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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博士論文范文1
1、傳播媒介與人文精神的關系
傳播媒介與社會人文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作為人類借以傳播信息的輔助工具，一方面，媒介傳播內容彰顯人文精神，媒體的選擇性報道體現的人文精神通過不斷地媒介接觸傳遞給受眾，并進一步通過普遍的價值規范引導和制約社會人文精神的形成。另一方面，人文精神推動媒介進步，人文精神強調的嚴謹理性的思維是開展科學研究的強大智力支撐。人文精神倡導的自由、人本和理性思維不斷地推進傳播技術進步和新聞理論的發展，加速了新聞事業的自我完善。
2、傳播技術創新過程中人文精神的缺失
追述傳播技術的發展歷程，其中比較具有技術意義的有四個階段：印刷技術階段，廣播技術階段，電視技術階段和網絡技術階段。18世紀后期，工業革命推動了技術的革新，高速印刷技術的產生和應用使廉價報紙應運而生。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廣播和電視成為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F在，人類傳播活動已經進入了網絡傳播時代，通過網絡不同時空被連為一體，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生活。
傳播技術發展的歷史就是傳播媒介不斷進步的歷史，也是傳播效果不斷強化的歷史，媒體功能越來越豐富，人們的媒介接觸時間越來越多，這也給人文精神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當前，對人文精神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人類對傳播技術的過度依賴和傳媒負效應的擴大兩個方面。
人類對傳播技術的過度依賴主要表現為部分媒體在新聞制作報道過程中對于技術設備的過度依賴，以及公眾對全新的文化娛樂享受的過度依賴，新媒介強大的吸引力讓更多的人沉迷于虛擬的世界不能自拔，加劇人類的自我封閉，給人文精神投下了濃重陰影。
傳播媒介負效應的擴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媒體暴力戕害公眾心理健康。影視、游戲、網絡等媒介信息內容中的暴力傾向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逐步增長，頻繁接觸，會使公眾對現實暴力反應遲鈍，增大模仿概率，使暴力傳播、擴散。第二，新技術強化了媒體刻板印象。媒體是公眾形成自身觀念的參照標準，媒體有意或無意的刻板成見，如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等也會影響受眾，使媒體或媒體人的刻板成見演化成普遍的社會刻板成見。第三，媒體分眾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普遍的社會文化標準。媒體依據不同的特性將公眾分為不同的群體，針對性強，但傳遞的內容也很容易造成多元價值并存。第四，形形的廣告，使充裕主義盛行，喚起人們無止境的占有欲和享樂欲，勢必會造成人類中心主義的膨脹，無視其他物種的生存，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膨脹表面上似乎是對人文精神的強化，而實質上卻是對人文精神的徹底顛覆。
3、尋找人類的精神家園――人文主義精神的重建
人文精神是人類社會各種文化現象的集中體現，人文精神的缺失就是社會文化道德倒退，重建人文精神不僅是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而且，我國有著悠久的人文傳統，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是良好的社會政治保障，媒體和公眾的覺醒是牢固的杜會基石。
重建人文精神主要有三方面途徑，即媒介、受眾和社會。
第一，媒體提升媒介素養是重建人文精神的關鍵。媒介傳播的信息是影響社會人文精神塑造的重要因素，媒體自身應以受眾為本，關注公眾需求，以人為本的報道原則是媒介自身人文精神的體現，也是塑造良好的社會人文精神的前提和基礎。媒體人應以身作則，堅持新聞倫理和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提升報道質量和人文內涵，做社會人文精神重建的先行者。
第二、受眾媒介素養的提升是人文精神重建的基礎。良好的媒介素養是受眾分辨媒介信息真偽對錯，進而形成普遍的社會價值觀的關鍵，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公眾對社會人文的認識，公眾不僅要明確評判傳媒的標準，還要積極科學的利用傳媒資源，監督媒體的傳播行為。
審計博士論文范文2
關鍵詞：審計定價 政府指導價 審計溢價
一、引言
政府作為“守夜人”，一方面，努力遏制壟斷，同時又打擊惡性競爭，試圖通過制定審計收費指導價來達到促進審計市場健康發展的目的。但是在客觀上形成了審計收費的兩種不同的價格，即政府指導價和市場交易價，兩種價格的背離情況在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表現，在一些地方，政府指導價與交易價格基本一致，在一些地方政府指導價與市場價偏差比較大。
傳統意義上的審計溢價或審計溢酬，是指審計收費超過平均審計收費的部分，是一種對高質量審計的回報，或是一些審計師憑借其壟斷地位而獲得的超額審計報酬。與一般傳統意義的審計溢價概念不同，本文把這種市場交易價超過政府指導價也稱為審計溢價。
雖然政府在制定審計指導價時，也出臺了相關的處罰措施，確實也有一些處罰案例存在，市場為什么沒有廣泛接受政府指導價？市場交易價超過政府指導價的部分，即審計溢價，是如何形成的？帶著這些問題，本文展開了討論與分析。
二、文獻回顧
國外有關審計定價的研究始于Simunic（1980），他的研究表明客戶的規模、業務復雜程度和審計風險決定了審計定價的差異，這些因素與審計費用正相關，其中規模對審計定價差異的解釋力達到57%。后來的研究不斷有新的控制變量被加入到模型中，目前能查閱到的審計收費影響因素的國外研究文獻，已有100多個解釋變量用于解釋審計費用的變化（張繼勛等，2006）。但是主導變量幾乎沒什么變化，大多實證研究也表明其顯著性，基本的審計費用模型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也沒有實質的改變。后來該模型還被廣泛地應用于不同的國家、地區和不同時期、不同的細分市場（張奇峰等，2006）。
國內的有關研究則始于王振林（2002）。自此之后，國內大多數研究借鑒西方的研究成果和模型，檢驗了審計定價的影響因素在我國是否同樣適用。從搜集到的我國審計定價經驗研究結論的統計結果來看，與國外的研究相比，比較一致的結論是審計定價與客戶規模、業務復雜程度、客戶是否處于經濟發達地區、審計師是否為國際“四大”顯著正相關。
筆者認為，在我國獨有的政治背景下，政府監管對審計定價的影響不容忽視。事實上從證券市場建立之初，國家相關部門提出審計收費的行業規范，很多省、直轄市有關部門更是對上市公司的審計定價實行指導價政策，并明確了審計收費的計費依據、計費費率以及上下浮動幅度。應該說政府監管，特別是政府的價格監管對審計定價有重要的影響，但目前國內有關審計定價的模型中并沒有考慮政府的審計價格監管政策。這也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依據。
三、研究假設
各地政府指導價的收費基數是以資產總額為主，如果存在審計溢價，那么以政府指導價為基礎的審計溢價的形成原因之一可能來自于公司固有的審計風險。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1：審計溢價應當充分反映公司的固有風險，公司固有風險越大，其審計溢價越高。
宋衍德、殷德全（2005）研究發現，對盈余管理強烈的公司，注冊會計師更傾向于以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來衡量審計風險大小，并以此來調高收費水平。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2：盈余管理水平越高的公司，其審計溢價也越高。
資產負債率反映企業的財務風險，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審計風險，客戶財務風險越高，其經營失敗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審計師面臨的審計風險也越高，會計師事務所在具體的審計中應當考慮到財務風險的水平，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3：資產負債水平越高，審計溢價也越高。
張奇峰、張鳴、戴佳君（2006）統計了國內有代表性的11個回歸模型和國外有代表性的36個回歸模型，發現國內的研究有4個在5%的水平上審計收費與非標準意見顯著正相關；而國外的研究中有11個在5%的水平上審計收費與非標準意見顯著正相關。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4：審計溢價與非標審計意見正相關。
高質量的審計意味著高的審計價格（Francis & Simon，1987），當審計師的審計質量高于其他審計師時，他可能獲得較高的審計收費，或者審計質量溢酬。由于審計質量難以直接觀察，國內外的許多研究者普遍采用虛擬變量來代替審計質量，如是否是由國際“四大”或國內“十大”來審計作為與其他事務所審計質量存在差異的變量。在我國，“四大”的審計收費明顯高于本土事務所（漆江娜，2004），張鐵鑄（2003）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規模以及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品牌等是影響年報審計費用高低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5：事務所的品牌（規模）越大，其獲得的審計溢價越高。
大多數的國內外實證研究都支持審計收費與審計客戶注冊地處于經濟發達地區存在正相關關系的結論。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6：客戶公司處于市場化發育程度越高的地區，其審計師能獲得更高的審計溢價。
四、研究設計
（一）研究模型
為檢驗上述假設，本文建立以下模型：
fee/price=α0+α1complex+α2da+α3lev+α4opinion+α5big4（or big10）+α6region+α7year+α8industry
變量計算及說明如下：
1.Fee/price。Fee/price是上市公司年報審計費用與政府指導價的比，即基于政府指導價的審計溢價。如果該指標的值大于1，則表明該公司的審計師獲得了審計溢價，即獲得了超過政府指導價的審計溢價，如果該變量的值小于1，則表明公司的審計師收費沒有超過政府指導價，如果該變量的值等于1，則表明審計收費與政府指導價嚴格一致。
本文手工收集了我國各省、直轄市自2003年至2012年實施審計政府指導價政策的情況，并嚴格按各地實施政府指導價文件所規定的實施時間、計費基數、計費標準手工收集并計算了2003年至2012年共6 864個樣本公司的政府指導價，再計算該變量的值。
plex。complex反映客戶公司的固有風險。以往的研究中對企業固有風險的測量采用的指標主要有存貨與應收賬款的比重、存貨的比重、流動資產的比重、應收賬款的比重、對外擔保額等。為了避免該指標與資產的共線性問題，本文把公司存貨與應收賬款之和占總資產的比率作為客戶公司的固有風險衡量指標。
3.da。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三種所謂主流的方法對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進行測量。第一種方法是應計利潤分離法，代表模型是Jones模型，該方法把企業的應計利潤分為可操縱應計利潤和不可操縱應計利潤，實證分析時只用可操縱應計利潤來衡量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但是一些中外學者認為這種測量方法不適用于我國的現狀，因為我國企業的盈余管理主要是通過營業外收支凈額、其他業務利潤、投資收益和補貼收入等方式進行。第二種方法是用上市公司的ROE是否處于保配、保牌的區間來衡量，一些學者認為這種方法的科學性有待研究和證明。第三種方法是用非經常性損益的絕對值來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本文采用第三種方法來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其取值為公司其他業務利潤與營業外收支凈額的絕對值的自然對數。
4.lev。lev為客戶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是公司的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率。
5.opinion。opinion是審計意見的類型，當審計意見是標準無保留意見時取值1，其他意見則取值0。
6.big4（big10）。big4或big10取值為1表示提供審計服務的事務所是國際“四大”或國內“十大”，而提供審計服務的為其他事務所時則取值為0。在我國，國際“四大”或國內“十大”不僅代表事務所的品牌與規模，也代表了高質量的審計服務。本文也把國際“四大”或國內“十大”作為高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
7.region。region是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場化指數。市場化指數采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 2011年報告》（樊綱、王小魯、朱恒鵬，2011）。
8.year為年度啞變量。
9.industry為行業啞變量
（二）數據來源和樣本選擇
本文以2003年到201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為研究對象。數據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剔除了金融行業數據和數據缺失的樣本，共得到了6 864個樣本。本文使用Winsorize（1%）方法對變量的極端值進行了處理。行業按21類進行分類。
五、實證研究
（一）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fee/price的均值為2.657，表明上市公司的年報審計費用是政府指導價的2.657倍，標準差為2.378，最小值為0.2，最大值為14.14，可見即使通過極值處理，年報市場上的審計費用與政府指導價的比，即審計溢價的差異也比較大。complex的均值為0.279，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0.78。標準差為0.176。da的均值為15.61，標準差為2.04，最小值為9.98，最大值為20.11。lev的均值為0.52，說明樣本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普遍較高，財務風險較大，最小值為0.07，而最大值為1.84。Big4的均值為0.0436，說明樣本公司中有4.36%的公司接受了國際“四大”的審計，big10的均值為0.301，說明樣本公司中30.1%的公司選擇了國內“十大”和國際“四大”作為審計事務所。Region的均值為8.663，最小值為3.25，最大值為11.80，標準差為1.996，說明我國地區間的市場化差異比較大。
（二）相關性檢驗
主要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檢驗，從表中看出，fee/price與complex負相關，并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公司固有的風險高，審計溢價反而越低，有待進一步分析。Da與fee/price負相關，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初步說明客戶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其審計溢價反而越高。Lev與fee/price呈正相關關系，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初步說明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越高，審計師獲得的審計溢價也越高。Opinion與fee/price正相關，并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審計師的審計意見為非標意見時，其獲得的審計溢價高。Big4與fee/price正相關，且在1%水平顯著，說明國際“四大”獲得的審計溢價比其他類型的事務所高。Region與fee/price正相關，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事務所獲得的審計溢價與地區的市場發達程度相關，市場越發達，審計師獲得的審計溢價也越高。其他變量兩兩之間的相關系數較小，最大的為0.427，說明變量之間共線性問題并不嚴重。
為模型的回歸結果，引入變量big4時，調整后的R2值為0.2939，說明模型的擬合程度比較好?；貧w結果顯示，complex與fee/price為負相關，系數為-0.308，并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公司的固有風險越大，審計師收到的審計溢價越小，不支持假設1，回歸結果從另一個側面也支持了審計收費與客戶的固有風險高度負相關的結論，說明不僅是政府在制定政府指導價時沒有充分考慮公司的固有風險，而且市場交易價對此也沒有充分的反映，在審計市場上缺乏對高質量的審計需求。
Da與fee/price呈負相關關系，系數為-0.173，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審計師獲得的審計溢價與客戶的盈余管理水平呈相反的方向變化，不支持假設2，可能的原因是：在上市公司對高質量的審計需求普遍缺乏的情況下，客戶盈余管理跡象所蘊藏的審計風險主要表現在審計意見中（李爽、吳溪，2003），雖然實證分析表明審計收費與客戶的盈余管理水平高度正相關，但審計師所獲得的審計溢價與非標準意見正相關，而對客戶盈余管理跡象所表現出來的審計風險反映不足，審計師并沒有從客戶的盈余管理風險審計中獲得審計溢價。
Lev與fee/price正相關，系數為0.271，并在1%的水平上顯著，支持假設3。通過分析發現，客戶的資產負債水平與政府的審計指導價呈不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政府指導價對客戶的資產負債水平所包含的風險估計不足，在審計收費與客戶的負債水平顯著正相關的情況下，基于政府指導價的審計溢價提高是顯而易見的。
Opinion與fee/price呈正相關關系，系數為3.227，且在1%的水平不顯著，支持假設4。
Big4與fee/price的系數為1.364，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作為高審計質量替代變量的國際“四大”比其他類型的事務所獲得更高的審計溢價，支持假設5。在前面的分析中得知，在年報審計市場中，國際“四大”憑借其較高的市場集中度獲得了高額的審計收費，政府的審計定價并沒有額外“關照”國際“四大”，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負相關，表明政府的定價在客觀上抑制了國際“四大”的高收費，但是在現實交易中，國際“四大”獲得了超額的審計溢價，造成現實的審計收費與政府指導價的嚴重背離。
Region與fee/price的相關系數為0.084，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支持假設6。說明在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事務所更容易獲得高額的審計溢價，反映了在市場化程度比較發達的地區，現實的審計收費與審計的政府指導價背離的程度高，市場的作用比較明顯，而政府的監管力度明顯弱化，制定審計指導價政策的初衷在市場中沒有得到體現，政策目標在市場化程度高的經濟發達地區沒有實現。
六、研究結論
一般意義上的審計溢價，也稱審計溢酬，是指一些事務所憑借其審計質量高、專業特長、高市場集中度等優勢獲得比其他事務所更高的審計報酬。本文所稱的審計溢價則主要是指一些事務所憑借其優勢地位，獲得高出政府指導價的超額審計費用，以此來評判政府對審計定價監管的市場效率。
1.在現實的交易中，由于審計市場對高審計質量的需求不足，以及客戶盈余管理跡象所蘊藏的審計風險主要表現在審計意見中（李爽、吳溪，2003），審計溢價或者說審計收費與政府指導價的高比價不能反映公司的固有風險和盈余管理水平。
2.與審計質量和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很難直觀測量相比，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卻是十分容易獲得的，實證分析表明，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越高，其審計費用越高，審計溢價也越高?？梢?，審計收費和審計溢價對高資產負債率所反映的公司可能存在的審計風險有一個充分的估計。
3.進一步證明了審計溢價與非標意見呈正相關關系。
4.市場越發達的地區，市場力量也越強，審計溢價（或者稱市場價與政府指導價的偏離）也越大，表明政府的管制在這些地區可能更加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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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博士論文范文3
作為校長，劉宏民領導燕山大學在2004年以兩個文明建設的突出成績同時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狀獲得單位”和“河北省先進集體”的稱號；2005年12月，國家科技部正式發文批準燕山大學建設亞穩材料制備技術與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2006年8月7日，河北省政府和國家科技部領導共同為燕山大學亞穩材料制備技術與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揭牌，從而實現了河北省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零的突破；2006年11月，成功實現了國防科工委與河北省共建燕山大學，為學校的發展拓展了新的空間。2006年4月，劉宏民校長以在兩個文明建設中取得的突出成績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如今的累累碩果，源自劉宏民教授20多年始終不渝的報國之志和堅韌不拔的品格。
立志創新，敢于走前人未走過的路
1982年，剛從東北重型機械學院(燕山大學前身)冶金機械專業畢業的劉宏民又考入該校的研究生，繼續從事軋鋼設備及工藝方向的研究工作。在選擇自己的研究課題時，劉宏民面臨了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擇。劉宏民當時從事的是鋼材產品中最主要的產品――板帶鋼的板形控制理論的研究工作。板形(平直度和板凸度)是板帶材的重要質量指標，板帶軋機是板帶材生產的關鍵設備，板形控制是大中型板帶軋機的關鍵技術和高難度技術。那時我國板形控制技術整體水平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相對落后，制約板形控制技術提高的關鍵是關于板形理論和控制數學模型的研究滯后于技術的發展，缺乏先進的板形控制模型。當時，在板形基礎理論研究方面主要依賴國際上占主導地位的“變分法”、“三維差分法”、“有限元[條)法”、“邊界元法”等理論方法。面對我國板形控制理論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特別是核心競爭力不強，存在著較大的對外依賴的現狀，劉宏民沒有選擇跟蹤國際時興的板形控制理論方法的研究工作，盡管那樣做有現成的理論模型和軟件，也容易發文章；他決心走前人未走過的自主創新之路，用自主創新的科研成果推動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進而推動社會進步，做出中國學者對人類的科學技術應有的貢獻，即使可能浪費幾年的時間甚至冒更大的風險，也在所不惜。
目標確定之后，劉宏民便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充滿風險、挑戰和希望的自主創新之路。在向未知領域的艱難探索過程中，劉宏民克服了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面對無數次的失敗，他百折不回；面對幾十元的助學金，他守住了清貧；妻子在外地讀書，孩子被送回父母家撫養，他能守得住孤獨；面對學術界浮躁、急功近利的不正之風，他又守住了寂寞。經過5年持之以恒的探索和努力，劉宏民終于在1987年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首次提出了一種新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應用于板帶軋制過程仿真的一種新的數值計算方法――“條元法”?！皸l元法”的優點是：使問題降維，計算量大大減少，適合工程應用，能夠分析其他方法目前尚未做到的大寬厚比(1000以上)的板帶軋制過程。“條元法”與傳統有限條法的區別是：傳統有限條法根據變分原理導出剛度方程，最后由剛度方程求解節線位移參數；而“條元法”是通過對整個變形區(所有條元)使用變分原理，由優化方法直接搜索使總功率為最小的節線位移參數，而避免了變分求導運算，形成節線載荷和單剛及總剛的運算，概念簡明清晰，運算更為簡單。以“條元法”為新的板形控制理論的核心和特色，劉宏民教授及其所領導的課題組又進一步提出了完整、系統、實用的板形控制理論模型體系，在板帶軋機板形控制的理論模型研究、仿真軟件開發和工程技術提升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創造性的成就和貢獻。其科研課題《板帶軋機板形控制的理論體系、數學模型、仿真軟件及其應用》經過近20年的逐步完善和發展，已成功地應用于國內寶鋼、攀鋼、邯鋼、西南鋁加工廠、西南精密帶鋼廠等大型鋼鐵企業，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僅在近5年內就獲得2億元的經濟效益。劉宏民教授的上述成就和貢獻，具有獨立的知識產權，他豐富和發展了板形控制理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為板帶軋機板形控制模型的研究開發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數字仿真工具，為提升我國板帶軋機板形控制水平，實現核心技術國產化，做出了重要貢獻。該成果獲2004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并被評為2004年度全國機械工業科學技術九大進展之首。
2005年7月，劉宏民課題組又承攬了大型成套工程項目，與凌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了900mm平整機組設備總包供貨項目，合同總金額160785萬元，創燕山大學單項科研經費之最。高校能承擔如此大的科研項目并不多見，它擴大了燕山大學的社會影響力。合同要求為用戶提供900mm平整機組機械、流體和電氣設備的設計、制造、供貨、調試、設備運輸、服務等，并對所設計和供貨的機組的可靠性、成套性和完整性負責。該機組年產11萬噸精密冷軋帶鋼，年產值約5億元。2007年2月，該項目已順利通過驗收。
劉宏民教授在科研領域為國家和社會做出的突出貢獻得到了黨和國家的充分肯定。劉宏民教授是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教育部優秀教師，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1997年度第一、二層次人選，先后承擔過多項國家與河北省的科研項目，其中“模擬軋制過程條元法”，1996年、2月獲原機械工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板形控制的機理模型與條元分析方法”，2003年、月獲教育部提名國家科學技術獎自然科學二等獎；“工程三維軋制理論及其應用”，1997年3月獲原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甲類：自然科學獎)；“板形理論及其應用”，1998年12月獲國家機械工業局科技進步一等獎；“板帶軋機板形控制的理論體系、數學模型、仿真軟件及其應用”，2003年12月獲河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2004年12月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劉宏民教授出版專著兩部，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他還兼任中國金屬學會冶金設備分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機械工業科學技術獎重型機械專業評審委員會委員、《機械工程學報》和《工程力學》雜志編委等職務。
恪盡職守，勇于改革
劉宏民教授于2003年9月被任命為燕山大學校長。上任以后，劉宏民校長以改革為動力，以發展為主題，以超人的膽識和魄力不斷推進體制改革與機制創新。
2004年初，為全面提升學校的教學、科研和管理水平，
劉宏民校長與燕山大學領導班子其他成員團結合作，以求實創新的精神大膽進行師資隊伍與學科建設工程，科技創新工程，教學改革與教學質量工程，大學生素質教育和畢業生就業工程，研究生創新教育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工程，大學科技園發展建設工程，大學文化研究與建設工程，學校管理科學化、制度化和規范化工程，校園環境與校園文化建設工程，后勤社會化改革工程等十大工程建設。十大工程實施以來，整個學校的教學、科研和管理水平有了全面的提升，學校面貌煥然一新。
2005年，燕大學科建設又取得了顯著成績，學校新增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4個，博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專業9個；新增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10個，碩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專業20個；新增公共管理(MPA)專業學位授權點；新增2個省級重點學科。2004年和2007年，燕山大學有兩篇博士論文入選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2005年，燕大有2篇博士論文獲得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2005年，在全國首次研究生教育評估中，燕山大學入選中國高校研究生教育綜合競爭力100強，排名第90位，位居河北省首位，在全國理工類高校中排名第38位。2005年，燕大科研到款總經費為1.55億，創學校歷史新高；學校獲國家“863”、“973”立項5項，合同額574萬元，再次刷新學校歷史記錄；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18項，總合同額達837萬元，立項數目、項目水平和立項經費為河北省高校之首位；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項，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1項，省部級獎9項(其中教育部、河北省科技進步獎各一項)；亞穩材料制備技術與科學重點實驗室被科技部批準列入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計劃；重型機械流體動力傳輸與控制實驗室、并聯機器人與機電系統實驗室通過了河北省科技廳組織的專家驗收，正式列入省級重點實驗室管理序列。2006年，實現了國防科工委與河北省共建燕山大學，教育部軋制設備及成套技術工程研究中心落戶燕大，當年燕大又入選2006年度“長江學者和創新團隊發展計劃”創新團隊名單。2007年，燕大又捷報頻傳：新增“控制科學與工程”、“儀器科學與技術”兩個博士后流動站，提前3年實現了燕大“十一五”發展規劃確定的目標；河北省首個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機械工程學科)落戶燕大，同時新增4個二級國家重點學科，提前完成了燕大“十一五”規劃確定的目標；“極端條件下的機械結構與材料學”實驗室被評為國防重點學科實驗室；全年科技經費到款在連續四年突破億元大關的基礎上再創新高，超過2億元。2008年，燕山大學有4個學科專業被評為國防重點學科專業。
廉潔自律，慎重用權
擔任校級領導職務以后，劉宏民教授對自己的要求更加嚴格，始終認真學習和貫徹執行黨和國家有關黨風廉政建設的有關規定。他經常告誡自己：手中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官”是自己為師生服務的崗位，“權”是為師生服務的工具，應當也必須運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盡心竭力地為全校師生員工服好務。有了這種清醒的認識，劉宏民校長時時、處處、事事廉潔自律，慎重用權，而且主動自覺地接受群眾監督，自覺抵制權力腐敗。從2000年任副校長主管招生工作以來，他嚴格執行國家的招生政策和有關規定，自覺遵守招生紀律，學校招了八屆近6.2萬多名學生，沒有發生過一次違紀事件。
2003年，劉宏民教授任校長時，正是學校西校區6.4億元的建筑工程陸續開工之時，他嚴格地按照國家關于基建工程的法律法規辦事，明確要求領導班子成員都不準插手基建工程，他還多次在全校中層干部大會上明確表態：“基建工作不允許有個人利益，學校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不會向工程指揮部介紹任何工程隊，請大家監督我!”從工程招標、投標，到工程的施工、驗收和審計，劉宏民校長對基建工作始終堅持不插手，不干預；既嚴格要求，又提供寬松和諧的工作環境。其間，有大小10多家公司先后找過他，有的通過熟人，有的通過主管部門的領導，還有的以高級領導干部的直系親屬的身份來要工程。對每一位有資質的求助者，劉宏民校長都不卑不亢地建議他們自己到工程指揮部報名參加平等競爭。
審計博士論文范文4
關鍵詞：理論基礎 會計研究方法 信息有效性 對策
一、中西方會計研究方法比較
（一）西方會計研究方法發展歷程
西方國家在1986年以前的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是以規范研究為主。在對原有的會計理論研究基礎上，西方學者采用歸納演繹法等規范會計研究方法對會計理論研究成果進行歸納和描述，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美國著名會計學家斯普瑞格所著的《賬戶原理》（1907）、佩頓編著的《會計理論》（1922）、麥克尼爾的《會計中的真實性》（1939）、利特爾頓所寫的《會計理論結構》（1953）、利特爾頓和齊默爾曼的《會計理論與創新》（1962）。這些著作都采取規范性的研究方法對現有的資料加以歸納總結并描述相關理論研究成果，促進了會計理論的發展，為后來的實證會計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20世紀70年代后實證研究法主導會計理論研究。實證研究方法經歷了一個形成的過程，19世紀50至70年代孔德和斯賓塞提出實證主義思想，繼其之后馬赫提出馬赫主義思想，而后到20世紀20至30年代石里克等人提出了邏輯實證主義思想，后來波普爾提出樸素證偽主義，其學生拉卡托斯（I.Lakatos）在他研究基礎上提出了精致證偽主義思想。然而，會計實證研究方法的首次出現是以1968年鮑爾（ball）和布朗（brown）在《會計研究雜志》發表的《會計收益數據的經驗性評價》和貝費在其增刊《會計中的經濟研究：論文集》發表的《年度收益報告的信息含量》為標志的。他們首先提出相關假設，然后利用已有的數據加以證明，開創了會計實證研究的先河。從此會計研究從規范會計過渡到實證會計研究，實證會計研究的成果也越來越多，促進了會計理論的研究，有效指導了會計實踐活動。
（二）我國會計研究方法發展歷程
相對西方國家會計理論研究來說，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由于受到時代特征、經濟社會環境、理論研究等客觀條件的限制，一直落后于西方國家。1978年三中全會后廣大學者開始審視我國理論研究的實踐性和真理性。國內學者加大了對會計職能、會計本質、會計目標等的研究。到80年代初期，國內大部分研究成果還仍然采用規范研究方法。例如楊時展教授提出的會計控制論觀點；孫寶厚博士論文《會計系統論》；裘宗舜教授出版《會計信息論》等。在20世紀80年代及以前，我國會計理論實證研究成果很少。1988年裘宗舜、王平發表的《會計改革若干問題――一張有意義的社會問卷調查表》第一次使用會計實證研究方法研究會計。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急需使用實證研究方法來促進會計理論的研究。1990年陳少華和黃世忠等翻譯了瓦茨和齊默爾曼的實證名著《實證會計理論》，為我國會計實證研究掀起了浪潮。1996年沈藝峰的《會計信息披露和我國股票市場半強式有效性的實證分析》開創了我國會計界“真正意義上”的實證研究（劉玉廷，2000）。之后關于會計實證研究的論文層出不窮，秦榮生（1997）的《談我國會計實證研究方法的應用》，張朝宓和蘇文兵（2001）的《當代會計實證研究方法》等。在此之后，我國會計實證研究進一步發展，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實證研究成為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趨勢。
（三）中西方會計研究方法選擇比較
借鑒國內關于中西方會計研究方法選擇文獻對比中西方會計研究方法的差異。劉亭立、寧凱蒙（2013年）選取2001年至2011年我國《會計研究》論文研究方法使用情況和2001-2011年美國《Accounting Review》論文研究方法使用情況進行對比分析。從統計結果可知：我國2001-2011年《會計研究》論文研究方法絕大部分都是使用規范性研究方法，而2001-2011年美國《Accounting Review》論文研究方法則大部分使用實證研究方法。劉亭立、寧凱蒙認為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是《會計研究》刊發論文的主流方法，在《會計研究》刊發論文中，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兩種方法有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國與西方國家資本市場和證券市場發展程度不同，市場數據信息的有效性和對會計研究方法的研究時間長短不一樣，導致我國這一時期會計理論研究成果絕大部分為規范研究，而會計實證研究成果較少。
二、我國會計研究方法選擇存在的誤區
（一）我國會計研究方法存在的錯誤認識
我國會計研究方法一直處在規范會計研究占主導地位的階段，雖然從20世紀90年代后實證主義研究方法在會計理論研究上得到很大的發展，并已經成為現在會計研究方法的大體趨勢，但是實證會計研究發展仍然很慢。在會計研究方法選擇上，很多學者存在錯誤的認識，有些人認為會計研究方法的選擇就是要在規范會計研究方法和實證會計研究方法之間二選一，其實不然。劉玉廷（2000）認為，會計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兩種研究方法之間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為補充的，實證研究可以驗證規范研究所得出的結論，而規范會計研究的結論為會計實證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和前提。
我國對于會計基礎理論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而對于實證會計研究還缺乏系統的思想體系，很多照搬西方國家。許多學者認為再進行會計基礎理論的研究很難出成果，于是將國外會計實證研究成果翻譯轉換成自己的研究成果。著名會計學家于玉林先生認為實證研究及其論文的固定文體是西式八股的典型代表。實證研究方法沒有明確的指導思想，基于偏頗的基本理論指導，研究目標不明確，經驗實證絕對化，操作方法有局限性，引進吸收不夠，消化不良或停滯沒有創新。對于會計研究方法的選擇必須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選擇合理的研究方法，不可一味追求西方國家的實證主義研究。
（二）我國實證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論基礎
（四）以保證信息質量為基礎選擇會計研究方法
受西方會計研究方法的影響，加之國內的學術生態使得我國會計理論研究也朝著實證研究方向發展。實證研究強調“是什么”，是一種比較精確、可靠的研究方法。但是這種可靠性是建立在進行實證研究時所獲取的數據是真實可靠的、及時的、可獲得的。否則，利用滯后的、虛假的、沒有操作性的數據信息所做的實證研究，也只會變成為了作實證而作實證，為了做研究而做研究。我國規范會計研究取得比較大的成就，現在更多的是朝著實證會計理論研究發展。保證實證會計研究數據信息的質量需要相關部門規范市場信息的，提高市場信息的可靠性、可獲得性、及時性等，減少和防止信息的扭曲。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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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審計博士論文范文5
編者的話:看到題目,也許有人會質疑:高等教育或者科研和高耗產業扯得上關系嗎?實際上,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凡是“高投入、低產出”的產業都可認為是“高耗產業”或“潛在高耗產業”,而一些產業由于自身的特殊性,不具有傳統高耗產業的某種特征,因此被稱為“隱性”高耗產業?！半[性”高耗產業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容忽視,為此,我們特邀專家進行梳理歸類,揭開“隱性”的“高耗”本質,探討解決方法。
隱性高耗“隱”在何處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高等教育重視程度的加深,中央和各級政府對高等院校的資金投入也日益增加,每年給“211”、“985”類高校投入的經費從上千萬元到上億元不等。這部分逐年增加的財政撥款,究竟有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發揮了多大的作用?2009年12月9日,由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高教研究中心負責完成的《中國高等學校績效評價報告》,首次對教育部直屬的72所高校中的69所進行了績效評價。不同于以往的以絕對量的多少來進行的評價,這個績效評價是依據 “投入產出理論”,通過產出與投入之比對高校進行的相對評價。投入的評價指標包括科研經費、教育經費、博士學歷的教師比例等共計14項,產出的指標包括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數、出版專著數、國內外學術刊物數等共16項。
據這份“大學績效排行榜”榜單顯示,在2006至2008年間69所高校中有近半數處于高投入低產出的狀態,7所高校投入與產出相當,產出大于投入的高校僅有29所,這表明了我國當前高校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現實。相對于其他產業來講,傳統意義上的高耗產業指的是資源消耗比較高,且資源價值在產品總價值中所占比重較高的產業。這些產業最主要的特點就是資源消耗水平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低下,除此之外,還具有環境污染嚴重的特點。以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6大行業為代表,都屬于傳統高耗產業。根據績效評估報告中所反映出的當前我國高校普遍存在資源消耗水平比較高、資源使用效率低下的問題,結合高耗產業的定義,高校無疑也屬于高耗產業。但同其它傳統高耗產業相比,其并不具備環境污染的特征,屬于“隱性”高耗產業。
如果說我國傳統的高耗產業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那么“隱性”高耗產業則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中的非營利部門。除高等教育之外,當前我國的科研、醫療、社會福利保障、環保等等也都屬于“隱性”高耗產業,其主要表現為無污染的資源利用低效率。
“隱性”高耗產業為何會出現投入大產出少的現象
投入大產出少,對任何有成本意識、經營意識的人來說都是不劃算的事情,是任何有責任心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這些“隱性”高耗產業為何會出現投入大產出少的現象?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首先,低產出源于基礎薄弱?！半[性”高耗產業的出現同我國經濟的發展水平密不可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非營利部門的規模亦不斷擴大,其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也越來越多。當前我國非營利部門資金的主要來源是政府投入。服務收入和社會捐贈比例相對較小,雖然政府對這些部門的投入的絕對量呈逐年增長的趨勢,但相對于非營利部門的大量需求而言,從平均量上來看,國家對這些部門的投入難免有所不足。以高教和醫療為例,早在1993年,政府在《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明確提出要“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本世紀末達到4%”。但迄今為止,這個目標一直未能實現。2007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為3.32%,比2006年的3%僅僅增加了0.32個百分點。離“4%”的政策目標尚有一段距離,這個比例不但遠遠低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甚至還低于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而這些教育經費中,其中60%是用在了基礎教育,僅有20%多是用在了高等教育。我國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22%,而衛生總費用僅占世界衛生總費用的2%,政府投入明顯不足。除了高教和醫療,其它“隱性”高耗產業也普遍存在政府投入不足的問題。投入不足,基礎薄弱,就造成了投入的資金多被用于查漏補缺,沒有產出,當然無法產生新的效益。
其次,還存在對這些產業的經費配置不合理的情況。一些非營利部門可以從國家獲得大量的經費,從而盲目制定發展計劃,在經費使用過程中不計成本、不講效益等問題不斷出現,使得資金困難與損失浪費并存。
同時,低效率還源于權力缺乏有效監督。仍然以高等教育為例,我國高校幾乎都是公立高校,都有政府投資,這些投資來自于民,就必須為民負責。但現實情況是,國家把錢交給高校了,但公眾對高校如何使用卻毫不知情。雖然相關審計部門對高校資金會有所審計,但這是事后審計。高校資金管理制度、資金使用制度欠缺,資金使用混亂,再加上高校領導權力過大,就可能會出現不該花的花、該花的不花等現象,這樣自然就難以產生效益;而對權力監管過少,就會使掌權者有恃無恐,即便亂花錢了,也很難被發現,發現了也很難被追究,就出現不亂花白不亂花,這樣一來談什么高產出?一言以蔽之,正是因為權力大、監管少,或者說責任少,才導致“投入大、產出少”。
隱性高耗之“解”何在
如今,全社會都在倡導建設節約型社會,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半[性”高耗產業的存在雖然不存在環境污染問題,但是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和可持續發展危害極大,因此提高這些產業資源的利用效率已經迫在眉睫。
首先,要大力推進體制改革,尤其突出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改革,初步構建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機制,同時要加強對部門內外部的監督管理,實現信息的公開透明,做到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以促進其健康發展。
審計博士論文范文6
關鍵詞：審計收費；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23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7-0109-03
審計收費作為連接審計市場中供需雙方的橋梁，把審計服務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業務，并在客戶與注冊會計師事務所之間達成定價，也是審計研究的一個主要對象。1999年中國開始實施會計師事務所脫鉤制，并在之后的 2001 年由證監會了《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規范問答第 6 號――支付會計師事務所報酬及其披露》，要求中國的會計師事務所必須在年報中披露支付給會計師事務所的費用，這也使得中國審計費用的研究有了可以參考的數據，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審計費用的實證研究。對于影響審計收費的不同因素，不同國家的學者先后進行大量卓有成效、各有側重的研究，以下分四個不同方面對以往的文獻進行綜述。
一、國外研究文獻綜述
1.客戶規模方面。國外審計收費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開始于1980年，當時 Simunic運用經濟分析的方法，結合1977年美國審計市場數據，首次建立了審計收費定價模型：E（C）=c*q+E（d）*E（θ），該模型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審計資源成本和風險溢價。通過數據的多元實證回歸分析，他得到了十個可能會對審計定價產生影響的變量，這其中資產規模的影響最為顯著。1984年Francis通過修正過的Simunic回歸模型對澳大利亞審計市場進行了研究，同樣得出被審計單位的資產規模、控股子公司個數及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與審計收費顯著影響審計價格。1999年Houston將Simunic回歸模型中所涉及的風險因素分開考察，將其分解為審計風險和非審計風險，兩者合稱審計企業風險，修正后的模型為：E（C）=c*q+[E（d）*E（γ）]+[E（f）*E（p）]。之后的2005年Houston又在原有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將非審計風險細分為剩余訴訟風險和非訴訟風險，最終得出的模型為：E（C）=c*q+[E（d）*E（γ）]+[E（g）*E（l）]+[E（t）*E（z）。
2.審計業務復雜程度方面。Simunic（1980）、Francis（1984）、Anderson與Zeghal（1994）利用控股子公司個數作為審計業務復雜程度的變量，對各自國家或地區的審計市場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后得出，被審單位控股子公司個數顯著影響了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并且顯著性很高。而Low、Tcn與Koh（1990）則有完全相反的結論，通過新西蘭和新加坡市場數據分析后認為控股子公司個數對審計收費無顯著影響。
3.公司治理結構方面。Sullivan（1999）通過分析1995年英國倫敦證券交易所公布的184家最大的上市公司的數據，在控制了上市公司規模、經濟業務的復雜程度和財務風險等因素的影響下，發現董事會結構和審計委員會特征對審計費用不產生顯著影響。Abbott等（2003）以2001年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492家上市公司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在控制了公司規模、經濟業務的復雜性和會計師事務所所披露的審計意見等因素的影響下，發現審計委員會成員若全是獨立董事并且其中至少有一名擁有財務專業的專家，這樣的審計委員會對審計費用的回歸結果顯著為正，但是對于審計委員會一年內集會的次數則不具有顯著影響。
4.從事務所規模方面。Firth（1985）利用新西蘭上市公司所披露的數據得出結論，事務所的規模對審計收費不具有顯著影響。這與 Simunic（1980）所得出的結論相反，對于差異產生的原因，Francis和Stokes（1986）認為這是由于二者運用了不同的分類標準將被審對象的規模進行了分類。為了進一步解釋差距產生的原因，他們運用澳大利亞上市公司1983年96家上市公司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并配合另一組96家上市公司為參照組，重新對模型進行了回歸分析。他們認為不同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對于不同類型的客戶收取的費用不盡相同，當被審單位為小規模上市公司時，大型的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遠高于其他會計師事務所；當被審單位為大規模上市公司時，大型的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與其他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收費相當，這種情況下的回歸結果顯示事務所規模對審計費用無顯著影響。Gul（1999）在對比分析了Francis和Stokes（1986）的研究結論后發現，他們的研究假設中存在一個缺陷。由于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市場中地位和公信力較高，其發表的審計意見更能被公眾接受，也能提高被審單位公司價值，所以在審計收費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小規模的上市公司會傾向于選擇大型會計師事務所而不是小規模事務所。之后，Gul（1999）以香港上市公司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貧w結果表明，對于所有的被審計上市公司而言，大型的會計事務所相比小型會計師事務所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
二、國內研究文獻綜述
2001年以前中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收費一直不為外界所知，直到2001年12月24日中國證監會開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審計費用，并對其內容和形式做了具體規定。同年，證監會又進一步要求中國上市公司不但要披露審計費用，還要披露所提供審計服務的年限。至此，國內學者便有了可以參考的數據，審計收費的實證研究也就陸續展開了。
1.事務所規模和審計業務復雜程度方面。朱小平、余謙（2004）利用2002年870家公布年報的上市公司數據，將資產總額、上市公司納入合并范圍子公司數量的算術平方根分別作為公司規模和審計業務的復雜程度的替代變量，建立模型對審計定價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多元回歸，發現，公司規模、審計業務的復雜對審計費用有顯著影響；王小華（2005）利用上交所2001―2003年的數據并結合中國審計市場的特點，建立了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用被審單位總資產的對數來替代被審單位規模、用公司投資比例超過20%的公司的數量的平方根來替代審計業務的復雜程度，回歸結果表明上市公司的規模、審計業務復雜程度顯著影響審計費用。
2.從審計風險方面。伍利娜（2003）利用修正的Simunic模型對2001年282家披露了審計費用的上市公司做了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研究發現存在盈余管理的公司其ROE處于“保資格”區間與年度審計費用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但是劉運國等（2006）在Simunic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利用中國滬深兩市2003年1 183家上市公司公布的數據，實證分析了中國現行監管體系下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對審計定價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審計費用，但并不顯著。由此可發現盈余管理對審計收費的影響出現了不同的結果。張繼勛、吳璇等（2005）以2003年中國滬市上市公司公布的數據為基礎，用上市公司對外擔保額、應收賬款的比率和存貨占總資產的比率作為被審單位風險的替代變量進行回歸，結果表明，對外擔保額、應收賬款比率對審計收費的有顯著影響，而存貨占總資產比率對審計收費的回歸結果卻不顯著。毛鐘紅（2008）認為大部分審計風險是政府的監管政策所產生的，而并非企業償債能力等指標，因此他認為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的變量對審計定價的影響不顯著。但焦瑩芳（2007）利用2005年上市公司公布的數據，并采用凈資產收益率、現金流量比率等指標衡量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通過多元線性回歸發現資產負債率和現金流量比率顯著影響審計定價。
3.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國內上市公司大多是國有控股的性質，這與國外的私有制不同，這個不同對審計收費研究領域做了一定的補充，國內學者們基于不同的視角得出了各自的結論。王小華（2005）從審計市場上需求方角度研究發現，國有企業的股權集中導致的所有者缺位委托機制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對審計市場需求不足，公司向會計師事務所支付的審計費用較低；相反民營企業一般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現象，高質量的審計服務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沖突，因此所支付的審計費用較高。但蔡吉普（2007）運用上市公司2004年滬深兩市1 339家A股上市公司橫截面數據，在控制了公司規模、審計意見等因素的影響下，研究發現董事會規模較大的公司被收取較高的審計費用，而董事長兩職合一或管理層適度持股的非國有控股公司則審計收費相對較低。這說明審計收費的確定要結合公司控制權的性質并考慮公司治理結構對審計風險的影響。他還認為如果一個公司能保持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就能對管理者進行約束，一方面可以減少管理層對利潤的操作行為。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會計報表的公信力，降低會計師事務的的審計風險。
4.會計師事務所規模方面。高品牌的會計師事務所更能被公眾所接受，所出具的審計意見具有相當的公信力，“四大”的高收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漆江娜（2004）用2002年滬深A股1 191家上市公司建立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四大”審計收費顯著高于其他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王小華（2005）和錢華（2006）采用研究發現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費用成正比關系。陳平、戴志燕（2008）選取2005年100家上市公司審計報告中披露的國內外事務所的審計費用數據，通過比較發現國外事務所，尤其是“四大”的收費遠高于國內的事務所。吳應宇等（2008）以2001―2004年滬市上市公司公布的數據，結合修正的Simunic模型對不同規模的客戶支付給國內“五大”的收費溢價進行實證研究分析，結果表明大規模的上市公司需要向國內“五大”支付審計費用溢價，而小規模被審單位則不用支付。這說明大型的事務所能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審計人員素質較高，使得審計成本也較高，即使審計失敗，也可以得到足夠的賠償，投資者不會受到較大的損失，因此，上市公司傾向于選擇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并支付較高的審計費用。
三、國內外研究評述
對以上的文獻與研究加以分析和總結后，我們可以看到，與國外對于審計收費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相比，中國國內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在已提高的基礎上還有待進一步的發展。
首先，相對于國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審計收費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現在也仍處于一個初步發展時期。這是由于中國資本市場建立較晚，尚不具備實現市場半強式有效的條件。眾多西方國家，其資本市場發展成熟，經過長時間歷史的演練，資本市場已經基本實現半強式有效，能有大量的數據與市場信息供給到學者的實證研究之中，而會計實證研究的基石就是有效市場假說。在國內，還未出臺有關審計收費支付報酬的統一性具體規定，導致各上市公司在披露時有的按實際支付的報酬加以披露，而有的是按年度匯總加以披露。這些不利因素都會導致在中國相關研究的文獻數量不高，且質量與國外相比略顯遜色。其次，從實證研究模型的選擇來看，針對中國國內的研究并沒有跳出或者超越國外學者的已成型的研究成果，只是考慮了市場因素對于審計收費服務定價的影響，而作為在國內另一個很重要的政府因素卻沒有被大多數論文作者所考慮在內。政府因素作為審計質量的保證，相對于市場因素對發揮審計收費的激勵機制的有利作用而言，其也是可以作為一項重要的影響變量進行合理化的因素，在實證研究中有必要納入審計服務定價模型之中。除了模型的選擇和變量的參考因素以外，中國學者所建立的針對審計費用的模型，可能是由于不夠完善，遺漏了某些重要變量，而導致其可決系數較低，模型的解釋力度不強。另外，更多的學者在衡量審計質量的高低時，由于沒有明確的替代變量，通常傾向于選擇是否聘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來作為衡量的依據，雖然審計市場與經濟學理論中影響價格的重要因素是產品或服務的質量的高低相一致，但是就事務所審計質量來說，中國國內的事務所的審計質量是否真的低于“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并沒有合理性定論，所以在變量的選擇上，沒有切實的參考依據。
四、未來的研究方向
綜上所述，在現有的關于審計收費問題的研究中，中國雖然已經取得了較大進步，但是與國外同類文獻研究相比，在一些問題的研究上還沒有進行深入研究，且在某些問題上中國還處于研究的空白。故而，我們今后的研究可著手于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考慮。
在業務需求方面，隨著企業管理內容與方向的日趨改進，事務所在對企業進行業務服務的事項中，如管理咨詢等非審計業務所占比重有所提升，審計費用被非審計業務影響也隨之加深，所以我們在研究中可以加入審計收費與非審計業務與事務所、企業之間的關系等因素進行研究。在企業等被審計單位的內部管理方面，內部控制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內部完善程度是發展不均的，內部控制在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會有很大的分化，我們的關鍵在于尋找其替代變量，全面反映被審計單位的內部管理情況，尋找對審計費用影響的關鍵點，開辟新的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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