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新資本協議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新資本協議范文1
關注填報說明
報表填報說明是報表審核的主要依據，逐項核對銀行填報數據與填報說明的符合性是發現錯誤的重要方式。因此，報表審核人員應仔細閱讀報表填報說明，在此基礎上，要勤于發問。如某行填報的美元多空頭凈額數據，審核人員首先要明白多空頭凈額的含義，并積極追問銀行填報該項數據的計算公式，然后嚴格審核銀行的計算公式是否與報表填報說明相符。例如，G4C-1（E）《市場風險標準法資本要求情況表（外匯風險）》填報說明規定：凈即期頭寸，即以某幣種標價的所有資產項目減所有負債項目，其中包括應收利息。某行在計算美元凈即期頭寸時，將應收利息從資產總額中整體扣除，與報表填報說明要求不符，導致美元多空頭凈額數據錯誤，并最終影響資本充足率的準確性。報表審核人員在熟悉填報說明的基礎上，通過追查凈多空頭凈額的計算公式，果然發現了某行對美元多空頭凈額的計算存在錯誤，與報表填報說明要求不符。
善于合理聯想
報表審核人員應具備良好的審計技巧，善于發現報表填報中的薄弱環節，善于聯想，從數據之間的關聯環節出發，考慮數據填報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錯誤的可能。
例如，在審核《表內信用風險加權資產計算表（權重法）》時，審核人員發現該表中風險緩釋因素的數據均填報為0，因此產生了疑問。因為銀行的某些債權（如貸款）一般都會有些擔保品，如存款質押、備用信用證等，可以作為債權資產的風險緩釋存在。該行風險緩釋因素全部填報為0，明顯存在問題。經追查，該行對一般企業事業單位的債權以及對個人的債權中，存在因現金類資產產生的風險緩釋和因商業銀行擔保產生的風險緩釋。在補填風險緩釋因素后，該行資本充足率有所提高。
勇于刨根問底
在報表審核中，單純考慮單張報表中以及不同報表之間的勾稽關系是遠遠不夠的。對于單張報表中的某項數據，應探詢其數據填報的具體過程，摸清數據源之所在。在此過程中，通過與填報說明和新資本協議具體要求的對照，往往可以發現問題。
例如，在審查《表內信用風險加權資產計算表（權重法）》時，銀行存放在不同國家金融機構的資金，會因國家信用評級不同而對應不同的風險權重，直接影響資本充足率。因此，對于這類數據的填報，應仔細追查銀行填報的是對哪國金融機構的債權，該國國家信用評級是什么，選用的是哪家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評級結果的選用是否符合《外部評級使用規范》的要求。天津銀監局對某行的現場檢查中發現，該行尚未確定選用哪家外部評級機構的國家信用評級結果作為參照依據，導致該行在填報《表內信用風險加權資產計算表（權重法）》時，將存放在韓國金融機構的資金隨意填報在5.1項：對評級AA-及以上國家或地區注冊的商業銀行的債權中，該項目適用風險權重為25%。根據《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中外部評級使用規范：對同一信用主體或債項有三個以上外部評級結果，且對應不同的風險權重，應首先按照風險權重由低到高的順序，選擇前兩個評級結果，然后從中選擇風險權重較高的評級結果。在報表填報當月，標準普爾對韓國的國家信用評級為A+，對應風險權重為50%，高于穆迪和惠譽對韓國評級的風險權重25%，因此，該行對韓國金融機構的債權應對應50%的風險權重。該錯誤影響了表內加權風險資產的數據準確性，并導致資本充足率虛增。
重視關聯關系
新資本協議范文2
關鍵詞：新巴塞爾資本協議 三大支柱 風險監管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1988年公布的資本協議，曾被認為是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的“神圣條約?！比欢谶^去十幾年中，銀行防范風險的能力，監管部門的監管和市場的運作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該協議對發達國家已越來越不適用。1996年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粗線條的新資本協議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詳細的新協議草案，各國商業銀行和監管當局對新協議草案提出許多的意見和建議，經過一年半時間，終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許多重要達成一致意見，委員劃于2003年第四季度確定新資本協議以便各國于2006年底實施新協議。在2003年至2006年間，銀行和監管當局將根據新協議的各項標準，建立和調整各項體系和程序。新協議一旦問世，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及有關國際金融組織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國際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家必須認真研究新協議的影響。另一方面，借鑒國際上先進的金融經驗加強金融監管是我國金融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在形勢下，我國需要切實更新監管理念強化資本監管。本文擬通過對新資本協議的介紹從法律角度來初步探討其對我國銀行風險監管的影響。
一、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
銀行業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20世紀80年代由于債務危機的影響，信用風險給國際銀行業帶來了相當大的損失，銀行普遍開始注重對信用風險的防范管理。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一套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與表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極大地影響了國際銀行監管與風險管理工作的進程。在近十幾年中，隨著巴塞爾委員會根據形勢變化推出相關標準，資本與風險緊密聯系的原則已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國際監管原則之一。正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更加具有風險敏感性的新資本協議。新協議將風險擴大到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和利率風險，并提出“三個支柱”（最低資本規定、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要求資本監管更為準確的反映銀行經營的風險狀況，進一步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規定
新協議在第一支柱中考慮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1并為計量風險提供了幾種備選方案。關于信用風險的計量。新協議提出了兩種基本方法。第一種是標準法，第二種是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又分為初級法和高級法。對于風險管理水平較低一些的銀行，新協議建議其采用標準法來計量風險，銀行資本充足率。根據標準法的要求，銀行將采用外部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來確定各項資產的信用風險權利。當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系統和信息披露達到一系列嚴格的標準后，銀行可采用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允許銀行使用自己測算的風險要素計算法定資本要求。其中，初級法僅允許銀行測算與每個借款人相關的違約概率，其他數值由監管部門提供，高級法則允許銀行測算其他必須的數值。類似的，在計量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方面，委員會也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方案以備選擇。
新資本協議范文3
關鍵詞: 新資本協議內部評級法資本充足率 監管資本
中圖分類號: F 830. 9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1770(2008)09-024-05
一、引言
2006年新資本協議[1]頒布以來，我國以銀監會為主體的新資本協議實施項目陸續開展。隨著新資本協議實施工作的全面開展，新資本協議的研究在國內也逐漸盛行。管七海（2005）對新資本協議第一支柱下信用風險的公司風險暴露進行了研究[2]，張燕（2005）的研究則針對新資本協議的操作風險計算問題[3]，詹原瑞等(2005)專門針對零售風險暴露的新資本協議實施展開研究[4]，黃憲等(2005)的研究則已經涉及了新資本協議第二支柱下風險偏好的概念[5]。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銀行界對于新資本協議的總體框架了解，但是針對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中最重要的信用風險計算模型卻未能解釋各參數的估計結果對于銀行資本充足率計算的影響。本文針對新資本協議信用風險資本計算模型進行研究，以期從監管資本層發現內部評級法中各參數間對于資本充足率的重要性程度，形成如下結論，以期能對我國銀行業的未來業務發展和監管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有所幫助。
二、內部評級方法的資本計算公式
內部評級方法（Internal Rating-based）是新資本協議的重要創新，它是在巴塞爾委員會總結國際活躍銀行在經濟資本計算方面的先進方法后形成的統一國際標準，這個標準不僅照顧了定量計算能力稍弱的發展中國家銀行，使他們也有能力使用統一的公式進行監管資本的計算，也充分發揚了國際活躍銀行在定量方面的領先優勢，使國際活躍銀行可以利用自己的先進定量模型，進行監管資本的計算。
下面將以公司暴露的內部評級方法要求為例進行內部評級法下各參數間影響關系的研究。之所以采用公司暴露為例是由于公司暴露高級內部評級法的計算方法相對于零售暴露和其它風險暴露要更為復雜，并且所考慮的相關風險因素也更多。公司暴露內部評級高級法要求計算四個風險參數，分別是違約概率（PD）、違約損失率（LGD）、違約風險暴露（EAD）和期限(M)。在最終計算所需監管資本的計算過程中還要用到如下中間變量，包括期限調整系數（b）、相關性(R)和資本需求（K）。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1)
上式中N(X)是標準正態分布函數，G(X)是標準正態分布函數的反函數。
監管成本＝K×EAD (2)
最終由公式（2）求得監管資本的計算結果。
公式（1）中，由于違約概率只能在0和1之間取值，那么期限調整系數就只能大于0.01405。
三、各參數間的相關關系
從上述過程不難看出監管資本的計算過程直接與資本需求相關。而資本需求又直接由內部評級法的基本參數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期限決定。
（一） 違約概率與資本需求的相關性趨勢
下文將根據內部評級法的規定計算違約概率與資本需求之間的關系。當違約損失率分別為0.45和0.75時，由公式（1）、（2）可得：
圖1中位置偏上的曲線是違約損失率為0.75時違約概率與資本需求的對應關系圖像，位置偏下的線是違約損失率為0.45時的違約概率與資本需求的對應關系圖。
根據圖1所示，在違約概率小于0.31時，資本需求隨著違約概率的增加迅速提高，顯示了內部評級法極強的風險敏感性。特別是在違約概率極小范圍內，資本要求對于違約概率的敏感性就更加顯著。
根據圖1中曲線位置關系可知，資本需求的取值在違約概率等于0.31附近取得極大值。這意味著在違約概率大于0.32以后，資本需求隨著違約概率的逐漸增加而逐漸減小。從此處可以得出結論：按照巴塞爾規定，銀行的資本并不是嚴格隨著違約概率的增加而上升，而是在違約概率達到32%以后開始逐漸呈快速下降趨勢。根據標準普爾公布的等級與違約概率對應范圍（如表1所示），違約概率等于0.31大致對應于D等級以下。從我國銀行目前運行的評級結果來看，最后2個級別第9級和第10級都處于違約概率大于0.31的范圍內。
這里難免會讓人誤解，難道巴塞爾的規定會使銀行對高風險客戶（違約概率大于0.32）的貸款資本要求高于低于低風險客戶（違約概率等于0.32）的資本要求么？其實這種情況不會出現主要是基于三點考慮：①從銀行業務層面來看，對于違約率過高的客戶會直接拒絕發生業務，因此也就不存在對違約概率很高的客戶進行資本計提的現象，如，我國多數銀行的公司貸款的拒絕違約概率點在10%以內，離31%的拐點出現相距甚遠；②常見的內部評級體系，如標準普爾和穆迪的評級體系，最多只有一個級別處于違約概率大于0.32的范圍內，而這個級別通常被指定為違約級別，需要按照另外一套公式計算監管資本；③即使某銀行的內部評級體系有較多的客戶違約概率大于0.32，但是在違約概率大于0.32時其損失主要以預期損失為主，非預期損失為輔。在銀行對預期損失進行撥備的時候，絕大部分的信用風險已經由撥備覆蓋，只剩余小部分信用風險通過資本覆蓋。雖然理論上會出現要求資本減少的情況，但是實際上是巨額增加了撥備的數量，結果仍然是保證了銀行的安全經營。
圖1中還可以看出違約損失率越大，資本需求對違約概率的變化越敏感。這種現象可以直觀理解為清收水平越高，客戶質量對資本需求的影響越小。
在期限分別為1和2.5，違約損失率等于0.75時，做出違約概率與資本需求的相關趨勢圖如圖2所示。其中位置偏下的線是期限為1時違約概率與資本需求的相關趨勢圖，位置偏上的線是期限為2.5時違約概率與資本需求的相關趨勢圖。從圖像的趨勢可以得出結論，期限越小，違約概率對資本需求的影響越大。
（二） 違約損失率與資本需求的相關性趨勢
根據公式（1），違約損失率和資本需求呈現明顯的線性關系，其系數由違約概率和期限決定。圖3中位置偏下的線是違約概率等于0.1時的違約損失率與資本需求的相關趨勢，位置偏上的線是違約概率等于0.5時的違約損失率與資本需求的相關趨勢。圖3中趨勢清楚表明資本需求與違約損失率呈正相關關系，且違約概率越小時，資本需求對違約損失率的變化越不敏感；違約概率越大，資本需求對違約損失率的變化越敏感。上述現象可以直觀理解為當客戶質量越好時，所需資本數量越與清收水平不相關；當客戶質量越差時，所需資本數量越取決于清收水平。
圖4中位置偏上的線表示期限為2.5時，資本需求和違約損失率的相關趨勢；位置偏下的線表示期限為1時，資本需求和違約損失率的相關趨勢。根據圖像可以得到結論如下：貸款的期限越長，那么資本要求對違約損失率越敏感。
（三） 期限與資本需求的相關性趨勢
圖5中位置偏上的線表示違約概率為0.5時期限與資本需求的相關性趨勢, 位置偏下的線表示違約概率為0.1時期限與資本需求的相關性趨勢。從圖5中趨勢可以看出違約概率越高，期限對資本需求的影響越小；違約概率越低，期限對資本需求的影響越大；違約概率越高，無論客戶質量如何變化，期限對資本需求影響都將較小。
圖6中位置偏上的線是違約損失率為0.75時期限與資本需求的相關性曲線，位置偏下的線是違約損失率為0.45時期限與資本需求的相關性曲線。圖中趨勢表明違約損失率對于資本需求的影響要明顯強于期限對資本需求的影響。
（四） 公司與零售業務監管資本要求的比較
公式（3）是計算零售暴露監管資本需求的公式。
根據巴塞爾的要求，公司暴露與普通零售暴露的資本需求差別僅在期限的調整項上。由于期限調整系數大于0.01405，那么該調整項的取值范圍就位于1.0574和1.6667之間。
期限的調整項對于理解巴塞爾委員會對于銀行業務的態度至關重要。正如前面所說，期限的調整項代表了公司暴露和普通零售暴露計算監管資本需求K的差別，從該差別的取值范圍來看，巴塞爾委員會的規定是明顯傾向于普通零售業務節約資本的，從該差別的調整來看，如果公司貸款普遍為1年期的短期貸款，那么對公司和普通零售要求的資本相同；但是如果期限長于1年（注：此處的期限M并不是業務期限，而是經過現金流折現的久期結果,通常久期要小于業務期限），那么對公司和普通零售要求的資本就相差一個倍數，此倍數就是期限的調整項。從期限調整項的結果看，平均相差30%左右的資本要求。
由于巴塞爾對于零售業務還分為三類進行資本計算規定，除了普通零售貸款，還包括合格的循環零售貸款（QRRE，例如，信用卡的循環授信業務）和住房抵押貸款。其各自的計算公式在這里不作詳細敘述，僅把結果比較展示如圖7所示。
圖7中從圖像的最右端來看，位置從高到低各曲線依次代表住宅抵押貸款、公司貸款、合格的循環零售貸款、普通零售貸款的違約概率和資本需求趨勢。
從圖7可以得到結論如下：
1. 從各曲線的總體趨勢來看，住宅抵押貸款的資本要求隨著違約概率的增加變化最大，對風險最敏感；公司貸款的資本要求次之，其資本要求對風險也比較敏感；合格循環零售貸款的資本要求變化幅度較小，主要處于0到0.1之間，其資本要求與違約概率的關系接近于線性關系，且斜率較??；普通零售貸款的風險敏感性呈現分段狀態，在低違約概率范圍，普通零售貸款對于風險較為敏感，當違約概率達到2%左右時，普通零售貸款的資本要求幾乎不變，接近于水平狀態，此時其資本要求相對于公司貸款來說仍然較少，約占公司貸款資本要求的40%-50%；
2. 在違約概率極小的情況下（違約概率小于0.1%,包括標準普爾的AAA,AA,A級客戶），四種貸款的資本要求非常接近，公司貸款所需資本要求略高于其它三種貸款；
3. 在違約概率大于0.1%且小于5.3%情況下（此區間包括標準普爾的BBB,BB,B級客戶），各種貸款所需資本數量排序為：公司貸款>住宅抵押貸款>合格的循環零售貸款>普通零售貸款,其中要求最高的公司貸款資本需求大約為要求最低的合格循環零售貸款資本需求的4倍；
4. 在違約概率大于5.35%且小于7.3%情況下（此區間包括標準普爾的CCC級客戶），各種貸款所需資本數量排序為：住宅抵押貸款>公司貸款>普通零售貸款>合格循環零售貸款，其中住宅抵押貸款的資本需求與公司貸款資本需求非常接近，普通零售貸款與合格循環零售貸款的資本需求比較接近；前二者的資本需求約為后二者的2倍以上；
5. 在違約概率大于7.35%情況下（此區間包括標準普爾的CC、C和D級客戶），各種貸款所需資本數量排序為：住宅抵押貸款>公司貸款>合格循環零售貸款>普通零售貸款，其中住宅抵押貸款的資本需求略高于公司貸款資本需求，合格循環零售貸款和普通零售貸款的資本需求遠小于住宅抵押貸款和公司貸款的資本需求。
四、各參數相關性對于銀行計算監管資本的意義
上述分析揭示了各參數大小變化對于銀行監管資本計算結果的影響，巴塞爾監管資本計算公式實際上也隱含了巴塞爾委員會對于銀行業務的資本優惠措施。從巴塞爾資本協議的改革措施來看，新協議很好的避免了以往監管資本套利嚴重的局面。根據上述分析，銀行可以從如下角度考慮節約資本：
（一）從違約概率與資本需求的關系來看，節約資本的重要方式就是通過將貸款發給資產質量較好的客戶來實現。
資產質量好的標準并非普通意義的標準，而是按照行內建立起來的打分卡中所選擇的指標認定為“好客戶”的標準。在清收水平和貸款期限一致的情況下，貸款給AAA級的客戶所需資本僅是A級客戶的25%；而貸款給B級客戶所需資本約為貸給AAA級顧客的15倍。表2列示了違約損失率等于0.75情況下，貸款給各級別客戶所需資本的比較。
1.從公司和零售計算資本的公式不同來看，節約資本也可以通過增加零售業務比重來實現。
根據對期限調整項的計算結果分析，不難發現公司業務的資本占用普遍較高，最低也比普通零售業務高5%以上，最高能夠超過普通零售業務資本占用的60%。這種計算結論是建立在公司和零售將貸款發給具有相同違約概率的客戶前提下的。零售業務中也并非都屬于低風險業務，根據巴塞爾計算公式的要求，住房抵押貸款屬于明顯的高風險業務，最近盛行全球的次級債現象也更加表明了巴塞爾委員會對于這種貸款要求的前瞻性。因此零售業務中住房抵押貸款的資本要求水平非常接近于公司業務的資本要求。平均來看，巴塞爾對于合格循環零售貸款（在我國銀行主要是信用卡業務）的資本要求最低，普通零售業務（如經營性貸款、教育性貸款、車貸等）的資本要求也比較低，其資本占用相對于公司貸款而言少了約50%。
2. 從違約損失率與資本需求的關系來看，提升銀行的清收水平有利于資本要求的減少。
清收水平的提高不但有利于行內不良資產的回收，保持銀行的資產質量，而且能夠在資產出現不良之前，就減少銀行的資本計提，也就能夠使銀行有更多的資本用于開展其它業務。
3. 從期限與資本需求的關系來看，以短期貸款為主的業務導向有利于資本要求的減少，但是對于期限長于7年的貸款資本要求不再受貸款期限的影響。
長期貸款不僅違約概率違約概率高，而且計算后的久期長，會提高銀行的監管資本要求。由于巴塞爾規定期限M的最大取值是5年（換算為實際貸款時間長度大約是7年），僅從這一點考慮，對于同一家企業發放10和20年貸款對監管資本要求沒有區別。雖然期限對于資本要求的影響在7年以上已經消失，但是從銀行經營安全性角度考慮過多的長期貸款仍然不是一種合理的做法。
從實現貸款的資本節約角度考慮，將長期貸款變化為大量的短期貸款也可以起到很好的節約資本效果。
參考文獻:
1.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06.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M]. Basle: June.
2.管七海, 2005. 建立我國貸款企業違約率測度的多維度分析體系研究[J]. 金融論壇, (8): 41-45.
3.張燕, 2005.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框架下我國銀行業操作風險度量研究[D]. 湖南大學碩士論文, 1-64.
4.詹原瑞, 孫彤, 王文靜, 2005. 在新巴塞爾資本協議中關于零售資產的監管資本計算[D]. 天津科技大學學報, 20(3): 74-77.
5.黃憲, 馬理, 代軍勛, 2005. 資本充足率監管下銀行信貸風險偏好與選擇分析[J]. 金融研究, (7): 95-103.
新資本協議范文4
外部評級公司的信用評級是否還可以作為市場標桿？
外部信用評級公司的評級一直被全球金融市場認為是對債務人或債項信用風險識別和判斷的重要標桿，巴塞爾委員會甚至將外部評級結果與固定的風險權重直接掛鉤，要求實施信用風險標準法的銀行據此來計算風險加權資產。即使在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下，對于諸如銀行和大型企業這樣的低違約風險暴露，由于銀行內部的違約數據不足以支持建立可以驗證的評級體系，判斷這類債務人內部評級結果好壞仍需要對照同一交易對手或同類交易對手的外部信用評級，以內部評級結果與外部評級結果的吻合程度作為判斷內部評級體系辨別力、穩定性的重要指標。資產證券化暴露中以評級為基礎的方法（Rating-based Approach）也依賴外部評級公司對證券化暴露的長期和短期評級結果來決定風險權重或進行資本扣減。隨著新協議的推行，外部評級公司的評級已經成為事實上維系全球銀行業穩定的重要基礎。
此次金融危機發生以后，外部評級公司提供的信用評級結果受到了極大置疑。2007年惠譽基于雷曼兄弟的收入和利潤來源多元化，將其長期評級和優先支付的無擔保債務評級上調為AA-，同年標普對雷曼兄弟的評級是A-，時隔一年之后雷曼兄弟宣告破產。2007年12月，盡管穆迪認為貝爾斯登的風險有所增加，其長期信用評級仍為A2。標普甚至還將其評級從BBB提高到AA-。外部評級結果的失真，對于依賴外部信用評級結果計算監管資本的銀行而言，最直接的影響是低估了交易對手的風險，計算出來的監管資本遠遠小于實際需要的監管資本，銀行經營的杠桿倍數比表面上看起來更大。市場標桿的失準實際上間接地鼓勵了銀行冒險的資產擴張行為。
鑒于外部評級公司的糟糕表現，新協議的監管資本體系中是否會考慮徹底拋棄外部評級公司的評級呢？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很小，外部評級公司的評級并沒有被國際銀行業監管機構拋棄的風險。盡管巴塞爾委員會提議對高風險證券化產品（如抵押債務證券）增加資本要求，但計算標準仍堅持以外部評級公司的評級對應的風險權重作為依據。從長期趨勢上看，由于外部評級公司的市場信譽受到了極大影響，國際社會開始逐步加強對外部評級公司的監管，提高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但是作為債務人或債項信用風險判斷標桿的外部評級結果，其作用仍無法被取代。
為什么實施新協議的銀行仍無法避免危機？
新協議希望通過建立統一的資本計算規則，使單個銀行和銀行集團能夠保持足夠的資本應對風險，從而保證全球銀行體系的穩定。但事與愿違，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證明了銀行體系的現實狀況與巴塞爾委員會宏偉理想的差別。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一些原因：
資本約束適用范圍狹窄。新協議的資本約束對象只是針對單個銀行和銀行集團的，在銀行集團并表層面明確將保險公司和保險業務從并表范圍中分離。一些國家和地區規定實施新協議只針對銀行，保險公司和證券公司不在實施新協議范圍之內。銀行集團并表計算資本充足率也應扣除保險公司和證券公司。另一方面，國際銀行業混業經營導致了銀行業務、保險業務與證券業務之間形成了交叉，金融集團內部銀行實體與保險實體、證券實體之間的戰略合作和業務合作，使風險在銀行集團內部聚集和傳遞。而新協議的監管資本計算規則是簡單的累加規則，在并表中排除了保險公司和證券公司，結果，盡管看上去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是安全的，但風險變化卻不是簡單的“搭積木”（Building Block），風險的非線性性表明為防止風險在不同金融機構之間的傳遞需要銀行監管體系、保險公司監管體系和證券公司監管體系協調運作，在所有金融機構監管資本的計算上保持審慎，否則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和一體化必然導致風險的傳遞和放大。
風險資本計量模型滯后。新協議的創新之處在于在計量資本方面多元化的選擇，對于國際活躍銀行，已完全依賴內部開發的模型計量和管理風險，但用于風險計量的模型的成熟程度差別很大，風險識別手段跟不上市場發展較快的新業務或新產品是此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傳統授信業務主要是對債務人和債項信用風險的識別。零售業務債務人數量龐大，單筆授信金額較小，容易建立規范的統計模型識別信用風險。而計量公司債務人信用風險必須依賴財務數據，財務數據的質量及銀行取得財務數據時間的滯后性，都對模型表現產生影響，總體上不如零售模型發展的成熟。由于授信的清償一定程度上還取決于市場發育狀況和法律環境，驗證模型需要的數據收集時間更長，因此計量違約損失率的模型不如計量債務人違約概率模型成熟。而傳統授信業務已不是國際活躍銀行資產的重點，證券化業務和表外業務（特別是場外交易的衍生工具）已構成其資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節約資本，普遍通過建立特殊目的實體（Special Purpose Vehicle）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不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反映。而此次危機的不斷擴大充分說明，證券化業務的信用風險計量模型遠遠跟不上市場的發展，普遍存在模型結果低估信用風險的情況。
計量模型自身存在風險。在巴塞爾協議倡導的以“風險為本”的銀行監管體系中，對風險的預測決定了監管資本的大小。在違約沒有發生之前，對任何未違約債務人和債項風險的評估依賴銀行計量風險模型的結果。事實上，銀行有降低監管資本的內在動力，在模型設計方面可以利用復雜的技術達到監管資本套利的目的，這會體現為模型風險。而監管機構通過查驗模型有效性（Model Validation）和回饋測試（back testing）的記錄，即便是能夠發現模型結果對風險低估，對風險預測結果的糾正也需要一段時間。還有一種可能是由于風險計量模型較高的技術門檻，監管機構未必能及時發現模型在開發設計中的問題，事實上降低了監管的有效性。
在監管資本計算中納入流動性風險能否避免流動性危機？
此次金融危機中出現的全球流動性風險促使我們思考金融機構的流動性風險管理問題。根據新協議的思路，在第二支柱下將流動性風險的資本要求納入到內部資本充足性評估程序（Internal Capital Adequacy Assessment Procedure）中，這種做法能否從根本上控制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風險呢？
從個體銀行的角度看，流動性風險主要是不能及時支付的風險，資產負債的錯配導致銀行正常的清算和支付活動出現困難，必須求助于市場獲得流動性的話，就要看市場上是否可以以合理的價格獲得流動性。個體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并不可怕，如果市場流動性存在的話，通過市場融資可以解決流動性困難。從整個金融體系的角度看，流動性風險是出現金融市場大規模流動性不足的困難，可能導致金融市場全面癱瘓。金融市場大規模流動性不足的風險與其說是部分金融機構流動性不足，還不如說市場信心的崩潰。從某種意義上說，流動性風險也是金融機構之間相互依賴的風險，在特殊時期，影響流動性風險最大的因素是市場信心，因此從更大視角去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風險是中央銀行、金融機構監管當局能否適時、適度地運用了各種金融工具調控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水閘”的風險，以及全球央行、金融機構監管當局能否通過協作機制在大規模流動性風險出現之時，恢復市場信心的風險。而挽救市場信心則不可能通過技術手段來解決。
巴塞爾委員會以及其他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建議銀行建立合理的流動性管理機制，在公司治理、資產負債管理、新產品開發、結構性產品融資、內部信息共享等方面完善流動性風險管理體系，同時鼓勵在第二支柱下尋求更好的方法將流動性風險體現在內部資本的評估程序中，在資本規劃中整體考慮。在筆者看來，任何風險的管理首先都應該依賴銀行正常的管理體系，流動性風險管理也不例外。個體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應更多地依賴內部健全的管理體系。鑒于全球銀行業流動性風險的監管資本計算遠不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那樣成熟，即使是能用一個數值反映銀行需要應對流動性風險的監管資本，但數值背后反映的流動性風險管理能力也可能千差萬別，那些流動性風險管理能力嚴重不足的金融機構就可能成為“隱患”，一旦流動性風險成燎原之勢擴散，流動性風險管理就不得不變成市場信心管理。因此，現階段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的重點仍應該放在如何完善所有金融機構（不單是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機制上，避免個體銀行成為全球流動性風險的犧牲品。
以模型驅動的市場風險管理體系能否應對極端波動的市場？
風險的發生是概率事件，而且在市場上交易的金融工具數據收集比較容易，透明度高，采用模型度量金融工具因市場價格波動產生的損益比較現實。正是基于以上的理由，巴塞爾委員會倡導的資本計量模式中，市場風險的管理與資本計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是量化程度最高的管理，遠遠超過信用風險等其他風險。新協議第一支柱下對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的資本計量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市場風險資本計量模型的延伸，這也反映了巴塞爾委員會的一種風險計量的取向。
此次金融危機對這種“唯模型”的市場風險管理也同樣提出了挑戰。首先，不是所有的金融工具都可以通過模型衡量市場風險，對于流動性低的產品由于沒有有效市場，根本無法建立計量模型；對于時間不長的新產品，由于市場缺乏足夠的數據，即便是能開發出模型，因為無法驗證模型的有效性，模型的表現如何不得而知，模型風險就直接體現為決策風險；其次，過于量化的模型讓一部分管理人員很難理解模型的有效性及可能的缺陷，對銀行內部的管理形成技術上的障礙；第三，市場參與者的個體行為構成了市場的集體結果，當市場情緒變得恐慌時，任何模型都無法對市場情緒進行預測。第四，對于極端的市場情況，現行的市場風險管理體系更多地依賴壓力測試（Stress Testing）作為常規管理的補充。但是壓力測試的效果取決于壓力測試情形貼近真實市場狀況的程度和壓力測試方法的有效性，個體銀行即使進行了有效的壓力測試，畢竟壓力測試情形在變成現實之前能否形成統一認識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于是能否根據壓力測試結果及時采取應對措施也還是未知數。即使個體銀行已經根據壓力測試的結果采取應急措施，如果其他銀行對壓力測試情形變成現實之前沒有足夠準備的話，仍可能發生大面積的市場崩潰狀況。
盡管計量市場風險的模型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從1996年正式將市場風險引入監管資本計算已有十幾年，管理的模式和文化已經深入國際銀行業的骨髓，一個基本的判斷是以模型驅動的市場風險管理仍會是全球銀行業市場風險管理的取向，作為全球銀行業認同的標準，壓力測試是應對極端情況下市場波動的重要工具，將有效的壓力測試機制引入到銀行日常市場風險管理體系中仍是不斷完善和探索的主題。
對中國銀行業實施新協議進程有哪些新挑戰？
金融危機的發生暴露了新協議在資產證券化業務風險監管、交易賬戶市場風險計量、流動性風險管理以及金融產品估值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毫無疑問它的有效性受到了質疑，但我認為新協議不會遭到根本性的顛覆。展望未來，由于此次金融危機動搖了銀行業的穩定，為應對日益波動的金融市場，全球銀行業將面臨更加嚴格的監管趨勢，最低資本要求有可能會大幅度增加。
在全球銀行業重塑的格局中，此消彼長的效應使我國商業銀行在全球銀行體系中的份量越來越重。如何從競爭對手的教訓中理解新協議的不足，根據我國銀行業的實際情況，借鑒新協議的合理內涵提升風險管理能力是未來若干年內中國銀行業國際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國銀行業實施新協議的進程中，要回答和解決以下幾個關鍵問題。
在實施新協議中如何看待中國銀行業的特殊性，新協議可能的修改對我國銀行業實施新協議的進程有無重大影響？
新協議具體的合規要求在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有所不同，與新協議基本要求相比，這種局部微調是有限的，新協議的核心內容被全球銀行業廣泛認同，具有普遍的適用性。而我國銀行業的特殊性表現為：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體現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上是“兩個絕大部分”，一是表內資產占絕大部分，二是表內資產中信貸資產占絕大部分。因此，對表內資產和表內信貸資產按照新協議要求建立起嚴格的、可驗證的信用風險計量模型，并引入到業務流程中，在業務前端提高風險識別的能力，切實提高營銷資源的合理配置，后端通過持續模型驗證和回饋測試來校準模型，將模型參數用于監管資本的計算并與國際慣例接軌，在債務人、債項風險識別和監管資本占用方面，真正建立起不同地域、不同機構、不同業務相互之間可以比較的風險判別體系，激勵和引導各級機構尋求合理的資本占用，這是我國銀行業實施新協議的實質，而在這一點上全球銀行業具有“普遍性”，我國銀行業沒有“特殊性”。
我國銀行業與國際活躍銀行所處的發展階段明顯不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信用風險仍是我國銀行業主要關注的重點。而目前提議的新協議修改涉及信用風險部分，主要是對資產證券化監管資本框架的完善和補充，其他表內和表外資產監管資本計算體系并無變化。我國部分銀行作為投資方，參與國際市場的證券化投資業務，但在銀行資產結構中總體比例很低，即便是新協議監管資本規則修改也不會對我國銀行業整體實施新協議產生特殊影響，不應作為實施新協議的重點。
實施新協議是“時間優先”還是“質量優先”？
此次金融危機爆發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全球銀行業風險管理和監管資本計量體系的薄弱。盡管我國銀行業受到的沖擊較小，但在全球銀行業監管趨緊的大趨勢下，實施新協議面臨更嚴格的監管環境。以香港金管局實施內部評級法的監管要求為例，涉及實施計劃、資產分類、內部評級體系開發、風險參數的驗證、數據質量和IT系統建設等五大方面超過700條監管標準，申請內部評級法的銀行需要提供足夠的證明，證實其已經逐條落實了全部的監管標準。由于新協議具有明顯的風險導向作用，每一類債務人、每一類業務、每種風險緩釋條件下，銀行監管資本占用完全不同。按照合規標準實施新協議，不僅關系到銀行客戶、產品和敘做方式的選擇，而且關系到資產組合結構的調整和未來市場競爭格局。任何一家準備實施新協議的銀行都應該認真考慮監管要求的具體標準，以及如何以成本最小的方式滿足監管要求。
在這個問題上要避免一個誤區，并非有風險計量模型就意味著實施了新協議內部評級法。比模型“有和無”更重要的問題是模型“好和壞”的問題，在已經具備合規模型的前提下，更核心的問題在于是否可以圍繞風險計量模型，有效建立起準備金計提、限額設定、風險定價、監管資本計算和經濟資本管理等現代商業銀行的運作體系，而這套體系對于保障銀行安全穩健經營意義重大。從這個意義上說，實施新協議不應該沽名釣譽，應該堅持“質量優先”的原則。
實施新協議對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戰略和體系有多大的沖擊？
從香港實施新協議的經驗看來，實施新協議更大的影響在于以風險計量模型帶動風險管理戰略和風險管理體系轉型。以合規模型的開發完成和投入正式使用為標志，開始從以依賴經驗判斷的風險管理模式向依賴風險計量模型的風險管理模式轉變。風險計量模型的投入使用第一次真正將債務人內部評級與外部評級公司評級的識別力和穩定性進行了量化比較，在銀行內部第一次建立起模型驗證的標桿，第一次將銀行對債務人內部評級的偏好與監管資本的占用緊密聯系起來，邁出了風險管理科學化的重要一步。
以風險計量模型作為驅動力量全面實施新協議的模式將對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戰略和體系建設造成極大的沖擊。信用風險計量模型一定是濃縮了授信經驗與客觀數據的結果，一定是實現了數據管理和模型優化的結合，風險計量模型的正式使用使不同地域的債務人、不同類型的債項在預期損失和監管資本占用方面實現了全面比較，從最基礎的環節改變了風險識別的現狀，必然會導致信用風險有效區分的戰略。風險計量模型的正式使用也使風險管理體系設置向數據收集、模型維護和優化方向傾斜，向確保模型依賴的數據的及時性、準確性和適用性方向傾斜。由此帶動銀行風險管理體系朝模型化、專業化、集中化方面邁進。這個過程有多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國銀行業融入世界版圖的步伐。
實施新協議對我國銀行業形成持久的風險管理文化有何影響？
國際活躍銀行一直篤信“風險不可量化就不可管理”的基本原則，然而過猶不及，過于相信量化模型也是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教訓之一。不可否認的是，銀行風險管理客觀上需要建立判斷風險的量化指標，否則就會陷入“看不見、摸不著、抓不住”的境地。新協議一直在倡導圍繞風險計量模型建立風險管理文化，把風險計量模型的結果作為銀行內部識別和確定風險的“通用語言”。
新資本協議范文5
關鍵詞：新巴塞爾協議；資本充足率；全面風險管理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創新性地提出全面風險管理的銀行監管理念，監管范圍覆蓋銀行信用、市場、操作三大風險，對這三種風險的計量，提出八種可供選擇的方法。新協議突出資本充足率、銀監部門監管、市場信息披露三大監管內容，這三部分也被稱為新協議的三大支柱。我國銀監會已明確大型商業銀行要在2010年底開始實施新資本協議，即使到時經批準可暫緩實施，也不能遲于2013年底。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在風險管理方面與新協議規定存在較大差距，需要做好應對準備。
一、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內容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繼承了1988年巴塞爾協議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監管思路，提出衡量資本充足率的新思路和方法，即實行以最低資本要求、央行監管、信息披露(即市場紀律)三大支柱為特點的新的監管框架，強調三大支柱緊密相連，缺一不可。低水平或局部性地實施某一個或兩個支柱均不能有效確保銀行經營的穩健性和安全性，三者必須同時使用才能真正體現新協議的核心所在。風險的資本覆蓋范圍也從單一的信用風險，拓展到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從風險管理的角度看，新協議突出以內部評級法為核心，以信用風險管理為重點，涵蓋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管理，并通過外部監管和信息披露來加強對銀行監管，提升銀行風險管理水平及自我約束的新理念。
二、國內銀行業監管機構對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在我國實施的安排
我國作為國際清算銀行的成員國，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是我國銀行業融入國際金融大環境、吸引外資銀行投資及合作、在境外設立海外分行、避免國際金融歧視、提升監管能力及國際形象的必然選擇。由于我國各商業銀行均不同程度存在資產質量差、資本充足率低、風險管理薄弱、核心競爭力不強等問題，還沒建立起完備的風險防范體系，總體風險管理水平與世界銀行業先進水平相差很遠。因此，還無法融入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體系中。從我國銀行業監管機構角度看，銀監會推行資本充足率管理后，國內銀行業開始逐步確立剛性的資本約束機制。銀監會在采取過渡性資本監管方案的同時，鼓勵商業銀行積極改進風險管理，采取風險敏感性高的資本計量方法，要求大型商業銀行應從2010年底開始實施新資本協議，即使到時經批準可暫緩實施，也不能遲于2013年底。在此背景下，國內商業銀行如何在資本約束下穩健經營，實現持續盈利目標，達到股東、監管機構、客戶和公眾的基本要求，是我國商業銀行在新的條件下面臨的新挑戰。目前，銀監會已成立新資本協議工作組，同時也明確了第一支柱的風險計量方法，即用初級內部評級法計量信用風險，用內部模型法計量市場風險，用標準法計量操作風險。
三、國內商業銀行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對策
對我國銀行業來說，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已成為國內商業銀行加速引進世界先進風險管理制度的催化劑。國內商業銀行應以開放的心態來迎接新的監管協議，應在以下幾方面做好實施準備。
(一)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滿足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提出的最低資本要求
資本充足率是用來衡量銀行資本與資產風險預防程度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標。我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程度一直不高，2001年，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分別為5.76％、1.44％、8.30％、6.88％。經過實施國家注資、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后，國內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有所提升。按銀監會網站提供的數據：截至2007年末，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標的銀行已有161家，比年初增加61家；達標銀行資產占商業銀行總資產的79％。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除農行剛剛股改完成并在近三年未提供資本充足率數據外，工、中、建行資本充足率水平均高于8％的監管要求，并呈逐年增加、逐步充足的趨勢。
從以上數據看，國內大部分銀行資本充足水平已達到國際監管標準，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計算，僅考慮信用風險因素，按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規定，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附屬資本)／(信用風險加權資產+市場風險資本要求x12.5+操作風險資本要求x12.5)。這一要求考慮了操作風險和市場風險對銀行的影響，將這兩項納入資本充足率計算公式的分母中，提高了資本的風險敏感度。按此公式計算，我國商業銀行現行計算并披露的資本充足率將大大下降。為此，國內商業銀行需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資本充足水平：
1、加大不良貸款清收、盤活力度，減少風險資產總額。近年來，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不斷下降，銀行業的不良貸款余額已從2003年底的2.1萬億元降至2007年底的1.2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從2003年底的17.9％降至2007年底的6.17％。各家銀行的撥備覆蓋率也有很大提高，2007年末，14家上市銀行中，除深圳發展銀行外，13家銀行撥備率都超過銀監會80％的下限規定，超過100％的有12家。在加大對存量不良貸款清收、盤活的同時，國有商業銀行還必須進行深層次改革，加強對信貸行為的監管，加強內部管理和內部控制，加強風險管理，從根本上改變形成不良貸款的機制，防止不良貸款前清后增現象發生，切實減少風險資產數額，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真實資本充足水平。
2、拓寬業務范圍，豐富盈利渠道，實現有效積累，提高核心資本份額。國有商業銀行在立足加強傳統信貸業務經營同時，要努力拓展新業務，大力發展銀行卡、代收代付、代客理財等中間業務，拓寬盈利渠道。國外商業銀行60％以上的收入依靠中間業務收入實現，利差收入僅占30％左右，并呈萎縮趨勢?？梢哉f，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能否充分拓展業務，從經營單一的金融產品轉向經營眾多金融產品，對提高其盈利水平起重要作用。
3、發行長期次級債，增加附屬資本。發行長期次級債券，可以豐富債券市場，拓寬商業銀行投資渠道，也是商業銀行增加附屬資本的有效途徑。目前，國家有關部門正在研究“作為附屬資本的長期金融債券發行辦法”，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也都表示將通過發行次級長期債券補充資本金?？梢姡渭夐L期金融債券的發行可在一定程度上達到提高資本充足率的目的。
(二)搭建與新協議相適應的全面風險管理組織框架
商業銀行尤其是法人治理結構已相對健全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應建立以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是對董事會、監事會、股東大會和高管層負責的獨立的風險決策機構，該機構垂直延伸至二級分行)為核心的風險管理部門協調組織。要劃分風險管理部門與相關部門的職責邊界，并要保持風險管理的權力與相對獨立性。這種獨立性體現在：部門架構設計獨立，宜采用垂直管理的組織架構，保證風險承擔與風險監控的分離；風險報告產生及呈報機制獨立；風險經理獨立，其薪酬和晉升激勵應與業務部門的風險承擔脫鉤；建立風險部門與業務部門良性的協作互動關系，并逐步建立責任體系和考核機制。
(三)培育健康的風險管理文化
風險防范意識要體現在員工日常行為的自覺性方面。全員深刻領會董事會決策層的風險政策偏好、風險容忍度，真正認識“銀行經營風險的企業屬性”。樹立“風險管理本身寓于發展內涵”的發展觀，確立以“資本對風險的約束為基礎，業務增長與風險控制相適應，風險成本與風險收入相匹配”的風險管理基本原則。通過新理念的引入、制度的強化、機制的引導及環境的優化，統一銀行全體員工的思想與步調，保證風險管理機制的建立并發揮作用。通過培育先進的風險管理文化，進而培養高素質的風險管理隊伍。
(四)引進和改良先進的風險計量技術，培養風險管理人才
引入國內外先進的風險管理方法，并結合銀行實際予以改進。研發信用、市場、操作風險專業管理工具，提高各類風險的專業化管理水平。建立風險管理監測報告系統，擴大模型工具的適用范圍。結合國內商業銀行實際，現階段需進行風險管理技術的基礎建設。先建立信息收集和處理系統，收集大量和連續的客戶信息、市場信息和銀行內部操作信息。對客戶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進行識別和預警，合理確定風險防范措施；建立數量模型，運用定量分析工具，進行國別、地區、產業風險分析，通過信貸審查等方式，直接控制業務風險。
按照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和我國銀監部門提出的計量方法，在信用風險計量方面，構建商業銀行內部評級體系。目前，工行、建行都已參照新協議的技術標準，積極推進內部評級體系的建設。通過引進國外銀行的先進評級理念，借助專業評級公司的技術力量，建立和完善內部評級基礎數據庫，構建符合國情的內部風險評級模型。整合與內部評級相匹配的新的信貸流程和組織架構，培育專業化的風險評級隊伍，逐步建成我國商業銀行的內部評級體系。在市場風險計量方面，要比較國際流行的VAR值計算方法，選擇適合本行的VAR值計量模型，并通過銀監部門認可。在操作風險計量方面，要在引入員工行為計分卡的基礎上，按照新協議的要求，合理劃分并正確對應八條產品線，對不同產品線的資本要求系數，可根據各銀行的具體情況適當調整，匯總計算出操作風險需計提的資本準備，并逐步向高級方法過渡。風險計量模型是世界銀行業的高度商業機密，是體現銀行風險管理能力的核心所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出現銀行間的交流和相互使用。即便能引入到國內，也可能會出現水土不服。這要求國內商業銀行必須組建一支高水平、專業化的風險人才隊伍，研究開發適合本單位實際情況的模型框架和參數體系。
新資本協議范文6
關鍵詞：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內部評級法；違約概率
2004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頒布的《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以下簡稱“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是當今國際銀行界最具影響力的風險監管指導文件。該協議繼承了1988年巴塞爾協議以資本安全為核心的監管思想，但是卻大大提高了對資本要求的敏感度。實現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是推進內部評級(IRB)法在銀行的實施，即使用銀行內部系統的風險度量作為資本計算的輸入參數。因此，了解、把握IRB法的框架、難點以及探討其在我國國內商業銀行的實施是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解決的重大問題。
一、巴塞爾新資本協議IRB法的框架
(一)IRB法的框架思想
IRB法是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重大創新，它并非僅是一種先進的風險計量方法，而是確定信用風險最低資本要求，確保銀行資本充足的一整套標準和體系。它的主要思想是在資產組合層面處理信用風險，其中包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假定，即假定單項資產的邊際監管資本要求僅僅取決于資產本身的風險特征，而不必考慮資產之間的相關性。因此，IRB法要求商業銀行按照相關定義將其賬戶分為具有不同潛在風險特征的五大資產類別：公司、、銀行、零售以及股權，每一大類又可細分為更多的子類。而只要將各類資產的邊際監管資本要求簡單相加就可以得出信用風險的整體監管資本要求。
各類資產的監管資本要求都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量：風險要素；風險權重函數，即風險要素轉換成風險加權資產及資本要求的方法；銀行對某類資產實施IRB法必須滿足的最低標準。對于后兩方面，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都有明確的規定，而對于前一方面，商業銀行必須使用IRB法度量。根據對風險要素的度量范圍不同，IRB法分為初級法和高級法兩種。
通過對風險要素的度量不僅可以計算出風險加權資產(RWA)和風險監管資本(RC)，而且還可以計算出預期損失(EL)和非預期損失(UL)等相關指標。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倡導的風險管理思想就是商業銀行通過提取壞賬準備來抵御預期損失，而通過經濟資本(EC)來抵御非預期損失。因此，這兩個指標可以作為信貸授權、額度授信、貸款定價、資產組合分析、準備金計提、經濟資本分配等各項工作的基本依據。由此可見，對風險要素的度量是IRB法的核心內容。
(二)IRB法的風險要素
經監管當局批準有資格采用IRB法的銀行度量的風險要素主要有：
1．違約概率(PD)，即未來一段時間內借款人發生違約的可能性。對于公司和銀行暴露，PD是借款人一年期違約概率和0.03％中的較大值。對于暴露，PD就是借款人內部評級一年期的違約概率。各個信用等級PD的確定必須是通過對歷史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和實證研究得到。無論是初級法還是高級法，商業銀行都需要自行估計PD。
2．違約損失率(LGD)，即違約損失占違約敞口(EAD)的百分比。此處的損失是經濟損失而非會計損失，包括折扣因素、融資成本以及在確定損失過程匯總發生的直接或間接成本。LGD與關鍵的交易特征有關，如是否有抵押品及其從屬(subordination)關系的影響。初級法下，公司、銀行和的無抵押高級債權以及全部次級債權的LGD分別為45％和75％；有抵押債權資產的LGD服從較復雜的監管公式，以合理反映抵押等風險緩釋技術對LGD的降低作用。高級法下，銀行自行確定每一違約敞口對應的LGD。
3．違約敞口(EAD)，即債務人違約所導致的可能承受風險的信貸業務的金額。EAD按扣除專項準備金后的凈值計算。對于表外項目(不包括外匯、利率、股票以及與商品相關的衍生產品)，EAD按照已承諾但未提取數量乘以信用風險轉化系數(CCF)來計算，而度量CCF有兩種方法：初級法和高級法。初級法下，證券回購的CCF為100％，短期自償性信用證為20％，而對于承諾(不論期限)、票據發行便利、循環認購工具為75％。高級法下，銀行可以使用內部模型估計不同產品的CCF。
4．有效期限(M)，即某一違約敞口的剩余經濟到期日。采用初級法的銀行，除了回購類型交易有效期限是6個月外，公司敞口的有效期限是2.5年；而在高級法及有明確期限標準的初級法中，銀行必須為每項EAD提供一個有效期限度量值。對于有確定現金流安排的工具，有效期限計算公式為：
其中，CFt代表合約上借款人在t時間段內可支付的現金流。而對于其他無法確定現金流安排的工具則采用一些更加保守的方法。
(三)IRB法的信用風險衡量步驟
與傳統的信用風險衡量方法一樣，IRB法也是從客戶和債項兩方面來度量信用風險的，其思路可以參見圖，而具體步驟包括：
第一步，篩選關鍵指標。這是IRB建模的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痉椒ㄊ牵焊鶕姸鄠溥x指標(一般在100個以上)與事后違約頻率的非線性方程計算其敏感系數，主要采取決策樹技術、多元概率回歸技術和因素遞減技術，在此基礎上結合專家意見確定關鍵指標。
第二步，計算初步的PD。模型對包括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經營性現金流比率等在內的若干財務指標，根據規模、行業和區域進行系統分類，并作過濾性檢驗，然后導入主模型做概率回歸、邏輯分析和對數分析等三種基本分析，最后經整合得到初步的PD。
第三步，調整PD。模型引入管理水平、技術實力、市場表現和法律環境等定性指標，權重根據層次分析法和數據包網絡技術加以確定，將專家定性分析結論轉化為定量指標值，據此對初步的PD進行調整。
第四步，確認客戶風險評級。按照映射關系，將調整后的PD值轉化為風險評級結果，提交風險管理委員會審定。通常，風險管理委員會對小客戶采取批量審核，而對重大客戶要逐一審定，并設立對模型評級的否定機制。風險評級結果一經審定，便成為業務決策的重要依據，進人并影響整個風險管理流程。
第五步，計算LGD。主要考慮資產擔保方式、期限結構和產品種類等因素。然后，通過計算每筆資產的預期損失率(PD×LGD)，按照預期損失率的分布區間，可以確定債項評級結果。
第六步，計算預期損失和非預期損失。前者是指事前估計到的或期望的違約損失，而后者則指由于波動而無法事前估計的損失，兩者的計算公式分別為：
其中，R為相關性系數，b為期限調整因子，K為資本要求系數，N(x)表示標準正態隨機變量的累積分布函數，G(x)表示標準正態隨機變量累積分布函數的反函數。最后，將各類資產的風險加權資產加總可得整體的風險加權資產，然后再乘以8％就可以得到整體的風險監管資本。
二、實施IRB法的難點
IRB法的核心內容是對風險要素的度量，而實施難點在于開發和選擇有效的風險要素度量技術，其
中主要是對PD和LGD的度量。
(一)PD的度量
國外對PD的度量研究開始較早，成果頗豐，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1．基于會計數據的PD度量研究。Beaver(1966)和Altman(1968)最早利用會計數據進行單變量與多變量線性區別分析來進行PD度量，Ahman等(1977)還以此發展出了著名的z―Score模型。但是線性區別模型將各個樣本區分成違約與不違約有些勉強，而其樣本符合多元正態分布的假設又過于嚴格，因此，以樣本發生違約的概率為研究對象的線性概率模型被發展起來。不過這一模型有兩個特點明顯不符合現實：一是條件概率并不一定處于0-1之間；二是條件概率與財務指標之間的關系是線性的。隨后發展的累計概率分布模型很好地克服了這兩點，如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Martin，1977；Ohlson，1980)。上述統計分析模型都是建立在若干假設之上，而實際資料是否符合假設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近年來，已經有不少學者致力于尋找毋需依賴變量分布以及其它假設的工具，由此發展出了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幾種方法，如神經網絡(Tam，1991)、決策樹以及遺傳算法等。
2．基于市場數據的PD度量研究。基于會計數據的PD度量方法缺乏有力的理論基礎，容易產生預測的不穩定(zavgren，1983)，而且這種預測往往具有很強的滯后性。因此，人們開始轉向基于能夠更快速地捕捉借款人狀況變化的市場價格的PD研究。1993年，KMV公司利用布萊克一斯科爾斯一莫頓模型(BSM Model)提出了著名的CreditMonitor模型，經過Longstaff和Schwarz(1995)、Zhou(1997)等的進一步發展，現已成為當今世界最著名的信用風險度量模型之一。而對于不能獲得股票價格數據的非上市公司，KMV公司則使用非上市公司模型(PFM)。實踐中還有一些其它的高級度量方法，比如與Cred-itMonitor模型齊名的CreditRisk’、CreditMetrics以及CreditPorffolio View模型等。
(二)LGD的度量
LGD的度量研究明顯滯后于PD的度量研究，因而LGD的度量方法要少得多。目前，銀行業普遍應用的方法是歷史數據平均值法。它是根據回收率歷史數據進行加權平均算出某一類或組合資產的LGD歷史平均值，加權的方式有三種：貨幣加權、違約加權以及時間加權。這種方法因簡單易行受到歡迎。然而，它卻存在著嚴重的局限性，即貸款和債券的回收率的概率分布一般呈現出雙峰分布特征，因而使用平均數作為預測值可能產生誤導。
鑒于歷史數據平均值法的局限性，人們開始尋求其他方法來更加準確地度量LGD。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種：(1)歷史數據回歸分析法。這種方法實質就是根據違約資產的LGD歷史數據和理論因子模型應用統計回歸分析和模擬方法建立起LGD度量模型，比如著名的穆迪KMV公司的LossCalc模型。(2)市場數據隱含分析法。這種方法主要是從市場上尚未出現違約的正常債券或貸款的信用升水幅度中隱含的風險信息分析得出。這種方法需要復雜的資產定價模型和充足的數據，因而目前該方法主要應用于債券及信用衍生產品的定價，而在銀行貸款風險度量中應用較少。(3)清收數據貼現法。主要通過預測違約后的不良資產在清收過程的現金流，計算出其貼現值而得出LGD。這種方法不需要市場交易數據，比較適宜于度量銀行貸款的LGD。
三、國內商業銀行IRB法的實施建議
鑒于實施IRB法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國內已經有不少銀行開始著手實施前的準備工作。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規定，實施IRB法必須要滿足包括評級體系設計運作、公司治理和監督、IRB使用、風險量化、內部估計值驗證以及信息披露等在內的12個方面的最低要求。顯然，國內商業銀行要真正實施IRB法尚需要一段艱巨而漫長的歷程，因此，我們主張分三階段逐步推進。
第一階段，數據清理與IRB模型的開發。主要工作包括：(1)強化對IRB數據的積累。一方面，對存量數據進行清洗、補錄與整合，提高其質量；另一方面，強化對新增數據的管理，比如制定嚴格的數據收集、錄入規則，及時對問題數據進行清理等。此外，還要擴大對數據積累的范圍，比如LGD數據，以及各種表外融資便利的風險特征，包括跟單信用證、備用信用證、承兌、履約保函、投標保函、回購協議以及貸款出售等信用衍生產品等。(2)開發適合銀行業務結構的IRB模型。目前IRB模型有很多，并不是國外最先進的模型就一定最好。比如，KMV CreditMonitor模型并不適合資本市場相對落后的我國，而神經網絡模型就曾在亞洲一些銀行遭受嚴重失敗。國內商業銀行可以首先開發出基于會計數據的PD統計模型，比如Logit或Probit模型，然后再開發出基于歷史數據回歸分析法的LGD模型，最后開發計算非預期損失的高級內部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