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研究論文范例

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墒?，目前關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一、引言

博士生具有雙重身份，既是知識的學習者和接受者，又是知識的生產者和創造者[1]。博士培養過程是博士生從一個完全依賴型的學習者向一個獨立型的研究者轉變的過程[2]，是博士生從事學術職業的準備期。近年來，博士生在讀期間的學術貢獻越來越被學術界所關注。袁本濤等人的一項研究發現2012年博士生對ESI熱點論文貢獻率為36.84%[3]。Pearson等人的研究表明德國博士生承擔了大學三分之二的科研工作[4]。Vincent等人的研究也證實法國博士生的學術貢獻占到實驗室總體產出的30%[5]。博士生成為了科學研究的重要力量，成為了學術產出的重要貢獻者。在博士生的學術成長過程中，影響博士生學術產出的因素很多，以往文獻從制度、環境、導師和博士生個體特質等方面進行了探討。本文重點關注博士生與導師、其他教師以及博士生同學的學術互動（Aca?demicInteraction）對其學術產出的影響。一方面，博士生的“學術學徒”（AcademicApprentice）身份決定了其學術生產和創新過程是一個在導師指導下、在他人幫助下逐步走向獨立學術探索的成長過程，學術互動在其學術成長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學術生產過程往往以問題為中心，需要突破的科學技術問題具有綜合性、多樣性和復雜性，與不同知識結構、學科背景和學術經歷的人進行學術探討、交流、共享和互助對于博士生打破知識界限、促成學術創新大有裨益[6]。為此，本文關注的研究議題是學術互動對博士生的國際期刊論文產出具有怎樣的影響以及不同類型的學術互動影響效果如何。

二、文獻回顧

學術互動是一個知識共享的過程，是指不同知識主體之間相互分享信息、思想、理念、建議和技能，目的在于生產和創造新知識[6]。博士生學術互動是指博士生為了學術生產和創新，與不同知識主體進行知識共享的過程。然而，以往文獻主要圍繞導師指導對博士生培養質量的影響開展研究，從學術互動視角來研究博士生培養的文獻并不多見。博士生學術互動與導師指導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體現在三個方面：（1）學術互動是兩個知識主體之間自主、自愿的知識共享行為，依靠平等互惠的原則來維系，而導師指導則屬于博士生導師的工作范疇，具有無償性和義務性。（2）學術互動的行為主體包括博士生導師，但不僅限于此，還包括其他知識主體，例如其他教師和博士生同學。（3）學術互動過程是博士生與其他學術創新主體之間知識相互發散與吸收、相互交流與學習、共同創新的過程，是一個雙向溝通和分享的過程，博士生在學術互動過程中具有自主性；導師指導更強調導師的主導地位與作用，忽略了博士生的主體性。國外文獻圍繞導師指導對博士生培養質量的影響開展了大量研究。Paglis等人進行了一項五年半的跟蹤研究，結果表明導師指導對博士生科研產出和科研自我效能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7]。Green等人對233位博士生進行了為期2年的三階段跟蹤調查，研究發現導師指導對博士生學術產出具有正向影響[8]。Mahen等人對160位已經畢業的女性博士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導師指導會顯著降低博士生損耗率（AttritionRate）并縮減獲得博士學位的時長[9]。Michelle等人的研究認為，盡管指導博士生是一件非常費時的工作，但是有效的導師指導可以降低社會隔離感、提升科研能力并提高畢業率[10]。近年來國內學者圍繞導師指導對博士生培養質量的影響也開展了一些研究。范皚皚和沈文欽的研究表明，與導師的交流頻率、導師的指導方式和指導內容對博士生的學位論文指導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11]。任婷和秦靜的研究發現，導師的指導頻率和指導程度對博士生論文質量和科研能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12]。陳珊和王建梁對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博士生指導情況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導師指導是博士生培養質量的關鍵影響因素，導師指導頻率對博士學位論文完成、學術論文產出以及課堂報告的數量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13]。宋曉平和梅紅的研究也發現，博士生與導師的互動關系以及導師的指導頻率都會對博士生學位論文的進展滿意程度產生正向影響[14]。盡管以往文獻圍繞導師指導開展了大量理論和實證研究，但是對博士生學術互動的關注較少。迄今為止，我們對博士生與其他教師、博士生同學的學術互動具體情況仍不清楚，關于學術互動對博士生培養質量影響的重要性也缺乏認識?；诖耍疚闹攸c關注當前我國博士生學術互動的具體情況以及不同互動類型對學術產出的影響。

三、假設提出

1.“與導師的學術互動”與博士生國際期刊論文產出的關系

導師是博士生培養的第一責任人，負責將博士生引入學術前沿、促使問題形成、教授方法和規范、引導批判和創新，在博士生培養過程中起主導作用[15]。博士生進行學術互動最重要的交換主體就是導師。與導師的學術互動，既是富有經驗的導師與經驗不足的博士生之間進行的一次由上而下的知識轉移的過程，又是博士生發揮主動性和積極性不斷吸收、消化、整合、創新知識的過程。知識是貫穿與導師學術互動全過程的核心內容。與導師的學術互動是圍繞知識的傳承、創新、應用和轉化逐步展開的過程，是以知識為紐帶、以互動為核心、以共享促創新的過程[15]。國際期刊論文的發表要經歷嚴格的同行評審，最重要的評審準則就是論文的嚴謹性和創新性[16]。由此，與導師的學術互動能夠促進博士生形成創新思維、拓寬創新途徑、催化創新過程[6]，增加學術論文在國際期刊發表的幾率。Paglis[7]和Green[8]的研究已經表明，與導師接觸的頻率會顯著增加博士生的學術產出。另外，博士生在與導師互動過程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是衡量互動過程的一個重要指標，主動性越強意味著博士生主動吸收、思考、整合、創新知識所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越多，互動質量更好，其在國際期刊的幾率也越大。鑒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1a：博士生與導師的學術互動頻率對其國際期刊論文產出具有正向影響；假設1b：博士生與導師的學術互動質量對其國際期刊論文產出具有正向影響。

作者：李亞敏 陳俊國 單位：第三軍醫大學

一、國外研究生教育的學制

(一)6年一貫制的德式學制。其招生對象為高中畢業或專業學校的畢業生,學制6年,實現以大學為基礎,學科為中心,理論教學、實驗室訓練和臨床實踐的漸進式教學模式。學生通過國家考試和論文答辯,授予醫學博士學位。大多數歐洲國家實行這一學制[1],如芬蘭、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

(二)6年一貫制的俄式學制。其招生對象為高中畢業生,前3年為醫學前期教育,后3年進行專業教育,畢業授醫學博士學位。獨聯體國家如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婦、烏克蘭等實行這種學制[1-2]。

(三)4+4年制的美式學制。其招生對象為具有學士學位的文理科大學本科畢業生,前4年為醫學前期教育,后4年為醫學院教育,實行集中指導下的核心課程為主干的自由選課制度。學生完成課程,修完規定學分,通過論文答辯,授醫學博士學位。美國、加拿大、韓國和菲律賓等國實行這一學制[1-2]。

(四)5+3年制的英式學制。其招生對象為高中畢業生,前4年為理論教育,最后1年為臨床實習,畢業授醫學學士學位,英聯邦國家實行這一學制,如英國、新加坡、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獲得學士學位以后經過考試和推薦就讀醫學碩士學位,時間是1-3年。在實行多學制的世界各國中,學制為6年制的國家或地區最多,為90個國家,占56.6%;居于第二位的是7年制,為53個國家,占33.3%;排在第三位的是8年制,為15個國家,各占9.4%;排在最后的是9年制,為1個國家,占0.7%。

二、國外研究生教育的模式[2](附表)

一、古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一）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莊子》、《楚辭》、《史記》和陶淵明等的接受研究。楊柳《漢晉文學中的〈莊子〉接受》（巴蜀書社2007年版）從莊子生命意識、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說方式三個方面來探討漢晉文學對莊子的接受，著者認為《莊子》強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發的詩性精神是漢晉士人和文學對其進行選擇接受的一個主要興奮點。白憲娟《明代〈莊子〉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從文學、注本和理性闡釋三個方面來探討明代《莊子》接受的縱向走向?！冻o》的接受研究雖然還沒有專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論述文章。如劉夢初《論賈誼對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論初唐四杰對楚辭的接受與變異》（2002）、《論李商隱對楚辭的接受》（2002）、《試論劉禹錫接受屈騷的契機與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詩人對〈楚辭〉的接受》（2005）、蔣方《唐代屈騷接受史簡論》（2005）、張宗福《論李賀對〈楚辭〉的接受》（2008）、葉志衡《宋人對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這些文章主要是探討唐人對屈原《楚辭》的接受情況。

陳瑩《唐前〈史記〉接受史論》（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和俞樟華、虞黎明、應朝華《唐宋史記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別對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記》接受情況進行了個案研究。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淵明接受分為三個時期，即奠基期（東晉南北朝）、發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兩宋），并且力求從共時形態和歷時形態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陶淵明接受史的探討。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詩的發展線索，全面而有重點地描述了唐人對陶淵明思想與藝術接受的歷史特點，闡述了陶詩與唐詩之間復雜的、深層的關系。田晉芳《中外現代陶淵明接受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則探討了現代的陶淵明接受情況，包括中國和外國的接受，視角較獨特。此外，唐會霞《漢樂府接受史論（漢代—隋代）》（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羅春蘭《鮑照詩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王芳《清前謝靈運詩歌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分別對漢樂府、鮑照詩歌、謝靈運詩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唐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等人的詩歌接受研究。臺灣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學接受個案研究的著作，對李白詩歌接受進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來，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則對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較為具體詳細的論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個階段加以探討。臺灣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版）對杜詩的唐宋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黃桂鳳《唐代杜詩接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則專注于唐代杜詩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詩接受分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個時期。杜曉勤《開天詩人對杜詩接受問題考論》（1991）、《論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問題》（1995）等論文則專門論述了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系統地探討了韓愈詩歌在宋元的接受情況，認為“以文為詩”是韓詩與宋、元詩人在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則從韓愈的儒學思想、文學思想、詩歌與散文四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宋人對韓愈的接受情況，指出宋代對韓愈文學的接受是在北宋時期，到南宋則漸趨衰弱。劉磊《韓孟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韓愈、孟郊等人的詩歌傳播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楊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探討了唐宋時期柳宗元的接受情況，特別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為詳細，先是總論，后是分古文和詩歌兩方面來論述。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分為“歷代接受概況”、“闡釋史”、“影響史”三個部分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接受史，重點是“歷代接受概況”，以大量的文獻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來的接受歷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認為李商隱詩歌在理學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沒有被廣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隱詩歌接受的重要時期。全書從虞山派、婁東詩派、黃任和康雍詩壇、黃仲則及乾嘉詩壇、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吳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順鼎、清代女詩人等地域文學、家族文學和女性文學幾方面來探討清代對李商隱詩歌的接受。

摘要：

以2011年教育部將軟件工程學科獨立設置為一級學科為標志，軟件工程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步入了規范化發展的軌道。但與信息化強國相比，我國軟件工程博士研究生培養尚處于成長階段，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調整探索。文章分析當前軟件工程學科博士研究生培養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

關鍵詞：

軟件工程學科；博士研究生培養；改進措施

0引言

在信息化浪潮的促動下，我國軟件工程學科高層次人才隊伍培養經歷了跨學科培養、海（境）外引進、相近專業轉行等方式。2001年12月，教育部首次批準全國35所高校試辦示范性軟件學院（教高[2001]6號）[1]。以2011年3月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學位[2011]11號）[2]為起點，軟件工程專業從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科“脫胎”出來，正式成為一門新的學科，標志著我國軟件工程學科高層次人才培養完成了由學科從屬型向學科獨立型的跨越。這一跨越無論對于軟件工程的學科建設，還是對于其高層專業人才的培養都具有頂層設計意義。正是由于這一頂層設計的作用，2011年8月教育部首次在我國48所高校增設了軟件工程一級學科的博士點和碩士點[3]。截至2015年，全國擁有軟件工程學科“博士一級”授權的高校已達52所，具有“博士二級”授權和碩士授權的高校達到106所。我國軟件工程高層次人才培養支撐了國家信息產業的發展，基本適應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國防建設的需要，縮短了我國此學科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由于軟件工程學科高度的交叉性、領域的滲透性以及需求的無限性，我國軟件工程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特別是博士研究生的培養，無論在基礎理論、課程設置，還是在培養方式、評價體系等方面都存在著一些問題。

1存在的主要問題

提要:管理類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不同，造成其培養質量也存在較大差異。為提升管理類博士研究生培養質量，針對目前培養模式的不足，本文提出構建“放管服導”四位一體+“兩平臺”的管理類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該培養模式的應用有利于提高管理類博士研究生的學術、科研以及實踐能力與水平。

關鍵詞:“雙一流”；管理類博士；培養模式

一、引言

在“雙一流”建設背景下，各個學校學科建設平臺改善了，學科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了，學科發展的要求更高了。管理學科相比其他理工醫等學科，其學科建設與發展基礎相對較弱。管理類博士研究生作為每個管理學術、科研重要力量之一，其培養質量會影響管理學科的發展。通過改進管理類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模式，提高其業務素質及研究水平、提升其培養質量及實踐能力，為促進管理學科建設與發展做出其應有貢獻。

二、國內外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研究現狀

（一）國內研究現狀。國內學者從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定義、現狀以及發展趨勢等方面進行了相關研究。于若凡、郭建斌分別對中國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模式、國外不同國家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模式、國外不同國家的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比較和中國與外國的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比較等主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望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在中國的研究。劉勁松、徐明生研究貫通式培養模式是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適宜于對知識學習及科學研究有很強連續性要求及成果產出需要較長知識積累周期的基礎學科、實踐性強的醫學和藝術學科、實驗周期長的農學、生命學、工學等學科博士研究生培養。常淑貞研究了當前我國博士生培養模式的現狀，探討了制約博士生培養模式創新的因素，提出了改進博士生教育培養模式的策略。賈曉紅、劉向鋒、王人成以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專業博士生教育為背景，對博士生的培養目標與方式、培養內容與基本要求、博士生資格考試與開題、科研工作與論文答辯等諸多培養環節的分析和研究，為提高我國博士生教育質量提出了建議：應取消對學習年限的規定或延長學習年限；建立博士生和導師之間的雙向選擇與淘汰機制等。包水梅研究認為，我國博士生教育亟待轉向內涵式發展，培養創新人才，借鑒“美國模式”改革我國博士生培養模式。魏玉梅、劉先春研究了人文社科類博士研究的培養具有自身的規律性與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培養目標、培養過程、培養評價等三個方面。借鑒英國一流大學文科博士生培養的成功經驗，比如學術自由理念下的探究性學習方式、跨學科的培養制度、注重科研與學術訓練的課程設計、博士研究生培養的淘汰率、多元化的導師制度等對我國文科博士生的培養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譚金祥、石遠、任國勝通過對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科學博士研究生與中國高?？茖W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模式進行對比，分析中法博士研究生入學條件、獎學金制度、理論課程學習、課題開題、匯報、答辯及畢業的差異，為我國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借鑒。

（二）國外研究現狀。英國博士的培養模式為復合型博士培養模式。法國博士生的培養模式為：招生“零考試”，申請人須過“三道關”、“兩段式”過程培養，以“研究”突出培養、指定負責導師，采用導師小組聯合指導、重視博士論文撰寫的指導，嚴把“出口關”。日本的博士培養模式適合企業對高層次人才以及個人成長的需要，博士生培養機構不斷做出改善，呈現出培養目標體系化、培養過程針對性強、教育機構及其職能多樣化、保障體制健全等特點。德國博士生的培養模式主要有傳統的“師徒制”和小規模的“研究生院”，其中尤以前者為主，而這種缺乏系統管理、散兵游勇式的培養模式已不能完全適應目前科學發展的需要。德國的兩種博士生培養模式，認為“師徒制”模式重視博士生盡早融入導師的教席工作，旨在為未來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積累經驗，而“結構化”模式為博士生設立了跨學科、跨機構和跨國界的研究平臺，目的是增進師生交流，提高博士生培養質量，培養博士生畢業后應對更廣闊就業市場需求的綜合技能，傳統“師徒制”模式和“結構化”模式相互補充，構成德國多元的博士生培養模式。澳大利亞的博士生培養模式經歷了學術主導的“課程學習+學位論文”模式、職業導向的“P/W/U三維協作”模式以及職業性與研究性并重的“以學生為中心的實踐導向”模式，共三代各具特色的發展階段。瑞典的博士生培養模式，認為從入學到最后博士論文撰寫、評審階段，導師介入的力度大，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大，首先導師負責嚴格控制入學生源質量，中期對學生指導力度大，對博士論文質量嚴格把關，導師的直接指導在學生的科研成果中占重要比重；學生在學習和科研階段的科研和創新能力培養擁有很好的學術氛圍和條件保障，并具有較多合作和交流機會；博士論文的撰寫形式靈活，但評審嚴格，對答辯組織高度重視，這種培養模式對于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有著很大的作用。國內外研究現狀表明，大多數研究集中在理工科醫學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研究，較少涉及管理類博士研究培養的研究。

摘要:本文是作者2020年12月11日在中華醫學會雜志社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從主編的角度，圍繞科技學術期刊建設講了4點建議:1)要培育和促進期刊成長，2)要認清和重視期刊“本體”，3)要把學術期刊辦成讀者看得懂的刊物，4)要把期刊辦成新知識的積累平臺。

關鍵詞：期刊建設;科技學術期刊;主編

我從2001年起擔任《安全與環境學報》主編，一直伴隨著它的成長和發展至今。2001年以前，該刊名為《兵工安全技術》，從1999年起我也是它的主編。從2003年2月起我還擔任了《科技導報》主編，到2014年第23期后不再擔任，這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機關學術刊物。當科技學術期刊主編這么多年，我認為期刊建設是主編的主要職責［1－3］。這中間有4點體會值得談一談。

1培育和促進學術期刊成長

培育和促進科技學術期刊不斷成長，是主編的重要責任。如果說，科技學術期刊是一個容納科技創新的平臺，那么，主編顯然要承擔起培育和促進期刊成長的責任，培育和促進這個平臺的成長。如果你是一位主編，你一定想讓這個平臺能夠容納數量越來越多、質量越來越高的科技創新。為此，期刊在科技界科技創新圈子中的各項功能都必須得到充分的培育，這是主編的職責。主編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他也不僅僅是領導期刊編輯部的編輯工作。為此，一年又一年，學術期刊要不斷成長:小平臺成長為大平臺，影響較小的期刊成長為影響較大的期刊。就說《安全與環境學報》吧，2001年第1卷第1期容量只有64頁，到2020年第20卷第6期已有459頁，全年達到2504頁。科技學術期刊這個平臺的長大也不僅僅是做大，就像一個人的成長不僅僅是身體的長高和體質量的增大一樣。我們都知道，在科學技術的研究方面，國家的經費投入數量很重要。經費增加了，成果也就多起來了。2019年我國的科技投入已經超過2萬億元，達到22143.6億元，在國際上穩居第二。這個數據比2018年增長12.5%，經費投入強度(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23%。值得指出的是，在科研投入逐年增加的同時，科研體制、機制、制度、機構、人才隊伍以及重大研究課題等都在發生巨大變化，這中間的改革和變化，不僅僅是數量的增長和規模的擴大，而且是科學技術有機體品質的提高和成熟度的增強。中國科技界從“科學的春天”那年開始，長大了、變強了。作為科技領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科技學術期刊不能弱而不強，也不應長得太慢。承載新世紀新時代的科技創新是科技學術期刊的歷史使命。如果它緩慢地成長，或甚至停止長大，這個歷史使命就會落空。要從科技期刊各個要素的角度推進期刊的發育成長，就像由人的各種器官、部分等組成的各個人體必需體系的發育。人的器官、部分等從一出生就在發育、長大，科技學術期刊的各個要素也要從一個期刊的誕生之時起，逐漸發育成長，不能總是處于幼兒階段，一些要素從來不作改變。實際上，科技學術期刊不僅僅是由學術論文組成的，它的構成要素包括學術論文、學術論文內容的科學合理展開與發表、作者隊伍、審稿隊伍、讀者群，這些要素有一個明顯的共同要求———哪個要素都不能缺失，也不能有缺陷，它們共同組成一個學術期刊的科學技術創新的平臺。說到培育期刊成長，主要就是各個要素統一在科技創新意義上的共同成長。質量成長、質量發育就是科技學術期刊各要素不斷成長的核心內容。

2認清和重視學術期刊“本體”

10多年前我接手《科技導報》主編工作時，要求編輯部在各專業各學科正在搞研究做實驗的科技工作者中尋找作者和他們的論文，發表他們的新成果。這個要求一下子打破了刊物已經逐漸固化的作者圈以及日益政論化的論文內容。建立與科技界本體(即廣大科研人員)的廣泛聯系，這是我當時首先想到的。思考一點“本體”問題對于主編的工作是有益的，因為這樣的思考會影響到主編的工作對象?？萍紝W術期刊的本體是什么?在哪里?對此，大家當然會想到學術論文。的確，一個期刊的日常工作就是處理與學術論文有關的許多事務，大家都知道一個道理，即沒有學術論文就不會有學術期刊。這當然沒有錯?？墒?，這其實沒有回答“本體”問題，因為我們不會說辦一個學術期刊僅僅是為了幫助大家發表學術論文。這還不是回答“為什么要辦期刊”的正確答案，盡管有一些作者可能就是這樣想的。我們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有2個主要的目的［4］。學術論文要發表的時候，總是因為研究有了新的成果。這些成果多數是新的理論、規律。從自己科研的成果中，發現科學的、工程的、技術的規律，這是我們發表學術論文的重要初衷之一。從科技界的學術交流和學術積累考慮，發表學術論文是為了交流和積累。雖然說科學技術的研究最終要化為一種個人的活動，至少對大多數專業和領域的科技工作者來說是這樣的，但是，科學技術上最后成功取決于集體的努力，這中間包括具有各種互補技能的科技工作者，以及由他們組成的巨大的科學共同體。科學共同體的協作和互動，被認為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重要區別之一?？茖W技術的進步取決于思想的共享、技術的發展和科學發現，但還要取決于全世界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對話，以及科學共同體的積累。積極發表能為這種交流、對話和積累做出貢獻的原創性學術論文，也是我們發表學術論文的重要初衷之一。在科技工作者、學術論文和學術期刊三者中，科技工作者是這三者的本體。一位主編最重要的任務，可以說是以人為本、運營期刊。主編建設期刊的第一要務，是注重科技工作者作用的發揮，培養好作者，發表好論文，辦出好期刊，促進專業發展與這三者的完美融合。專業科技工作者是專業學術期刊的“本體”。認清兩者融合后的全景圖像，對于促進期刊成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期刊是一個科學技術百花園，那么，主編就是這個百花園的管理人?？茖W管理很重要。投稿人是誰?百花園需要各種花、草、樹木，那么投稿人就是花草樹木、百花園所需之物的提供者。審稿人是誰?編輯是誰?百花園的花卉需要設計、培育，布局也需要設計，園林、環境、植物、水系等科普需要講解員，保護林木等需要護林員。審稿人、編輯就是這些人員。讀者是誰?百花園中人來人往，讀者就是這些人。雖說一花一木都很美麗，但百花園就更美了。今天，科技學術期刊百花園有一個明顯區別于其他種類期刊的特點，即所有這些投稿人、審稿人、辦刊人、讀者其實是同一批人，他們處在一個專業性、學術性非常強的科學共同體中?？萍紝W術期刊其實是這個圈子的“窗口”?？萍紝W術期刊百花園的另一個區別于其他種類期刊的特點，是他們從事著同一個專業、學科中的科學技術研究，他們從事研究(包括發表學術論文)是為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創新是他們共同的(同一的)崇高使命。對于主編來說，對于期刊來說，在科學技術發展的層次上開展與科技工作者各種形式的溝通是十分重要的。主編要以人為本辦期刊。與科學技術研究人員成為好朋友，成為知心人，是一位主編崇高的任務。辦刊人、編輯人員也要成為一名合格的科學技術研究者，僅僅成為科研人員的朋友是不夠的。他們在期刊內、編輯部中，要時時關心、研究、掌握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之所以要這樣，一是為了服務于科學共同體的宗旨，二是為了服務于研究人員，三是為了淘汰落后的研究。在本專業、本學科的范圍內，世界的前沿在哪里，學術的焦點在哪里，難題的關鍵找到了沒有，誰在攻關，不妨討論討論，用文字記錄下來，提供給大家。而且這往往同時回答了“期刊應該發表什么樣的學術論文”這個問題。這種能力也是與一流學術期刊相對應的。在以人為本的方向上做得越來越扎實、全面，辦好一個期刊、進而把它辦成一流學術期刊的目標就不難實現。

2019年春節，一個被萬千學子所敬仰的北京大學聘用的博士后因不知道“知網是什么”，引發了一件學術圈大案。本來是一件學術丑聞，但因主人公翟天臨是電視公眾人物而升級為全社會轟動的新聞熱點。一時間，把北京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兩所高校也推上了風口浪尖。此外，網友們憑借著網絡時代的“人肉搜索”技術手段，把翟天臨的同學和老師也翻了個底朝天，弄得人人自危。事發后，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行政部門教育部，還是主流媒體《人民日報》都對這個事件給予了高度關注。事情的最后處理結果是，翟天臨自動放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后機會，并且在坐實學術不端的情況下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博士學位，而他的導師也被一并取消博士生研究生導師資格。“翟天臨無心一語，卻打開了一扇暗啞老舊的門扉——歷史常常在這種貌似無意義的小事件或小人物身上爆發。”[1]從整件事情的過程來看，正是知網撕開了這個口子。知網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一個明星學術不端何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力？筆者試著以分析知網與學者、學位授予單位及學術期刊的關系來揭開這些謎底。

一、知網與學者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翟天臨一直以學霸身份混跡于娛樂圈。醉心于名利場的他本希望憑借著自己或明或暗的關系在學術圈再撈一把，卻沒想到摔了一個重重的跟頭。也只有這個事件發生之后，人們才知道在娛樂圈眾多的明星里，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寥寥無幾。究其原因，北京電影學院退休教授、第四代導演謝飛一語道破天機。2019年2月15日，也就是事件發生后的第六天，謝飛教授在《成都商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其中提到“像我們電影學院以培養史論研究的‘電影學系’可以設立博生研究生教學，其它以專業知識技能培訓的編、導、演、攝、錄、美、制、動畫等專業是不適合的，也沒必要開展這樣的純理論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教學！”[2]言外之意便是研究型博士學位課程對藝術創作專業的實踐幫助并不是很大。因此，也可以說這個博士學位對翟天臨演藝成績的取得并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由學術圈而來的“學術不端”這項罪名對于他這個社會公眾人物來說卻是致命的，他的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幾乎把他之前所有的成績都付之一炬，有人把它總結為“辯證法的吊詭在此顯出真面目”[3]。知網是什么東西？知網是由清華大學、清華同方于1999年6月發起的一項以實現全社會知識資源傳播共享與增值利用為目標的信息化建設項目。經歷了這么多年的與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內容提供商的合作，其早已發展成為集期刊、博士論文、碩士論文、會議論文、報紙、工具書、年鑒、專利、標準、國學、海外文獻資源為一體的、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網絡出版平臺。因此，對于任何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來說，知網是一個必經之地，也是一個重要的戰場。翟天臨作為一個正兒八經的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卻對現在連本科畢業生都知道的知網一無所知，實在是不應該，但更不應該的是他在知網上為數不多的文章還涉嫌嚴重抄襲。事發后，新京報記者對翟天臨的文章進行了檢索，發現只有兩篇文章，一篇報紙和一篇期刊論文。其中，《談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這篇期刊論文在經知網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檢測后顯示，有1處疑似剽竊他人觀點，7處疑似剽竊他人文字表述。在這篇只有2851字的文章里，去除本人文獻文字復制比結果為39.4%，也就是說有1646字的內容與他人發表內容一樣。[4]事實上，在2017年劉進擔任導演的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出演者正是翟天臨。無論如何，《白鹿原》劇本他是看過的，甚至是熟讀過的。尤其是關系到白孝文的片段，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梢哉f，沒有多少作者能有他這份經歷。他只要能把自己在演藝過程中體會到的真情實感稍微動點腦筋加以分析綜合，都是第一手資料，都是具有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的經驗之談。但恰恰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他的論文卻漏洞百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諷刺的是翟天臨事件發生的時間正好是2019年春節期間，這個“假”博士在2019年春晚上剛剛扮演了一個打假警察。假如沒有知網，我們還真不一定能發現翟天臨原來是一個水貨博士。因為人們是先發現他“竟然不知道知網是何物”這個漏洞，才來檢索他的文章。不是先檢索他的文章有問題，才來質問他的學歷。但有了知網，一切就變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論文有多少字？有多少屬于你自己的觀點？有多少涉嫌抄襲？抄了誰的？都能在第一時間反映出來。數據是冷漠無情的，但數據也是最不會撒謊的。目前，翟天臨的博士學位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至于我們還能不能在知網上看到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現在已經不重要了。翟天臨從神壇跌入谷底，可能今生再無緣知網，因為本質上他并不是一位學者。由此，我們不得不感謝有了知網這個平臺，給了學術一個重要的監督渠道，也讓每個從事學術的人對學術產生敬畏之心。知網是一個容器，是一個晾曬平臺。對于學者而言，無論是學術大腕，還是學術小卒，無論是政商名流，還是寒門學子，在這里都一視同仁。

二、知網與學位授予單位

翟天臨之前之所以敢于在各個公共場合炫耀自己的高學歷，主要在于他的這個學歷不是空穴來風，他是堂堂正正被北京電影學院授予學位的博士生。只是他的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暴露了他的學位名不符實。因為在北京電影學院博士學位申請條件里有明確規定“凡我校錄取的博士生，在校期間個人獨立或與指導教師聯合(本人擔任第一或第二作者)在國內外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上正式公開發表與本學科相關的至少2篇學術論文，其中應至少有1篇在中文核心期刊發表”。[5]而這個翟天臨不僅未滿足正常畢業條件，其中一篇文章還涉嫌抄襲。這次東窗事發，很多人把它歸咎于翟天臨自身的“作”，結果是搬塊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還有人說，翟天臨不僅害了自己，還害了一群人。事實上，筆者要說的是恰恰也是這一群人害了一個年輕人。不難發現，事件發生之后，輿論重心在翟天臨身上短暫停留之后，便直逼北京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兩所學位授予單位而去。因為翟天臨是完完整整地走完了博士培養程序的，他拿到的學位證書是真的，包括他在微博上曬的北京大學博士后錄取通知書也是真的。假如沒有這次偶然事件，誰也不敢貿然質疑他的學霸身份。因此問題就來了，翟天臨明明不夠條件，他是怎樣拿到學位證書的？責任顯然在于學位授予單位。由此，“翟天臨學術不端事件”已經不再是一件簡單的個人誠信事件，而是一件重大輿論危機，并且事關國家教育部門形象。所以，教育部才在第一時間回應此事：“調查不光是涉及到本人是否涉嫌學術不端，也涉及到工作的其他各個環節有沒有問題。”[6]而在事后的調查結果里面，兩所學校分別承認了自己在培養和招生環節存在失誤，特別是其導師硬是被取消了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另外，在謝飛教授的那篇《大學藝術創作專業需要開設理論研究型的博士學位教學嗎？》評論中，他還呼吁大家停止網絡暴力，“對犯過錯誤、有污點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千萬不要一棍子打死”。[7]這篇文章雖有護校護生之嫌，卻是一篇極具理性的反思性文章。民眾可以原諒翟天臨的虛榮心，但卻不能對學位授予單位的糊涂賬置若罔聞。翟天臨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機，不僅牽扯學者個人誠信的失德，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在招生錄取培養過程中的管理失范，同時還關乎到整個社會的誠信體系建設。正如一位記者所言翟天臨“學術不端不是小事一樁，更不是娛樂事件，它不僅關乎道德誠信，更關乎教育公平，其背后的問題遠不是一個藝人的‘人設崩塌’可以涵蓋。”[8]這不是一個低級錯誤，因為這件事情本身很難讓大家相信之前就沒有其他“翟天臨”。翟天臨一個人事小，但是一群“翟天臨們”活活地占用了那么多本來就很少的博士學位指標卻是大事。而且對于這部分人來說，博士學位只是拿來給自己貼金的一個裝飾品，對于他們的實質性事業甚至沒有多大用。而他們卻讓大一批靠自己努力并把改變命運寄托于此的寒門學子望塵莫及，這種赤裸裸的差距才是最可惡的。翟天臨這種騙子固然可恨，后面為其大開綠燈的人才更可恨。但可恨歸可恨，至少在事情責任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民眾不能把私憤發泄到某一個人頭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對北京電影學院院長追著不放，甚至可以說是變相的人身攻擊。當人們喪失理智地去參與到這樣一場“泄憤”狂歡，追逐網絡暴力帶來的刺激時，同樣是一種病態。在這個既真實又虛幻的網絡世界中，誰也不敢保證，誰一定不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為了最大限度地平息輿論，化解民憤，當然也是為了遏制這種現象再發生。教育部辦公廳在2月底連續了兩個公文，《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的通知》（教研廳〔2019〕1號）和《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學廳〔2019〕2號）。一個是規范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一個是規范和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工作，不能說這兩份文件完全是因為翟天臨事件，但也不能說毫無關聯。尤其是教研廳〔2019〕1號文件，實實在在給廣大學位授予單位敲了一個警鐘。其中提到“狠抓學位論文和學位授予管理”、“強化學位論文抽檢結果使用”和“加大評估和問題單位懲戒力度”，可謂在廣大學位授予單位頭上懸了一把利劍。另外，在今年的兩會期間，“加強科研倫理和學風建設，懲戒學術不端，力戒浮躁之風”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有這些政府行為，讓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夯實了信心。上文提出，假如沒有知網，我們很難發現翟天臨是個水貨博士，相應地我們也很難去質疑一些高校在招生錄取過程中存在不規范行為。假如沒有知網，這種檢查只能靠各高校內查，或者互查。而有了知網，各種暗箱操作便成為了一個隨時都可能會爆炸的定時炸彈。因此，看起來知網和學位授予單位沒有多大關系，甚至八竿子打不著。但是，既然是學位授予單位，學生必須在學習過程中滿足一定的學術成績才能拿到學位證。而知網就是學術成績的容納器，因此就把知網和學位授予單位聯系了起來。教研廳〔2019〕1號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學術論文、學位論文館際和校際學術共享公開制度，以公開促進學術透明，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其實知網在這個方面已經做了很多，起碼翟天臨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只有對學位授予單位施以高壓，才能有效地遏制學者學術不端?，F在越來越多的高校都把公開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作為碩士和博士畢業的硬性條件，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高校把碩博士論文上傳知網。因此，知網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監督窗口，實際上也把那個定時炸彈的“按鈕”放在了人人皆可觸碰的地方，成為預防學術不端的一個重要機制。

三、知網與學術期刊

從科研倫理角度而言，是保證文章原創性的前提，是為了預防學術不端。就像人們制定法律宣傳法律，不是為了懲治犯罪，而是為了預防犯罪。但假如沒有知網，沒有大數據時代的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我們還真的缺乏一個約束科研倫理的他律性工具，而只能依靠學者的自律和微不足道的檢舉。但有了知網等這類網絡出版平臺，文章重復率便一清二楚。但有了這個利器，用和不用，怎么用？便又成為了一個問題。這就牽扯到誰來把這個關？學位論文當然是靠學位授予單位，而期刊雜志的把關者顯然是期刊社，而與學者打交道時間最長的也正是期刊社?；氐降蕴炫R《談電視劇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這篇文章，既然有這么高的重復率，甚至還涉嫌嚴重抄襲，為何還是能夠發表？在學術活動中，我們痛恨學術腐敗，痛恨像《求索》等一些學術期刊在一些膽大妄為的主編手中成了牟利的工具。但還有一種學術縱容同樣值得警醒，一些期刊不求上進，但求有稿就發，甚至文章重復率門檻也形同虛設。盡管我們認為學術期刊有著劃分檔次的必要性，但是并不意味著非核心期刊要在這一關失守。一篇文章，只有在保證原創性的基礎上才能談學術貢獻，因此文章，應該是任何期刊在接到作者稿件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在這第一件事上，學術期刊再次對翟天臨放了水。事實上到最后，果然這件事害了他。上文提出，假如沒有知網，我們很難發現翟天臨是個水貨博士。更難發現由于一些學校在招生培養過程中的不規范，還可能存在很多“翟天臨們”。但是一個更為殘酷的現實是，即使有知網，我們也并非一定能揪出問題。盡管現在越來越多的學校把碩博士論文上傳知網，但范圍并非覆蓋所有學校，并且學校上傳的時間進度也沒有期限要求。如果這次不是翟天臨自己犯下“不知知網是什么東西”這么低級的錯誤，指望我們去追查他的材料，或者指望通過輿論去迫使相關學校自我調查，可能結果又是另外一番結局。盡管他不知道“知網是何物”，怪就怪在他在知網上竟然還有一篇文章，也難怪有人質疑這篇涉嫌嚴重抄襲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寫。僅僅是這篇文章又進一步暴露出他的學術不端，只能說他運氣壞到了極點。另外，如果沒有人去把這篇論文拿去再，又有誰會發現這篇經期刊正式發表并且上傳知網的文章還有著這么高的重復率。就像剛剛上文所講，事發后，我們把矛頭直指翟天臨，卻忽略了學校。事實上，學術期刊也有責任。如果當時這個期刊以重復率過高打回讓其修改或者干脆拒絕發表，或許不會對今天的結局有什么改變，但至少翟天臨少了一個污點，期刊的名聲也能得以保留。翟天臨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當前的學術環境不容樂觀，但在這個事件的處理過程中，板子顯然不能只打在作者身上，后面的期刊社同樣難辭其咎。期刊社把關不嚴，罪魁禍首是背后學術體制對期刊社機構地監管不力。而知網給了學術圈一個重要的監督力量，在共享所有人的學術成果的過程中也賦予了所有人知情權和監督權，同時也把期刊囊括了進來。至此，知網織了一個巨大的網，它完美地把學者、學位授予單位和學術期刊網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