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代文學瘋子的悲劇意蘊，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悲劇哲學家尼采說：“肯定生命的最高藝術，即悲劇。”［1］他認為，悲劇源于現實生活，是對生命生存意義的一種揭示。個人生命及精神的價值往往由于現實條件的限制而無法實現，個人的抗爭只會釀成悲劇性的結局———現代悲劇就是以人的精神淪落來深刻地展示生存的悲劇性。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從魯迅的《狂人日記》開始，出現了一系列的“瘋子”形象，他們都用“非理性”的言行舉止與“理性”的現實世界對抗，通過肯定生命存在的價值，在逼仄的社會現實中為自我爭取生存空間，且都因為必然性的失敗而飽含豐富的悲劇美學價值。萊恩認為，瘋癲預示著分裂，“其經驗整體經由如下兩種主要的方式分裂為二：其一，他與周圍世界的關系出現了分裂；其二，他與自身的關系出現了分裂”［2］2。其實，這兩種因素并不能截然分開，瘋癲必然是其合力所導致。與周圍世界的分裂意味著自我與現有社會秩序規范及倫理道德的對立，個人被驅逐出群體之外，成為孤獨的禁閉者，主要由這一因素而致瘋的形象如《狂人日記》中的狂人、《長明燈》中的瘋子、《祝福》中的祥林嫂、《瘋婦》中的雙喜太娘和《林家鋪子》中的張寡婦等；與自身關系的分裂意味著作為“人”的自我的個性、價值、欲望、追求等無法得到肯定與滿足，個體生命與自我存在面臨威脅，主要由這一因素而瘋狂的形象如《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莎菲、《雷雨》中的繁漪、《原野》中的金子、《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白蒂和《財主的兒女們》中的蔣蔚祖等。“瘋子”或者因不合理的社會秩序和話語霸權而陷入真正病理學上的瘋狂，或者只是披著“瘋子”的外衣，實際上卻是有著超乎常人的智慧和認知能力的清醒者，他們用否定一切、破壞一切、反抗一切的“瘋言瘋語”喊出自我的聲音，爭奪話語權利———哪里有權威和話語權利的壓迫，哪里就會有反抗。“瘋子”們通過瘋狂舉動向既有社會規范宣戰，爭取和維護自我生存空間和個體生命價值，這種絕望與反抗、爭取與維護的行為體現出深刻的悲劇性美學內涵。
一、狂人：“吃人世界”的孤獨吶喊
魯迅的作品中塑造了較多的“瘋子”形象，如《狂人日記》中的狂人、《長明燈》中的瘋子、《祝?！分械南榱稚┖汀豆陋氄摺分械奈哼B殳等。《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恐懼、多疑和有知覺障礙等癥候，屬于精神病學上的“被害妄想型”精神病。在狂人看來，迫害者想方設法要迫害他：趙貴翁、路人和小孩子睜著怪眼睛看他，議論他，嘲諷他，想“吃他的肉”；給他看病的何先生跨出門不遠就對大哥說：“趕緊吃吧”；他的大哥也成了合伙吃他的人中的一個———“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從滿本的歷史書上只看到“吃人”兩字。?？抡J為“瘋癲”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抗，是“用一種至高無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動把自己的鄰人緊閉起來，用一種非瘋癲的冷酷語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認”的“共謀”［3］?？梢钥闯?，狂人處在一種被常人世界所孤立的禁閉處境，無法與周圍的人進行正常的溝通和交流。他與身邊的人有著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作為“正常人”的群眾總是表現出一致性的思想和行為，他們與作為“瘋子”的非正常人的“狂人”的思想、言論和行動格格不入，形成尖銳的對立。趙貴翁、古久先生、小孩子等對狂人的這種態度和行為，表現出冷漠、提防和嘲諷，并時刻準備著“吃他的肉”。這些人性中的陰暗面在小說中有多處表現，其內里正是幾千年來國民性中“麻木不仁”的精神特質，而其形成的社會歷史根源正是封建倫理和禮教中“吃人”的“仁義道德”。
魯迅塑造了狂人這一富有“意味”的典型形象，與《長明燈》中的“瘋子”一樣，表面瘋狂，實際上是一位封建專制文化的叛逆者，是在“庸眾”中保持清醒頭腦并與之進行斗爭的“獨異個人”。只是這一精神界的戰士“雖為民眾而戰斗，卻往往反而被他們所滅亡”［4］，其悲劇意蘊在狂人自身力量的弱小與世俗力量的強大的懸殊對比中得以顯現。對于狂人所置身的那個“無主名無意識殺人團”的生活環境和固有秩序，他是一種異質性存在，是現存秩序的破壞者、顛覆者和歷史文化的懷疑者、反叛者。然而世俗的力量在現實中形成一個話語的包圍圈，狂人處在這個包圍圈的漩渦之中———真正獨異的思想者的話語權被剝奪，喪失了話語的權利?？袢瞬坏貌灰?ldquo;瘋癲”的姿態從大眾的陣營中獨立出來，高聲吶喊以喚醒愚昧的民眾，只是人們對于他所做的努力和犧牲毫不在意，毫不理解。狂人在這種不被理解中體味著深深的孤獨———他終究是一個孤獨的戰士！狂人最后被治愈了，“赴某地候補矣”，身上已沒有了“瘋”的氣質。這意寓著先覺者最后被大眾同質化，狂人由一個清醒的“異端者”回歸到封建文化等級制度的“吃人”行列中。由“戰士”到“庸眾”，由“被吃”到“吃人”，狂人的這一結局不僅表現出常人世界吃人性無時無處不在的巨大力量，也表明狂人在與常人的對立沖突中必以失敗而告終的悲劇性。魯迅這一頗具反諷性和荒誕性的情節安排，加劇了小說的悲劇意蘊，同時也可以看作是他對20世紀即將展開的中國社會新的精神之旅面臨挫折與挑戰的悲劇性預言。
二、繁漪：“什么我都燒個干凈”的絕望與反抗
繁漪是曹禺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女性形象畫廊中一個富有獨創性的美學形象，她因不能讓周樸園滿意，而被周樸園稱為“瘋子”、“怪物”。但她憂郁、殘忍的外形下卻跳動一顆“交織著最殘酷的恨與最不忍的愛”的“暴風雨”一般的心［5］，有著摧毀一切的強大力量。這股力量的根源正是她要求沖破封建勢力對人性的壓抑和摧殘，追求自我與愛欲，爭取個性解放的強烈伸張。正因如此，她的反封建的舉動被周家這個處處滲透著封建氣息的專制家庭強行披上了“瘋狂”的外衣。孰不知，這瘋狂的外殼下卻有著繁漪最清醒的自我意識、最熱烈的愛欲伸張和最強大的原始生命沖動。在周家這個封建大家庭里，繁漪承受著雙重的打擊、失望、痛苦和悲劇。一方面是她從周樸園那里遭逢到的悲?。阂粋€要求擺脫封建壓迫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受到封建專制主義的精神折磨和壓迫。周樸園的封建家長的威嚴使她得不到一絲靈魂的喘息，即使生活在一個物質生活優越的家庭里，卻遭受著無處伸張的精神折磨，這對一個追求個人幸福自由的女性來說，其心靈上感受到的痛苦比一般人更為深楚。另一方面的悲劇來自周萍：追求個性自由愛欲的女性在愛情中被始亂終棄。繁漪是在封建專制主義的壓迫下才愛上周萍的，而周萍在封建專制的強大壓力下膽怯、退縮和逃避，最終選擇拋棄繁漪。周萍的愛情是繁漪在這個封建家庭里唯一生活下去的希望和精神寄托，然而周萍的始亂終棄將她的希望活生生剝除了。于是繁漪不顧一切“瘋狂”起來，發出“我希望我今天變成火山的口，熱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燒個干凈”的絕望嗷叫。“瘋癲用粗野不羈的言辭宣告了自身的意義；它通過自己的幻想說出自身的隱秘真理；它的呼喊表達了它的良心。”［3］繁漪正是在非人的處境下發出令人驚栗的野獸般的嚎叫，呼喊著個性解放和自我實現的“良心”。曹禺在《雷雨•序》中說：“她是一把犀利的刀，她愈愛的，她愈要劃著深深的創痕。”繁漪在經歷壓抑與反抗、希望與絕望、復仇與瘋狂的多重極端情感和悲劇性體驗下，如“火山”般爆發了，她以其巨大的生命強力和摧毀一切桎梏的勇氣充當了反封建的叛逆者和個性自由的守護者。曹禺指出：“她的可愛之處不在她的‘可愛’處，而在她的‘不可愛’處。”追求自我個性的要求和反叛封建道德的勇氣，就是她那“不可愛”的靈魂的核心。“悲劇給人產生悲哀的感覺，但同時給人產生力量的感覺。這種悲哀與力量的混成感覺,就是我們常常說的悲劇精神。它是人類特定情感、意志和行動的構成體。”［6］我們通過繁漪命運的悲劇和其在反抗悲劇命運所做出的努力中反觀女性的命運，看到的是要掙脫封建束縛的現代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不僅是繁漪叛逆精神的精髓，也是自五四以來回蕩在時代上空“個性解放”聲音的浩淼回音。#p#分頁標題#e#
三、白蒂：“慚愧于征取一個使女的情人”的沉淪與救贖
白蒂是徐小說《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一個高貴、美麗卻患有精神病的女性形象。她反對父親指定的婚姻，并從此從那個冷酷無情、森嚴專制的家庭環境中逃離出來，就這一點看，她有著同繁漪一樣反抗父權權威強加給女性身心的專制統治的叛逆精神和勇氣。在開槍打死一個妄圖對其非禮的男人之后，她患上了精神病并且徹底沉淪，吸煙、喝酒、賭博，同人吵架，整天混跡于下流場所，說著粗魯的語言，做著與其上層社會貴族小姐身份極不相稱的事情。如果此時白蒂的自我沉淪是以一種“瘋狂”的“非理性”語言對禁錮人性的專制家庭及現有社會規范進行挑戰的話，那么陷入與奉命來給她治療的精神病醫師“我”與侍女海蘭的情感糾葛中，則是徒有的愛情在“譫妄的空隙中追逐自身”的精神迷狂與掙扎。白蒂愛上了“我”，而“我”卻愛上了單純善良且有著美好靈魂與人性的侍女海蘭。高貴的自尊與強烈的權力意志力使白蒂“慚愧于征取一個使女的情人”，她壓抑著強烈的愛意，常常陷入無名的虛空之中，一旦發現海蘭與“我”的情感稍有升溫，她便將自己放逐在歌舞之地、煙酒賭場而淪陷于精神的瘋狂。侍女海蘭試圖用絕對忠誠甚至超乎一切的主仆之情將白蒂從精神沉淪中解救出來，作為醫師的“我”也在想方設法拯救白蒂，然而海蘭和“我”卻不知其對白蒂的愛一方面讓白蒂從虛空的邊緣回歸“正常”，而另一方面又將她狠狠地推入痛苦的地獄。最后細心的海蘭發現了白蒂的痛苦源于得不到“我”的愛，不惜以“自殺”的方式來成全主人與“我”的愛情從而完成對白蒂的精神救贖。海蘭的自殺，是用上帝的寬厚與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將白蒂從現實的沉淪、精神的碎片中拯救出來，白蒂痊愈了，并且將自己獻給了修道院。海蘭用上帝的愛拯救了白蒂，卻又使白蒂陷入另一場精神漩渦之中，她又背負了一個更大的精神負累———對海蘭的深深內疚與虧欠。這使她不得不轉而投入上帝的懷抱，向上帝懺悔以期獲得拯救，這將是另一場永無止境的靈魂救贖?？v觀中國文學作品中各類女性形象，造成女性悲劇的原因大致有三：社會或他人，自我以及不可知的命運，三種因素常常同時起作用且各有主次。社會、他人或自我造成的悲劇可以通過他人和自己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思想、欲望、個性以及生命力得到改善，通過社會的進步和人類自身的努力而獲得拯救。而“命運”是一種神秘的“不可知的力量”，確如佛家的偈語“不可說”，難以進行理性的討論。徐將對白蒂的精神救贖訴諸于上帝和神，或許也暗含有對女性命運救贖神秘性和未知性的解讀。
四、蔣蔚祖：“這是禽獸的世界”的強力控訴
《財主的兒女們》中的蔣蔚祖是同《家》中的高覺新、《雷雨》中的周萍有著相似性格的悲劇性人物。他是蘇州富戶蔣捷三的長子，是家族權力的合法繼承者，承負著父親全部的熱情和希望。蔣蔚祖在傳統禮教的熏陶下成長，舉止優雅，通曉詩禮，但性格懦弱憂郁，優柔寡斷，缺乏男子漢的血性和陽剛之氣。他在妻子金素痕與父親及家族關于家產的貪婪攫取與守護的矛盾中艱難地生存，父親的失望、妻子的厭棄、家族的不和給他造成強大的精神痛苦。他要維護和保持有著詩書禮義傳統的“蘇州底典型”的家庭，不使它走向敗落，同時又對人倫毀壞、道德傾頹的現代文明懷抱著極大的恐懼。
妻子的不貞和父親的去世，擊毀了他生命中的兩大支柱與精神的全部寄托，他在絕望中走向瘋狂。蔣蔚祖的瘋癲隱喻著封建禮教體系的崩潰，他拋棄了整個傳統的文化體系，同時他也看透了現代文明的黑暗與丑陋，不屑于在現代社會的泥潭中往自己身上抹黑，他成了歷史的中間物、時代的邊緣人，其悲劇所折射出的正是柔弱、傳統的知識分子在欲望高漲的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尷尬乃至絕境。發瘋前的蔣蔚祖處在對父親的孝與對妻子的愛、金錢與欲望、善良與丑惡、傳統禮教與現代文明的夾縫中，在力與力的強力碰撞下經歷著靈魂的撕扯、矛盾的生存。瘋癲后的蔣蔚祖反而異常清醒，變得堅決、犀利，透析一切善惡，在“蔣家二、三十人中他是唯一清醒的人物”［7］。他為自己建造了一個“深層的巢穴”，搖身一變成了“人間底王者、航行者”，自覺將自己變為這個人間地獄的幽靈；他痛斥人間的黑暗，悲慟人倫喪失；他撇開一切現實的眼光、世俗的羈絆，要做一個真正的人；他甚至喊出了對這個時代最沉重的詛咒和控訴：“這是禽獸的世界，我已經是禽獸！所有的詩書禮義，所有的人倫毀壞無余了！”萊恩指出：“正常這個概念是限制和扭曲了人性，而關于反常和瘋狂的定義則是社會性的壓迫手段，相反，瘋狂高于正常，是對病態社會的反抗，是現代人的福音。”［2］4當個人與社會、理性失去了對話的機制，健全的人性不被殘酷的社會現實所容納，得不到合理的發展，當蔣家所有人還在為財產進行無盡的爭奪和攫取時，蔣蔚祖借“瘋癲”這一非理性行為表達了最為清醒和徹底的蔑視與嘲諷，那來自靈魂的吶喊是對現代文明中罪惡現實的反抗和現代人性淪喪的沉痛控訴。
路翎是七月派作家中偏愛寫悲劇的代表之一，其悲劇意識常常通過人物內心遭受的“精神奴役創傷”體現出來，他曾引用蘇聯作家艾倫堡的話為自己的美學追求辯護，“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描寫幸福，當然要比描寫不幸愉快得多”；但只要現實中存在著災難，就“不能簡化人們的內心生活，從內心生活中抽出它的那些親切的經驗或悲哀”［8］。他主張與現實進行搏斗以反抗精神的奴役，蔣蔚祖這一文學形象就是此種文學主張在創作中的實踐。但是，盡管蔣蔚祖用瘋癲之后所呈現出的原始生命力與現實進行強力搏斗，然而他的抗爭在強大的現實力量面前顯然是微弱的。他向這個世界宣戰卻無力改變世界，背負著沉重的歷史重負卻只憑一己單薄的力量，他的抗爭雖也轟轟烈烈地擾動了世界，但世界依然屹立于此巋然不動，他的努力注定要在現實中遭遇慘敗。蔣蔚祖最后跳江自殺結束了自己悲慘的一生，從某種意義上看，“死亡”不也正是蔣蔚祖用生命的代價在絕望中做出的最后反抗嗎？
#p#分頁標題#e# 五、結語
我們從“瘋子”身上看到的不僅有社會規范及道德倫理造成的社會悲劇，更有個性壓抑、自我生存空間遭受蠶食所經歷的精神掙扎、靈魂撕扯的人生悲劇。“瘋子”的悲劇也不僅是“瘋子”個人的悲劇，而是與整個時代、與知識分子歷史命運休戚相關。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社會處于一個不斷決裂與整合的過程中，在各種危機與生機、黑暗與光明、破壞與創造共存共在的歷史過渡時期，悲劇意識常常發生。雅思貝爾斯說：“當新方式逐漸顯露，舊方式還依然存在著，面對尚未消亡的舊生命方式的持久力和內聚力，新方式的巨大突進最初注定要失敗。過渡階段是一個悲劇階段。”［9］“”之后的知識分子在這一新舊交替的過渡社會里孜孜不倦地尋找存在的出路，建構自我的形象，重新確立自己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只是新崛起的力量在舊有的保守力量面前往往顯得弱小。覺醒的知識分子同時感受著熱烈與悲涼、激情與孤獨、憂患與焦灼等多種復雜情緒，作家們將這種意識深層的心理體驗和悲劇情愫轉變為外部的“瘋癲”病狀，用“瘋癲”病狀反抗現實，與現實對話，在絕望中表達內心呼喚，從而使作品具有了中國現代文學普遍意義上的悲愴沉郁的美學風格和悲劇意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