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清末農業教育開展思索，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吳玉倫 單位：焦作大學校長辦公室
發軔于清末的中國近代農業教育至辛亥革命爆發的1911年,已獲得規模有限的初步發展。無論沿農業發展的歷程進行分析,還是從教育沿革的軌跡進行評判,近代農業教育的產生和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并對其后的農業生產和教育發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一、近代農業教育于清末產生的社會背景
傳統的中國農學是一種“經驗農學”,是強調天人合一,用“陰陽協和,五行相生”的理論來指導農業生產。在非電熱機械農具時代,這套理論是有成功之處的。與此不同的是,18世紀的西方確立了一套全新的“實驗農學”體系,通過對動植物個體乃至構成生物體基本單位的細胞進行解剖分析,利用人為控制的有限環境來進行農業生產過程的模擬實驗,從而在較短時間內發現和抽象出生物個體的生長規律,以此來指導現實的農業生產[1]。由于生產實效的明顯優勢,“實驗農學”體系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在單純的農業技術之外,近代以來,外來勢力把中國作為傾銷其過剩商品的市場和掠奪原料的基地。憑借攫取的政治經濟特權,帝國主義列強控制著中國的經濟命脈,將侵略的觸角伸進廣袤曠遠的農村,中國農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日益加深。加之國內人口增加、天災頻仍,終使蕪穢不治,蓬蒿沒路,國用匱絀,民生日蹙,農業生產日益走向衰敗的邊緣。經濟困境與內外交困的社會處境相交織,促使一批啟蒙思想家和開明士紳重新體認農業生產的政治經濟地位,從而形成了新形勢下的“農本意識”。和以往不同,此時的“農本意識”把農業技術的推廣和應用納為其重要內涵,不僅肯定農業生產的政治經濟地位,更強調利用新型農業技術促進農業生產。
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對西洋“農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設機關,有如驟雨”[2](P1419)的先進生產方式傾慕不已。孫中山在《農功》一文中,也積極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以改良中國落后的農業生產。以光緒帝一系列關于農業變革相關諭令的頒布為標志,近代農學從知識啟蒙開始上升為國家意志,以實驗農學為學科體系的近代農業教育、科研得到官方的認可,并得以逐步實施推廣。在教育領域里,封建專制教育空疏腐朽的頹勢至清末未減,形式完備的教育制度已徒具虛名,各地官學和書院不過是科舉入門的階梯。學校管理日漸松弛,昏聵之師濫充其數,捐納生徒濫廁其間?？茍隹荚嚫浅髴B百出,剽竊詭隨,倩槍頂替,通融關節,賄賂公行,曾一度起過積極作用的科舉制度,日久生弊,積弊成俗,破屋漏舟,無可修補。與針砭科舉相交響的是呼吁改革傳統教育、建立新式教育。地主階級改革派主張行以達知、明體達用,“讀書者實事求是”[3](P240);洋務派主張“中體西用”、“變器不變道”;資產階級改良派篤信“農、商、礦、林、機器、工程、駕駛,凡人間一事一藝者,皆有學”[4](P109)。這一切都預示著窮途末路的傳統教育必將迎來蛻變重生的新機遇。在實踐層面,從洋務教育起,聲光化電等反映西方近代文化基本內容的科技知識,步履艱辛卻勢不可擋地擠占著為孔孟經史所壟斷的教育地盤,延續了一千三百年、以科舉選士為核心的封建教育體制,最終在這場轉型中未能逃脫分崩離析的歷史命運。受“歐風美雨”的浸漸,出于對自身傳統的反思,新式教育逐漸崛起,新式教育類型之一的實業教育應運而生。1904年頒行的癸卯學制,把中國教育送入早期現代化的軌道,由張之洞、羅振玉主持設計的這套學制定位“農工商各實業學堂,以學成各得治生之技為主,最有益于邦本”,使幾千年來一直為儒家正統教育所鄙視和排擠的農業教育,被正式納入國家頒行的學制體系。近代農業教育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促動下揚帆起航。
二、近代農業教育在清末初步發展的基本脈絡
清末,近代農業教育處于起始階段,其類型大致有三種:農業留學教育、大學堂農學科和隸屬實業教育領域的各級各類農業學堂。遣員放洋,取石他山,是中國新式教育的奠基之措。農業留學教育方面,1896年清政府首批派遣的13名日本留學生中,有1人學農;1897年浙江蠶學館派嵇侃赴日本東京西原蠶業講習所學習蠶絲理論和技術,以后又派畢業生方志澄、朱顯邦赴日本學習。1903年京師大學堂派31人留學日本,學農及學農藝化學各1人;1905年山東派24人赴日,其中習農學者10人,同年農工商部派30人去日本學農。留日學生還創辦有《農報》、《農?！泛汀吨袊Q絲業會報》等刊物,研究推廣農業技術。從1909年起,清政府選拔赴美留學179人,其中13人學農,他們中有鄒秉文、竺可楨、過探先等人,后來成為農林教育界的著名專家。據不完全統計,1011年,中國農科留學生日本112人,歐洲各國12人,美國51人。盡管數量十分有限,去向也以東瀛為主,但農業留學教育開闊了學生視野,汲取了他人經驗,也為早期近代農業教育的開展儲備了師資。京師大學堂的農學課程和之后成立的農科大學,是清末時期層次最高的農業教育。京師大學堂創辦于1898年,是戊戌維新運動的成果之一。1903年,《奏定大學堂章程》將大學堂分八科,其六為農科大學,農科分四門,分別為農學門、農藝化學門、林學門、獸醫學門。京師大學堂早期只設農學課程,1905年,作為八個分科大學之一的農科大學開始籌建。1911年11月,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羅道莊校舍建成,農科大學遷至新址,羅振玉任校長。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是當時農業教育中規格最高者,其課程設置、教學方法、教材選用等對各地各級農業教育產生了極大影響。擔任農業教育主角的是隸屬于實業教育系統的各級各類農業學堂。1904年頒行的癸卯學制,在普通教育的兩翼設計了師范教育和實業教育,實業教育包括農、工、商等門類,農業教育分高、中、初三個層次。事實上,在正式的教育制度文本形成以前,農業教育的實踐早已展開。創辦于1896年的江西高安蠶桑學堂,被一些學者看作近代農業教育、乃至職業教育的開端。戊戌以前成立的農業學堂還有遵化農算學堂、江寧農務學堂、湖北農務學堂、溫州蠶學館、杭州蠶學館等。
戊戌前后,光緒帝一系列變法詔書屢屢督飭各地興辦包括農業學堂在內的新式學堂,農業學堂的興辦掀起高潮。廣西農學堂、直隸農務學堂、山西農林學堂、湖南農務工藝學堂、四川蠶桑公社等,在此時期陸續成立。癸卯學制于1904年頒行后,各地辦學更加規范,此期湖北、直隸農務學堂分別改辦為湖北高等農業學堂和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山東高等農業學堂、江西高等農業學堂、山西農業學堂、浙江高等農業學堂先后成立。另有為數不少的中、初等農業學堂也在各地建立。據學部統計,1907年,全國農業學堂高等4所、中等25所、初等22所;1909年,高等5所,學生530人;中等31所,學生3226人;初等59所、學生2272人。至1912年,全國共有各類農業學校263所,學生15379人。以1907年教育統計數據為例,農業學堂占全部實業學堂總數的38%,學生占全部實業學堂的32%。除綜合性的農業學堂外,?？菩缘慕逃龣C構也相繼出現,早期更是如此,蠶桑學堂居多。以今天重慶直轄市所轄地區來說,當時就先后有十幾所蠶桑學堂成立。林業教育除在普通農業學堂開展外,單獨的林業學堂有奉天森林學堂、江西高等林業學堂、貴州森林學堂、云南森林學堂等。獸醫學科的專門學堂只見有北洋馬醫學堂的記載。漁業方面,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山東巡撫周馥在煙臺創辦煙臺水產小學堂;1906年,直隸提學使盧靖(1856-1948)創辦直隸水產講習所;1906年,張謇、黃炎培等在吳淞創辦初等實業水產學堂。茶業方面,1910年,四川鹽茶道在灌縣創建“四川通省茶務講習所”。另有農業教員講習所,專門培養農業學堂師資。各地農業學堂的數量和規模有著較大的差異,表現出區域布局上明顯的不均衡。光緒三十三年統計,奉天、吉林、黑龍江、陜西、貴州、甘肅、新疆等地,農業學堂的數量均為零(應和實際有出入),而直隸、山東、湖北等省份相對較多。到1911年,直隸已有各類農學堂11處。1910年,湖北全省共有高等農業學堂1所,中等農業學堂6所,初等農業學堂40所,農業教員講習所1所,共計農業教育機構48所,占全省實業學堂總數的71%以上。邊遠的貴州,在省立蠶桑學堂的影響下,不少府、州、縣也陸續辦起了蠶桑學堂,如獨山蠶桑學堂、安順蠶桑初等小學堂、貴州官立農林學堂等。相比之下,安徽農業學堂不僅數量有限,而且層次也較低,七所農業學堂全為初等學堂。黑龍江省中等農業學堂僅為一所,余皆初等,規模較小,個別學堂只有教員1人、學生十幾人,且均興辦于光緒三十三年之后。總體而言,農業教育在清末取得初步發展,學科領域基本齊全,結構體系基本成形,區域布局已覆蓋多數省份,近代農業教育的雛形已經呈現。#p#分頁標題#e#
三、清末農業教育的新式教育特征
和科舉教育顯著不同,清末農業教育所追求的教育目的、傳授的教育內容、采用的教育方法都引領著教育發展的潮流。它代表著中國傳統教育向近代新型教育的轉化,一定程度地體現著新式教育的諸多特點,表現出教育理念的現代性、教學內容的系統性、師資隊伍的專業性、學生進級的規范性等特點。農業教育促動了教育理念的更新,清末農業教育動搖著封建官吏、大纛高軒、鐘鳴鼎食的傳統價值取向,倡導學子胼手胝足、泥涂黼冕地參與社會生產實踐,這是教育觀念上天翻地覆的革故鼎新。其對農業生產的主動適應與服務,使專門化以后教育與生產相脫離的趨勢出現逆轉,其對教育對象生計出路的體顧與關注,使高高在上的教育更加貼近于民眾。農業教育的課程已成系統,全部課程大體可歸作四類。一是基礎文化課程或稱普通課程。如自然科學的算學、格致、博物、化學等,社會科學的國文、修身、歷史等。二是專業基礎課程。如高等農業學堂農學科的植物學、昆蟲學、氣象學等,這是完成專業課程學習必不可少的基礎。三是專業課程,是獲得專業技能的主干課程。如森林科的造林學、森林利用學、森林保護學。四是實驗實習課程,是實際動手能力和勞動技能的訓練課程。如高等農學的耕牛使役、農具使用、肥料制造、農用手工等,總門數在25門之多。
從教學內容看,清末農業教育已脫離以往單純的生產技能的傳授,而形成從基本的社會、自然科學基礎,到專業性的學理,再到生產實際的勞動技能的知識體系。知識本身也跨越了純感性的生產經驗,而豐富為理論性、實驗性、技能性、經驗性。一些課程特別是由外籍教師傳授的專業課程,及時吸納了當時國內外農業生產的新技術,體現出教學內容的先進性。大量設置的實習課程,更體現出農業教育注重實際、貼近生產的本質要求。對照中國農業教育的歷史發展,以往的農業教育多是依托農政部門,通過農政官員推行的。清末農業學堂的師資已專業化,師資來源一是舊學生員和匠師工目。農業學堂雖然以傳授農業技術為旨趣,但必要的文史基礎亦不可少。修身、國文、歷史、地理等科教員,多有出自舊學生員者。如湖北中等農業學堂的國文教習于澤潤、鄒和濟、吳賜寶分別為副貢、貢生和附生。也有一些是具有實踐經驗的技師、農藝師,如福建蠶桑公學于1900年“雇浙江桑工,料理桑園,并教授接桑等事”[4]。二是吸收聘募外籍教習。據汪向榮《日本教習》一書的考察,湖北農務學堂前后聘有11名外籍教員,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前后9人;山西高等農業學堂前后8人[5]。學科分布以農學士為最多。外籍教員雖也魚目混雜,但總體而言,其對中國農業教育師資的彌補、對近代西方及日本教育理念的傳播、對中國農業教育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都具深遠影響。三是任用留學歸國人員。如山西農林學堂譯員張呈祥、周翼均為日本留學生。甘肅官立中等農業學堂東文教習賈鴻聲曾在日本同文學校習普通科。四是自我培養,由新式學堂畢業生充任教員。蠶學館的首屆畢業生被派往杭、嘉、湖、寧、紹五府創設養蠶會,“令卒業諸生充教習”[6]。四川蠶桑公社學生畢業,分赴于四川37個縣、一百多個蠶桑傳習所、公私蠶社、直繅復繅絲廠充任教習。專業化的師資隊伍為提高農業教育的效率和質量提供了保證。清末農業學堂學生規模普遍較小,杭州蠶學館第一屆畢業生只有16人,福建蠶桑公學1900年“本科定額8人,別科定額12人”,就是規模稍大的湖北農務學堂,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也僅“招農科三十名”。
后期規模有所擴大,1907年陜西中等農業學堂236人,云南中等農業學堂351人。癸卯學制對各級農業學堂的入學資格包括年齡、學歷、能力、品行、身體諸方面均有規定。由于新式教育尚無基礎,合格學員無多,實際辦學不得不降格以求。宣統元年,學部限定的五年變更時間屆期,入學要求趨于規范。實際上,當時學生仍參差不齊,1911年徽州茶商公立中等農業學堂招生,初等預科招生22人,最大者16歲,1人,最小者9歲,2人。“細加考驗,每不及格”。對畢業學生的出路安排,各級各類學堂很不相同。杭州蠶學館“學生學成后,即分帶儀器,派往各縣并嘉湖各府,勸立養蠶公會,以為推廣”;山西農務學堂學生“卒業后即可散歸本地,充小學堂教習”;湖北農務學堂俟學生學成之后,“量其才能,推升工師,酌給辛(薪)資,令分赴各州縣轉相傳授”。獲取功名,取得出身,或入高一級學堂繼續深造,或步入仕途謀取一官半職,既是實業學堂學生的另一出路,也是科舉廢除后的新型文化資本。1907年,學部援中等實業學堂獎勵章程,為山西農林學堂林科畢業生請獎,“優等之學生……十九名擬請獎給優貢”,“中等之學生……等四名擬請將獎給歲貢”,“不愿升入高等實業學堂肄業者分別以府經、主簿分省補用”[7]。清末農業教育的局限同樣顯而易見。學堂條件普遍較差,如陜西農業學堂經費“遠不敷用”,不得不挪借開支。年終工匠領價,無從彌補,忿然而去;初春試驗場滋繁五谷,而款無從出,徒望荒蕪;就連平日員工薪水、工役口食,均無著落。一派嗷嗷待哺、艱難窘匱之慘象。教師水平參差不齊,數量嚴重不足。以中等農業學堂為例,即便學堂單級單班授課,所開設的基礎、專業和實習課程也要在三十門以上,而清末農業學堂教職員多在十幾人,如此數量的教師擔任如此數量的教學任務,很難要求他們達到一定的專精程度。學堂規模較小,影響教學質量的提高和辦學效益的發揮,黑龍江省一所實業學堂學生13人,教師1人,如此的規模,試想,教學該如何分工?管理該如何開展?學生基礎較差,實際教學效果欠佳,1905年,兗州蠶桑學堂“一學期滿,實習飼蠶亦畢,考驗全班學生,留者僅十余人,其程度仍多卑淺”[8](P3846)。
四、清末農業教育的成就及影響
清末,農業教育奠定了近代農業教育發展的基礎。從高安蠶桑學堂設立到大清土崩瓦解,清末農業教育前后還不及二十年。就是在這為期不長的時段內,中國近代學校性質的農業教育從無到有,逐漸發展,其興辦成效顯而易見,影響直至當今。今天的北京林業大學,可追溯至京師大學堂農科林科和直隸高等農業學堂林科;華中農業大學源于張之洞創辦的湖北農務學堂;河北農業大學源于直隸農務學堂;山東農業大學源于山東高等農林學堂;華南農業大學源于廣東農業教員講習所;四川農業大學前身是1906年創辦的四川通省農業學堂;浙江大學由求是學堂、浙江中等工業學堂和中等農業學堂演變而來;浙江理工大學則與杭州蠶學館有著淵源關系。農業教育的開展,培養了一批農業專門技術人才。四川蠶桑公社民立實業中學堂興辦于光緒二十九年,和其他農業學堂相比,并無過大的規模和過高的層次,興辦時間也并不領先。就從這所普通的學堂,亦不難發現農業學堂造就農業人才的成就。該學堂前后興辦九年,畢業學生六個班,110多人。先后有近30人赴日本深造,進一步學習農業技術。這批畢業生分赴四川三十七個縣、一百多個蠶桑傳習所、公私蠶社、直繅復繅絲廠充任教習、技師和技手,為四川蠶桑業的革新和發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杭州蠶學館畢業的嵇侃,主持緯成公司增設的制絲部,仿照日本絲廠,購置小箴坐繅車100臺,并配置鍋爐、蒸汽機,使傳統的繅絲工藝大為改進。#p#分頁標題#e#
農業教育還培養了一批彪炳史冊、對中國近代農業發展和農業教育影響至深的大家。北洋馬醫學堂畢業的崔步瀛(1888-1964),后來成為獸醫學家、農業教育家、我國現代家畜內科學及獸醫臨床診斷學奠基人。浙江蠶學館畢業的鄭辟疆(1880-1969)成為民國時期蠶絲教育家、蠶絲技術革新家。中國學生最早在美國學農并獲得大學文憑的是廣東新會人陳振先(1877-?),回國后被授予“農科進士”,后主持奉天農事試驗場,并兼任奉天高等農業學堂監督,歷任北洋政府農林總長兼教育部長等職。更有大批的普通學員分布于科研、教學和農業生產的實地,運用從學堂所學知識,為近代農業發展獻力獻策。開放式的農業教育,促進了農業改良和農業發展。農業學堂同時開展農業研究、科技推廣,如開辦農業講習所或開辦藝徒班,招收農家子弟“以期農事知識漸次灌輸與鄉民”?；蜷_展技術服務、新品種推廣工作。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向農民傳授栽桑簡法,向農民銷售所譯《栽桑捷法》、《育蠶捷法》,并向各地發送優良桑秧[9]。1902年,武昌地區“天雨連綿”,附近農村蠶業大受影響,湖北農務學堂由于掌握了科學技術,“收獲頗豐”,次年亦然,周圍蠶農紛紛仿效。不少學堂從當時負責農業試驗、品種研制、技術推廣的農業試驗場脫胎而來,農林學堂基本上都設有農林場,供學生觀摩實習。有些省份先成立農林試驗場,在場內往往附設初等或中等農林講習所等。后來學堂逐步發展,最后脫離農林試驗場而獨立,或農林試驗場成為農業學堂的實習試驗農林場。州縣一級的農業學堂,更注重和當地農業的結合,如《秀水試辦蠶學分會章程》中明確規定:“本會養蠶制種各法,聽人前來觀看,共見共聞,以開風氣。”[10]淮安蠶桑公院“其舊法之未善者,用新法改良,準農民來園觀看習學,裨人人得知種桑之法”[11]。農業教育在近代農學和農業科技的啟蒙與推廣中發揮了極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