市場所接受,就可以實施再融資。
第二,加強對惡意再融資的監管力度,實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監管。在鼓勵上市公司合理、合法的再融資需求的同時,也要加強對于惡意“圈錢”的打擊力度。事前 :以法律、法規的形式規范再融資的規模、財務狀況、盈利預期等細節條件,明確“圈錢”行為的量化標準。事中:對于上市公司變更募集資金投向、挪用募集資金等損害股東利益的行為采取嚴厲的懲罰措施。事后:加強披露,要求上市公司及時、充分地披露與再融資相關的資金利用情況,投資項目獲利情況等信息,作為未來是否能夠實施再融資的依據。
第三,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一方面,通過國有股減持、引進戰略投資者等方式,弱化國有股東一股獨大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繼續大力拓展機構投資者隊伍,持續引進國外機構投資者,增強投資者的話語權。
第四,采取股東分類表決機制,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在目前“一股一票”的表決機制下,上市公司的再融資計劃盡管可能遭遇中小投資者反對,但只要大股東支持,通過概率就很高。 應當引入分類表決制度:在表決再融資議案等重大事項時,不僅需要經全體股東大會表決通過,而且須經參加表決的其他公眾股股東所持表決權的半數以上通過。
第五,促進融資工具的多樣化。相對股票融資來講,其他融資工具對于上市公司具有更強的約束,如債券需要定期支付利息,這有助于遏制上市公司不必要的再融資沖動。香港市場上,股票融資僅占1/3強。發展股票以外的其他融資工具,需要在政策上給予必要的支持,比如減免企業債利息收入的稅收等。
再融資范文3
公司上半年實現營業收入81.58億元，同比增長63.53％；歸屬母公司凈利潤9.18億元，同比增長148.45％，上半年實現每股收益1.41元，業績略高于市場預期。公司預計2010年1-9月實現凈利潤11.1億元，同比增長96.17％。上半年公司的綜合毛利率為23.32％，比去年同期增加2.78個百分點，這主要是由于銷量大幅增長所帶來的規模效益、原材料價格處于低位，以及裝載機價格略有上升?？紤]到目前裝載機行業產能擴張項目較少，行業競爭格局趨于穩定，未來裝載機行業相對良性的競爭環境有希望繼續保持，公司裝載機產品的毛利率水平受原材料價格影響程度可能會有所降低。
工程機械行業維持高景氣
由于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效果持續顯現以及區域振興規劃的不斷出臺，2010年1-6月份，工程機械行業產品需求非常旺盛，工業產值增速持續加快。工程機械行業1-6月份的工業產值增速達到63％，是所有機械子行業中反彈速度最快的。
今年上半年工程機械熱銷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方面，去年4萬億投資項目處于實施高峰，各地方政府投資熱情不減；另一方面，去年以來的寬松信貸政策導致買家購買成本低，原本準備租賃的設備可能還不如買來的合算，很多購買方可能本來是準備下半年使用的設備，但因為擔心信貸政策收緊提前購買。此外，由于出口市場目前正處于恢復階段，不少國際工程機械企業轉戰中國，國內外廠家紛紛出臺力度較大的促銷政策，客戶得到更多的好處，產生了購買或提前購買的意愿。
2010年下半年，工程機械行業預計仍將保持平穩增長的趨勢。我們相信國家將繼續采取有保有壓的調控政策，高鐵、核電等基礎性建設項目的推進，會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對土石方機械的需求。雖然國家宏觀緊縮政策可能會導致下半年工程機械產品銷量增幅放緩，但估計影響程度不會太大。
核心產品市場地位鞏固
裝載機產品熱銷：受益于投資的全面回升，公司的工程機械產品上半年銷售形勢紅火，其中，拳頭產品裝載機銷量為20866臺，同比增長43％。根據行業協會的統計，上半年國內裝載機銷量同比增長65％，公司上半年裝載機銷量增速低于行業，主要原因在于：(1)上半年市場需求以煤炭等行業復蘇為主，對龍工、廈工等輕型產品需求較高，而柳工重型機械相對更多應用于礦山采掘及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領域；(2)部分企業上半年營銷力度較大，搶占市場份額。在未來需求增長溫和的情況下，以公司的技術實力和客戶優勢，在裝載機市場的地位將依然穩固。
挖掘機和起重機作為公司重點發展的產品，其銷量增速均高于行業平均水平，顯示公司新支柱業務已成氣候。起重機快速擴張：公司2008年進入起重機生產領域，2009年實現銷量1300臺，成為行業第二梯隊代表性企業。2010年上半年公司實現銷售1181臺，同比增長75.7％，市場份額進一步提升到5.9％。目前公司起重機產能近3000臺，預期2012年有望達到5000臺以上。挖掘機市場份額相對穩定：2010年上半年挖掘機市場銷售實現高速增長，全行業銷售挖掘機9.6萬臺，同比大幅增長97.6％，上半年公司銷售挖掘機3003臺，同比增長105.4％，市場份額達3.1％，與2009年持平；目前公司挖掘機產能達5000臺，預期2011年將達到12000臺以上。
再融資增強未來發展潛力
公司8月20日公告稱，公司擬向包括控股股東柳工集團在內的不超過10名特定投資者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不超過1.5億股。其中，柳工集團認購不超過1456萬股。發行價格不低于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價的90％，即20.61元／股。
募集資金將用于年產10000臺工程機械項目，年產5000臺大噸位汽車、履帶起重機項目，柳工工程機械液壓元件研發制造基地項目，柳工北部工程機械研發制造基地項目年產裝載機5000臺、推土機3000臺，中恒國際租賃有限公司增資項目及補充流動資金等6個項目。通過增發投入，公司將更有能力提升市場份額；液壓件產能提升將增加公司產品關鍵件的自制能力，緩解供給瓶頸；天津基地的擴產，使得公司生產的區域結構更趨合理，有利于北方市場的開拓；增資中恒國際租賃公司將直接提高公司融資租賃的能力，有利于挖掘機、工程起重機等高價值產品的銷售。
募投項目的實施將有利于提高公司研發能力、優化現有產品結構、進一步完善公司的銷售和服務體系，從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公司今后的戰略重點是樹立裝載機、挖掘機和起重機三大核心業務的優勢地位；同時，推動叉車和推土機等戰略性業務的有效發展；并積極開展二手設備、融資租賃、再制造和物流等新興業務，形成提供整體解決方案的能力。
募投項目競爭力強，投資收益率較高。本次募投項目主要集中于挖掘機、起重機、液壓元件等高端產品研發和制造，預計投資內部收益率分別有望達到17.2％、31.4％和16.2％，投資收益率較高。
再融資范文4
關鍵詞：股權再融資；市場擇機；投資沖動；短視野傾向
公司上市后的再融資行為一直是理論界與實務界共同關注的焦點。根據Myers和Majluf(1984)的融資成本理論，公司在融資時，對再融資方式的偏好順序是：內部融資優于外部融資，當使用外部融資時，債權融資優于股權融資。當我們考察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時，卻發現了有趣甚至相反的情況，即一方面上市公司大多數保持了較低的資產負債率，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仍對股權融資極其熱衷，幾乎沒有上市公司放棄其利用股權再融資的機會，甚至不惜進行大規模的盈余管理以期達到股權再融資的標準，我們把這現象稱為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然而，與我國上市公司大量通過配股和增發進行股權再融資現象相對應的是這些公司股票回報的持續下滑。資金的充足本應該為企業注入新的活力，從而增強其競爭力，而實際效果為何不理想?本文擬從市場擇機、企業過度投資沖動、募集資金投向的短視野傾向這三個方面對這一現象進行解釋。
一、股票發行的市場擇機(markettiming)行為
行為公司金融(behavioralcorporatefinance)的基本假設是股票市場非理性，股票定價偏離公司的真實價值。他關注的主要問題是當股票的市場價格偏離公司的真實價值時，具有長視野或短視野的公司經理人員在融資活動中將會如何決策，即市場擇機的作用。所謂市場擇機，是指在股價被高估的時候發行權益進行融資、股價被低估時則回購權益。在對融資決策的分析中，Jung，Kin和Stulz(1996)Hovak，Opler和Titman(2001)都發現股票的增發總是伴隨著公司股票市場的高估而出現。Lakonishok(1994)及Wurgler(2000)指出，股票增發是對未來股票投資回報的可靠預測指標，因為經理人員的融資決策會受到相應的影響，他們會選擇時機，在股價跌回實際估價水平之前的高點增發股票。Graham和Harvey(2001)對300多家美國公司的管理層進行問卷調查，結果表明，2／3的公司首席財務官認為股價被高估或低估的程度是進行融資決策的重要考慮因素。Longhran和Ritter(1995)通過研究美國數據發現，公司偏好股權再融資方式和公司股權再融資回報偏低這些現象說明公司發行股票具有市場擇機行為。
我國股市的誕生本身就是一個為國有企業“圈錢”解困的怪胎，長期以來，股民以追逐利差利益為主要的動力源，非理性炒作現象異常嚴重，股票價格嚴重偏離其基本面價值，強烈的投資者情緒為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層利用股市漲跌獲得超額利潤提供了很好的機會。施東輝(2000)對滬市1999年實施了配股方案的62家公司的配股動機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配股動機與股票價格呈顯著的正相關性，揭示出我國上市公司利用股票被高估的機會進行融資。從下表可以看出，市盈率越高，進行股權再融資的公司數量越多，表明我國證券市場確實存在著利用股標價格被高估這樣的時機增發股標獲得超額收益的現象。
股票發行的市場擇機行為對股權再融資后股票回報偏低具有相當的解釋力，在市場非有效狀態下，市場并沒有在公司宣布增發股票時對公司價值作出準確反應，當股票價格的高估隨時間的推移最終被證券市場投資者意識到，股票價格的反轉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在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中，賬面——市值比能夠成為預測股票未來收益率的一個很好的變量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低賬面——市值比與未來的低收益率密切相關，說明高市值企業往往可以作為市場價值被高估的一個可靠信號，上市公司管理層正是利用股票高估機會進行股權再融資，而公司信息向外部逐漸擴散的過程使股票價值向其基本面回歸成為一種長久的趨勢，股票價格從高估狀態向真實值靠攏表現為未來股票的低回報。由此可見，公司股票發行的市場擇機行為與股市內在的價值反轉規律相結合，使股權再融資的低回報成為必然，然而，這僅僅是原因之一。
二、企業過度投資沖動
在我國，上市公司多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從所有權的根本歸屬來看，我國國有資產所有權實際上是屬于全體人民的，任何一個國有控股股東的股權實際上屬于億萬人所有的性質使我國國有股權嚴重泛化，即：人人所有就等價于人人沒有，在股權泛化條件下，本質意義的大股東是不存在的。國有企業財產實際上是層層委托給各級政府負責管理，并由政府授權某一機構經營管理。我國的上市公司大多都是由傳統的國有企業改制而來，這種經股份制改造而上市的公司多數沿襲了政府一授權機構一上市公司這一計劃色彩濃厚的運行機制。這樣，中國國有控股企業在沒有實質所有者的情況下，演化成了各級政府官員謀取私利的工具。由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相當一部分由各級地方政府主管，因此，地方政府官員很容易利用對上市公司的管理為自己“改善”業績。其主要途徑之一就是對上市公司的大規模投資在項目審批、政府補貼等方面給予實質性支持，這可改善當地就業，擴大當地GDP數值，形成短期優良政績；另一方面，對于多由政府委派而形成的公司管理層，過度投資也有利于經理人員獲得額外收益，這種額外收益包括貨幣收益與非貨幣收益，貨幣收益主要來源于經營規模越大，顯性報酬越多的事實，非貨幣收益來源于控制權收益，包括經營大規模的企業帶來的威望、地位、多方面的精神回報、各種有形無形的在職消費等，在現階段我國的國有企業中，控制權收益的一部分還表現為政治收益。正是由于以上私人收益，國有上市公司經理存在激勵動機進行過度投資。這樣，各級政府和公司管理層行為由于利益驅動的不謀而合引發了企業大規模的過度投資沖動。在企業希望利用高估的股價進行股權再籌資時，為達到證券監管部門有關企業生產經營效益方面的標準，地方政府可能利用各種補貼與優惠政策等手段對這些企業進行扶持與包裝，股權融資成功后，由于中國上市公司長期少分紅或不分紅的現象使股權融資長期低成本甚至無成本使用，而中國流通股股東沒有實際投票權的事實更使所籌資金的使用幾乎沒有任何約束，這與企業的內在投資沖動相結合，使上市公司過度投資從可能向現實轉化。依據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這種基于私利的過度投資必將帶來企業長期價值損害，引致較低的股票收益率。
三、募集資金投向的短視野傾向
再融資范文5
2011年新年伊始，一場中國銀行業在證券市場發起的融資潮突襲市場，使低迷的市場雪上加霜。其中定向增發的民生銀行備受關注。
民生銀行是中國上市銀行中由民資主導的公司，人們寄希望于這家企業能夠體現民營企業的頑強、信用與高效，很可惜，他們說得比做得多，在誠信與效率方面均沒有顯示超出同輩的水準。
2009年11月，迫于資本充足率等指標壓力，民生銀行進行H股IPO融資，彼時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對外鄭重承諾，在未來三年之內不再進行股權融資。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面對國內銀行的再融資潮直率地對外界表示，“再融資的事現在想都不要想，想都丟人，我們怎么張得開口？”只要有人接盤，融資再融資就說不上是丟臉還是光榮。董文標先生說的丟人是指銀行的盈利模式丟人，基本上走的是盈利靠信貸擴張、存貸差，增長靠規模擴張、風險靠資本市場與政府救助的路子。
不到一年時間，董文標先生對他人所有的批評都應驗到自己身上，他撕毀了自己對市場做出的口頭承諾，并且以低價定向增發激起了小股東的沖天怒火，證明中國的銀行沒有辦法離開圈錢、做大規模、增加總資產、再圈錢的套路。
中國銀行業受到嚴格的行政制約，一方面享受體制內的利差，一方面被剝奪了信貸定價權與創新的嘗試。
民生銀行在嚴格的行政制約下生存，不論主要股東是不是民營企業主、資金性質如何，這家銀行所受到的監管與其他公司國企同樣的行政色彩濃厚的監管。對于自食其言的再融資，董文標將責任歸咎于監管層的不近情理，“是監管部門逼的”，如果不融資民生銀行將無法滿足監管層資本充足率的要求，這也就意味著他們無法開展業務。
早在2001年12月，董文標就在民生銀行廣州分行成立5周年慶典上表示，銀行專門做做存、貸款很愚蠢，作為中國內地惟一一家由民營企業控股的商業銀行，其經營必須闖出自己的路子。這就是建立前臺和后臺、后臺服務前臺、而前臺全力以赴服務企業，也就是通過客戶經理服務制，為企業提供授信、投資理財等服務。
直到現在，銀行業的特色仍然不鮮明，各家銀行處于同質化競爭當中，從2000年到2009年，民生銀行總資產的復合增長率達到50%以上，上市金融機構路徑規模壯大并不值得炫耀，不過是信貸瘋狂擴張的另一種說法。
民生銀行風險極大，“做民營企業的銀行、小微企業的銀行、高端客戶的銀行”的戰略定位很難實現，在現行稅費體制下，對中小企業過多的貸款必然意味著成本的增加與風險的大幅提升，名為商貸通的短期貸款被認為存在巨大風險。民生銀行不可能因為對中小企業的貸款獲得稅收優惠，換句話說，這家銀行前景莫測。
一方面受到政策的嚴厲擠壓，另一方面民生銀行卻展示出民營企業讓的狡黠與不誠信，受到市場的嚴厲質疑。主要包括，與主要股東企業之間的關聯貸款揮之不去，而其中一些大股東的明顯存在操縱資本市場獲利的嫌疑。
其中大股東泛海建設在2007年末所持民生銀行股份剛到期時便進行了拋售，套現約22.5億元；上海健特公司2009年一季度減持了民生銀行5.78億股，獲利高達27.34億元。拋售時民生銀行的消息助推了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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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再融資公告效應概述
國外的很多研究表明， 公司發行某種證券的時候， 會產生特定的公告效應（股價反應的超額收益）， 研究者通過對英國和美國市場的實證研究表明，股價對股票發行公告效應為負，對債券發行公告效應為非負，而對可轉債發行的公告效應則介于股票發行和債券發行之間（Eckbo，1986；Kim and Stulz，1992；Arshanapalli，Fabozzi，
Switzer and Gosselin，2004）。自2001年3月以來，中國證監會陸續頒布了《上市公司新股發行管理辦法》、《上市公司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實施辦法》和《超額配售選擇權試點意見》等融資法規，初步建立了以配股、增發新股及發行可轉換債券為主的多元化再融資體系。然而1998年以前，國內上市公司的再融資工具還較單一，規模也較小，基本通過配股來實現的再融資。增發的興起主要來源于2000年4月證監會的《上市公司向社會公開募集股份暫行辦法》，該辦法的實施，大大降低了增發門檻。緊接著在次年的3月，證監會又下發了關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發行工作的通知》，該通知對增發和配股條件均重新予以了調整。2002年7月，證監會了《關于上市公司增發新股有關條件的通知》規范限制了增發融資，進一步嚴格了增發的條件。2005年6月，隨著我國股權分置改革的進展，管理層又公布發行了《上市公司再融資管理辦法》，對三種主要的公開再融資方式進行了統一規定。本文將對我國已有的對三種再融資方式公告效應相關研究及結論進行系統分析。
二、上市公司再融資公告效應研究
（一）配股公告效應研究 配股作為主流再融資方式是在1998年之前，此后配股行為相對而言較少。因此，我國學者對配股公告效應的專門研究相對而言較少。從已有研究看，配股公告效應主要為負。其中沈藝峰，肖敏（2001）就曾對國內1995-1999年間上市公司的配股行為予以了正式檢驗，張建森等（2001）也對1998-1999年國內上市公司配股公告及股價波動進行了相關實證研究，并在其研究中發現配股事件在公告之前已在市場中引起了一定的反應，且在公告日引起的負超額收益率有所下降。
（二）增發公告效應研究 張水泉等（1997）首先對于上海股票市場股利與配股效應進行了相關實證研究。其后，李夢軍等（2001）對上市公司增發新股予以了相關研究，研究以滬深兩市的27個樣本作為主要對象，通過對其的研究得出了公告日負荷額收益不明顯的結論。胡乃武等（2002）又以滬深兩市1998年至2001年增發新股的35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實體樣本，將個股收益率減去大盤收益率的計算作為超額收益率，研究結果表明增發公告對股價有負面影響，且主要與大盤走勢、增發數量比例和資產負債率有關。
邵志高（2002）對增發財富轉移效應問題的研究認為增發新股使原流通股東財富遭到損失，而原非流通股東無論參不參與增發，都會一定程度的增加財富；非流動股、老流通股以及新流通股股東三者之間財富變化是一個零和博弈。夏偉芳、張維然（2003）將2001年至2002年期間的136份增發公告作為基礎樣本，并對其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增發會引起一定的負超額收益率，增發決策公告則會引起股價負超額收益，這些均大大降低了上市公司市場的應有價值。劉力（2003）以1998年至2001年間有增發公告的117家公司為樣本，對其進行了相關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增發公告具有顯著負價格效應；且非流通股大股東通過借助增發流通中的“流通權”價值進行“圈錢”行為最終導致了增發負價格效應的發生。葉紅雨、曾芒（2005）以1998年至2004年增發的95家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認為在我國股權分置結構下，非流通股股東獲得平均40%以上的正超額收益率，新增發股東獲得平均10%以上的正超額收益率，而流通股股東中長期效應繼續出現顯著的負效應，其利益受到較大損害，而且不參與增發所受損害更大?？讝|民、付克華（2005）對1998年至2003年市場實施增發的82份有效樣本進行研究，增發公司在董事會決議日、公告日和發行日等3個事件日的平均累計超額回報都為負，認為中國市場對公司增發行為的反應是負面的。
上述研究的一致結論是，我國上市公司增發融資方式下有著比較顯著的負效應，股票價格會因此而出現下跌，表明投資者對上市公司增發行為存在抵制。
（三）可轉債公告效應研究 王小哈（2003）通過借助累計異?；貓舐蕘韺A股票股價對可轉債發行的反應進行衡量，通過對其衡量分析認為：（1）日前可轉債募集公告15天樣本股價平均累計異?；貓舐蕿檎?。（2）日前可轉債募集公告日后15天樣本股價平均累計異?；貓舐蕿樨?。（3）可轉債上市后15天樣本股價的累計平均異?；貓舐蕿樨?，絕對值接近于零。田柯、勞蘭珺（2004）采用事件研究法，針對我國23支公開發行的可轉債采用公告后[21，120]的窗口區間進行研究，認為我國的可轉債發行并沒有顯著負公告效應。王慧煜、夏新平（2004）采用1992年至2003年間20份可轉債的發行樣本，選擇時間窗口為發行公告日的[-20，20]，采用了市場調整累計超額收益率來衡量可轉債的市場反應，發現研究期內的累計超額收益率在公告日前呈負值，但在公告日后出現顯著上升趨勢，并且公告日后多為正值。研究結果與研究荷蘭可轉債學者DeRoon和Veld（1995）的研究結果比較一致，但是這一結論與Dann和Mikkelson（1984）的研究結果正好相反?？梢钥闯觯诎l行可轉債公告日后，累計超額收益率開始大于0，并且持續大于0，說明公告發行可轉債對二級市場股票有著較大的正面影響，也可以看出投資者對于可轉債的發行是持樂觀的態度，并且比較愿意對可轉債進行投資。
唐康德、夏新平、王宜霞（2004）以2000年至2003年發行的21份可轉債為樣本，采用Brown和Warner（1985）的標準事件研究方法，研究發現可轉債的發行公告并沒有對市場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在相對長的事件窗內，投資者將獲得正的超常收益。顯然可轉債比增發新股和配股更容易得到投資者的認可。劉成彥、王其文（2005）采用1998年至2003年間21份有效的可轉債發行樣本，采用事件研究方法，以發行公告日作為事件日，事件窗為（-1，0）和（-1，+1），認為發行公告會對股價產生顯著正效應，特別是發行后第一天有顯著的正異常收益；通過對比國外研究，發現我國可轉換債券發行的公告效應與英美市場是相反的，而與日本和荷蘭的情況類似。
上述研究表明，在我國上市公司可轉債再融資公告效應基本接近于零，有相當部分的研究顯示，其公告效應（或超額收益率）為正，顯示市場和投資者對可轉債發行選擇是認可的。
（四）綜合性比較研究 上述研究主要針對具體的某一種再融資方式的公告效應展開研究，雖然從研究的結果來看，研究結論比較一致和顯著，但是也存在比較性缺陷，其主要研究僅限于三種再融資方式中的某一種，缺乏在同一種研究方法下對同一研究區間的不同再融資方式公告效應的直接比較，有學者的研究彌補了上述不足。李燕妮、楊貴賓（2005）借助超額收益分析法，來對國內上市公司再融資決策三次公告中首次公告股價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實驗結果顯示，無論是債券融資公告還是股權融資，均會在公告當日對股票價格產生較為顯著地負超額收益率，由此看來，再融資屬于一個利空事件；累計平均超額收益率對股價負面影響，增發大于配股，同時配股又大于可轉債；市場對股權融資的抵制程度遠高于債權融資，在股權融資中更抵制增發。研究表明，投資者并不歡迎上市公司進行再融資，在三種再融資方式中，投資者厭惡程度由大到小分別為增發、配股、發行可轉債。因此，他們認為由于股價降低導致公司總價值下降，因此，上市公司應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權衡利弊之后再選擇再融資方式。劉娥平（2005）通過借助事件研究法，來對國內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3年間董事會88家首次公告發行可轉換債券議案的樣本在公告日前后超常收益翻譯進行了相關驗證。該研究采用[-240，-41]作為估計窗，[0，1]作為事件窗，通過實證驗證，顯示可轉換債券發行公告具有著較為顯著的負財富效應，且同時明顯低于增發股票公告負效應，并且根據年份逐年變化，顯示投資者對可轉債的負反應越來越強烈。羅毅、王國盛、張宗成（2006）以2000年至2004年的可轉債有效樣本28份，用市場調整后的累積超額回報率來衡量發行可轉債的公告效應，分析發現，公告期兩天累積超額回報率CAR（-1，0）的平均值小于零，即公告發行可轉債對市場存在較為明顯的負面影響，但與增發股票相比起負面影響明顯要小。
三、研究結論
關于上市公司再融資方式公告效應的研究，我國的學者主要集中于通過實證計量分析來展開。雖然上述研究各自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區間、研究樣本和研究側重點各不相同，但總體而言，上述實證研究得到基本一致的結論是：在我國資本市場，股權再融資方式公告效應均為負，債權（可轉債）再融資方式公告效應圍繞零軸波動，其中增發和配股公告效應顯著為負，而且增發的負效應要比配股的負效應嚴重，配股要比可轉債的負效應嚴重。上述研究結果中關于股權再融資方式下顯著為負的公告效應的結論與國外學者針對美國和英國等成熟資本市場的實證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并且支持了Majluf and Myers（1984）的優序融資理論，但是其關于可轉債發行公告效應的研究結論與上述國外研究并不一致，其研究結論顯示，在我國，由于企業債券的缺乏，可轉債在很大程度上被作為了債券的代替品而被投資者認可。
總之，從我國證券發行公告效應的研究結果來看，我國資本市場投資者對上市公司再融資行為總體而言呈現抵制傾向，其抵制的程度增發高于配股，配股有高于可轉債，相對而言，可轉債更能夠得到投資者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