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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瓦解了四民社會的根基，中國的“士”階層作為社會重心的聲望開始日趨下沉。到“五四”前后，當傳統的“士”轉化為新型的現代知識分子并作為一個社群崛起時，這一頹勢也未有多大改觀。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在主觀意愿上已日益疏離于政統。之后，隨著“民族國家”這一宏大敘事的建構，現代知識分子迅速地分化為革命知識分子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兩大社群。而革命政治意識形態最終贏得了文化思想領域內的領導權。尊崇民粹觀念的革命知識分子在其話語體系內不斷地對工農大眾“圣化”，又不斷地把知識分子“矮化”，最終知識分子被驅趕到了大眾的對立面。在這一歷史的行進中，不僅革命知識分子、大眾始終對知識階層的價值有所質疑，而且越來越多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走上了“反求諸己”的窄路，漸而這一歷史實踐的某些合理性也逐步喪失，反智主義作為一種非理性的社會思潮終于浮出了歷史的地表。當這一思潮滲透在新文學開創的知識分子敘事系統時，在反智立場上對知識分子價值進行解構性的書寫也形成了具有線性意味的歷史。
一、盡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始終存在反智論的潛流，然而在清末民初乃至“五四”之后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促其萌生、勃興的力量卻源自西方。其時，西方各家思想學說蜂擁而至，“群雄競起”而“百家爭鳴”，并未有一種思潮能力排他家學說獲得意識形態上的霸權，但法國無政府主義、俄國民粹主義因其鼓吹“互助論”、“以民為粹”頗具道德感召力，因而成為當時對中國知識界影響最大的思潮。到“五四”時期，無政府主義思潮越過社會政治運動的邊界而波及到文學界，其明晰的標志便是文學運動對“勞工神圣”這一觀念的接納與宣揚。“勞工神圣”這一口號，最初本由蔡元培1918年11月在慶祝協約國勝利演講會上提出。1920年5月蔡氏又在《新青年》“勞動節紀念專號”上題詞“勞工神圣”，與孫中山之“天下為公”一并刊出。當時的知識界人士紛紛著文對此表示贊同與呼應。蔡元培在其演講中曾明確指認“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1］
但許多深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并不以之為然。他們將“腦力”與“體力”嚴重對立起來，在他們看來只有“體力”勞動才是真正的勞動。部分更為激進的批評者甚至不僅把知識分子從“勞工”的范疇中剔除出去，而且把知識、知識者知識的獲取，均視為人間罪惡的淵藪。在這濃重的頗具民粹意味的“勞工神圣”的時代氛圍中，不少知識分子開始對自己擁有知識的合法性質疑，知識分子的原罪意識由此發端。浸潤在“尊勞主義”風尚中的文學界，迅速地對這一思潮做出回應。在1920年前后，一些知識分子寫作了大量謳歌勞工的作品，但凡敘事中出現知識者與勞工同時在場的文本，基本可提煉出一個敘述模式，即通過某個具體事件展示勞工階級的種種美德，作為示范而對麻木的知識分子形成感召。這與“五四”時期勞工文學中另一常見的敘述模式，即描述勞工的悲慘遭際意在喚起他們覺醒的作品，形成了一組微妙的反諷。“五四”啟蒙指向的兩個向度:對知識者自身的拯救與喚醒麻木的大眾，在這一反諷的張力中形成了一種回環往復的奇景。知識者要負責勞工大眾的覺醒，而覺醒的勞工要負責知識者靈魂的救贖。如果說“‘五四’人生派鄉土敘事中小說家們主要站在思想啟蒙的立場上理性審視鄉土農村，所取的視角是俯視的話，”那么，勞工敘事的字里行間則充滿了對底層人民的仰視和崇敬。魯迅于1919年12月1日發表在北京《晨報•周年紀念增刊》的《一件小事》，可以作為這個時代知識分子對時風體認的一個象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真切地表達了那一代知識分子在勞工大眾面前普遍具有的原罪感。在這一時期，通過文學書寫和政治辯論對知識分子大加撻伐，具有濃烈反智傾向的著名人物是瞿秋白。在瞿秋白心目中，知識階級與統治者不過是一體的兩個名稱而已。
他在政論小說《中國知識階級的家庭》中質問，“中國的知識階級是什么?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向來自命為勞心者治人的一班人。”［2］在其看來，知識階級尤其是舊的知識階級成了舊道德舊制度的代名詞，不鏟除之社會就不得進步，所以必須打倒知識階級。“勞工神圣”觀念的傳播一改歷史上對工農階級的輕賤，有力推動了革命思想在人民群眾中的傳播，促進了革命的進程，但其“重勞輕智”的思想傾向直接影響到知識分子在革命進程中的定位。在其介入文學敘事之后，它集中放大了勞工“神性”的一面，而在傳統中作為道統承擔者的知識分子，卻普遍地被賦予軟弱自私的品性。當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原罪”意識被成功地開啟時，新文學反智敘事傳統的邏輯起點也由此奠定了。
二、1928年，成仿吾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了《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在這篇長文中，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術語對“五四”新文化及新文學運動做了評估，在對知識分子于啟蒙運動的業績稍作肯定后即提出了文學知識分子應該前進的“方向”，“我們還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3］而早在兩年之前，郭沫若也曾放言:“文學的這個公名中包含著兩個范疇:一個是革命的文學，一個是反革命的文學。”［4］他們的鼓吹不僅為“革命文學”的語言形式、內容及功能指向做出了規范，不僅強化了文學與政治的聯姻，而且把評判文學、知識分子價值的標準唯一化。而以此為繩墨，大多數文學知識分子及其文學實踐很容易被置于不道德的境地。
當然，成仿吾希冀的“革命文學”在當時并未經文學實踐而實現，倒是“革命+戀愛”的“革命文學”迅速地成為一股時尚左右了當時的文壇。此種范式的“革命文學”承襲的語言模式依舊是五四時期知識階層的流行話語;而其敘寫內容也仍是所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生活及思想。當時及后來的批評家普遍認為，這類小說有違藝術原創精神，不過是一種敘事模式公式化地機械復制而已。而更令職業革命家不滿的是，這種“革命文學”為殘酷的革命現實蒙上了一種羅曼蒂克情調。瞿秋白在20世紀30年代曾著文《革命的羅曼蒂克》從藝術和政治兩個維度對這一風潮進行了清算。他說:“連庸俗的現實主義都沒有做到”，只提供了“最膚淺、最浮面”的描寫。［5］一位研究者這樣表述，“在這種所謂‘小布爾喬亞式’的戀愛糾葛轉向‘普羅列塔利亞式’的英雄壯舉的過程中，缺乏足夠的現實邏輯和心理邏輯的橋梁”。［6］“革命文學”種種不成熟的表現，包括它敘事邏輯上醒目的缺陷，顯然不能草率地歸于革命小說家的幼稚。在歷史的視域內考量，后來的“延安文學”才是真正符合成仿吾標準的“革命文學”。而“延安文學”之所以超越“革命文學”的原因雖然復雜，但其得益于文學知識分子能夠深入體驗真實的“革命環境”的歷史機遇是分不開的。“革命+戀愛”的“革命文學”作為20世紀20年代末社會革命運動的回應，它為處于時代惶惑中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生活在都市的邊緣知識分子設計出的革命之路本是有一定現實依據的。但大多數出身于亭子間的革命文學家明顯缺乏對革命的深度體驗，對革命策略的熟稔。當他們企圖用文學的方式來表述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必然性時就不免力有不逮。而當知識分子與大眾融合的復雜過程(不管是理論預設或是歷史實踐)這一更為重大的現實問題的思考，不能被革命文學家了然于胸時，與之相關的書寫也只能在“革命文學”的文本中暫付闕如，而那種“突變”敘事邏輯作為現實邏輯替補的出現也就成為必然。換言之，革命文學家“圣化”工農大眾，對工農階級的革命能力(理論和實踐)、道德程度拔高，或許是出于民粹至上的信奉，但把這視為他們在無意識的層面，為彌補帶有缺陷的敘事邏輯的努力也未嘗不可。#p#分頁標題#e#
蔣光慈《沖出云圍的月亮》是一典型的“革命+戀愛”的敘事文本。它敘寫了女學生王曼英如何走出大革命失敗后的絕望與迷茫，收獲愛情并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的故事。在這一文本中，蔣光慈對革命大眾(工人階級)的圣化，突出表現在他所賦予大眾的不可思議的道德魔力上。王曼英在上海灘迷亂的經歷成為她投入革命家戀人懷抱巨大的心理障礙，但她于自殺途中望見勞作的工人卻突然天啟式地醒悟而成為一個革命者。更令人詫異的是，五四知識精英們傾盡全力而尚未能打倒的舊道德，在此卻被先前的啟蒙對象輕而易舉地獲得成功。當王曼英輕松地講述她在上海刺激墮落的過去時，旁聽的戀人臉上始終掛著微笑，像在聽一個不相干的故事。革命者及工人階級道德的開明程度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丁玲的《韋護》、茅盾的《虹》、華漢的《轉換》、洪靈菲的《轉變》、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等作品，也都把目光投向邊緣知識分子，“選擇革命才不至于成為時代的落伍者”成為這類文本宣講的最為重要的主題。知識分子多元的社會角色在此化約為“革命者”與“反革命”身份的二選一，除此之外別無它途。
三、1925－1927年大革命失敗造就的恐怖，在農村和城市的雙重空間內，沉重打擊了“五四”時代把“科學”、“教育”、“實業”等當作救國手段的知識分子們的熱望，這無疑增強了知識分子和革命道路的有機聯系。然而，到民間去、工廠去，絕非意指知識分子與大眾混居同一空間即可。當革命圣地延安提供了真正能使知識分子融入革命大眾的機遇時，知識分子和革命大眾文化上的沖突開始激化而凸現。“走向工農大眾后怎樣呢?”既往的“革命文學”敘事往往到此戛然而止，然而“延安文學”的革命敘事將不得不對此作出回應。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實際上的革命領導者，作為二者之間的仲裁者，表明的態度傾向早已十分鮮明:知識分子必須主動消除?格，與人民大眾親密無間地打成一片。“他()發現，中國農民身上蘊藏著巨大的革命力量，這股力量能夠橫掃在它之前的一切障礙，包括那些不愿或不能與農民群眾打成一片的革命知識分子”。［7］自此，“知識分子的改造”開始作為橫跨四十載的時代主題正式出現在文學書寫之中。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從文學為誰服務、寫作立場談起，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全方位的規訓。在講話中，進一步強化了革命政治意識形態把知識分子定性為小資產階級的論證。這一身份歸屬顯然使知識分子在以革命權利為中心形成的差序格局中居于邊緣，從而奠定了知識分子改造的邏輯起點。在其表述過程中，知識分子在道德人格上的滯后性;在革命事業責任承擔上的搖擺性、不堅定性的論斷也被反復敘說而合法化。質言之，“五四”一代激進的知識分子們所闡釋的原罪內容在此得到了極大的擴充。而在這一系列論斷中的潛臺詞中，革命領袖顯然把自身排除在知識分子所屬之外。阿爾文?古爾德納在對新階級與革命之關系述評時指出，知識分子必須通過“先鋒黨”的組織作中介才可能獲得群眾基礎，而這一策略通常會使領導者有意掩飾自己的身份以靠攏要發動的群眾，“他們在革命中的地位便經常被隱藏、掩飾、忽視、否認，甚至歪曲掉……”［8］延安革命知識分子為強化其政治與文化上的雙重領導權而實施的策略，可視為上述論識的一個腳注。
卞之琳1943年寫就的小說《海與泡沫:一個象征》，大概是文學史上最早書寫紅色政權下的知識分子假以體力勞動———“開荒”，改造自我的篇章。敘述者借梅綸年的視角表達了知識分子對開荒意義的認同，在關系到人的生存最為直接的物質層面，體力勞動的價值遠超腦力勞動的價值，因而他得出一個在今日看來令人震驚的論斷:至文無文。丁玲的《在醫院中》則代表了1940年代之后更為流行的另一種表述知識分子改造命題的寫作范式。與《海與泡沫》獨語式的反省不同，這類文本承續的依舊是“五四”以來那種二元對立的模式，更多地聚焦于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之間的矛盾上，再而引入后者對前者的思想改造。這類故事的結局不消說，通常是以知識分子對農民習慣的屈從而告終。需要補充的是，反智思潮在1930年代之后不僅在左翼文學中日益凸顯，而且在自由主義作家的筆下也常有流露。京派重鎮沈從文的許多小說及文藝批評作品也對“知識”及“知識者”有所質疑。在其筆下所創造的“都市”和“鄉土”兩個系列的作品中，始終呈現出緊張的二元對立關系。在沈從文對現代文明的反思中，都市之所以不夠“清潔”，與“知識”和其承載者“知識者”有著莫大的關系。
四、如果說五四新文學的變化首先表現在現代知識分子的出場，那么，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文學書寫的首要變化則為知識者從小說題材中的“總退卻”。建國初期，解放戰爭題材與革命英雄傳奇迅速大行其道成為文學主流，而知識分子題材作品量則急劇萎縮，漸漸成為文學中的“稀缺品”。這樣，當1958年楊沫的長篇《青春之歌》和1959年歐陽山的長篇《三家巷》出現時，在當時的文學場域內就顯得格外令人矚目。然而，這兩個文本的出現又并非逆時風之作，它們雖以敘寫知識分子為本事，但并不違背“講話”精神，敘事主題并未脫離“知識分子改造”這一命題。兩個文本的反智傾向除了滲透在固有的敘述模式之外(以通過貶抑知識分子的過程凸顯革命大眾的革命品質———正義、勇敢、堅貞、誠實、直率)，與此時期盛行的革命英雄傳奇一樣，這兩個文本的書寫也處處顯露出階級身份對人物形象塑造決定論的痕跡。質言之，這種革命血統論于知識分子敘事中的彰顯，進一步強化了“知識即罪惡”的原罪說?？疾臁肚啻褐琛窛u次出現的林的三個引路者的身份設計是意味深長的。余永澤:大地主士紳家庭;盧嘉川:河北樂亭縣一個鄉村小學教員的兒子;江華(李孟瑜):工人階級出身。
我們看到，三個引路人在文本出場的先后順序和其政治血統的變化有著其內在邏輯上的統一性，在革命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劃分的身份等級上呈現出階梯型的上升位移，革命血統越來越純正。并且，在楊沫筆下，他們的相貌也與其出身密切相關:地主階級出身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余永澤黝黑消瘦、小眼睛是個“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革命者盧嘉川單外表就已深深打動了林道靜，“工人階級出身的革命者江華(李孟瑜)則是“一個高高的、身軀魁偉、面色黛黑的青年”。文本中敘述人津津樂道描述給讀者三個知識分子截然不同的形象，由面目平庸到姿容秀美再到剛毅雄偉，其中暗含的“級差”指定了最后出現的江華(李孟瑜)才能完美的代表黨的形象。在革命血統的純正度上，江華超越了盧嘉川。《三家巷》顯然也延續了階級血統決定革命走向的寫作范式。陳家、何家、周家盡管分別屬于買辦資產階級階級、官僚地主階級、工人階級，但三個大家庭中的年輕一代及其姻親好友們受“五四”的感召，均與革命發生了聯系。然而，在后來反革命的恐怖氤氳中，這些出身于不同階級的青年迅速地回歸各自陣營:陳文雄出賣革命升遷為銀行經理、何守仁取得教育局科長之位、張子豪則手染鮮血得以晉升，可以說，來自于剝削階級的子弟全部背叛了革命大業。而不改其志繼續革命事業的只剩下工人階級出身的周氏兄弟及表兄弟。這種絕對的階級出身決定革命者真偽的論斷顯然有違歷史的真實，漠視了生活及人性的復雜程度。而文學研究史上對革命者周炳的身份定位也頗為吊詭。自1960年代以來，關于《三家巷》周炳這個人物的文學討論中，無論從正或負面立論，幾乎眾口一詞將其歸入到“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陣營之中。周炳本出身于“鐵匠世家”，稟賦“根正苗紅”，然而，他時斷時續的游學，在今日常識看來非常牽強的“知識分子”身份卻給他帶來了“大麻煩”。盡管歐陽山在文本中多次巧妙地暗示漂亮的周炳如何的“厭學”，但這還是給其革命血統中注入了雜質而消解了純正性。周氏二兄弟與其兄周鐵不同，沾上知識，也就隸屬于不同的階級了。#p#分頁標題#e#
盡管社會政治思潮上的“血統論”，在1966年初期的紅衛兵運動中，才成為一股強勁的潮流橫掃社會，但我們在《青春之歌》、《三家巷》以及一些新英雄傳奇等文本中，已經可以嗅到階級斗爭理論發展到極致后誤入歧途的訊息。知識分子的“知識”在階級斗爭泛化的時代，早已不是“五四”先賢的啟蒙利器。從“五四”時期被部分激進的知識分子反求諸己發現其“原罪性”，到革命時代成為被改造者落后于大眾的標識，再到繼續革命時代想改造而不得的罪惡血統，知識分子及知識的“原罪”內容不斷地被擴充。最終，在風雨迭起的文化革命運動中，有關知識分子的書寫及知識分子的書寫都失去了合法性。
