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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贈范文1
中圖分類號:F812.42,D632.9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28 文章編號:1672-3309(2010)05-0074-03
慈善捐贈是社會主體將資產(包括金錢、物品、服務、器官等)自愿轉移給沒有利益關系的人或組織的行為,屬于按要素分配和國家稅收與轉移支付外的第三次分配形式。慈善捐贈的主要特點是自愿性和無償性,在這種意義上說,捐贈可以說是省去了先繳納稅收給國家然后由國家進行分配的過程,直接由個人或企業通過一些慈善組織或者直接捐獻給了需要他的人手里,使用得當可以更加有效率。
一、捐贈行為的微觀經濟學解釋
經濟理性主義假定是現代西方經濟學貫徹始終的最重要的假設之一。它指在進行邏輯實證研究過程中,總是假定當事人非常明確行為目標,在經濟決策時,總是深思熟慮地進行權衡比較,選擇最佳方案,以期獲得盡可能大的利益。慈善捐贈我們不排除個別是純粹出于愛心的善舉,但這大多數限于個人,大部分企業或知名的企業家都是代表企業形象的,他們的舉動與公司利益息息相關,他們的捐贈在總慈善捐贈中占有很大比重,都是期望得到更多的利益的,符合我們說的經濟人假設,可以用效用理論對捐贈行為進行解釋。
一個經濟行為人可以將他的總收入用作自己消費,如用于購買消費商品,或用于投資,前者可以給他帶來生活某些方面的滿足,后者可以使他的總收入增加,都能給他帶來一定的效用。同樣,他也可以拿出一部分收入用來捐贈,捐贈同樣可以產生一定的效用。例如,經濟行為人可以通過捐贈幫助他人而獲得一種滿足感,即從捐贈中感覺到某種“榮光效應”;同時,捐贈還可以使經濟行為人得到社會聲譽,這是一種無形資產,可以帶來個人或企業未來現金流的流入,企業或者企業家的捐贈可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提升企業在利益相關者及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達到了對社會和公眾的廣告宣傳效果,提高消費者忠誠度;也可以建設良好的企業文化,從而吸引和提高員工素質,降低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成本,提升工作效率,增加企業競爭力。
我們假定經濟行為人將總收入用于兩種商品消費:自我消費和捐贈,可以得到其具有凹性的效用函數=U(xi,gi),式中,xi是捐贈者的個人消費,gi為捐贈者捐贈的數量,在不考慮稅收情況下滿足xi+gi=wi,wi是i的財富稟賦,只要ui /gi>ui /xi,捐贈者就可以通過捐贈來增加效用,當ui /gi>ui /xi時,i的效用達到最大化,即自身消費的邊際效用等于他通過捐贈而得到的邊際效用時,捐贈就會停止,有約束條件可以求出最優的捐贈數量。
我們可以將效用函數中的消費量貨幣化為支出額來簡化計算,此時個人效用最大化模型可表達為:MaxU(C,D),s.t.D+C=X,式中,C是自身消費總額,D為轉換為貨幣捐贈后的數額,X為個人可支配收入即稅后的收入。下面考慮稅收減免時對捐贈行為的影響,
1.完全稅收優惠,即稅法對捐贈支出進行全額減扣。我國稅法規定納稅人在特定領域開展公益性捐贈,或者向特定組織開展公益性捐贈,準予100%的稅前扣除。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等社會力量通過非營利的公益性組織或國家向紅十字事業、公益性青少年活動場所、農村義務教育、教育事業、職工職業教育等領域的公益性、救濟性捐贈,可以全額稅前扣除。此時預算約束線變為C+D(1-t)=X,t是稅率,此時,捐贈的每一元財富的價格從1元變為(1-t)元,如圖1,在不考慮稅收情況時捐贈者的預算約束線為AB,與無差異曲線相切于E1,此時提供捐贈數量為x1;如果考慮稅收,并且捐贈可以在稅前完全抵扣,捐贈的價格變得更加便宜,那么預算約束線向外偏轉到AC位置,新的預算約束線與無差異曲線相切于E2,即此時捐贈的數量為x2。從圖中可以看出,捐贈行為可以得到稅收減免時會促進捐贈行為與數量的增加。
2. 部分稅收優惠時對捐贈者的影響。我國稅法規定,納稅人開展公益性、救濟性捐贈,企業所得稅納稅人準予3%(金融、保險企業1.5%)的稅前扣除,個人所得稅納稅人準予30%的稅前扣除。納稅人在文化事業、科普事業開展公益性捐贈,企業所得稅納稅人準予10%的稅前扣除,個人所得稅納稅人準予30%的稅前扣除。這里我們假設捐贈可以抵扣的最大限額為M:若DM,預算約束線變為C+D=X+Mt,我們假定效用函數不變,此時如圖2所示,預算約束線變為彎折曲線ABD,其中AB段與完全稅收優惠時重合,如果在完全稅收優惠條件下,捐贈者的捐贈最優數量為X1,小于稅收抵扣的最大限額M,那么兩者無差異;若完全稅收優惠條件下,捐贈者的最優捐贈數量為X2,且X2>M,則部分稅收抵扣情況會減少捐贈者捐贈數量,此時捐贈數量僅BD段預算線與無差異曲線的切點,數量為X3。
二、捐贈行為的宏觀經濟效果解釋
現代西方經濟學對經濟現象的研究著重刻畫經濟現象的均衡狀態,包括經濟當事人的利益最大化狀態,市場供給與需求的均衡或者是非均衡狀態維持不變的現象。宏觀總產出傾向于和總需求相等。
在不包括進出口的三部門經濟中,我們假設政府支出和投資額固定,分別為G和I,稅率采用比例稅率為t,這種簡化不影響我們的結論,凱恩斯的消費函數得:C=C0+c[Y-(T0+tY)+R],其中,R為轉移支付所得,C為邊際消費傾向即增加一單位收入引起的消費的增加量,它既受個人偏好效用、民族、地域等方面的影響,還與國民收入的分配狀況有關?？傂枨蠛瘮礎D=C+I+G=C0+c[Y-(T0+tY)+R]+I+G,總產出傾向于處于與總需求一致的水平,即Y=AD=C0+c[Y-(T0+tY)+R]+I+G,可得均衡產出為:Y*=+。
從均衡產出我們可以看出,邊際消費傾向一方面直接作用于總產出,另一方面還通過乘數作用來放大財政政策或者其他投資等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從直觀可以發現,富人的消費需求大但是邊際消費傾向較低,而窮人的消費量小但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如果通過一定的措施或手段使富人的財富向窮人轉移,包括自愿捐贈,那么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會得到提高。因為Y*/c=+,0
三、阻礙我國慈善捐贈的因素分析
2007年,我國接收社會捐款共計132.8億元,比上年增長59.8%。其中民政部門50.9億元,慈善會41.4億元,各類在民政部門登記的基金會40.5億元。捐贈物資折款15.6億元,接收捐贈衣被8756.8萬件。間接接收其他部門轉入的社會捐款1.6億元,衣被2830.4萬件,捐贈物資折款9875.1萬元。2008年,人民的捐贈熱情又一次被深深喚醒,但是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慈善事業仍處于較低的水平,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1.企業發展階段較低,生存壓力大。目前,我國企業多數處在原始積累和規模擴張階段,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企業為求自保,追求利益最大化,相應的,對慈善活動的關注度不高,參與的積極性不強。另外,由于我國市場經濟起步晚,與市場環境相適應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還不完善。市場經濟運行的環境特別是企業競爭的環境還有待于進一步改善,我國企業在缺少公平競爭的環境中生存壓力加大,企業更加關注自身發展,相應地忽略企業的社會責任,這是造成我國企業慈善活動參與少、捐助額度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法規政策滯后。盡管國家在近幾年制定了一些法規,但整體來看,法規、政策滯后是我國企業慈善事業停步不前的原因之一。沒有征收遺產稅也是造成個人慈善捐贈活動不夠的一個主要原因。目前,我國沒有專門規范慈善公益組織實體內容的法規條款或行政文件,如慈善公益組織制度、財務制度以及機構的活動領域,募捐善款、救助項目開發等方面都缺乏相應的法規依據。在一些慈善活動中造成了自愿者的傷害也不知該向哪里討說法,也會引起一些糾紛,同時即使是已經頒布的有關法律、法規、政策,亦因缺乏具體的、可供操作的配套措施而難以落實。慈善捐贈的優惠稅率太低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目前國內企業的免稅水平相較于國際平均水平而言十分低,同時稅收抵扣的手續復雜,抵扣時間也規定的不清,使得企業在進行捐贈后財務處理上有很多麻煩,即使申請到抵扣也會引起很多成本,這樣對很多捐贈者來說幾乎起不到什么激勵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業和個人捐贈的積極性。
3.慈善機構建設水平低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后社會公益事業建設中也引入了市場機制,成立了許多慈善機構。但這些經營公益事業的慈善機構的發展還不能完全適應市場機制,沒有很強的經營能力,慈善機構的理財能力較弱。慈善機構不能很好地在慈善事業的捐贈者和捐贈對象之間建立聯系。慈善表達渠道單一,而且多數為半官方性質,民間組織力量薄弱,不利于我國企業慈善活動的開展。另外,由于我國慈善組織的運行缺乏透明度,有些慈善機構管理上存在漏洞,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有待提高,慈善機構的組織建設還不規范,缺少必要的行業自律、監督和審計,善款使用上隨意性大,公眾無法監督,從而降低了企業捐贈的積極性。
四、幾點建議
我們要使企業和個人認識到慈善捐贈是社會責任感的體現,提高對慈善捐贈事業的熱情,這既是符合自己的利益,也有助于社會的公平,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政府還要提供良好的制度來鼓勵、引導捐贈活動。加強慈善機構的建設,完善慈善組織內部管理,建立規范、公開的財務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對資金的運行進行全程控制,定期公布有關信息,自覺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增強慈善機構的公信力,使慈善機構的運作更有效率更加透明。政府在稅收等方面制定有效的優惠政策,擴大可以抵免的稅種和抵扣比例,減少稅收抵扣申請時的交易成本,提高辦事效率,并在適當的時候開征遺產稅,合理引導我國的慈善捐贈活動。(責任編輯:云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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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贈范文3
[關鍵詞]美國；慈善捐贈；稅收優惠制度
[DOI]10.13939/ki.zgsc.2015.46.034
1 美國企業慈善捐贈稅收優惠制度的主要內容
1.1 合格受贈人的界定
美國《國內稅收法典》第170條第（c）款列出了五類屬于經許可的受贈人組織。企業只要向這五類組織進行慈善捐贈，就可以享受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待遇。這五類都要求在美國或其屬地范圍內的，并且其凈收益不以任何私人股東或個人為受益人。具體而言，一是以宗教、慈善、科學、文學、體育競賽、教育或防止兒童或動物虐待為目的而組織并運作的社區福利基金、公司、信托基金和基金會組織；二是退伍軍人分會、退伍輔助機構、與退伍軍人有關的信托公司或與退伍軍人有關的基金會；三是按照寄居制度運作的國內兄弟會、聯誼會、共濟會等國內友善團隊和該制度下專門用于宗教、慈善、科學、文學或者教育的團隊或協會；四是專門為了其成員的利益或者為了殯葬之目的而成立的公募公司；五是包括聯邦、州、哥倫比亞特區、美國及其屬地的政治分區以及印第安部落政府及其分區的政府實體以公益為目的的捐贈。上述五類合格受贈人，既有慈善組織也有非慈善組織。較多企業的捐贈活動都可得到稅收減免資格，較大地提高了企業慈善捐贈的積極性。如此寬泛的界定范圍既能夠在全社會范圍內有效做到救濟貧困、提高社會福利、減少政府負擔，也能促進各地區的宗教、科學、教育、藝術、經濟的發展，縮小地域差距。
1.2 稅收優惠額度
根據美國頒布的《國內稅收法典》第501（C）條規定，企業在參與慈善活動時，可享受以下稅收優惠：一是免稅：美國稅法規定只要以宗教、慈善、科學、促進公共安全、文學或教育為唯一目的或以促進國家或國際業余體育競賽或以防止虐待兒童或動物為唯一目的而成立并運行的公司可以享受免稅的待遇。二是所得稅豁免：由企業自行成立的公司基金會只要是在完全從事的慈善事業前提下，從捐贈、合同、服務費、投資等各種途徑獲得的收入可享受免征所得稅。三是稅收抵扣：在美國，企業慈善捐贈的方式主要分為直接捐贈和間接捐贈兩種方式，企業以直接捐贈的形式進行規定捐贈物的捐贈時，扣除限額為調整后毛所得或應納稅所得額的10%；企業在通過間接形式進行慈善捐贈時，通過公益性慈善組織進行捐贈扣除限額是應納稅所得額的10%，通過私人基金會進行捐贈則不能獲得稅收優惠扣除的。四是稅額遞延：《國內稅收法典》規定企業向公益性慈善組織捐贈，其扣除額不得超過應納稅額的10%，對于超出限額的部分，可在捐贈當年算起往后的5年內進行遞延結轉，如果在這5年內該企業還要進行捐贈，則之前結轉的捐贈額要優先于當年的捐贈額進行扣除。譬如有一家企業今年應納稅所得額是100萬美元，它向公益性慈善機構捐贈了15萬美元，該企業當年獲得的稅收優惠扣除額為10萬美元，捐贈額超出了稅收優惠政策10%上限，剩下的5萬美元可以遞延結轉到第二年作為稅收優惠抵扣額。
1.3 捐贈物類型
捐贈物是企業慈善捐贈關系的客體。美國《國內稅收法典》就規定企業的捐贈物類型較為詳細明確，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貨幣捐贈，另一種是非貨幣財產捐贈。一是貨幣捐贈。若捐贈物類型為現金的貨幣形式，企業將現金間接轉讓給慈善組織使用或直接捐贈，企業捐贈現金的數額就是以捐贈時的實際價值來進行計量。二是非貨幣財產捐贈。美國聯邦稅法中就明確列舉了允許享受稅收優惠的非貨幣財產捐贈項目有：包括衣服、家具、設備、藝術作品、珠寶、汽車等在內的實物捐贈；向慈善組織或其人轉移不動產的生效契約的不動產捐贈；包括股票、債券以及其他證券的證券捐贈；不可撤銷轉讓的債券捐贈；所有權人將其全部利益捐贈給慈善組織的專利捐贈、企業向大學轉移技術使用權甚至所有權的知識產權捐贈等，并擁有一套相對完整成熟的實物價值專業資格評估體系。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美國稅法上對可用以捐贈的非貨幣財產相對廣泛，但卻將企業代表慈善組織提供的服務排除在外，不得享受稅收優惠。
根據美國《國內稅收法典》對公司慈善抵扣作出一般規定顯示，對于捐贈物的價值評估是以在捐贈時的公平市場價值計量，遵循公允價值計量的方式，非貨幣財產同貨幣一樣予以稅前扣除。在企業非貨幣財產捐贈中捐贈物若為帶有普通所得性質的財物，捐贈額則取捐贈時的公允價值和調整后的基值中的較小者；若捐贈物為帶有長期資本增值性質的財物，捐贈額為其在捐贈時市場公允價值。
同時，為了進一步刺激企業通過非貨幣形式捐贈，美國稅收優惠制度允許企業把由于捐贈產生的運輸費等捐贈衍生成本計入到所捐贈存貨的價值中去。相對貨幣形式捐贈，非貨幣財產捐贈行為加快社會產品的流通，能使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最大化，實現分配機制的穩健運行。正是由于美國稅收優惠制度對于捐贈物類型清晰的界定，使非貨幣財產成為美國相對成熟的捐贈形式，在整個慈善捐贈體系中占有相當比例。
2 美國企業慈善捐贈稅收制度的特點與優勢
美國企業慈善捐贈稅收優惠制度主要有以下五個特點與優勢：一是從立法層面看，美國的慈善捐贈稅收優惠制度立法層次較高，參考依據清晰，稅收規定全面，使得美國在執行慈善捐贈稅收優惠行為時有法可依。二是從受贈人的界定層面看，其界定范圍十分寬廣，資格審查手續規范、高效。較大程度提高了企業慈善捐贈的積極性，社會上的不同領域也因此受惠。三是從扣除額度看，不僅規定的稅收抵扣比例相對較高，而且允許超出限額部分向前或向后結轉遞延抵扣。稅收的優惠力度大，刺激了企業進行大額捐贈。四是從捐贈范圍看，對于捐贈方式形式從貨幣和非貨幣出發，形式多樣，沒有過多的限制，較為完善的估價體系為非貨幣財產捐贈保駕護航。五是從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看，美國稅收優惠制度促使企業通過慈善捐贈的行為來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在滿足社會的需求的同時還能為企業帶來潛在商業利益，獲得社會認可，營造良好的口碑。
3 借鑒意義
美國企業慈善捐贈稅收優惠制度建設對我國相關制度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要提高相關立法層次。目前，我國的相關條例收錄較分散、部分條款缺乏實踐性，應該從基本法、法律法規、政策三個立法層面進行形式優化，明確標準，提高立法層次。其次，放寬合法受贈人限定。我國對慈善目的的界定不清，導致合格受贈人的范圍過窄，部分企業被排除在外，大大削減了企業進行慈善捐贈的積極性。筆者建議我國應進一步明確慈善目的，可將宗教文化、體育競技、文藝文學等領域的受贈人納入考慮范圍之內。最后，適當提高稅前抵扣比例。我國《企業所得稅條例》中規定扣除比例為12%，比美國高，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偏低，并且不允許向前或向后結轉抵。筆者建議政府進一步提高企業的捐贈扣除比例、允許企業當年的公益性捐贈向前或向后幾年結轉，對具體的稅前扣除比例、結轉額度和年度進行實證分析，找出最優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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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贈范文4
【關鍵詞】 慈善捐贈； 組織績效； 跨期影響； 持續性
中圖分類號：F27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5）17-0051-04
一、引言
經濟全球化帶來全球經濟競爭，在依靠管理技術、生產技術的改進來獲取額外收益的同時，作為提升企業品牌價值的重要表現形式，慈善捐贈（Corporate Philanthropy）越來越受到企業的重視，汶川地震之后“加多寶”捐款一億元，引發消費者對“加多寶”的空前消費熱情，加多寶一夜之間紅遍中國，獲得了巨額的利潤。很多企業開始把慈善捐贈列入公司的營銷戰略，把慈善捐贈作為提升企業整體形象、獲得社會公眾認可、提高企業社會地位的支撐點，戰略性慈善捐贈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從每年度官方公布的“中國慈善排行榜”來看，中國在2006―2013年企業和企業家每年的慈善捐贈金額呈上升趨勢，如表1。
企業慈善捐贈與組織績效關系的研究已經有不短的時間，但綜合目前理論界的研究來看，還存在著許多不足，大量的研究是基于定性的基礎來分析企業的社會公益行為對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缺乏定量研究；在定量研究過程中大多數學者往往針對某一類特殊事件（如自然災害）所引發的企業社會公益活動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展開研究；選取數據的范圍一般較窄，往往是某一年的數據，而企業慈善捐贈所帶來的品牌、聲譽等無形價值的提升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由此帶來的企業組織績效的提升也必然是一個持續累積的過程，研究數據范圍過窄難以突出社會公益營銷的持續性作用。本文選取2009―2013年的面板數據建立固定效應回歸模型，并逐次回歸，旨在探討企業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跨期影響與持續性作用。
二、理論闡釋和假設提出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慈善行為理論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現為策略性企業慈善行為（Strategic Corporate Philanthropy）理論與方法論體系的建立，Wood （1990）認為策略性企業慈善行為是一種“蓄意將企業捐贈與企業經濟目標聯系起來而進行的努力”；Logsdon，Reiner and Burke （1990）將策略性企業慈善行為定義為“既有利于企業商業利益又服務于特定組織或個人的慈善行為”。以上觀點均強調了企業的慈善捐贈有利于企業業績的提升。此后，其他學者如Roger Martin（2002）紛紛關注策略性企業慈善行為，并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界定和分析，逐步形成了兩個分支，一是公益型市場營銷（Cause related Marketing），菲利普?科特勒于2005年在《企業社會責任：通過公益事業拓展更多的商業機會》一書中完整地提出“公益型市場營銷”的慈善行為理論，認為慈善行為、市場營銷、公共關系可以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功的公益事業關聯型營銷活動能夠幫助企業吸引新客戶、影響利基市場增加產品銷售額、強化積極的品牌認同。二是競爭環境導向型慈善行為（Context Focused philanthropy），也稱戰略性企業慈善行為。其代表Michael E.Porter（1999）認為企業慈善捐贈能夠改變企業的競爭環境，從而為企業帶來巨大的回報。Campbell（1999）也研究了戰略性慈善行為，認為戰略性慈善行為可以提高企業的市場地位，改變消費者對企業的態度，對企業的銷售額有潛在的積極影響。
與本文相關的文獻主要集中于企業慈善捐贈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Waddock（1987）通過統計分析得出，企業慈善捐贈能夠有效促進組織績效的提高。張建同、朱立龍（2007）進一步將作用期限分為長期和短期，從長期來看，社會責任與組織績效是正相關的。但是兩者在短期內有可能是負相關的。田利華、陳曉東（2007）對企業如何選擇最優化的慈善捐贈行為作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企業慈善捐贈行為選擇的相關路徑。辛杰（2014）通過對587位企業家的問卷調查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企業家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價值創造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的結論。李敬強（2010）通過對汶川地震中上市企業的捐贈行為的研究發現企業捐贈行為對市場的影響除了與捐贈金額正相關外，還與捐贈時間顯著負相關。田雪瑩、葉明海（2010）等運用結構方程建模方法，對長三角地區2004―2006年間有過捐贈的290家企業的數據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與檢驗，結果表明慈善捐贈行為特征對企業競爭優勢的獲取具有促進作用。汪鳳桂、歐曉明（2011）以我國345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面板數據為樣本，從企業管理的角度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捐贈支出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表明社會捐贈能提升企業財務績效，且這種潛在的收益有一定的連續性和滯后性，但是滯后效果僅為一年。
目前，學者們已從不同的角度并采用不同方法對企業慈善捐贈與企業績效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形成了多種策略性慈善行為理論，這些理論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和解決企業慈善行為問題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總體看來，國內外學者多是從企業慈善捐贈的目的以及對組織績效產生的結果方面進行研究，而非繼續深入探究企業慈善捐贈如何影響組織績效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特點，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企業慈善捐贈與組織績效正相關。
H2：企業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影響具有跨期效應。
H3：企業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正向跨期效應逐漸減弱。
三、模型設定與變量定義
為了有效地考察慈善捐贈對企業組織績效的跨期影響，本文建立固定效應模型，以下為所構建的模型：
模型1：ROEi，t=β0+β1Doni，t-n+β2logAsseti，t+β3Tdebti，t
+β4Top1to5i，t+β5Soei，t+εi，t
模型2：EPSi，t=β0+β1Doni，t-n+β2logAsseti，t+β3Tdebti，t
+β4Top1to5i，t+β5Soei，t+εi，t
在眾多學者的研究中，往往大家都傾向于用凈資產收益率（ROE）、每股收益（EPS）、主營業務增長率（MBG）等來表現一個企業的組織績效，本文同時采用凈資產收益率（ROE）、每股收益（EPS）兩個財務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代表企業的組織績效，防止出現單一指標說服力不強的問題。解釋變量采用每個企業在公司年度報告中披露的對外捐贈總額（Don）來表示?？刂谱兞浚簽榱丝刂乒酒渌笜藢ζ髽I組織績效的影響，本文選用企業總資產（Asset）、資產負債率（Tdebt）、股權集中度（Top1to5）、企業性質（Soe）四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在數據處理過程中凈資產收益率和資產負債率取值為對應的百分率的分子，慈善捐贈總額和總資產分別進行取對數處理，股權集中度用前五大股東的占股之和表示，也取其對應的百分率的分子，企業性質作為虛擬變量，當企業為國有企業時取值為1，其他為0，以第一大股東的性質區分是否為國有企業。
如模型1和2所示，當n=0時，模型1、2分別代表當期企業慈善捐贈對凈資產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的影響；當n=1時分別代表滯后一期對凈資產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的影響；當n=2時分別代表滯后二期對凈資產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的影響，依次類推，εi，t為此模型的隨機干擾項。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收集了2009―2013年上交所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所有的數據都來自中國證監會指定的信息網站――巨潮資訊網?？倶颖?57家公司，剔除ST、*ST公司和數據不健全的公司，從中抽取得到238家連續五年都公布了慈善捐贈數據的企業，之所以選擇2009―2013年的企業，主要考慮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2008年是金融危機對全世界影響最大的一年，企業的財務績效也會出現相當程度的波動，因此會很難判斷企業捐贈對于該年企業績效的影響；第二，2008年發生汶川地震導致該年份慈善捐贈水平異常突出，極端數據的出現必然影響判斷的真實性；第三，目前國內企業的慈善捐贈以2008年為分界點，2008年之前企業的慈善捐贈力度較弱，參與慈善捐贈的企業數較少，連續幾年都參與捐贈的企業數就更少，2008年之后國內企業掀起了慈善捐贈的熱潮，無論從捐贈數額還是參與捐贈的企業數來看都很多，便于展開實證研究。本文所選用的數據皆來自上市公司公布的年報，進行手工摘錄，然后針對所需要的數據進行處理。表2是對原始數據進行處理后計量模型所需要的數據的描述性統計。
（二）結果分析
根據前面構建的計量模型，分別用凈資產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作為被解釋變量對解釋變量本期慈善捐贈值和其他控制變量進行回歸估計，同時為分析企業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跨期影響分別以滯后期2―4年進行模擬回歸分析，由于第T+3和第T+4期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所以第T+4期沒有顯示到所統計的表格中，但為方便進行比較第T+3期依然列到了統計表中，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模型1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T期慈善捐贈對于當期的企業組織凈資產收益率（ROE）產生正向促進作用，t值為2.705，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慈善捐贈對當期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ROE）產生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T+1期慈善捐贈對滯后一期的凈資產收益率（ROE）同樣產生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彈性系數為1.906，相對第T期稍有下降，T+2期慈善捐贈對滯后三期的凈資產收益率（ROE）僅僅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且彈性系數相對于前兩期有較大幅度的下降，T+3期彈性系數進一步下降并且沒有通過任何程度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企業投入的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影響具有持續性效應，但持續時間有限。
從模型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T期慈善捐贈對于當期企業的每股收益（EPS）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同樣T+1期的慈善捐贈對滯后一期的每股收益（EPS）產生正向促進作用，二者都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T+2期慈善捐贈對每股收益（EPS）雖然也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但其彈性系數遠遠小于前兩期，T+3期彈性系數進一步下降并且沒有通過任何程度的顯著性檢驗，與模型1得到同樣的結果，進一步證明所選擇模型和變量的準確程度。本文中模型1與模型2相比較其慈善捐贈對被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存在較大的差異，主要是變量選取所造成的，由于每股收益（EPS）一般小于1，而相應的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雖然經過了處理但依然遠遠大于被解釋變量，所以在模型2的回歸中每股收益取值都進行了同等倍數的擴大處理。
如表4所示，以表3依次回歸分析中慈善捐贈相對于企業組織績效的彈性系數作為企業慈善捐贈對于企業組織績效的影響強度，分別計算滯后一期至滯后三期彈性系數相對于當期的弱化比例。由表4可以看出，慈善捐贈分別對以凈資產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為指標的組織績效的彈性系數依次減小，累積弱化比例依次增大，說明企業當期的慈善捐贈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后續的企業組織績效依然產生正向促進作用，但此正向跨期效應逐年減弱。
五、研究結論及建議
綜合回歸結果來看，證實了企業投入的慈善捐贈對于企業的發展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且這個促進作用具有持續性效應，但慈善投入對于企業組織績效的這種影響具有時效性，且一般慈善投入對于當期和滯后一期影響最大，影響效應從第三年開始已經產生下滑。在未來的企業競爭中戰略性慈善捐贈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競爭領域。本文通過實證檢驗證實了慈善捐贈對于企業發展的重要性，同時證明了慈善捐贈的持續性效應。為確保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當前企業應盡快擺脫被動捐贈、盲目捐贈、只針對特殊事件（災害）的間斷性捐贈，把持續性慈善捐贈作為一種長期的戰略營銷模式，當企業在某些年份出現財務狀況或企業經營不景氣的狀態下，企業可以根據得失判斷適當停止慈善捐贈的支出，但中止捐贈的持續時間要控制在慈善捐贈對組織績效的跨期影響間隔之內。筆者將在未來的研究中放寬研究范圍，針對捐贈方式、捐贈規模展開進一步的理論研究，以期進一步完善戰略性慈善行為理論，為企業的發展提供進一步的理論支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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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贈范文5
［關鍵詞］企業慈善；策略捐贈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22-0144-02
近年來,我國以及世界上諸多國家頻頻發生重大自然災害,對救援資金構成巨大需求。企業慈善行為日益成為人們普遍關注及熱議的問題，特別是在“5•12”四川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樹地震之后。而社會責任的履行也是公司治理的焦點之一。本文認為,從一個企業的長期發展來看,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進行慈善活動的同時,也要能夠維持自身發展。事實上,企業慈善與企業的長效發展并不矛盾。米爾頓•弗里德曼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便是增加利潤同時為社會帶來更多的福利。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邁克•波特在分析企業慈善的行為時運用其競爭優勢理論,便奠定了戰略型企業慈善行為理論的基礎。企業是社會組成中的重要部分,企業的生存發展必須與周圍環境形成良性互動。通過參與慈善,企業能夠積累道德資本；同時,改善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來間接提升企業績效,精心設計的戰略性慈善捐贈可以改善經營環境,直接提升企業經濟效益。
近年來的諸多研究發現,企業進行慈善活動確實是一種戰略行為。在國內,基于我國國情進行的相關研究也頗多。劉春輝,樊蓉(2008)通過闡述發展慈善的意義及現實條件,提出許多發展措施；但并未結合有力的數據進行論證。廖建軍(2010)、周慶行等(2007)主要從相關理論出發,分析我國企業慈善方面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企業慈善持續發展的建議。但是二者在原因分析及相關建議上并不具體。最后,宋林等(2010)根據汶川地震后我國的136家上市公司為樣本作實證研究發現,政府控股企業并不適用于Godfrey提出“慈善捐贈只有被看做企業社會責任的真實表達時才可以提高企業價值”；文章僅僅論證了我國政府控股的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時不能有效提高企業價值,但是對于其他企業在價值提升的量以及時間上并未說明。
本文主要是通過根據我國企業慈善現狀以及存在的不足,提出我國企業慈善應轉向策略捐贈促使我國企業慈善事業的長效發展。
1 我國企業慈善事業的現狀及不足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慈善事業不斷成長,企業慈善事業也逐漸壯大。但是相較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我國企業的慈善參與度還遠遠不夠。
首先,企業捐贈的整體水平及規模相較于發達國家較低。以2009年數據為例,從年度慈善捐贈總額看,2009年中國慈善捐贈達到509億元,占當年30多萬億元GDP的0.17%,占中國財政收入6800億元的比例,不到5%。而美國2008年的捐款3000億美元,占當年14萬億美元GDP的2%左右,占美國財政收入3萬億美元的10%。而在捐贈總數中,企業捐贈成為慈善的主要部分。由此,我國企業捐贈的整體水平遠低于發達國家。
其次,企業參與慈善具有隨意性,未制度化及戰略化。諸多企業參與慈善僅處于企業家及相關管理者本人的行善行為等參與捐贈,很少企業能夠從系統上科學規劃企業慈善活動。從企業參與慈善的出發點來看,僅僅在于道德層面,并未將企業慈善作為其長期的社會責任履行。同時,在參與慈善的過程中,我國企業具有隨意性,多無長期的慈善規劃以及戰略性捐贈策略。企業在捐贈中沒有明確的目的、計劃，更沒有將其制度化。如在玉樹大地震中,王老吉一次性捐出1億元人民幣。這樣的捐贈行為確實受到社會矚目,但是對于企業本身,現金流一次性大量流出,給企業本身帶來較大的經營風險。而在西方國家的很多企業將履行其社會責任長期化,系統完整的規劃,并將企業慈善行為看做企業的一項戰略行為。
再次,企業捐贈體制不完善。慈善事業的發展不僅需要企業本身意識的加強,也需要提供較為完善的體制安排進行支持。在許多西方國家,政府對各捐贈主體的慈善活動給予免稅待遇。
但是按照我國現行稅法規定,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用于公益、救濟性的捐贈,在年度納稅所得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免除；個人向慈善公益組織的捐贈,沒有超過應納稅額30%的部分,可以免除。針對個人來看,捐贈額度越多納稅減免程度越低,這樣變相打擊個體企業的慈善積極性。此外,企業或者個人申請退稅手續繁多,我國慈善業的運作透明度不足,公信力不高,這也影響了企業和個人的捐贈積極性。
最后,專為企業進行慈善活動的中介機構較少,制約著企業參與慈善。由于慈善中介機構的缺乏且其中一些慈善機構公信力和透明度的不足,使得企業在進行慈善活動中面臨諸多的信息不對稱,同時增加許多的捐贈成本。從企業經營的角度考慮,若把履行社會責任看做企業的一項成本,那么在進行捐贈的過程中,將產生雙重的成本。
2 企業策略性捐贈的實質及現實條件
(1)企業策略性捐贈的實質。從本質上來看,策略性捐贈是企業的支出能同時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并最終保證企業長期持續的利潤最大化的慈善捐贈。從傳統意義上來看,企業的捐贈行為是純粹的“道義支出”,屬于履行社會責任的成本。事實上,慈善捐贈應該看做企業的投資方式之一。企業通過資金、實物、技術以及勞務等形式直接捐贈,但是同樣會獲得間接的收益。其收益主要表現在：與公共關系的改善,從而減少公司的公關成本；提升企業形象,吸引更多的忠實客戶增加產品需求；提升員工的歸屬感、責任感,完善企業文化等。四大地產龍頭的萬科集團,在汶川地震當天的捐贈額為人民幣200萬元。而與萬科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中國涼茶飲料品牌――王老吉。在汶川地震中,王老吉向災區捐款1億元,成為國內單筆捐贈最高企業。相比之下,萬科在群眾心中黯然失色。隨之而來的捐贈效果：萬科銷量迅速降低,從5月5日到5月20日,萬科股價也大跌12%。但是對于王老吉,國人由對可口可樂消費轉向王老吉,其品牌形象提升,銷量更是不斷增加。
(2)企業策略捐贈的現實條件。從企業策略捐贈的實質可以看出,實現策略捐贈需要企業、政府以及慈善組織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由此,策略捐贈的現實條件主要從以下方面考慮。
首先,逐漸成熟的慈善理念。目前諸多企業的慈善理念逐漸走向成熟,將純“利他主義”地履行社會責任走向“雙贏”的策略式慈善。
其次,體制及管理條件。從企業本身來看,隨著社會責任逐漸成為現代公司治理的焦點,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時應該將其納入企業財務規劃以及財務績效測評中。針對策略捐贈的管理,企業將其納入財務管理范疇,在不增加實際成本的同時更利于捐贈績效測評并使得長期捐贈成本降低,使得企業慈善長期化。
再次,具有良好的捐贈基礎。我國經濟處于高速發展時期,處于成長型的企業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人力資本與技術支持,這為企業慈善的開展提供了基礎。
最后,社會輿論條件。隨著企業慈善逐漸成為的焦點,企業的慈善行為將受到社會的積極評價,從而提升企業形象。
3 企業策略捐贈的實現路徑及意義
(1)基于企業的財務績效與企業能力的度量來決定策略投資的額度。Useem研究慈善捐贈的市場驅動因素時,認為企業凈收入作為傳統衡量企業是否成功的指標,也是潛在影響企業慈善支出的最重要的市場因素,收入越多的企業捐贈也越多。企業策略性捐贈必須是作為從企業經營角度來看的理性投資,企業的捐贈額度必須與企業能力相匹配。
(2)企業應劃分各社會責任優先級,按照優先級別提取回報。將策略性捐贈作為相應社會責任層次上,使得企業在履行責任時按比例量化。在企業內部,定期提取一定的資金形成定向基金,這樣便使得企業慈善實現規范化、長期化以及制度化。
(3)企業加強慈善項目的后期監督管理,并跟蹤績效核算。企業在進行捐贈項目時,應該及時對項目的進展情況,資金使用以及隱形回報作出相應的核算。只有加強慈善活動的管理,才能使企業策略捐贈中減少捐贈成本的同時使得“投資”長期化具有連續性,從而在長期對企業產生積極的影響。
策略式的慈善事業既注重了企業社會責任實現又兼顧企業的財務績效,實現社會和企業“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策略捐贈并不是一味的自利主義,也非純粹的利他行為；而是一種有計劃有良好動機的投資行為、行善行為。在減少企業捐贈成本,資金管理成本的同時獲得積極的社會環境效益，為社會帶來福利。
4 相關政策建議
首先,政府應該轉變政府職能,在積極倡導慈善事業的同時,更應為企業慈善事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稅收及法律環境。政府首先要明確企業所具有的社會責任,并賦予法律效力。
其次,加強慈善組織的管理,提升公信力。為了更好地服務捐贈主體,促進慈善事業的發展,必須建立具有內部競爭機制的慈善組織平臺,減少捐款主體的捐贈成本,慈善項目管理成本,推動企業慈善的長期化以及戰略化發展。
最后,政府應該加強引導群眾的社會責任意識,倡導企業慈善活動,形成良好的輿論傾向。
參考文獻:
慈善捐贈范文6
關鍵詞：企業 慈善捐贈 企業價值
一、引言
近十年來，我國發生多起特大災難事件，如2003年的SARS事件、2010年青海發生里氏7級以上的地震，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每一次大的災難事件發生后，都引發國內捐贈熱潮。然而我們清楚的看到企業想通過捐贈達到預期目標：提高企業聲望、提升產品認知度、培養顧客和員工的忠誠度等，營造企業有利的制度環境和商業競爭環境，以改善經營業績和提升企業的價值，實現企業更長遠的發展。可以預見，在未來，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必將納入企業管理之中，成為企業戰略的一個重要部分。
二、我國企業慈善捐贈的現狀
在我國特殊環境背景下，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企業慈善捐贈水平較低。盡管如此，但在一方面仍有不同程的變化。
（一）企業成為捐贈主體
從近年的捐贈主體來看，企業捐贈成為主要力量。2011年，各類企業的捐贈485.75億元，貢獻約57.5%的捐贈。其中國有企業捐贈約115.63億元，占企業捐贈總量的23.8%，民營企業捐贈281.20億元，占57.9%；港澳臺資企業捐贈30.26億元，占6.23%；外資、合資企業捐贈58.65億元，占12.07%；其次來自境內外個人捐贈約267.20億元，占31.6%。按捐贈人的職業特征來看，企業經營者或所有者的捐贈最多，約239.02億元，占個人捐贈總額的89.5%；其他捐贈主體，如政府、社會組織、人民團體和事業單位等捐贈主體占比均低于5%。
（二）企業慈善捐贈的表現形式越來越多元化
企業進行慈善活動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的在社會上進行公益基礎建設，如有的專門在社區建立運動場；有的直接將產品免費送給受贈對象，如：我國的家電企業長虹，直接將彩電送給邊遠山區；有的企業會定期向受贈者發放生活費；有的則在每次國內出重大災情時直捐贈巨額現金等；據統計，捐贈形式最多的是現金，其次是非本公司產品，然后是本公司產品，最后是提供人力服務。同時捐贈所涵領域也十分多，包括扶貧、醫療、生態環境、救災領域等領域，大體上可分為提供公共援助和推進社會發展兩大類。
（三）企業慈善捐贈數量和金額雙增長
我國的企業參與慈善捐贈是伴隨我國的經濟增長不斷增長，在我國工商局注冊的企業有上千萬家，這些企業伴隨著國內慈善觀念及各種組織的對慈善事業的宣傳，紛紛開始扮演起“企業公民”角色，自愿履行起社會責任，由其是在我國出現重在災難事故時，涌現出一波又一波的捐贈潮。另外，大額捐贈頻現，成常態，例如：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捐贈7.34億元、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捐贈6.99億元、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捐贈4.62億元、廣東珠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捐贈3億元等。
三、企業慈善捐贈對企業價值的影響
（一）提升企業品牌，提高企業績效
企業通過對外慈善捐贈，可以幫助企業樹立良好的形象，從而形成一種無形的資源或資本。這種資源對企業來說是一種重要的競爭力，企業的捐贈形成的社會效應無形之中就會起到宣傳企業的作用，從而加速產品在市場上的流通；這種力量還會傳導在企業的產品身上，產生強大的品牌聯想與認同。將企業的慈善捐贈納入到企業品牌戰略管理之中，根據企業文化建設和品牌的發展規劃，制訂特定整合營銷方案，拿出獨到營銷利器，可實現企業產品搭載企業慈善捐贈走向市場、獲得公眾認可與贊譽的飛越。
（二）捐贈是企業降低成本法寶
企業的慈善捐贈可以獲得很多資本，其中，對企業價值相對重要的資本主要包括：道德資本、結構資本、人力資本、貨幣資本。這些資本能形成合力，且這種合力大小與企業捐贈的水平有關，進而對企業價值產生關鍵性作用。例如：企業利用慈善捐贈獲得消費者的認可與培養顧客的忠誠，可以少在電視等媒介上做廣告等，降低營銷成本；獲得供應商、經銷商的信任，實現應收帳款的快速回收、減少壞帳損失，加速資金周轉從而來企業財務業績與企業價值整體提升。
（三）捐贈可為企業獲得市場，提高銷售額
“只有付出，沒有回報”這種傳統慈善觀是阻礙今天企業建立現代企業慈善觀的絆腳石，讓很多企業未樹立起長遠的公益觀。大量研究表明，企業的捐贈影響力具有擴大企業市場邊界，提高產品市場銷售量，沖擊其它同類品牌、增強品牌市場區隔，消費者更愿意買它們的產品。譬如，王老吉涼茶在其包裝上曾記載著：向四川地震災區捐款1 億元。結果從這次活動開始，全國都掀起了一股喝涼茶的熱風。大家都知這句廣告語：“要捐就捐一個億，要喝就喝王老吉”，它換來的是全國各地的經銷商爭先恐后的采購熱及市場的消費熱。
（四）實現節稅是引發企業慈善捐贈重要動力
我國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 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12% 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從而可為企業帶來節稅上的財務收益。政府若想用經濟激勵方式鼓勵企業參與公益捐贈，其重要途徑就是改革稅度或征稅辦法，這可消除企業在捐贈前后擔心捐贈能否給企業節稅（化解這一矛盾）的擔憂，從而成為企業愿意捐贈的一種動力。
總體而言，從企業戰略發展的角度看，企業在理性思考后選擇性的、有策略的進行捐贈是能提升企業價值的。當然，無計劃盲目的行善也會成為企業的負擔。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2011年度中國慈善捐贈情況分析報告[N].2012-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