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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松貨幣政策范文1
2014年或到通脹高點
《經濟》:9月份CPI指數已經出臺,本月漲幅為1.9%,低于8月2%,CPI為何能夠重回“1時代”?
滕泰:在我國,食品在統計局CPI核算中的權重達到30%左右,其中豬肉價格對整體CPI的影響舉足輕重。我國農業仍是以小農為主,供給波動會帶動價格波動,因此食品價格會周期性大幅波動。而每次食品大幅上漲就會帶動供給增加,勢必會造成下一周期的價格下跌,從而導致之后的養殖供給下降,價格反彈。
從數據看,現在全國生豬存欄量仍處于歷史高位,供給壓力較大,豬價繼續下行是大概率事件。另外在當前需求萎靡背景下,非食品CPI中的家庭設備、衣著鞋帽等分項環比數字仍將維持在低于歷史平均的水平,直到經濟(尤其是消費)出現明顯改善跡象,這進一步降低了通脹再度失控的可能性。
經濟中除了1/3食品上漲外,另外2/3是相對穩定的。這2/3是制造業和服務業。我國制造業整體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目前我國制造業平均有近28%的產能閑置,35.5%的制造業企業產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雖然石油、鐵礦石或銅價格波動,但下游制造業如汽車、電視機、塑料的競爭過于激烈,因而產業上游價格波動對下游影響不大。此外,服務業每年上漲的工資是可預測的,因而可以說周期性食品價格對CPI的推動最大。因此,CPI重回“1時代”并非偶然。
《經濟》:那么CPI依然會繼續下降嗎?
滕泰:綜合來看,今年余下的時間里CPI的波動中樞將進一步下降至略低于2%的水平,預計全年CPI將從去年的5.4%大幅下降至2.5%左右。進入2013年,不超過0.5%的翹尾水平將使得CPI在明年上半年繼續保持低位。此后隨著豬價的回升、需求的復蘇和貨幣投放效果的顯現,新漲價因素將帶動CPI會重新進入上行周期但全年平均水平不會超過3%。不過較低的物價水平不會長期保持。預計我國物價指數將在2013年中期開始起步回升,并可能在2014年中期迎來下一次通脹高點。
歷年生豬存欄量季節性變化
中國需要貨幣寬松
《經濟》:您認為中國經濟現在是否已經見底了?我們應該如何判斷?
滕泰:判斷經濟是否見底,短期主要關注訂單、庫存。訂單旺盛、庫存減少都能夠反映經濟走好??梢钥吹?,PMI新訂單指數長期處于50以下的收縮區間,用電量增速節節下滑,而M1增速更是意外地在5%以下徘徊數月之久,這都表明,現今企業部門的交易性現金需求萎縮已非常嚴重。我認為企業的去杠桿化進程或許已經進行得比較充分。
《經濟》:那么經濟什么時候見底回升呢?
滕泰:目前看不到什么時候能反彈,4季度可能會上漲一些。判斷長期經濟形勢,主要看股市、房地產、信貸方面,信貸方面政策放松不很明顯,大致都在4000到5000億元。房地產方面,它與上百個相關行業都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我們預測房地產對經濟很難起到拉動作用,因為它可能會進一步下跌。
《經濟》:您覺得現在的經濟現狀下,我們又需要一個什么樣的貨幣政策呢?
滕泰: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經過“劉易斯拐點”,東部地區“民工荒”現象屢見不鮮,低端勞動力成本隨著供給的減少在長期內逐步抬升將是大趨勢。預計未來幾年勞動力成本的趨勢性上漲每年將貢獻約2%的CPI增速。在此基礎上考慮到中國經濟仍然處于較快增長階段,5%以下的通脹水平都是可以接受的,低于或者接近2%的CPI水而說明經濟存在通縮的隱憂。當前基礎貨幣斷流和貨幣派生受阻直接造成M1、M2增速持續徘徊于有數據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這對中國經濟復蘇進程造成了嚴重阻礙。因此,需要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加以應對。
《經濟》:政府也在通過一系列的方式去拉動經濟,但很多人還對未來很悲觀,您怎么看呢?
滕泰:我覺得沒有必要太過悲觀。林毅夫曾說,“中國經濟將繼續維持20年高增長”,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他是對的。我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優化仍然存在巨大空間,人口紅利仍然存在,全球技術向中國轉移的進程還在繼續,并且我國的儲蓄資本和外匯資本雄厚,由此不難得出樂觀的答案。
股市是下一輪增長主力軍
《經濟》:現在股市一直在2100點上下震蕩,投資者信心不足,那么您覺得中國股市現在是處在底部區域嗎?
滕泰:股市尚未完全見底,不知何時能再現牛市。但股市能刺激投資,又能刺激消費,它是中國下一輪增長的主力軍。對企業而言,資本市場上漲,市值擴大,企業融資就會增強,企業就有能力去投資,就愿意投資新建。因為相比收購,新建廠房價格會低一些。因此,股市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也十分巨大。
寬松貨幣政策范文2
關鍵詞:量化寬松 資產泡沫 通貨膨脹
一、美國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原因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指由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直接向經濟體系注入充足的流動性,從而鼓勵投資和消費,帶動經濟增長的一種貨幣政策手段。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巨額的財政赤字與債務、存在的通縮威脅是這次量化寬松政策的原因所在。
與傳統的貨幣政策通過購買短期證券從而對利率進行微調不同,量化寬松政策通常是在短期利率接近于零,利率等常規工具難以發揮作用時各國所采取的權宜之計,其對經濟復蘇的刺激效果也具有局限性。
二、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
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是一種超常規貨的幣政策,正如巴西外交和貿易部長所言,“量化寬松的政策將會讓美國的鄰居淪為赤貧”,甚至加大全球通脹和資產泡沫壓力。
1.促進美國經濟復蘇,維持金融市場穩定
美聯儲購入國債,有助于增加對國債的有效需求、減少美國的高額債務、緩解財政赤字壓力,并造成美元貶值趨勢,推動美國出口。同時,可有效地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提高信貸的可得性,實現流動性的重新分配,對緩解信貸萎縮、提升市場信心、促進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發揮具有重要作用。
2.加劇熱錢涌動,催生資產價格泡沫
首先,大量資金轉向能源等大宗商品市場,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通脹預期與資產價格非理性快速上升,就會催生資產價格泡沫,不利于經濟的復蘇。其次,增加流動性的過剩,誘使大量熱錢流入中國、巴西等新興經濟體。投機性的短期流動資本必然會投資于各類風險資產,從而迫使資產價格上漲,增加市場資產泡沫。
3.滋生通貨預期隱憂,增大全球通脹壓力
首先對于美國來說,短期內,通脹預期的產生也有助于經濟的回升。但從長期來看,經濟一旦回轉,貨幣乘數必然變大,流動性將出現過剩問題,而逆向操作又存在難度,這樣投資者就會預期在中長期將產生通脹,美元的大幅貶值,黃金、大宗商品價格的飆升在所難免。其次,從全球來看,短期國際資金的流入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會給包括中國內的新興經濟體帶來輸入型通貨膨脹,
綜上,量化寬松對美國經濟來說,短期內是一劑強心劑可以暫時達到救市目的,但卻為長遠埋下了禍根。長遠來看,量化寬松對美國甚至全球經濟來說,究竟是救市之舉還是潘多拉盒中的妖怪,還有待時間的考驗。
三、“量化寬松”下我國貨幣政策的調整
1.控制國際熱錢的流入
美國量化寬松為我國帶來輸入性通貨膨脹,在國內的需求拉動型通脹壓力高企的情況下,穩定價格水平,抑制通脹已是當前的核心目標。而國際熱錢的持續流入對我國通脹無疑是雪上加霜,鑒于我國CPI指數呈上升趨勢、失業率水平有所下降、國際收支趨于平衡,在國內貨幣供應量充足的條件下,我國應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針對性的、靈活地控制國際短期資本的流入,防止流動性過剩。
2.推進人民幣利率、匯率的市場化
當前大規模的熱錢流入使利率、匯率的調整進退維谷,面對這樣尷尬的境地,推進人民幣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有助于抗金融風險能力的提高。但人民幣利率的市場化,并不意味著放松利率管制,而是創造條件使利率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發揮更大作用;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也不是徹底放開人民幣匯率管制,而是使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逐步增強彈性,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從而使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3.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戰略進程
當前我國經濟金融的發展來看,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我國爭奪國際定價權,這可以有效避免“廉價美元”導致的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減小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壓力,是應對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最好手段。針對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G20倫敦前夕提出了在IMF現有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而IMF現有的SDR構成的改造,又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
4.加強貨幣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配合
美國推出量化寬松后,流動性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如果中國不跟隨美國貨幣政策調整,人民幣將面臨更大升值壓力,導致資本流入,流動性過剩,根據“三元悖論”,人民銀行將部分喪失貨幣政策自主性。這時,中國將被動跟隨美國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當貨幣供應量十分充足時,而貨幣增長快于經濟增長,那么就有可能出現虛擬經濟的擴張或是滯漲現象。這就是所謂的央行貨幣政策被美元綁架,我國貨幣政策被動調整。單一的政策工具難以有效控制經濟走向,這就要求貨幣政策與損失擔保、銀行注資、存款擔保、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相關政策措施協調配合,以期提升經濟內生增長力,從而應對量化寬松帶來的各種風險。
參考文獻:
[1]王東.解讀西方“定量寬松”政策與中國的應對[J].改革與戰略,2009;8
[2]穆爭社.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特征及運行效果分析[J].中央財經大學大學學報,2010;10
寬松貨幣政策范文3
前周美聯儲決定維持零利率政策不變,并繼續執行向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的措施;歐洲央行推出了歐元區第一輪數量擴張,向歐洲銀行系統注入巨額貸款。英國、日本和中國央行也紛紛強調經濟的不確定因素,維持現行的超寬松貨幣環境。全球貨幣當局的行動表明,政策制定者對于經濟衰退的擔憂仍高于通脹擔憂,未來寬松的貨幣政策仍將持續,而通貨膨脹隱患則越埋越大。
美聯儲按兵不動
美聯儲在前周的貨幣政策會議后的聲明中表示,自4月份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以來,各方面收集到的信息顯示美國經濟下滑速度正在放緩,近幾個月金融市場形勢總體有所改善。雖然失業和信貸緊縮仍在持續.但家庭消費支出已顯示出進一步企穩的跡象,此外,雖然企業在削減支出,但存貨過剩的情況有所好轉。在美聯儲對通貨膨脹預期的描述這個市場焦點問題中。美聯儲放棄了上次聲明中所提的“下行風險”(即通縮),提及了能源與商品價格的上漲,不過認為通脹壓力在可預見的時間里“持續低迷”。至于貨幣政策,美聯儲強調會“觀察流動性的規模和結構,在需要的時候調整其信貸及流動性計劃”?!霸谛枰獣r”可以理解為并非短期之內。
美聯儲最后決定把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0.25%的歷史低位,同時表示今后較長時間仍將維持零利率政策。此外,美聯儲還計劃在今年年底之前購買總額不超過1.25萬億美元的機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不超過2000億美元的機構債券。美聯儲還打算在秋季前買進不超過3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這些行動旨在進一步增強金融體系的流動性。
歐洲央行巨額歐元注資
歐洲央行上周也宣布,向歐元區疲弱的銀行系統注入4420億歐元一年期貸款,這創下自金融危機以來歐洲注資的最高紀錄。歐洲央行的這一舉動,目的在于進一步激活信貸市場。歐洲央行的行動將降低市場利率,為銀行貸款給私營部門創造更大空間,從而能提升歐洲經濟復蘇的前景。
寬松貨幣政策范文4
關鍵詞:日本;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3-0100-03
中圖分類號:F821.0
文獻標識碼:A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為遏制美國經濟快速下滑勢頭,挽救廣大金融機構以及提高就業水平,防止通縮。美聯儲分別于2008年11月和2010年11月推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日本是最先采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國家,比較美日兩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有助于對美國近期量化寬松政策的理解。
一、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日本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1985年美日等國簽署廣場協議,日元開始大幅升值,日本的出口深受打擊。為刺激經濟,日本銀行從1986年1月開始大幅下調基準利率,然而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沒有刺激實體經濟復蘇,充裕的資金催生了日本房地產和股市的資產泡沫。為抑制泡沫,日本銀行從1989年5月開始上調利率,股市和房地產泡沫被刺破,銀行壞賬劇增,經濟遭受重創。于是,日本銀行在1999年2月將基準利率從0.5%降低到零。隨著全球范圍的IT泡沫逐漸達到頂峰,日本經濟出現短暫的恢復,零利率政策于2000年8月解除,但是隨著全球IT泡沫的破滅,日本宏觀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基準利率又被降至0.15%。由于名義利率難以降低到零水平以下,面對日益嚴重的通貨緊縮形勢,日本銀行于2001年3月19日宣布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加大了超寬松貨幣政策的力度。
日本實施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主要由三個支柱構成:1,日本銀行將貨幣政策操作目標由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調整為金融機構在日本銀行的活期存款余額(即金融機構存放在央行的準備金),并將其保持在遠遠高于法定準備金要求的水平。2,日本銀行承諾在CPI增長穩定在0或者實現年比增長之前一直提供充裕的流動性。3,增加日本銀行對長期國債的購買規模,直到貨幣發行到達目標上限(目標由最初的5萬億日元經過多次調整后升至30-35萬億日元)。2003年6月日本銀行開始小規模買入私人部門的資產抵押證券。與此同時,日本銀行將銀行間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由0.15%降為零水平。
受全球經濟復蘇的影響,在出口的拉動下,日本走出通貨緊縮,物價開始穩步上漲,2006年3月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被解除。
二、美國寬松的貨幣政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美國經濟復蘇疲軟,失業率較高,通脹率較低,財政政策空間不大,國民經濟急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支持。然而,由于財政赤字和政府總負債均超過警戒線,刺激性財政政策喪失空間,與此同時,美聯儲已經將基準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傳統貨幣政策失效,在此情況下,美聯儲不得不實施非傳統的貨幣政策――量化寬松政策。
美聯儲采用了“漸進法”,2008年11月25日,美聯儲推出了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QE1),宣布將購買由房地美、房利美和聯邦住宅貸款銀行的價值1000億美元的債權及其擔保的5000億美元的資產支持證券,以減少政府主辦企業債務的風險溢價,并減緩房屋信貸市場的波動。這是美聯儲在金融危機以來首次動用量化寬松政策,即QEI。截至2009年3月第一輪量化寬松結束,美聯儲購買了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3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和1750億美元的機構證券,累計1.725萬億美元左右。
在QE1結束之后,經過初步評估,認定量化寬松政策在促進美國經濟增長,降低居民利息支出負擔等方面取到了積極作用??紤]到美國經濟尚未完全走強,美聯儲又于2010年11初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即到2011年6月底以前購買6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與此同時維持0-0.25%的基準利率區間不變,以進一步刺激美國經濟復蘇。
美聯儲認為量化寬松政策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渠道發揮作用:第一,利率渠道。通過購買長期國債,使得長期國債價格上升,收益率下降。由于國債收益率是市場定價的基礎,國債收益率下降會導致信貸產品利率下降,從而能夠降低居民和企業的利息支付負擔,進而增加消費和投資。第二,資產價格渠道。較低的國債收益率將使得貼現率下降,從而使得債券股票等風險資產的價格上升,從而增加居民和企業的財富,進而增加消費和投資。第三,托賓Q渠道。由于股票價格上升,企業購買潛在目標公司的股票比投資建設新廠更貴,理性的企業會選擇投資建設新廠,從而刺激固定資產投資。除了以上美聯儲列示的渠道,筆者認為量化寬松政策還可通過以下渠道可以發揮作用。第一,匯率渠道。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以來,市場避險情緒大幅上升,避險資金紛紛購入美元,美元指數迅速攀升至88,客觀上對美國出口造成了不利影響。此后,美聯儲多次在公開場合釋放將要實施QE2的言論,迅速壓低了美元匯率。在聯儲正式宣布QE2之時,美元指數已經降至76的水平。第二,擠迫效應。通過大量集中釋放流動性,市場通脹預期勢必走高,從而迫使居民及早消費,企業提前投資。
由于外部環境的不同,兩次量化寬松的傳導效果有所不同。從短期看,QE1效果比較顯著,有效壓低了國債收益率和美元匯率;而QE2推出前市場已有較強預期,實際利率也調整到歷史低位,因此,國債收益率和美元匯率在QE2正式推出之前走低,正式宣布之后反而走高。整體來看,從2008年11月至今,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壓低了美元匯率,提高了通脹預期,但是幾乎沒有壓低國債收益率。
三、日美兩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比較
(一)政策側重點不同
日本銀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側重擴大貨幣供給總量,缺乏對資產的結構性調整。從日本銀行的資產結構可以看出,從2001年3月到2006年3月,貨幣投放的主要途徑是增加對國債和銀行票據的購買,對資產抵押證券和股票等非傳統資產的購買極少(僅占資產增量的7.1%),表示日本銀行的政策意圖是通過向銀行體系注入充裕的資金來鼓勵銀行向企業和居民發放貸款,而非直接支持企業和居民的融資,這與日本主要依賴間接融資息息相關。
美聯儲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僅關注擴大貨幣供應總量,而且也側重對資產進行結構性調整。在雷曼公司破產之前,美聯儲一方面通過定期競標工具、一級交易商信用工具等渠道向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一方面通過減持國債回收流動性,其目的不是簡單的擴大貨幣供給,而是提高金融機構的資產流動性、改善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定期證券借貸機制更是
彰顯了這一政策意圖。2008年9月中旬雷曼公司破產之后,美聯儲不僅加大了對金融機構的支持力度,而且還通過直接或者間接購買商業票據、機構債、資產支持證券和國債來支持企業和政府融資和居民消費,表明在其資產和負債規模急劇擴張的過程中也注重對資產結構的調整。美聯儲之所以通過直接在金融市場上購買證券的方式來擴大貨幣供應總量、調整資產結構,這是與美國主要依賴直接融資分不開的。
美聯儲對資產進行結構化調整的目的在于壓力國債、資產抵押證券的收益率,從而降低公私部門的融資成本,進而擴大私人部門的融資規模。在聯邦基金利率降到0-0.25%的低水平之后,利率依然是聯儲貨幣政策的重心之一,只是不再是傳統的短期銀行間市場利率,而是私人部門的融資利率,救助金融機構、增加基礎貨幣的供應和大幅快速降息都是聯儲用來拉低私人部門融資成本的政策工具。只有私人部門的融資成本下降到正常水平,私人部門才能獲得足夠的資金來消費和投資,高度依賴消費和投資的美國經濟才能復蘇。
(二)政策效果均不理想
雖然日美兩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側重點不同,但是從政策實施效果看均不理想――貨幣乘數都發生了急劇下降,信貸增加不大,利率下降不明顯。
日本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信貸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迅速從2001年3月的4萬億日元提高到2004年1月的30多萬億日元。然而在銀行準備金急劇增加的過程當中,貨幣供應量沒有大幅增長,銀行貸款甚至出現下降,從2001年3月500萬億日元下降到2004年末的450萬億日元左右。與此同時,銀行新增信貸的成本也沒有顯著下降,從2001年3月到2006年3月期間,日本銀行業的新增短期貸款和貼現的平均年利率從1.6%震蕩下降到1.3%,而新增長期貸款和貼現的平均年利率則主要在1.5%至1.6%區間徘徊,這表明日本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同時,基于廣場協議和當時美日經濟關系,與美國和英國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后本國貨幣貶值相反,日元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時期持續走高。
美國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承擔資本中介功能的能力和意愿都大為萎縮。QE之后,美國銀行體系并未將美聯儲注入的多數資金用來創造信用提振經濟,而是以超額準備金的形式存放在美聯儲。目前美國銀行體系持有大約1萬億美元的準備金,約占美聯儲新注入資金的2/3。而從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的表現來看,美聯儲大規模的購買證券僅僅使得收益率在短期內出現顯著的下降,而長期從來看,卻沒有明顯的變化。美元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時期總體疲弱,這是和美聯儲的政策意圖一致的,但是極大削弱了美元的國際低位。2010年11月G20會議中,多國對美聯儲的做法表示批評。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IFS)表明,各國貨幣當局從總體上開始傾向于降低美元在國際儲備中的地位,而改為多樣化持有儲備資產。同時,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引發公眾擔心,認為美聯儲推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在試圖將赤字貨幣化,將來美聯儲很難回到常規操作中。此外,美聯儲向經濟注入了大量流動性,由于當前貨幣乘數下降的原因,不會導致貨幣供應量大幅增加。但是,一旦經濟出現恢復,貨幣乘數可能很快上升,已經向經濟體系注入的流動性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下將快速擴大,流動性過剩在短期內就將構成大問題。
四、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
鑒于美國和美元的國際地位,以及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規模和時間比日本更為引人注目,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負外部性更大,它引起了全球匯率波動及資產價格泡沫膨脹,并將危及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加大各國政策退出的難度,對新興市場而言,政策操作的難度尤為明顯。
(一)全球金融經濟環境惡化
美元作為國際性貨幣,不僅具有儲備貨幣的特性,全球相當多的大宗商品交易、資本流動、直接投資都在使用美元。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造成美元貶值,這將會推高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從而導致以美元作為計價貨幣的石油、貴金屬和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升,增加全球商品的生產成本和通脹壓力。
此外,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會使過剩流動性流入其他國家,在分享這些國家高速增長的紅利的同時,追逐這些國家貨幣升值以及息差擴大帶來的收益。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由于經濟發展、市場制度和監管方面的原因,成為過多流動性的主要流入國家,這無疑增加了這些國家貨幣升值和貨幣擴張的巨大壓力。
(二)政策操作難度加大
寬松貨幣政策范文5
日本超寬松貨幣政策歷程
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面臨經濟長期低迷、金融市場動蕩和不良債權問題加劇的局面。日本央行先后五任行長三重野康、松下康雄、速水優、福井俊彥和白川方明,均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經濟復蘇和走出通縮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特別是1999年之后實施了零利率和量化寬松的超寬松貨幣政策。按其政策操作具體實踐的不同,可劃分為6個時期。
零利率政策時期(1999年2月至2001年3月)。1999年2月起,為應付經濟停滯和嚴重的不良債權問題,日本央行將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調至0.15%,同年3月3日再次調至0.03%。這意味著扣除貨幣經紀商傭金后,利率實際已降為零,即日本央行開始實行零利率政策。
零利率與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行時期(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2001年,日本經濟增長勢頭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明顯惡化。日本央行于當年3月19日決定采取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一是通過維持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較高的經常賬戶余額水平,保障流動性的大量供應。二是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由傳統購買短期國債轉變為購買長期國債,以增加基礎貨幣。三是承諾在核心CPI(消費者物價指數)環比大于零前,一直實行數量寬松政策。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與零利率政策暫時退出(2006年3月至2008年12月)。2005年,日本宏觀經濟基本面向好,全年有3個季度的經濟增長率超過5%,快于美國、歐盟同期的增長速度,核心CPI也從11月起呈微弱正增長。2006年3月9日,日本央行宣布終止實行五年之久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將準備金活期賬戶余額從30萬億~35萬億日元減少到法定的約6萬億日元。2006年7月16日宣布結束零利率政策,將基準利率提高至0.25%。
零利率與量化寬松政策的回歸(2008年12月至2010年10月)。2008年,日本經濟未能延續2005年以來的增長慣性,出現1.6%的負增長。2009年一季度的增長率為-4%,并伴隨CPI持續走低,日本央行于同年12月29日降息至0.1%。2009年12月1日,日本央行又決定以0.1%的固定利率提供總數達10萬億日元的3月期貸款。2010年10月5日,日本央行鼓勵無擔保的隔夜拆借利率保持在0.1%以下,日本重新推行零利率政策。
量化寬松政策持續加碼時期(2010年10月至2013年1月)。2010年四季度起,日本經濟再度萎縮,而2011年“3·11”大地震及核泄漏事故更使其遭受重創,此后,雖有災后重建效應的拉動,但歐債危機持續演化、全球經濟放緩和中日關系急劇惡化等負面沖擊接踵而至,日本經濟復蘇艱難。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于2010年10月28日創立總額為35萬億日元的基金,用于購入各類資產,為市場提供流動性。截至2012年末,日本央行先后8次擴大量化寬松規模共計66萬億日元,量化寬松總規模高達101萬億日元。
無限期、開放式超寬松政策時期(2013年1月起)。在安倍晉三2012年末正式就任日本首相后,日本央行迫于壓力,于2013年1月22日宣布引入“價格穩定目標”。日本央行將通脹目標設定為2%。此外,將從2014年1月起,不設置具體終止期限,每個月的資產購買量約在13萬億日元。其中,約有2萬億日元用于購買日本政府債券,約有10萬億日元用于購買短期國庫券。堅決支持安倍主張的黑田東彥,在就任日本央行行長的首次貨幣政策會議上宣布了以“2”為關鍵詞的超預期寬松政策,即于2013年4月提前實行“開放式資產購買措施”,把央行債券購買規模和貨幣基礎擴大至現有水平的“兩倍”,在“兩年”時間內,實現“2%”的通貨膨脹目標。
超寬松貨幣政策的積極效果
日本央行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取得了部分積極效果。
通過積極的預期管理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時間軸效果。所謂時間軸效果,是指央行承諾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保證實施零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能夠降低當前的長期利率,從而達到提高資產價格、促進生產和消費的目的。日本央行擴展中長期信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如直接購買國債、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等政策操作,降低了中長期國債利率和抵押貸款利率等,有助于降低借貸成本,間接支持了經濟復蘇。從實際情況來看,在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階段(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與2008年12月至今),不僅短期利率有所下降,10年期及5年期國債利率也明顯下降。10年期國債利率由2000年1月4日的1.738%,下降到2013年4月1日的0.571%;同期,5年期國債利率也由1.01%降至0.135%。
穩定金融系統的效果基本實現,避免危機進一步惡化。金融危機過程中,對流動性不足的擔憂困擾著整個金融體系,超寬松貨幣政策消除了流動性不足的威脅,防止了危機和恐慌的進一步蔓延,具有穩定金融體系的效果。日本央行從2001年3月起至今,通過直接購買長期國債和資產支持證券,向銀行體系注入了大量資金,起到了穩定銀行體系的作用。
一定程度上擴張了日本政府實施財政刺激政策的空間。直接購買長期政府債券和政府擔保債券,是日本央行超寬松貨幣政策的重要手段。貨幣當局購買國債的操作類似于以通貨膨脹稅取代直接稅收,大大減輕了政府的預算約束。截至2013年3月20日,日本央行資產總額達165.39萬億日元,較1999年1月10日增加90.81%。同期,日本央行持有的政府債券余額達到125.05萬億日元,較1999年1月10日增長了153.51%。
政策效果仍有不理想之處
按照經濟學理論,日本央行的超寬松貨幣政策通過向市場注入更多流動性,將引導金融機構和公眾投資者的資產選擇行為,促進市場參與者調整投資組合,將資金投向收益率更高的非貨幣資產,從而帶動投資,并促進消費和刺激經濟復蘇。但日本實施超寬松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卻難盡如人意,存在明顯的局限。
對基礎貨幣的影響比較顯著,但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較小。從兩者的增幅來看,2013年3月,日本央行的基礎貨幣量達134.74萬億日元,而1998年末為60.14萬億日元,增幅高達124.04%。貨幣政策的最終效果是通過調節經濟運行中的貨幣供給量來實現,而體現經濟活動中貨幣供給量的M2(廣義貨幣)指標,并沒有表現出相應幅度的增長。日本2013年2月末的M2平均流通量為828.2萬億日元,而1998年末則為611.6萬億日元,僅增加了35.42%。從兩者增長的時段來看,在日本央行實現量化寬松政策的兩個階段(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與2008年12月至今),雖然每月基礎貨幣平均余額明顯多于未實行量化寬松政策的時段,但M2平均流通量僅保持了平穩增加。
對消除通貨緊縮方面效果不理想。2013年2月,日本CPI指數為99.2,而1998年末則為104。在此期間,CPI同比有50個月在零以上,而有120個月為負值。截至目前,這種情況依舊未見好轉,2012年6月至2013年2月的CPI同比更是連續9個月為負。
大部分資金在財政金融領域內形成循環,實體經濟參與有限。在金融機構惜貸、實體企業借貸意愿不高的大環境下,日本金融機構從日本央行以極低成本獲得的大部分資金,以超額準備金的形式又重新存放在日本央行經常賬戶上。日本城市、區域、信托、外資等各類銀行在日本央行的超額準備金在量化寬松政策實施的階段(2001年3月2006年3月與2008年12月至今),要大幅多于未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的階段(2006年3月至2008年12月)。
與此同時,日本央行所持有的政府債務的比例也隨著量化寬松規模的增大而增加。1999年1月10日,日本央行持有的政府債務僅占其總資產的56.91%,而在2006年7月10日,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結束不久之時,這一比例達到了78.17%。2009年12月10日,這一比例降為58.65%,到2013年3月20日,該比例又攀升至75.61%。由此可見,日本央行通過購買資產等方式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金融機構以超額準備金等形式重新將流動性返回日本央行,日本央行則大量買進政府債券,政府獲得了相應的財政政策實施空間,實體經濟在這個過程中則參與極為有限。
刺激居民消費效果不顯著。從消費額來看,日本2012年家庭消費額為301.5萬億日元,較1999年末僅增長12.63%,與基礎貨幣供給量的增幅相差甚遠。從就業與收入角度來看,日本的失業率長年維持在約4%,而近十年來平均每月就業現金收益同比負增長的月份遠多于正增長的月份,這也說明日本央行實施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并沒有達到增加工資的目的,因而更難起到帶動消費增長的作用。
對投資拉動效果差強人意。1999年,日本全社會的總資本形成為118.42萬億日元,2000年增加為119.22萬億日元,而這種對投資的帶動作用僅是“曇花一現”,2001年至今,日本全社會總資本形成持續低迷,2010年降至最低點——98.04萬億日元,2012年恢復至103.21萬億日元,仍遠低于1999年水平。日本企業的設備投資增幅表現略好,但2012年較1998年僅增加了6.96%。
抑制日元升值作用甚微。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對美元匯率急劇升值。日本央行長時期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與量化寬松的超寬松組合,對日元升值幾乎“束手無策”。1985年9月,日元匯率還在1美元兌250日元左右波動,盡管日本央行從1991年7月起頻繁下調基準利率,相繼實施了低利率、零利率與量化寬松政策,但截至2012年末,日元對美元仍然升至86.72。不過,安倍再度就任日本首相后,日元受貨幣超寬松預期影響而大幅貶值,截至2013年4月2日,日元對美元收盤至93.35,較2012年末貶值7.65%。
政策效果欠佳的技術性原因
實踐證明,日本央行實施超寬松貨幣政策陷入了“流動性陷阱”。當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后,由于經濟停滯,產出水平和效率都趨于下降,人們則對未來更加缺乏“信心”,并減少消費和投資,最終使經濟更為緊縮。導致日本陷入“流動性陷阱”的成因相當復雜,其中的深層次原因包括經濟增長方式和財政金融體制無法與時俱進、人口老齡化、社會氛圍日趨保守僵化和企業創新能力萎縮等,這些結構性問題絕非簡單地加大貨幣供應量就可解決。除以上結構性原因外,技術層面的原因也不可忽視。
金融機構放貸能力和意愿不足。體現在三方面:一是20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的大多數金融機構背負了大量不良貸款,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在2001年達到8.4%,之后雖不斷下降,但2004年依然達4%。金融機構為防止不良貸款再度惡化,增加了貸款損失準備金的預提。二是金融機構自身在日本經濟泡沫時期也投資了部分房地產、股票等資產,泡沫破裂后,所購資產大幅縮水,造成自身也面臨償債的資金需求。三是出于對交易對手風險的擔憂而惜貸。
實體企業因負債而借貸意愿不足。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后,很多實體企業深陷其中,資產價值猛降,債務負擔大增,債臺高筑的企業對零利率“視而不見”,再度向銀行借貸和增加自身負債的意愿大幅減少。盡管私人部門到2005年已經修復了大部分資產負債表,但依然存在嚴重的對債務風險的厭惡情緒。根據歷年日本“短觀調查”的數據,1990年至2012年的92個季度中,金融機構向所有企業的“貸款傾向”有25個季度處于負值狀態,而同期,企業從金融機構貸款有62個季度呈現同比負增長。由此可見,實體企業不愿借貸的情緒比金融機構惜貸的情緒要嚴重。
日元的“套利交易”。日本央行零利率政策使本國投資者因國內市場收益率過低而將資金投入其他市場,跨國投資者則通過購買日本國債,并以其為抵押,向日本的投資銀行以五倍以上的杠桿進行融資,借入日元,賣出后兌換成美元或歐元,并投資到境外的高收益產品,如股市或高收益債券,從而以低融資成本進行投資。這種套利交易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本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削弱了本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
啟示
從日本央行實施超寬松貨幣政策的歷程中可以總結相關經驗和教訓,從而能夠更好地認識貨幣寬松政策的傳導機制、效果及其局限。
零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對刺激經濟長期增長作用有限。超寬松貨幣政策只是通過消除不確定性和緩解流動性壓力的方式,為經濟活動提供了一個相對溫和并有利經營的環境,但并不能直接拉動經濟高速增長,經濟增長最終還是要依靠技術進步推動的投資和消費驅動。當前,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面臨債務高企、經濟動能不足等問題,新興經濟體則面臨經濟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變等問題,均需將經濟體制改革、提升核心競爭力作為首要任務,而要求貨幣當局過度發行貨幣的舉措無異舍本逐末。
零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未能完全有效恢復信貸市場的融資功能。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大多數金融機構和實體企業都深受債務風險其害,即使債務已經償清,也不惜“矯枉過正”,盡量避免再度負債。因此,日本央行無論實行零利率還是量化寬松措施,都難以對私人部門的信貸產生顯著影響,進而造成日本量化寬松的大部分資金在財政金融領域內循環的局面。因此,各國貨幣當局為恢復信貸市場的繁榮而采取措施時,需將向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與協調政府相關部門提升實體經濟借貸意愿相結合,只有如此,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才有可能重新發揮作用。
寬松貨幣政策范文6
關鍵詞: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質;影響
作者簡介:謝蘭璋(1974-),男,湖北武漢人,武漢船舶職業技術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國際金融和貿易。
中圖分類號:F820.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3.44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3-105-02
進入2013年,美國繼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克南在今年3月份第一次新聞會上重申,維持現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不變,以刺激國內經濟和促進就業增長。對于什么時間結束該政策的提問,他并未給出明確答復。專家指出,美國這一政策的繼續實施,必然導致美元進一步超發,其過度流動性會加劇世界其他國家通脹風險。我國經濟也會受到這一政策的影響,并可能導致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一、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質
量化寬松主要是指一國央行在實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過購買國債,增加基礎貨幣供應,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以鼓勵借貸和支出,這就是間接增印鈔票。一般情況下,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操作,通過購買短期債券進行微調,可將利率調至既定目標利率水平。量化寬松則不同,其調控目標為鎖定長期的超低利率,央行持續向銀行體系注入流動性,向市場大量投放貨幣。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是為促進美國國內經濟復蘇和提振實體經濟、應對國內通貨緊縮以及拉低實際利率、提升國內消費水平而采取的政策。
由于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美國是儲備貨幣發行國,美聯儲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在有利于美國經濟的同時,實際上是在向全世界增發貨幣。大量印鈔不僅沒有引起美國國內的物價上漲,還通過大量進口獲取他國的實際資源,將通脹風險轉移到了向美國出口的國家。同時,由于貨幣超發導致美元貶值,從而縮減了美國的債務。從這個角度看,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質就是向世界經濟“注水”,輸送流動性。用美國人自己的話來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p>
二、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增加了我國貨幣政策實施的難度
一方面,由于世界主要大宗商品(譬如鐵礦石、石油、金屬、糧食)基本上是以美元計價的,美國金融機構控制的金融期貨交易所決定著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中國只是被動的價格接受者。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會刺激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我國作為大宗商品的進口大國,勢必會受到大宗進口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面臨輸入型通脹的壓力。美國量化寬松造成全球通脹或勾結資源壟斷者提高價格,可以瞬間讓我國付出天文數字的慘重代價。實證研究表明,我國60%的物價上漲是國際價格上漲造成的。一旦進口商品的價格大幅上漲,我國就會面對巨大的輸入性通脹壓力。在此情況下,盡管我國國內需要貨幣政策刺激宏觀經濟,我國央行也不敢貿然放松貨幣。
另一方面,由于量化寬松使得美國經濟復蘇,這客觀上會給我國帶來更多的貿易順差,從而導致外匯儲備增加。而我國央行承擔著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責任,購買外匯儲備成為人民幣投放的主要渠道。這就會導致更多的人民幣投放,增加流通中的人民幣數量。因此,加大力度沖銷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溢出效應,防止貨幣增加超過實體經濟需求,控制好貨幣數量仍然是我國央行首選的應對目標。
可見,我國的貨幣政策如何實施還要看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是受制于人的,這無疑增加了我國貨幣政策實施的難度。
(二)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沖擊加大
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使美元保持低利率,并繼續貶值,這使得美元持有者規避美元匯率風險的意識不斷加強。美元持有者通常會采取行動,將美元兌換成其他有升值趨勢的貨幣,例如日元、人民幣,然后進行貨幣市場或者資本市場投資。
由于我國經濟增長明顯而且有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美元熱錢就會大量進入我國金融市場。按照常用的計算熱錢的方法,即“在國家外匯儲備增加額中,減去貿易順差額和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額”來估算,我國自2008年美國實施首輪量化寬松政策以來,熱錢規模不斷擴大。大規模的熱錢流入將加劇國內流動性過剩的局面,容易導致資產市場大起大落,從而影響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大量熱錢流入房地產和其他資產市場,加劇我國房地產市場調控難度,并有進一步惡化資產價格泡沫之可能。
(三)導致我國實際資源的流出
前面說過,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質就是“損人利己”, 美國量化寬松在刺激本國經濟的同時,還能從他國獲得大量利益。美國主要是靠消費來拉動經濟的,當他們的消費超過生產時,就要從其他國家大量進口。美國的量化寬松必然會增發美元,以拉動消費刺激需求。
美國從我國進口商品,付出的是增發的成本幾乎為零的美元,獲取的是我國生產的實際資源。我國向美國雖然出口增加,但同時損失也很大,自己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商品供給美國,自己卻換回一堆紙——美元。我國的央行還要加大貨幣投放量來回收這些美元,從而造成貨幣貶值,物價上漲。
(四)使我國外匯儲備大量縮水
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美元資產,約占70%左右,以美國國債和機構債券為主要形式。美國實施量化寬松使美元貶值,我國外匯儲備就會大幅縮水。此外,中國外匯儲備還要別無選擇地投入到美國金融市場。美國政府和公司發行低利率的債券籌資,使我國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因為其價格下跌而蒙受損失的同時,再回收投入到中國市場賺取高額收益,等于是拿中國人的儲蓄去賺高額利潤。因此,有人把美國形容為全球“超級商業銀行、超級投資銀行、超級對沖基金、超級私募基金”集于一身。
可見,美國量化寬松造成全球通脹,中國的外匯儲備資產原本是要去購買石油和其他資源產品的,全球通脹大幅度降低了中國外匯儲備的購買力;美元相對本幣或其他貨幣貶值,都會讓中國外匯儲備蒙受損失。
(五)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
量化寬松政策的推出,使得美元貶值,必然造成外幣對美元升值的壓力。有專家分析過,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迫使美元匯率走弱或不斷貶值,希望借此刺激美國的出口增長。原因很簡單:美國反復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快速升值,中國卻堅持緩慢升值或不升值。無奈之下,美聯儲只好搞量化寬松政策,讓美元主動貶值或維持弱勢,間接迫使人民幣升值或維持強勢。
人民幣升值后,由于套利的目的,熱錢大量流入我國,人民幣必將面臨進一步升值的壓力。在美國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結束了此前雙向波動的局面,而出現接連“漲?!?,特別是整個2012年11月,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升值110個基點,新一輪寬松政策將使人民幣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大。我們要從這個角度充分認清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對我國經濟金融的真正危害。
(六)給我國的就業帶來壓力
量化寬松政策必然會影響我國的出口,對出口型企業帶來較大的沖擊和影響,由人民幣升值帶來的企業成本上升和出口競爭力下降將是一個長期的問題。由于出口型企業的價格競爭力下降,企業倒閉現象增加,進而引發嚴重的失業問題。這又會使實體經濟面臨下滑的風險,導致對外資的吸引力下降,減少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這就直接減少了就業機會,給我國的就業帶來壓力。
(七)深刻影響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
長期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增長屬于粗放型、資源型、勞動密集型增長的模式,量大價低,利潤率極低,對世界資源的依賴性強,高速的出口增長依靠的是資源的極度利用和廉價的勞動力,這種模式無疑是美國等國家對我國進行反傾銷、反補貼的誘因之一。而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在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雙重壓力下,我國的出口企業為了生存與發展必將會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通過依靠技術進步來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由于量化寬松導致人民幣升值,我國出口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優勢逐漸削弱,今后需要主動轉移或淘汰低附加值出口加工產品,鼓勵發展高端出口產品,增強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的出口競爭力。同時,還要盡快改變依賴出口拉動經濟的增長方式,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勢必提高。在穩定外需的前提下,要抓住時機把國內市場做大,以保持我國經濟穩步增長的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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