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技術論文范例

電腦作為信息處理工具，在信息的存儲、交流、傳播等方面，是目前任何其他技術無法與之相比的，并在教育上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出現了電腦輔助教學等新概念。

本人在工作中通過學習電腦技術.并把它和實踐結合起來，應用到教學中，取得很好的效果。

一、已有教學資譚的再利用和不斷創新

大多數美術教師都認為，中學美術每周只有一節課，每個年級都只有一名教師授課，每年只要教材不變，講授的內容都幾乎一樣，而在現行教案管理制度下，教案每年都要重新書寫，為了應付常規檢查，不得不將教案寫的象格式文本一樣規范。而用電腦備的教案具有可以隨時增添、側除、修改，存儲方便、容量大等很多優點。它既能保留原教案的精華，側除自己認為不滿意的部分，又便于教師在教學中學習、借鑒和總結出更為出色的教學手段和教學方式。這樣教師就從過去的機械性重復勞動轉向以提高教學質量為目標的創造性勞動中來，就可以把更多的時間花在設計教案、查找各類資料上來，節省了大量的時間，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二、互聯網資譚的開發和利用

1.網上信忠資源的共享。以往教師備課相對封閉，主要依靠教參及自有資料等有限的幾本書。雖然也可去有些地方查找資料，但由于工作繁忙，多數教師很少有精力和時間去書店、圖書館找資料。而用電腦書寫和管理教案，只要與神奇的因特網連接，我們就可以登陸相關的網站查看同行的教育論文等相關的信息，下載美術教學所需的圖文資料，拓展教學空間，豐富教學內容。是新課程提出的打破學科界限。

2.網上交流和教研。雖然現在大力推行素質教育，可由于種種原因，現在“應試教育”的影子還不可能完全消失。美術在中學屬于“小學科”，很多學校一般只有二名左右美術教師，勢單力薄，學校對非統考學科都不怎么重視.把“小三門”(音體美)簡單地劃分為一個教研組。學校和主管部門也很少組織和開展這方面的交流活動，美術教師進行交流和研討的機會很少。在這種情況下，采取網上交流的形式，登陸相關網站共享互聯網資源，參加網絡學術論壇，利用電子郵件進行業務上的交流。時空將不再是交流的障礙，美術教師交流的機會將大大增多，從而使美術教學可由封閉走向開放。

本文作者：龍麗娜 余揚 單位：西南民族大學藝術學院

一、日本動畫教育課程內容和中國動畫教育課程內容比較

1.中國動畫學校的課程

中國的動畫專業主要設置在各類大學，包括公立大學，民辦大學，學校教育制度分為4年制和2年制。日本的動畫專業，主要設置在大學和專門學校。其中大學多為4年制，專門學校多為2年制。大學的動畫專業和中國一樣，除專業課程外，還包含基礎教育課程（公共課）如美學論，外國語等。2年制的大學，如專門學校，主要以專業課程為主，注重學生的實際制作能力，沒有基礎課程教育。目前，在中國的動畫教育在教學實踐中，部分學校還沒有完整的教育體系，沒有使用統一的教材，也有部分學校沒有教材。下面就對中國各大學的動畫教育的大致教育課程做簡單介紹：(1)專業教育課程第1學年素描色彩平面構成立體構成色彩構成線描電影論動畫概論第2學年素描色彩透視人物設定運動規律插畫場景設計第3學年雕刻定格動畫漫畫技法3D技術（3DMAXMAYA）網頁設計FLASH動畫第4學年畢業作品畢業論文(2)基礎教育課程第1學年英語古典文學法律基礎體育形勢與政策馬克思主義哲學道德思想修養政治經濟學現代文學中國美術史第2學年外國文學外國美術史形勢與政策體育思想概論藝術概論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第3學年形勢與政策美術學概論鄧小平理論音樂簡史戲曲鑒賞

2．日本動畫教育課程

（1）四年制大學

東京工藝大學動畫是一個涉及面較廣的專業，東京工藝大學的教育體系有著與動畫有關的廣泛領域的綜合教學理念，在動畫學科實行綜合的動畫教育和研究。主要通過從對傳統動畫的制作技法的學習和實踐制作到數字化電腦技術的運用及表現方法的學習，通過對動畫與之相關的廣泛領域的詳細了解，充實動畫知識面，注重綜合素質培養。1）專業教育課程第1學年動畫特別講座A（選修）動畫概論A（選修必修）動畫史AB（選修必修）動畫技術論ⅠⅡ（選修）基礎演示ⅠⅡ（選修）基礎造型實習（選修）動畫表現基礎（選修必修）電腦基礎ⅠⅡ（選修必修）動畫Ⅰ（選修必修）劇本基礎（選修）動畫背景Ⅰ(選修)素描A（選修）基礎技法AB（選修）第2學年動畫特別講座BC(選修)發達心理學（選修）電影史AB（選修）動畫史CD（選修）漫畫論AB（選修）動畫心理學（選修）動畫構成技法（選修）新媒體AB（選修）素描Ⅲ（選修）3D技術設計Ⅱ（選修）第3學年領域研究（選修）動畫特別講座D（選修）電影構成論（選修）廣告媒體論（選修）設計論（選修）著作權制作論（選修）電視節目制作論（選修）電視劇論（選修）動畫演示課（必修）新媒體C(選修)動畫制作（必修）第4學年畢業創作研究（必修）2）基礎教育課程工藝制作藝術學A照片學概論B影像學概論B設計學概論B媒體表現概論B漫畫學概論B藝術學B美學美學心理學藝術學色彩學視覺傳達論西洋美術史A日本東洋美術史A西洋美術史B日本東洋美術史B造型心理學認知科學藝術學特別講座美術史特別講座現代藝術歐美話劇論文藝理論音樂學法學概論社會學概論日本文化史造型基礎學圖像和數字物理學概論光和視覺俄語英語法語德語外國文學社會和思想等

第一篇:網絡信息安全技術管理研究

【摘要】伴隨著現代的網絡技術不斷發展，網絡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越發的重要。本文就網絡信息安全技術管理的計算機應用展開了研究。

【關鍵詞】網絡信息安全；技術管理；計算機應用

引言

在當前的社會中，現代的網絡技術已經使用的越來越廣泛，同時人們對于網絡信息安全也更加的重視，在現今網絡中信息的安全問題還存在著許多的隱患，網絡病毒的傳播、黑客的入侵等，都會對現在的網絡領域造成破壞。這些問題也是限制網絡發展的最大障礙。

1網絡信息安全的重要意義

當前網絡信息的安全是整個網絡最為重要的工作，在網絡中進行嚴密的網絡信息安全預防措施，可以有效的杜絕電腦信息的被篡改的情況發生。尤其是在防止電腦黑客的入侵中，只有提高電腦的信息安全防御技術才能保證電腦的信息不被黑客入侵。其次只有計算機的網絡信息安全技術不斷的進步，才能有效的預防電腦病毒的破壞[1]。

2006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財政部等部門《關于推動我國動漫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辦發[2006]32號）》，提出了推動我國動漫產業快速發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與此同時，中央財政扶持動漫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的制訂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我國的動漫產業發展的新局面正在形成，然而，面對動漫產業發展過程當中的教育問題，如何結合民族地域特點發展動漫產業等系列問題，卻鮮有學者深入研究。本文以廣西民族動漫教育的發展及發展模式做綜合論述，以之拋磚引玉。   一、我國動漫產業的發展現狀及其前景分析   我國動漫市場的需求在迅速擴大，然而國內目前的產業發展現狀無法滿足當前市場的需求，國內動漫產業處于起步階段，自主研發和原創能力較低，與國外動漫產業相比，我國動漫業并不具有競爭優勢。這導致國內動漫市場以引進、加工、運營為主。在中國青少年喜愛的動漫作品中，日本占60％，歐美占29％，相形之下，中國原創的動漫，包括港臺地區的比例只有11％。   這種市場格局，顯然是不利于國內動漫產業的發展的。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內動漫市場長期被國外廠商占據是令人擔憂的，在青少年至為重要的成長期，動畫片對他們的文化熏陶和人生觀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動漫流行的今天，我們的下一代成長受到歐美、日韓文化影響太大，意味著我們的傳統文化精髓和價值觀不能有效地傳遞給青少年，從文化的層面看，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所幸的是，政府也表示了同樣的擔憂。為此，決定大力發展和扶持國內的動漫產業。其中的一個大力舉措就是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的指導性文件，從體制、政策、市場管理上促進我國影視動畫產業的發展。緊接著國家廣電總局研究制訂了《關于發展我國影視動畫產業的若干意見》，增設了少兒動畫頻道、擴大了少兒節目中動畫的播出時間和播出數量，同時要求每個播出動畫片的頻道中，國產動畫片與引進動畫片每季度播出比例不低于6：4?？梢?，政府對國產動畫業進行了“幼稚產業保護”的傾斜政策，創造了對國產動畫片的大量需求，同時也抑制了國外動畫片在中國的進一步進入和拓展。與此同時，文化部從政策法規、財政資金以及對國外的游戲進行審查等多方面來支持國內動漫產業的發展。由此國內動漫產業正在迎來迅速發展的契機。有數據顯示，2004年中國2000家省市電視臺所規定的國產動畫片播出時間為6萬分鐘，而達到播放要求的原創動畫片供給量則只有2萬分鐘，尚有4萬分鐘的缺口，這幾乎是中國動畫片年產量的兩倍。據測算，中國今后每年國產動畫片的需求量將達到25萬分鐘，而現在國內每年制作的動畫片總量只有2萬分鐘左右，供給遠遠不能滿足需求，這為國內動畫片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極為寬松的市場環境。并且，按國際動畫產業的一般規律計算，如果完成每年需要的國產動畫片26萬分鐘的總投資，則存在著大約150億元動畫片相關產品收入的市場規模。   我國是人口眾多的國家，教育向高科技、數字化方向發展，需要大批量動畫及多媒體數字化制作人才。另外，我國是個電視擁有量大國，根據我國電視行業的發展規劃，從2005年起至2008年逐步由摹擬電視向數字電視轉化，直到2015年全國全面實現數字化電視的發展目標。屆時，電視節目量是現在的幾百倍，它需要更多的動畫片頭制作、動畫廣告宣傳片及更多動畫娛樂片的制作與播出，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我區電視臺動畫制作還處在空白，基本是由外省人員制作的。隨著我區電視向數字化轉變，節目信息量的擴大，將由現在可收視三十多個節目發展到三百套節目。因此，也迫切需要大量的動畫制作、動畫廣告、動畫宣傳片的制作，以及大量的卡通動畫片的制作與播出。因此，這給動畫人才的培養帶來了新的契機。另外，網絡游戲和軟件開發正走向成熟，動漫與游戲在文化產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早就形成動畫———漫畫———游戲三位一體的循環產業鏈。我國的游戲業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在短短三、四年間，已初具規模。2003年全國網絡游戲出版市場實際銷售達13.2億元，擁有用戶1300多萬，85%是青少年群體。較上一年增長近五成。僅2009年上半年銷售額已經達到15.5億元，同比增長近90%。網絡游戲所以能發展的如此順利而快速，主要得益于它的消費市場巨大，而且不斷增長；同時，手機彩屏的動畫制作亦需要大批的動畫人才的培養，對于促進動漫產業的發展亦起到重要作用。在國家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大環境中，由于廣大青少年熱愛動漫，形成動畫生源有增無減的畫面。在上述情況下，結合廣西民族文化特色，調整廣西動漫教育結構，對于促進廣西動漫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廣西民族動漫教育發展的基本思路   結合廣西的民族文化特色，我們認為廣西發展動漫教育必須走特色發展道路，而特色發展道路必須與廣西地域民族文化特點相結合，形成獨具特色的廣西民族動漫教育模式及其產業。由于市場對動畫人才的需求量大，國內很多綜合性大學也紛紛開設動畫專業，對廣西的動漫教育形成競爭。目前，廣西設立動畫相關專業的本科院校有廣西藝術學院等為數不多的幾所院校，其中以廣西藝術學院設計學院動畫專業（廣西區內唯一獲得教育部批準的動畫專業）擁有最為雄厚的師資力量，辦學也最為悠久，成果最多?？傮w而言，廣西區內的動漫教育存在著專業建設重復，設備投入重復等問題，且各院校各自獨立發展，缺乏科學統一規劃，不利于提高與擴大廣西動漫教育的系統發展，也不利于廣西動漫教育形成有力的社會競爭力。為此我們認為應該采取以下措施：   1.對廣西區內動畫專業進行宏觀發展調控，整合現有資源，加強硬件建設，充實教師隊伍，把各個院校的師資和設備整合，成立廣西動畫學院或者動漫基地，提高動漫教育層次和規模。   2.開展產、學、研一體化教研體系，促進動漫教育的發展。無論從國內還區內的形式看，建立廣西動漫產、學、研一體化教研體系對廣西動漫教育及其產業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認為，除注重教學、科研之外，積極與社會有實力的公司進行了多方面的合作，建立動漫實習教育基地，是一條有效的產、學、研一體化教研模式。通過這種教研模式將有力促進動漫教學成果轉換成社會成果，同時，社會成果的獲得又可以反過來促進動漫教育的發展，實現雙贏局面。#p#分頁標題#e#   3.注重廣西民族動畫作品的研究與開發。有計劃地選擇具有廣西民族文化特色的故事改編成動畫腳本進行動畫短片創作。動漫作品通過特有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虛構出一個超現實的世界，巧妙地迎合了人們對真善美的心理訴求，因此，研究與開發具有廣西民族文化元素的動畫作品，對于培養廣西動漫產業，促進廣西動漫教育的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4.注重民族動漫理論的研究。一是立足于挖掘廣西少數民族藝術設計資源，探索動畫藝術設計新風格與現代社會需求相結合。多年開展對廣西民間民族設計元素的規模化收集和研究，強化設計教育中的民族、區域文化特色，把民族設計元素研究融入到專業課堂教學之中。通過學生下鄉采風、收集整理，并在課堂中進行教學，設計出具有廣西民族特色的動畫藝術作品。二是重視審美理論與動畫創作相結合的教學模式，注重動漫藝術理論及審美能力的培養。三是重視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教材建設，不斷深化民族文化教材建設，出版和發表有關動漫教育的教材、論文等，建立起動漫教育的教材體系。   5.注重民族動漫市場的開發。首先要進行廣泛的市場調研，找準市場的定位，使我們所創作的動畫作品適應社會需要；其次，我們在進行民族動畫故事的編寫時，不論是在故事的情節、人物的性格、矛盾的沖突、角色的設計等方面，注重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同時，還應注意尊重動畫藝術其本身的藝術規律，如寓教于樂、故事性強、視覺沖擊力強、信息量大、節奏快等，從而增強動畫作品的感染力，有效地占領市場。另外，利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的有利契機，讓具有民族特色的動漫作品起到宣傳廣西，從而促進廣西與東盟各國之間的教育交流。將廣西動漫產業及動漫教育推向東盟，逐步走向世界。   三、廣西民族動漫教育的基本教學模式   廣西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因此，廣西動漫教育的發展必須要立足于廣西少數民族藝術資源，探索動漫教育教學的新風格。我們認為，廣西動漫教育要在堅持教育中心地位的同時，強化設計教育中的民族、區域文化特色；對課程進行改革，在課程設置中增加一定比例民族設計元素的設計與研究課程；逐步建立民族設計元素資料庫，把民族設計元素研究融入到動漫專業課堂教學中。通過學生下鄉采風、收集整理，并在課堂中進行教學，設計出具有廣西民族特色的動畫藝術作品。基于目前廣西社會經濟發展的現狀，進行動漫大制作、大投入的項目不難現實，因此，我們認為在目前廣西動漫教育過程中需要突出“小、快、靈及民族品牌”的教學模式：“小”就是以我們目前的設備和師資條件制作短小精悍的動畫片、動漫廣告和宣傳短片。各高校通過與電視臺或出版部門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以項目化的形式為他們制作一些小節目、動漫系列短片，向全國推廣，從而逐步創建我們的動漫作品品牌。“快”就是盡快擴大知名度。通過免費為電視臺制作動畫小品（成語小故事、小幽默或公益性動漫小廣告等），定時定期播出，打出我們的品牌，逐步占領市場。“靈”就是采取靈活的教學方針。在實際教學當中體現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學生動畫專業造型能力的培養，要求學生有扎實二維卡通動畫、三維動畫的造型基本功和專業的設計能力；其次是對學生電腦技術的培養。（它包括有電腦軟件的運用和制作，后期編輯制作等）。   樹立動漫教育的民族品牌是廣西動漫教育發展的基本特色，如劉三姐品牌、漓江品牌。我們認為對動漫作品的創作可分兩步進行：首先將我們豐富多彩的民族民間文學、音樂、舞蹈、神話傳奇故事、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故事傳說改編制作成短、小、精悍的動漫系列作品；其次，可將這些動漫故事里的主要角色造型，開發成相關的周邊旅游產品，推向區外及東盟各國，從而達到宣傳廣西、突出廣西的目的。

數字化出版①產業已經成為傳統出版業必然要經歷的飛躍。   一年一度的兩岸出版高峰論壇，是兩岸出版業界加強溝通、攜手共進的重要平臺，2010年該論壇以“數字出版與兩岸合作”為主題，掀起兩岸數字合作探討的浪潮。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表示，兩岸出版界在推進華文出版的數字化方面肩負著共同的使命，應攜手合作，共創華文數字出版的美好未來。他建議加強兩岸數字出版產業合作。他歡迎臺灣出版企業到內地去落戶發展，與內地業者共同打造華文數字出版產業集群，兩岸共同開發華文數字出版的內容資源，不斷拓展中華文明成果的數字化呈現方式，提升中華文化在人類文明進步中的影響力；同研發華文數字出版的核心技術。在重大數字出版項目的研發方面，充分利用兩岸科研力量的各自優勢，聯合攻關，相互借鑒；共同培養華文數字出版既懂技術、管理，又懂出版的復合型人才。[1]2011年10月29日，以“數字出版產業鏈的構建”為主題的高峰論壇再次提出，面對數字出版發展的大趨勢，兩岸業界要在出版內容、產業鏈贏利模式、版權保護、數字出版標準4個方面加強合作。[2]論壇上，內地和臺灣出版業界人士共同描繪了推動兩岸數字出版產業合作與發展的藍圖，積極尋求推動華文數字出版走向世界的對策。北京大學肖東發教授在2011年數字出版與文化產業國際研討會上表示，文化軟實力已經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數字出版是文化產業的生力軍。在數字出版的廣闊市場前景下，應注重出版產物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讓數字出版與服務社會相統一，保持獨立的價值和理性的出版方向。[3]   在兩岸各自推動數字出版的時代背景下，本文以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機制與前景分析為視角，藉此探討兩岸數字出版的合作框架。   一、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基礎   所謂數字出版，是出版業與高新技術相結合產生的新興出版業態，其主要特征為內容生產數字化、管理過程數字化、產品形態數字化和傳播渠道網絡化。數字化的圖書產品具有存儲海量、搜索方便、傳輸快捷、成本低廉、互動性強、環保低碳的特點，比傳統紙業出版擁有顯而易見的優勢?？v觀數字出版的產業鏈，可以分為3個板塊，第一是內容制作環節，比如作家、出版社、新聞媒體；第二是交易服務環節，比如傳輸、資料庫的交換和結算服務，主要指資訊服務商家；第三是閱讀器的生產環節，比如手機、IPAD等。   隨著網絡和無限移動使用者的增加，民眾的閱讀習慣逐步向數字化轉移，這是數字出版市場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在大眾出版領域，發達國家電子閱讀數的人數不斷增加。相關業者亦引用研調機構數字表示，至2010年9月底，仍有進1,100萬名北美地區的消費者，希望能擁有至少1臺電子書閱讀器。[4]由于網絡的影響，不少圖書的線上版的需求量超過了紙質版，比如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甚至高調宣布，因在線版需求大大超過紙質版，在編的第三版《牛津英語詞典》將不再以“磚頭”面目示人，只出電子版；而荷蘭威科集團2009年數字出版收入已經占到其34億歐元營業收入的52%。[5]可以說，世界發達國家的數字出版蓬勃發展，而且已經成熟。   內地的數字出版要追溯到1995年內地第一份網絡期刊《神舟學人》的誕生，以及2000年第一個由傳統出版商開發的電子圖書產品“掌上書房”。而由清華同方集團建設的“中國期刊網”從1999年開始運作，至今已經成為集期刊論文、會議論文、碩博士論文、專利標準、海外文獻資源等于一體的大型網路出版平臺，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規模最大的“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同時，不少通訊業者也相繼推出數字出版公共平臺，民眾可以運用數字產品得到資訊信息，數字化出版也由此更貼近民眾。很多專業從事數字出版的數字傳媒公司也不斷出現，2008年上海國家數字出版基地的成立更是加快了內地數字出版的步伐。   在2010年7月的中國數字出版年會上，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的《2010年中國數字出版年會年度報告》顯示，2009年數字出版收入799.4億元，比2008年增長50.6%；手機出版的收入超過網絡游戲。同期，艾瑞的2009年~2010年全球在線廣告市場規模數據顯示，盡管2009年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在線廣告市場規模仍以2%的增長率增至552億美元，預計2010年將增至618億美元，同比增長11.9%。2011年~2014年將以超過11%的速度持續增長。[6]十一五期間，數字出版產業規模不斷壯大，平均增長速度達到50%，2010年總產出超過千億元，占新聞出版業總產出的比例超過8%，成為新聞出版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在線閱讀、手機閱讀等數字閱讀開始普及，國民各類數字媒介閱讀率達到32.8%，為數字出版產品的傳播與消費創造了條件。[7]   再看臺灣地區，全球四大主要電子紙技術供應商中已有兩家為臺灣廠家掌控，為臺灣的數字出版技術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同時，臺灣的電子加工制作業一直以來都很強，因此臺灣在自主研發電子書閱讀器上有很強的優勢。近年來，不少出版相關產業比如軟件商、印刷商、出版社等紛紛轉身關注數字出版。臺灣政府在2002年將數位出版列為“新世紀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劃”，新聞局將2004年定為“數位出版年”，“行政院”于2009年通過了為期5年的《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旗艦計劃》，并予以新臺幣1.77億元補助，到年底時更追加至38.85億元新臺幣。   由此看來，內地和臺灣的數字出版經過幾年的發展，技術不斷創新，政策不斷完善，商業模式也日益成熟，數字化閱讀方式廣泛普及，華文數字出版業已經具備跨越式發展的條件和基礎，正進入快速發展的新階段。   二、兩岸數字出版合作走向國際的互補優勢   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各有長處，現在的電子書大部分還是以實體書為基礎，加上后期制作才能完成，未來或許可以實現獨立出版。電子書潛在購買人群存在年齡低、學歷高、以互聯網為主要購買渠道、完全電子化付費等特點。在數字出版方面，臺灣具有較好的技術優勢，而內地則擁有巨大的市場優勢，兩岸合作沒有誰大誰小的問題也沒有誰依賴誰的問題，而是優勢互補，增加產業的主動性與突破性，因此合作空間必然廣闊。#p#分頁標題#e#   2010年，內地數字出版的總體規模和營業收入都達到1千億元。內地的出版集團與出版社，產業規模遠遠大于臺灣，這也是因為內地經濟的崛起，文化需求量提升導致的結果。同時，內地出版的內容比較豐富，2008年，內地共出版圖書275668種，與上年相比圖書品種增長11.03%，內地共出版電子出版物9668種、15770.64萬張，與上年相比，品種增長了11.74%，數量增長了16.10%。[8]2009年內地共出版圖書301719種，電子出版物發展態勢較好，與上年相比，品種增長了10.76%，數量增長了45.30%。[9]2010年全國出版圖書328387種，圖書品種增長8.84%,電子出版物品種與數量也穩步增長。[10]再加上人口數量，內地將會是數字出版最具潛力的受眾市場。   而在數字出版技術上，臺灣的步伐比內地要早，發展也快。近年來，臺灣電子閱讀器產量不斷擴大，電子閱讀市場比較大。同時，電子閱讀器的用途范圍涵蓋休閑娛樂、工作閱讀以及學習課程閱讀。2008年7月，由臺灣52家出版業者與電信業者、通訊服務業者、圖書館共同籌建的臺灣數字出版聯盟正式成立，這標志著臺灣數字出版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009年，臺灣元太收購擁有“電子墨水技術”（電泳式電子紙）專利的E-Ink，該種電子紙易讀性強、低功耗，強光可看，通過這次收購，元太成功成為電子書行業上游技術的主導者。同時，臺灣的友達與臺達電均在電子紙領域投入，實力強悍。在閱讀器生產領域，臺灣明基等生產廠商與內地有很多技術合作。   如果兩岸出版產業界合作，充分將經濟規模與市場潛力這塊蛋糕做大，讓兩岸出版產業與技術上的優勢相互補充，并輔以臺灣對歐美市場的了解，以及臺灣過去較為優質的內容編排、發行與作者因素，共同搶占國際市場，將是在數字出版上重振華文的盛事。   三、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框架與重點   兩岸數字出版，對第一序位的板塊內容關注是最重要的，豐富電子出版物的內容資源，必然要鼓勵傳統出版單位發揮自身優勢，開展出版物的數字加工制作，形成傳統出版單位與電子書出版單位以及著作權人之間的良性合作機制，促進傳統出版與電子出版在內容資源上的協作共享。筆者認為，以下是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框架與重點。   （一）繁簡字標準化互換以及專業名詞互換。如何將那些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繁體字與現在內地民眾所使用的簡體字相互轉化融合，是兩岸數字出版必須首要解決的問題。先制定出一套完整完善的規則，比如繁簡體字轉化固定所使用的軟件與程序，比如當繁體字變成簡體字或者當簡體字變成繁體字時，相關的版權及其他權益要明確界定等，這樣才能讓兩岸數字出版的內容傳播更有保障，也更能夠為兩岸民眾所接受。應該說，盡管繁簡有區別，但畢竟同文同種，文化相近，因此這一障礙的消除并不困難。   （二）合作培養兩岸數字出版人才。內地缺乏數字出版人才是事實，因此未來兩岸攜手對專業人才的共同培養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內地的出版教育專業雖然被統一稱為“編輯出版學”，但各高校的培養目標與課程設置卻各有側重；出版專業雖然都設有實習制度，但大都偏重理論教學。從出版編輯專業與其他專業的融合度來說，內地的編輯出版專業與新聞傳播等專業的密切度顯然不夠，出版專業涉及的各環節其實并未被緊密結合。反觀臺灣的出版類專業教育，早已將編輯出版、新聞、大眾傳播、傳播管理與信息管理、廣播電視與視覺傳播、出版與印刷傳播、傳播科技、圖書信息、廣告等密切關聯，甚至中文系也開始普遍設置與編輯、采訪、創作相關的課程，這種“跨科系”、“整合性”的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方式，為臺灣新聞傳播與出版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兩岸數字出版人才的合作培養不能單靠市場調整，必然要有政府部門的介入，內地的教育部門要對高校涉及出版類的相關專業進行調整并完善，將數字技術和相關內容落實于教育中，并且讓兩岸的出版教育專業與行業界的師生、從業人員有更多交往、交流的機會。   （三）規范數字版權貿易和保護。數字出版的誕生是出版業的一次革命，但只有保障著作權人的權利，數字出版才能真正繁榮。數字出版中的著作權保護和傳統的出版業并無不同，但現實的狀況是很多出版社大部分內容的電子版權都沒有厘清，畢竟從前書稿在出版之時并不會連帶電子版權一起授權。中文在線公司董事長童之磊在2011年數字出版與文化產業國際研討會上表示，數字出版需要尋求新的運營模式，而保護版權是數字出版的重中之重。[11]為維護著作權不受侵害，兩岸相關部門應該賦予電子出版品法定權利，鼓勵自由出版與銷售，授權紙版書版權的同時考慮電子書的版權，并盡可能在關稅減少設限等問題上達成共識。兩岸在版權合作時必須積極考慮數字版權的合作。   著作權是數字出版界要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但由于兩岸法律、版權立法及執行存在差異，同時數字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在數字出版合作中，還有兩部法律也值得關注。一是臺灣2010年修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出版業者，往往因商務營銷等掌握讀者的相關個人資訊，而數字出版與電腦技術等高科技緊密相連，利用數字的技術很容易造成用戶資料泄露。雖然內地也有隱私權保護，但是目前還沒有單獨的一本隱私權保護法，對具體的隱私權的保護語焉不詳，在實際操作中具有盲點。反觀臺灣，2010年修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對個人隱私保護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規定。因此，在兩岸數字出版合作中，可參照這部法律，就讀者個人資訊搜集、保存及管理上要多費心思，防止遭惡意或者無意之外泄，在管理上不得不慎。另一部法律是臺灣的《公平交易法》，出版業者之間為了競爭所進行的聯合行為可能導致對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者出版業者可能為之進行的搭售行為等都可能觸及該法律。兩岸數字出版合作應以此法為準繩，積極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確保公平競爭，共同繁榮出版市場。   這些年，兩岸出版交流日益活躍。根據新聞出版總署的《2008年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統計報告顯示，2008年的版權貿易中，臺灣地區位居內地版權輸出、引進品種數的首位。[12]2009年內地圖書版權輸出第一位的依然是臺灣地區。[9]2012年2月15日的國臺辦新聞會上，國臺辦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在兩岸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兩岸出版交流從間接到直接、從單向到雙向，在圖書貿易、版權貿易、合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我們也會繼續推動加強兩岸的出版交流合作，促進兩岸同胞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增進兩岸民眾在文化和感情上的相互融通，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13]#p#分頁標題#e#   華文是海峽兩岸民眾的共同財富，共同開發華文數字出版的內容資源、核心技術，共同打造華文數字出版和出版產業集群，以及共同培養華文數字出版人才，必然將是未來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方向與內容。

大數據時代的顯著特征之一就是，在對網絡海量信息統計的基礎上做技術性的分門別類，以便在特定目的要求下，進行有效便捷的利用。這一技術同樣可服務于編輯的選題策劃工作。眾所周知，選題策劃是學術期刊的靈魂和基石，對學術期刊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編輯獲得對選題具有極大重要性的大量信息時，就需要利用這一技術進行篩選整合，最終實現選題策劃的目的。本文正是圍繞大數據時代的這一特征，對信息給選題策劃所帶來的便利性及選題策劃工作的具體實施進行說明。

一、選題策劃工作的意義

選題策劃是辦刊人員根據本期刊的辦刊目的、發展目標和讀者群確定統稿主題，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欄目設置和統籌稿件的創造性工作。為了更好地進行選題策劃，編輯都要進行相關的信息采集，并為策劃提供思路和素材；在確定選題后，約稿、組稿都是對選題策劃的落實。首先，選題策劃是辦好學術期刊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也是學術期刊得以發展的重要舉措。學術期刊要實現自己的影響力，要辦出鮮明的特色都離不開好的選題策劃。在這個意義上，選題策劃是刊物的靈魂和核心。如果學術期刊確定的選題具有特色，還具有學術妥當性，那么，就能吸引更多的作者投來高質量的稿件，進而吸引較多的讀者，最終獲得較高的學術影響力。其次，選題策劃是編輯主動進行的一個創造性工作，是編輯“主體性”或“主體意識”的實現方式。選題的確定是編輯在掌握信息基礎上的智力成果。在統一選題之下，編輯對相關文章進行選擇和組織，使期刊的特定內容能夠有機地統一起來，具有學術邏輯的連貫性與整體性，避免內容的割裂和隨意。這一過程中，編輯的主體性和主觀意圖也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選題策劃也是期刊學術特色的體現。毋庸置疑，選題策劃體現了一個刊物的學術目的，是期刊對相關研究領域學術現狀和未來的洞察和看法。選題策劃的計劃性和整體性使所組文稿在主題上具有強烈的關聯性。通過這些特性，使期刊呈現出強烈的區域和理論特色，并將自己與其他刊物區分開來，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定位，最終有益于期刊形成自己的優勢。總之，選題策劃是學術期刊辦刊過程中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一環，期刊工作因為選題策劃而具有了發展的目標和工作的方向，具有了主觀能動性和明確的學術追求，不再盲目和被動，刊物的質量也因此會大大提高，極大地提升編輯工作效率與刊物的社會影響力。

二、大數據時代對學術期刊選題策劃帶來的便利

“大數據時代”讓獲取信息便利起來，同時由于信息分類技術的幫助，人們也不會覺得如此繁多的信息龐雜無章，相反卻給人們利用信息提供了幫助。因此，大數據時代也會對學術期刊的選題策劃工作帶來便利。

（一）海量的信息

大數據技術是基于海量信息，并依據特定的分類標準對相關信息進行選摘和分類的工作。大數據時代與前數據時代除運用分類技術方面具有相似性外，在其他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區別。最重要的區別就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達，大量的信息可以快捷地傳動到最終接受者那里而不受成本約束，同時，接受者可以直接接觸到原生性信息，而不是因受制于傳播成本而經過選摘和編輯過的二手信息。就此而言，大數據時代的技術使得“傳播的約束機制從單向度的話語設置和傳播手段的封閉性使用向強化個人話語權和傳播門檻降低個人廣泛參與轉變”［1］。此外，信息傳播的主體范圍擴大，這也是大數據時代“自媒體”發展的特點。這些技術和社會性特點結合在一起，大量的、全面的直接信息不受時空限制得以傳播，編輯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信息資源，并從中發現更多且更有價值的選題機會和選題要素。

作者：威廉·亞當斯   20世紀60年代前有關分類的大部分論文都是由繁忙的田野工作者撰寫的，他們在日?；A上創造和使用分類法。但是，20世紀60年代“新考古學”革命將一批新理論家推到了風口浪尖，他們相對來說對考古學理論問題要比實踐問題更感興趣當時對分類提出的問題是，它們是否符合科學標準？就這些興趣而言，它們與實用無關，“類型學大辯論”從實踐者手里傳到了理論家的手里，大體就如今天所見。接下來我們見到的是許多綱領性陳述，它們幾乎無法轉化為田野實踐。   理論革命起步不久，就被電腦技術的方法論革命所超越。這很快使考古學分類變得時髦起來，并延續至今。暫不考慮特定目的或特定問題，考古學家不加選擇地從自然科學如數字分類學和因子分析中借鑒和應用演算方法，經歷了十年令人沮喪且毫無回報的實驗之后，許多人坦承，用管道工那里借來的工具做木匠活并不理想。然而，考古學家一直緩慢地構建適于他們自己目的的演算方法。   甚至今天，有些人仍對“自動分類”的烏托邦念頭執迷不悟。   我們有不善言表的成功田野工作者曾經試圖為他們的研究尋找描述的話語，今天我們經驗豐富的理論家則設法如何餞行他們的說法：也即為他們電腦設計的分類能夠切實致用。結果，克拉克洪在1939年的告誡今天看來要比在50年前更加貼切：“類型學越來越多，卻并未明確注意到這個概念究竟意味著什么”。   前面的回顧極其約略，但簡單的歷史梗概還是必須的。當然，在每個階段，總有激烈的討論和異議，總會出現與時代主流相左的聲音。不過我相信，我較公正地描述了北美“類型學大辯論”的主流。我的觀點大體上比較接近鄧內爾最近較全面回顧中發表的觀點。   努比亞的經驗   在此和其他地方，我自己對“類型學大辯論”的貢獻，在概念上屬于它較早而非晚近的階段。也就是說，我是一個未受過正規理論訓練的田野考古學家，試圖找到方法來表達我的想法。我一直干得不錯。就如埃里克•沃爾夫所言，“我并不認為我是一個理論家。我的主要興趣是想解釋我所見的事情，我會把我的靈魂出賣給魔鬼，只要我認為它有幫助”。   我早年在北美西南部的田野工作中，我擁有許多早已確立的分類和類型學優勢：特別是最初由艾爾弗雷德•基德建立的阿納薩齊文化分類，以及科爾頓的各種陶器類型學。就像其他田野考古學家，雖然我很快意識到這些方法的不足，但是我也發現它們還是足以滿足我的要求。但是，當1959年我被要求組織蘇丹努比亞地區將被阿斯旺水壩淹沒區的搶救考古學項目時，我發現自己在格里芬、科爾頓和其他美國類型學先驅半個世紀前的原地踏步。   我花了幾個月來組織調查和發掘計劃，毫不夸張地說，這片區域含有年代上從舊石器時代到中世紀晚期的幾千處遺址，而入手方法只是年僅五十的墓葬類型學。對于我來說，不僅必須設計出在如此廣闊而多樣區域內進行采樣的策略，而且要構建一種分類系統，以便將成果呈現給公眾。為了完成這些工作，我構建、完善、有時放棄了好幾種陶器類型學、一種房屋類型的分類法、一種教堂類型的分類法、一種努比亞文化階段的分類法。大部分這些方法形成比較倉促，有時上手時仍很笨拙，但通過不斷完善，它們今天已在尼羅河流域被普遍采納。不過，我的各種類型學仍在不斷完善，只要有新材料出土，就將持續完善下去。   雖然，它們起初是在搶救工作中極為倉促開發的，但是我認為，我的各種努比亞類型學的“自然史”與目前使用的各種其他分類方法并沒有實質性區別。正是有了這個經驗背景，我才能在此和在一本專著中討論和批評考古學分類的理論與實踐。但是，盡管在書中我主要關注對實踐的介紹，但是本文我主要關注對理論的批評。我的目的不是想對“類型學大辯論”過程中討論的許多理論問題得出一個最終結論，因為我認為大部分問題至少單憑討論是無法解決的。幾乎每種分類在某些條件下說是成立的，而在有些條件下就不行：幾乎所有事情在某些情況下可行，而在某些情況下就行不通。我只是想看到“類型學大辯論”回到它原來的位置：對于田野考古學家的工作來說，不僅要開發分類法，而且要年復一年和天復一天地應用它們。   問題的綜述   那么，理論文章錯在哪里呢？最簡單的答案是，它是理論性的，因此并未切中田野考古學家的難處。這些主要是信息和判斷的問題，它們是無法在理論層次上解決的。但是，理論本身有許多公認的缺點。首先我將約略介紹它們，然后逐一做較全面的思考。   第一，缺乏一套概念化的語匯。用“分類”一個詞來指稱幾種不同的概念，如分類（classification）、類型學（typologies）和分類學（taxonomies）。同一個詞被用來指稱兩種很不同的過程，即分類（classify-ing）和指定類型（typing）。   第二，這些文獻都沒有認識到類型概念極其復雜。它們并非簡單的鴿子籠，它們也非籠里的鴿子，也非貼在籠子上的標簽，也非鴿棚里鴿子籠的位置。它們是所有這些及其他東西的總和。   第三，不曾探究過類型與類型學的相互關系。類型學并非各種類型的總和與混搭，它是一種類型系統，這些類型部分是根據與其他類型在系統中的關系來定義。而且，總的來說該系統的結構特征對于該系統內的這些構成類型，是被施予的和做了適當調整的。   第四，不曾系統分析過變量和特征與類型之間的關系。變量有好幾種———內在的、背景的和推斷的———它們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類型的定義。   第五，統計學和電腦對開發類型學，或至少是實用類型學的潛能被過分夸大了。統計學上重要的變量群對于確定一個類型是需要的，但并非一個充分的條件，統計學的意義也是一個程度而非絕對的問題。#p#分頁標題#e#   第六，對于目的問題存在普遍的漠視。盡管許多考古學家原則上承認類型學是為特定目的服務的，必須從這些目的來加以評判，但是不曾系統探究過考古類型學如何為不同目的服務，或者這樣做會如何影響到變量和特征的挑選和取舍。   第七，就搶救考古學家的立場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完全漠視實用性。這不只是分類程序是否完全可行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它們是否承擔得起，以及是否能證明金錢和時間物有所值的問題。   專業術語的問題就如我上面提及“，分類”一詞有許多含義。我將對分類、類型學和分類學加以區別來厘清這些專術語之間、以及在分類（classifying）、指定類型（typ-ing）和歸類（sorting）過程之間的混淆，它們有時都被叫做“分類”。開始，我只關注基本的、缺乏等級特征的分類和類型學。它們是分割的系統，其中所有單位（種類和類型）是被作為相同的抽象級別來處理。等級是次要的，在大部分考古分類中并非一個基本特點：這是類型建立之后的做法。   分類是概念系統最普通和廣義的術語。在我的用法中，分類是門當戶對的一批范疇，它們彼此以一種“平衡對應”的狀態存在。分類是一種形式和限定語言（更確切的說是一種語素），它有別于自然語言在于它是一種有界系統（這就是說，每一分類是對某種東西而非對其它東西的分類），它的單位（種類）在概念上相等，沒有一個單位與其他單位同義，或全部歸入其他單位之下。   類型學則是特殊的分類：其目的是挑選各種東西歸入彼此不容的范疇之中。根據這種用法，大部分通俗分類甚至科學分類都不是類型學：它們用于交流目的，而非挑選不同東西歸入各個范疇。甚至在科學交流中，“紅色”與“橙紅色”范疇的重疊常常也無關緊要，即這些術語可能或不會在同一抽象層次上使用，因為我們很少因這些實體呈紅色或橙紅色而被要求對它們進行區分。   與其他分類不同，類型學常被用來作為統計學總結和比較的第一步，正因如此，它們擁有其他分類所沒有的特征。首先，它們必須有較嚴格的界定，于是明確哪些東西可以或不可以歸入該系統之中。   其次，它們必須囊括所有東西，每件東西只能歸入一個范疇。通常，這還要包括一個多余范疇，或“不屬于上述范疇”的范疇。第三，這些范疇必須彼此互不相容，所以可以將每件東西歸入一個范疇。   類型學還有其他與統計學要求明顯無關的系統論特征。這些特征包括單位的等效性（認為每種類型與其他諸類型一樣重要），單位的等距性（不必考慮類型之間的異同）和單位的獨立性（認為任何類型的存在與缺失并不取決于其他類型的存在與缺失）。這些假定常常與我們的常識相左，因為我們實際上知道，某些類型要比其他類型來得重要，比如類型A要比類型C更像類型B，以及除非存在類型A，否則類型B就不大會出現。但是，等效性、等距性和獨立性的假設是所有分節系統的特點。我們說，一種類型學是物體的一種分節系統，對于考古學家而言一般是指器物。   請注意，根據我的用法，幾乎所有器物分類都是類型學，而大部分“文化”和時期的分類卻不是。   多瑙河III期或希臘青銅文化早期并非嚴格的分類范疇。至于某遺址或遺址的某組構（component跨度很長遺址中的某時段居住層———譯注）可以稱為一種類型。這種做法很常見，對于描述目的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說，一個遺址的棲居從多瑙河II期一直延續到多瑙河IV期，或某特定組構介于希臘青銅文化早中期之間，或某遺址看上去基本為阿納薩齊文化，但帶有強烈的莫哥倫文化色彩。文化分類和器物類型學的這一重要區別被許多學者所忽視，他們將兩者作為相同概念來對待。本文特別關注器物類型學，討論的問題與文化分類十分不同。   分類學是指具有等級特征的分類和類型學，也就是說該系統中的基本單位要么聚合成較大或包容更多的單位，或者（比較少見）分成較小的單位。   這種操作在生物學分類中是如此普遍，以致于被認為是基本的特征，確實生物學家常?？苫Q地使用“分類”（classification）和“分類學”（taxonomy）這兩個術語。但是，在考古學中絕大部分器物分類并沒有等級的維度。而且，如果存在等級，幾乎總是一種次級特征，即在類型確定之后，對這些類型再做區分。一般來說，考古學分類法只是一種“種類的分類”（classificationofclasses）。通常，這是在類型之間指示關系的一種做法，由于類型等距的原則，在一種基本或單一層次的類型學上有些事是無法做到的。   排列（seriation）作為一種操縱類型的方法也值得一提。排列過程常常與分類相伴，而許多器物類型就是專門為排列目的而構建的。不過，排列本身不是一種分類過程。它是對先前創建類型的一種線性排序，然而不同于分類學，它并不創建新的分組或種類。分類學和排列是兩種重要的類型排序法，前者是一種分類過程，后者則不是。   現在談分類過程，我們又見術語的混淆。“分類”一詞通常指兩種不同的活動：創建范疇（我稱之為分類）（classifying），將東西歸入范疇（我稱之為指定類型和歸類）（typingandsorting）。將一件東西放入一個類型范疇是指定類型（typing），將一批東西有序放入不同類型范疇是歸類（sorting）。   在考古學文獻中，對這些十分不同的操作幾乎不加區分。結果，這就無法認識到分類和歸類過程中所涉及的問題是根本不同的。這種不同好比又制定游戲規則，又在玩游戲。不管紙上制定的規則如何精確，但是到田野里它們的解釋總是問題多多。   由于文化現象明顯具有一種過渡狀態，因此絕大部分器物類型是根據標準或主要趨勢而非絕對界線來定義的。這意味著，在歸類過程中，總是需要武斷決定那些困難的界線。大部分田野考古學家必須在歸類中憑借經驗方法，致其無法嚴格與類型標準相合。但重要的不是與某些抽象定義保持一致，而是要在同一人和不同人之間的操作中保持一致。#p#分頁標題#e#   類型概念的復雜性   “類型學大辯論”從一開始就為虛假而誤導的兩分而抓狂：“自然”分類與“人為”分類、基本類型與操作類型、直覺類型與合理類型、歸納與演繹、歸并與分割、器物歸組與特征歸組、范式排序與分類學排序、經驗分類與實證分類，難以盡述。實際上，絕大部分類型和類型學都有這些特點，并包含了所有這些過程。所有類型基本上是客觀定義的，但是操作上如不方便就會不予采用；它們大部分初步立足于形態，隨后通過合理分析而具體化，它們一般通過一種歸納與演繹、器物歸組與特征歸組、歸并與分割的持續辯證或反饋過程而發展。   我認為，虛假的兩分表明我們沒有真正意識到類型概念的復雜性。每種認可和有用的類型，從根本意義上，是許多基本而獨立組成部分的內在結合，這些部分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概念的，而有些是代表性的。也就是說，一種類型必須由東西構成，再加上我們借以交流自己想法的詞匯或圖像。根據我的分析，下面是“類型性質”（typehood）所有基本成分。   類型概念   這純粹是“類型”的思維方面：一批有關性質和特征的想法，使得我們都能夠思考它們，并將其置于同一標簽之下。在考古學中，我們的類型概念總是涵蓋兩個要素：類型成員應該怎樣的概念圖像（類型共性），還有哪里能夠發現這些類型、它們的功能如何（類型含義）等想法，類型描述一種類型概念必須被兩人或更多的使用者所共有，必須能以類型描述的方式或語言或圖像表現進行交流。為了最大的識別功效，一種類型描述一般要舉出該類型大部分或所有的已知特征，不管它們能否在外表看出來。   類型定義   雖然每種類型有許多與其他類型不同的特征，但只有少數特征將它與其他類型分開。盡管一種類型描述會列舉便于鑒定的所有特征，但是一種類型定義僅提那些具有鑒定意義的綜合特征。這是一個有趣的矛盾之處，即盡管理論上分類是一種定義的過程，但是實際上大部分考古學類型從未給予式樣上的確切定義。它們給予盡可能詳細的描述，并認為定義就在其中。確實，每種類型如要與其他類型正常區分，那么它必須具備排外性的定義。因此，我們可以說，每種類型在理論上擁有一個定義，即便它常常沒有予以陳述。   類型名稱   類型描述和類型定義一般對于交流顯得過長。于是，每種有用的類型通常會有一個幾個字組成的名稱，部分是描述性的，但絕非完整。   這種類型名稱就是經常用于我們討論和書寫的類型，為描述、定義和類型成員本身而顯示共性（在某類型學中，類型采用標簽而非類型名稱）。標簽與名稱不同之處在于它缺乏具體描述：它純粹是武斷的數字、字母或其他符號、或所有這些東西的組合。   標簽的好處只是比名稱短，因此比較方便對不同類型材料編碼。   類型范疇   一種類型理論上擁有一種描述、一個定義和一個名稱，無需參照任何其他類型。但是，根據我的用法，每個類型也是一個歸類范疇：一個較大鴿棚中的一個鴿子籠，放在這個鴿子籠里的東西與其他鴿子籠里的東西不同。請注意，為了方便表述，我們不說放在某類型概念、描述或定義里的東西，而是說放在一個類型范疇里的東西。一種類型范疇表示“類型性質”的系統論維度，一種類型在一個較大分節系統中的位置。   類型成員   明顯的是，沒有具體成員的類型并非實用類型。如果一個歸類范疇沒有東西可以歸類是無用的。類型成員就是“類型性質”的有形維度，被鑒定為與某特定類型描述或定義相符的東西，可放入該類型范疇，并用該類型名稱稱呼。   在我看來，前面均為有用類型的基本特征。當我們在考慮和談論一種類型時，我們會在腦子里呈現“類型性質”的一些特征。當我們使用“澤吉彩陶”術語時，我們有時考慮它的類型概念（澤吉彩陶是凱彥塔文化彩陶的一種變體）；有時考慮它的類型描述（我們能夠從一條橙色條帶上的紅黑設計辨認澤吉彩陶）；有時考慮類型范疇（該碗是澤吉彩陶而非凱彥塔彩陶）；而有時考慮類型成員（將澤吉彩陶片放入第三個抽屜）。   而且，我們不能將“特征性質”任何一種特征歸入其他特征名下。不幸對于我們嚴謹和簡潔的意圖而言，“特征性質”諸特征之間的關系是變化無常的。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為我們的類型成員添加新發現，它有異于先前的成員，而無需變動原來的類型描述、定義和名稱。也有可能改變描述、定義或名稱，而無需添加新的類型成員。大部分有用的類型一般都經歷過小修小補的過程，試圖將我們的概念、器物和描述彼此更加接近。   除了“類型性質”諸項特征，所有類型還有兩項基本特質：這就是共性（identity）和含義（mean-ing）。明顯的是，任何一種實用類型首先應當易于辨認，但是它也應具有與目的相關的某種含義。涵蓋公元1050到1100年間查科峽谷所有陶器的一種類型，有含義但難以辨認，而包含所有刻戳痕陶片的類型是易于辨認但毫無意義的類型。   共性和含義以不同方式彼此相關。在同一系統中，某類型擁有自己的共性與其他類型有別。某類型在其自身類型學中可與其他類型相區別，但卻未必能在其他類型學中與其他類型相區別。另一方面，含義與類型學目的相關。相同類型在某類型學中富有含義，但在另一類型學中會毫無意義。包含所有碗的一種陶器類型對于斷代目的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碗的制作跨越各個歷史時期，但是它在功能類型學中是有意義的。   要注意，東西兼有各自和類型學的共性，并有各自的和類型學的含義。每件東西具有一套特征的組合，使得它有別于其他東西，而它的個體共性是這些特征的總和。鑒定一種類型成員的特征可能比較有限，它的類型學共性就是這些特征的總和。對于制作者和使用者，每件東西也具有某種含義，但可能與我們類型成員的含義有別。我們應時刻牢記，器物是由已逝先民為他們的目的制作和使用的，我們未必知道這種目的，而類型學是按照我們的目的而創造的。#p#分頁標題#e#   以公元13世紀亞利桑那印第安婦女制作的紅色和橙色陶碗為例。我們相信，它主要是用來盛放和奉食玉米粥，雖然它有時也會被用來展示陶藝，以及向鄰居炫耀體面的家什。這些都是陶碗的自身含義。但是，把它們叫做“澤吉彩陶”類型，是由科爾頓和哈格雷夫于1939年創建的，而其類型學含義是“公元1225至1300年間在澤吉峽谷制作的陶器”。顯然，這些對于考古學家而言是很重要的問題，但是它并未顧及陶器的制作者和使用者。   對于類型概念的復雜性再說一點，這就是它們大部分是多特征的。在絕大部分類型學中，并沒有特定標準指明什么構成一種類型。有些類型由某些標準定義，而有些則用其他標準定義。在這點上，起碼在前20年里有了長足的進步，自戴維•克拉克在1968年首先指出以來，考古學類型的多特征性大體（雖然沒有普遍）已被接受。   類型與類型學的關系類型與類型學的關系好比詞匯與語言的關系，后者有一套規則來規定前者。而且，因為類型學是一種系統而非類型的集合，因此作為系統它必須條理清楚，但同時各類型必須一致和具有含義。兩方面未必涵蓋對方。   在某種情況下，系統論的因素被漠視，我們會發現，各類型的正當性和可鑒定性無需參照同一系統中的其他類型來討論。結果，有些類型學包含了部分重疊的類型。例如，在格里芬的古堡陶器類型中，有可能將相同陶片分出兩或三種類型。   在電腦創建的類型學中，則是另一種情況。電腦不允許系統的模糊性，它們構建的類型學是完全合乎邏輯和一致的系統。但是，電腦也無法判斷問題的恰當性，常見的是，它們創建的“類型”就特定目的而言是毫無意義的。   變量、特征與類型   自電腦出現以來，這些方面的概念上有了重大進展。所有電腦分類項目，對各種特征都需有一個系統識別，而這使得特征及彼此關系的分析更加嚴謹。事實上，過去常常并沒有對變量與特征進行區分：兩個術語可互換。如今我們明白，廣義上，變量是維度（dimensions），而特征是對這些維度的衡量。   比如，“顏色”是變量，而“紅色”是“顏色”變量的一種特征。   還有一些區別。“分類”中變量之間的差異基本上是質的區別（如顏色與形狀），而同一變量特征之間的差異基本上是量的區別。也就是說，尺寸、形狀、顏色等差異一般可以用度量形式來表述。其次，變量無所不在，它們總會在系統的每件器物上表現出它們的特征。另一方面，特征存在是排他的，某特定變量某種特征的存在，意味著所有其他特征的缺失（一件器物不可能既綠又紅，或既長10厘米又長20厘米）。第三，變量一般彼此獨立；一種變量的式樣未必會影響其他變量的式樣。另一方面，特征是相關的，因為一種特征的存在就排除了其他特征。   最后且最重要的是，變量和特征選擇的方法通常有所不同。雖然兩者總是由分類者從廣泛的可能性中挑選，但是挑選的基礎在兩種情況下有所不同。變量主要是根據含義選擇的，例如，陶器分類中常有“顏色”變量，但石器分類就沒有，因為它對前者有意義，而對后者就沒有。就“破碎”而言則相反，它對石器是有意義的，而對陶器就沒有。在兩種情況里，變量的選擇并不取決于其可分辨性，而是取決于它們是否可望為某種特定目的提供有用的信息。   另一方面，特征主要是根據共性來選擇的，即它們是否能與其他特征分開。我們會在陶器分類中選擇“顏色”作為變量，因為我們發現它很有用，但是我們是否進一步將“顏色”細分為“紅色”與“棕色”，或分為“紅色”、“棕色”、“褐色”和“灰色”等更細的區別，則取決于劃分顏色的規則是否始終能予細分。簡言之，變量主要是根據含義標準，而特征主要是根據共性標準選擇的。   一項重要的推論是，變量可以不考慮某批材料對象而做選擇，而特征就不能。在對某批材料分類時，在選擇特征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找到有哪些特征，哪些特征能夠加以區分。結果，分類無法像某些人聲稱的那樣，完全先驗地以一種“特征聚類”的過程進行。定量的“器物聚類”必須首先要看有哪些特征，能否加以區分。   即便電腦編程厘清了變量和特征，以及它們彼此間的關系，但這未必能增進我們對這兩者關系以及據其所定義類型的了解。相反，電腦編程即認為，特征聚合就是類型，不管它們是否有具體的表現，也不管它們是否易于分辨，甚至不管它們是否有用。這種頗為武斷的看法源自用特征聚合來創建類型的實踐，這種做法在電腦使用前很罕見。大部分早期的器物類型開始是用器物聚類構建的，而類型學的構建一般包含了階梯式的區分，從逐步排減的材料中依次挑選類型。   雖然特征聚合或器物聚合、甚至直覺都可以作為類型學的起點，但沒有一種能單獨勝任。如果我們以理論定義（例如由特征聚類提出的定義）為起點，我們必將確定，是否有我們所定義的器物，是否它們始終能與其他類型成員相區分，以及什么是它們的所有特征。根據這些發現，我們會想改變或擴大最初的定義，然后向原來的采集品中增添新的材料，進而重新定義，等等以至于無窮。這就是我所謂的類型學發展的辯證法。   電腦和特征聚合做不到的，是滿足選擇的基本需求。一種包含所有變量和特征的類型學，甚至對于電腦，實際上也無法做到，它會產生成千上萬的“類型”。一種電腦編程有助于挑選特征，因為它能顯示哪些特征與某些東西并存或共同變化。但是，它無助于選擇變量，因為，這取決于我們想了解什么———這是機器無法幫我們判斷的。 

作者：雷懷英 單位：天津工業大學管理學院

21世紀，國際經濟往來頻繁，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加快，我們面臨的將是更為激烈的國際競爭。一方面，工商管理教育同其他普通產品一樣需要適應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近年來，國外教育機構利用聯合辦學、遠程教育等模式紛紛來搶占我國的教育市場，教育產業的生存發展需要工商管理教育沿著國際化發展趨勢進行教育改革。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提高了企業管理人才的標準，培養適應全球化的、有國際意識、國際交往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的，能夠駕馭國際、國內市場，快速決策的高級管理人才是企業生存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工商管理教育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梢?，根據工商管理教育的國際化趨勢，進行管理教育改革既是國際經濟形勢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工商管理教育生存發展的需要。

1經濟全球化趨勢對管理人才培養理念的影響

從企業內部管理來看，現代企業的經營范圍逐漸擴大，涉及面廣而寬，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平行發展，投融資渠道和領域多元化;從外部環境來看，世界經濟形勢錯綜復雜，企業生存發展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程度逐漸加深，面對復雜多變的內外經濟環境，企業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傳統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受到空前挑戰，新的管理經驗和管理理念不斷涌現，企業管理人員需要多元化的知識體系、敏銳的洞察力和果斷沉著的應對能力。這就要求工商管理教育能審時度勢，以市場需求為基準，適時調整人才培養的理念和目標。

1．1專才教育向通才教育的轉變國際高等教育發展表明，為適應現代經濟發展對管理人才多方面能力的要求，管理教育應該從傳統的專才教育向通才教育轉變，通過使用經濟學、統計學、行為科學和其他學術領域的分析手段和概念工具，學生逐漸善于解決復雜的商業問題及明確商業機會。

1．2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及企業家精神的培養和灌輸成為當今工商管理教育的基本方向隨著現代科學管理技術和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尤其是高新技術發展的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企業要獲得成功與發展，提高競爭力，就必須適應科學技術、經營環境的急劇變化，不斷進行技術創新、戰略創新、觀念創新、制度創新、組織創新和市場創新，把創新滲透到管理全過程中，并以此作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因此工商管理教育也應以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創新意識為目標。

1．3由傳統的知識傳播到技能的培養，注重綜合素質高的復合型人才的培養21世紀是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的時代，企業管理人員不僅要有先進的管理理念、管理意識，還要有迅速應用信息技術和統計分析工具獲取信息、解釋和分析統計數據的能力。人才培養理念和培養目標應該在實際教學的方方面面加以體現，因此，在轉變教育理念、培養理念的同時，首先需要根據國際化的發展趨勢進行管理教育教學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