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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審計質量是影響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關鍵因素之一。以2010~2019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樣本，分析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研究表明：高質量審計能夠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相比向下偏離目標資本結構，高質量審計更可能加快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的動態調整速度；高質量審計更可能降低企業相關利益方的信息不對稱水平，從而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在不同產權性質、市場化程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情況下，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影響有較大差異。在推進“去杠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的背景下，從審計質量層面對企業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問題進行探討，對于更好地優化企業資本結構決策，提高企業績效，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關鍵詞】審計質量；資本結構動態調整；信息不對稱；權益融資；債務融資
一、引言
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去杠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任務之一加以落實，強調“去杠桿”在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杠桿在企業財務中重點表現為資本結構，通常用資產負債率來衡量?！叭ジ軛U”不是將企業負債降低到零，而是使負債維持在合理閾值范圍內。從資本結構動態調整視角看，多數學者認為企業存在價值最大化的目標（最優）資本結構。調整成本的存在，會阻礙企業實際資本結構趨近于目標水平，企業在向目標資本結構調整過程中，會受到市場化進程、法律環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及新會計準則實施等外部因素的影響[1，2]，也會受到高管股權激勵、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董事會性別斷裂帶及CEO財務經歷等內部治理層面因素的影響[3，4]。而審計作為企業外部監督治理機制，有學者認為高質量審計能夠降低權益融資成本、股價崩盤風險、信用貸款與債務融資成本，減少關聯交易等[5，6]。因此，審計質量是否能夠緩解債權人、投資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呢？為了回答上述疑問，本文選取2010~2019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進行如下研究：①通過假設驗證高質量審計能夠顯著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②通過分析不同偏離方向上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影響，發現管理者對于資本結構收益與風險感知強度不同，使得在不同偏離方向上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呈現出非對稱性，與向下偏離目標水平相比，審計質量更可能加快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③在進一步分析中，本文就審計質量對不同偏離方向上的調整方式進行研究，認為審計質量更可能通過權益融資加快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的動態調整速度。另外，本文還分析了兩者間的機制作用，認為高質量審計更可能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除此之外，本文就不同產權性質、市場化程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情況下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影響的差異進行分析。④在穩健性檢驗部分，本文進一步采用審計意見作為審計質量的衡量指標，用固定效應模型重新估算目標資本結構，采用PSM及安慰劑檢驗的方法克服內生性問題，證明了本文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的研究貢獻在于：第一，已有研究基于委托代理與信息不對稱理論，從資本結構靜態角度分析審計質量對信用貸款等的影響，而鮮有學者著眼于資本結構動態視角。本文主要從資本結構動態角度出發，研究審計質量對其調整速度的影響，并且在資本結構調整方式與方向上詳細展開分析，進一步拓展深化審計質量經濟后果的研究。第二，大量學者分析公司治理、企業基本特征及宏觀外部環境等對企業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影響，而外部審計因其獨立性及公正性特點作為一種信號傳遞機制，能否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尚有待研究。因此，本文研究審計質量與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之間的關系及其作用機理，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影響因素也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二、文獻回顧
1.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影響因素研究。MM理論在嚴格假設下認為，資本結構與企業價值無關。事實上，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及所得稅等因素的影響，資本結構顯然與企業價值相關?；诖耍瑱嗪饫碚撜J為，企業存在目標（最優）資本結構[7]，其通過不斷調整負債與權益的比例，使得實際資本結構趨近于最優資本結構，進而提升企業價值，也進一步驗證資本結構會影響企業價值。但由于調節成本的存在，企業不會以較快的速度趨近于目標資本結構，并且其調整速度快慢還取決于調整成本或收益的大小。大量研究發現，企業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還會受到市場化進程、資本市場管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新會計準則實施等因素的影響[2]，證明企業確實存在調整成本，并會影響資本結構動態調整。另外，傳統動態權衡理論過于強調調整成本在資本結構動態調整中的重要作用，且其假設管理者與股東目標較為一致，但股東與管理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這會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產生顯著影響。而高管股權激勵強度越大，兩權分離程度越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越清晰，董事會性別斷裂帶強度越大，越能夠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3，4]。
2.審計質量的經濟后果研究。關于審計質量經濟后果的研究中，大量學者從公司治理層面進行研究認為：高質量審計能夠降低代理成本，抑制企業掏空行為；審計質量越高，越能夠發揮公司治理作用，抑制盈余管理與金融創新風險、減少關聯交易、提高被審計單位的創新水平[6，8，9]。另外，部分學者從企業融資方面進行研究，認為高質量審計有助于提高銀行信用評級、債券評級、長期債務比例[10，11]。同時，也有學者從權益債務融資成本角度分析，認為會計師事務所具備較高聲譽與行業專長，能夠緩解信息不對稱，降低企業債務與權益融資成本，有助于企業獲得更多信用貸款[11]。此外，還有學者從靜態視角分析審計質量對債務與股權融資影響的非對稱性，認為與非“六大”會計師事務所相比，由“六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公司更愿意進行權益融資[12]，并且選擇高質量審計師的公司擁有較低的資本結構水平。從以上文獻分析可以看出，大量學者分別從市場化進程等外部環境，以及高管股權激勵等內部環境角度分析其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而審計作為企業外部監督治理機制，是否能夠緩解信息不對稱，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則鮮有學者予以關注。另外，還有個別學者研究靜態資本結構下審計質量與資本結構的關系，而資本結構動態調整反映的則是企業在實踐中向目標資本結構調整的狀態，更具實際意義。因此，審計質量是否能夠在調節資本結構的同時，優化資本結構動態調整呢？并未有學者給出答案。正是基于現有文獻的不足，本文從審計這一外部治理機制視角出發，分析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以及在不同調整方向上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影響的非對稱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外部審計質量與資本結構決策行為的關系，對完善公司治理、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三、研究假設
動態資本結構理論[13]提出，在企業中確實存在目標（最優）資本結構，當實際資本結構高于（低于）目標水平時，理性管理者會選擇向下（向上）調整資本結構，使其趨近于目標資本結構水平，從而提升企業價值。但由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宏觀沖擊及資本市場管制等外部因素的影響，企業對資本結構進行調整時會受到阻礙，產生調整成本，影響向目標資本結構調整的速度[1]。同樣，有學者認為信息不對稱會導致企業權益與債務融資成本提高，從而使企業面臨融資約束[2]，而企業更難獲取外部融資時，就會降低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14]。審計作為重要的外部治理機制，能夠通過降低資本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來間接保護投資者等企業利益相關方的權益，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第一，外部審計因其具有專業知識且獨立于企業，能通過審查企業提供的財務信息，及時發現企業財務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通過提供決策有用信息降低信息不對稱水平，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并且，審計師專業勝任能力與獨立性越強，出具的審計報告質量越高，越能夠方便投資者與債權人進行決策與規避風險，增強對企業投資或貸款的信心，降低對投資回報率或貸款利率的要求，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從而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第二，外部審計作為信息傳遞機制，可通過提供資本結構決策有用信息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資本結構決策是企業三大財務決策之一，因其具有專業性與復雜性，相比管理者，高質量的外部審計能夠對企業資本結構融資決策做出更為客觀的把握[15]，向管理者傳達更有價值的決策信息，同時可以緩解信息不對稱，提高資本結構決策效率。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提出假設H1：H1：高質量審計能夠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由于資本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企業實際資本結構不可避免地會與目標資本結構相偏離，而最優資本結構則是破產風險與企業稅盾收益的均衡點。根據權衡理論，當實際資本結構低于目標水平時，企業破產風險低于稅盾收益，理性管理者將其向上調整，使其趨于目標資本結構水平；反之亦然。前文分析認為，高質量審計能夠緩解信息不對稱，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但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可能會受到管理者調整意愿的影響，表現出高質量審計的公司治理作用的非對稱性。期望價值理論認為，人們在面對風險與收益的時候，效用感知是非對稱性的[16]，即面對相同的收益與風險，人們對風險的感知強度往往要高于對收益的感知強度。企業管理者在面對資本結構決策時，同樣面臨風險與收益的非對稱性感知。當實際資本結構高于目標資本結構時，管理者將對其進行向下調整，降低企業破產風險；當實際資本結構低于目標資本結構時，管理者會對其進行向上調整，以此來獲取稅盾收益。并且，管理者對于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風險的感知強度要高于向下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稅盾收益的感知強度，這種非對稱性感知表現為管理者向下調整實際資本結構的意愿更加強烈，而由于受到管理者調整意愿的影響，高質量審計的治理作用也表現出非對稱性。當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時，實際資本結構偏離目標越遠，高質量外部審計能夠對企業資本結構的歷史信息以及融資決策做出更客觀的把握，促使管理者向下調整資本結構。此外，在外部審計意見與管理者高風險感知強度意識相一致時，管理者將及時調整實際資本結構，使之趨近于目標資本結構水平。當向下偏離目標資本結構時，高質量外部審計向管理者傳遞資本結構偏低的信息，要求管理者向上調整實際資本結構。由于管理者對風險與收益的感知強度不同，管理者稅盾收益感知強度要弱于風險感知強度，因而，與向下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相比，高質量審計更能夠發揮公司治理作用，加快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的動態調整速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設H2：H2：與向下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相比，高質量審計更可能加快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的動態調整速度。
四、數據來源及研究設計
1.數據來源。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企業決策行為產生顯著影響，為了避免上述影響，本文選取2010~2019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對原始樣本進行如下數據處理：①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②剔除樣本期間ST、?ST與PT公司；③剔除數據缺失與存在異常值的樣本；④本文需要連續兩年數據計算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若公司不存在連續兩年數據，則將該樣本剔除。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水平上的縮尾處理，處理之后，最終獲得18181個觀測值。本文財務數據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指標計算與數據處理采用STATA14。
2.審計質量的度量。審計質量水平是保障財務報告無重大錯報與漏報的水平，高質量審計會降低財務報告發生錯報與漏報的概率。注冊會計師不僅要對財務報告是否遵循企業會計準則進行審計，而且需對財務報告質量做出保證，這就要求注冊會計師運用自身專業知識做出正確判斷。審計質量難以直接觀察，學者們一般采用替代變量度量。通常情況下，具備行業專長的會計師事務所能夠掌握更深入的專業知識，做出更準確的職業判斷[17]，規模較大的會計師事務所更能夠吸引具有專長的注冊會計師，出具的審計報告更具可靠性，更被投資者所信賴。故本文采用是否由年度綜合排名為國內“十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來度量審計質量。如果會計師事務所綜合排名為前10則取值為1，否則為0。在穩健性檢驗部分，采用財務報表是否被出具非標意見（輸出型變量）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指標進行回歸分析。
3.審計質量與資本結構動態調整。參照盛明泉等[3]、王曉亮和鄧可斌[4]、Byoun[18]等的研究，本文構建目標資本結構模型（1）、（2）、（3）。Lev?i，t=α×Xi，t-1（1）sLev?i，t=α×Xi，t-1（2）lLev?i，t=α×Xi，t-1（3）其中：Lev?i，t、sLev?i，t、lLev?i，t分別是i公司第t期的目標資本結構、短期與長期目標資本結構。X是影響目標資本結構的控制變量，包括：成長性（Tobin）、盈利能力（Ebitda）、有形資產占比（Tang）、企業規模（Size）、非債務稅盾（Dep）、行業資本結構特征（Indum）、兩職合一（Duality）、股權集中度（Guquan）。在目標資本結構模型基礎上，本文參照Byoun[18的研究構造了資本結構動態調整基準模型，具體參見公式（4）、（5）、（6）。Levi，t-Levi，t-1=α1×Dev+ηi，t（4）sLevi，t-sLevi，t-1=α2×Dsev+ηi，t（5）lLevi，t-lLevi，t-1=α3×Dlev+ηi，t（6）其中：sLev、lLev分別表示短期資本結構與長期資本結構；Dev表示t期目標資本結構與t-1期實際資本結構之差；Dsev表示t期目標短期資本結構與t-1期實際短期資本結構之差；Dlev表示t期目標長期資本結構與t-1期實際長期資本結構之差。在基準模型基礎上，本文構造公式（7）、（8）、（9）檢驗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Levi，t-Levi，t-1=（β1+λ1×Auditi，t）×Dev+ηi，t（7）sLevi，t-sLevi，t-1=（β2+λ2×Auditi，t）×Dsev+ηi，t（8）lLevi，t-lLevi，t-1=（β3+λ3×Auditi，t）×Dlev+ηi，t（9）其中：λ1、λ2、λ3分別表示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短期及長期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
4.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調整方式的影響。審計質量會顯著影響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并且在不同偏離方向上，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存在非對稱性。為了進一步探討不同偏離方向上兩者的作用路徑，本文構建公式（10）檢驗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調整方式的影響。P（Adway=1）=φ（β0+β1×ab_Dev+β2×Audit_abdev+β3×Tobini，t-1+β4×Ebitdai，t-1+β5×Tangi，t-1+β6×Sizei，t-1+β7×Depi，t-1+β8×Indumi，t-1+β9×Guquani，t-1+β10×Dualityi，t-1+ε）（10）其中：Adway表示資本結構調整的虛擬變量；ab_Dev表示實際資本結構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的程度，用Dev絕對值表示；Audit_abdev表示Audit與ab_Dev的交乘項。本文假定φ為Logistic分布，運用Logit回歸進行分析。調整資本結構有很多種方式，主要包括償還債務、發行債券、回購股票及發行股票四種，并且，當實際資本結構偏離目標時會向相應方向調整。大部分上市公司通過銀行借款，而非通過發行債券和股票來獲取資金。因此，本文采用凈債務與權益融資分析審計質量影響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作用路徑。參照黃繼承等[1]的研究，本文劃分如下四類調整方式：①增加或減少凈債務融資。定義為（Liabt-Liabt-1）/Assett-1≥（或<）5%，即t年度新增（或減少）債務占t-1年度總資產的比值大于等于0.05，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②增加或減少凈權益融資。定義為（Equityt-Equityt-1）/Assett-1≥（或<）5%，即t年度新增（或減少）權益融資占t-1年度總資產的比值大于等于0.05，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五、實證研究
1.主要研究變量描述性統計。主要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分析可知：Lev最小值為0.056，最大值為0.936，標準差為0.209，說明企業在資本結構上有明顯差異；sLev最小值為0.043，最大值為0.832，表明企業的短期資本結構也明顯不同；lLev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0.453，同樣說明企業在長期資本結構上存在顯著差異。Lev、sLev、lLev均值分別為0.460、0.361、0.080，企業短期債務占總債務的78.48%，體現了我國企業以短期債務融資為主，短融長投較為明顯。Audit均值為0.543，說明被國內“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企業占比為54.3%，一半以上企業都是被“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占比較高。從Tobin、Tang、Size、Dep、Indum、Guquan指標看，企業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2.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影響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第（1）、（4）、（5）列分別是審計質量對總體、短期與長期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影響的回歸結果?？梢钥闯觯旱冢?）列Dev回歸系數為0.124，說明樣本內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平均值為12.4%；第（4）、（5）列Dsev、Dlev回歸系數分別為0.144和0.198，說明上市公司短期、長期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平均值分別為14.4%和19.8%，這表明長期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快于短期。Audit×Dev、Audit×Dsev回歸系數分別在5%、10%水平上顯著為正，Audit×Dlev回歸系數為-0.003，并不顯著，說明高質量審計能夠及時發現管理者在資本結構決策中的自利動機，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證明H1成立。第（2）、（3）列分別是向上、向下偏離目標資本結構時，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影響的回歸分析結果?？梢钥闯觯旱冢?）列Audit×Dev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第（3）列Audit×Dev回歸系數為-0.005，并不顯著。這是因為管理者對于風險與收益的不對稱感知使得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產生非對稱性影響，與向下偏離目標水平相比，審計質量更可能加快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驗證了H2。
六、進一步分析
1.審計質量與資本結構調整方式。前文已證明與向下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相比，審計質量更可能加快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的動態調整速度，本文進一步分析兩者間的作用路徑。用ad_debt、re_debt分別表示增加或減少債務融資這兩種凈債務融資行為，用ad_equit、re_equit分別表示增加或減少權益融資這兩種凈權益融資行為。本文利用公式（10）進行Logit回歸分析，驗證審計質量在不同偏離程度上與債務、權益融資之間的關系，結果見表4。從審計質量與偏離程度交互項來看，第（1）、（2）、（4）列Audit_abdev回歸系數分別為0.26、0.228、-0.42，并不顯著；第（3）列Audit_ab?dev回歸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為正，即當實際資本結構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時，審計質量會通過增加權益融資來進行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高質量審計能夠發揮信號傳遞作用，對財務報告的可靠性做出更好的保證，降低投資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水平，促進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這說明股權分置改革之后，資本市場受到的管制越來越少，相比減少負債，增加權益融資面臨更小的運營成本，有利于企業儲備更多財務柔性，調整資本結構更加便利，導致權益融資成為審計質量影響企業資本結構調整的主要路徑。
2.審計質量影響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機制分析。高質量審計能夠降低會計信息使用者與提供者間的信息不對稱水平，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而審計質量之所以能夠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是因為審計質量能夠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而緩解信息不對稱能夠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對于信息不對稱的度量，本文參照江軒宇等[19]的方法，采用分析師關注度度量。分析師關注度分別用在一年內分析師對公司進行跟蹤的數量與該公司研報被跟蹤的數量表示，分析師關注度越高，越可能為投資者傳遞有價值的信息，降低信息不對稱水平。具體回歸結果見表5。由表5可知，第（1）、（3）列Audit回歸系數為1.378、3.515，均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高質量審計與分析師關注度一致，能夠向市場傳遞有價值的信息，降低利益相關方的信息不對稱水平。第（2）列analyst×Dev的回歸系數為0.003，在1%水平上顯著；第（4）列report×Dev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分析師關注度越高，信息不對稱程度越低，企業融資會更加便利，從而降低企業調整成本，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因此，信息不對稱作為審計質量影響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機制，能夠起到有效作用。
3.不同情形下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影響。在不同產權性質下，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因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受到政府干預和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顯著不同，在融資方面也存在差異，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會產生不同影響。市場化程度較高時，投資者及債權人等與企業之間溝通更加順暢，信息傳遞有效，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影響受限；而市場化程度較低時，利益相關者更加依賴高質量審計作為決策參考，高質量審計更能夠發揮治理作用。另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2015年11月提出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去杠桿，而去杠桿就是降低企業過高的資產負債率，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否會對審計質量與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關系產生影響呢？基于以上論述，本文將分別從不同產權性質、市場化程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情形下分析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在第（1）、（2）列中，國有企業Audit×Dev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而非國有企業Audit×Dev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可能是因為國有企業與政府有著較為緊密的聯系，在應對風險與融資方面有獨特的條件，使得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影響受限；但非國有企業因沒有政府擔保與預算軟約束，會受到更大的融資約束。相比國有企業，高質量審計更能夠在非國有企業中發揮作用，提高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在第（3）、（4）列中，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組，Audit×Dev的回歸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為正，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組并不顯著。可知在市場化程度較高時，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的動態調整更可能受限，而在市場化程度較低時，高質量審計更能夠發揮其作用，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在第（5）、（6）列中，本文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后進行分組回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后Dev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27和0.138，均在1%水平上顯著。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前，Audit×Dev的回歸系數為0.035，在1%水平上顯著；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后，Audit×Dev的回歸系數為-0.009，并不顯著，說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實施并沒有對審計質量與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關系產生顯著影響。
七、穩健性檢驗
1.改變審計質量度量方法。為了證明本文研究結論是穩健的，除采用會計師事務所的綜合排名度量審計質量外，本文還采用審計的輸出結果變量即審計意見類型來度量審計質量。根據審計師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發表審計意見，將其分為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和非標準審計意見。若審計師對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基本可認定企業財務報告缺乏可靠性。本文參照曹強等[20]、王德宏等[21]的方法，采用審計意見類型作為審計質量的標準，如果審計師出具的審計報告是標準無保留意見，opion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貧w結果見表7?？梢钥闯觯旱冢?）列Opion×Dev的回歸系數為0.120，在1%水平上顯著；第（2）列Opion×Dev的回歸系數為0.268，在1%水平上顯著；第（4）列Opion×Dsev的回歸系數為0.091，在1%水平上顯著。這說明高質量審計能夠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H1和H2得到驗證。
2.重新估算最優資本結構水平。為了證明研究結論是可靠的，本文參照黃繼承等[1]的方法，將公式（1）的Lev?i，t代入公式（4），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得到系數向量α，將向量α代入公式（1），就得到了目標資本結構Lev?i，t。然后，利用公式（7）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就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8?？梢钥闯觯旱冢?）列Audit×Dev的回歸系數為0.021，在5%水平上顯著；第（2）列Audit×Dev的回歸系數為0.111，在1%水平上顯著；第（4）列Audit×Dsev的回歸系數為0.019，在5%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審計質量能夠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進一步證明了H1和H2成立。
3.PSM方法。高質量審計會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同時，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較快的公司審計質量也較高，高質量審計與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PSM方法進行分析，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控制。根據Tobin、Ebitda、Tang、Size、Dep、Indum、Guquan、Duality指標采用最近鄰匹配方法進行1∶1匹配，匹配之后進行平穩性檢驗，對匹配之后的樣本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9。通過分析可知：第（1）列Audit×Dev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第（4）列Audit×Dsev回歸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第（5）列Audit×Dlev回歸系數也顯著。這說明高質量審計能夠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再次證明了H1。第（2）、（3）列表示不同偏離方向上，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向上偏離時Audit×Dev系數為0.043，在1%水平上顯著；對于向下偏離，Audit×Dev系數為0.010，并不顯著，說明了與向下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相比，高質量審計更可能加快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的動態調整速度，這也再次證明了H2成立。
4.安慰劑檢驗。規模較大、效益較好的企業往往會選擇綜合排名靠前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高質量審計；而審計質量較高、聲譽較好的會計師事務所也可能會選擇優質客戶。因此，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影響可能存在自選擇問題，影響研究結論的可靠性。為了避免自選擇所造成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借鑒王曉亮和鄧可斌[4]的安慰劑方法，具體見圖1。首先，本文讓計算機隨機生成一個變量，使得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變得隨機；其次，每一次將隨機分配的Audit利用公式（7）進行回歸，這樣重復回歸600次，回歸結果中系數為正與為負占比差異較小，說明本文隨機分配審計質量的假設并不存在，高質量審計是影響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主要因素，這再次證明本文的假設是成立的。
八、研究結論與建議本文從審計質量的視角出發
以2010~2019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分析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高質量審計能夠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與向下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相比，審計質量更能夠加快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的動態調整速度。本文在進一步分析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調整方式的影響時，發現對于實際資本結構向上偏離目標資本結構，高質量審計更可能通過權益融資的方式來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并且，信息不對稱作為審計質量影響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的機制，能夠起到有效作用。在不同產權性質、市場化程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情況下，審計質量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有不同的影響?；谘芯拷Y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應建立注冊會計師審計監督體制，提升審計人員的專業水平與道德標準，促使其嚴格遵守企業會計準則與法律法規，保證獨立性、客觀性與公正性，依法公正出具審計意見；第二，加強新《證券法》等法律法規制度的建設與執行，加大審計人員的違法違規懲罰力度，促使審計人員遵守法律法規，杜絕關聯交易行為，獨立、客觀、真實地出具審計報告，提高審計質量；第三，高質量審計能夠通過權益融資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應加強資本市場開放，減少政府等相關部門對于權益融資的管制，進一步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第四，上市公司應該選用專業能力更強、聲譽更高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有效利用高質量審計報告在市場中的信號傳遞作用與公司治理作用，降低調整成本，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第五，應減少政府對國有企業的過度干預，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降低信息不對稱水平，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
作者:王曉亮 趙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