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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史料隨著時代記載歷史手段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著改變。從早期的甲骨文、竹帛、紙張到圖片、影像以至于今天的電腦網絡時代，記錄手段的不斷更新，也豐富和拓展了史料的概念及范疇。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談道，“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對于當下的現代文學研究而言，大量現代文學史料的電子化和網絡化則是我們必須去面對的新問題。對此，我們如何去認識和利用，目前似乎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意見，但不可否認的是，網絡正在起著補充和替代傳統圖書館的作用。一方面有大量已出版的圖書資料通過影印掃描形成電子文本的方式置于網上供研究者在線瀏覽閱讀，一方面大量數據庫的出現囊括了以往研究的大部分論文，通過上網檢索便能輕易獲得相關的研究成果，更有一些史料不經紙媒出版而直接發表在網絡上。
隨著網絡資源中現代文學史料的大量出現，逐步減少了以往研究者對現代文學史料應用、普及方面的一些顧慮。如馬良春先生早在80年代就意識到因資料的“搶救”、影印工作的落后，而給研究者和教學工作者帶來無法接觸到原始書刊的苦處；也有學者認為“文獻管理體制的落后以及傳統文獻整理、研究方法和手段無法適應現代文化變革需求”，是現代文學史料建設長期滯后的原因之一。而這些問題隨著網絡帶來的便利，都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部分的緩解和彌補。通過互聯網，研究者就如同找到了一個“流動的圖書館”，它不僅包含著豐富的學術資源，而且還具有查閱的快速、便捷、省時和超大容量的存儲功能等優點。尤其是現代文學史料的境況又異于古代文學史料，在現代科技的影響下，現代文學史料借助錄音、攝像、攝影等技術還保存下諸多影音史料，這類史料的保存和傳播更需要依賴于網絡。在2008年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十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有學者就呼吁“以現代數據庫管理方式建立現代文學學科的資源庫，并且從數據處理、資料歸類的技術視角闡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網絡已經與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作為現代文學史料新載體的出現，正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梢哉f隨著網絡的發達，網絡資源中的現代文學史料已經在較大程度上推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進展。
因此，借助網絡資源進行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已經成為研究者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網絡學術資源對學術研究帶來的便利，也已經得到多數研究者的認可。一篇學術論文從構思到資料搜集再到行文發表，都會同網絡發生或多或少的聯系，尤其在史料搜集方面。一位研究者說：“身處e時代的人文學者，在史料搜集上，除借助工具書之外，又多了一個選擇，那就是電子數據庫。臺灣學者黃一農在其著作《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引用文獻1099種，正是得益于數據庫的方便快捷。”網絡資源的重要性在筆者所寫《抗戰初期〈風雨〉周刊研究》一文的過程中也深有體會?！讹L雨》周刊系抗戰爆發后創刊較早的幾個重要文學刊物之一，它于1937年9月由嵇文甫、姚雪垠、王闌西等在河南開封創辦，前后共出版了二十七期，對于推動抗戰文藝運動的開展，鼓舞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份刊物雖是地方性期刊，但影響所及甚廣，其范圍不僅限于河南，還波及武漢、西安、蘇北、山西、蘭州、重慶、延安等地，是當時推動抗日救亡文藝運動的重要輿論陣地。這樣一份具有重要意義的期刊，在包括當時創刊地開封的河南大學圖書館也不見蹤跡，這就嚴重影響了學界對她的關注和研究。但這份重要的期刊卻通過網絡，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的“民國期刊”一欄找到了第3到27期，且能夠全文瀏覽。通過閱讀筆者發現了這份刊物刊發了一大批來自平津滬等地的流亡作家的創作，他們通過開展多種形式的救亡文化活動，唱響了中原地區抗日救亡的洪大歌聲，為河南也為全國抗戰初期文藝運動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歷史記錄。再舉一例，日本學者巖崎菜子也通過網絡檢索美國馬里蘭大學普蘭格文庫，發現了十多篇冰心的佚文，寫出《冰心旅居日本期間的佚文的發現與美軍“占領期”的審查》一文刊發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1期。
此外，網絡對域外史料的收集也帶來便利。眾所周知，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和港臺及海外有著密切的聯系。我們在查閱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時，眼光就不能僅局限于大陸，而是要將其伸展到港臺、海外。鑒于特殊的地域原因，在一段時間內，部分國內研究者對大陸之外的學術資源接觸較少，而通過網絡則可以部分地彌補這一缺憾。臺灣“國家圖書館•臺灣廣域數位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資訊網”、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等網絡資源建設工作都做得比較好，已成為大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一個重要參考。譬如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已經把諸多在香港出版的現代文學的重要報紙期刊影印版傳到網絡上，方便讀者瀏覽下載。其中包括《人人文學》《八方文藝叢刊》《大眾文藝叢刊》《香港文學》及《大公報》《文匯報》《華僑日報》《星島日報》的文藝副刊等。筆者在這一網絡資源中查閱時，就無意中收獲了師陀的兩篇文章《再談風格》和《一仆幾主？》。這兩篇文章對于認識師陀晚年生活具有重要意義?！对僬勶L格》發表于《香港文學》1986年第13期，在《師陀全集》中未見收錄。通過仔細查閱比照，筆者發現它和《全集》中的《我的風格》一文有部分內容重合，但也有不少增刪，兩篇文章標注的寫作日期又都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由此可推測該文是《我的風格》一文的另一版本。《一仆幾主？》發表于《香港文學》1985年第7期，無疑是篇諷刺當時中國內地官僚體制的小文，采用第三人稱敘述，以汪長統（與師陀的原名王長簡頗似）與友人章寄飄的對談為主，全文充滿了無奈之情。文章一方面諷刺上海的市政建設，“他在這里居住了三十一年，只見馬路扒了鋪，鋪了扒；扒了再鋪，剛鋪好再扒。如此下來，每日扒鋪不止，大有‘愚公移山’精神”；另一方面對造成這種奇怪現象的原因做了剖析，“任何政府都有衙門，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也應該有衙門；只是衙門泛濫成災，坐在衙門里自稱‘人民公仆’的老爺們泛濫成災，好的坐在衙門只管劃圈圈，白拿薪水不辦事；壞的只會結黨營私，逢迎拍馬，相互排擠，為的是升官爬上去，他們做盡了壞事”。此文在藝術上雖未有多少閃亮之處，卻寫出了“”結束后中國的另外一種真實狀況，傳達出作者的某種焦慮感。除了師陀之外，還有很多作家在香港等域外發表了大量文字，研究者通過網絡可以足不出戶就獲取到相關史料。
二、網絡資源中現代文學史料的鑒別
網絡為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發掘新材料提供了可能，但我們也應認識到網絡資源中各種史料在大量涌現的同時也可能是泥沙俱下。網絡這一新載體的出現，在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帶來便利的同時，隨之衍生的問題也不少。
1.史料本身的可信度問題。
在網絡這樣一個虛擬空間中，呈現出的史料是否真實、來源是否可靠等問題，既有技術方面的原因，也同將史料電子化、網絡化的主體的素質學養密切相關，我們應該根據網絡資源中出現的不同類型的現代文學史料予以區分。其一，是以數字化技術掃描、影印后的電子版形式出現的傳統紙媒史料的網絡化。這類史料基本上不會發生重大錯誤，它為研究帶來的便捷也是有目共睹的。但經數字化處理過的電子文本面臨著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即網絡資源中部分經過掃描影印的史料在人為處理的過程中，或許并不是按原版掃描，或者即使是按原版掃描，在此過程中也會發生錯排、遺漏等種種意外，使處理過的電子版本依然存在問題。如解志熙在《老方法與新問題：從文獻學的校注到批評性的校讀》一文中，提及“需要格外注意的倒是一些原本不錯的現代文獻在被處理成電子版時會造成新的錯版”。他以閱讀電子版馮亦代的《啞劇的試驗——〈民族魂魯迅〉》（1940年8月11日香港《大公報》“文藝”第901期）一文為例，提醒研究者在閱讀電子文獻時，需格外留心此類新情況的出現。這就要求研究者必須本著嚴肅負責的態度來看待網絡資源中的現代文學史料，不妨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將網絡資源與紙質文獻或縮微膠片等資源相對照，以提高史料運用方面的精確性。其二，是網絡自身生成的文字史料。這些史料其中有些是經過重新排版過的作家文集等電子書，這些電子文本多存在著較大問題，如筆者將網絡版《沈從文作品集》（52ebook原創電子書）中收錄的沈從文早期作品《雨》和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沈從文全集》中的同篇作品進行對比，發現這篇僅1100字的小說竟有錯誤17處之多，有錯字（如“叮叮當當”誤為“丁丁當當”，“黃水汁”誤為“黃水水”；“空閑”誤為“空間”等）、漏字、標點符號錯誤（如把“；”用做“，”）、段落錯排等問題?？梢钥闯?，網絡版的各類現代作家文集的電子書，其目的只是供一般讀者閱讀欣賞用，而不能用來做學術研究的參考資料。還有一類是當代學者在網絡發表的關于現代文學研究史料的文字。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諸多學者選擇通過網絡發表自己的觀點。這些史料中有一部分對于還原和再現文學史真相起到一定的作用，為現代文學史料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幫助。也有一部分學術質量不高，可信度較差。如2000年前后關于魯迅的網絡論爭即為一例。《走不近的魯迅》《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等“貶魯”文章，首發于網絡后引起了較大爭議，隨后由網絡波及整個學術界?，F在回過頭來檢視這些觀點，可發現他們的文章在體現出較大自由度的同時，也帶有一定的情緒化，顯得較為偏激。網絡期刊《新語絲》2010年第11期發表署名“庶人”的《〈子夜〉是一部仿造的作品》一文同樣具有上述特征。這和網絡這一虛擬空間營造出的松散隨意、缺少權威緊密相關。與嚴謹的傳統學術研究相比，其觀點的合理性往往大打折扣，很難經受住時間的考驗，甚至不乏利益驅動背后炒作的動機。所以網絡資源中直接生成的這部分史料，研究者還要慎重對待。
2.應充分認識網絡資源中現代文學史料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因素。
在現代科技背景下，很多研究者已經習慣利用網絡來搜集文獻資料，無疑這是一條重要的渠道，但同時也應注意到網絡資源自身的局限性。網絡開啟了信息的無限性，但也帶來了信息的不穩定性。網絡資源中的現代文學史料雖包羅萬象，但也存在更替頻繁的問題，如不注意保護，會使很多史料消逝于無聲無息之間。因此網絡資源的征引就面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論者引述的網頁，可能過后會被刪去或因技術原因無法打開，造成了網絡征引的史料查無對證的情況時有發生。筆者通過翻閱近幾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現，刊發文章中引用網絡史料的情況已經出現，但所引用的部分網絡數據也偶爾會出現上述情況。如發表于《叢刊》2010年第4期的文章《以譯代作：早期中國新詩創作的特殊方式》一文，注釋7所給出的網絡地址publishblog.blogchina.com即無法打開?！秴部?009年第1期刊發的《冰心旅居日本期間的佚文的發現與美軍“占領期”的審查》一文中，注釋10給出的《占領期雜志目錄數據庫》網址www.prangedb.jp雖能打開，卻是錯誤的。這就造成一方面是學術參考信息來源要求具有穩定性和可獲得性，而另一方面卻是網絡學術信息廣泛存在的網絡鏈接失敗造成的史料來源缺失現象。網絡資源中現代文學史料的種種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因素也是今后史料工作所無法回避的，研究者在征引網絡史料時要“多求原本，勤考史源”。再次，網絡資源中的現代文學史料代替不了對傳統原始期刊的閱讀。網絡以其開放性、高效性及自由互動性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手段和資源之一，同時作為一個全民參與、空前開放的獨特空間，也擴大了相關史料的搜索空間，尤其是大型史料數據庫的建設，為史料的高效檢索提供了便利。但和紙媒史料相比，被數字化的網絡資源只占其中的一部分，還有諸多重要的文學期刊和報紙文藝副刊尚未形成電子版進入網絡。此外，網絡資源中報紙期刊的電子版也經常存在缺刊漏刊現象，如筆者在國家圖書館電子資源“民國期刊”數據庫中查閱到的《風雨》周刊，就缺少了前兩期，像已被研究者廣泛使用的“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也存在這種情況。因此，學術研究如僅僅依賴網絡資源，就會陷入一種不完整的狀況。同時通過網絡檢索出的資料來源復雜，具有碎片化的特征，需要研究者仔細考辨，認真梳理，研究者如將網絡當成現代文學史料的唯一來源，必然會存在喪失資料完整性的危險。面對浩瀚無邊的網絡資源，研究者一方面要學會利用便捷的網絡檢索來尋找對自己研究有益的史料，但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對網絡資源的過度依賴，這樣又可能會使網絡成為桎梏研究視野的新鎖鏈。從事學術研究必須具備獨立的資料背景，僅憑網絡關鍵詞檢索難免帶來資源的“同質化”現象，對于同一研究課題，不同的研究者通過網絡檢索出的資料可能完全相同，這就很難區別出資料準備工作的獨立性，研究者必須扎扎實實地從閱讀原始報刊做起，而即便是閱讀網絡資源中的原始報刊也要盡可能地和紙質文本結合起來。如王風所指出的：“有沒有獨立的資料背景，這影響到個人的學術質量，資料必須是獨立準備的，要不然都是在別人的眼光下看待問題。”
3.我們還要注意網絡資源中的部分史料對學術研究帶來的不良影響。
網絡資源為研究者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對其自身的學術態度提出了道德方面的考量。少數研究者為圖省時省力，在借助網絡查找史料時，存在不注明出處隨意擷取的狀況，而更有把通過網絡檢索輕易得到的未經證實的引文，卻生搬硬套說自己已查對原文的也不在少數。張桂興在分析《老舍的沉浮人生》《老舍之謎》《速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師與名家叢書•老舍卷》等著作中出現錯誤的原因時就指出，由于作者“未能認真地去篩選、鑒別和考證，就‘想當然’地直接使用了部分已經出版或發表的欠準確的資料，以至于造成以訛傳訛”，并進一步強調“從網上‘搜巴’文獻資料，必須認真核對。否則，不僅錯誤百出，而且會侵犯他人的著作權”。從嚴謹治學的角度來講，網絡作為現代文學史料來源的重要部分之一，應遵照嚴格的學術規范，惟有這樣才不至于出現投機心理，并可以預防更多的學術腐敗現象。網絡帶來了獲取史料的便捷，但做學問卻需要一種“‘慢而不息’的精神與意志”，朱金順在《新文學史料學研究之回顧》中提倡用樸學精神治史料學，他從收集魯迅佚文和史料開始，大約用十年時間輯錄了《魯迅演講資料鉤沉》一書。認為樸學家們治學講究的“創新”、“博證”、“致用”傳統應在新文學研究中繼承。網絡時代下的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同樣不可一味求快，否則“‘快速瀏覽’造成‘虛擬的博學’”，會“割裂了原先合二為一的獲取知識與養成人格。其結果很可能是：‘博雅’（先不問真假）易得，而‘君子’（暫別定高低）難求”，這就要求現代文學研究者在史料方面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這樣才能拿得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學術成果。
三、結語
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是搜集、整理、運用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學科，在搜集、整理的方式上，網絡的影響力不可忽視。但我們同樣應該意識到，隨著網絡及數字技術的發展，它所帶來的新鮮經驗在方便學術研究的同時，也會帶來諸多新情況、新問題。我們要正視這些問題，在對網絡這一新載體的運用上要學會揚長避短，只有這樣才能在深化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同時，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進程。
作者：郝魁鋒 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