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新南非英語文學的前景，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張毅 單位：集美大學外國語學院
1994年，南非歷史上舉行了第一次多種族的民主選舉，非國大獲得空前勝利，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被選為第一位黑人總統。隨著新政府的上臺，臭名昭彰的種族隔離制度即被宣布廢止。從此，南非各民族人民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但是，自南非歷史上舉行第一次多種族的民主選舉以來，經過近20年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新南非，其真實地社會生活并不像南非在舉辦世界杯足球賽時，呈現在世人面前那樣的炫目輝煌。種族隔離制度的余孽仍在作祟，人格的扭曲、人心的不安還彌散在躁動的城市鄉村。而掀開華麗的外表，探查深層的社會矛盾，揭示人性美丑的正是南非富有反抗傳統的英語文學。
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一直處于種族矛盾十分尖銳的爭斗中。許多有識之士清楚地看到，白人在施加給別人痛苦的時候，自身也成為受害者。南非只有實行社會和解，民族平等，人民才會真正地安居樂業。面對當時的反動政權，英語作家“只能是革命的姿態”［1］。他們對非洲的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不遺余力，或幾番入獄仍矢志不渝，或被迫流放也初衷不改，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國內，均以斗士的姿態活躍于文壇、政壇。在南非走向民主之后，“作家就處于創作上的兩難境地：如果你不提及種族隔離，人們會說你忘記了歷史；然而如果你涉及種族隔離太深，人們又會說你沉湎過去，看不到未來，過分消極”［2］。然而，對社會強烈的責任感以及對現實社會的批判精神，使他們不走“迎合”之路。他們以健筆為投槍，直指南非政權體制的種種弊端；以遒文為照鏡，揭開了現實社會一幕幕齷齪的場景，也成就了新南非英語文學斐聲世界文壇的一朵朵“惡之花”。
一、以種族隔離為主題
后種族隔離時期的英語文學，并沒有像人們預計的那樣，隨著種族隔離制度的廢止而立即煥發出勃勃生機。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長達近半個世紀，它所造成的社會動蕩、種族裂痕、心理創傷在新南非仍如頑疾，令人揮之不去。歷史的沉悶之音仍敲擊著這塊土地上不同膚色的人們。再次把人們帶回歷史的是馬克•貝爾（MarkBehr，1963—）的《蘋果的滋味》（TheSmellofAp－ples，1995）。小說以一個白人小孩馬納斯（Manus）的視角，透視出白人家庭幸福美滿表象下的腐朽。馬納斯的父親在家是個慈父，在外卻是督察各地鎮壓暴亂的將軍。讓馬納斯更想不到的是父親經常玩弄自己的伙伴，而母親竟與智利將軍有染。馬納斯的嬸嬸和姐姐都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準備遠走他鄉。黑人女傭的兒子被白人燒成重傷，幾近殘廢。表面的幸福家庭里其實矛盾重重，十歲的馬納斯只得默默忍受，但他幼小的心靈已遭侵染。小說以蘋果為書名形象地比喻了馬納斯的家庭和南非社會：蘋果所散發的芳香，是已腐臭的征兆。
種族隔離制度對人心理的重創不但涉及黑人，而且也包含了白人。這種心理的傷痕一直延伸到后種族隔離時期。諾貝爾獎得主庫切（J．M．Coetzee）不僅“描繪出了一個推行種族隔離政策的絕望的國度”，而且還在《恥》（Disgrace，1999）中把那種創傷、無奈和絕望演繹得淋漓盡致。白人勢力余威猶存，黑人崛起已不可阻擋。大學副教授盧里（Lurie）看不清現實，進退失據，結果弄得傷痕累累。他的女兒露茜（Lucy）慘遭三個黑人的強暴，雖極力想與現實妥協，但“像狗一樣活著”的態度也道出了白人的無助與創痛。而那三個施暴者，其迸發的仇恨和快意正是歷史積淀最深的種族鴻溝。這種由歷史帶來的“恥”刺痛著每一個人，這又需要多久的時日才能撫平！正因為有那么多的隔閡與傷痛，南非新政府推動了對隔離時期真相的調查，以期通過對受害者的賠償來達到種族間的大和解。“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的一場場聽證，兩萬一千名證人的陳述，再次把人們的焦點拉回到那血雨腥風的年代。圍繞著真相與和解，南非英語作家的創作激情再次被點燃。
安特睫•克羅格（AntjieKrog，1952—）以記者的身份參與了聽證會。她將典型案例和證詞穿插起來，寫出了她的第一部紀實小說《顱骨國家》（CountryofMySkull，1998）。許多鮮為人知的過去得以昭示，但施暴者與受害者迥異的證詞正說明了南非民族矛盾的尖銳性和復雜性，也預示著民族和解不可能一蹴而就。圖圖大主教曾對該書有高度的評價，稱“南非以特有的方式來處理種族隔離制廢除后的問題。對于那些深表關心的人，《顱骨國家》是一本必讀書籍”。阿馬特•丹戈爾AchmatDangor（1948—）則以一個黑人家庭的遭遇再現了種族主義的余孽。他的《苦果》（BitterFruit，2001）揭開了一樁在南非司空見慣的案子。二十年前，黑人民運領袖西拉斯（Silas）遭盤問毒打時，妻子被白人警察強奸。種族隔離制廢除后，西拉斯與那警察不期而遇。是否出庭指證使西拉斯的家庭陷入空前的危機。最終，西拉斯的妻子離家出走，“兒子”在得知自己的真正父親是個白人后，槍殺了警察，逃亡印度。作者由一個家庭的分崩離析深刻揭露了種族矛盾水火難容，新政府所要尋求的和解是多么難以達成。
對歷史真相的調查以及對和解的追尋在南非的戲劇中也得以表現。民運斗士杜馬•庫馬羅（DumaKumalo，1958—2006）的《我要講的故事》（TheSto－ryIAmabouttoTell，1997）就以聽證會上的三個幸存者為主角，讓他們在舞臺上現身說法，將自己家庭的不幸公諸于世人。表演結束后，三位幸存者還接受觀眾的提問。現場互動所激發出的深究與辯論讓真相越辯越明。該劇先后在南非、歐美上演，歷時五年，觀眾無數，深得評論界好評。而另一劇作簡•泰勒（JaneTaylor，1956—）的《烏布與真相委員會》（UbuandtheTruthCommission，1997）則充滿了試驗性和象征性。首先，該劇的主角是個十足的壞蛋———在種族隔離時期專門鎮壓黑人運動的秘密警察烏布。政權轉移后，烏布成了熱鍋上的螞蟻，不知道該不該向“真相委員會”坦白，生怕自己的罪惡得不到赦免。烏布在猶疑中展開了與妻子的對話。舞臺的另一端適時地出現了三只木偶，象征不同的政治勢力。碎紙機和復印機也被搬上舞臺，代表對罪證的銷毀和保存。結合著對話的情節，舞臺的背景上也投影出相應的圖片、文字、動畫和錄像。整個表演給人以穿越時空，充滿意象之感。觀眾看到的惡人烏布不過是歷史的產物，政治的祭品。施害者最終也是受害者。#p#分頁標題#e#
二、以現實矛盾為題材
雖然新南非保證了國民的政治權利與民主程序，但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失業率攀升，犯罪率增高，種族間的對立，政黨間的惡斗，艾滋病的泛濫，貪污腐化的蔓延，城鄉差別的擴大等正侵害著這個新興國家的健康。這些繁雜的社會矛盾給南非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源泉。納丁•戈迪默（NadineGordimer，1923—）在《無人陪伴我》（NonetoAccompanyMe，1994）中就展現了昔日革命者在取得勝利后內心的掙扎和孤寂。他們既走不出過去的陰影，又不被年輕的一代所理解，只能各自桎梏在自己的窠臼中，孑然老去。她的另一部小說《護家之槍》（TheHouseGun，1998）揭示了新政權的建立并沒有根本消除社會矛盾，人的命運仍受到各種外部力量的操控。主人公頓坎（Duncan）本是個個性平和，甚至有點怯懦的白人青年，但社會的各種壓力將他扭曲成同性戀。在遭受一連串的背叛之后，他舉槍殺死了情敵。戈迪默再次警示人們，南非民主化的到來并非意味著一勞永逸。這些丑陋的社會現象不被消除，南非人民就很難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闊別30年后回到南非的扎克斯•穆達（ZakesMda，1948—），在他的小說《死法》（WaysofDying，1995）中，把南非過渡時期的暴力泛濫寫得更是入木三分。在這一轉型期，暴力和死亡在城中隨處可見。主人公托羅克（Toloki）的職業是專門代表死者親屬去為死者送葬。為了顯示專業性和提高自己行業的價值，他居然根據不同的服務要求來制定不同的收費標準，結果生意興隆。對于暴力和死亡，辛迪微•馬岡娜（SindiweMagona，1943—）更寫得如泣如訴。她的《一位母親向另一位母親的訴說》（MothertoMother，1998）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美國白人姑娘阿瞇•比鄂爾（AmyBiehl）到開普敦后積極參加反種族隔離運動，可在開車送朋友回家的途中，遭遇黑人少年的圍攻，結果被亂石砸死。一黑人少年的母親在知道自己兒子誤害好人后，主動寫信給受害者的母親。小說從施暴者母親的角度，訴說了自己的孩子之所以走向暴力的原因，進而歸納出：在邪惡的制度下，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小說語氣懇切，指證有力，娓娓訴說中夾雜著對強權的憤恨，對孩子的愛憐，對和解的期盼。一些青年作家也憑借著對社會現實的了解，在英語文壇上嶄露頭角。達蒙•格嘎特DamonGal－gut（1963—）在《良醫》（TheGoodDoctor，2003）中描述了種族隔離制廢除后，南非鄉村的面貌。青年醫生勞倫斯（Laurence）滿腔熱血，要到最偏遠的地方去治病救人。在破舊的醫院里，他的理想與現實產生了激烈的沖突。在農村，政局雖有改變，但暴力、腐敗、人們的麻木還在延續。勞倫斯的一己之力并不能帶來多少變化，因為整個南非社會還在患病。
尼格•穆隆戈（NiqMhlongo，1973—）以1994年南非的過渡時期為背景，在《狗咬狗》（DogEatDog，2004）中，通過一個貧窮大學生的撒謊和墮落來揭露南非社會的弱肉強食、爾虞我詐、人心渙散、百業凋敝。他的另一部小說《淚流之后》（AfterTears，2007）以一個輟學大學生到社會謀生以及回學校爭取文憑的經歷，再次將矛頭指向南非社會的腐敗、道德的淪喪以及社會急速發展所帶來的人心不穩。“淚流之后”本應是苦盡甘來，但事實是，南非的亂象還在繼續，升斗小民仍看不到光明。法斯文•穆培（PhaswaneMpe，1970—2004）和克•篤依科（KSelloDuiker，1974—2005）都把筆觸放到南非的現實社會，描寫了道德的缺失，生活的混亂和艾滋病的泛濫。穆培的《歡迎來到希爾布勞山》（WelcometoOurHillbrow，1997）講述一個大學講師因愛情的多次背叛而自殺的故事。其中穿插了貧民生活、種族矛盾，巫術、艾滋病等，而死亡的陰影貫穿全書。篤依科的《十三分》（ThirteenCents，2000）以十三歲黑人男孩為主角，描寫他為了生存，不得不當同性戀的男妓，后來又遭黑社會脅迫，在開普敦城里販運。另一部小說《夢中的無聲暴力》（TheQuietViolenceofDreams，2001）更以性取向為主題，探討精神創傷、性暴力等對黑人青年的影響。穆培和篤依科的作品均揭示了南非現實社會不為人知或知而避談的陰暗面。
三、以娛樂大眾為目的
在后種族隔離時期，也有一些英語作家不再單純地把自己的創作糾纏到政治、社會矛盾的旋渦中，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文學的娛樂性上。于是，言情、魔幻、偵探、生態等文學形式逐漸流行，在南非和世界贏得更大的市場。林德瑟•阿木斯特郎（LindsayArmstrong）可謂南非最多產的作家。她從1981年開始創作，至今已出版作品八十余部，其中言情小說就多達六十五部。她的小說主要以愛情為主題，跨越時空與種族。另一位多產作家妮可拉•斯蓉（NicolaThorne）的題材涉及言情、驚悚、歷史人物等，作品多達六十余部。這兩位女性雖早已移居海外，工作和生活很少受南非政局的影響，但由于她們出生于南非，其作品的通俗性和娛樂性更適合南非大眾的文化層次和口味，因而，她們在南非擁有較高的知名度，也是主要的暢銷書作家。
迪甕•麥爾（DeonMeyer，1958—）是當今偵探小說中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之一。雖然他堅持用布爾語（Africaans）創作，但他的作品由于及時被翻譯成英語而風靡全球。自1994年第一部小說出版到現在，他的許多作品都被改編成電視劇而廣受歡迎。新近出版的《13小時》（ThirteenHours，2010）已被翻譯成20種不同語言的版本，發行量超過百萬，不久將被搬上銀幕。一些新秀，如，理查得•昆梓曼（RichardKunzmann）、瑪萁•歐福德（MargieOr－ford）和杰西•麥肯姿（JassyMackenzie）也因其作品懸念迭起，扣人心弦而早早成為歐、美等國暢銷書作家。他們因走流行路線有時也受到評論界的批評，但他們的作品在懸念、驚悚中同樣折射出對南非社會現實的嚴肅思考。在青年作家中，能夠推出懸念，激發想象，創造出似真似幻景象者當數德夫•福利爾（DaveFreer）與格勒格•赫莫頓（GregHermerton）。福利爾自1999年推出首部科幻小說《孤立無援》（TheFor－lorn）后，幾乎每年都有新作問世。他的小說通過異形怪物與人的對抗揭示了人性的善與惡。赫莫頓的“生命之歌系列”（LifesongSeries），想象神奇，情節曲折，深受年輕讀者的歡迎。而現今最知名的則是借助映像傳播的內爾•布隆坎（NeilBlomkamp）。他身兼《第九區》（Distrct9）的編劇和導演。該片于2009年在北美首映后即成為票房冠軍，被認為是突破了人們傳統上對外星人的想象，也間接批判了南非的種族隔離制。海倫•布琳（HelenBrain）和保羅•杰拉提（PaulGeraghty）以南非的大自然為背景，以南非的人與動物為題材，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他們的作品清新脫俗，充滿著對大自然的敬畏和對人文的關懷，無論是在南非，還是其他英語國家，深受兒童和青年讀者的歡迎。#p#分頁標題#e#
四、結論
“一個世紀以來，種族和族群問題始終主導著南非的政治話語，這讓多數南非人認為，政治是獨立于社會結構之外的。種族隔離制度的實施使多數人認為，決定政治的是種族意識和其他意識形態。”［3］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抵抗文學”成為促使南非“政治”改變的重要推力。而種族隔離制的廢除給南非的文學創作帶來了更大的自由和新的題材，作家們不需要再流落他鄉，隔海命筆。面對新南非，他們敏銳洞察出社會發展的嚴重失衡，現實矛盾的層出不窮，升斗小民的脆弱無助，勝利表象下的迷茫失落。當人們以為太平盛世到來時，他們仍秉承傳統，以社會的良知自省，書寫出一部部警世之作。
新南非政局的開放既使文學創作空間得以拓展，也讓一些文學新秀脫穎而出。隨著種族對立的日益緩和，一些鮮為人知或原被忽視的社會矛盾逐漸顯現，給文學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一些新秀，更具開闊的跨文化視野，他們植根本土，放眼國際，以更靈活的手法把自己的作品推向世界。盡管針對種族隔離時期的作品仍占有相當的數量，但反映當代社會，反思傳統與現代，跨越過去和現在的創作已越來越多，文學的娛樂功能也得到更多的體現?？深A計，未來的南非英語文壇必將是個“彩虹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