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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8年，中國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經歷了從無到有、從頻繁整頓到穩定發展的過程，其成敗得失應可為1980年代初及當前農村醫療制度改革提供寶貴的經驗教訓。然而遺憾的是，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合作醫療制度，而對其所依托的制度基礎尚無專文論述。事實上，合作醫療不過是農村醫療衛生制度之樹的花朵，作為根、莖、葉的醫療機構所有制、資金的籌集管理、核算方式等等才是決定其成敗的關鍵。故而筆者擬將視線轉移到合作醫療之外，去探察決定農村醫療衛生制度興衰的深層次因素。農村醫療衛生制度是指為滿足農村居民醫療衛生服務需求而制定的縣以下(公社、生產大隊以及生產隊)醫療機構的產權、資金的籌集管理、核算方式、主要任務和監督機制等各種規則的政策體系。筆者選取河北省經濟發展水平一般的平原小縣———深澤縣①作為考察中心，具體展現農村醫療衛生制度在該縣的變遷過程，以期探驪得珠，為當前的新醫改提供些許借鑒與啟示。
一、組織起來:農村醫療衛生制度
從營利到福利的曲折發展解放前，廣大民眾處于疾病叢生、缺醫少藥的困境，而農民尤甚。據1947年統計，全國只有縣醫院1437所，且條件非常簡陋?？h以下除一些私人開業醫生外，沒有任何醫療機構［1］(p．2)。地處冀中平原的深澤縣，至1948年底全縣171個村只有藥鋪56個，醫生62人，平均3個村才有一家藥鋪，萬名群眾占有醫生數僅為6人［2］(p．501)，農民看病非常困難，因找不到醫生或買不起藥而延誤病情的事例時有發生。
新中國成立后，醫療衛生工作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1950年8月，在《對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的指示》中明確提出:“衛生工作是一件關系著全國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黨必須把它管好。”此次會議還制定了新中國衛生工作的三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此后，防治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和建立城鄉、工礦的基層衛生組織成為醫療衛生工作的首要任務。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的建立是以農業合作化運動為背景和基礎的。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制定了建國后第一個《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稕Q議》指出:要按照積極引導、穩步前進的方針和自愿互利的原則，發揮農民互助合作的積極性，提倡“組織起來”，逐步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興起，農村掀起農民集資辦醫熱潮，出現聯合診所和農業生產合作社保健站兩種集體所有制醫療機構。前者由個體開業醫生聯合組成，人數不等，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后者由農業合作社出資建立，經濟基礎較雄厚，醫務人員也是農業合作社成員，由農業社支付報酬，改變了醫生靠賺病人錢維持生活的局面，把醫療衛生事業變成了農業合作社的福利事業［1］(p．8)。在當時看來，保健站比聯合診所更具生命力，更符合人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構想和期望。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六中全會，貫徹“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指示，再次掀起辦社高潮。相對于農業合作高級化和農業生產高產化運動而言，衛生工作遠遠落后于形勢的需要。12月27日，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寫道:“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3］此時，深澤縣入社農戶已達83.7%，基本實現了全縣農業合作化，但醫療衛生行業的“合作化”卻毫無進展，民間醫生除在衛生工作者協會領導下參與本地防疫活動外，仍和解放前一樣個體行醫。1956年2月2日，石家莊專署下發《關于發展農村醫療機構的意見》，批評部分地區衛生干部存有右傾保守思想，嚴重影響衛生事業的迅速發展，要求在春耕前把可能組織起來的醫生完全組織起來，對當時沒有條件者也應積極培養和創造條件，在1956年內全部組織起來［4］。在專署《意見》的嚴厲批評和具體指導下，深澤縣人民委員會不敢再怠慢，馬上召開了“發展醫療機構全體衛生人員大會”，動員農村醫生自愿組成聯合診所或農業社保健站。會后全縣先后“建立了8個鄉的農業社辦保健站，9個聯合診所，參加聯診所和社保健站的醫生83名，另有個體開業者56名，半農半醫176名”［5］。在衛生部門統一領導下，衛生工作密切結合生產，受到廣大社員歡迎，有社員反映:“社里有了自己的醫生，多方便哪!早請早到，晚請晚到，不請也到(指醫生巡回和復診)，開個藥鋪總比開個茶鋪強!”［6］然而，由于聯診所和社保健站建立過快，熱情高、經驗少，因此存在著成員之間不團結、入不敷出、制度不健全、賒欠嚴重等諸多問題［7］。不久深澤縣社保健站只剩1個，其他均轉為聯合診所。
1958年8月運動興起，開始鄉社合并，深澤縣9個鄉改建為3個大公社。醫療機構也隨之進行大規模調整:以取消私人單干和自營自收為目標，號召以原有區衛生所、聯合診所、保健站為基礎改建醫院(附設產院)，負責全社衛生防疫、婦幼保健和疾病治療工作。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轉入公社后，所有藥物資金全部作為社內投資，不得私自撤出，醫務人員待遇采取吃飯社里管、酌情給予部分工資的半工資制。11月深澤縣和晉縣一起并入束鹿縣，三縣合并后共建立17個公社醫院，37個分院，117個門診部，186個附屬產院。“歷史遺留下來的個體開業組織，轉成了的福利事業———醫院。”［8］公社醫院成立后，醫療力量得到統一安排使用，對集中防治主要疾病、改造醫務人員思想等方面起到促進作用。但是，原有醫療機構一律集中到公社，管理一度出現混亂，加上公社化后“平調”現象嚴重，新醫療機構仍有不少問題。其中縣、社兩級醫院人員擁擠與基層衛生工作薄弱的矛盾尤其突出。同時，因為仍實行單獨核算、各計盈虧，開大方、要大價、生產隊要求保健站必須上交利潤的現象依然存在，不僅加重了病人負擔、浪費了藥品，而且影響衛生防疫工作開展。有鑒于此，根據省委指示，1959年下半年束鹿縣對農村醫療機構連續進行四次整頓，將全縣醫療資源調整為17處公社衛生院、70個管理區衛生所、90個保健站、316個生產隊保健室。全縣有288名醫務人員安排到公社衛生院工作，386名到管理區衛生所，275名在生產大隊保健站，632名在生產小隊保健室。在經濟上，公社衛生院、管理區衛生所、保健站實行統一核算，保健室由生產隊統一核算。醫務人員的工作待遇，衛生院、所、保健站采取固定工資加獎勵，保健室則采取固定工分加技術津貼［9］。#p#分頁標題#e#
統一核算和固定收入解除了醫務人員的后顧之憂，濫用貴重藥品、多用藥品的浪費現象隨之減少，減輕了患者負擔。至此，“幾千年來醫生收入建立在病人痛苦基礎上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復返了，從而使醫生生活在生產不斷發展的基礎上也得到逐步提高，廣大醫務人員的積極性大大發揮出來”［10］。1960年，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已是有目共睹。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會議重申農村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制。從10月開始，在農村部署。伴隨著，農村醫療機構也開始了以下放公社醫務人員為中心的整頓工作。為適應“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整頓原則為“精簡上層，充實下層，便利生產，便利群眾”。為做到生產隊①、醫生、社員三滿意，讓醫生走得愉快、留得安心，束鹿縣衛生科采取“先外后內”、“兩抓”、“多方面征求意見”的方法，總體遵循醫生盡量回本村的原則，不能回村即照顧其地區威望進行妥善安排，實在做不通工作者進行說服教育由公社決定。
“先外后內”即整頓時先放衛生所和保健站醫務人員，在“外面”的醫生基本安排好后，再著手安排衛生院內的人員，防止“一齊端”造成顧此失彼，影響衛生工作的開展。“兩抓”即抓經濟、抓思想。為防止因人員下放造成藥品、家具、器械丟失現象，各院、所、站在下放前首先盤點藥品、器械，為下放打好基礎。就醫生個人而言，多數醫生愿回生產隊，尤其是年歲大和家里有老人、小孩需要照顧的更是積極響應，因為回隊后不僅可以照顧家人，而且比在公社衛生院自由。但是有些技術不高的醫生和實習生、護士、司藥因回村后不能學習技術、不能掙工資而不愿回去。針對這種情況，公社書記向全體醫務人員做了動員報告，同時也對生產隊的干部進行思想教育，批判了把保健站當成副業經營和挑揀醫生的做法，減少了下放工作的阻力。在下放過程中，還注意征求生產隊、醫生、社員等多方面的意見，盡量做到三滿意。
總體而言，這次整頓下放工作比較符合醫生、生產隊和社員要求，因此受到普遍歡迎。下放醫生大多回到本村，與干部、社員關系融洽，工作比以前積極主動。如總十莊公社趙蘭莊生產隊醫生回生產隊后，每天自制豆湯、糠棗丸到食堂給社員分發，全村24名浮腫病人已有17名治愈，其余7人也已好轉;和睦井朱家莊醫生與生產隊干部分包食堂，在他包的食堂內，不僅食具干凈衛生，而且飯熟菜熱，做得細、軟，受到社員好評。他還主動到外地找來牛骨頭給病人熬湯喝，全村6名浮腫病人已有5名治愈。還有的醫生歸隊后，主動整頓糞便管理專業隊。社員反映“看病方便了，再也不擔心有病請不到醫生”;醫生說“工作有了死地方(指固定地點)，不來回跑騰，工作好做了”;公社衛生所覺得“卸下了個大經濟包袱，就能夠集中精力考慮如何加強對醫務人員政治思想領導，做好督促檢查工作”［11］。這個階段的調整主要是為了糾正公社醫療機構人員過于集中的問題，目的是“便民”，而不是“減壓”。下放工作也比較細致、穩妥，更重要的是，公社衛生院和部分保健站保留了原來的核算方式及人員的收入方式，既調動了農村醫務人員的積極性，又保證了醫療制度的福利性，對于困難時期正在遭受疾病折磨的農民來說恰如雪中送炭。
二、精簡機構: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由福利轉為營利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此后，我國國民經濟正式進入調整階段。精簡職工、減少城鎮人口被確定為減輕困難時期城鎮糧食壓力和國家財政壓力的重要措施。中央要求從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國共精簡職工約2000萬人，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1962年1月深澤縣恢復縣制后，縣以下保留地段醫院1處，其余3處轉為公社衛生院，并新增兩處，再加上原有的4處公社衛生院，共計9處。1962年6月，根據中央提出的“精簡機構，減少經費開支，減少商品糧，加強農業戰線”精神，農村基層醫療機構調整力度進一步加大。首先，加強地段醫院，將原工委衛生所中條件較好(技術條件、設備能力)者設為地段醫院，其標準為:面積較大的山區縣可設3～5個，平原縣2～3個，小縣可以不設，全區共設57個。深澤縣因面積較小仍保留1個。地段醫院實行單獨核算，自負盈虧，國家不再給予補助。其次，公社衛生院全部撤銷，下放到生產大隊。如生產大隊無力舉辦而當地又需要者，允許醫生成立聯合診所或個人開業。
這樣，吃商品糧的醫務人員數量急劇減少，大大減輕了國家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財政負擔和糧食負擔。1962年8月1日，衛生部頒布了《關于調整農村基層衛生組織問題的意見(草案)》，明確提出:“為了減輕國家和公社(大隊)的負擔，更好地適應當前農村經濟情況，就必須依靠群眾自辦衛生事業，堅決改變由國家和公社(大隊)包得過多的做法。根據上述原則和當前農村的實際情況，農村基層衛生組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應該以醫生集體舉辦為主要形式，少數確有條件的公社、生產大隊也可以舉辦;還要允許醫生個人開業;縣以下國家辦的區衛生所、地區醫院等，可以轉為集體辦(少數情況特殊的地區可保留一部分，作為縣醫院的派出機構)。”［12］至此，農村基層衛生機構的主體形式基本退回到1957年。
1963年，衛生系統仍面臨著更加艱巨的精簡任務，前兩年一直保留的少數國辦地段醫院，這一次也未能幸免。石家莊專區原有地段醫院57個，在編592人，1963年除保留平山等五縣的89個編制外，其他一律轉為公社集體經營，實行單獨核算，自負盈虧，但人員按原來指標繼續吃商品糧。深澤縣唯一的地段醫院轉制后，原14名醫務人員退職4人，回農村6人，另有2人去向不明，僅有2人轉為集體所有制。全區地段醫院醫務人員中，轉集體制246人，外調23人，其余323人均退職或回村務農［13］。這次調整對于農村基層醫療衛生事業無疑是一次重創，機構減少，人力、物力的散失使初具雛形的醫療保健網瀕臨癱瘓境地。“屋漏偏逢連夜雨”，1963年8月河北省中南部遭受洪澇災害，深澤等5縣受災嚴重。剛剛被精簡得七零八落的農村基層醫療機構顯然難以應對災區和災民對防疫及醫療救治的需求。
首先，縣級醫療機構不堪重負。深澤縣醫院編制35張病床，按規定門診量是每日70人次，實際該院水災前每天應付300多人次，災后每天高達480人次，住院患者經常在90人以上，醫務人員每天工作十幾小時。盡管加強縣醫院一直是調整工作重點，其診療技術水平和工作質量有了提高，診療病種范圍有所擴大。但是由于編制名額限制，難以消解患者數量過多的巨大壓力，對醫療質量和職工健康均有一定影響。防疫、婦幼保健人員編制偏低，深澤、欒城、高邑等縣防疫站編制4人，婦幼站2人，擔負全縣的防疫、婦幼保健任務，實在力所不及［14］。#p#分頁標題#e#
其次，公社一級醫療機構名存實亡。精簡后，全區81.9%的原工委區片無醫療機構。地段醫院原來一般15～30人，醫療器械比較完備，能做一般腹部手術。精簡下放后人員大幅減少，只能應付一般門診，原有的一些大型醫療設備分散或閑置，失去了技術中心，使原本就比較貧瘠的醫療資源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不僅影響群眾看病，還導致縣醫院壓力過大。從管理角度而言，公社衛生院的缺位，使農村醫療網絡失去了承上啟下的中間環節，形成上邊任務落實不下去，下邊情況反映不上來的尷尬局面?？h衛生科指揮不靈，大隊保健站各自為政，醫務人員的自身利益和群眾健康又出現無組織無保障狀態。
最后，大隊保健站問題叢生。1961年以來，雖然衛生部明確提出基層醫療機構最好是醫生集體經營，但實際上最后大都是落實到大隊。然而，面對如此大規模的機構與人員下放，生產大隊的接納與承受能力如何呢?一方面，農村的確急需大批醫療資源。后的“低指標、瓜菜代”難以滿足人們維持健康所需要的營養，農民早已飽受營養缺乏性疾病的折磨，而身體虛弱又使其他疾病有機可乘;另一方面，醫務人員和醫療機構下放到生產大隊，加大了農村糧食供應的窘況。下放人員的社員待遇難以實現，造成醫務人員大批流失。農村醫療衛生事業陷入兩難境地。
一是群眾性防治工作無法開展。由于醫務人員的口糧、工分等都由大隊負擔，保健站拒絕接受群眾性防病滅病任務，理由是:“你們不供應糧食，也不管開支，今后防病滅病工作不要再找我們了，找公社吧!”生產大隊往往也會從中阻攔，不讓醫生出村，否則不供應口糧，不記工分。大隊干部甚至批評參加防疫工作的醫生:“掙著大隊的，做全公社的工作，保健站是隊辦還是社辦?”結果負責疫情報告的保健站只能估計推算，數字與實情出入甚大。受災后有的縣計劃抽調災病情較輕地區的保健站醫務人員支援重災區，因生產隊不同意也未調成。
二是醫生待遇難以保障。有的大隊因不愿供應醫生糧食，不經衛生行政部門同意即私自縮減人員。被減人員一時找不到工作，沒有收入，生活無法維持。與公社聯系，公社書記的答復竟然是:吃人家的糧食，別人不好說話。特別是受災以后，不少醫務人員家中房屋倒塌，東西損失，但災后滅病任務繁重，無暇顧及，影響其工作情緒。西固羅公社王家莊大隊醫生趙根水收入形式為記工分，災后房屋倒塌，土地全部淹沒，收成無望，工分落空，生活無著落，無心工作;鐵桿公社何家莊大隊保健站醫生實行工資制，災后欠帳多，工資無法開支。有的基層醫務人員反映:社員重建家園，拾柴割草，我們醫務人員防病滅病晝夜奔忙，隊上不給糧，工資無法支，家中不能管，這種日子真是無法過，甚至已有醫生準備外出逃荒。
三是生產大隊干部對保健站的性質認識存在誤區，將福利事業視為副業。下放機構的資金絕大部分為原來醫生集體所有的公共積累和部分國家投資(原公社醫生醫療機構)，無償平調給生產大隊，醫務人員本來就有意見;而生產大隊卻讓醫生交款記工，與醫生按比例分紅，分配交隊利潤指標，甚至任意從保健站抽款，用作購買牲畜、農具和分配給社員，有的大隊甚至要求保健站上交全部利潤。這種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公社和縣委領導認為從保健站抽款支援農業是應當的:“不讓社、隊從基層醫療單位抽款，如何能體現出是福利事業呢?”這樣做的直接結果就是促使醫療機構抬高藥價，非法經營，加重患者負擔。再者，醫療機構下放后，社員認為保健站是生產大隊的，賒欠藥費現象十分嚴重。多數縣外欠資金占資金總額的半數以上，有的高達76.1%。除去固定資金、藥品和受災損失后，平均每站僅有流動資金22元，最少的僅有10元。保健站有醫無藥，外欠過多無法經營，嚴重影響疾病治療。除上述問題外，由于1961～1963年基層醫療機構不斷精簡下放，放松了行政管理，衛協會組織渙散，會務活動不經常，對醫務人員社會主義教育不普遍、不深入，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不能解決，使醫生感到前途暗淡，滋長了走回頭路、回家單干的情緒，個體自行開業者顯著增多。據1963年年底統計，全區個體開業機構332個，336人，較1961年底增加了4.5倍?；鶎有l生組織的頻繁變動，不但影響到衛生工作的開展，也使基層領導苦不堪言，以至于在正式文件中說出如此“犯上”的話來:“上級應及早確定方案，很(應為盡———筆者注)快將基層衛生組織安排下來，以后無特殊情況短期內最好不再變動。”［14］
三、“六•二六指示”出臺:農村醫療衛生制度回歸福利性
1964年四清工作隊進入農村時，看到的就是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千瘡百孔、混亂不堪的局面。四清工作隊及時將這一問題反映到黨中央，引起了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1965年1月，、對衛生部做出了“組織城市高級醫務人員下農村和為農村培養醫生”的指示，指出“這是衛生工作面向工農兵必須走的道路”，“是當前衛生工作適應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促進衛生隊伍革命化的一條有效途徑”［15］。針對城鄉醫療資源分配極度不均的狀況，6月26日，又發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重要指示。這些指示猶如雪中送炭，大大加快了醫療資源由城市向農村轉移以及農村醫療制度恢復重建的步伐。1965年7月15～26日，河北省衛生廳召開農村衛生工作會議，要求城市衛生醫療機構要派出30～50%的人員支援農村，其中心任務是培訓半農半醫和衛生員、接生員;防病治病;開展衛生宣傳和愛國衛生運動;整頓基層衛生組織，建立以生產大隊半農半醫為主體的衛生網。
從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爆發，農村衛生工作隊為農村培養了大批辦農半醫。其中，深澤縣共培訓半農半醫213名，衛生員1555名，節育技術人員10名，基本上達到每個大隊有一至二名半農半醫，每個生產隊有一兩名衛生員，每個村有兩三名接生員，每個公社有一名節育技術人員。石家莊專區共培訓農村醫生5930人，占全區農村基層衛生人員總數的83.1%。平均每個生產大隊有半農半醫1.3名。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接生員27700多人，平均每個生產隊有一名不脫產的衛生人員［16］。1966年3月，半農半醫第一期學習結束后回到大隊，一面防病治病，一面勞動和學習。為使他們學得的知識及時服務于群眾，深澤縣委決定組織全縣各生產大隊出資建立衛生室，并對舊保健站加以整頓，改造為新型衛生室，使其真正成為社員的衛生福利事業。在專區衛生工作隊的協助下，深澤縣委在總結過去辦保健站教訓的基礎上，制定了建室六原則:第一，衛生室必須有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第二，面向生產，面向貧下中農，送醫送藥上門;第三，堅持預防為主，實行防治結合;第四，堅持實行亦農亦醫，一面防病治病，一面參加勞動;第五，自力更生，勤儉辦室;第六，建立一套科學的經濟管理和工作制度。在以上原則指導下，縣委先組織工作組搞樣板，積累經驗，然后穩扎穩打，建一個，鞏固一個，使建室工作逐步鋪開。#p#分頁標題#e#
1966年4月底，全縣已經村村有醫生，隊隊有衛生室。衛生工作面向農民、面向農村、為農業生產服務成為現實。貧下中農對新建的衛生室倍加贊揚:“建立衛生室可真方便極了，過去孩子種牛痘，耽誤了就種不上，今年是什么時候種，什么時候現成。”還稱贊它是“咱貧下中農自己的事業，過去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今天在共產黨和的領導下辦成了”［17］。由于公社級醫療機構在農村醫療衛生事業中的重要作用無可替代，其恢復與重建勢在必行。為使該項工作切實抓緊，各縣成立衛生所管理委員會，負責領導全縣的衛生院、所和保健站。1964年，深澤縣恢復了部分公社衛生院。次年，深澤縣公社衛生院由醫生集體經營轉變為公社辦，重新建立了公社衛生技術指導中心和管理中心。1966年，集體所有制的大隊衛生室、公社衛生院與全民所有制的縣醫院一起，構成了農村三級醫療保健網。“”期間，由于“六•二六”指示的保駕護航，以及1968年12月至1976年8月《人民日報》連續刊登的107期“關于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的討論”，使農村醫療衛生事業不但沒有受到破壞，反而隨著合作醫療制度的普遍實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公社醫療機構承上啟下，功不可沒，因此受到國家高度重視。
當時，公社醫療機構有國辦和集體辦兩種。國辦衛生院因為醫務人員的收入有保障，對國家政策執行較好，不但支持和幫助合作醫療，還經常派人到大隊蹲點，以加強大隊衛生室的工作力度。而集體辦的衛生院多為自負盈虧，實行合作醫療后，到衛生院看病的人少了，醫務人員收入受到影響，出現衛生院與合作醫療對著干的現象。為此，1971年初，衛生部提出公社衛生院實行社辦國助的計劃［18］。社辦國助計劃是指農村地段衛生院和公社衛生所的國家工作人員，包括貫徹“六•二六”指示以來從縣以上醫療機構下放的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分配的畢業學生，一律由國家包工資，吃商品糧。農村衛生院(所)的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工資，國家給予補助50～60%，其余由業務收入補足，吃公社集體糧［19］。
人員報酬問題解決后，當年縣分院(即原地段醫院)和公社衛生院裝備問題即正式納入建設軌道，為體現“社辦國助”原則，國家支持部分主要用于增添設備。“從一九七二年開始，衛生部為農村公社衛生院裝備一批主要的醫療器材。其中，包括化驗室、手術室和放射科所需要的生物顯微鏡、離心機、保溫箱、手術器械刀包、手術床、無影燈、吸引器、麻醉機、X光機及防護用品等。”［20］(p．410)再通過公社努力，做到房屋、人員配套，充分發揮設備的作用。至1974年，河北省已裝備1800個縣分院和公社衛生院，占全省總數的48%［21］。1975年為紀念“六•二六”指示發出十周年，省財政局、衛生局提出“把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用于農村衛生工作建設，堅定不移地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重點裝備公社衛生院和縣防疫站、婦幼保健站等衛生機構”的要求。
1976年全省公社衛生院裝備數已達總數的81%強［22］。在國家強有力的支持下，1966～1976年十年間，石家莊地區醫療衛生機構增加60%，全區共有4000多張病床，農村占80%。國家用于衛生事業的經費逐年增加，1976年比1965年增長近兩倍，其中70%以上用在農村［23］。1977年深澤縣被列入全省重點裝備的34個縣之一。根據羊村公社衛生院庫存材料明細賬的確切記載，1973年3月至1977年底，該院共獲得石家莊地區8個批次分配醫療器械16種，總價值7628.51元。耿莊公社衛生院賬目記載，自1975年底至1978年8月，該公社共4次獲得地區分配醫療器械，總價值6692.9元①。小到時價二三十元的出診包、血壓計，大到價值5520元的X光機，一般手術器械基本裝備齊全。社辦國助計劃的實施，一方面使公社醫療機構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擔負起當地衛生行政工作、愛國衛生運動、防治常見病、多發病、地方病和傳染病以及一般外傷和農藥中毒急救、培訓赤腳醫生和衛生員等重任，成為支撐農村三級醫療保健網的強有力骨架。另一方面，國家投資保證了醫務人員收入和醫院設備更新，使醫療機構沒有了營利的動機。國家財政和集體經濟猶如車之兩輪，支撐著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穩定發展，歷經波折的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真正完成了由營利到福利的嬗變。受益于此的農民樸素地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過去是請醫如拜相，買藥貴如金，窮人有了病，小病抗，大病躺，重病等著見閻王?，F在是，人民的醫生為人民，送醫送藥走上門，社會主義就是好，全靠來領導。”［24］
四、結語
通過對1949～1978年農村醫療制度變遷過程的梳理，可以發現，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軌跡猶如波動的曲線，起起落落，整頓工作始終沒有停止過。“這個領域每次發生變化，其走向都與中國整體的政策/制度走向十分吻合。”［25］但是同樣的政策對于不同領域所造成的后果卻大相徑庭:化運動以及相伴而來的對農業發展、農民生活造成極大負面影響，但卻催生了符合民眾對社會主義社會設想和期望的農村衛生福利事業。1960年代初國民經濟調整，促進了農村經濟形勢好轉，卻使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嚴重滑坡。1965年后集體經濟恢復，雖然沒有使農民擺脫貧困，但是由國家和集體出資進行的半農半醫培訓以及三級醫療保健網的搭建，卻造就了1970年代中國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輝煌。
由此可見，經濟發展和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模式是有區別的。如果用發展經濟的模式去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有時甚至會事與愿違。比如個體承包制和自負盈虧可以給生產、流通部門以壓力和動力，使其增強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并在競爭中實現優勝劣汰，從而促進生產力發展，使老百姓作為消費者而受益。但醫療衛生機構不是生產部門，個體承包和自負盈虧只能導致開大方、賣貴藥和過度醫療，公共衛生工作因無利可圖而難以開展。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走過的彎路以及七十年代取得的成功經驗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醫療衛生事業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健康權的維護者，必須明確政府責任，建立主要以公共資源來支撐的醫療體制，即醫療融資主要由政府和公共性保險來承擔，而不是由患者來承擔［26］。這樣才能確保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性和公平性，才能有效規范醫院和醫務人員的行為，使其真正成為老百姓的福利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