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神農故里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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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農故里范文1

隨州市,位于湖北省北部,地處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交匯地帶,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炎帝神農故里、編鐘古樂之鄉、中國專用汽車之都。全市總人口258萬,國土面積9636平方公里,轄曾都區、廣水市、隨縣、隨州經濟開發區和大洪山風景名勝區。隨州山川秀美,歷史悠久,旅游資源豐富多彩。隨州還是中南地區最大的食用菌集散地和出口基地,被譽為中國花菇之鄉、中國古銀杏之鄉、中國蕙蘭之鄉。

二、隨州市生態文化旅游SWOT分析

(一)優勢和機遇

旅游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隨州有奇山異景,有千古編鐘,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得益彰,是發展生態文化旅游得天獨厚的條件。

生態資源豐富。隨州山清水秀,生態富集。境內有四大名山(大洪山、桐柏山、中華山、大貴山),兩大秀水(徐家河、封江),隨南地區森林覆蓋率達70%。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大洪山,九億年火山玉龍溫泉和千年銀杏畫廊享譽華中,中華山國家森林公園和被稱為“天下七十二福地”的“第四十一福地”桐柏山風景如畫。全市700多座水庫,其中徐家河水庫作為全國十大水庫之一,被列為省級風景名勝區。另外,在隨州北部有淮河之源西游記漂流,桐柏山太白頂風景區;在隨州東部有廣水三潭風景區,武勝關黑龍潭等。

物質文化資源獨一無二。1978年,隨州城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編鐘,是我國迄今出土數量最多、音律最全的整套編鐘,距今有2400多年的歷史。炎帝神農傳說、炎帝神農祭典、花鼓戲,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洪山打鑼鼓被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隨州有新五師司令部紀念館、江漢公學舊址等重要革命遺址。

四通八達,交通便捷。隨州區位優越,交通便捷,凸現了強勁的發展優勢。京廣線、西寧線、漢丹線三條鐵路,107、312、316三條國道,京珠、漢十、隨岳和麻竹四條高速公路在隨州縱橫交錯,穿境而過。從隨州東距上海,西至成都,南達廣州,北到北京,都在1000公里的半徑之內;從隨州到武漢天河機場約110公里。

隨州旅游業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國家大力發展旅游業為發展隨州旅游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特別是國家小長假、休息日、大長假的確定,為隨州旅游帶來了豐富的客流資源。省委省政府適時提出了“構建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戰略構想,為發展隨州提供戰略機遇。一些民間資本也看中了旅游行業,通過招商引資發展旅游業成為一種較好選擇。

(二)問題與挑戰

隨州旅游開發本身存在的不足。隨州是2000年成立的地級市,經濟發展水平低,所轄縣市區較少,只有一區一市一縣。因起步較晚,知名度相對其它地市州較低。①旅游宣傳不夠,外地人到湖北后,知道有武當山、木蘭山,可能不知道還有隨州,有大洪山。②景區景點包裝不夠,景區內附屬設施不全,項目單一,“可玩性”不夠。曾有游客調侃隨州旅游景點說,隨州的很多景點是“白天觀山景,夜間看屋頂”。③隨州旅游資源人才也相對缺乏,作為內陸城市,因經濟收入低,現有旅游高端人才難以落戶隨州,更不用說旅游策劃專家或營銷人才。

隨州旅游發展相對周邊地區受到較大的威脅。隨州周邊地區旅游業發展投入相對較大,基礎設施相對完善,如周邊大洪山景區的鐘祥、京山,如京山漂流,其為共有資源,但隨州投資少,處于被動局面。周邊的襄陽諸葛亮故里,十堰的武當山和神農架林區,恩施大峽谷等地區發展快速,會帶走隨州的部分客源。

三、隨州市生態文化旅游發展模式構想

當前,正是加快發展旅游業的黃金時期。隨州發展旅游業的優勢在文化、潛力在文化,必須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把旅游產業培育成隨州的主導產業和接續產業,實現旅游經濟強市建設目標。

(一)生態景觀觀光型

隨州大洪山素有“楚北天空第一峰”的美譽,集輝煌寺廟、奇山怪石、地質(溶洞)、泉水瀑布、高山河湖于一體,其中以大慈恩寺和洪山禪寺為代表的佛教文化更是源遠流長。作為游客參加此類生態旅游活動,不僅可觀賞到壯美的自然景觀,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還可以在觀賞過程中了解景觀中所蘊含著深刻的自然生態及人文特性,接受環保教育熏陶,突出生態旅游的教育意義。

(二)生態休閑養生型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身體健康越來越重視,回歸自然,度假養生已成為共識。西游記公園女兒國溫泉為火山溫泉,73個造型精致的泡池星羅棋布,大洪山玉龍溫泉歡樂谷、曾都區洛陽鎮千年銀杏谷景區、桃源湖度假村和廣水市武勝關鎮“美麗鄉村”桃源村,這些區域都是開展養生度假游的理想場所。

炎帝神農故里范文2

關鍵詞:朱襄氏;瑟;柘城

中圖分類號:K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4)11-0127-04

朱襄氏是上古時期的重要部族和部族首領,在早期文獻中雖有記載,但并未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我于21世紀初在柘城考察后完成并發表了相關的論文,我認為“朱襄氏與神農氏為有血親關系的部族”,“朱襄氏應該是炎帝系統中有影響的先帝之一”,河南柘城為朱襄氏的活動故地。雖然十余年過去了,我的觀點并沒有改變,而且我認為有必要對朱襄氏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這也是我“再論朱襄氏”的主要學術目的。

一、上古帝系是華夏早期文明標志符號的歷史記憶

以朱襄氏為代表的上古帝系,在周漢之際已經形成?!肚f子?篋》:“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死而不相往來?!币陨纤洠巧瞎诺巯档淖钤绨姹局?。在這里,伏羲寫作伏犧,伏羲與神農,他們與其他古帝并列,并沒有形成特殊的地位。在該文獻中,沒有朱襄氏,以及葛天氏的記載,但《呂氏春秋》在“古樂”篇中,不但有“古朱襄氏”,也有“葛天氏之樂”,以及“陶唐氏”,反映至少在戰國文獻中,上古古帝為代表的古老部族是客觀存在的。

《漢書?古今人表》則將上古帝系系統化,將“太昊帝”與“炎帝”“黃帝”并列為“上上圣人”,而列出女媧氏、共工氏、容成氏、大廷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廬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亡懷氏、東扈氏、帝鴻氏共19位古帝,應該說這一古帝譜系,在早晚文獻中,應該是最全面的?!妒酚洝穬H從“五帝”開始寫起,唐代司馬貞的《史記?補三皇本紀》,以及稍早的《金鏤子》,均采用了大致相同的帝系排序,只是有的帝名,稍有不同,如“栗陸氏”寫成“票陸氏”,“赫胥氏”寫成“赫蘇氏”,“尊盧氏”寫成“宗盧氏”等,但“朱襄氏”,在歷代文獻中,沒有其他的寫法,反映文獻對朱襄氏認知的一致性。

關于上古帝系,除了《莊子》《漢書》等有記載外,《金鏤子》《初學記》《路史》《通志》《皇王大紀》《冊府元龜》《繹史》《十三經注疏》《古微書》《稗編》《歷代建元考》《萬姓通譜》等均有類似記載,有的并言明,這些上古帝系共15代,而大多數文獻則將“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依次排列,放在10代以后。朱襄氏,以發明瑟而著稱;葛天氏,以發明“葛天氏之樂”而聞名,兩者都屬于上層建筑精神層面的內容,為禮樂文化的早期源頭。但有巢氏,其貢獻則屬于人類最基本的生活層面,所謂“構木為巢”,人類最早的人工棲息場所的發明者?!锻ㄖ尽肪矶唬瑒t在“三皇世譜”中,將有巢氏,放在“燧人氏”之前,即在古帝之首,以“教民巢居”而名列前茅。

有關上古帝系的真實含義,仍有待進一步的考證與研究,還應結合考古發現,來印證人類童年漫長歷史中的標志性的發現和創造。上古帝系,是華夏歷史文明的源頭,是人類東方(東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的源頭,其真實含義,仍有待探究。宏觀而論,人類文化多中心的起源,其發展的階段,有驚人的相似性,這與人們面臨的問題和所受到的挑戰的一致性,有很大關聯。上古帝系實際上正是華夏歷史文明早期發展標志型符號的歷史記憶,也是這種歷史記憶的真實反映。

二、朱襄氏與葛天氏:中國禮樂文化中樂文化的源頭

精神文明的最早貢獻者朱襄氏與葛天氏同為上古古帝,他們的事跡,亦共同見于《呂氏春秋?古樂》篇:“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逐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朱襄氏的貢獻,主要在樂,葛天氏的貢獻主要在舞,兩者有機組合成最早的樂舞。

朱襄氏的貢獻在于“樂”,不是樂曲而是樂器。這個樂器就是“瑟”?!扒?、瑟是周代早期典籍中提到的僅有的兩種弦樂器,也許可以說,它們是中華民族最早的弦樂器?!雹僦煜迨喜孔逯邪l明瑟者,名字叫“士達”。不但《呂氏春秋》有記載,后世文獻也多認同?!稑窌肪砦迨?,“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故使士達制為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廣博物志》卷三十四,“朱襄氏立,于是多風,群陰曷,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蔬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乃令士達作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命曰來陰?!彪m然有士達作“五弦之瑟”,但歷史上樂器瑟的發明,還是歸之于朱襄氏,《樂書》便有“五弦之琴始于朱襄氏”的說法,《樂圃余稿》則將“朱襄氏之瑟”與“陰康氏之舞”等并列,反映了朱襄作瑟在上古文明中的標志意義。因此,“我國問世的第一瑟,乃是(朱襄氏部族)士達所造的五弦瑟了”②。

朱襄氏作瑟,也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呂氏春秋》以為當時“多風而陽氣畜積”,作瑟的目的為“以來陰氣,以定群生”?!稑窌肪砹爸煜迨现畷r,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為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然后四時和,萬物成,而天下治也?!薄拔逑抑钡陌l明,與當時的“陰陽失調”而導致陽氣旺盛,即天旱干燥,民不聊生,極大地影響族群的生存與發展有關,以“五弦之瑟”的發明使用等一系列措施,見了成效,于是陰陽平衡,風調雨順,達到了“四時和”、“萬物成”與“天下治”的目的。而這種“五弦之瑟”,也被后世文獻如《說略》《廣博物志》等“令曰來陰”,“五弦之瑟”又稱之為“來陰瑟”。所以,瑟的發明,從一開始便有極強的現實功能?!稑窌范啻握劦焦湃藢ι恼J識,如“瑟有君臣之節,臣子之義,然后四時和,萬物生,由一器生,由一器推之,如此則備成之樂,是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其勢然也”(卷十七)。瑟,作為中國最早的最具特色的弦樂器,則被賦予了極高社會屬性,可見禮樂從最初便具有至高的文化與政治意義?!肮湃苏撋?,常謂君父有節,臣子有義,四時和萬物生。則君父有節,臣子有義,所以樂人道也。四時和,萬物生,所以樂天地之道也。三才之道,而瑟具焉”(卷一百二十)。所謂三才,即天、地、人,瑟與天地人的和諧平衡,有機地結合在一塊。瑟“堪與素有‘中國樂器之王’的古琴并列媲美,‘琴瑟和鳴’之說,早已是‘古已有之,于今為烈’的不爭事實。如果說古琴是‘中國樂器之王’的話,那么瑟,則是‘中國樂器之后’了”③。瑟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地位,從其發明之始便已具備。朱襄氏,這一古老的部族,也因此而成為中國禮樂文化中樂文化的源頭,成為精神文明的開創者和最早貢獻者。

朱襄氏還是“六書”的發明者?!傲鶗笔侵袊淖值脑熳址椒ǎ坠俏牡淖掷?,也確證了這種造字方法,在當時已有較多使用,但并不能將這六種方法全部印證。也就是說殷商時代已局部地應用了這其中基本的造字方法,反映了“六書”的方法,可以早到更古老的時代,甚至可能為華夏早期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三,“伏羲命朱襄氏造六書”?!秲吧酵饧肪砣胺嗣煜迨显炝鶗?。”這種說法在明代十分流行。《書史會要》卷一,“三皇”篇有“太昊伏羲氏,風姓,以木德王,龍馬負圖出于河,帝則之,以畫八卦,而文字生焉,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以代結繩之政也,有龍瑞以龍紀官,乃命飛龍朱襄氏造六書。六書,八卦之變也。卦以六位而成書,以六文而顯六書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于是始有龍書”。因此,朱襄氏造六書的說法,其發生的時間比黃帝史官倉頡造字,還要早許多時間。除前述文獻中提到“飛龍朱襄氏”外,《六藝綱目》《六藝之一錄》等,均有類似的說法,有的以為飛龍為朱襄氏之臣屬,實際上依伏羲以龍命官的說法,“飛龍”只是一個職官,朱襄氏擔任過“飛龍”這一職務,并在這個職位上奉伏羲之命而完成了漢字六書的創造。因此,朱襄氏作為中國文化早期踐行者,以“作瑟”與“造六書”而名垂史冊。

三、朱襄氏作為上古重要的部族與部族首領

其部族存續的時間歷經伏羲時代與炎帝時代朱襄氏,在后世文獻中完全擬人化,作為個人,其歸屬于那個時代,也即為三皇中何人之臣,在文獻中是有爭議的。

自漢代經學家高誘為《呂氏春秋》作注,便強調“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玉?!贰秲愿敗贰秲x禮經傳通解》《禮書綱目》等,均有相同的記載。《黃氏日抄》《太平御覽》,則直接標注為“炎帝別號”,這也是《辭源》所述朱襄氏為“炎帝的別號”的文獻依據。但是,歷代文獻對炎帝的譜系,也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冻鯇W記》卷九,炎帝神農氏“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秲愿敗肪硪?,“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本起烈山氏,或稱之,一號魁隗氏,納奔水氏女,曰聽談,生帝臨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這里明確“炎帝時代”為530年,其中知名的古族族首領有8個,神農氏、烈山氏,列入其中。有的文獻,如《讀禮志疑》卷四,“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也就是漢代的另一位經學家鄭玄,也以為原屬于“古帝”的大庭氏,為“神農之別號”。神農與炎帝,還是有區別的。炎帝,與黃帝、大昊,為專有的稱謂,猶如后世的皇帝一樣。炎帝是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可能長達530年。在這個歷史階段,有先后襲炎帝之號者,如神農氏、烈山氏、朱襄氏、大庭氏。只是因為炎帝神農氏太為著名,所以后世將炎帝與神農等同,這是太庭氏為“神農之別號”的由來。

但是,在文獻中朱襄氏又與伏羲有著非常親密的聯系?!妒酚浰麟[》引《帝王世紀》云,“大庭已下一十五代君,皆襲庖之號”。《初學記》也有“皆襲庖之號”的說法。《路史》謂之“皆襲包羲之制”,《稗編》則謂“皆襲伏羲之號”,《讀禮志疑》則稱“皆襲伏羲之號”,《州四部編》則稱之為“世襲庖號”。其中伏羲雖有多種寫法,但明顯講的就是伏羲,而不是“太昊”。除了“襲……號”之稱外,《通志》則為“皆臣于伏羲”,《繹史》《歷代建元考》則稱之為“伏羲之臣”,而《全史日至源流》卷首下,則將古帝分除中央氏、尊盧氏、有巢氏、無懷氏外,包括朱襄氏在內的古帝,均為以龍紀官的“太昊之臣”,這里的“太昊”與前述的伏羲,含義是一樣的,盡管兩者本意有較大差別,而此時所用的“太昊之臣”與“伏羲之臣”,意義是一樣的。伏羲時代,先后有十五位部族興起,《通志》《御批歷代通鑒輯鑒》等,以為這“十五世凡一千二百六十年”。《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八,引《禪通》講上古古帝“十八姓”(18代),共八十八世,其中朱襄氏有三世。我認為伏羲時代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時代,《太平御覽》《萬姓統譜》《佛祖歷代通載》專記上古古帝十五代,“合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年”,說明古代文人已知道這是一個遙遠悠長的時代,朱襄氏正是這個時代的重要部族,所謂三世,我們可以理解為這個部族,有三代首領最為著名,先后襲伏羲之號。即使到了炎帝時代,這個部族也仍然有杰出的部族首領成為一代炎帝,而名留后世。

討論到這兒,我們又回到了文獻中所記載的“琴”“瑟”等樂器的發明?!妒辣尽肪砭?,有“庖氏作瑟”,“神農作琴”。該類說法,在歷代文獻中有較大影響,《路史》卷三十三,“朱襄氏之瑟,伏羲氏之琴,其來尚矣。……《三都賦》、《補史記》以為神農制瑟,《說文》、《世紀》、《隋志》、《小史》則以為神農造琴,蓋修之也”?!妒挛锛o原》卷二,“《小史》曰:太昊作二十五弦之瑟?!段鞫假x》曰:神農造瑟?!秴问洗呵铩吩唬褐煜迨现跆煜拢囡L,陽氣畜積,果實不成,故士達作五弦之瑟”。有關琴、瑟的發明者,在文獻中有多種觀點,后世文獻多予羅列,如《樂書》卷一百十九,“瑟,一也?;蛑^朱襄氏使士達作之,或謂伏羲作之,或謂晏龍神農作之”?!段墨I通考》卷一百三十七,文字與《樂書》基本同,但明確為“神農使晏龍作之”。朱襄氏、伏羲氏、神農氏均為瑟的發明者,有的文獻明確說明,瑟弦有多少之分?!妒挛锛o原》依據有關文獻,伏羲作瑟有三十六弦、二十五弦之分,但朱襄氏之瑟則為五弦之瑟,則是沒有異義的。《明集禮》卷五十,則稱“伏羲作五十弦,為大瑟;黃帝破為二十五弦,為中弦;十五弦為小瑟,五瑟為次小瑟,或為朱襄氏使士達作,或謂神農作”。從目前所見有關文獻分析,對朱襄氏作瑟的文字最為詳細,也最為具體,而且所作“五弦之瑟”,也最為原始。

由伏羲氏、朱襄氏、神農氏,所關聯的瑟的發明,可能有兩個方面需要關注:一是三者為瑟的發明者,實際上反映了早期瑟在定型的過程中,三者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朱襄氏的“五弦之瑟”,最為原始,應當是最早的或最初的瑟,文獻中也有朱襄氏等古帝的時代可能早于伏羲氏的說法,這也為理順瑟發明鏈條三者的關系,提供了基礎,朱襄氏初創者,伏羲氏為第一個集大成者,炎帝、黃帝則為第二、第三個集大成者,這也是《漢書?古今人表》將伏羲、炎帝、黃帝列為九等中的“上上圣人”的關鍵所在,他們與朱襄氏為代表的“上中仁人”是有明顯區別的。二是瑟的發明與三者有關恰好反應了三者間,尤其是朱襄氏與伏羲、神農的特殊關系。朱襄氏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部族,這個部族與伏羲氏、神農氏部族,一樣的古老,朱襄氏能夠“襲庖之號”,又為“炎帝的別稱”,最少反映這個部族在上古時并不是僅僅在某個時段偶然閃亮,而且是在伏羲時代、炎帝時代,朱襄氏均占居有一定的歷史地位。朱襄氏因發明瑟而著稱,這些功勞有時與伏羲、有時與炎帝交織在一塊,正是歷史復雜性的真實反映。

四、朱襄氏部族的活動地在柘城及其周邊地區

是沒有爭議的朱襄氏為上古古帝,時代久遠。《史記索隱》卷三十,“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地者之號,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墩f郛》卷五下,“自無懷氏已上,史經不載,莫知都之所在”。但是,歷代文獻對朱襄氏之域在柘城,卻有著明確的認知。

朱襄氏為何名朱?《路史》卷九,朱襄氏“都于朱,故號曰朱襄氏,后有朱襄氏”。也就是說,朱襄氏所居地域為朱地,因以名之。《元和郡縣圖志》卷第七,“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陳風》‘株林’,刺靈公也。至秦為柘城縣”。柘城縣為秦置縣,先秦時名株。《后漢書?郡國志》也證,“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陳為伏羲故都,也是炎帝故都,陳為今河南淮陽,而朱襄氏與伏羲、神農關系密切,柘城屬今河南商丘,淮陽屬今河南周口,兩者雖分居兩市,但兩縣幾乎為鄰,直線距離,極為接近。

朱襄氏與柘城關系密切,還表現為:一是柘城為朱襄氏之邑?!短藉居钣洝肪碇?,“柘城縣,即古朱襄氏邑,春秋時陳之株野之地”。《路史》卷二十九,“《九域志》云,南京柘城,古朱襄氏之邑”?!队涀霚Y海》卷十八,“襄邑,古朱襄氏邑,春秋時為陳株野地,柘城漢屬淮陽國,以邑有柘溝故名”。所以,柘城為朱襄氏邑,為多種文獻肯定。二是柘城為朱襄氏都。除《路史》外,《河南通志》卷五十三,也有“朱襄氏都柘城”的說法。雖然都與邑沒有根本的區別,《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也有柘城為“古朱襄氏邑”的說法,反映,邑之說更為廣泛,邑都均表示柘城為朱襄故里,為古朱襄氏部族的活動中心。三是朱襄陵在柘城。《大清一統志》卷一百五十四,“朱襄陵,在柘城縣東十里,今地名朱”?!逗幽贤ㄖ尽肪硭氖?,“朱襄陵,在柘城東一十里,朱,上有寺以守焉”。柘城縣城有朱寺,也是朱襄陵之所在?!稓w德府志》卷三十三,“朱寺,在柘城縣東十里,上有朱襄陵,故名”。朱襄陵,雖然在上世紀有短時破壞,但地點明確,現在已經恢復,因此柘城縣為朱襄氏故里、故都(邑)與陵墓所在,也為朱襄部族活動中心。

總之,朱襄氏為上古時期重要的部族,在華夏歷史文明的源頭,以發明瑟,造六書而著名,在伏羲時代和炎帝時代較為著名,并名留至今,柘城為朱襄氏都邑與陵之所在,值得珍惜與深入挖掘。

注釋

①王洪軍:《上古琴、瑟研究》,《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②③李志遠:《關于“瑟”的起源流變及傳說》,《樂器》2004年第6期。

炎帝神農故里范文3

周口市共8縣一市一區,其中的鹿邑縣為省直管縣試點縣一市指項城市,一區指川匯區,另外周口市政府還有東新區和開發區。

1、周口位于河南省東南部,地處沙河、潁河、賈魯河交匯處。東臨安徽省阜陽市,西接河南漯河市、許昌市,南與駐馬店市相連,北與開封、商丘市接壤屬溫帶季風氣候。

2、周口市歷史悠久,文化燦爛,距今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太昊伏羲氏在此建都,炎帝神農氏播種五谷,開創了中華民族的 遠古文明。周口古屬陳國。戰國末期,一度為楚國都城。陳勝吳廣曾在此建立張楚政權。建國后,周口各縣市曾先后分別隸屬于淮陽專區、商丘專區和許昌地區。1965年,設立周口專區。 周口是伏羲故都,老子故里,有“華夏先驅、九州圣跡”的美譽,被中華全國伏羲文化研究會譽為中華文化發祥的重地。

(來源:文章屋網 )

炎帝神農故里范文4

【關鍵詞】 鄂西圈 生態文化旅游 旅游協作

區域旅游協作,是指區域范圍內不同地區間的旅游行政或經濟主體,依據一定的協議章程,將資源在地區之間重新配置、組合,以便獲取最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旅游經濟活動。當今世界,競爭產生效益,合作更有利于實現規模效益,區域內協作整合被證明有助于促進區域旅游經濟發展。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以下簡稱鄂西圈)跨越襄樊、荊州、宜昌等8地,被湖北省委省政府作為一個整體區域,以旅游產業為引擎,來推動鄂西地區乃至湖北省經濟發展,圈內各地就不再是一種獨立的、競爭的關系,而是一種相互協作、共同發展的關系。各地協作整合成效關系到鄂西圈乃至湖北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有必要研究當前鄂西圈旅游協作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可行的對策建議,深化圈內旅游協作,提高協作效果。

一、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協作發展現狀

1、旅游政府協作

鄂西圈8市(州、林區)都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認識到區域旅游協作在旅游發展中的重要性,并在進行著區域旅游協作實踐。如2009年8市共同出資組建了鄂西圈投資有限公司,進行相關的資本運作,擴大資本及資產規模,增強公司對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建設的投融資能力。此外,8市(州、林區)旅游局2009年正式簽署了“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合作協議”,建立了鄂西生態文化旅游發展合作協調會議制度,每年輪值召開聯席會議,研究決定區域旅游合作發展的重大問題。

2、旅游資源協作

鄂西圈8市(州、林區)各自擁有互補性或相似的旅游資源,但各自的旅游資源在市場上的競爭力都不具有絕對優勢,因此只有重新整合這些資源才可以獲得市場競爭優勢。如鄂西圈內,宜昌、荊州、襄樊等地都擁有部分三國遺址,在未協作之前,它們各自宣傳自己的古三國遺址旅游文化,建立協作關系后,把三國文化旅游整合成一個拳頭產品推向市場,從而成為了一個品牌。

3、旅游市場協作

旅游市場協作主要包括各協作方互送客源、共同進行市場促銷和旅游形象推廣、共同建立圈域旅游協作網絡信息平臺等。如8市(州、林區)旅游局正式簽署的“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合作協議”,就8地旅游市場開拓與整體促銷作出了明確規定;2009年,8市(州、林區)旅游管理部門及旅游企業負責人共同組建促銷團前往西安開展旅游宣傳促銷活動;在旅游協作信息平臺建設方面,啟動了鄂西圈公眾服務網建設項目,進一步整合鄂西圈經濟社會、資源、生態、文化旅游、交通等方面的綜合信息資源,不斷提高鄂西圈旅游服務水平,擴大鄂西圈知名度和影響力。

4、旅游交通協作

自2008年湖北省政府提出構建鄂西旅游圈的政策以來,鄂西旅游圈在交通方面進行了很大協作。如2010年武神(武當山―神農架)公路竣工,不僅使武當山至神農架旅程由6小時縮短為4小時,而且串起了鄂西旅游圈內幾大知名景點,兼具旅游走廊和交通通道雙重功能;滬蓉西高速通車,讓恩施至武漢車程由12小時銳減至6小時,讓“快旅慢游”成為可能;宜萬鐵路通車,宜昌由過去的旅游終端變成了旅游集散中心,拉長了鄂西圈的旅游線路,游客參觀完三峽大壩、三峽人家,可以經由宜萬鐵路,繼續到恩施旅游。

5、旅游線路協作

目前,鄂西圈8地根據旅游市場需求,整合了圈內協作前各自分散的一些旅游線路,推出了一些特色鮮明,具有較高比較優勢的精品線路、主體線路。如推出隨州炎帝神農故里―擂鼓墩曾侯乙墓―京山屈家嶺―大洪山風景區―棗陽雕龍碑遺址―古隆中―襄陽古城―谷城薤山、南河風景區―神農壇景區炎帝神農故里尋根謁祖線;恩施魚木寨―大水井―騰龍洞―沐撫大峽谷―唐崖土司城遺址―清江闖灘―巴土圣山―下鐘家灣長陽人遺址―撒葉兒荷―清江畫廊―長陽清江古城―愚人島―宜都天龍灣―柴埠溪大峽谷清江巴土民俗風情線;襄樊隆中風景區(三國文化園)―襄陽古城―南漳水鏡莊―徐庶廟―明顯陵―荊州城墻、關帝廟、關羽祠―華容大道―繡林鎮―當陽長坂坡、關陵、玉泉寺―亭古戰場三國文化線等多條旅游線在內的跨省區精品線路,把鄂西圈內各地景點串聯在一起,整體擴大知名度,并延長游客旅行時間。

二、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協作發展存在的問題

1、缺乏可操作性的協作條款

鄂西圈各地都充分認識到了協作發展的重要性,也想通過與其他地方協作來促進本地旅游經濟發展,但在具體實施時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實實在在的協作條款,故而影響協作成效。目前鄂西圈專門的旅游協作機構是湖北省鄂西圈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鄂西圈建設總體規劃、專項規劃、市(州、林區)及其縣(市)級規劃、重點建設項目實施的具體銜接落實工作,但未能在圈域范圍內制定出專門的協作章程和具備可操作性的協作條款和規章制度,以指導圈內各地更好地進行協作實踐。如有些旅游資源在地理范圍上跨越不同的行政區域,因缺乏具體的協作辦法和規章制度,各地為爭得資源的開發權和收益權互不相讓,影響規模收益獲得。

2、協作深度不夠

區域旅游協作應堅持旅游要素的有序流動和合理配置,旅游資源具有不可移動特征,但區域旅游資金、從業人員等要素應充分放開,體現出市場競爭的公平與合理原則。當前,鄂西圈內旅游協作更多地體現在旅游資源的整合、旅游市場的聯合促銷及旅游線路的協作上,而在旅游其他要素協作上表現力度不夠,如旅游資金各自籌措,旅游企業各自為營,旅游從業人員在圈域內未有序流動,也未打造鄂西圈整體旅游形象,樹立鄂西圈旅游品牌等,從而影響了鄂西圈協作發展的效果。

3、協作偏重于政府

區域旅游協作的主體由地方政府和旅游企業兩方面組成,區域旅游協作需要政府介入,沒有政府的相關政策,協作就缺乏必要的基礎和條件。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企業應該是區域協作最重要的主體,區域旅游協作最終要落實到旅游企業上,光有政府的積極性而沒有企業的積極性,區域旅游協作是不可能持久的?,F階段鄂西圈旅游協作起主導作用的還是政府,旅游企業為輔助角色,旅游協作呈現出明顯的政府行為色彩。旅游企業多在旅游政府部門的倡導和組織下進行協作活動,企業定位不清晰,角色邊緣化,導致旅游企業在旅游協作中缺乏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4、協作缺乏利益補償機制

對于鄂西圈內各地而言,它與圈內其他地方進行旅游協作的積極性在于這一行為能否給它帶來收益,預期收益越大,協作意愿就越強烈。鄂西圈涵蓋湖北8個市州,旅游產業協作發展牽涉到不同行政主體和經濟主體的利益,各協作方會更多關注其現實和未來利益,從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進行決策,如果與其他地方協作得不到任何利益甚至會損害自身利益,那么該地就不會主動參與協作甚至拒絕協作,從而給協作帶來難度,影響鄂西圈協作成效。

三、加快鄂西圈協作發展的對策建議

1、提高協作可執行度,拓展合作深度

要促進圈內旅游協作發展,必須盡快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協作章程和協作條款,內容包括鄂西圈旅游協作的目標及范圍、協作對象、協作參與者、協作項目、協作可行性、協作的預期效果、協作方式、協作時間、協作進度、協作法律法規、協作后續利益分配等,否則就只能流于表面或口頭,不具備可操作性。在旅游資源協作、旅游線路協作和旅游市場協作的基礎上,將圈內旅游協作的領域逐步向旅游基礎設施、旅游連鎖經營、旅游行業標準、旅游信息平臺、旅游專業人才、旅游生態環境和旅游結算、投訴體系等領域全方位地拓展,建立統一的旅游人力資源流動和培訓機制,建立統一的旅游研發咨詢和旅游求助平臺,建立統一的旅游形象和品牌等,積極有效地促進人力、資本、信息、技術等旅游生產要素在整個區域的流動,從而實現資源最優化的配置。

2、發揮企業主體作用,提高市場化水平

針對很多行政辦法、管理辦法、法律辦法缺乏內在的、自發的動力等問題,鄂西圈的發展應以市場的利益共享為原則,以市場為整合的力量,沖破區域的范疇尋求優化;加快要素市場化步伐,發揮企業的主導優勢,激發地區協作活力。讓旅游企業唱主角,旅游企業是圈內旅游協作的主要實施者,圈內旅游資源、旅游產品等旅游要素的整合都可通過旅游企業間的協作來實現。進一步明確政府和市場主體在生態文化旅游產業發展方面的分工及投資范圍,繼續加大為生態文化旅游配套服務的公共設施的投資力度,為旅游市場主體投資經營創造良好的硬環境。按照“誰開發、誰投資、誰保護、誰受益”的原則,鼓勵各類經濟成份投資鄂西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文化旅游資源的保護、開發、經營。

3、建立協作利益補償機制,實現資源最優配置

目前,鄂西圈關于利益補償的合作協議還是空白,這個空缺必然造成旅游協作過程中的不合作或抵制行為。因此,要在市場原則的指導下,以優勢資源流動為核心,以間接調控為主,綜合運用財政、稅收、信貸、貿易、價格、土資、社會保障等多種政策,通過在各市區實施有差別的政策,引導資源和企業的流動,從而達到資源在區域之間的合理配置。建立圈內利益補償機制,制定合理的制度,讓獲利較大的地方政府,對在合作中讓渡自己權利、資源和利益的地方政府在經濟、財政或政策上作出相應的補償,主要方式包括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和向受益多的地區征收調節稅等,以體現合理、公平,把圈內協作建立在圈內利益互補、共贏的基礎上,從而提高圈內各地協作發展的積極性。

(注:本文系中南民族大學?;痦椖浚憾跷魃鷳B文化旅游圈協作發展的模式研究,項目編號:YSQ10004。)

【參考文獻】

[1] 范春:我國區域旅游協作發展現狀及對策[J].商業時代,2005(33).

炎帝神農故里范文5

中華茶葉始祖為炎帝神農,在民間一直盛行“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茶為國飲、湖南為先”的說法,因而湖南有“茶祖故里”之稱。同時,茶葉產業是湖南的農業優勢特色產業,茶葉是僅次于生豬的第二大創匯農產品,對于發展農村經濟,特別是帶動貧困山區脫貧致富,有著其他經濟作物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湖南正全力推進“千億湘茶”戰略,提出到2020年,全省優質高產茶園面積達到300萬畝,產量45萬噸,力爭實現1000億元茶業綜合產值,全省茶農茶業收入翻一番的目標。

如何堅定不移的走茶產業富民強縣之路,真正以茶葉產業成就大山深處的致富夢,常寧塔山瑤族鄉和安化高馬二溪村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清代史料記載:“塔山茶,馳名衡湘間。”塔山茶后來卻逐漸衰落,知者寥寥。2013年,常寧市把茶葉作為扶貧主打產業來抓,在有機茶葉核心產區塔山瑤族鄉掀起了種茶熱潮。短短兩年過去,如今塔山瑤族鄉已成為湖南茶葉“千億產業十佳示范鄉鎮”。

霧氣繚繞產好茶

山氣謂之嵐,塔山瑤族鄉所產“塔山山嵐”茶就生長在常年霧氣繚繞的大山里。目前,全鄉新老茶園面積有2.1萬畝。

獅園村劉家組43歲的村民劉運成在山腰上有4畝茶園。他介紹說,種茶除草很重要,他們完全手工操作,勞動量不小。

“為什么不用除草劑?” 面對疑問,劉運成堅定地回答:“大家都不用除草劑,我們是做了保證的!”他介紹,不光除草劑,農藥、化肥也一律不能用,否則將被罰款1000元至1萬元。

原來,在塔山瑤族鄉,所有茶農、茶企、合作社都簽訂了“茶葉生產自律公約”和“有機茶生產承諾書”,在選苗、種茶、采茶、制茶等各環節都嚴格遵循“茶葉生產技術規程”。

“塔山山嵐茶生長環境好,富含鋅、硒。‘生態有機’是我們最大的本錢,不能自己砸掉牌子?!彼浆幾遴l黨委書記彭小東說,鄉里組建了茶葉辦和有機茶葉生產監督委員會,從嚴規范茶葉生產經營行為。

開發寶藏助脫貧

板角村鄧家組年近60歲的村民鄧化明是塔山瑤族鄉2450名貧困人口之一,以前家里耕種幾畝農田,只能糊口。2013年,村里成立天堂山云霧茶開發有限公司,鄧化明把土地流轉給公司種茶,并負責管理茶園,每年除了地租還能拿到管理費,收入較以前大幅增加。

2015年初,獅園村成立天堂塔山農民專業種植合作社,村民何六華以4畝茶園到合作社入股。合作社理事長何萬忠介紹,全村已有100多名貧困人口以土地、茶園入股等方式加入合作社。

目前,在塔山瑤族鄉,已相繼興辦9家茶業公司,11家茶葉種植專業合作社先后成立,輻射帶動近5000名村民從事茶產業。當地還出臺措施,充分用好扶貧資金。對于扶持貧困戶的茶企、合作社,鄉政府按照有關標準給予獎補,進一步壯大茶產業。

據介紹,去年塔山瑤族鄉共產茶13.5噸,創收1268萬元,涉茶村群眾人均收入達2500元,部分群眾收入超過5000元。茶葉,現在成了塔山瑤胞脫貧致富的支柱產業。

精深加工是方向

據塔山瑤族鄉一些茶企、合作社介紹,目前全鄉茶葉主要是混合茶,售價一般為每公斤400元。但如果從采摘開始就分級,并進行精深加工,茶葉價格最高可賣到每公斤2000元。

鄉干部們也坦言,受制于人才、技術、資金等一系列因素,目前塔山茶葉加工還處于粗加工階段與精深加工初級階段,附加值提不上去,這是他們的短板。

炎帝神農故里范文6

一方面,全省旅游業總收入首次突破千億大關――據6月18日第五屆華中旅游博覽會組委會透露,2009年,湖北旅游總收入為1004.48億元,比2008年增長35%;另一方面,旅游人數與旅游收入在全國仍處于中游地位――2009年,湖北省國內游客人數在全國排名第10位,國內旅游收入在全國排名第11位。兩組數據,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湖北旅游行業的發展現狀。面對這一局面,正如湖北旅游局副局長胡禮鳴接受《鄂商》記者采訪時說的:“考驗和挑戰依然嚴峻。”

受益“路效應”

2009年12月26日,武廣高鐵的開通,改寫了武漢市旅游的歷史。據湖北旅游局公開資料顯示,高鐵開通的第一個黃金周,武漢迎來200多個高鐵團。7天時間內,3萬多粵客密集抵漢,武漢旅游10年來首現“進”多于“出”局面。

3月,春暖花開的武漢,再次迎來高鐵熱潮。每個周末,都有多達2萬人的高鐵賞櫻團抵漢,江城滿耳皆聞粵語聲,火爆態勢一直延續至“五一”小長假。在“五一”節的3天時間里,武漢接待游客超過200萬人次?!案哞F”熱,是武漢旅游熱的一個剪影?!案哞F游”的井噴,也是湖北旅游多年發展積淀的一次集中爆發。

2008年,武漢市召開旅游發展大會,省委副書記、市委書記楊松明確要求:把旅游業作為支柱產業來打造,確保到2015年,實現旅游總收入1000億元。市長阮成發親自調研旅游業,大手筆增加旅游投入。

旅游部門主動出擊。高鐵開通前,武漢兩赴廣州促銷,以熱干面、糊米酒、梅花、櫻花為招牌,向羊城老百姓“吆喝”江城的美景與美食。

與此同時,武漢旅行社紛紛聯合咸寧、宜昌、十堰、恩施、神農架等地,組合推出了溫泉之旅、三峽之旅、武當之旅和滑雪之旅線路,一個以武漢為集散中心,輻射至城市圈、鄂西圈的旅游網絡迅速構筑。

數據顯示,今年前5個月,武漢市接待游客3079萬人次,實現旅游總收入244億元,分別增長32.31%和45.27%。

如果說武廣高鐵的開通,讓武漢的旅游火了一把的話,那么,滬蓉西高速公路的開通,則令湖北另一個旅游重區――恩施自治州受益匪淺。

今年“五一”,短短3天,24.4萬旅游者涌入恩施,同比增長2倍多,實現旅游直接收入3690多萬元,同比增長近4倍。

如此爆發式的增長,恩施首次遭遇。一時間,應對旅游高峰,成為頭等大事。

這樣的局面,一年前還難以想象。漫長的車程、崎嶇的山路,讓旅游者心生畏懼,旅游發展難有起色。

一年間,滬蓉西高速通車,恩施與武漢車程縮至6小時;恩施大峽谷大橋通車,大峽谷與騰龍洞間的距離縮短89公里;《夷水麗川》升級改版,吸引力不斷增強。

恩施的變化,是整個鄂西發展的縮影。作為湖北旅游大美之地,鄂西盡管聚集了全省70%以上的旅游資源,但GDP卻只有武漢城市圈的64%。2008年,為統籌區域發展,省委、省政府明確了建設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宏偉構想,并將鄂西圈發展的引擎,鎖定為旅游業。

隨后,湖北啟動“一城兩圈”旅游發展戰略,提出兩圈并進,雙輪驅動,將鄂西打造成全國乃至全球著名的旅游品牌和旅游目的地。

鄂西圈啟動之年,12個重點工程敲定,總投資達1222億元。鄂西圈投資公司迅速成立,省、市政府和央企共同注資10億元,搭建投融資平臺。

如今的鄂西,滬蓉西、隨岳高速先后通車,神農架機場加緊建設……一個高速快捷的立體交通網絡正在形成。

投資60億元的武當山太極湖新區,投資6000多萬元的隨州博物館,炎帝神農故里景區改擴建……一批旅游景區提檔升級,吸引著國內外旅客紛至沓來。

2009年,鄂西圈接待游客5800多萬人次,實現旅游總收入338億元,同比均增3成。

差距與瓶頸

交通的便利改善的湖北旅游業,但與北京、上海、廣東、江蘇、云南等旅游發達省份相比較,仍存在著不少的差距。2009年,湖北省國內游客人數在全國排名第10位,國內旅游收入在全國排名第11位;入境游客人數在全國排名第15位,入境旅游收入在全國排名第18位。以湖北為旅游目的地的消費者群體發展滯后,旅游人數和旅游收入都處在中游地位,落后于旅游發達省份。客源規模偏小,人均消費水平偏低,使得總需求帶動不足,阻礙了湖北旅游的發展。

國內旅游客源分布上,2009年,湖北省國內旅游客源以中南地區為主,占63.57%,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等經濟發達地區所占比重較小,這直接導致了消費水平偏低,經濟效益不高;國際旅游客源分布上,外國人占76.25%,港澳臺同胞占23.75%,但在人均停留時間上,均不足2天,這使得湖北盡管在入境游客人數上多于湖南,但在入境旅游收入上卻是不及鄰省,留客難是湖北旅游亟需突破的瓶頸。

旅游產業結構仍不平衡。一是交通、住宿、餐飲所占比重大大高于景區游覽、娛樂的比重。在國內旅游收入項目中,交通、住宿、餐飲所占比重之和為51.54%,比景區游覽、娛樂所占比重17.61%高出大約34個百分點。這個差距在入境旅游收入項目中更為明顯,達到了約52%。旅游的核心部門――景區游覽的收入比重偏低,在各項目中排在第五或第六位。二是購物對旅游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相對較高,但與旅游發達省市30%的水平相比還有一定差距,與世界旅游發達國家和地區50%-70%的水平相距甚遠。在國內旅游收入項目中,購物所占比重為21.43%;在入境旅游收入項目中,購物所占比重為18.30%。

旅游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一是交通優勢度不高。全省公路覆蓋密度已接近于旅游強省浙江、廣東的水平,但全省不同區域的旅游交通狀況差距較大,交通問題仍是湖北旅游發展的瓶頸之一。入境游方面,國際航班少,游客進出武漢不得不選擇轉機;國內游方面,許多重點景區可進入性差,使湖北旅游“游短旅長”,旅游者時間、金錢、精力支出較大。二是郵電通信、銀行、信息網絡等服務設施仍有待完善。服務設施的不完善給游客出行帶來不便,縮短了游客在景點的停留時間,降低了游客的滿意度。

精品名牌效應拉動不足,產業核心競爭力有待提高。旅游地發展的核心是樹立獨特、鮮明地有招攬性的旅游整體形象。湖北世界級、國家級的旅游產品有100多個,但缺乏比較優勢,在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知名度較低。同時旅游景點和旅游產品的層次、檔次還不夠高,初級性比較強,缺乏整合,缺少品牌。2009年,湖北旅游有長足的發展,“一江兩山”的品牌效應初顯,然而與知名強勢品牌相比,在富有度、知曉度、效益度、擴展度等方面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對外宣傳缺乏力度,“湖北”名片影響力有限。一是營銷宣傳的資金投入有限,以至市場敏感度不夠,營銷成效低;二是營銷宣傳整合度較低,省內各縣市在具體旅游促銷行為上缺乏聯合促銷的意識,不利于全省整體旅游形象的提升;三是營銷宣傳的方式和手段不多,缺乏科技含量。

旅游人才相對稀缺,產業素質有待提高。一是高學歷和高職稱的旅游管理人員嚴重不足;二是管理層學歷偏低,尤其在飯店業和旅游景區更為明顯;三是旅游行業專業技術人員少,高級職稱人員比重小,無等級職稱占大多數;四是員工流動性大,離職比重較高。

謀定而后動

找到了差距與問題的癥結,就得對癥下藥。以湖北旅游局為代表的相關部門,已為湖北旅游業未來的發展,構勒了這樣一幅藍圖――

首先是構建湖北“大旅游”產業模塊。以武漢為支撐,武漢城市圈、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兩圈并進,把武漢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旅游中心城市,同時,建設一批優秀的旅游城市、旅游強縣和旅游名鎮。同時加強區域旅游合作,推動強強聯合,實現旅游產品與市場開發格局的創新,不僅需要加強省內相鄰區域之間的合作,構建全省旅游產業模塊,還必須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與其他省份實現更為廣泛的區域合作,逐步建立信息交互機制,共同構建無障礙旅游區。

加快實現產業轉型,謀求湖北旅游長遠發展。一是創新招商引資渠道,廣納各方資本。政府在引資、貸款、稅收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優化旅游投資環境,搭建旅游投資平臺,促進投資的多元化,更多地吸引外資、民間資本投向旅游業,以提高全省旅游業的競爭力。二是結合消費結構的轉變,根據各地實際情況開發特色旅游。三是實施政府主導型發展戰略,完善行業體制。通過健全和完善旅游行業管理體制、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政策、建立產業發展保障政策等措施,逐步推進產業結構調整。

加快完善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旅游業綜合接待能力。全省要以提高景區可進入性為目標,加大重點景區的交通設施建設力度,構建湖北交通網絡;要加快武漢天河機場、宜昌三峽機場和襄樊劉集機場建設,增開武漢直達境外的空中航線,使之早日成為輻射我國中西部的國家大型樞紐機場和航空港,提高湖北入境旅游的可進人性和便利程度。要引導建立一批度假型、商業型、會議型旅游高級飯店,并強化建設、提升一批星級飯店。同時,建設一批特色鮮明的家庭旅館、汽車旅館、青年旅館和露營地,來適應散客市場需求。同時不斷完善基礎服務設施建設,加強經營管理,提升服務水平,提高旅游業的綜合接待能力。構建郵電、通信、網絡一體化信息交互平臺,實現信息共享。

塑造湖北旅游精品名牌,增強旅游產業核心競爭力。首先,要提高旅游產品的文化內涵,增強旅游產品的吸引力。其次,要實施產品創新工程。一是產品開發和品牌塑造要有新的視野、新的理念;二是加強產品的系統集成。再次,要優化旅游品牌結構,形成以主品為中心,以精品、名品為重點,以新品為補充的中心輻射式的旅游品牌網絡結構。

加大市場宣傳力度,拓展海內外旅游市場。通過要加大對宣傳的投入,每年將地方財政收入拿出一定比例作為旅游宣傳專項經費。其次,還要充分調動地方及企業的積極性,建立聯動共贏機制,開展統一對外營銷。再次,要拓展宣傳渠道,積極創新促銷方式。通過媒體強力宣傳和舉辦重大文化節慶活動,多利用公共設施,進行平面廣告宣傳;四是完善信息服務平臺建設;五是有計劃地開展省外、境外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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