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代小說女子教育理念改變，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陳桃蘭 單位：杭州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一部中國古代教育史基本上是一部女性失聲的歷史，“女子無才便是德”堂而皇之地成為限制女性受教育并防止她們覺醒與反抗的道德訓條，延續了1300多年的封建科舉制度更是無情地剝奪了女子走仕途的權利。隨著近代民主啟蒙運動的開展和深入，那些深受傳統禮教束縛的婦女日益引起了人們的重視，解放婦女成為近現代民主運動的一項重要任務，女子教育也開始備受人們關注。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紛紛著書立說，強調婦女覺醒、女子教育對于國民崛起、國家富強的重要意義。小說家們不僅為婦女解放搖旗吶喊，還積極倡導女學，記錄了近代中國女子教育從無到有，從培養“賢妻良母”到造就“社會人”的發展變革過程。
一 倡辦女學，為女子爭取教育權利近代對女子教育的倡導與婦女解放的訴求是同時起步、共同發展的，女子教育權利的爭取是婦女解放的重要內容之一。自古以來，中國婦女只能遵從“三從四德”、“男尊女卑”的道德準則，在以宗法制為基礎的男權文化社會中，一直處于從屬、附庸的地位，主體意識一直被壓制。婦女不僅被完全排斥于學校教育之外，且僅有的家庭教育也只不過是男尊女卑社會定位的不斷維護和強化方式。鴉片戰爭以后，面對外國的堅船利炮和中國的積貧積弱，國人開始進行全面的文化反省。晚清走出國門的部分士人和留學生，發現西方女子頗受尊重。王韜1867—1869年在英、法游歷時，發現英國的教育“女子與男子同”，婚姻家庭方面“女貴于男?；榧藿杂袚衽洌驄D偕老，無妾媵”。［1］（P．107）1876年李圭參加美國世界博覽會發現，“泰西風俗，男女并重，女學亦同于男，故婦女頗能建大議，行大事”。［2］（P．180）一些女性如單士厘等外交人員的眷屬，在西方男女平等的社會中，其自我意識受到觸動。受東西方婦女觀念的不斷影響，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反省中國傳統的婦女地位問題。他們逐漸認識到：婦女不能和男子一樣接受教育、從事各類社會活動，是中國貧弱的根源之一。于是，他們開始積極倡導男女平等，批判歧視婦女的封建倫理道德和摧殘婦女身心的纏足陋習，倡辦女學。隨著廣大婦女日益受到知識階層的重視，中國的婦女觀念開始逐漸出現了背離傳統的傾向，男女有別、男尊女卑的舊禮教及纏足等陋習受到輿論的質疑與挑戰。《女報》《女學報》《女子世界》《中國女報》等以女性為讀者的報刊先后問世，它們竭力鼓動女子放足、上學、自立；《大公報》《蘇報》《湘報》等也積極倡導女學、敦促婦女解放。小說家也加入了婦女解放的洪流，在各類報刊上積極發表各類小說作品，倡導女子教育，呼喚全社會重視婦女解放和女子教育問題。近代對女子教育問題的認識是與救亡和現代化的目標相一致的。所謂“天下興亡，匹婦亦有責焉”，強調女子作為“國民之母”應盡的義務。
因而，關注女子的才學問題及對教育權利的呼喚，成為清末民初婦女題材小說創作的主要目的之一。這些小說在急需重塑國民人格的現實下，大力呼吁普及女子教育。女子在晚清民主啟蒙語境中，被提升到了“女國民”、“國民之母”的地位。眾多小說喊出了男女教育平權的呼聲，塑造了許多理想的女國民形象。如《東歐女豪杰》（嶺南羽衣女士）為女子鳴不平：“你看那古今東西歷史上，英雄的招牌，都被他們男子漢占盡……開口便道甚么大丈夫，甚么真男兒。難道不是丈夫、不是男兒，就在世界上、人類上分不得一個位置嗎？這真算我們最不平的事了。”［3］（P．33）小說中的女留學生學識、豪情并具，抱負絲毫不遜于男子?！吨袊屡馈罚ㄋ季_齋藕隱）講述了曲阜輔圣女學堂的學生黃英娘受教育及從事婦女解放運動的過程。她學習優異，被官派到日本留學，入早稻田高等女學深造。在日本求學期間，黃英娘積極從事社會活動，任留日女學生組織“恢復女權會”的顧問員。回國后，她又任“婦女自治會”會長，為女子積極爭取權利。黃英娘認為：恢復女權應從興女學、尚自治入手。最后，在黃英娘的努力及皇后的幫助下，中國婦女自由擇業、婚姻自主，更定新律，廢除了以往所有男女不平等之法律。除政治軍役兩項女子不得干預外，女子取得了與男子同等的權利，在小說中實現了男女平等的烏托邦。與黃英娘相似的還有《女子權》（思綺齋著）里的貞娘，她甚至為女子爭得了參政權。故事發生在假想的1940年，小說力主開放女權，盼望中國婦女擺脫男子羈絆而發奮自強，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饵S繡球》（頤瑣）中的黃繡球則是一位蛻舊變新、積極爭取婦女解放的女性。她本來從夫姓黃，丈夫懂得新學、思想開明。她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一日突然猛醒：女人也應像男人一樣走出家庭、做更多的事情。
于是她自己放了腳，與兒子一起聽丈夫講世界知識，在家開講壇，勸說村里的婦女解放自我，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繡球”，決心做一番大事，使地球錦繡一新。黃繡球和丈夫一起辦學校，宣傳放足，組織義勇隊、女軍，實現一縣自治，在社會上打出一片天下，“替黃種生色”。小說表現了以自由、平等、開智為思路的女性解放思想，女子接受教育則是開智、獲得自由、平等權利的前提和基礎。小說中塑造的這些新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也不再是卑賤的弱者，而是有著崇高理想和獨立自主意識的女中豪杰。她們強調女國民與男國民的平等地位，因而都接受了與男子同樣的教育，表現出男性化的氣質。她們不僅有聰明的才智和非凡的學識，而且敢于沖破封建禮教的種種束縛，在社會上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這些小說表明，晚清時代的女性理想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伴隨著婦女解放的腳步，千百年來沉睡已久的自我意識開始蘇醒。然而，女子教育從無到有需要經歷一個慢慢被人們接受的過程，況且，教育成效也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見影的。當小說家在描述這些成功女性的時候，現實生活中的女子教育才剛剛起步，鮮有知識女性作為小說人物的模板。因此他們大多憑借憧憬與想象來描寫女子教育或女知識分子形象，且在描寫過程中多用夸張手法：這些女性往往突然如醍醐灌頂般頓悟，然后很快就學貫中西，脫胎換骨，救同胞于水火之中。女子教育權利的爭取、女學的興辦是一個艱難、漫長的過程，這些具有幻想風格的小說在當時起到了號召、宣傳與鼓動的作用。女子教育伴隨著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開始在中國蹣跚起步，并逐漸在教育領域占據了一席之地。#p#分頁標題#e#
二 女子教育的興起與培養“賢妻良母”教育目標的提出 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經由進步人士的吶喊與極力推崇，得到了初步發展。部分女子開始走入學堂，甚至走出國門，接受各類教育。但是，由于傳統婦女觀念根深蒂固，女子教育發展緩慢。“維新”運動之前，除了一些外國傳教士所創辦的女子學堂之外，尚無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女子教育機構。隨著維新變法的深入，有識之士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梁啟超率先為辦女學造輿論，籌經費。他把辦女學和挽救民族危亡緊密聯系在一起，認為“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要“保國、保種、保教”，“非提倡女學講求胎教不可”。［4］1898年，梁啟超在上海開辦了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學堂———經正女學，宣布其辦學宗旨是：“以彝倫為本，所以啟其智慧，養其德性，健其身體，以造就其將來為賢母賢婦之始基。”［5］梁啟超明確提出了“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6］（P．19）的教育要求，主要從承認其家庭地位的角度，強調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先進士人，在把女子教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同時，又把女子培養目標定位在為對丈夫和孩子提供更好的服務這樣一個傳統的框架中，特別強調其家庭教育的責任，明確提出了“賢妻良母”的培養目標。清末民初的小說對女子教育的描寫，無論是教育內容還是社會對女知識分子的素質期望，基本上都反映了這一教育主旨。
20世紀初，在不少大城市及某些縣城興起了一些女塾和女子學校。蘇雪林的自傳體小說《棘心》記述了醒秋小時候在家塾讀書的狀況：她們一開始讀的書是《三字經》《千字文》，后來讀《女四書》《幼學瓊林》。但是塾師才學淺陋，且經常請假。醒秋姊妹在這種一曝十寒的教育環境下，“讀了將近兩年的書，夾生帶熟，認識了千把字，書中意義則半點不能了解”，“那時私塾讀書是不作興講的，在新學風氣扇揚下，父親要求那位伯祖教書時也帶點講解”。［7］（P．22）可見，私塾教育非常有限，無非就是教人識幾個字。清末女子接受私塾教育者尚在少數，能走入新式學校者更是鳳毛麟角。在1907年以前，清政府學制中根本沒有女子教育的地位。1907年，清政府頒布《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范學堂章程》，女子教育才在制度上得以確立。但是無論女子小學堂還是女子師范都非常重視“女德”，強調要“合乎中國禮俗”，“以養成女子德操”為宗旨，女子師范明確規定以《烈女傳》《女訓》《女孝經》等為修身教材?！杜訋煼秾W堂章程》甚至還規定：“女子之對父母夫婿，總以服從為主。”《黃繡球》中兩個官員評價黃繡球辦學很成功，其中一位官員是這樣說的：這個“女學堂辦得很好”，“大約不過教女孩子們認認字，學學針線”，沒有出現妨礙社會秩序和風化的過激言行，“安安頓頓”。［8］（P．220）這就是政府官員對理想的女子教育的期望。這所被小說夸贊為中西兼學的女校，細看教學內容也就是識識字、學學女紅。在女學剛剛起步，男子絕對掌握話語權的時代，或許只有這樣的女校才會被主流社會所接受，女學才能得以生存。《閨中劍》中的晉夫人“讀書甚多，深明大義，又善算術”，［9］（P．4）她的成功也主要表現在對孩子實施了科學和人文的現代教育?？梢?，無論是小說還是教育現實都表明，清末女子教育以識字為基本內容，重視女德的培養，以“賢妻良母”為旨歸，女子所接受的是不同于男子的特殊教育。
民國初年，有識之士在晚清倡導興辦女子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從女子的家庭地位出發，強調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與緊迫性。葉圣陶在《兒童觀念之養成》中指出：“夫于家庭之中，長與兒童共者惟母。故欲使家庭教育之得宜，舍母無所屬焉”，因此，“婦女教育，今日何可緩哉”？［10］（P．4）不少小說家也通過故事說明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女子教育關系到下一代的成長、進而影響社會的發展，主張興女學，培養“賢妻良母”。《苦教員》中黃世廉之妻秦素貞是當時受過教育的理想女性的形象代表。秦素貞是開敏女學的高才生，結婚五年，生了一子一女，主要在家相夫教子。在娘家時，她穿綢著絹，呼奴使婢，安閑自在，婚后料理一日三餐，生活極為簡樸，但從未鬧過意見。兒子取出一本幼稚識字教科書，請母親講解。素貞一面講書給孩子聽，一面逗女兒玩笑。
黃世廉不禁感嘆：“受過教育的女子，見識畢竟高出尋常女子一等呢！”［11］（P．347）秦素貞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她不僅能勤儉持家，還擁有知識，能教育兒女。當時社會輿論認可的女子教育即在于培養出像秦素貞一樣的女性。女子教育的目標指向不是女性本身，而是下一代及國家未來的前途。20世紀初，受時代風潮鼓益，部分女子開始走出國門留學。雖然她們人數極少，但非常引人注目。這些女留學生大都學習刻苦、立志高遠、生活儉樸。她們的形象在這一時期的小說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如《六月霜》（靜觀子）中的秋瑾，沖破種種困難，在日本艱苦求學，回國后致力于教育和社會改革事業?！杜畬W生》（尗夏）中的女主人公黃慧貞，父母先后謝世，但她自強不息，得房東妻洪氏資助進女校，后赴美留學。學成歸國后興辦學堂，頗有成效。小說結尾號召：“但望天下有志女子，看到慧貞的行止，興起點熱心，破除些錮習，那中國女界就不患不出些人才，中國國家也不患不漸致富強了。”［12］（PP．27－28）隨著留日高潮的興起，“江浙離日本近，父兄去日者甚多，女妹亦有隨之而去者”。［13］（P．129）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留學生中有秋瑾一類上進剛強的革命女性，但大多數留學日本的女性所接受的還只是一些基本的語言及家政常識教育。她們回國后除了回歸家庭，頂多在學校里當當教員?！稏|京夢》（履冰）中賈里孝為排譴寂寞，把自己的小妾接到了日本，并送其到學堂學習，認為學點音樂技藝或家政，將來可以回國當女學堂的教習。
這類女性在當時不在少數。無論是現實還是小說都表明，當時的女子留日教育水平不高，教育目標也只是培養良妻賢母，還沒有提出造就和男子一樣的政治、經濟、科技人才這種社會人才的目標?？梢?，清末民初，無論是國內學校還是留學教育，相比于男子，女子教育不僅程度淺，受教育人數也極少。此時，小說涉及關于女子培養目標問題的探討，帶有“現實主義”的小說大多注重“女性”這一特殊身份，即在家庭中處于妻、母的地位，希望通過教育來提升女子素質，以勝任賢妻良母的角色?？梢哉f“賢妻良母”式的教育貫穿了整個近代。這一培養目標不僅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許多知識分子女性也對其積極意義給予了肯定。在文學家中，冰心具有代表性。1919年冰心在《晨報》上發表了一篇《“破壞與建設時代”的女學生》的文章。她為女學生在服飾、言行、社會活動、知識修養等各方面列出了一個“標準”，把“改良家庭”、“家庭衛生”、“人生常識”、“婦女職業”、“普及教育”等看作是解決婦女問題的積極而有實效的“治本辦法”。這種“女學生”形象與傳統的“賢妻良母”相比，在外形和內涵上更多了一些現代的特征，因此被稱為“新賢妻良母”。她在小說中詳細地塑造了這一形象。如在《兩個家庭》中，她否定了封建官僚家庭培育出來的女子，認為她們游手好閑，不事家政，影響丈夫的事業，摧殘丈夫的身心；她肯定了受過新教育、治家教子有方的亞茜。我們如果仔細分析亞茜這個女性形象就會發現，她只不過是一個鍍了一點點西方文明“金鉑”的賢妻良母。正如茅盾所說：冰心在小說中“一方面針砭著‘女子解放’的誤解”，一方面卻暗示了‘賢妻良母主義’———我們說它是‘新’賢妻良母主義罷———之必要”。［14］（P．192）冰心作為“賢妻良母”主義時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女性，具有反對封建禮教的積極傾向，“但在她的觀念形態中，依然有封建意識的殘余”，反映了“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青年中普遍的情形。在舊的理解完全被否定，新的認識又還未能確立的過渡期中，青年對于許多問題是彷徨無定的，是煩悶著的”。［15］（P．121）冰心婦女題材小說的作品內涵雖有局限性，但肯定了女子教育在改造舊家庭、建立新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她對婦女解放及女子教育思想的表述，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礎和一定的現實性。因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新“賢妻良母”目標的提出，作為實現男女教育平權的過渡性理念，在當時具有特殊意義。#p#分頁標題#e#
三 批判“賢妻良母”主義，提倡培養“社會人”“五四”前后大學陸續開放女禁，女子取得了與男子平等的教育權，留學教育也進一步擴大。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蓬勃開展，女性逐漸完成了從“女奴”到“女人”再到“人”的主體意識覺醒與轉化，女子教育也從培養“賢妻良母”轉向培養男女平等意義上的“社會人”這個高階目標。作家開始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從個性解放的角度出發，重新闡釋女子在家庭、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們紛紛從社會、家庭的矛盾糾葛角度來探討女子教育問題，對她們的逐漸覺醒和反抗給予了大力支持，并對她們在現實社會中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和精神痛苦給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賢妻良母”主張的提出，促進了近代女子教育的興起和發展。然而，這種“賢妻良母”式的教育畢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基于這一目標培養出來的女性只不過比傳統女性多了一道知識的光環。本質上它仍舊以中國傳統的封建倫理道德為依據，依然把家庭作為女子生活的主要天地，缺乏對女子社會作用的認可，因此未能脫離相夫教子的狹隘范圍。因此，“賢妻良母主義”不斷遭到后人的質疑與批判。早在晚清，就有先進分子呼吁女學“要撇脫賢母良妻的依賴性”，要和男子一樣地投入社會。［16］《學界鏡》（贗叟）中方真指出：要改變中國女子的低下地位，首先要改變過去依附男子的地位。而女子要取得獨立地位，只有進學堂，受教育。“五四”以后，這種批判越來越強烈。現代小說也對培養“賢妻良母”的女子教育進行批判，如《初秋之夜》（蹇先艾，1926）中作者對修身課采用曹大家等的《女四書》，奉行“女子無才便是德”之教育宗旨的女中校長進行了譏諷?！朵镐浮罚ㄊ捾?，1933）描寫了彌漫著封建氣氛的女校教育：督軍的訓詞是要她們好好學習，將來能做個七房、八房姨太太；校長希望學生們通過學習，明確做太太的責任和權利，而女子的責任和權利即是做賢妻良母；刺繡教員也意味深長地說：“什么是我們女人的責任哪？就是嫁了丈夫，應該怎樣賺得他們喜歡；有了孩子就得會做娘。”［17］（P．10）涓涓對這樣的教育感到無比痛恨和厭惡。作者通過主人公的遭遇，對“賢妻良母”式教育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憩園》（1944）中，巴金描寫了一個善良、厚道、溫柔、美麗的女主人公姚太太。她的娘家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哥哥是大學教授，自己是學生出身，被人們看成“新派人物”。實際上，她的生活天地不過是“兩個家，一個學堂，十幾條街”；她從書本中接觸到了一個更廣闊復雜的世界。她渴望呼吸新鮮空氣，到一個更廣闊的天地。她愛丈夫，愛周圍的一切人，但她更希望能給人間增添一點溫暖，擦干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但是這么一個優秀的女性，也難以逃脫悲劇命運。她在教育姚小虎問題上無能為力；丈夫喜愛新女性，卻把她封閉在浸淫舊道德的家庭里；她沒有娜拉那樣出走的勇氣，只有悶在籠子里。巴金通過姚太太這一人物形象提出了婦女解放的新問題：新女性不僅要有新知識，更要有新的精神風貌。這些小說從不同角度批判了“賢妻良母”式的培養目標，希望學校教育培養出的不是“賢妻良母”，而是“人”，跟男性一樣具有自我意識、健全人格及獨立價值的“社會人”。
如何使“女人”成為一個完全的“社會人”？許多作家開出了“經濟獨立的處方”。他們認為經濟問題是導致女性受壓迫、受束縛的根本原因。“五四”時代，《玩偶家庭》曾經激蕩起個性解放尤其是婦女解放的熱潮，“娜拉”喚醒了許多女性的迷夢。但不久，一些作家便提出“娜位走后怎樣”的問題?！秱拧罚斞福ε越洕毩⒌闹匾越o予了強調：經濟獨立是女性在家庭中取得平等地位的標志，是得到幸?；橐龅幕A。當涓生失業，使他們的“愛”無所附麗，子君只好又回到了墳墓般的封建家庭。小說給出走的“娜拉”們提出了警示：女性只有先爭取到了經濟的獨立，其他的獨立和權益包括婚姻的幸福才有可能實現。但如何才能經濟獨立呢？《倪煥之》（葉圣陶）里的金佩璋說：“女子吃虧在求知識的機會不能與男子平等，故而不容易獨立，自由。”［18］（P．113）《客宴瑣譚》（葉圣陶）中葆靈向婦女傳授職業知識與技能，希望女子能自立。受教育顯然是女性取得經濟獨立的有效途徑之一。通過接受教育可以增進知識、掌握技術，這樣才有可能獲得賴以謀生的技能，從而把自己從“奴隸”的處境中解放出來?，F代小說用無數的故事說明了這個道理。顯然作家們不再專注于女性作為“妻母”的家庭地位，開始關注婦女的社會處境問題，強調發展其社會能力。除了主張女性“經濟獨立”，一些小說家還探討了知識女性的“社會化”問題。他們認為，女性要走出家庭、真正成為“社會人”，除了接受與男子同等的教育以具備從事社會工作的能力之外，還必須有突破傳統家庭觀念、積極參與社會事業的熱情和自覺意識?！赌邿ㄖ罚ㄈ~圣陶）描寫了在師范學校讀書的金佩璋曾經抱有畢業后改革教育的雄心，與倪煥之組成家庭后滿足于家庭生活，忘記了當初的理想。直到倪煥之病死，她才燃起了接替丈夫事業的新希望。作者希望通過小說告訴讀者，即使是受過教育的新女性，如果沒有理性的社會自覺意識，依舊很容易重蹈舊女性的道路。
作家們認識到，社會環境是推動知識女性成為“社會人”的關鍵。實現男女同校后，在教育內容與教育目標上不再有男女之別，但是社會就業成為橫亙在女子面前的一道無法逾越的屏障。靜媛（《蔻拉梭》，張資平）師范畢業之后沒有找到相應的工作，因為小學校席都被師范畢業的男生搶去了。一些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一開始也滿懷信心地與生活抗爭，但是最后迫于傳統勢力的強大、頑固而屈服。如《月牙兒》（老舍）中的“我”，起初力爭“自由戀愛”、“自力更生”。然而這個物質條件貧乏、思想觀念落后的男權社會并沒有為她提供正常、健康的生存空間，而是處處為她布下陷阱。她追求理想的熱情反而成全了惡人的歹念，殘酷的現實終于一步步使她“逼良為娼”、她不得不走母親（出賣肉體）的老路。這些小說告訴我們：辦幾所女校、讓一些女子接受一點教育，根本解決不了實質的問題。女學生們盲目地趨從時尚、急于求成，可能會釀成更大的悲劇。老舍在《二馬》中通過李子龍的口表達過這樣的思想：今日的中國，男子都找不到事做，女子就該安心地待在家里相夫教子?！秳倮院蟆罚◤]隱）中沁芝在信中也說，現在我國的女子教育是大失?。涸谑苓^高等教育的女子并無社會事業可做，一旦身入家庭，又不善管理家庭瑣事，簡直成了高等游民，由此產生了“還不如安安靜靜在家里把家庭的事務料理清楚，因此受些男子供給的報酬”的想法。［19］（PP．289－290）這些小說從不同側面揭示了沉重的社會問題。20世紀三四十年代，教育界在女子教育問題上曾泛起一股主張培養“賢妻良母”的思想回潮。時任復旦大學校長的李登輝在《現代女子教育問題》中對男女教育平等提出異議：男女因其稟賦不同，其所盡天職亦異，宜分工合作，以求進步。“搖動搖籃之手可治天下”，母教問題之重要，實為任何問題所不及。婦女成為賢妻良母，較之使其成為政治家或科學家，重要得多。［20］這些思想的重新泛起并得以明確提倡，一方面是出于揮之不去的“賢妻良母”情結，另一方面則是針對當時女子畢業后就業困難的狀況提出來的。但這畢竟不是思想主流，男女教育平權、把女子培養為“社會人”是社會發展之必然趨向，勢不可擋。女子在封建社會長期被困守于家庭之中。#p#分頁標題#e#
要改變傳統的婦女觀，讓女子獲得覺醒，并像男子一樣接受學校教育、從事社會工作，的確任重而道遠。當時的文人以小說為工具，從強調女子成為“妻母”的重要地位入手倡導女子教育，提出了“賢妻良母”的培養目標，積極為女子爭取教育權利。當女子在制度上獲得平等教育權以后，他們又開始重新審視、批判“賢妻良母”教育目標的局限性和落后性，提出培養“社會人”的教育要求。他們還從女性自我精神塑造和社會就業等方面，探討了女性“社會化”過程中的問題。在這一系列努力之中，作家們試圖在傳統文化中尋找與新時代溝通或契合的雙重價值特點，使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在不斷揚棄中獲得新生。這種方式顯然符合婦女解放的進程，符合女子教育從無到有、從“特殊教育”到男女平等教育的發展邏輯和規律，也是與歷史現實相符合的。事實上，無論是婦女解放還是女子教育問題，都不是靠換幾套新裝、喊幾句口號，抹殺性別差異、在官府中留幾個職位等就可以解決的。男女教育平權的真正實現有賴于男女兩性的共同認可和努力，有賴于社會經濟的充分發展，有賴于男女平等就業機會的提供，有賴于民主、自由生存空間的營造和人們精神境界的提高，等等。這些都是現代小說所講述的眾多婦女教育題材的故事為我們提供的有益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